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城工作總結【五篇】（全文）

陳友華(2003)提出的人口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強調了人口文化素質、年齡結構、城鄉結構現代化的重要地位。劉家樹(2007)選取人口年齡結構、城鄉結構和文化素質結構作為衡量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指標探究人口結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影城工作總結【五篇】（全文）,供大家參考。

影城工作總結范文第1篇

陳友華(2003)提出的人口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強調了人口文化素質、年齡結構、城鄉結構現代化的重要地位。劉家樹(2007)選取人口年齡結構、城鄉結構和文化素質結構作為衡量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指標探究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參照劉家樹(2007)的做法，嘗試從理論和經驗兩個層面上分析人口結構，即人口年齡結構、城鄉結構和教育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

(一)年齡結構和城鄉結構及其交互作用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即人口老齡化最主要的影響是使人口“紅利”趨于消失(胡鞍鋼，2012)，將會產生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二是對生產領域的直接影響。首先，對消費和儲蓄變化有影響。老齡化帶來儲蓄率降低，因而資本成本增大，投資減少，消費多用于醫療服務等領域，對工業產品消費需求降低，工業企業利潤實現困難，投資環境惡化，使稀缺資本更多地流出了工業。醫療服務領域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郭建華，2011)降低了勞動力對工業的供給。其次，老齡化對生產領域有直接影響。從數量上看，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勞動力供給相對減少;從結構上看，老齡化提高了勞動力的平均年齡，而年輕人是接受了最新教育和最具創造力的人群，年輕人群規模的縮減對經濟的影響遠大于一般性勞動力規?？s減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勞動力對新技術的吸收及勞動力的創新意識。概括起來，老齡化對生產領域的直接影響是導致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從數量上弱化了競爭力，同時降低了勞動生產率，從質量上弱化了既有優勢(于寧，2011)。城鄉結構的變化，即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鎮人口比重增加基本與老齡化的作用機制相反。首先，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一方面增加了工業勞動力的供給，另一方面這些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將大于留在農村的勞動力的年齡(HaiZhong，2011)。勞動力供給總量的增加導致價格下跌，抵消了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影響。其次，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使得對工業品的消費需求也必然增加，使工業企業利潤實現變得更加容易。然而，只有當勞動力轉移對城鎮勞動力質量的影響難以確定時，它才取決于城鎮和轉移勞動力的相對技術水平(博杰斯，2011)。為分析方便，我們只考慮人口年齡結構和城鄉結構變化對生產領域和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影響。利潤作為競爭力的最直接顯性結果，是衡量競爭力比較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們采用曾國華等(2007)的做法以利潤為工業競爭力的代表，在博杰斯(2011)研究的基礎上建立簡單的數理模型，即生產函數采用多要素C－D函數形式，三種生產要素分別是工業資本K、有技術的勞動力Ls和沒有技術的勞動力Lu。生產函數表示為其中，u和h分別表示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和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1－u－h)表示勞動年齡人口比重，A表示技術水平，L表示擁有技術和沒有技術的勞動力總和，N和M表示城鎮原有人口和新遷移入城鎮的人口，b和θ表示原有城鎮勞動力和新遷移入城鎮勞動力中技術型勞動力所占比例。在M的人口遷移到城鎮后，總的技術型勞動力比例為p。因此，生產函數也可以表示為:假說1:老齡化的加劇會削弱工業競爭力，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是否會抵消老齡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則取決于新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

(二)年齡結構和教育結構及其交互作用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即老齡化趨勢對過度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工業競爭模式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教育結構的變化即人力資本積累的增加卻可以對消費和生產兩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能夠部分抵消老齡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在生產領域，勞動力人力資本積累雖然也能夠引起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但它與勞動力供給短缺引起勞動力價格上漲的結果不同，因為雖然人力資本積累導致勞動力的價格趨于上升，但勞動者報酬對工業企業的生產效率具有正向強化作用(曾國華，等，2011)。在消費領域，人力資本與收入存在高度相關性，勞動者恩格爾系數下降，工業品消費需求增加。類似地，為分析方便起見，只考慮年齡結構和教育結構變化對生產領域和勞動力要素價格產生的影響。生產函數形式我們采用胡鞍鋼(2012)的形式，設立簡單的數理模型。用N代表總人口，u、h、A、K含義同上，則勞動年齡人口為L=N(1－u－h)。假設生產函數為C－D函數，則產出為:

二、模型設定、數據與變量度量

(一)計量模型設定為了實證檢驗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參考汪偉(2009)分析經濟增長、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以及它們的交互作用對中國儲蓄率影響時采取的做法，結合上面的分析建立面板數據模型，為:Compit=α+βStruit+γHealit+λRDit+μit(9)其中，i和t分別為地區和時間，α為常數項，μit為誤差項;因變量Comp為產業競爭力，模型右邊的解釋變量Stru為人口結構，包括我們重點考察的人口中的年齡結構(總撫養比Age)、城鄉結構(城鎮人口比重City)和教育結構(Edu)。另外，要檢驗理論分析提出的人口結構間交互影響的假說，模型中還應該包含交互項Age×City和Agr×Edu;考慮到年齡結構在不同情況下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可能會不同，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年齡結構的平方項Age×Age;Heal為醫療衛生支出情況;RD代表各地區R＆D投入情況。由于我國東、中、西部的經濟狀況和人口狀況迥異，因此本文還考慮了不同區域人口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具體的做法是同時采用加法和乘法的形式引入虛擬變量Dr，于是模型變為:國科技統計年鑒》和《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以及各省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整理匯總而成。

(二)變量的度量1.工業競爭力。本文借鑒武義青(2002)有關工業競爭力評價的方法，但測量方法略有不同，具體做法是采用市場占有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兩個指標的乘積來衡量工業競爭力，其中市場占有率是競爭力的顯性表現，而全要素生產率則體現了競爭主體的持續擴張能力。本文的全要素生產率是將31個省(市、區)的面板數據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的方法處理后獲得的。2.人口結構。本文沿用已有文獻廣泛采用的衡量方法即用總撫養比來表示人口年齡結構;教育結構用各地區擁有小學、初中、高中和中專、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重分別賦予0.1、0.2、0.3、0.4的權重得到，這樣能夠很好地體現不同學歷水平對教育結構貢獻的不同;用城鎮人口比例衡量城鄉結構。3.控制變量。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與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密切相關，但在考察期內政策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因此不必進行控制。類似地，城鄉戶籍制度對城鄉結構的影響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穩定的，故在本文中也未進行控制。R＆D投入和R＆D溢出都是影響TFP的重要因素，進而會影響工業競爭力，同時R＆D與人力資本有較強的相關性(夏良科，2010)。醫療衛生費用也是同時影響人口年齡結構和工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在控制R＆D投入和醫療衛生總費用的前提下考察人口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我們用各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占各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R＆D投入?？紤]到我國部分地區醫療衛生總費用數據難于獲得，我們用各地區醫療衛生財政支出根據全國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重調整之后的值近似代替，即近似計算各地區醫療衛生總費用占地區GDP比重，其公式為Heal=4.虛擬變量。虛擬變量Dr(r=1，2)表示某地區所在區域，D1=1時表示東部地區，D1=0、D2=1時表示西部地區，D2=0時表示中部地區。

三、回歸結果與分析

回歸結果顯示，中部地區撫養比每提高1個百分點，會導致工業競爭力降低1.735個百分點，并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小于0。也就是說，撫養比的提高對工業競爭力具有負效應，而撫養比的提高對西部和東部地區工業競爭力的影響更大。同時，撫養比與城鎮人口比重對工業競爭力的交互影響為正，即隨著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大，撫養比增加一個單位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變大。結合本文分析的結論:“只有當遷移入城鎮的勞動力的技術型勞動力比重較原城鎮人口技術型勞動力比重高時，才能抵消部分老齡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否則勞動力的轉移會增加老齡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從計量檢驗結果可知中國遷移入城鎮人口的人均人力資本小于原城鎮人口的人均人力資本，因此，對工業競爭力產生了不利影響。對比包含所有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和剔除了教育結構作為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城鄉結構系數有所差異，在控制教育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城鄉結構變動對工業競爭力的削弱作用比沒有控制教育結構情況下的削弱作用更大，更充分說明了中國城鄉人口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削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轉移到城鎮的勞動力的人均人力資本較低。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標準，中國城鎮人口的統計口徑為城鎮常住人口，包括了居住在城市半年以上及從農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的擴建和人口遷移成為城鎮化最主要的推動力，如2011年鄉—城流動人口占全部城鎮人口的14.7%。然而，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一般較低，大多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其社會保障、住房也很難與本地市民獲得同等待遇，從而導致鄉—城流動人口的“半城鎮化”(段成榮，等，2012)。另外，土地城鎮化導致土地被征用的農民(即失地農民)成為“城中村”居民或被集體安置在城市，轉為城鎮人口，但他們的權利大多得不到保障(甘藏春，2011)，造成大量“偽城鎮化”居民?！鞍氤擎偦焙汀皞纬擎偦钡娜丝诔蔀槌擎側丝诮y計中的一部分，一方面，他們的人均人力資本較低，對生產領域產生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又不能達到城鎮人口的消費水平，對擴大市場需求影響有限，使工業企業利潤實現受到影響，從而削弱了工業競爭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城鄉結構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削弱作用沒有顯著的差異，城鎮人口增加每1個百分點會使工業競爭力減小1.301個百分點，而東部地區城鄉結構的變化對工業競爭力的削弱作用小0.3個百分點，并在1%的水平下顯著大于0。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中國東部地區的許多城鎮經濟十分發達，從而帶動周邊的農村地區進入了工業化，但那里依然被稱為農村(于弘文，2002)，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于“偽城鎮化”和“半城鎮化”引起的城鎮人口比重增加對工業競爭力的不利影響。根據以上分析，本文的假說1得到驗證。假說1的一個引申含義是:人口老齡化會削弱工業競爭力，由于中國存在“偽城鎮化”和“半城鎮化”的現象，新增城鎮人口人均人力資本和消費水平較低，因此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并沒有抵消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反而會隨著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老齡化對工業競爭力的不利影響進一步增加。進一步的檢驗結果顯示，撫養比的提高對工業競爭力具有負效應，而撫養比與教育結構(EDU)的交互項對工業競爭力的影響為負。這一發現與前文的分析結果相一致，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工業競爭力有正效應，會抵消部分撫養比增大的不利影響，隨著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撫養比增加對工業競爭力的負效應減小。從相關研究來看，教育結構變化對中部地區工業競爭力的促進作用最大，教育結構每提高1個百分點，工業競爭力將提高2.645個百分點。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假說2得到驗證。

四、結語

影城工作總結范文第2篇

[關鍵詞]南寧市；
城市工業用地；
城市化；
用地變遷；
制度政策

[中圖分類號]F29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1)03－0046－04

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逐步轉型，而城市作為改革的前沿陣地，更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如何合理進行城市的布局規劃，以更好適應社會經濟轉型過程的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如何考慮城市工業用地的規劃和布局已成為城市用地規劃布局需要重點考慮的內容。

改革開放以來，南寧城市工業用地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城市發展、產業發展和制度政策等三個方面對南寧城市工業用地變遷影響顯著，具體如下：產業結構、產業類型和產業聯系等產業特征反映了工業的區位要求和發展態勢，表明了工業發展在這個產業發展中的地位，同時也影響著工業的發展；
城市功能、定位等對工業的發展有明顯的導向作用，為工業發展指明方向、奠定基調，同時工業的發展也受其制約；
宏觀調控政策、財稅／投資體制、土地制度和規劃及管理等各種政策和制度，是應對社會經濟態勢以及整個國內外背景而采取的一系列調控措施，與工業發展密切聯系。

一、南寧城市工業用地三個階段的變遷特征及影響因素

(一)20世紀80年代南寧城市工業用地變遷特征及影響因素

在這個階段，工業用地增長較慢，對城市擴展貢獻率偏低；
空間上集中分布在4大工業區內，但空間布局混雜，基礎設施建設不足。

分析其影響因素：

從產業發展的角度分析，工業占產業比重逐年下降，并且以輕工業為主，用地需求較低；
工業發展指數與GDP指數持平，工業貢獻率較低；
產業外向度低，產業發展靠內需拉動。

從城市發展的角度分析，這一階段城市定位以政治、文化和商貿等功能為主，導致工業用地需求較低；
城市擴張較緩，空間上以內部填充為主，使得工業用地分布更為集中。

從制度及政策的角度分析，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與工業發展息息相關；
隨著財稅和投資方面的改革、工業用地出讓體制、城市規劃、分區規劃、“市管縣”體制等對工業發展都有明顯的導向，而中越對峙的局勢，更使南寧錯失發展機遇。

(二)20世紀90年代南寧城市工業用地變遷特征及影響因素

這一階段，工業用地前期迅猛增長，之后增加較為平穩；
空間分布上往北、西、南等3個方向向外擴展，原中心城區用地則開始減少；
在布局上相互交錯的局面得到較大改善，相應的基礎配套設施逐步建立。

分析其影響因素：

從產業發展的角度分析，工業比重仍然連年下降，工業用地增長不快；
房地產業異軍突起，居住用地的需求急劇增加；
開始引入外資，但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和制造業。

從城市發展的角度分析，城市中心地位強化，主城區工業比重上升；
交通設施完備，工業用地呈現沿交通干線分布的格局；
設立新工業區，工業用地增長很快。

從制度及政策的角度分析，實行分稅制，導致土地財政的出現，同時，由于行政劃撥用地的嚴格控制，工業用地供應不足；
園區化管理制度，工業區有了新的定位和統籌布局。

(三)21世紀以來南寧城市工業用地變遷特征及影響因素

這一時期，工業用地總量和比重均先下降后上升；
空間分布上向四周擴展，中心城區工業用地急劇減少；
著重加強園區的綜合功能和配套服務，建設“飛地”成為城市化的新特征。

分析其影響因素：

從產業發展的角度分析，第二產業比重回升，工業用地發展需求增加；
輕重工業比例相當，分布朝周邊發展；
各園區產業結構趨同，導致各部門用地增長相對平均；
循環經濟理念開始得到工業生產的關注。

從城市發展的角度分析，區域定位提高，城市地位提升，工業發展前景廣闊；
城市南拓與沿江軸線形成，南部產業加速發展。

從制度及政策的角度分析，工業發展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影響很大，與整體國內外的經濟形勢相關性很強；
招拍掛等城市土地出讓政策出臺，工業用地需要內部挖潛，逐步提高使用效率。

二、城市化以來南寧城市工業用地變遷影響因素

(一)工業用地數量變化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總體上工業用地總量波動上升，相反，工業用地比重波動下降。在工業用地總量方面，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1981－2006年按年均47.6hm2速度增長；
期間的重大波動有：1990－1991年，工業用地總量一年間上升了590 hm2，遠遠高于平均水平，2000－2004年，工業用地總量以年均60 hm2的速度下降，此后用地急劇上升，于2006年達到頂峰。在工業用地比重方面，總體呈波動下降趨勢，1981－2006年，按年均0.59％速度下降；
期間的重大波動有：從1990－1991年一年間工業用地比重急劇上漲5％，并且在1994年達到頂峰，但隨后，1995－2004年，工業用地比重按照年均2.2％的速度快速下跌。

究其原因，從產業結構的角度分析，工業增加值所占比重與工業用地面積比重呈顯著的正相關，輕重工業比例、城市職能變更和區域環境等因素都影響著工業用地的需求；
從制度和政策因素的角度分析，宏觀調控政策及經濟形勢深刻影響著工業用地的變化，地方政府作為“準市場主體”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

(二)工業用地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工業用地分布集中在北、西、南三個方向，并呈園區化的集群分布格局，且重心逐漸外擴，中心城區工業用地通過置換逐漸較少；
部分呈現沿主要對外公路分布的趨勢。

究其原因，從產業結構的角度分析，城市快速發展，創造建設加工制造基地的產業條件；
新產業對工業用地布局有了新的要求；
從城市規劃和管理的角度分析，城市空間結構調整引起工業用地的重新分布。再看公司組織結構變化及其空間指向特征的影響：公司總部、研發區和生產單位具有不同的區位要求，進而影響其選址和分布。最后從制度和政策因素的角度分析，二元的土地利用制度使得各種利益相關主體在此體制下互相博弈，導致土地開發與土地政策密切聯系，進而影響城鎮土地使用的空間布局，行政區劃變遷促進區域資源整合，產業結構優化政策有利于南寧市加快建設區域性的加工制造基地，環境以及政府因素對工業布局有一定的指向作用。

(三)工業用地空間布局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總體表現為從初期的“空間布局混雜，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到中期的“布局混雜有所改善，基礎建設逐漸完備”，再到后期的“建設形成綜合性園區”的歷程；
城區內工業因其布局偏離城市重心較遠，其用地分散且涉及面廣空間分布較為零散；
工業園區與周邊村鎮建設用地相互交錯。

究其原因，從產業結構的角度分析，不同性質產業的配套服務功能及結構不同；
現代產業園區規劃，著重強調產業的集群；
工業園區引起城市整體空間結構中的定位及分布位置的差異，空間布局也不同；
工業區的空間布局要考慮與相鄰的生活、公用等其他功能區的相互作用和影響；
交通的便利程度和通達程度也影響工業區布局。

(四)工業用地變遷影響因素的影響強度

綜上所述，總結各工業用地變遷影響因素的強度如見表1：

四、啟示

通過上述對南寧城市工業用地歷史變遷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和總結，得出以下對城市工業用地規劃及布局的啟示：

一是南寧市應盡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以滿足城市建設和加工制造基地建設發展的用地需要。重點包括以下4個方面：(1)改革土地利用規劃計劃管理和耕地保護模式，試點城鎮建設用地規模擴大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掛鉤；
(2)建立農用地轉用報批與征收土地報批相分開的審批模式；
(3)嘗試征地補償和被征地農民安置新模式、新思路；
(4)將集體建設用地納入統一土地市場，打破二元制體系，健全集體用地流轉的土地收益分配機制。

二是多渠道優化工業用地結構。主要包括以下5個方面：(1)合理確定2010一2020年南寧市“兩化”建設的用地比例，為未來的產業發展、城鄉擴張提供留有余地；
(2)整合土地資源，實現高效利用，主要是加強土地整理和標準農田建設，盤活存量土地；
(3)適當擴大工業用地的預留空間，鼓勵建設標準廠房，提高工業集約用地水平；
(4)積極應對“省直管縣”政策，著手進行武鳴縣的“撤縣改區”工作；
(5)爭取降低南寧市區工業用地出讓額最低標準，降低新增建設用地的有償使用費征收等。

三是加大舊城改造力度。政府應該從地價、稅收以及信貸政策等方面予以一定的傾斜，降低開發商的成本；
同時，控制空間建設用地的供給，促使開發商進行內部挖潛，參與舊城的改造。

四是政府應積極促進飛地型城市化。政府應發揮其職能，界定飛地區域內的行政區劃，并且增加政府投入，盡快完善公交、公路、鐵路等交通運輸網絡和通訊、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
政府應該做好宏觀調控，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支持支柱產業的發展；
完善各項法律法規，規范各項經濟行為。

五是貫徹循環經濟理念，發展生態工業經濟，促進人與自然協調。政府應制定相關的規定，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加工制造業的發展，加強對工業三廢的處理；
創新和延長產業鏈，走循環經濟模式。消費者也要轉變觀念，倡導節約型消費。加快建設宜居南寧，提升城市品位及影響力，在全國率先建成綠色加工制造業基地。

[參考文獻]

[1]本刊編輯部，無錫讓節約集約用地者得實惠[J]，資源導刊，2008，(5)

[2]唐晶，周勇，基于灰色系統理論的城鎮建設用地預測模型的研究－－以湖北潛江市為例[J]，安徽農業科學，2008，(24)

[3]張敏，朱嘉偉，李曉偉，吳榮濤，賀鵬飛，翟劍明，城市土地集約利用評價研究－－以鄭州市為例[J]，安徽農業科學,2008，(35)

[4]張培明，鄭循剛，張琳，鄭州市5區土地整理綜合效益評價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09，(10)

[5]吳壯金，周興，左志莉，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的內涵及其評價體系的構建[J]，安徽農業科學,2009，(13)

影城工作總結范文第3篇

土地價格是為購買獲取土地預期收益的權利而支付的代價，即未來地租(收益)的資本化。因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土地經濟規律研究的深入，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土地價格尤其是城市土地價格不僅由土地利用現狀決定，對土地利用前景的預期也是影響土地價格的重要因素。

從城市整體層面來看，城市未來地價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城市土地配置的合理程度、用地功能布局、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以及城市建設總體容量控制標準，這些因素主要是由城市總體規劃決定的。從城市局部地域來看，地塊的用途、開發強度及環境控制等決定地價的因素也取決于具體的規劃控制要求。

城市性質對地價的影響

城市的性質指城市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所處的地位與所起的作用，是城市主要職能的反映。我國城市性質大致分為：中心城市、工業城市、交通港口城市和特殊職能城市四種。城市性質的差異，是決定城市地價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城市性質制約著城市的經濟、人口結構、規劃結構、城市風貌、城市建設特別是土地使用的構成等各個方面，而不同性質的土地使用在經濟效益上是有很大差異的，一個城市的職能越多，越能強化城市發展的聚集效益?，F代城市職能中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越大，如金融貿易、信息展覽、經營管理、旅游服務、商業零售業越發達，地價水平越高。

城市規模對地價的影響

城市規模指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用地規模，因為城市用地規模隨著城市人口數量的浮動而變化，所以，城市規模通常按城市人口劃分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等?？傮w規劃確定的城市發展規模直接影響著城市基礎設施的標準、交通運輸、城市布局、城市的環境等一系列問題，對城市地價水平有較大的影響。城市規模越大，基礎設施的建設標準越高，交通運輸系統越復雜，城市環境的營造越困難且成本越高，土地級差收益也越高。同時，按照我國城市土地使用的現狀，城市規模越大，人口越多，人均用地指標越低，意味著土地供給與需求的矛盾越突出，土地資源短缺情況越嚴重，地價水平越高。

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對地價的影響

城市土地的利用結構指城市各類用地在城市總用地中的比重，以及各大類用地內部各個組成部分用地的構成與比例。不同性質用地的價格差異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相差很大。一般來說，商業用地地價最高，辦公和住宅用地次之，工業用地地價最低，因此總體規劃確定的城市用地構成與地價總體水平及地價總量密切相關：地價總體水平與商業用地的比重成正比例關系，而與工業用地的比重成負比例關系。商業用地在城市中的比重主要取決于城市的職能特點及規劃用地的功能分區。同時，用地結構的合理化既有賴于土地價值的經濟調節，也有賴于城市規劃的政策調節，城市規劃在遵循“充分發揮土地使用效益”的原則下優化城市用地結構，有利于提高城市地價的整體水平。

城市用地空間布局對地價的影響

影城工作總結范文第4篇

關鍵詞：小城鎮；
空間演變；
動力機制

Abstract:From small town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space structure development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 began,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towns analytical general rules. With water in the town of jc yiyang shop space structure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overall layout of urban economy, from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initiative, impetus, traction, marginal force, fusion power five power to analyze the surging water space structure evolution of the shop dynamic mechanism.

Keywords:small towns；
spatial evolution；
dynamic mechanism

中圖分類號：TU982.2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0422（2012）04-0068-02

1 引言

小城鎮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城鎮化發展的歷程來看，小城鎮在改革開放政策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下，迎來了飛速發展，至今小城鎮的數量已發展到2萬多個。小城鎮被認為是解決我國城鎮化問題的突破口，其健康發展有助于推動地區城鎮化質量的提高。小城鎮在數量上膨脹的同時，其空間形態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小城鎮空間結構與小城鎮發展因素和動力、自然環境與景觀、結構與功能、規劃師與管理者相互作用有關。而目前小城鎮空間結構受資源制約、空間制約、生態制約影響日趨嚴重，其空間結構正處于新舊交替和加劇變革的時期，空間結構變得復雜和無序。本文以益陽滄水鋪鎮為例適時地開展研究，運用規劃的方法和手段來研究小城鎮空間結構演變的動力機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 小城鎮空間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

從我國小城鎮發展的過程和空間結構演變的情況分析，小城鎮空間結構演變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傳統經濟時期小城鎮離散緩慢發展階段：在農村生產體制改革前，小城鎮依靠自身力量逐步發展，小城鎮和廣大農村地域關系密切，城鎮之間聯系極弱。

第二階段，計劃經濟時期小城鎮非均衡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初期以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為特征，借助有利的交通、區位、資源條件，形成了多種發展模式蓬勃發展局面，小城鎮數量增加、質量迅速提高。這時，小城鎮群體聯系依然較弱，小城鎮都有較為獨立的影響區和腹地，小城鎮發展態勢良好。

第三階段，轉型經濟時期小城鎮極化發展階段：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由于經濟活動影響力增強，使得小城鎮密度增大，相互關系更加密切，發展成為小城鎮極化區域。而此時，小城鎮之間互為影響區、互為發展空間的現象嚴重，群體空間的協調機制尚未建立，于是在空間結構上表現為交錯和無序，小城鎮發展遭遇門檻。

第四階段，未來成熟經濟時期小城鎮融合重組發展階段：小城鎮發展到了極化階段，必然尋求發展的突破，極化區域是小城鎮整體矛盾的激化和城鎮質量不高地區，要解決需通過空間融合重組，其中的小城鎮個體，有的發展為核心城市，有的則被撤并，而該區域最終將發展成為高質量的城鎮化地區。

3 滄水鋪鎮空間結構現狀

3.1 鎮區現狀及空間布局

滄水鋪鎮位于益陽市赫山區中部，距益陽中心城區13km，距寧鄉縣城20km，距省會長沙40km。銀城大道、319國道、長常高速公路、石長鐵路縱貫全境，鎮中心與長常高速公路泉交河出口處相距3km（圖1）。東鄰筆架山鄉、泉交河、衡龍橋鎮；
南連岳家橋、泥江口鎮；
西接龍光橋鎮。鎮域內戶籍人口5.59萬，現狀城鎮人口2.2萬人，城鎮化水平為39.35%，GDP達到6.0億元，人均生產總值10700元。鎮區現狀用地被自南向北的319國道劃分成東西兩個地塊，現狀鎮區主要建設用地位于319國道以西的區域內，是在滄水鋪村和集鎮聚落的基礎上演化形成的。鎮區居住空間即圍繞滄水鋪村和集鎮形成主體，居住形態多為轉型自農村的聯立式低層住宅和部分多層住宅，位于319國道西面的是鎮中學、政府、醫院、影劇院、派出所等，構成了鎮區商業中心區的主體；
鎮區商業沿319國道東西兩側公路分布，為多層住宅底層商業的形態；
319國道兩側多分布為再生資源編織帶加工作坊。鎮區總體功能布局較為雜亂，空間形態呈現出追319國道公路 “馬路經濟”型的“井”形空間結構（圖2、圖3）。

3.2 鎮區空間結構演變及存在問題

鎮區空間結構的發展方向經歷了一個先西后東，而后向北的歷史演變過程。解放初期，由于城鎮規模較小，對外交通以公路為主，且受現狀地形地貌條件的影響，城鎮中心向西發展，并沿著滄碧路兩側發展鎮區商業和對外交通功能，形成了第一次西向發展。在319公路建設以后，新的商業和市場功能開始向東拓展，這一時期由于工業發展緩慢限制，東向發展成了主導方向。20世紀90年代以后，城鎮開始追隨319公路向東跨路布置沿路個體加工作坊，由于這一時期村鎮工業的初步發展和對外交通以機動車為主，形成了“一縱兩橫”的空間結構，導致了鎮區向北蔓延（圖3）。由于長時期在城鎮空間發展方向上的不明確，鎮區用地混雜，影響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依托 319國道過境交通作為城鎮道路日益跟不上交通發展的要求，對鎮區空間發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危害；
舊鎮區因指導思想不明晰，拆遷改造困難重重，發展空間容量受到限制；
基礎設施不足和環衛設施的殘缺，三廢污染嚴重，居住生活質量下降，使城鎮整體發展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4 滄水鋪鎮空間結構演變的動力機制分析

由于滄水鋪鎮在面對城鎮經濟、政府政策、技術過程發展的大好時機，尤其是長株潭城市群批準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滄水鋪鎮列入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先導區，該鎮的空間結構發生了具大變化。

4.1 主動力――城鎮經濟快速增長

小城鎮空間演變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制約小城鎮空間健康發展的首要因素是經濟發展問題。滄水鋪鎮2006-2011年五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從33500萬元遞增至72000萬元，財政總收入從2640萬元遞增至7500，農民人均純收入從3674元遞增至8165元，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7736萬元遞增達84149萬元，經濟發展各項指標遞增比率都翻一番以上。經濟增長是城鎮空間結構發展演變的核心動力，滄水鋪鎮隨著經濟的回暖、現代經濟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城鎮經濟增長將資金轉換為投資并對城鎮基礎設施和城鎮產業結構產生深刻影響，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對城鎮空間結構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完善的城鎮基礎設施條件引起人口、產業和其它社會經濟活動的集聚，強化了城鎮的功能分區和空間引導，城鎮經濟是城鎮空間結構演變的主動力。

4.2 推動力――“兩型社會”政策推動

長株潭城市群獲批“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滄水鋪鎮列為了大河西先導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成為了中部地區第二批加工貿易產業梯度轉移重點承接地。該鎮駐扎在大河西先導區“三圈一帶一核心”的整體框架中的“一帶”上，即沿金洲大道、319國道的產業拓展軸，以占軸發展的模式，由東自西分別串聯傳統服務業聚集區、高新區、現代服務業核心區、創新綠谷區、先進制造業發展區。資源、交通、區位、人口等傳統要素對城鎮發展的作用和影響是穩定的，在這些要素的作用下，城鎮循序漸進的發展和壯大，城鎮空間結構的發展演變也是漸次推進的。當滄水鋪鎮擁有“兩型社會”特殊政策強大推動力下，猶如給該鎮注入“興奮劑”，會使城鎮突飛猛進的發展，迅速改變著城鎮的空間形態，在較短的時期內實現質的飛躍。

4.3 牽引力――快速交通傳導牽引

小城鎮不但是該鎮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區域的交通樞紐中心，順暢發達的交通系統是城鎮發展的生命線，重要的交通干線和樞紐設施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城鎮空間發展形態，一旦有更加便利的交通區位在城鎮附近出現，城鎮發展方向無疑會向更優越的區位靠攏，由于交通條件的改善而改變城鎮空間發展模式和形態?？焖僖妫枺帲ㄠl）城際干道、長益高速公路貫通滄水鋪鎮南北，正在建設中益陽市區繞城高速、石長鐵路復線以及規劃立項中的“3+5”城市群城際軌道交通都穿鎮而過，這些快速交通體系為滄水鋪鎮空間的拓展拉開了骨架，拓展了城鎮發展的空間，為該鎮空間的拓展起著傳導牽引作用。

4.4 邊際力――產業園區東進對接

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帶動了了城鎮蓬勃發展，現有的城鎮空間結構越來越不能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同時還帶來了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環境污染等城鎮問題，因此新產業園區成為拓展城鎮發展空間的主要手段，也成為世界上城鎮發展的潮流。益陽市主動對接和融入長株潭，加快東進東接步伐，加快高新區東部新區建設的戰略決策，滄水鋪鎮位于東部新區核心區內，建設兩年多來，已引進工業企業51家，合同引資52.56億元，完成工業總產值7342.5萬元，實現稅收978.7萬元。東部新區產業園區建設不僅促進了滄水鋪城鎮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深刻影響著該鎮空間結構的演變，改變了該鎮空間結構形態和地域結構，也引起鎮功能區的重組，進而影響著鎮的經濟空間結構和居住空間結構，成為影響該鎮空間結構改變的邊際力。

4.5 融合力――總體規劃飛地拓展

總體規劃是小城鎮空間結構演變的導向機制，總體規劃應體現小城鎮的整體利益，要對小城鎮社會經濟發展的空間布局作出合理安排，也是小城鎮發展戰略在空間上的展開，其本質是基于當地自然和人文資源，是人類追求財富和生活質量改善的過程進行空間部署的過程。在國家政策和大的區域發展背景下，益陽市適時修改總體規劃，高新區東部新區的成為總體規劃的飛地拓展區域，滄水鋪鎮位于東部新區核心區域，且是東部新區的啟動區域。因此，總體規劃的修改對滄水鋪鎮空間結構的擴展具有重要的導向功能，通過總體規劃，對該鎮空間和土地的分配和使用進行引導，產業活動空間在不同區位的配置，引導著該鎮空間結構的發展方向，讓總體規劃成為滄水鋪鎮與城市融合發展的合力。

5 結語

益陽滄水鋪鎮空間結構演化動力機制基于其歷史發展背景和區域發展環境，有其過程的復雜性和演化趨勢的特殊性，由城鎮經濟、政府政策、技術過程中的主動力、推動力、牽引力、邊際力、融合力五種力量相互作用而成，其空間結構形態在它們五種力量間相互作用，隨著時代變遷此消彼長，在不同的社會階段形成由特定的主導空間引導的城鎮空間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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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城工作總結范文第5篇

發展回顧

經濟總量保持平穩增長，地位進一步提升。受國內外需求不旺和宏觀經濟調控等因素的影響，2013年1-9月，六市的地區生產總值增速整體放緩，但均保持8%以上的增長速度，高于全國7.7%的增速水平，亦高于北京、上海、廣州等國家中心城市的表現。2013年1-9月，六個城市的地區生產總值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上年提高近0.1個百分點，與國家中心城市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在國內的經濟地位進一步提高，核心引領作用更加突出。

投資水平仍處于高位，增速出現回落。2013年1-9月，六個城市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平均為3964億元。從投資額占GDP的比重看，只有深圳低于20%，其他五市均在60%以上?？梢?013年投資仍是上述城市經濟發展的主要拉動力。從區域投資增長態勢看，在振興中西部地區的大戰略下，投資基本延續了“西快東慢”的格局。國內流動性偏緊、項目審批愈加嚴格、國家抑制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因素使六個城市的投資均受到一定影響，增速較2012年同期整體出現回落。其中，成都、沈陽的投資增速回落尤其明顯，主要由于經歷多年投資高速增長，為確保投資的質量和效益，沈陽和成都在2013年主動降低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目標，并加快了投資結構的調整。

消費市場穩定增長，消費動力略有不足。2013年1-9月，六個城市消費品市場增長較為平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平均達到12.7%，低于2012年同期的15.3%。消費市場增長的放緩表明六個城市的社會消費意愿和動力仍有不足。究其原因，除人口結構、消費水平等長期影響因素外，汽車、家電等領域的刺激消費政策的退出也是導致2013年消費增速回落的影響因素。從數量上看，處于第二位的武漢與第一位的深圳的差距正逐步縮小，而緊隨其后的成都、南京也正快速地趕上來。六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的比重整體呈增長態勢，表明其投資-消費結構正趨于優化。

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金融、商貿、物流等服務業成為發展熱點。當前，六個國家區域中心城市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第三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產業正由以制造業為主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結構演進。2013年，多個城市紛紛采取措施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但發展重點各有差異，深圳、武漢強調發展金融、信息服務、電子商務等，西安、成都在科研技術服務、物流、商務等生產業領域發展較快，南京、沈陽則側重發展商品貿易、娛樂等領域。

對外開放程度日益加深，“東部走出去，中西部引進來”特征明顯。

2013年，深圳、南京、武漢“走出去”的步子邁得較大，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同比增長均超過15%。其中，深圳市已將“走出去”作為城市發展的重大戰略， 1-10月，深圳對外投資大項目數量不斷增多，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8.7億美元，同比增長20.12%。隨著西部大開發向縱深發展，成都、西安在利用外資和對外貿易方面有著不俗表現。2013年，成都實際利用外資額在國內領先，并再次入選世界范圍內的最佳外商投資城市，目前已吸引233家世界500強企業落戶。同年1-9月，西安實際利用外資增速超過50%，為六個城市之首。

區域影響力通過多渠道獲得提升。2013年，成都、南京、深圳、武漢加強了與周邊城市在產業配套協作、資源能源共享、要素市場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合作。其中，成都在區域資源能源共享等合作的基礎上，于2013年與德陽簽署了《成都德陽同城化發展框架協議》和《關于共建工業集中發展區的協議》，并在規劃、工業經濟、政府采購、交通、教育、金融等8個方面開展深度合作，顯著提升了對川東北地區的直接影響力。同年，南京加強了與區域周邊城市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配套領域的協作，包括加快寧鎮揚同城化建設以及與蘇北、魯南相連的城際軌道交通網線的建設，使得南京對蘇北、魯南、豫南地區的輻射也更加強勁。

對未來的展望

隨著新一輪經濟改革的啟動和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六大國家區域中心城市的經濟核心地位將進一步增強，帶動力和影響力也將進一步提升。

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城鎮化工作會議確定了2014年經濟發展總基調，并在區域協調發展、創新驅動發展、城鎮化質量提高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展望2014年六個城市的經濟發展趨勢，以下幾個方面將值得關注：

其一，GDP增速會進一步向合理區間回歸，經濟結構調整將成為年度主旋律。2014年全球經濟將逐步回穩，中國宏觀經濟也將繼續保持平穩增長態勢，雖然國家區域中心城市面臨產業向外轉移和投資-消費結構調整的考驗，但GDP增長率仍將保持與2013年相近的水平，其中，3個中西部地區城市的GDP增速會略高于3個東部地區城市。

其二，將在新一輪改革中承擔更多責任，并在制度創新領域發揮引領作用。

作為區域的經濟核心和引擎，國家區域中心城市將率先落實一系列經濟改革舉措，同時也將在區域經濟體制創新方面充當改革先鋒。

其三，將進一步加強與周邊地區的合作。2013年中國宣布將在原有10個城市群的基礎上再打造10個城市群，新增的城市群絕大多數地處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這將為相關區域引入更多競爭。隨著新增城市群內部加快抱團發展，

國家區域中心城市也需要進一步加強與周邊地區在產業配套、資源要素配置、交通網建設等領域的合作，發揮城市群的協同效應，進而保持并擴大自身競爭力和影響力。

其四，將更加注重科技創新、文化等軟實力的培育。隨著產業結構不斷向高級化發展，國家區域中心城市傳統的勞動力、資本、土地、能源等要素優勢已不再突出，科技實力、文化凝聚力、政治影響力等軟實力是未來提升城市競爭力的核心動力。2014年，國家區域中心城市間對科技、人才資源的爭奪將更加激烈，對軟實力提升的重視程度也將進一步加深。

2013年國家區域中心城市服務業發展的重點和行動

主要發展領域 2013年主要行動

政策規劃

深圳 金融、互聯網、地產、商貿 1.《深圳市支持金融業發展若干規定實施細則補充規定》

2. 《深圳市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和產業導向目錄》

南京 商貿、金融、旅游 1.《2012年南京市服務業發展目標及服務業重大項目計劃》

2.《關于加快南京旅游產業轉型升級的意見》

成都 軟件、物流、外貿 1.《2013成都市現代物流業發展白皮書》

2.《成都市建設區域性國際貿易中心城市行動方案（2013―

2017年）》

西安 軟件、旅游、商貿、物流、 1.《西安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快發展旅游業的若意見》

2. 《西安市旅游發展總體規劃（修編）》（2013―2020）

武漢 信息服務、金融、電子商務 為打造中部地區的金融中心，了《武漢金融改革創新總體

方案》和《武漢區域金融中心建設總體規劃（2013-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