湖南教育近代化進程中的女學實踐

[摘要]朱劍凡“毀家興學”為近代教育史上罕見之舉，不僅使女學在湖南生根發芽并茁壯成長，且使新式教育類型更完整、更多樣，將其置于湖南乃至中國教育近代化的整體脈絡中，解讀朱劍凡創辦女學的外在原因與內在動力，能凸顯女學實踐的社會意義及學術價值，進而加深與拓展區域教育近代化研究。

[關鍵詞]毀家興學；教育近代化；女學實踐

[中圖分類號]G40－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1763(2010)05－0037－05

教育近代化，既是一種具有客觀必然性的自在的歷史運動，也是一種明顯地體現了社會主體主觀能動性的自為的歷史運動。然而，“如將中國這樣一個地廣人眾的大國的近代化進行整體考察，的確很難看出其巨大變化，但如果分解為不同區域和不同層面審視，則變化還是相當可觀的?！币籽灾?，只有通過一個個富有代表性的區域式研究，才能更為準確地把握教育近代化演進的軌跡及特征。伍春輝對湖南教育近代化的研究是對過往研究的突破。但也留下了遺憾：一是極具特色的女學實踐僅被蜻蜓點水式一筆帶過，二是對于教育家個體在辦學實踐中演出的一幕幕聲情并茂的活劇缺乏微觀考察與深層反思。勞倫斯·斯通的洞見或能彌補上述缺憾，他指出：“如果以探照燈的方式來詳盡地記載一個單獨事件，而此事件若能被小心地安置在其整體脈絡中，并仔細地分析其文化意義的話，可以很有效地幫助我們了解整個社會體系以及一套價值系統?！辫b于此，筆者聚焦朱劍凡“毀家興學”之舉，將其置于湖南乃至中國教育近代化的整體脈絡中，解讀其背后的多重動因，以凸顯女學實踐的社會意義及學術價值。

一、朱劍凡之“毀家興學”與周南草創史

(一)朱劍凡之“毀家興學”

清廷為形勢所迫，于20世紀初實行預備立憲，文化教育體制有了些許松動，但由于封建傳統過于深厚，當西方女權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女學禁令猶如一把大鎖，強行隔斷了閨門與外界的溝通。僥幸的是，清廷沒有明文禁止開設家塾，為女學實踐留下罅隙。1905年5月，朱劍凡在長沙泰安里開辦女學堂，為避朝廷之忌，取名周氏家塾(下文簡稱周南)，“是時，湖南全省未有女學，又值前清慈禧太后嚴禁女學之時?！靹Ψ惨愿锩衽c譚延閩、黃克強諸先生等酌定，開辦師范，附以小學，以應社會師資之需?！?/p>

其時，私立學堂被排除在政府補貼之外，但朱不畏艱辛，不遺余力。開辦伊始即捐出私家花園中的部分地產做校舍。后來，隨著學校聲名遠播，湖北、江蘇、浙江等省女生慕名前來求學，經費成為燃眉之急，而朱家經濟大權為母親姚氏把持，為家業計，她拒絕過多投入，朱只好四處借款，整日憂心忡忡。據朱伯深回憶：“我在孩提時代，曾多次親見父親跪在姚氏祖母膝前撒嬌、啼哭，乞求給錢支付家塾經費?！币κ蠟閮鹤拥膱讨c誠心打動，拿出了不少經費，但仍滿足不了學校發展的需要。就在最困難之際，妻子魏湘若毅然將價值千金的陪嫁盡數獻出，使周南渡過難關。姚氏去世后，朱掌握家中財權，開始大興土木。1908年將440方丈的蛻園全部捐出，作為永久性校址，另將鄉下田產賣出購地皮擴建校舍、添置桌椅、教學儀器和體育設施等。1912年7月，再將花園南部地基、房屋、捐契一并捐給學校。據不完全統計，朱氏夫婦捐出的家產價值達11.17萬兩銀元。

朱氏夫婦“毀家興學”之舉，不僅在三湘傳為美談，在近代教育史上也極為罕見。對此，黃厘叔在題為《紀念朱劍凡》的校歌中予以禮贊：“紀念朱先生之公心，紀念朱先生之精神。清后禁女學，諭旨何森嚴，非有朱先生，安能有周南。毅然創辦，不畏艱辛，獨立支持，二十余年，自捐田莊租，千石有零，自捐房與地，十萬余金。如此公心，湖南有幾人?如此精神，湖南有幾人?人心未死，安能忘先生，女權益張，安能忘先生?”無怪乎徐特立感慨道：“他在滿清時代，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叛變了清朝皇宮的家庭。拒絕了國民黨的官爵，拋棄了公子哥兒的地位，毀家興學，創辦私立周南女校，是一個很有志氣的人?！睆埼ㄒ辉谥焓戏驄D的墓志銘中寫道：“樹植女校，肇公之業；擁護革命，競公之勤；全公業者，有夫人之懿德；成公志者，已期望于嗣哲。物化歇噓，魂縈新國，公之精神其不滅?！?/p>

(二)辦學宗旨及校訓

創辦初始，周南組成由譚祖安任董事長，朱劍凡、胡元倓、周震鱗、黃興、徐特立等11人任董事的校董會，“朱先生與黃克強、譚延閩、胡子靖諸公商討，認定革命以啟迪民智為前提，以解放女禁為先導”，即以“啟迪民智，解放婦女”為辦學宗旨。簡短的八個字將近代中國的兩大主題囊括其中，盡管在辦學實踐中二者難免發生抵牾，但由于周南管理者的堅守與協調，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與《奏定女學堂章程》中秉持的“啟發知識、保存禮教兩不相妨”宗旨相比，大異其趣。

為貫徹辦學宗旨，1906年由徐特立作詞、黃厘叔譜曲共同創作校歌，歌詞寫道：“地處長沙，山環水重深深鎖。女校修復，應推先進周南我。毀家興學，蒙難開基，創出文明母。到如今，三湘七澤有蜚聲，郁郁、欣欣、芬芬、馥馥如花朵。同學們：靜心學業，靜心學業。發放我歷史之光榮，效忠祖國，效忠祖國，永獲光榮果?！毙８枰允闱槭焦P觸再現了在風氣閉塞的長沙城創辦女學之艱辛，通過推崇朱氏夫婦“毀家興學”之舉，號召學子靜心學業，報效祖國，其思想內涵已超越當時的賢妻良母主義，使“興女學”上升到民族國家的高度。

校訓是辦學宗旨的具體落實。周南校訓為自治心(節制整潔)、公共心(博愛仁恕)、進取心(勤勉耐勞)，簡稱“三心”?！白灾涡摹敝B成是教育的著力點。朱認為“吾國貧弱，懶惰倚賴，是其大因。女子尤多驕惰不事事，本校力矯其弊，凡生徒力所能辦者，均極端倡導之”，積極支持學生成立自治會。周南自治會不僅是長沙私立學校中創辦最早的社團之一，且成績斐然。針對女生愛打扮的特點，學校專制定“服飾條例”，對衣服、襪、鞋、髻、雜件予以詳細規定，旨在使學生養成崇尚節儉的習慣，成為“社會模范”。誠然，“服飾條例”會或多或少地束縛學生個性發展，但在當時將“女德”置于女學之首的社會氛圍下，實系不得已而為之?！叭摹迸囵B模式不僅使師生共同營造出“敬情將事，有嚴肅風，無浮囂氣，寓活潑于秩序之中”的校園氛圍，也使周南向社會輸送的人才廣受歡迎，“本校畢業生，薰染于誠樸之校風，出而任事，類皆明達勒退，受社會之歡迎”。

(三)周南草創史：四更校名

周南初創時，風氣閉塞，入學者寥寥，朱走街串巷，奔走勸學，才求來十多個本族女孩。一些守舊士紳和市井淺薄之徒看不慣女孩上學，視“男女混雜”為大逆不道，說“男教員和女學生同坐一室面對面上課，是男女授受不‘清’哪!”為堵住口風，學校被迫實行“垂簾授課”：每個教室掛上簾子，男教員在簾內講課，女生端坐簾外聽課，學生只聞其聲，不見其師。

誠如李士元所言：“本校呱呱墮地開始授課時，仿古法學生隔帷聽課之設置，其鄭重如此者，避社會阻力也?！蓖ㄟ^師生積極配合，這一應對策略既堵住了守舊勢力的口風，也為女生贏得較為自由的學習空間。據《東方雜志》報道：“湖南寧鄉周君劍候(劍凡)前就省中私宅創辦女塾一所。原設師范、小學兩班，近因來學日眾，增設師范預科一班，小學分初等、高等兩級，新舊合三百人……其規模宏大、規矩嚴肅、學科完備，可為湘省女學之冠”。

清廷學部于1907年公布《女學堂章程》，承認女學的合法地位。藉此良機，朱將“周氏女塾”易名“周南女學堂”，由私塾上升為學堂。據1909年省府補助的新式私立學校名錄顯示，上軌道的私立學堂有16所，女校僅周南1所，得政府補助1200兩0。1910年7月，朱抓住女校師資緊缺之機，呈請清廷將學校更名為“周南女子師范學堂”，師范專修科改辦4年制本科，附設小學、幼稚園為試驗點，此為湖南女子師范之始。兩年后，再次更名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師范學?！?。省府每年補助4800銀元，“學生云集，由百余人增至四百余人”。1915年5月“省府以本校對于革命教育有功，除優予津貼外，獎給教育先河匾額”。1916年，朱以“省立女學師資培養，已有?？?，唯女子人材教育，尚付缺如”為由，呈請改辦中學，“政府將師范改為中學，是為湖南女子中學之嚆矢，而小學亦仍照辦”。1917年12月，教育部根據部派督學考核結果，以周南“宗旨純正、成績斐然”授予“教明四行”匾額，至此，周南成為全國女子中學之翹楚。

周南之草創史如《湖南教育志》所評析的，“(周南)創始于民國紀元前七年，時湖南全省未有女學。本校創辦人朱劍凡……湖南之有好師范教育自此始，越二年始呈準湘省政府，正名為周南女子學堂……風氣由是漸開，湘省各縣以及桂鄂皖贛江浙等省女子，皆負笈來學，其學額由三十九名推廣至三百八十人。亦即是說，經過十二年的跨越式發展，周南已由半遮半掩的女子私塾一躍成為湘省唯一私立女子中學，學生人數由最初的39名上升到數百人，在省內及周邊省份享有盛譽，成為莘莘學子向往之所。時人稱“周南者女子教育之權興也，女子教育之濫觴也”，“與明德同為革命策源地”，名不虛傳!

周南的跨越式發展，固然離不開朱的審時度勢、勇于開拓等優良品質，也與周南校董會的辦學宗旨分不開，尤為重要的是周南恰逢湖南教育近代化開啟之時。后者為周南發展提供了肥沃的社會土壤，故而，對朱劍凡“毀家興學”背后的動因予以“深描”應為題中之義。

二、朱劍凡“毀家興學”之外在動因

以京師同文館設立為起點，中國教育近代化正式拉開序幕。然而，“湖南的情形極為特殊。該省的改變雖然晚于他省二十余年，其蛻變卻極為突出，且教育為諸種蛻變之首?！币嗉词钦f，湖南近代化轉型比其他省份晚，但以“蛻變”形式呈現，教育則為“蛻變之首”。顯然，“蛻變”中的湖南成為朱“毀家興學”的社會文化語境。

(一)“毀家興學”之土壤：新式教育的勃興

眾所周知，湖南維新運動在保守派的阻撓下失敗了，但這股澎湃的新潮開啟了邁向教育近代化的閘門，“變法失敗，新政雖告消滅，惟西式教育得以繼續”，其中，新式教育行政機構充當了興學熱潮的引擎器。1902年6月。巡撫俞廉三設立學務處，湖南各級各類學校紛紛開辦。據統計，1907年湖南各類新學校700多所，其中普通中學堂39所，學生數萬人；1908年有中小學堂、實業學堂、師范學堂、高等學堂1200多所，學生5萬余人；到1909年，普通中學47所，居全國第二。

但隨之而來的是師資緊缺問題凸顯，培養方式被迫走上多元化道路。一方面，巡撫以合法身份采取開辦師范館、分路辦學或設立教育機構等方式。1903年俞廉三在長沙黃泥街開辦師范館，招收學員140人。翌年，趙爾巽撫湘，指令地方自設師范傳習。另一方面，政府當局分批向日本派遣留學生。1902年派出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包括胡元倓、陳潤霖、朱劍凡等12人，人日本弘文文學院速成師范班學習，“考求教育方法，以備教員之用”。1903年，選送第二批留日生24名，學習師范或理、法、工科。兩批官費留學生大大提升了湖南的師資水平，尤其是首批留日生日后對教育近代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胡元恢、陳潤霖、朱劍凡等不僅成為著名的教育家，且匯聚成名震一時的教育家群體。

(二)“毀家興學”之助力：教育救國思潮的流布

湖南作為變法改良的政治試驗點，在戊戌前集結了一批有為之士，他們同聲相應，激蕩風云，宣說平等為著意之事，在晚清新思潮流衍中扮演著弄潮兒角色。譚嗣同、唐才常發起“女子不纏足會”，皮錫瑞、皮嘉祜父子在南學會倡導平等說。甲午戰敗使湘籍留日學生深刻地認識到中西文明之間的巨大落差才是民族危機的真正根源，加之目睹近鄰日本教育興國的鮮活事實，使他們體認到彌補落差的最好方式莫過于教育。于是，教育救國思潮廣為流布，風行湖南及周邊省份。

在教育救國思潮激蕩下，留日學生毅然以獻身教育的方式，貢獻其愛國熱忱。胡元倓留日歸來后，提出“不做官，不入黨派，不怕困難”三不原則，以“磨學育人”為職志。陳潤霖留日歸來，“不愿為官，愿以興辦教育為己任”，多次謝絕譚延凱、魯滌平等人邀其出任湖南、江蘇、浙江教育廳廳長之請。朱劍凡留日時，曾參加留日學生組成的拒俄義勇軍，失敗后認同“富國強兵，教育生聚”思想，立志獻身教育事業。誠如女兒朱仲芷回憶的：“他一心想的是如何挽救國家，振興中華。封建社會的榮華富貴和窮奢極侈的生活，對他來說不但毫無吸引力，反而促使他毅然背叛封建地主階級，堅決走教育救國的道路”。若果將近代湖南教育比作一艘擱淺的船，那么，教育救國的理想就是推動這艘船艱難行進的風帆。

(三)“毀家興學”之依托：湖南教育家群體相幫互帶

有研究者指出，近代湖南人才以群體現象出現，一個重要原因是相互間的幫帶、扶持、扶植及舉薦，以致形成人才鏈。咸豐年間出現的“中興將相，十九湖湘”盛況，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曾國藩的提拔舉薦。湘軍如此，以胡元倓、陳潤麟、朱劍凡為核心的民國教育家群體亦不例外。只不過在認同教育救國理想的前提下，他們在辦學形式方面各有側重。如胡元倓創辦明德普通中學，陳潤麟創辦楚怡工業學校，周震麟、楊昌濟志在個人卓越的教學實績，而朱劍凡走的是一條驚世駭俗、被時人視為畏途的興辦女學之路。令人稱奇的是，在各自創辦學堂之初，他們就以幫帶形式互相兼任教職、校董，利用各自在政界或學界的資源，為兄弟學校的發展群策群力。

周南初創，師資緊缺，周震麟自愿教授地理，黃興任教博物學，陳潤霖執教教育學，周以栗執教國文課，徐特立任教國文、數學等課程。最典型的代表當屬徐特立。徐1906年受聘于周南時，多數人因“人言物議”，不敢前來任教，唯他力排眾議，成為朱的得

力助手。辦學初，授課酬金發不出，只能勉強供應教師一日三餐，徐讓妻子留在鄉村養豬種菜，自食其力，自己不領薪金，獨自住校。徐先后擔任師范部教導主任、小學部主事等職，兼授國文、數學、地理、歷史等課程。除授課外，陳潤霖連續擔任4屆校董，直至逝世。胡元倓與朱為莫逆之交，互為校董，在學校大政方針、基礎建設、師資等方面，互通有無，相互援助。民國初年，周南校舍緊張。急需擴建，胡元倓主動將原租用的房屋退還周南；后來受馬日事變牽連，被迫逃亡，周南面臨被封之危局，胡挺身而出，出任董事長，力挽狂瀾，使周南弦歌再續。

三

朱劍凡“毀家興學”之內在動力

(一)銳意進取人生觀的支撐

如果說近代社會變遷為人才成長提供了客觀條件和活動舞臺，那么，湖湘文化重教興學的民風傳統，孕育了投身教育、矢志辦學的近代教育家群體，使他們既能對傳統教育予以批判與反思，又習得銳意進取的人生觀。朱劍凡自小嗜書史，對王夫之、魏源、譚嗣同等前輩名賢的著作精心研讀。先輩憂國憂民、勵志興革的精神在他心靈深處烙下深刻印記，使他對社會的腐敗、政治的黑暗有較強的批判能力。父親去世后，周家子弟縱情聲色，揮霍無度，唯獨朱迥異其趣，一心向學，以圖報國之志。1900年與魏湘若成婚不久，便與舊官宦家庭決裂，另開門戶，和母親、妻兒組成新的家庭，爾后東渡日本。

朱的人生觀從1919年6月在健學會成立大會上發表的首場演講中可窺一斑。他開首提出：“生死觀就是人生的根本覺悟何?這根本覺悟是人生自身的問題?！苯又?，將國人的人生觀歸納為“認人生極低”，“認人生無意志”，“無樂生的觀念”，“不知個人是死生有滅，社會是永遠不朽”四種，并稱之為“變態的人生觀”。他還指出，“無樂生的觀念”將衍生四類人，女子是其中的第四類，提請時人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忍受毫無意義的苦痛”的女子生活，“便知道我國女子還未曾列入人的階級”。至于產生“變態的人生觀”的原因，朱歸之于莊孔的思想：“莊子是明知其為火坑想要跳出卻是無從跳出，只好用冷水來涼涼自己的身體。實在燒起了也只好閉著眼睛付之自然?？鬃用髦錇榇罂?，不想跳出只想在火坑里就地打滾，不想自己本著滅火的能力結果把自己都弄取了燒坯?！庇芍煅葜v不難解讀出，他是借批判孔莊的生死觀，警醒人們從“變態的人生觀”中走出，代之以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二)日本留學的催化

19世紀晚期，受甲午戰敗刺激，湖南知識分子紛紛投身留日洪流。朱于1902年拋妻別子，浮槎東渡。留日期間，朱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初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加之與黃興、陳天華等志士交游，民主革命意識日趨明確。日俄戰爭爆發，朱毅然加入義勇軍，果斷地聯絡在日本留學的三舅魏肇文火速回國，試圖策動時任兩江總督的岳父魏光燾起兵反清，魏聽后異常震驚，勒令二人即日重返日本，不再參與革命活動。朱對當權人物的幻想從此破滅，仍返日修完所有課程。

在弘文師范學校，朱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湖南留學生，如周震麟、楊昌濟、胡元倓、陳潤霖、李士元等，這些師友不僅使朱的思想、性格日趨成熟，且日后成為互相幫帶的精誠合作者。周震麟對其影響最大，他不斷鼓勵朱從事教育，啟迪民智，積蓄力量，支持革命。朱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人生的意義，我這才逐漸洞見”，“思想自由，我這才享受其樂”，“我對孫中山、黃興的政治主張很感興趣，我覺得他們的眼光更遠大，更現實”。1904年學成歸來，朱旋即被先行回國的周震麟聘請到創辦不久的寧鄉速成師范任教，擔任生理、心理、教育、公民等課程教學，深受學生喜愛與尊敬。幾個月的教學實踐，使朱體會到教書育人的樂趣與價值，萌生了興學辦校的念頭。

(三)母親人生遭際的刺激

朱劍凡生母姚氏是周達武率湘軍入川時在忠縣掠得的農家貧女，后納為伺妾。姚氏勤勞善良，通情達理，深得丈夫寵愛，但因身份卑微，為嫡氏所妒。周死后，姚氏常受到嫡氏的鞭撻和虐待，長期生活在屈辱與壓抑中。朱雖身為豪門公子，但母親忍辱負重、以淚洗面的生活，使他從錦衣玉食的表面透視出現實生活的悲涼本質，他從母親身上看到封建等級制度下婦女的悲慘命運?？梢哉f，母親的人生遭際在朱兒時的心靈里留下了深深的傷痕，為創辦女學埋下種子。朱在日記中寫道：“劍凡由日本返國，念女子沉淪黑暗，非教育無以拔高明，遂辟舍之西隅，設學塾日周氏家塾?！遍L子朱伯深在回憶錄中亦寫道：“先父痛心自己母親姚氏的遭遇，這是他辦女子學校動機之一?！?/p>

四

結　語

在晚清湖南新舊沖突異常激烈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開辦女學既能開風氣之先，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但朱以非凡氣魄，沖破重重阻力，迎難而上，將湖南女學延續發展，推至極致，成為湖南新式教育群落中的佼佼者，朱本人也因首創之功作為近代女子教育之先驅載人史冊。其社會意義無疑是非同尋常的。

其一，朱以“毀家興學”之舉，不僅豐富了湖南教育近代化的內涵，也使教育類型多樣化。朱之所以創辦女校而不是男校，是因為他發現新式教育的性別格局極不平衡，當時長沙城內有高等學堂16所，中等學堂7所，武備學堂2所，半日學堂24處，唯獨女子學堂為零，因而另辟蹊徑。此舉不僅使周南在湖南私立中等教育中鶴立雞群，且在民國為數眾多的女子中學中遙遙領先；不僅為近代女子教育史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對傳統文化所宣揚的“女子無才便是德”教育觀不啻一重擊。

其二，作為官派留日學生之一員，朱初步接觸天賦人權、民主共和等思想，并研習西方先進的教育理論與實踐，但其膽識又遠超于留日同仁。在構建新式教育體系中，唯他獨具慧眼，敢為人先，創辦女校，使女學適時地納入新式教育體系，以實際行動兌現了教育救國的抱負，客觀上撼動了有著數千年根基的社會性別制度，加速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