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空間的嬗變：新加坡華人廟宇的多元雜義性

材料到人員都與中國有著直接的關聯，例如直落亞逸街的天福宮在1838開始興建，主要的工匠聘自中國，主要建筑材料如石頭、木材等也從中國運來（見圖1）。1887年竣工的瓊州天后宮的所有建筑材料和工匠全部來自海南島。四馬路觀音堂在20世紀80年代重修時，建筑所用的華表、石像、琉璃瓦、天花龍板、敦煌壁畫等都是從中國的北京、惠安、汕頭、徽州等地采購?；浐Ｇ鍙R1995年耗資300萬（新）元重新修復，也聘請了來自中國的工匠。二是建筑形制一如中國的傳統建筑，如天福宮采用“回”字形平面，共三進，包括三川殿、中庭、正殿及后殿，而粵海清廟的建筑風格則是直接移植潮州地區的神廟。三是新加坡廟宇舉行的活動常包括中國傳統廟宇的一般活動特點，如接財神、拜太歲、搶頭柱香等。四是從供奉來看，許多供奉對象都和中國相同，有許多還直接來自中國，例如西海岸福德祠的福德正神金身就是先輩移民從中國請來的。

但是，在東南亞這個地形地貌、植被生物及居住環境與中國有著眾多不同的異域大空間中，將家鄉的崇拜空間轉建到南洋的一個多種族混居的島上，不產生變異是不可能的。新加坡華人廟宇的這種變異就是一種由于移民的物理環境和心理狀態變化而出現的南洋本土化，從其總體審美文化特性來說，綜合性是其最大的特征。這種綜合的新面貌可用多元雜義性來概括，即新加坡華人廟宇的建筑空間、信仰世界、精神狀態、民俗活動、延伸項目等多種多樣，意義與價值混雜，具體可從場所雜揉化、神祇本土化、藝術南洋化、活動多向化、功能時代化這五個方面來闡釋。

二、場所雜糅化

以建筑環境景觀概念觀之，場所空間可以由小到大簡分為單體、建筑群、城鎮、大地幾個層級，而新加坡的城鎮和大地景觀是合二為一的。這里由外到內、由宏觀到細觀，對新加坡華人廟宇的場所雜糅特點進行分層論析。

首先，就整個國家層面來看，就如不同信仰和諧相處一樣，新加坡華人廟宇和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的崇拜場所也互不沖突，異教廟宇相鄰相對和平共處。新加坡現任外交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是印度族，他說：“許多老一輩的新加坡人想必記得年輕時走訪各種宗教場所的美好回憶——華族廟宇、興都教廟宇、教堂和回教堂都有他們的足跡。這些宗教場所十分熱鬧，是社區聚集起來進行宗教活動之地?！盵3]1

其次，就城鎮區劃層面來看，從郊野風景區到組屋區，從商業區到工業區，都有華人廟宇的設立，特別是發展到當代，由于建設空間的緊張，大部分廟宇都被壓縮在樓宇之間，與居民樓、寫字樓、商貿樓等擠在一起，顯得體量單薄，反差明顯，審美視野逼仄。

再次，具體到各個華人廟宇之間的建筑群空間關系來看，新加坡的聯合宮、聯合廟的興起也許是大中華地區廟宇文化中獨有的普泛性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政府實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越來越多的鄉村的土地被政府、發展商征用利用，眾多大大小小的廟宇面臨搬遷的問題，將不同的廟宇組合在一處便成了當時土地緊張的主要選項。但廟宇的整合并非一蹴而就，有的加入后又退出，花幾年時間是很普遍的事情。例如義順的元龍圣廟由于鄉村拆遷，1983年搬進一間臨時廟宇，1988年和鎮南廟廣壽堂、敕封順西宮水池林一起入駐義順鎮聯合廟。1992年淡濱尼聯合宮落成，共有12間廟宇加入，集中在一個大廳里，包括：天公壇、福安殿、后池廳、順興古廟、吉星亭、濟陽堂、茲靈宮、新芭大伯公、洛陽大伯公、漢陽大伯公、淡濱尼九英哩大伯公和地萬大伯公見（圖2）。新加坡第一間聯合廟伍合廟甚至早在1974年就出現。桂林聯合廟位于武吉巴督，包括龍顯山宮、金全法壇、集聲宮、石竹廟、臨江殿暨對山廟和愛民宮，聯合宮遍布全島東西南北。聯合宮（廟）中的各個廟宇所供奉的神明和宮殿一般都保留在聯合宮（廟）的大堂內，由聯合宮委員會統一行政，例如成立董事會、理事會、宮務委員會等，體現出了空間集中、資源共享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