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外商直接投資【五篇】（2023年）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不斷擴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合同外資金額約1.2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約6000億美元。我國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外商直接投資【五篇】（2023年）,供大家參考。

外商直接投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優化

一、外商投資及產業結構分布狀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不斷擴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合同外資金額約1.2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約6000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對華投資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傮w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金額呈逐年遞增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隨之而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間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而且投資在各產業內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現在投入在制造業的比重過大，上述情況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產業結構出現問題原因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多以小型化、低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進技術和長期競爭力的投資項目，都必須具有較大的項目投資規模。世界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平均規模約為600萬美元，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與之相差甚遠。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70%左右的項目均在100萬美元以下，而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項目僅占投資項目總數的4%－5%。在投資項目中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偏低既不利于規模經濟形成，也制約了投資技術含量的提高，嚴重削弱了外商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其突出表現為，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勞動密集型項目居多，技術密集型項目較少。在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
而在第二產業中輕紡、加工工業又占很大的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我國吸收利用外資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基礎設施發展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

(2)外商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外商投資在制造加工業過多。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而資金密集型產業少；
投資于一般技術多，甚至存在低層次的重復引進，而高新技術產業少。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發達國家是60%—70%，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國是第三產業比重過低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結構上分布不合理的狀況主要是由于外商與我國的目標與價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資公司長期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造成我國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目前，跨國公司來華主要在制造業領域。由于絕大多數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并且，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嚴密控制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擴散，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并沒有很好的實現。多年以來，我國主動讓出市場份額換來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術，如果我國在技術上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產業的技術總是處于落后地位，我國將無法和國外競爭，也將危及到我國的產業安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后，外國直接投資很多是將其母國已經淘汰的產品生產或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中國，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三、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性

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當前，以電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已經使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工業化的同時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處于技術和知識供給的有利地位。他們不斷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與開發力度，以保持競爭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承擔勞動密集度高、資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類型產品的生產。這是對我們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發展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們就無法擺脫在國際競爭中的這種不利地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不斷擴大。

而且我國2000年的人均GDP已達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這樣的發展水平已開始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大變動時期。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大量過剩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又需要大量進口的問題，必須靠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解決。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過程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一個國家對任何一種產業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極限。當一個產業的市場需求達到飽和以后，增長速度就會隨著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如果不通過發展新的技術開發新的產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當現有產業的需求都達到飽和以后，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停滯，直至萎縮。我國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巨大，但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還較為落后，目前我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基本達到了市場飽和的階段，增長速度普遍下降，經濟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力度，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滿足市場需求。

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75%，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33%。制造業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只占產值的14%，吸收11%的勞動力；
而服務業的份額，占美國經濟產值的60%，吸收了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動力。比起制造業來，服務業屬于智能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高，利潤豐厚。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科技資源不足，科技進步不夠快，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瓶頸、制約，也是結構調整必須加以克服的關鍵因素。發展高新技術，發展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的建議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評判投資是否成功的標準由單純的按數量轉變為是否增強我國的技術競爭力。我國是否能夠保持高速健康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而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弱。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必須提高產業競爭力。因此要積極調整現行的外資政策，加強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資產業結構的優化。在制造業中促進高科技新型制造業的外資投入，加速外資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
鼓勵外資向第一產業流動；
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主要有以下建議：

(1)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我國農業，能源交通能基礎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困擾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引導外資投向基礎產業和設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為此，我們可以采取稅收減免，適當補貼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過渡性資本外逃　實證分析

資本外逃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在經濟改革轉型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資本外逃，但與此同時又有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入。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過程中，外資企業往往能獲得“超國民待遇”，因而并不能排除國內大量的資本流出后又假借外資的身份流入國內以獲得政策優惠，我們稱這部分外逃資本為過渡性資本外逃。過渡性資本外逃是國內資本對我國的內外資政策進行政策套利的結果，反映了我國對內資尤其是民營資本的政策歧視。但上述觀點是經驗分析的結果，本文采用實證方法來檢驗我國資本外逃與FDI的關系。

一、中國資本外逃的定義和規模

1.資本外逃的概念界定

目前學術界并沒有一個對資本外逃統一的概念界定，金德伯格(Kindleberger，1937)提出的資本外逃的概念是“由恐懼和懷疑所驅動的資本流出”，是為了躲避戰爭風險或政治動蕩而進行的異常的資本流動?？ǘ☆D(Cuddington， 1986)將資本外逃視為短期資本流出中的游資部分，是對投資風險高度敏感、流動性大的投機性資本。這兩種定義都將資本外逃局限于短期資本，但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短期資本和長期資本的界限日益模糊。世界銀行(1985)將資本外逃定義為“債務國的居民將其財富轉移到國外的任何行為”，這就大大擴展了資本外逃的范圍。

國內學者的研究中，對資本外逃的定義也多有區別。宋文兵(1999)認為在中國外匯管制的背景下，未經外匯管理當局批準或違背有關法律法規的國內資本外流，均應視作資本外逃，即國內投資者的非法資本外移。這種定義側重于資本流出形式的合法性，但實際上資本外逃也可以假借合法的手段來將資本轉移到國外。李曉峰(2000)將資本外逃定義為因恐懼、懷疑或為了逃避本國的異常風險或管制以獲取較高的相對收益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資本外流，資本外逃實質上是微觀經濟主體與宏觀經濟主體利益目標沖突的產物。同時他又將資本外逃區分為真實性的和過渡性的，真實性的資本外逃是因為一國政治經濟環境或投資環境的惡化而產生的，是資本的單向轉移，而過渡性資本外逃是由于居民和非居民存在著投資收益和風險的不對稱性，一國居民先將資本流出后獲得非居民的身份后又流回國內，因此往往伴隨著大量的資本內流。

從宏觀層面來看，資本外逃的危害在于減少了國內的生產性資本，國家沒有得到這部分資本的利得與稅收，長期資本外逃的存在顯然是我國經濟穩定運行的一個潛在風險因素。但同時也要注意到我國過渡性資本外逃的存在，這部分的資本外逃實質上是符合經濟主體理性的政策套利，正確評估過渡性資本外逃對于衡量我國真實的資本外逃的規模和嚴重性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此，筆者將資本外逃定義為:經濟人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和規避風險，違反中國外匯管制的相關規定，未向本國政府申報利潤收益和繳納稅收的特殊的資本外流，而過渡性資本外逃是指資本逃出境外后又返回國內的部分。陳珍(2004)認為在我國的資本外逃中很大一部分是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它們又轉化成FDI流回了中國，過渡性資本外逃與我國內外有別的政策優惠制度有強烈的相關性。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大量的資本流入和流出同時存在，過渡性資本外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我國資本外逃規模的測算

由于資本外逃不可能有直接的數據，目前資本外逃規模的測算方法最主要有直接法和間接法。本文將使用這兩類方法來估算我國的資本外逃數額，并檢驗其與FDI的關系，使得資本外逃與FDI的關系檢驗更有可靠性。

(1)直接法最早由卡丁頓(Cuddington， 1986)提出，他認為資本外逃是投機性的短期資本，可以將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國內居民持有的外國資產的變化來衡量資本外逃。他的方法是基于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誤差與遺漏項”來計算資本外逃，認為該項目代表未記錄的短期資本流動，具體的計算方法為:資本外逃=私人非銀行部門的短期資本項目+誤差和遺漏項目(1)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克拉森斯和諾德(Claessens and Naude，1993)在卡丁頓思想方法的基礎上，對短期資本項目使用了不同的統計口徑，也被稱為游資(Hot Money)法:“游資1”= - [其他部門其他資本項目+錯誤與遺漏項目] (2)“游資2”= - [其他部門其他資產項目中的短期資本項目+錯誤與遺漏項目] (3)“游資3”=“游資1”-債券和公司股票的證券投資(4)計算結果如果為正值則代表資本外逃，為負則為游資流入。該方法的主要不足之處在于:(1)短期資本項目中也包含了一些正常的資本流出，如短期商業信貸;(2)該方法沒有涵蓋長期的資本流動項目，且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長短期資本項目越來越難以區分;(3)誤差與遺漏項肯定也包含了真實的記錄誤差或時滯。雖然有這些缺點，直接法計算簡潔，數據容易獲得，不失為對資本外逃一個可行的估算方法。由于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沒有“其他部門其他資產項目中的短期資本項目”一項，因此只能計算“游資1”和“游資3”的數額。計算結果如下表:表1　直接法測算的我國1982-2008年的游資規模單位(億美元)數據來源:中國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

由表1可以看出，在1982-2007年的大部分時間內，游資1和游資3同時保持正值，據此我們可以認為資本外逃確實是我國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的客觀經濟現象，且在2000年以前外逃數額逐漸增加。但2000年后，資本外逃額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表現為外逃數額有所下降和反復。

(2)間接法是世界銀行1985年提出的，根據恒等式“資金來源=資金使用”，資金來源與使用之間的差額就被認為是資本外逃數額，世界銀行具體的計算方法是:世界銀行法:資本外逃=凈資本流入(包括FDI的凈值和公司權益的投資)+外債變動—儲備變動—經常賬戶逆差(5)世界銀行提出的方法從邏輯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缺陷在于其比較粗略，FDI和外債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資本流入，資金的正常使用也不僅包括彌補經常賬戶逆差和增加外匯儲備，資金的使用項目還應進一步細化。

在本文中，筆者使用牛曉健(2005)的基于間接法思路的結構法來測算我國的資本外逃。結構法將資本外逃分為非法方式的資本外逃、經常項目下的資本外逃和資本項目下的資本外逃三部分。

非法方式下的資本外逃就是根據世界銀行法的思路，將資金來源項目減去資金的正常流出和占用項目，得到我國非法方式下的資本外逃。我國正常的資本流入項目有經常項目順差、FDI、外國證券投資、外債和貿易信貸。正常的資金占用項目有國際儲備的變動、存款貨幣銀行的國外凈資產的變動、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B股資金占用和國內外匯黑市中流通的資金;正常的資本流出項目有對外貸款、我國向國外提供的貿易信貸及金融賬戶下我國的對外投資。

經常項目下的資本外逃主要是指通過貿易偽報關價格將資本轉移出境，即通過高報進口、低報出口的方式與國外貿易商合謀將資金轉移出去。以在我國對外貿易中最重要的中美貿易為例，中國統計的從美國的進口要遠遠高于美國統計的對中國的出口，而中國統計的對美國的出口要低于美國統計的從中國的進口，這說明我國的對外貿易中確實存在高報進口、低報出口的現象。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中美貿易統計上的巨大差異也和我國的轉口貿易以及原產地規則的差異有密切的關系，必須將這兩項因素剔除才能得到我國經常項目下的資本外逃。

資本項目下的資本外逃規模測算的總體思路是多利法(1987)。他將資本外逃定義為私人部門未向當局報告資產收入的國外資產，其主要思路是先求得總的資本流出，再減去正常的資本流出，就得到資本外逃的數額，他提出對正常的資本流出的估計方法是將申報的利息收入除以國際市場平均利率。在此，我們用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申報的投資利息(利潤)來倒算資本項目下的資本外逃，假定我國對外投資的企業能夠獲得國際基準收益率，根據對外投資企業申報的利潤水平倒算出我國對外投資的真實數額，然后與國家批準的對外投資進行比較，其差額就是我國資本賬戶下的資本外逃的數額。

最后將三部分的資本外逃數額加總就得到我國資本外逃的總額，結果如下:表2　結構法對于中國1982-2008年資本外逃的總體測算單位:億美元數據來源:表2我國以非法方式進行的資本外逃的測算(CFillegal);馮國釗、劉遵義，《對中美貿易平衡的新估算》，《國際經濟評論》，1999年5-6期;《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各期;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DOT)，1986，1995，2002，IFS，imfstatistics.org/imf/《香港經濟年鑒》各期;《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hsh.com/indices。

二、流入我國的FDI的規模與構成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對FDI的定義為:一國居民(直接投資者或母公司)在其他國家進行的投資，這些投資涉及長期的關系并擁有長期的權益和控制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間的FDI呈快速增長的態勢，與此同時，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引進外資的政策，流入我國的FDI迅速增長。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我國吸收的FDI從1982年的4.3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3.95億美元，成為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國家。

而我國FDI的來源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FDI的真實情況，如表3所示，我國的FDI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和薩摩亞這三個離岸金融中心，將近占我國FDI總額的五分之一。眾所周知，這些離岸金融中心自身的實體經濟并不發達，而是利用稅收優勢和便利的金融服務吸引外國企業去注冊，許多中國企業為了避稅和資本運作而在這些離岸地區注冊公司。而且，這些離岸金融中心對注冊企業的管理極為寬松，又采取較為嚴格的為公司保密的措施，一些公司的控股關系錯綜復雜，這樣我們就很難分清離岸地區FDI的真實資金來源(陳杰，2007)。另外，香港是我國FDI最大的來源地，由于香港在地理位置上與大陸最為接近，資金轉移和人員流動也最為便利，不能排除香港的FDI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大陸的資金。

表3　我國FDI的來源地及投資金額單位(億美元)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5-2009.

三、資本外逃與FDI的關系檢驗

就資本外逃與FDI的關系，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從投資環境來看，當一國的投資環境改善時，資本外逃減少而FDI增加，當投資環境惡化時，資本外逃增加而FDI減少，即資本外逃和FDI成負相關(Cudding-ton，1987);二是從差別待遇來看，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外資往往對境外資本采取優惠政策，造成居民與非居民的差別待遇，就形成了過渡性資本外逃的現象，這樣資本外逃和FDI就呈正相關的關系(Khan，Haque，1985)。Kant(1996)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發展中國家，FDI內流總是伴隨著資本外逃的減少，資本外逃主要是由經濟環境的惡化引起的。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在國內整體投資環境不斷改善的同時，也長期存在著內外資不公平待遇的問題，因此我國的資本外逃應當是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王國林、楊海珍(2001)用計量檢驗方法表明中國的資本外逃具有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特點，我國的資本外逃與FDI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關系，且互為因果，認為中國的資本外逃主要是由內外資的差別待遇引起的，而不是由經濟衰退驅動的。靳玉英(2003)的計量分析結果也表明我國的資本外逃與FDI為正相關，并認為這是由我國在樣本期的宏觀經濟背景決定的，在我國儲蓄大于投資的情況下，FDI是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載體，而資本外逃則是我國資本在國內資本市場發育不健全的情況下在國外進行分散投資。

本文用相關性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和主因子分析的方法來檢驗FDI和資本外逃之間的關系，資本外逃的數據是用上述游資1、游資3和結構法所計算出來的資本外逃數額。在對我國資本外逃與FDI的相關性檢驗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1982-2008年期間資本外逃與FDI的相關性很低，與此前許多學者(王國林2001，靳玉英2003)的研究結果不同，筆者發現他們所用的數據為2000年以前的資本外逃測算數據，近年來我國資本流動方向的改變可能影響了與FDI相關性的檢驗結果。因此，筆者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為界，將樣本期間分為1982-1997年和1998-2008年兩個階段分別檢驗相關性。檢驗結果如下:從檢驗結果來看，游資1與游資3在第一階段與我國的FDI有著較大的相關性，而在第二階段三種方法計算出的資本外逃數額與FDI的相關性均較低，原因可能是近年來經濟環境的變化。2000年以來我國出現了游資大量流入的現象，由于我們對資本外逃的估算是資本外逃和游資流入數額的凈值，無法區分出純粹的外逃資本，當流入的游資超過外逃的資本時就表現為負值，可能影響了與FDI的相關性。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是用來考察兩個變量在時間上的先導滯后關系，即一個變量過去的行為是否影響另一個變量當前的行為。在此筆者運用該方法檢驗我國資本外逃與FDI時間上的先導滯后關系，如果過渡性資本外逃是我國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那么我國的資本外逃應該在時間上對FDI有先導關系，因為FDI來源于外逃的資本，必然在時間上有滯后。具體的檢驗結果如下表。

表5　資本外逃與FDI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從上表的檢驗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4滯后期時，游資1和游資3均是FDI的Granger原因;結構法測算出的資本外逃數額除在1階滯后外也是FDI的Granger原因，因此我們認為我國的資本外逃是FDI的Granger原因。一般認為過渡性資本外逃要轉換成FDI流回國內通常需要一段時間的時滯，與本文的計量檢驗結果相符合。檢驗結果表明我國資本外逃對于FDI的影響是單向的，我國FDI中一部分是源自于外逃的資本。

因子分析是將多個變量轉換為少數幾個獨立的因子，以這些因子反映原始變量的大部分信息。筆者對我國資本外逃、FDI和外商其他投資(含外債)進行因子分析的結果如下:從上述因子分析的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982-1997年期間，游資法測算的我國資本外逃和FDI表現出明顯的正相關性，而在1997-2008年期間相關性不顯著，原因也可能在于近年來較為顯著的資本內流。

四、政策建議

本文的實證結果發現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流入我國的FDI中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由過渡性資本外逃改頭換面而來，對此有如下重要的政策含義:(1)我國需要盡快取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實現內外資企業的公平競爭。從本文的結論來看，過渡性資本外逃是構成了我國資本外逃的重要部分，流回國內形成又形成虛假的FDI，這部分的資本流動是沒有實質效益的。通過取消對國內資本的歧視性待遇，可以減少資本外逃和虛假的FDI，使得我國的資本流動更能反映我國的真實情況，規范我國資本流動的正常秩序。

(2)改變盲目的引進外資的政策導向。在招商引資成為地方政府的一項政績指標后，引進外資過程中出現了國內資本假借外資身份的情況，與我國招商引資的原意出現了背離。在我國國內資本過剩尋求投資渠道的情況下，資本并不是我國短缺的資源，如果引入的外資不能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水平，不能給我國經濟帶來良好的溢出效益，就沒有必要給外資以優惠的政策扶持。

(3)盡快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逐步推進資本賬戶的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目前還很不規范，金融產品還很不豐富，不能滿足國內資本增值、分散風險的需要，國內資本勢必要向國外分散投資以提高收益、降低風險。但在我國資本賬戶還不開放的背景下，國內資本只有通過各種不符合外匯管理規定的手段流出國外以尋求投資機會。因此，大力發展金融市場、推進資本賬戶開放是我國消除資本外逃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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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范文第3篇

本文在回顧已有文獻和研究的基礎上，從江蘇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技術水平的實際情況出發，基于江蘇省1995～2009年的數據，通過建立技術進步效應模型分析了FDI對江蘇省技術進步的影響，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意見。研究結果表明，FDI是江蘇省技術進步的長期和短期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江蘇省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技術外溢效應；
經濟增長；
全要素生產率

0 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的技術外溢效應，指的是廣義FDI內含的人力資本、R&D投入等因素通過各種非市場渠道導致其先進的生產技術、經營理論、管理經驗等的非自愿擴散，以及由于FDI的進入加劇了當地企業間的競爭，從而促進了當地企業生產率的提高，進而對東道國經濟長期增長作出貢獻，而跨國公司又無法獲得全部收益的情形。從經濟學上而言，這是一種經濟外在性的表現。

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分布極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次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最少。江蘇省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快速發展的典型代表，外資集聚，具有可觀的發展前景，在引資規模、質量上具有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FDI是否在中國實現了技術外溢效應，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由此帶來了激烈的爭論，因投資環境、引用數據、選取地區等眾多因素并未得到一致的結論。因此，本文在綜合前人研究和現有文獻的基礎上，選取江蘇省作為本次研究的代表，構建計量經濟模型，運用經濟計量學進行分析和檢驗，研究FDI對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影響，并在何種程度上促進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針對計量結果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1 文獻綜述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逐步有國內外學者對FDI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行分析和研究。1974年，Caves首次提出了用于檢驗FDI技術外溢效應的模型，計量分析得出本土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與外資企業的進入程度存在正相關關系。然而對于FDI技術外溢效應的存在與否，國內外學者進行的實證分析有不同的結論看法。如Barry等（2001）考察愛爾蘭制造業1990～1998年間的企業面板數據，發現大量的負溢出效應，原因歸咎于東道國與跨國公司之間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過度競爭。

近年來，國內關于FDI技術外溢效應的研究也逐漸增多。大多數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存在FDI技術外溢效應。如何潔、許羅丹（1999）對中國工業部門FDI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外資企業對內資工業部門存在正向的溢出效應，并存在隨著引資規模的擴大而加強的趨勢。沈坤榮、耿強（2001）利用30個省市自治區的FDI總量與各省的全要素生產率作橫截面的相關分析，得出了FDI與GDP的動態相關關系的結論：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全要素生產率就可以提高0.37%。賴明勇和包群（2003）用1979～2000年的數據進行檢驗，認為FDI的技術外溢效應顯著，但是具有一定的時滯。然而也有部分學者在對一些個別省份的研究中發現FDI存在技術溢出的負效應或者溢出效果不顯著。如潘文卿（2003）對中國西部地區的實證分析表明，該地區外資引進不理想，FDI在西部地區產生了不太明顯的負面效應。代峰（2005）基于廣東省11個城市面板數據的研究，實證分析結果表明，FDI對廣東省11個城市的技術溢出存在負效應。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不可忽略的是實證分析所選取的樣本數據、計量模型、數據處理方法等各種因素，以及所選地區的引資特點、市場環境等差異，因此結果可能不盡相同。

目前，中國關于FDI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仍以全國層面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為主，近年來也相繼出現了一些對具體省份的研究。但是國內關于此類研究涉及范圍廣泛，內容較為單一零散，在具體層面上的分析較為缺乏。如果忽視個體情況的研究，既不能全面深入認識和分析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又不能因地制宜采取適宜的外資政策，因此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總體上，FDI促進了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那么對于江蘇這單一省份是否也存在這樣的技術外溢效應？FDI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江蘇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本文將圍繞此展開研究分析。

2 FDI對中國本土企業技術溢出的經驗研究

2.1 江蘇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技術水平概況

1995～2009年，江蘇省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到1852.26億美元。從外商直接投資總量上來看，FDI在江蘇省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
但從外商直接投資年增長率來看，FDI在江蘇省總體上呈現正向增長，在部分年份增幅為負，其中2003年引用外資增幅最大，為上年的52.44%，而2004年FDI總量下降，增幅為負?？傮w而言，江蘇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存在快速發展的趨勢。同時，江蘇省的經濟始終以持續、穩定的趨勢快速增長，綜合實力不斷增強，全省的GDP值呈現穩步提升。2009年，江蘇省全員勞動生產率水平（人均GDP）為44744元，比上年提高12.9%，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僅僅夠得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傮w上來說，江蘇省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遠遠落后，究其根本還是在于技術水平的落后。因此創新能力提升必須加大力度、加快步伐。近年來，江蘇省取得的技術進步成果顯著。那么呈現快速發展趨勢的FDI與江蘇省技術水平的提高是否存在關聯呢？FDI是否江蘇省技術進步的催化劑呢？本文將通過建立技術進步模型加以驗證。

2.2 技術進步效應模型

1.計量模型設定

（1）索洛—米德模型

假設國民經濟生產部門只有兩種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產出只受到這兩種要素的影響，則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1）

其中，Y表示產出GDP，K表示總資產，包括外商直接投資，L表示勞動人數，A表示全要素生產率，衡量除了K、L兩種要素外的其他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反映包括知識、人力資本、管理等在內的技術水平，用此作為衡量技術進步的指標。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對式1進行轉換，得到

（2）

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對式3進行回歸，求得α的估計值。在假定規模報酬不變的條件下，有。求得的參數估計值，即可求得全要素生產率A=。

（2）驗證FDI與技術進步指標—A（全要素生產率）的長期關系

第一，為了避免因為時間序列的不平穩性而出現的“偽回歸”等現象，運用ADF檢驗法對FDI以及A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其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
其次，檢驗FDI以及A時間序列的單整性。

只有在FDI與A時間序列是同階單整變量時，才能進行協整，進一步檢驗FDI與A時間序列的長期關系，否則，協整不能進行。

第二，在滿足協整的條件下采用E-G（恩格爾—格蘭杰）兩步法對FDI以及A序列進行協整分析，考察其長期因果關系。首先假設FDI（為表示簡便，以下用字母Z表示FDI）、A均為d階單整序列，可建立模型：

（3）

其中殘差為。

第三，檢驗的平穩性。如果{}為平穩時間序列，則是協整的，兩者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如果{}是非平穩的，則不是協整的，兩者不存在長期關系。

（3）檢驗FDI以及A兩者的短期因果關系

在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條件下，為彌補長期靜態模型的缺陷，須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檢驗FDI的短期因果關系。對于具有協整關系的時間序列FDI，其誤差修正模型為

（4）

其中，Ecm表示誤差修正項，體現了對即FDI長期均衡關系的控制，一般條件下0

2.數據和變量的選取

本文選取1995～2009年江蘇地區的數據為樣本，其中GDP用江蘇省的地區生產總值表示；
FDI為江蘇省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對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用當年的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匯價進行轉換；
K用江蘇省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表示，L用全省的從業人數表示。數據來源于江蘇省統計年鑒。

3.計量回歸分析

（1）利用統計軟件Eviews5.0對式6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生產函數的估計式為：

（5）

從回歸結果看，江蘇省在1995～2009年期間全社會固定資產的投入的產出彈性為77.61%，從業人數的產出彈性為0.2239=22.39%，回歸結果是顯著的。依據，可求出全要素生產率。

（2）運用ADF檢驗法對FDI（以下用Z表示）以及A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其平序列的平穩性，并檢驗其單整階數，檢驗結果見表1所示。

由表1的檢驗結果可知，在ADF檢驗下，{}、{}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
{}為平穩時間序列，則為一階單整序列，記為；
也為平穩時間序列，即{}為一階單整序列，記為{}～。

（3）在具備協整的條件下，進一步檢驗FDI與A時間序列的長期關系。對式3進行回歸，得到估計方程為：

（6）

因此，得到殘差為，對殘差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ADF檢驗值=—3.8045，小于其臨界值—3.1199（顯著性水平為5%），因此拒絕原假設，不存在單位根，則{}為平穩時間序列。

也就是說，全要素生產率A與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長期均衡關系。FDI每增加1億人民幣的投入，將會帶來4.78*10-6個單位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即FDI對A的影響是正向的，即FDI存在技術外溢效應。

（4）短期因果關系分析

對式4短期因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得到

式7說明在每一年，全要素生產率對其長期均衡值的偏離由71.78%得到糾正，全要素生產率在受到短期沖擊后，將會很快回到其長期增長路徑上去。

綜上，在1995～2009年期間，資本投入產出彈性為77.61%。從業人數的產出彈性為22.39%，由此計算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A與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長期均衡關系：FDI對江蘇省的技術水平具有促進作用，即每增加1億人民幣的投入，將會帶來4.78*10-6個單位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即 FDI存在正的技術外溢效應得到證實。在每一年，全要素生產率對其長期均衡值的偏離由71.78%得到糾正，說明FDI也是技術進步的短期原因。

3 結論和政策建議

實證分析表明，FDI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江蘇省經濟的發展，并且是其技術進步的長期和短期原因，但是技術外溢效果并非十分顯著，這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數據限制，樣本容量受限和數據處理方式問題；

二是產業分布不均，外商直接投資在江蘇具有產業導向，主要集中在加工貿易上，技術含量較低，仍處于價值鏈的較低端，而且FDI在不同的產業中作用方向可能不一致，總體考察時可能會相互取消，由此也可能導致檢驗數值較??；

三是FDI在資產投入中的比重越來越小，在內外資企業中形成的正反饋機制中發生的作用減小，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

四是從FDI技術進步效應模型可知，江蘇省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確產生了一定的FDI技術溢出效應，但是溢出效果并非十分顯著，效應較弱。加上近年來江蘇省的FDI規模一直持續擴大，但在江蘇省GDP的比重中卻有逐年下降的趨勢，說明在FDI在最近幾年中的利用效率可能存在一定的問題。

目前，創新型江蘇建設正穩步向前推進。但從整體上，全省科技水平還不夠高，科技實力和發達省份相比仍有差距，實現“十二五”規劃發展目標仍需繼續努力。為了進一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FDI對中國技術外溢效應，促進江蘇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提高其技術創新能力，結合江蘇省當前的發展現狀，應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善：一是有選擇性的吸引外資，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性；
二是提高本土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
三是加強內外資企業的合作和交流；
四是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推進自主技術創新；
五是政府支持。政府更應該擔任好“中介”這個角色：為內外資企業構建良好的溝通平臺或渠道，實現信息共享，充分調動行業協會發揮其作用，采取一定的激勵措施以促進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合作或者技術轉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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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范文第4篇

大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增加較快。在外商直接投資中，大型跨國公司占了絕大部分比重，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實質上就是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截至2001年底，在世界500強中，除少部分跨國公司因為我國限制外資進入某些行業而不能投資外，幾乎都在我國進行了投資，近400家500強共設立了3096個項目，這些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較多采取獨資經營的方式。合資企業的中外方股權比例也在不斷變化之中.一般公司初創時，中方占股與外方占股比例差別不大，在公司發展過程中，外方不斷增資擴股，外方占股比例不斷擴大，中方占股比例不斷減少。

我國政府實行的一系列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再加上國內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國投資環境日益改善，使得國內外環境有了相似性。在吸引外資方面，很多國家對外資或合資企業中外商的最高投資比例都作出了明確的限制，我國則不然。在1979年的《中外合資企業法》中，不但沒有限制外資的最高比例，反而規定外商投資的比例不得低于25%。這大大提高了外商投資的積極性，同時引起了國內企業的不滿；
又因為優惠政策的扭曲性，也引起了部分外商投資企業的不滿。進入90年代，我國的外資政策開始向國民待遇靠攏。

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國內的投資環境日益呈現出與國外的相似性，外商由剛開始對中國的不熟悉到日益了解，使得他們當初借助合資謀求發展到獨資發展有了可能。

我國加入WTO后的全面開放，增強了外商投資的信心。入世后，WTO下的市場開放原則要求成員國通過談判不斷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開放市場，使涉外經貿法規透明化，實行貿易自由化。被要求開放的不僅僅局限于較有競爭力的成熟行業，同時還包括那些脆弱的開放度小的行業，如金融、保險、零售業、電訊、中介服務等服務業，隨著服務業領域的逐步開放，外商投資的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入世后雖然外商投資的產業仍然將被分為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四類，但是將明顯加大對外商投資的開放程度，如修訂后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就放寬了外商投資的股比限制。實際上在國家鼓勵的產業中，外商投資業已不受股權比例限制。

外商投資企業技術保密性。從歷史上看，美國的企業在進入東道國市場時，一直偏好建立擁有全部股權的子公司，其目的是為了控制關鍵的決策并保護其技術專利權。由美國的例子可見，只要跨國公司擁有各種各樣可以帶來企業優勢的無形資產時，它們就會選擇獨資新建企業的方式進入東道國。這時以知識資本的形式存在于企業內部的無形資產可以很廉價地轉移至國外的子公司，同時又可阻止東道國的投資者分享由這些無形資產所帶來的壟斷利潤或租金。

合資企業的矛盾。采取中外合資方式，中外雙方共同出資、共擔風險。這樣可以降低風險。但由于合資企業本身在文化觀念和管理理念上就存在比較大的差距，再加上在經營過程中由于發展目標和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的會產生矛盾和摩擦。這也是造成外資企業獨資化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獨資化的影響

外資企業獨資化趨勢的增強可以削弱本地企業的競爭力，避免本地企業壟斷某一市場；
可以為國內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但是該趨勢也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獨資化趨勢的加強會使跨國公司擠占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形成對市場壟斷?？鐕颈旧砭途哂屑夹g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獨資化或者控股可以使跨國公司完全按照自己的經營目標生產。它可以憑借自身優勢，影響東道國市場集中度，在東道國市場競爭中形成壟斷，對國內的產業構成威脅，嚴重的還會危及國家經濟安全。外商獨資化趨勢的增強會影響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和調整?？鐕疽宰畲笙薅日碱I東道國市場，獲取超額利益為目的來制定全球經營戰略，它的全球經營戰略并不關心對我國的經濟結構和地域結構的影響?？鐕就x擇有優勢的產業和區域對東道國投資，這種選擇性投資的結果往往會造成市場的局部集中，形成集聚效應。集聚效應會導致外商獨資化趨勢的增強，獨資化又進一步加劇了集聚效應。這種產業或市場的集中，一旦關鍵部門或關鍵的市場資源被外資所壟斷，就會影響我國的經濟安全甚至國家安全。

跨國公司技術更難得，人才流失嚴重。在合資過程中，跨國公司往往對其最先進的技術有所保留，而是將最新技術轉移給他們的獨資公司。隨著獨資化趨勢的加強和自有知識產權的保護，這種技術擴散的渠道被封死，減少了跨國公司先進技術的溢出效應。還有就是跨國公司由于自身優越條件，可以吸引國內高級人才，造成國內人才向跨國公司轉移，不利于國內企業的發展。

外資對國內企業品牌的侵蝕。我國許多企業“國產品牌”意識淡漠，在合資時甘愿使用外方商標，或低估了自己品牌的無形資產價值，甚至無償地把許可證給外國人使用。外商獨資化后，這些企業便逐漸衰落，品牌也銷聲匿跡了。如無錫海鷹超聲波有限公司曾經是一家在國產B超領域享有聲譽的公司。1996年與GE合資后把所有的技術力量都調到合資公司去了，2000年該合資公司成為GE公司獨資企業后，海鷹品牌也消失了。

應對外商獨資化的對策

外商直接投資獨資化趨勢既然難以扭轉，我們就應該給予高度的重視，采取各種對策使我國經濟向著穩定、積極向上的方向發展。

在可控制、可監管的范圍內適當擴大外債利用規模。因為我國借外債在規模上尚有潛力。外債規模通常是以償債率為中心指標再加上債務率和負債率來衡量的，償債率在20%左右、債務率在100%以下、負債率在20%-30%之間被認為是不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從1985-2003年的數據看，我國償債率最高年份為1986年的15.4%，其他的幾乎都在10%以下，平均償債率為8.43%；
債務率最高年份為1993年的96.5%，平均債務率為71.72%；
負債率最高年份為1994年的17.1%，平均負債率為12.88%。這些都大大在我國的安全線范圍之內，所以應考慮挖掘一下外債的潛力。

加強政府對外商投資的引導和監督。政府應對外資流向進行引導，應對一些投資巨大、技術不容易引進，依靠國內力量難以在短期較快發展起來的產業放開股權、規模等方面的限制，允許外商獨資或合資經營；
對于涉及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產業，在吸引外商投資時，政府要在政策上增強國內企業的控制能力。在法律上運用有關外資企業的法律和“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來控制外資企業的壟斷風險。

外資政策上，逐步取消外資的優惠政策，使內資企業享有同外資企業一樣的政策。首先降低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其次逐步擴大內資企業在進出口貿易和外匯管理方面的各種權利和自主空間。最后是使外資企業由“超國民待遇”向“國民待遇”發展，特別是加入WTO以后隨著國民待遇原則的全面實施，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所實行的優惠政策要逐步淡化，以至最后取消，最終將以中性政策取而代之，營造外資、內資企業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

加強企業的品牌意識。中國企業在合資過程中要有自己的品牌意識，不能在引用外資時，因急于與外資合作或貪圖一時利益而放棄了自己的品牌。這種目光短淺的行為長期發展必然會把自己滅掉，所以要在合作中時刻謹記品牌是企業的生命，堅決不能丟失自己的品牌。

外商直接投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技術轉移效應經濟增長；
對外貿易

中圖分類號：F831．6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6)06―0066―05

收稿日期：2006-07―31

外商直接投資①中國一直呈現上升勢頭，這種良好的趨勢有兩層涵義：首先是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自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保持了良好的增長速度：其次是來華進行直接投資的外商投資主體和投資項目總體質量也在不斷提高。

一、中國引進直接投資及其技術轉移

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跨國投資大幅下降的情況下，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保持較高水平，至今已連續12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位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首位。

(一)中國在引進外商投資方面的概況 中國1993年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其中工業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產業，2002年甚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2004年全國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達到了43664項，比2003年41081項增長了約6．3％，而2002年則是34171項；
2004年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也猛增到1534．79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33．38％；
2004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是606．30億美元，同比增長13．32％，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仍然保持著良好的增長態勢。截止到2005年初，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是508941個，合同外商直接投資金額10966．09億美元，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5621．05億美元②。

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一方面為中國經濟注入了直接的資本投入，從而在外延上為經濟產出的增長予以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國外直接投資的進入方式使得它能夠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資金之外的國民福利增長(主要是技術轉移方面的好處)，從內涵上為經濟水平的提高提供強勁動力。在改革開放的早期，前一個作用一直是中國經濟理論關注的重點，現在中國已經正式加入WTO，經濟發展在全球化浪潮下漸漸從粗放的外延式擴張向精細的內涵式增長過渡。技術轉移無疑是FDI對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內涵式支持的最重要內容。

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日本企業最理想的投資國中，中國一直排在第一位：美國公司最想進人的目標市場也是中國。近年來我國的經濟保持著持續高速增長，這是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因素。中國市場的兩大優勢――低勞動力成本和大市場，這也是吸引外資的主要因素。目前中國積極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開放了更多的領域，外商的投資的機會更多，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主要有以下特點。

1．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長期保持著穩定的增長。從1985年以來的近二十年中，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逐年上升，從未出現過下降的年份，只是年度之間的增長速度有些波動。

2．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引進外資中占絕對主導的地位。與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我國利用外資一直是以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為主，外商直接投資在全部引進外商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1985年我國實際使用的外資總額為47．60億美元，其中實際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9．56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占外資總額的41．09％。到2004年，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在實際使用外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上升到75．42％①。

3．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產業和空間分布日趨廣泛，但工業一直是投資集中領域，東部是投資的主引入地。改革開放后的一個較長時期內，外商來華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省市，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則明顯加快了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速度。從外商直接投資所進入的產業來看，對外開放初期主要是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業，隨后逐步地加大在資金相對密集型行業的投資，比如近幾年外商大規模進入我國的汽車工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4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內在質量顯現出逐步上升的趨勢。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近年來大型的跨國公司比如世界的前500強企業越來越多地選擇到中國投資，與開放初期主要是中小型企業來華投資形成了明顯的對比。二是跨國公司越來越多地把研究開發活動轉移到中國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中國的R&D活動方面的支出越來越大。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 很多學者認為外商直接投資能給東道國帶來資金之外的額外好處，這種好處大多是由技術轉移導致的經濟效率增長效應。譬如，Beata K．Smarzynska(2002)從企業微觀層面進行實證分析，FDI確實在立陶宛存在通過技術轉移導致的生產力溢出，并對這種由技術轉移帶來的生產能力溢出進行了量化分析，結果證明如果立陶宛的FDI流入增長10％，其技術轉移能給本土企業帶來0．38％的產出增加。Caves(1974)對澳大利亞和Blomstrm&Wolff’s(1994)對墨西哥的相關研究證明FDI能夠通過技術轉移產生溢出效應，使東道國本土企業的產出水平增加，從而使整個產業的產出能力提高。

從總體上說，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比中國本土企業要擁有更高的技術含量。大多數外商在技術、銷售網絡、出口等方面占有優勢。當代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可以歸納為以下主要特點。

1．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技術轉移的最主要渠道，尤其是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目前已經成為東道國重要的技術革新動力。

2．技術轉移的源泉歸根到底是技術創新，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產生技術轉移的前提是其自身持續的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自主技術創新也是發展中國家引入外商直接投資期望產生技術轉移效應的最終目的。

3．發達國家之間和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移是主流，也就是說技術轉移既可以是水平的也可以是垂直的，但技術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逆向轉移――即由技術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向技術相對較高的發達國家轉移。

4．跨國公司成為當前世界上技術轉移最重要的組織方式，跨國公司“技術轉移內部化”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技術轉移的主要表現形式。

技術在轉移的過程中會產生各種效應，其中包含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生態的等各方面的內容。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是否真的產生了技術轉移(或

者說技術溢出方面的效應，是否帶來了經濟效率方面的進步呢?雖然已經有很多文獻對這一問題作過方方面面的研究，但針對外商直接投資中與技術直接相關的因素對中國工業所進行的實證分析相對較少。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產業分布、行業分布和地域分布存在較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很可能對技術轉移效應產生地域上的重大影響。從東道國角度，以人力資本為依托的技術吸收能力是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的影響力與影響途徑至關重要的因素。

二、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技術轉移效應對中國經濟的兩個主要貢獻

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1999年的《世界投資報告》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發展主要有五個方面作用：一是擴大投資的來源，加快資本形成的速度。二是帶來技術轉移效應，提高東道國的技術水平。三是拉動出口貿易的增長，增強出口競爭能力。四是增加就業機會，并改變就業的結構。五是對生態環境保護起到一定的示范和促進作用。這里從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和對外貿易的貢獻兩個主要方面觀察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技術轉移效應對中國經濟的主要貢獻。

(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總體特點是技術相對領先、投資效率較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梢詮娜齻€方面來分析外國直接投資及其技術轉移效應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③。

1．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對全國工業總產值的貢獻。外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比重，1992年為7％，1998年為24％．截止到2005年年初已占到1／3，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28％。而本土企業的工業產值雖然比重有所下降，但其增長速度卻也達到了歷史高峰。

2．實際使用外資額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1992～2004年實際使用外資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0％左右，從1992年的7．51％上升到2002年的10．10％，2004年是9．9％④。這意味著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含量得到了一定保證，為其持續的技術轉移效應奠定了基礎。

3．外商投資企業上交的稅收對我國工商稅收的貢獻。外商投資企業上交的稅收占我國工商稅收比重逐年上升，從1992年的4．25％上升到2000年的20．5％。2001年就已經達到2883億元人民幣，比2000年的2217億元，增長了30．4％，占全國稅收的19．00％。2004年初的統計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繳納稅收額占全國稅收總額更是達到了近21％⑤。以外商投資企業稅收為主的涉外稅收(以投資額98％以上為外商投資企業計算稅收，不含關稅和土地稅)成為我國工商稅收的主要來源。

表1分別列出了1999年度、2002年度和2004年度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幾項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的經濟指標?？梢钥闯?，在1999年度外商直接投資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后續影響，雖然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相比1998年度出現了負增長，但在隨后的幾年中很快就恢復到原先的水平，到2002年度已經比2001年度增長了12．51％，外商直接投資在工業增加值和稅收方面，無論是總量還是所占比重都有不同程度增長。

2004年固定資產投資中外商直接投資增幅達到了41．94％的水平，而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幅也達到了25．8％，在工業增加值和稅收總額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均顯示出了對中國經濟增長良好的促進作用。

外資在固定資產投資速度的加快，說明外資隨著其投入產出效率的提高，其技術密集度也有所增加。這主要是因為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本土企業通過技術轉移效應獲得了好處，加上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之間的競爭，使得他們為了繼續保持技術上的優勢，必須進一步提高自身的技術含量。這一點在汽車行業比較明顯，越來越多的外商投資汽車公司已經不僅是在中國生產一些在發達國家過時的低端產品，而是開始縮小中國分部與外國本部之間的產品技術落差，有的甚至已經開始同步進行。外商直接投資的固定資產投資在總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保持了微微下行的趨勢，基本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外資在我國工業產出、稅收中的比重增加的同時，投資的比重卻沒有成正比地加大，這說明外資投入產出的效率在提高。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說明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得到了較好實現。

(二)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貢獻根據中國學者趙晉平等人(2001)計量分析的結果，1980-1999年的20年間，在中國GDP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來自于利用外資的直接和間接貢獻，也就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8％，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的迅速增長是其主要動力來源。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經濟學家Wanda Tseng和Harm Zebregs(2002)的研究，中國在1990年代10．1％的平均經濟增長率中，直接外資所起的貢獻作用在3％左右，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30％左右，而同樣認為其出口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表2綜合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幾個方面的貢獻，從連續的時間序列上我們除了能夠更好地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產值和稅收方面的貢獻，還能夠觀察到其在出口中的重要作用。

從表2中看出，1993-2004年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總值占全國出口總值的比重持續上升．1993年外商出口就占了全國總出口的27．5％，到2004年上升到57．7％，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報2005年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值達到4442．1億美元，占總出口的58．3％。近幾年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值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都在一半以上；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43．65％、30．20％．比全國進、出口總值的年均增長率15．43％、12．27％分別高28．22及17．93個百分點⑥。由此可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對外貿易的增長是我國對外貿易增長的重要源泉。

眾所周知中國的出口增長成績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突出的，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場上中國產品在二十余年的時間內之所以能夠保持不衰的勢頭，除了成本方面的優勢之外，不可否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產品質量和技術含量的快速提升。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的持續增長僅靠成本來解釋是說不過去的，其在中國進行生產所采取的技術水平不斷提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本土企業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和增幅方面雖然表現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那么出色，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成長速度也是驚人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之間的競爭和各種方式的合作，使得技術在部門內和跨部門之間都得到了較好的轉移效應，這種技術轉移效應主要體現正是

他們(特別是本土企業)在總產值、增加值和出口方面的優良表現。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出口的迅速增長主要是建立在中國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和相當技術水平支持基礎上的。根據經濟學一般規律，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小，所以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近期的出口增長主要是依托技術水平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水平保持提升趨勢是其技術轉移效應實現的前提條件，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的迅速增長暗示了技術轉移效應的良好展開。而同期本土企業在外商直接投資技術轉移效應的帶動下自身的出口也得到了較好發展，無論是增長速度還是出口結構都有了明顯改善。

三、結論

如何更加有效率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課題。從宏觀經濟政策導向上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對資金的需要已經不再那么迫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動力也就開始轉向對其技術轉移效應的重視。隨著WTO相關承諾的兌現。中國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會更加完善，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巨大吸引力還會在較長時間內保持。而在中國進行直接投資的主體也在悄悄發生變化，更加先進和規范的投資者日漸成為在華投資的主角，特別是具有更高技術含量的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興趣有增無減。

在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具有越來越明顯的技術轉移的特征，通過分析可以發現代表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水平的資本和研發投入對中國本土工業企業已經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技術轉移效應。而從更長時期看，作為考察對象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轉移效應最重要的體現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二是對出口的促進。對經濟增長方面的貢獻可以從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和稅收等內容可以看出，而對出口的促進則主要體現在占出口比例的不斷增長。外商直接投資技術轉移效應的實現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這種趨勢得以繼續保持乃至優化，外商直接投資有可能將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更加顯著的貢獻。但從另一個側面這也或多或少表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隱患――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性，外商直接投資在經濟指標中的上升趨勢既說明了通過資本投入和技術轉移使得中國經濟發展從中獲益，也表明了它在國民經濟中的影響力日益加強。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牽引力是公認的，而外商直接投資在出口中的強勢表現實際上對中國經濟提供了投資和出口的雙重動力，如果這種趨勢繼續加強，隨著中國經濟中的技術水平提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邊際效應逐步趨小，對東道國的經濟控制力逐漸增強，外商直接投資有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破壞性作用，畢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陰影還未完全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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