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與《中國歷史地圖集》

一九八二年九月，報紙上曾經發表過一則消息：全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在上海召開，會上對譚其驤教授主持編制的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工作成就，給予很高的評價。

又有消息說：譚其驤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在一九八二年底可以出版二冊，估計至一九八四年初可以出全。

一部歷史地圖集，成如容易卻艱辛。

一九五五年，中國歷史學界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編制一部新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這不僅是學術界關心的事，而且據說毛澤東同志也極為關注此事。他閱讀中國史籍，就常常翻閱晚清學者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以資參考。因為此書成于清末，歷時已久，省縣變動、地名更易皆多，而且當初出版的是線裝書，一張地圖分為好多張，拼讀不易。凡是讀過此書的，都深感此圖從內容至形式都已不敷現代人研讀的需要，亟須重加修訂，才便于應用。

為了做好這件工作，史學界組成一個專門機構，簡稱“楊圖委員會”，意思就是楊守敬歷史地圖整理委員會。由吳晗、范文瀾“掛帥”，并請翦伯贊、尹達、金燦然等歷史、出版等各方有關專家參加。吳晗則鄭重推薦了譚其驤來具體主持這項工作。譚其驤欣然應命，隨即束裝北上。從此開始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改編修訂工作。一九七四年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先在內部印行征求意見。但是消息不知怎的傳到國外，受到十分重視。這部《歷史地圖集》從開始編寫到現在，前后達二十七年。在這漫長的歲月里，中間不知經歷多少曲折，多少艱辛；幾多折騰，幾多悲歡！

譚其驤是如何成為這方面的專家的呢？說來話長。

今年七十一歲的譚其驤，字季龍。他原籍浙江嘉興，卻生于沈陽京奉鐵路皇姑屯車站的職工宿舍。他的父親當時正任職該站站長。一九一二年，父病南歸，他隨同回到南湖之濱的故鄉。所以至今他的普通話中多少還帶有一點“秀水鄉音”。譚教授的經歷，他自己說過：“很簡單，可以說就是讀書與教書?！?/p>

他在家鄉讀了家塾、小學，進秀州中學。二十年代后半期就讀于上海的上海大學和暨南大學，畢業后進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當研究生?；貞浧鹕虾４髮W，譚其驤教授記得當時那里的共產黨力量很強，是著名的“紅色大學”，他讀的是社會系，耳濡目染，在這里開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熏陶。轉學到暨南大學以后，他開始讀中文系，然后到外文系，最后才選定歷史系，這時候他已經是大學三年級生了。事隔數十年，譚教授回首往事，還是認為當初一再轉系，最后選定研究歷史作為自己“終身大事”是完全得當的。他記得：在暨大“第三年開學時，為了轉不轉系，轉哪個系，曾經寢食不安地反復思考了好幾天。我轉了外文系又轉歷史系，當時不少人都對此不以為然。但事實證明我是做對了。因為我這個人形象思維能力很差，而邏輯思維能力卻比較強一點，所以搞文學特別是創作肯定一事無成，而學歷史特別是側重于考證，就相當合適?！钡亲T教授在說明要慎重抉擇專業之余，特別強調：“一旦認定了一個方向之后，就該鍥而不舍，終身以之，切不可見異思遷，看到哪一門行時走運，就去‘改行’。古往今來，凡想在學術研究中投機取巧者，到頭來也必將一無所成?！倍T其驤自己正是窮其一生孜孜地專心致志于中國歷史研究的。而在中國史研究中，又特別在歷史地理研究上下了大功夫。從一九三二年春進北平圖書館任館員起，他就開始在輔仁大學兼課任教，不久又兼課任教于北大、燕京，直至一九三五年辭去圖書館職務，他才專職教書，至今已歷半個世紀了。后來他又歷任廣州學海書院導師、清華、燕京講師，抗戰時期在貴州任浙江大學副教授，后升任教授。一九五0年他轉到復旦大學歷史系任教迄今。在這五十年“粉筆生涯”中，他為莘莘學子講授過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國史學史、中國文化史和中國地理。但教得最久的一門課程則仍是中國歷史地理。

他說：“我對中國歷史地理這一門學問，真正是有了感情了。唯其如此，不論遇到什么艱難困苦、反復折騰的情況，都能堅持下來?！睘榱私o祖國的歷史地理研究做出貢獻，他是有一種“雖九死其未悔”的精神的。

在已逝去了的十年動亂中，譚其驤教授的處境、遭遇是可想而知的。先是象所有的專家、學者一樣，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靠邊批斗一通。整個《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訂工作停頓了下來。三年以后，被“一批二用”的譚教授在一群對中國歷史與中國地理都毫無所知的“天真的”紅衛兵監督與領導下，繼續著他的工作。當然，這就如同“帶著鐐銬跳舞”，后果如何，不言可喻。最滑稽的是一面在認真地繪制歷史地圖，一面卻在批判它是“繁瑣哲學”、“為帝王將相服務”、“工農兵看不懂”……先是“發動群眾修改審查”，繼而“請紅衛兵小將動手修改”。還有人很認真的提出要在歷史地圖上畫出韶山沖的位置、林家大灣的位置等等。對于這類意見，譚其驤教授只能報之以沉默。舍此還有什么別的辦法呢？

當天空重歸明凈的時候，對曾經受到種種干擾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再加修訂，就不能不付出更多的精力。

二

譚其驤教授在回顧他的學術研究生涯的時候，總是忘不了顧頡剛先生對他的啟發與影響。

一九三0年秋天，十九歲的譚其驤在暨南大學畢業，從上海來到北京，進入當時的燕京大學歷史系當研究生。次年秋，選讀了《尚書研究》，接觸到了講授該課的顧頡剛先生。當時與顧先生同時開課的名教授有：講授《春秋三傳》的洪業、講授《魏晉南北朝史》的鄧之誠、講授《中西交通史》的張星等等，群賢畢集，皆是一時之選。

顧頡剛先生在講義中講到《尚書·堯典》時，曾認為其寫作時代應在西漢武帝之后。他的重要論據是：《堯典》中提到虞舜時“肇十有二州”，而所見的先秦著作中稱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并無十二分制。至漢武帝時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均以某州為名，從此始有十二州。因此，顧先生認為十二州既是漢武制度，《堯典》的寫成年代自不應早于此前。為了幫助學生了解漢代制度，顧先生把《漢書·地理志》作為《尚書研究講義》的附錄印發給大家參考閱讀。

青年譚其驤閱讀了講義與參考資料之后，覺得顧先生在講義中所列舉的十三部，不是西漢制度，而應是東漢制度。一次課后，譚其驤對顧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料竟引起顧的極大興趣與重視。他馬上熱情地鼓勵他的學生：“好啊，快把它寫成文章，大家討論討論?！痹诶蠋煹臒崆楣膭钪?，譚其驤連續查閱了《漢書》、《后漢書》、《晉書》等史書的有關篇章，找到了更多的論證，并在此基礎上寫出了自己的見解送給顧先生。想不到第二天顧頡剛就回了他一封六七千言的長信，與譚其驤展開了討論。從此師生二人就這個問題以通信形式往來辯駁，相互問難，最后使雙方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都深入了一步。不久，顧頡剛就把他與譚其驤相互探討的這四封長信合在一起，加上自己寫的一個“附說”，以《關于<尚書>研究講義的討論》為題，印成講義，分發給全班學生。顧頡剛在“附說”中寫道：“現在經過這樣的辯論之后，不但漢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連帶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對于這些時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來的學者再也沒有象我們這樣清楚了?！?/p>

通過這場討論，固然展示了譚其驤在學術研究中的“初生犢子”、敢于探求真理的精神；同時，也表現了顧頡剛先生獎掖后進、善于啟發青年并與學生平等討論的學者氣度。顧先生的這種嚴肅、認真、謙虛、誠懇的治學態度、教育方法，不能不對譚其驤予很大的影響。因而譚教授在近年的一篇回憶文章中以帶著很濃厚的感情色彩的筆調寫到這件事。

顧頡剛與譚其驤以后成了“忘年之交”。一九三二年春起譚其驤在輔仁大學開設《中國地理沿革史》，顧頡剛于次年在北大、燕京亦開設《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師生之間仍繼續開展一些共同關心的學術問題的探討。在顧的創議下，他們又共同發起籌組“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以促進中國歷史地理與有關學科的學術研究工作。

在《禹貢半月刊》的編輯工作中，譚其驤接受了顧頡剛先生的主張：為了獎掖后進，鼓勵更多的學生走上學術研究之路，自己甘當“鋪路石子”。他把一些雖然還不成熟而確有一得之見的稿件，認真修改，核對補充資料，甚至重新組織、通體改寫以后，仍用原作者的名字發表。經過譚其驤的手編發文章，從而鼓舞起他們對歷史地理的學術研究興趣，最后終于培養成材的人物，大有人在。不過，譚其驤教授從不愿意提起這些事。這正是他謙虛的表現。

三

譚其驤治學半世紀，不輕易寫文章。但每有著述問世，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六十年代初期他發表了《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就是根據他自己多年的研究，撇開歷來認為黃河在東漢以后長期安流是由于王景治河之功的陳說，從黃河本身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他認為：東漢以后，游牧民族重新移入黃河中游，改變了因農耕而導致的破壞原始植被、引起嚴重水土流失的情況，終于才使黃河得以安流。他的這個論點，經過實踐的檢驗，愈益證明了它的正確性：人們正從解放以來黃河中游盲目開墾的嚴重后果中吸取歷史的教訓。

由于出版部門的要求，譚其驤教授在幾位年輕同志的協助下，正在把他歷年所寫的數十篇學術論文匯編成書，將定名《長水集》出版行世。

“而今而后，想做的事還很多”。瞻望未來，譚其驤教授滿懷信心。他準備在近年內先把他多年來講授中國歷史地理的講義整理成書，寫成一本四、五十萬言的、完整的《中國歷史地理概論》。然后，將開始實現他的一個宏大的學術工作計劃：組織力量，重寫《水經注疏》、重繪《水經注圖》。他將以自己畢生的研究成績同時總結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證明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水平，確已超越了前人。

(作者附記：此文寫作時，曾多處參考譚其驤先生所寫《自傳》，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