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適與發展：全球化背景下的回族民間教育

摘要：縱觀中國回族教育，其發展與特定歷史階段的國家政治環境、民族內部的主體性與文化自覺息息相關。相對國家主流教育，回族教育始終屬于少數民族民間教育，具有與生俱來的民族性、宗教性、民間內斂性與調試工具性?；刈褰逃ㄟ^自身與時俱進的調適和發展，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始終起到積極作用。當下云南回族民間教育的調適與發展，表現為不同層次民間教育文化圈的回族文化再生產。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和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力量和國際環境對中國回族教育產生重要影響。為應對全球化背景下的回族教育危機，應加強回族民間社團的組織與機制建設，全面開展回族民間教育體制創新，積極謀求社會化的民族教育渠道和方式。

關鍵詞：全球化背景；回族民間教育；調適；發展

中圖分類號：G7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86（2012）03—0129—07

全球化研究理論（超級全球化論、懷疑論和轉型論）對教育的關照各有不同，形成兩個主要的派別：經濟全球化的支持者追求一種“工具性教育”，認為教育體系的重點是發展年輕人應對并適應經濟全球化要求的能力；而全球化的批判者認為，在文化霸權主義下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的全球化進程，沒有體現自身的教育價值，也沒有關注本地區的真正教育本質。目前主流形式的工具性教育遠離了現代教育的首要目標，體現出狹隘的個人主義。以上兩種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觀都存在相當的局限性，極不利于像中國這樣多民族國家的社會公民教育和國家認同。

中國回族大分散小聚居，圍寺（Masjid）而居的哲瑪提（Jamaat）作為回族社會的基層人群單位，是人們理解回族社會的窗口。作為維持回族邊界的重要文化機制，共同的伊斯蘭教信仰及其民間知識教育傳承網絡，在回族超越以哲瑪提為單位的地方性知識與地理空間的區隔，體現民族性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回族正是通過一個個哲瑪提社群的民間教育與民族文化再生產，不斷進行個人、集體及整個民族的社會化調適與發展的。中國回族民間教育在不同時代受到中國主流社會、伊斯蘭世界乃至非伊斯蘭世界的文化教育思潮的巨大影響，一方面秉承伊斯蘭教教育思想，與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教育具有很多同質性；另一方面，又在謀求發展的不同時代背景下不斷調適和建構，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教育體系?？梢?，回族民間教育具有與生俱來的民族性、宗教性、民間內斂性與調試工具性。這種特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尤為突出。

云南是中國回族人口較為集中的省份。自元代至明代，云南回族文化教育十分發達，成為與陜西、金陵（南京）、山東并駕齊驅的中國伊斯蘭教四大文化教育中心，在中國伊斯蘭文化教育史上起到承前啟后的關鍵作用。近代，云南因成功創辦新式學校，組織中國回族社團，出版中國回族書籍報刊，培育著名學者和阿洪，而在中國回族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云南回族通過積極推進民間教育的創新發展，在促進中國回族社會與國家良性互動、提高中國回族公民素質、傳承民族優秀文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云南調研資料，就全球化背景下回族民間教育的特點及存在問題進行探討。

一、回族教育的歷史變遷

（一）傳統經堂教育：宗教文化傳承

蒙元時期，中亞、西亞的大批穆斯林進入中國。元朝由于回回人政治地位優越，國家設立“回回國子監”教授“亦思替非文”（阿拉伯文與波斯文），其可被視為公辦的伊斯蘭文化教育（側重語言文字）。其中經師和學者多在禮拜寺中任掌教或在穆斯林中從事傳教活動，被稱做“答失蠻”，他們是回族先民早期民間教育的倡導者與傳承者。明中葉之前，中國穆斯林的宗教教育主要依靠家庭的言傳身教。伴隨穆斯林中國本土化進程，多數穆斯林使用漢語言文字，傳統的家庭教育方式無法實施。明中葉以后，中央王朝一度采取海禁政策，國內伊斯蘭教面臨生存危機。在這種形勢下，一批穆斯林有識之士，倡導發展宗教教育，振興伊斯蘭教。明代嘉靖、萬歷年間，陜西胡登洲（1522—1597）所創立的經堂教育，是中國伊斯蘭宗教教育本土化的開端。胡登洲在赴麥加朝覲的回國途中游歷并考察伊斯蘭國家的教育狀況后，深感中國“經文匱乏，學人寥落，既傳譯之不明，復闡揚之無自”，于是“慨然以發揚正道為己任，立志興學”。開始在自己家中設帳免費講學，后轉移到清真寺內。這種伊斯蘭經堂教育（madrasah）和中國私塾教育的初次結合，為中國回族民間教育開辟了道路，并逐漸發展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育制度。之后，山東、江浙、湖廣、云南、廣西等地也興起了較大規模的經堂教育。經堂教育的倡興，是伊斯蘭教教義、經籍學說在中國內地的一次普傳，是中阿文化交流的開始。隨著經堂教育的普及和發展，回族民間教育的初高等教育形式逐步分離，開始向專業化方向發展，逐漸形成大學、中學和小學三種學制。至元十一年（1274年），賽典赤·贍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他在昆明興建了永寧、南城等12座清真寺。當時昆明地區回族穆斯林的伊斯蘭經堂教育，圍繞著這些清真寺已經有所發端，至今云南各地回族民間保存著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古語就是明證。

（二）“以儒詮經”：中國化調適

明末清初，一批穆斯林宗教學者“以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蘭教經籍為藍本，吸取中國宋明理學的思想，運用儒家學說的概念、范疇、語詞與表述方式，著書立說，解釋經籍，宣揚伊斯蘭教教義?！笔贩Q“以儒詮經”。其從明末清初穆斯林學者王岱輿（1584—1670）開始，到清末漢文譯著學者馬聯元（1841—1903），共分為三個階段，前后持續200余年。經堂教育與漢文譯著活動的開展，加速了伊斯蘭文化本土化進程。云南學派作為四大代表學派之一，首倡“中阿并授”，同時吸納南京漢學派倡導將伊斯蘭教著作譯為漢文，學經習儒的思想，開傳統經堂教育向新式經堂教育過渡的先河。據清代趙燦《經學系傳譜》記載，早期陜學經堂教育的一傳、二傳弟子里已有滇籍回族馬壽清（普洱馬）和黃巴巴、蔡巴巴3人，3人伊斯蘭文化造詣精深，在云南伊斯蘭教育史上頗負盛名。明末清初之際，中國回族伊斯蘭經學大師馬注與馬德新兩人成為云南伊斯蘭學派的先驅和奠基者。云南回族穆斯林的經堂教育盛極一時，玉溪大營，河西（今通海）納古，華寧婆兮（今盤溪）等地，成為清代云南伊斯蘭經堂教育和學術研究的文化中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著名阿洪馬復初朝覲回鄉，先后在臨安（今建水）回龍，新興（今玉溪）大營設帳授徒，“四方從學之士，星列云集”。從此兩地成為云南伊斯蘭教經堂教育中心。中國回族民間社會的知識精英表現出經書兩通、伊斯蘭教與儒家文化糅合的特點。

（三）新式教育：現代化轉型

中國回族經堂教育方式借鑒了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清真寺寺院教育的傳統。從課程設置等方面看，經堂教育屬于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當時的大學課程內容，但由于不注重學習漢語及其他文化知識，經堂教育的學生哈里發們普遍理解能力和學習能力低下，而所學阿、波文法僅作為解經工具，亦不能達到現代外語應用水平，甚至造成對所學伊斯蘭教知識一知半解，在一些非原則的問題上分門別派，以致回族教育出現諸多問題。

近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中東各國由于受到西方殖民侵略，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受到重創。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改良主義代表人物——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等人主張伊斯蘭改良，強調改良需從教育人手。他提出改革舊有體制和課程設置，增加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課程，對埃及和伊斯蘭世界的教育有積極影響。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在資產階級民主思潮的影響下，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刈褰浱媒逃母牧?，受到新文化運動和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著名阿洪王浩然赴麥加朝覲，并游歷伊斯蘭列國，考察伊斯蘭教育?；貒蟪珜e辦經學與漢學并舉的新式學校，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內創辦了“回文師范學堂”，增設了除阿拉伯語與伊斯蘭宗教知識外的諸多文化課程，并改革教學方式、更新教材，培養經漢兼通的應用型人才，開創了回族新型民間教育的先河。四大阿洪達浦生、哈德成、王靜齋、馬松亭繼承王浩然阿洪的事業，創辦阿漢并舉、經堂教育與普通教育相結合的新型伊斯蘭學校。從此，新式學校在中國回族聚居區如雨后春筍普遍興起，新式學校的畢業生遍布社會各界，而不僅僅局限在教內。

民國以來，云南一批回族知識分子前往外地及日本學習，大力推進新式文化教育。首創者當推趙鐘奇。1921年，云南回教俱進會主辦振學社高等中阿學校，為此后昆明明德中學、沙甸養正中學、巍山興建中學等著名中阿并授學校的建設打下了基礎。云南近代著名回族學者納忠、馬堅、納訓和著名大阿洪納潤章、馬瑞圖等都是這種回族教育體制下培育出來的杰出人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回族現代教育從無到有，逐漸興起并擴展至全國各地。清真寺作為云南回族哲瑪提的傳統教育機構，回族普遍在清真寺里接受國家統一的國民教育與本民族的經堂教育。這一時期的回族民間教育與國民教育產生體制與內容的關聯甚或交融。

（四）當代民辦教育：民間性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回族民間教育的突出特點有二：一是教育形式上，以宗教教育和民族文化傳承為主要內容的經堂教育，逐漸向民間內斂，與國家教育體系徹底分離，形成與國家教育體系并列的民間教育體系。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體制內的國民教育，對包括回族在內的中國56個民族實施統一的文化知識教育和國民素質教育。這一時期，回族原先的新式中阿學校皆被統一并入國民教育體系。原先的民族宗教教育僅局限于清真寺內，以各種民辦學校為載體。1958—1976年為少數民族教育停滯階段，錯誤的民族宗教政策使民族地區出現了基礎教育、語言教育危機。清真寺的經堂教育和各種宗教活動被嚴格禁止和極大弱化。20世紀70年代后期（1977至今）開始，中央政府鼓勵各地區少數民族發展學習本民族語言，國家開始重視民族教育。許多回族中學得以恢復校名，以彰顯民族教育的歷史傳統和民族特色，但實際上只是承擔了這些回族地區的中小學基礎教育。例如昆明明德中學、巍山興建中學等等。二是教育內容上，中國回族民間教育秉承中阿并授、培養宗教與社會兩用人才的新式教育思路，以宗教信仰實踐、伊斯蘭教歷史文化與阿拉伯語等為教育固定內容；社會文化知識技能和國民素質教育等內容逐漸被廣泛吸納入民間教育體系內。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中阿學校、阿語學校、經學班、經學院、穆斯林文化學校等命名的各種民辦回族學校普遍面向社會，根據國家建設需要培養民族宗教與社會的兩用人才，知識精英教育和社區普及教育并重?？梢?，中國回族教育從早期的經堂教育已發展成為系統化、制度化的民族民間教育。

縱觀回族教育發展史，可以看出：中國回族教育的發展與特定歷史階段的國家政治環境、民族內部的主體性與文化自覺息息相關。自經堂教育發端之際，伊斯蘭文化教育就成為回族教育的核心內容和特色標志?；刈褰逃ㄟ^自身與時俱進的調適和發展，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始終起到積極作用。相對國家的主流教育，中國回族教育始終屬于少數民族民間教育，其具有與生俱來的民族性、宗教性以及民間內斂性與調適工具性。

二、當下回族教育解讀

當下，從教育功能及其社會效應看，回族民間教育的一大突出特點是：其不僅是民族內部保持傳統文化連續性和民族特色的知識鏈條，更是民族對外調試發展與文化建構的重要工具；其不僅是培養民族宗教與社會兩用人才的少數民族特色教育，更是中國回族哲瑪提社區富有民族宗教特色的公民素質教育和社會普及教育；其不僅是具體的傳統文化空間的展演，更是抽象的全球化互聯網絡中民族形象的文化建構。

從教育理念和教育核心內容看，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回族民間教育普遍受當今伊斯蘭世界文化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信仰與道德的教育，重視服務于社會和公眾的教育。伊斯蘭世界普遍反對西方的“功利教育”模式。許多穆斯林教育學者認為，伊斯蘭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建立正信與美德，并成為安拉在大地上的具有勸善戒惡品質的“代治者”。因為先知穆罕默德曾說過：“我的使命是為了完善一切美德”。著名學者謝赫·穆罕默德·古圖卜也指出了伊斯蘭教育首先應該強調人的正信。當代伊斯蘭教育學者普遍認為，伊斯蘭的教育沒有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之分，只有好的教育與壞的教育之分。

回族民間教育正是通過多層次民間教育文化圈進行著文化再生產，使調適與發展成為全球化時代中國回族民間教育的突出表現。對當下中國回族民間教育的探討，筆者將在廣義的民間教育（民族宗教文化知識教育與社會化教育）層面展開。

（一）民間教育與民族文化再生產

文化再生產是一種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并舉的文化重構，是不同民族、不同地方調適自身，與時俱進的重要方式和途徑。文化再生產的途徑、方式主要有民間教育、民族文化資源開發、政治民主生活、現代傳媒與權力再生產等多種，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通常情況，文化再生產通過家庭、社群（社區）、社會進行，與宗教詮釋話語和民間教育密切相關，受主體自身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全球化、現代傳媒、市場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從少數民族主體角度和民間社會微觀情境出發，少數民族文化再生產主要是通過多層次民間教育文化圈的不斷詮釋與創新，最終形成一種地方性知識。民間教育則是中國回族文化再生產最為普遍和重要的形式。中國回族民間教育文化圈由家庭教育文化圈、社區教育文化圈、社會教育文化圈構成有機統一的文化系統。與此相對應，中國回族文化再生產的場域主要是家庭、哲瑪提社區、中國社會與全球化背景下的互聯網世界。

中國回族通過以民間教育文化圈為主要形式的文化詮釋、知識創新與機制運作，實現少數族群與主體民族、宗教界與政府、民間社會與國家政權多方位的社會調適。中國回族民間教育以伊斯蘭宗教教育與中國回族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為主要內容。伊斯蘭文化是中國回族文化的特質和核心內容。穆斯林學者萊麥丹強調，伊斯蘭原則出自《古蘭經》《圣訓》和社會狀態這三個源泉。前兩者作為神圣的宗教典籍，是恒定不變的，而后者作為穆斯林信仰和實踐的具體場域則處于動態演變之中。這就需要穆斯林持有一種文化調適的立場和態度。特別是作為一個非伊斯蘭國家的少數族群和非主流人群的中國回族穆斯林，更應該通過積極的文化調適，來適應主流社會，獲取生長空間?；刈逦幕偕a的實質是對伊斯蘭宗教文化的中國化詮釋與“創制”。這種伊斯蘭文化的自我更新機制是中國伊斯蘭教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和歷史傳統。無論是胡登洲創設經堂教育，劉智、王岱輿、馬注、馬復初等著書立說，還是馬堅等現代學者的譯經著書；無論是明清之際的“以儒詮經”活動，還是20世紀中國穆斯林的新文化運動，及當下新型伊斯蘭文化學校的建立和發展，這些“創制”工作都旨在使伊斯蘭文化適應中國不斷變化的新環境，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革。

（二）回族教育文化圈的文化再生產

1.家庭教育文化圈與社群基礎文化之養成。從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觀點看，家庭其實就是基礎文化養成之地。從伊斯蘭教角度看，先知穆罕默德的“父母送給孩子最好的禮物是教育”“你們愛護自己的孩子并嚴格地教育他們”等訓誡，讓中國回族穆斯林從來都重視對孩子的家庭教育。信仰教育是中國回族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家庭教育的言傳身教和感情交融對個人的影響往往是清真寺的模式教育和社區督導強化機制遠不能及的。特別是那些遠離清真寺坊和中國回族村落的離散家庭，要保持后代的民族信仰和宗教感情，進行傳統文化的延續只能依靠家庭教育。家庭及其延伸擴展的家族教育，對回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具有重要的意義。當前云南回族家庭、家族的教育方式多種多樣，如日常生活中的言傳身教，購買各種伊斯蘭文化書籍傳閱，通過宗教活動聚會交流、誦經講經，等等。尤其在鄉村回族家庭，母親們由于多數居家，擔任家庭第一教育者的責任，對孩子的宗教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貫穿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2.社區教育文化圈與社群文化傳承。在中國回族多層次的民間教育文化圈中，作為次級生活圈的哲瑪提社區，是培育道德和模塑人格的文化空間，是中國回族文化再生產最為重要的層面。宗教儀式活動和社區經堂教育是回族文化再生產的主要方式?；刈遄诮虄x式分通過儀式（指給新生兒取經名、男孩成年做“遜奈”、婚喪等人生重大過渡性儀式）和加強儀式（指履行宗教五功、參與婚喪嫁娶、節日慶典、聽阿洪宣講“臥爾茲”等穆斯林慣常性儀式）兩種。在具體的儀式場景中，阿洪會結合時代要求，引經據典創造性地對穆斯林進行道德教化與社群文化傳承教育。社區經堂教育的普及教育針對哲瑪提所有成員，形式多樣，有每周五聚禮及婚喪活動中的宗教演講、日常性的各類學習班。這些學習班廣泛存在于云南各個清真寺。例如昆明南城、順城等清真寺日常學習班中除了有眾多中老年回族穆斯林參與，越來越多的回族青年和學生也逐漸積極參與。歷史上清真寺經堂教育主要是培養宗教職業者，到現代民族國家，公民與穆斯林的疊合身份認同教育，成為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社區經堂教育特色內容。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伊斯蘭民間學術思想活躍，在傳承發展伊斯蘭教文化核心價值觀的同時，對自身傳統文化的理性認知和自主創新的文化再生產能力亦得到提升。云南各地回族在積極探索國民教育與民族傳統教育相協調方面進行了成功嘗試?；刈褰浱媒逃e極支持國民教育，并通過不收學費，進行職業培訓，開展社會化教育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國民教育的某些不足。例如巍山縣三家村惠光小學、通?？h納家營阿語小學探索出阿語教育與國家義務教育同步發展，具有中國回族特色的教育模式。再如云南希達教育學院等民辦回族學校，為培養學生既具有宗教信仰學識，又能在畢業之后掌握一技之長融入社會，課程設置除了宗教學科以外，近年來逐步增加了社會技能方面的培養，甚至和部分職業中學聯合培養各類應用型人才，這種新型模式在回族民辦教育中正得到逐步推廣。

3.社會教育文化圈與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建構。網絡化再生產是社會教育文化圈的主要特點，其通過專業伊斯蘭文化教育機構、傳媒、社會團體等載體得以實現。這種教育文化圈與家庭、社區的民間教育文化圈不同：其社會影響較大，文化的詮釋與教育超越了單純的民族宗教知識范疇，融民族文化教育與公民道德教育為一體，而且勾連了盡可能廣泛的互動與對話，為回族共同體超越哲瑪提地理空間與教派區隔，進行公共空間建構創造了條件。作為超社區的專業伊斯蘭文化教育機構，學制一般三到五年，開設有語言類、宗教類和文化知識類課程。它與前面提到的社區經堂教育性質不同，更側重全國范圍伊斯蘭文化人才和宗教職業者的培養。云南部分地區的伊斯蘭教協會統一規范了經堂教育課程設置，實行統一考試制度。有部分伊斯蘭文化學校已納入國家職業中專教育體系，如云南大理穆斯林文化?？茖W校、個舊特格瓦阿語職業中學、巍山縣職業高級中學永建鎮小圍埂教學點等等。中國回族傳媒指官方和民間創辦的以中國回族文化為主要內容的網站、網頁與刊物等等。它超越有限地理空間與文化區隔，是現代社會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表達話語、與大傳統溝通，世界范圍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進行文明對話的重要媒介。云南民間傳媒則形式多樣，知名度較高的網站有納家營清真寺、開遠阿專及中穆網云南社區等等；民間刊物有《納家營》《高原》《大理穆?！贰洞罄砘刈逖芯俊返鹊?。中國回族社會團體以各種教育基金會、協會形式開展社會公益事業。例如云南民族文化發展基金會回族捐資助學基金委員會自2006年成立以來，已經通過各種形式捐助了包括回族在內的8個少數民族的1000多名大學生完成學業。近年，在云南回族地方出現了一種社會道德義務教育的新形式，它是中國回族民間教育文化圈進行伊斯蘭文化再生產的新舉措和生動表現。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社區，主動承擔起社區外回民的教育義務，表現出極大的社會責任感。例如沙甸大清真寺從2006年起開辦伊斯蘭美德教育學習班，目前已累計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國回族穆斯林10余萬人。主要學習內容是把伊斯蘭美德與國家精神文明教育相結合，進行穆斯林道德教育。沙甸和納家營兩地聯合舉辦的暑期回族大學生社會實踐和學習活動，不但響應了國家要求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的號召，也在促進社會和諧建設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其道德教育和公益慈善等主題活動在其他眾多回族地區得到響應。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問題及對策思考

（一）回族民間教育存在的問題

在現代民族國家體體制和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力量和國際環境對少數民族的民間教育與文化再生產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國家通過行政組織體系進行社會各項事業的全面規劃指導，使作為弱勢群體的少數民族在國家體制中得到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惠顧與扶持。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調整和各級政府的制度優惠，特別是少數民族參政議政等民主機制的健全，使少數民族權益得到了切實保障，并享受到諸多實惠，少數民族國家觀念、公民意識不斷強化。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隨主體性和人本思想的崛起，世界范圍文化的勾連和沖擊，使少數民族的調適與發展又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任何民族的文化教育要立足于世界，就必須正視全球化的沖擊，以國際視野來審視和發展自身。共同的伊斯蘭教認同和共同的族群集體記憶，使中國回族伊斯蘭教超越地區、教派、空間區隔得以凝聚，凝聚成一種民族精神和民族認同；拘囿于特定地理和文化空間的不同的地方歷史文化傳統，使中國回族以多元的地方性知識而疏離，疏離于中國回族內部的地方文化多元性。加之，回族民間教育普遍是民間自主辦學，社會化程度較低，未納入國家教育體系，難以得到國家切實的扶持，故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哲瑪提存在的狹小地理空間、社區傳統與地方性知識的區隔、宗教人才的局限性，決定了回族教育與文化再生產的局限性?；刈迕耖g教育缺乏統一規范的指導和協調，這非常不利于中國回族整體素質的提升和宗教精英人才的培養。中國回族民間社會團體單一，除各級伊斯蘭教協會之外，社區間公共的社會團體極少，中國回族民間缺乏積極的文化創新活力和有活力的公共空間。

第二，民間教派之爭，直接影響到中國回族教育。教派與伊斯蘭文化教育融合伴生。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赴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留學交流人員增多，國外伊斯蘭文化思潮再次涌向中國，和云南本土的格底目主流教派發生一些摩擦。隨著時間推移和穆斯林對信仰認識的提升，回族內部細枝末節的分歧已在逐漸淡化。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伊斯蘭文化不可避免地與世界伊斯蘭文化接觸，多元文化的碰撞與沖擊，使中國回族社會進入文化自覺與反思的又一重要歷史階段。

第三，當地民族教育內容與結構的缺憾。傳統經堂教育形式上是清真寺阿洪教長設帳招生，有師承傳統；教學內容講究以宗教知識為主，注重阿拉伯語詞語、語法結構等，旨在培養宗教專門人才。但當代民族教育內容上包容和增加了阿拉伯語實際運用和電腦實用技術等，建立了從幼兒園、小學到成人階段，涵蓋社區區域性普及教育與跨社區性的專業（職業）教育的教育體系，上課地點也不局限于清真寺。誠然，當代民族教育是符合時代特點的，但令人遺憾的是傳統經堂教育的某些優勢和長處，如針對培養宗教職業者的宗教專業課程的系統設置、宗教教法典籍的學習等方面，流于泛化甚至缺失?，F代經堂教育培養的阿洪已鮮有系統學習傳統經堂教育“十三本經”的，缺乏大師級宗教學者。此外，許多學校內容設置脫離實際需求，普遍欠缺對學生畢業后社會謀生需求的考慮；缺乏漢語教學和非宗教知識學習，忽視了對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無力開展國際間的交流，難以確立公民教育與宗教教育的雙重認同。

第四，作為當代經堂教育主要載體的各類民辦伊斯蘭文化學校，在教育體制上存在問題。一是生源質量不高。較大比例的學生是因在國民教育體系中考學失敗，無法謀業而被送進伊斯蘭文化學校學習，文化程度普遍較低。絕大多數民辦伊斯蘭文化學校文憑不被國家承認，畢業生難以謀生。二是教育經費不足。多數伊斯蘭文化學校依附于哲瑪提清真寺，沒有穩定的經濟支撐，單純依靠穆斯林的捐助。再加上學生一般都不收取學費，所以辦學經費成為了一大難題。三是管理體制問題。寺校一體，也會出現寺務與教務相混淆的局面，不利于學校的教育和管理。部分熱心教育之士在出資助學背景下干預教育，形成外行管內行，這也成了現今中國回族教育的一大桎梏。四是教師隊伍問題。老師普遍沒有穩定的福利保障，流動性較大。學生通常每屆只有五分之一左右的能堅持到畢業。教師絕大多數是從民辦伊斯蘭文化學校畢業，知識體系單一，專業化程度不高。

（二）對策思考

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強文化機制建設，應對全球化教育危機。

第一，加強中國回族民間社團的組織與機制建設。由伊斯蘭教協會牽頭，加強民間社團與政府部門的溝通聯系，從當前我國民族教育立法及相關教育政策資源中，尋找和開掘回族民間教育發展的制度空間，逐步形成中國回族社會與國家的外部協調機制；加強各地、各教派公共社會團體間的交流聯系，逐步形成中國回族社會內部協作機制。這是中國回族文化教育爭取國家政策支持，革新民族教育，匯聚師資力量，提高教育質量，優化教育資源，化解教派爭端的制度保障。

第二，全面開展中國回族民間教育體制創新。這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加強民間教育從業者再教育機制建設。中國回族教育工作者是中國回族文化傳承人，是社區文化自覺的先行者，是伊斯蘭文化再生產的中堅力量，要對他們進行政治、宗教、文化各方面素質的培訓，讓他們具備應對全球化危機必要的與時俱進的宗教詮釋和知識創新綜合能力，發揮確保民族宗教與社會和諧發展的關鍵作用。這需要國家政府部門和民間社團精誠合作，建構培訓機構，實施職業精英培訓。二是辦學理念與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積極探索中國回族民辦學校與國家教育體制內的中國回族學校及其他各類民辦學校之間的聯合辦學模式，辦學渠道多樣化。把中國回族民間教育辦成集小學、中學、成人教育、民族職業教育一體化的教育模式，開設阿語、商貿、清真餐飲等職業技術專業，培養多層次多方位人才。在中國一中東國家貿易往來的進程中，將需要大量的阿語人才，這既是對傳統經堂教育歷史傳統的繼承，又是時代與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

第三，積極謀求社會化的民族教育渠道和方式。這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利用國家文化遺產保護機制，結合中國回族地方文化資源優勢，積極申報文物保護單位、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鎮）等等；籌措建立中國回族博物館、回族展覽館、回族傳統文化保護教育基地等社會實體；充分利用現代化手段，以現代多媒體技術保存宣傳中國回族傳統文化，開展社會化教育。二是在中國回族聚居社區的中小學，增加和推廣使用介紹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鄉土教材，開設中國回族歷史文化校本課程和中國回族文化專題講座，傳承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三是在民族文化資源豐富的地區，積極發掘開展中國回族文化旅游，使中國回族文化傳承保護、社會化教育與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有效結合，培養民族文化自覺意識和文化自信心。四是加強中國回族民間傳媒教育網絡建設。全球化時代，以互聯網為主的現代傳媒為不同民族提供了在世界范圍開展文明對話、凝聚民族精神，傳承民族文化的平臺。中國回族現代教育應充分利用和發揮這一功能。五是充分利用世界伊斯蘭宗教認同，在發展回族民間教育中積極借鑒和引進國際優秀教育思想及資源，并將其與本土教育的原創性資源進行有機結合，謀求全球化背景下的回族民間教育本土發展路徑。例如以云南政府橋頭堡戰略思想為指導，面向東南亞伊斯蘭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進行民間教育交流與合作。

責任編輯：穆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