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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改革22號文提出要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明確黨的領導在國有企業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黨的領導與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如何結合成為新的難題，是修改現有公司法律制度，明確黨組織在國有企業中的法定地位，還是把黨組織在國有企業中的領導地位蘊含于現代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之中，這就出現了思想和路徑選擇上的分歧。
黨的領導與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之間的關系應該是統一而絕非對立，而要實現這種統一，一種方法是修改公司法，明確黨組織在國有企業中的法律地位，但該種方法有刻意體現中國國情而違反國際規范之嫌，容易引人詬病，有損于中國國有企業的國際形象，不利于中國國資“走出去”的大戰略。所以在尊重中國國情的同時，必須借鑒國際規范。因此，要把黨組織領導內容蘊含于現代公司董事會之中，通過國資委行使股東權利，以董事會法定地位之名行黨領導的法律地位之實，這實質上就是在尋求將黨組織領導與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相銜接，既保留大公司的組織結構優勢，又能發揮黨對國有企業的監督管理職能。
國有企業是全民企業，而黨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這就是黨和政府能夠介入國有企業管理的依據所在。但是必須明確國有資本的統一監管者只能是國資委，所以黨向國企派干部絕對不能延續舊體制下由中組部直接任命的方式，而應該通過國資委和國有資本運營公司。
評價，進而影響國有資本的估值。因此，在商業類國企領導薪酬制度設置上，可以按照市場化公司薪酬制度統一進行初次分配，但對于黨組織任命的領導，應鼓勵其從自身定位及職責考慮，以黨費形式上交，并可以此建立國資監管人才儲備基金，為將來的職業經理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服務。這樣通過公司和黨組織的兩個層次制度安排，既能避免兩套薪酬制度體系的沖突，又可激發國有企業發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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