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評《中國學術思想編年》的特點與價值

張豈之教授主編，劉學智教授副主編，由十位在中國思想史、哲學史、古籍文獻等領域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分撰的《中國學術思想編年》，歷經八年，于2006年10月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該叢書共分六卷，包括先秦卷、秦漢卷、魏晉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明清卷，是我國第一部以編年體的形式所撰寫的中國學術思想通史。

將“學術思想”以編年的形式展現于世人，并非該著獨創。上個世紀30年代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已開啟先河，近年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術編年》也業已出版，但是以整個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為研究和展現對象的編年體學術思想史尚屬首次出現。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大量實物資料或傳世文獻的出土發現、新方法的采用、新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等，過去的類似著作已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重新審視整個學術思想史，撰寫新的編年成了時代的共識和重任。

近十多年來，各類以“學術史”命名的著作紛沓面世，雖然這類著作各有偏重，或側重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或廣涉文獻、文物、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但實際上“使著作的主題過于泛化，顯示不出個性和特色來”，“專門研究觀念文化的著作，只用‘學術史’作為書名，好像缺少什么，并不理想”(張豈之序言)；上個世紀初，雖然梁啟超已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提出“學術思想”的概念，但學界仍主要停留于對思想史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的討論之中。近30年來，錢穆、余英時、曹聚仁、鄺士元、郭沂等人亦有以“學術思想”為命名的著作，這類著作雖不可避免地受近代以來對西學范疇、方法的影響，但亦存有某些保存中國傳統學術范疇之意。引進西方學術范疇將中國學問分門別類地加以研究，確然取得一定成績，但同時也導致學術綜合思想的弱化，這種弊病已經在學界引起廣泛重視，綜合性思想史的研究成為學界一種新的趨向?；诖?，叢書著者凸顯卓識，清晰地指明“專門研究思想史的學術著作，直接冠以‘學術思想史’，似乎更加貼切”，此處的“學術’是以中國思想史為主干的學說史”，此叢書以“學術思想編年”命名，它“關注的是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的主流觀念文化，強調其綜合性、整體性和學術性”(張豈之序言)，此觀念無不體現出叢書在指導思想上的創新。

具體而言，在撰寫方法上，《編年》十分注重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的結合。已往的學術編年類著作，往往采用我國傳統的編年史敘述方法，按歷史時間順序，將學術思想史上的人物、事件、著作、流派、傳承與演進等平面地展現于讀者面前，如劉汝霖《編年》采用的一些著述表、學術傳承表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敘述方法。新《編年》并不拋卻過去的編年敘述方法，而是在其基礎上，既重視內容上的繼承吸收，更注重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的結合，運用“具體的歷史分析方法，去揭示歷史文化的實在內容”(張豈之序言)，注重歷史與思想的結合、歷史論述與思想分析的結合，從而將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立體化地呈現出來。

依循上述指導思想、撰寫方法，以編年為經，以思想史的呈現為緯成為此叢書的重要特色之一。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編年》注重將學術思想的時代背景與重點人物的立目相結合。諸如，《魏晉南北朝卷》立“宋忠與荊州學派”條目。荊州之學不拘守漢學舊注，刪除繁重浮辭，深刻影響時代學風，開啟魏晉新學。宋忠是荊州學派的領軍學者，人物與學派結合意義重大。其次，注重重要文化事件的立目，尤其是對過去編年、學術史、思想史忽略的重要事件的立目。諸如，《隋唐五代卷》中立有武后敕編《三教珠英》(此條少有學術史、思想史提及)、《孟子》多次升格、唐代的荀子學等。再次，注重宗教思想史的立目。除了大量的佛教、道教條目以外，《編年》對唐代中期以后基督教、伊斯蘭教及其他外來宗教的傳入情況亦有所反映。如《隋唐五代卷》立目有“大秦國僧人阿羅本至長安，此為基督教人華之始”、“景教徒寧恕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端卧怼妨⒛坑小叭萁ǔ赡δ崴隆?、“開封初建猶太寺”、“基督教士戈維奴來華傳教”等。最后，《編年》突出思想家的生平考察?！端卧怼分辛⒛坑袑O復、胡瑗、石介、二程、張載、朱熹等眾多理學家的生卒?！段簳x南北朝卷》中立目有“郭象生”、“鐘會被殺”、“向秀卒”等事件(這些劉著中均缺漏)。以上特點均需著者具有開闊的學術視野和高屋建瓴的駕馭能力，熟稔每個時代的重要思想事件、文化政策，及大量的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目錄學家的生平及背景。

編年以文獻為基礎。古典文獻，渺若煙海，“存駁不掩，真偽雜陳”(劉汝霖語)。處理匯編文獻，是編年的核心內容，也是其特色之處。綜觀本叢書，我們認為至少突出以下方面的特色。

首先，注重對文獻的博取與精選、識斷?！吨袊鴮W術思想編年》無疑是目前資料最為豐富、最全面系統的編年類著作之一。叢書立目3800余條，上溯殷周之際，下涉有清一代，涵括近3000年重要學術思想事件、人物、重要著作，涉及古代政治思想史、哲學史、史學史、宗教史、法律史、文學史、訓詁學史、目錄學史、考據學史等眾多具體學術領域。體現在具體條目上，注重其資料的翔實性和系統性。在以往的編年類著作(如劉汝霖的《漢晉學術編年》)中，往往對條目缺少具體翔實完整的把握介紹，且人物、事件、著作等條目之間的聯系較薄弱，尤其是對學術著作的強調更不足。歷史文獻和典籍是學術思想的重要載體之一，也是思想家學術成果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要求“學術史研究并評論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以闡明其學術意義(在學術史上有什么地位與作用)和歷史意義(對當代社會以及后來社會有什么影響)”(張豈之語)是十分必要的，《編年》突出了對學術著作的留存與評價情況的研究與介紹。

《編年》雖以廣博著稱，但更要求著者具有梳理思想學脈以及精選、識斷的能力。精選、識斷是編年的兩翼。在占有豐富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精選出某些重要學人、重要思想事件、重要文化政策加以研究和介紹，既能橫向反映此一時期學術思想的發展狀況，也能縱向比較學術思想的演變情況?！毒幠辍方榻B了許多具有開創或標志性的事件，諸如，《秦漢卷》載人董仲舒對策、司馬遷撰《史記》等事件。識斷常能體現作者對某一時期學術思想發展脈絡、重要思想家的把握與心得。諸如在三教論衡文獻的疏理上，《隋唐五代卷》卷廣泛選取有重要影響的事件、人物加以立目，如文帝召三教學者辯論《老子化胡經》真偽、高宗數次命三教學者同堂論對、傅奕七次上疏除佛法等，使唐代三教關系得以具體而真實地展現。

其次，注重對文獻的辨惑裁定。文獻的辨惑與裁定是《編年》頗為“重彩”之處。辨惑裁定、決疑探秘，貴在吸收創新，于不疑處而疑，于有疑處不疑。從思路上看，《編年》雖然延續劉汝霖著作的“考證”體例，但在具體內容上，新著的辨惑裁定意識與成果遠遠超越了劉著，其中也包含許多糾補劉著或其他著作弊失的成果。在《編年》的指導思想中，著者就突出強調每一立目下一般有“必要的考辨”，注重考辨的“科學性、推理的嚴密性和資料的廣泛性”(劉學智語)。尤其是在近代以來出現了大量新的文獻材料或實物、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涌現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過去的一些“定論”被動搖或推翻的背景下，博采新論、辨惑釋疑成為《編年》的時代課題。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說，此叢書既具有集成性，又具有創新性。諸如在《先秦卷》中，全書立目334條(除“域外”)，而涉及考辨的多達263條。在《魏晉南北朝卷》中，僅就佛教事件的考辨就多達23條，且均是針對佛教史上的重要問題加以釋疑，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僅這些辨惑釋疑就可以組成一部簡單的佛教東傳史。

此外，本叢書在文獻資料版本引證、參考書目列舉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特色，均展現了當前學術編年的較高水平，為文史哲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系統的資料。當然，叢書也有一些瑕疵，諸如由于多人撰寫所致整體體例的某些參差不一致，個別卷深度還不夠，一些引證文獻不一定是初始文獻等，這些尚有待于進一步提高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