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望及愛,一體三位——循道會士柏格理形象論發凡

摘要：百年前宣道華土的英籍循道會士柏格理，究竟具有著怎樣的形象?這一論題長期困擾著中外學術研究界。筆者認為，只要立足于柏氏的信仰之“根”、身份之“本”以及大愛之“工”，便不難對其總體形象作出辯證解讀和理性論析。質言之，柏格理就是一位以“信望愛”三種根性和美德寫就的形象。

關鍵詞：塞繆爾·柏格理；循道公會；信望愛；形象

中圖分類號：B97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9)05－0179－07

引言

百余年前的英籍循道會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為了求索上帝的道，弘揚主的福音，履行基督徒的天職，于是弱冠東渡遠涉中土。繼而孑身前往那天荒地絕之域一貴州威寧石門坎。在“回徒本墨守宗風?？捉糖宜爻滞馊?，禪宗既窮超生之路，道派更絕換骨之丹”的異質文化語境中，既疏瀹五藏又澡雪精神，艱難地呼喚著曠野中的迷途羔羊，悉心地牧養著上帝的子民，默默地收獲著東方的靈魂。歷經十一載心血澆灌，終將一個藉刀耕火種生存、靠結繩刻木記事的化外“煉獄”，鑄就成為“香港第二”的海外圣地；使一個“數千年之羈縻屠殺”加儒教利器仍無力徹底化服的“崇巫尚鬼”民族，引領教導成羊——匍匐于救世主腳下，皈依于陌生的“基督”；通過創字釋經與文化改良，將原本荊棘密布的“野橄欖”叢，培植成了基督的“真葡萄園”。于是，開物成務而良苗一新。

然而，如何看待這樣一位宣道之士與化育之師?如何評定他所扮演的角色?盡管柏格理自身對其來華動因曾作如是表白：“我們在這里不是政治代理人，不是探險家，不是西方文明的前哨站。我們在這里是要讓他們皈依”但是，如此的自白，在學界并沒有獲得一致論定。概而言之，譽之為“靈肉之師”、“苗族的摩西”乃至“苗族救星”的有之；斥之為19世紀寄生于英國殖民者卵翼之下的“文化侵略者”的有之；抑或籠統稱之為重鑄中國文化精神和救贖民眾肉身的施恩者的亦有之?！?9世紀時，商人們來中國謀求利益。外交官和軍人來到中國則謀求特權和讓步。外國人中間唯有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來不是為了獲得利益，而是要給予利益；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為中國人的利益效勞?！笨傊?，各種界說莫衷一是。恰如美國學者費正清所嘆：“如何評價傳教團體對中國的影響是一個真正的難題，這可能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p>

然而，筆者認為只要立基于柏氏的信仰之根、文化張力消解之法、身份認同之本以及大愛之工諸維度，便可理性地思考、辯證地分析和學理性論證出柏格理的總體形象。質言之，柏格理之所以具有“上帝忠臣”般的超凡定力，之所以具有為愛獻身的凜冽勇氣，之所以具有“中邦良友”的決然毅力，一切皆源于他對“信望愛”的信守和弘揚，換言之，他實質上就是一位以“信望愛”三種根性和美德書寫而成的形象。

“信望愛”及“一體三位”釋義

“信望愛”(Doetrine of Faith，Hope，Love)和“一體三位”

(或三位一體)(Doctrine of Trinity)，本是基督教的兩則基本教義。而在本文中，上述兩個指符的實指意義，乃是其本意與轉義雜糅而成的“寓意”。

“信望愛”教義被視為基督徒應該具備的三大美德，源于《圣經》經文“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狈侄灾?，

“信不僅僅是理智上贊同基督教的教義，還包括徹底地獻身于基督，奉他為生命的主?！薄巴眲t根基于耶穌的復活?；绞侨诵闹袠s耀的盼望，選民所盼望的，正是那無謊言的神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至于“愛”，則是上帝的本真，是《新約》闡揚的最大誡命，更是基督徒的最大美德。正如耶穌教導的那樣：“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痹诰唧w操守和踐行上述誡命的過程中，信徒應遵循的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法則。借經文之言，“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夸，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三位一體”思想是基督教存在的基石，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義。其本意指上帝只有一個，但包括圣父、圣子、圣靈(圣神)三個位格。三者雖各有特定位份，卻完全同性同體，彼此間既無大小之分，更無尊卑之別。

如前所論，本文所言說的“信望愛”與“三位一體”(或“一體三位”)，實乃教義特指指符意義與其轉換涵義交融而成的“寓意”。要而言之，柏格理作為造作石門坎神跡的外在推力和主要擔綱者，之所以能夠義無反顧地棄絕似錦前程，毅然決然地揮別故土親人，出生入死于古徑云封的蠻夷之境，堅定不移地植根于苗疆山水，“舌焦唇敝，廢寢忘食，教導慕道者識字讀經，醫人疾病，憐恤孤苦，再接再厲死而后已?！边@一切的成因和動力，無不源于作為基督虔誠信徒的他，對上帝之道的無比信奉，對苗族苦難“同胞”蒙主恩典的持久守望，以及對妙道本真“大愛”的踐行不輟。

信：傳衛理薪火作上帝忠臣

概而論之，循道公會傳教士柏格理的“信”，主要體現于三個向度。一是“信奉”：身為基督徒的他，不僅始終不渝地篤信上帝、一以貫之地追隨基督，而且還義不容辭地擔當起了弘道的天職；二是“信守”：表現在對循道公會(衛理宗派)悠久宗風的信守和弘揚；三是“信仰”：信義的家道淵源與利文斯頓堪為垂范的表率作用，彼此形成合力并共同構筑起了柏氏效法的現實坐標。

柏格理何以能夠如此虔信上帝圣道，甚至不惜以生命去書寫和踐行“信”的本真?根本原因之一，是其基督徒的“身份標識”及其相應的“恭承天命”道義和擔當使然?！皬男叛鼋嵌榷?，基督徒最簡單的定義就是耶穌基督的門徒?！碑斎?，如此的界說并非基督徒的全部指涉含義?；酵降囊饬x還在于變得像基督那樣，成為信奉上帝圣道的謙卑而虔誠的門徒。易言之，在內質操守上具有耶穌般的根性和品德，在外在言行上奉耶穌為效法的楷模和行為的表率，并不遺余力地遵從導師的教誨——信守和遵從上帝的圣道，接受上帝的感召，信靠耶穌其人及其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贖之功。耶穌曾曉諭門徒務將圣道傳通天下、把福音施與萬民?！疤焐系叵滤械臋啾假n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圣靈的名給他們施洗?！?/p>

柏氏曾向世人反復闡明，其決意明志做“上帝忠臣”并遠涉中土宣道，旨在使這個世界上“異教徒”最密集、最眾多的國度皈依于基督，沐浴到上帝的恩澤?！拔覀儊碇袊?，是因為我們相信，乃上帝派我們來讓這些人了解基督福音?！薄坝嘀畞砣A，惟希獲得一種民族之信仰，完成余之夙志，雖犧牲性命亦在所不辭?！?/p>

如果說弘道播教，旨在作“上帝忠臣”；如果說“為基督征服世界”，意在“恭承天命”。那么，柏氏在弘道過程中，所躬行的冒棘披荊于古徑云封的殘山剩水之地和“服習起居隨處與人相同”的宣教方略，則在于對循道公會教派宗風的薪火相傳。正如《溯源》碑文所言，“叱石成羊，亞伯拉罕之子孫；

攀門附驥，衍馬丁路德之薪傳?！?/p>

基督教循道公會(Methodism or Methodist Churches)又稱衛斯理宗(Wesleyan Methodist Society)，是18世紀福音運動的產物。該宗派主要由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和查爾斯·衛斯理(Chades Wesley，1707-1788)兄弟倆所創立，旨在挽救英國國教會所面對的信仰危機，以復興基督教對社會草根民眾的吸引力?！?8世紀初正是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工人勞動條件惡劣，生活極端貧困，社會動蕩，道德低落，人們宗教感情普遍較淡漠。資本主義的發展呼喚著一種更能與之適應的新興的基督教教派的出現?！睘榱隧槕敃r特定時空維度下的靈性需求，循道公會于是就應運而生了。

客觀上講，衛斯理兄弟當初所求索的，并非是對圣公會教義進行拔旗易幟式的變革，而是在于提高每個基督徒的靈性修養和道德水平，在于充實教會對上帝的崇信，在于增強個人對上帝的誠信與依從以及強調個人獲得上帝恩寵救贖的體驗。要言之，“它們與正統教會的區別_不是在教義上，而是在宗教實踐上?！奔s翰在循道公會《教規》中曾指出：“從形式上看，所謂教會團體，只不過是一群索求神的力量的團體罷了。他們團聚起來以便一同祈禱，相互勸勉，互相關愛，彼此相助而求得救贖?！?/p>

在潛心研究了《圣經》及新教各派的宗教思想后，約翰·衛斯理一方面充分吸納了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教義，強調信徒無須通過主教、神父的教階制度做中介，而是憑借信仰，直接同上帝交通而得到拯救。另一方面，又全面明確了信徒應嚴格遵循的忠于《圣經》、忠于傳統信經教義、過循規蹈矩生活等一系列行為規范?！皬娬{以《圣經》正典為最高和唯一的信仰源泉和生活準則，所做一切都是為了榮耀上帝的圣名；主張基督普遍之愛，認為上帝施救恩于一切人，不分貧富貴賤，凡信仰者均可獲救；重申路德‘唯信稱義’教理；繼承清教徒傳統，提倡生活艱苦勤儉，不吸煙，不喝含酒精的酒，守誡命，濟貧弱。信徒由于宗教生活嚴格，被稱為‘循規蹈矩’者?！?/p>

循此可知，柏格理在宣播福音圣道途中，為將福音植根于花苗民眾的心靈，既苦其心志又勞其筋骨，奔走呼號于危絕的烏蒙山巔?！芭e凡瘴雨蠻煙、察會荒冷之區，靡費足跡殆遍?！惫诺罒崮c，懇摯殷切勝過家人父子；一片荒地，歷經心血澆灌與極端經營后，終至“崇墉櫛比”。凡此熱心與定力，著力傳載了衛理之薪火，彰顯了循道之宗風。

當然，除了誓作“上帝忠臣”、慎守基督徒本分、承繼衛理薪火傳循道宗風外，促使柏格理甘當圣道傳人的另一要素，在于其家族信道弘道的遺風。據史料記載，柏格理家族一直有著篤信上帝、熾愛圣道和傳揚事工的悠久傳統。顯然，如此濃烈的宗教氛圍與家族遺風，對其人生的抉擇，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望：祈“同胞”蒙恩盼傳通苗疆

對上帝圣道篤信無疑的柏格理，在踐行基督的宣道使命上，總是充滿著激情、飽含著期望。柏格理的“望”主要有著三層意蘊：一是“伏望”——為能昭彰圣恩，伏望漁人得魚，即便歷盡坎坷、心力全耗也初衷不改；二是“祈望”——祈望“同胞”蒙恩，期盼圣道通傳苗疆；三是“渴望”——渴望潛心勞作與悉心灌溉后，能使“野橄欖枝”接“真葡萄樹”，從而再現當年李溫司登在非洲傳教的盛景，引導一個民族皈依。

然而，就客觀條件而論，柏格理入華之際的文化語境，對其布道并不十分有利，特別是在輾轉漂泊于昆明、會澤、東鄉與昭通之間的歲月里尤為如此。由于置身于以孔孟儒學為國之利器和文化本根，而佛道諸教往往被視作教化蚩蚩之氓識天命、循性道、修圣教及守倫序之器的文化語境中，因此，基督教“非我族類”的異質“他者”身份，著實難有大的作為。韋伯曾把儒學定性為一種“拒斥任何類型的救贖教義”的宗教?！叭褰虃惱碇胁]有救贖的觀念。儒教徒當然沒有被‘拯救’的欲望：不管是從靈魂的輪回，還是從彼世的懲罰當中被拯救。這兩個觀念都是為儒教所不知的。儒教徒無意于棄絕生命的救贖，因為生命是被肯定的；也無意于擺脫社會現世的救贖，因為社會現世是既有而被接受的?！比寮覍W說所注重的，是現世今生，關注的是如此存在的此世事物，質言之，現實此岸世界中一身、一家、一國和一天下的事。大凡足跡無法抵達之地，耳目無法感受之境，現世無法企及之域(彼岸世界)，都不予作過多的究詰。

正是由于遭遇著傳統文化沉積厚重的漢族民眾為主體的生態環境，并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云南教會既定的宣道方針——“在云南的漢族人中進行工作，并沒有把布道延伸到中國西南各省毗鄰區域的非漢人各民族中”，所以以直至洞開石門之前，無論柏氏及其教友們是多么地苦心勞體，多么地執著經營，但其成效始終是那么甚微，收獲始終是那么寥寥，甚至一度陷于進退維谷的境地。

為了間接消解同中土文化主體間的異質張力，突破制約宣道傳教的文化語境瓶頸，實現圣恩昭彰的“伏望”，柏格理即刻全面反思了此前道途受阻的成因，立速修正了先前的宣教方略，將目光轉向受儒釋道思想浸染相對較少的僻遠地帶，將心力傾注到崇山峻嶺中肉身和靈魂都在飽受煎熬的少數民族同胞身上。

傳教方略的轉變，不僅立即擺脫了多年裹足不前甚至陷于絕境的情勢，而且轉機由此而開，為實現“同胞”蒙恩、圣道廣播的祈望，獲得了機緣。當柏格理的腳步一跨進花苗聚居的石門坎，便立刻體味到一種山窮水復終見路、柳暗花明春滿園的別樣風情。易言之，如履薄冰的宣道歲月就此終結，生機盎然的希望田野行將涌現?！皞ゴ箝_拓性的牧羊人，終于找到并贏得了迷失在山野里的羊群?！比缙浠貞涗洝睹缱寮o實》所言：“祈禱有了回應，長期被遲延的希望得以實現，荒野里初綻出朵朵鮮花，圣靈的工作公然啟動。復興并沒有按照所期望的方式到來，我們指望在花園里經過培植的小塊土地上顯現花蕾，上帝卻讓山花在荒野中突然怒放。我們盼著涓涓細流匯成江河，而上帝卻擊穿峭壁，讓巨大的山泉從中涌出。在云南及其姊妹省份貴州，十年前總共僅有一百名教會成員，現在卻大約有一萬人之眾；以往基督教的追隨者不足千人，現在則有十萬名?！?/p>

毋庸置疑，推動傳道事業發生實質性轉變的動因極其復雜，可分為內因和外因兩種。如果說柏格理披星戴月、日夜兼程的辛勤勞作與卓爾不群的心智，形成了外在的推動性成因，那么，宣教方略的改弦更張和苗族群體的主體性訴求，則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內在要素。眾所周知，“基督教是一種宗教信仰，但宗教歸根結底仍是一種文化，它是奠定在深厚的文化基層上的。因此，它的傳播也必須尋求在文化上易于認同的土壤?！卑厥系男闹钦w現于此：通過自身同石門坎花苗相似的少數民族身份，輔以“衣苗衣”、“食苗食”、“居苗所”、“效苗行”、“言苗語”、“療苗疾”以及“治苗心”等系列本土化舉措，從而在誤讀與誤釋中不但使相互間的異質張力消融殆盡，而且求得了彼此間的“認同”和接納。

據載，投身于石門坎宣道事業的傳教士，大都屬于英國的少數民族，屬于來自山區的鄉下人、農民和礦工，屬于生活貧寒但受過良好教育且工作勤奮的一類人?！鞍馗窭砑易逶跉v史上即屬于英國的少數

民族族群之一，并與中國西部苗族一樣有一段相似的被迫向西南方向遷徙的經歷?！边@一史實，無論是在柏格理之子沃爾特·柏格理的追述里，還是從英國林肯大學的艾莉森·劉易絲教授(傳教士甘鐸理的女兒)的研究中，都得到了確鑿的印證。苗疆民眾和宣教群體間如此相似的民族遭際與個體歷練，在一定程度上既遮蔽了二者間互為“他者”的陌生身份，又奠定了“同胞”式心理認同產生的基礎。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叫文化認同，是一種既隱含著某些固定特征的“身份符碼”，又體載著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所尋求的“認同”涵義。按照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中所論，文化身份是一種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有的文化符碼的反映，并“屈從于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嬉戲’?！币虼?，對文化身份外在形式的解讀和內在核質的剖析，應“將文化身份置于文化境遇中，把握文化身份的心理象征內涵和文化身份的物質屬性?！?/p>

正是基于相似的民族際遇與文化身份，于是產生了彼此互為“同胞”的認同心理。借東人達先生的話說就是，“由于錯綜復雜的民族、文化、語言等背景，加上歷史的偶然性，就使這些英國‘康沃爾人’傳教士來到滇黔川邊的苗族人之中，雙方都產生了某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逼┤?，當苗人說出“羊人”是屬于自己族類的同胞時，柏格理曾無限感慨道：“和他們是一家人!在我的生平中還從來沒有給予過如此崇高的贊揚；而且是被中國最貧窮和待發展的少數民族群眾認可為一種、一種父兄般的形象，這對于我來說是最大的幸福。成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為此，柏格理進一步堅定了欲將圣道傳通苗疆而使“同胞”蒙恩的宏愿，并立誓以先輩李溫司登(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為效法的現實坐標，立功異域。據教徒鐘煥然追憶，柏氏曾屢誓心志：“余之來華，惟希獲得一種民族之信仰，完成余之夙志，雖犧牲性命亦在所不辭?！啬羾L閱李溫司登非洲冒險成功偉績，心切慕之，欲取其立功絕域之勝跡”。

天荒地絕的石門坎能從“煉獄”變為“圣地”，晦盲否塞的化外荒蠻能被引導教化成羊，固然離不開柏格理對上帝之虔敬和宣教之熱忱，離不開他執著的信念和非凡的智慧，也離不開他的心血澆灌乃至生命的獻祭。但是，我們并不能由此回避，甚至有意遮蔽掉身為演進主體與內因的苗族群體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恩格斯指出：“要根據宗教借以產生和取得統治地位的歷史條件，去說明它的起源和發展，才能解決問題。對基督教更是這樣?！币虼?，作為石門坎地區演進主體的大花苗，之所以受到基督教布道事業的感召并急速成為其擔綱者，根本原因還在于他們自身所具有的主體性訴求。常言道，苦難與貧困是一切宗教孳生的溫床，是宗教得以傳播的社會基礎和土壤。正如馬克思所論斷的那樣，

“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換言之，宗教乃是人生憂患之伴侶，是人們的一種心理需求，是人們深感生存極度艱難時，由于內心的恐懼，所尋求的一種心理上的慰藉或依賴，一種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與此相應的是，“社會階層愈低，需要一個救世主的形態就愈極端”。掙扎于絕境中的石門坎大花苗，“受到的剝削和壓迫是最為沉重的，其居住環境之惡劣，生活之困苦，宗教信仰之貧乏，為廣大被統治階級之最?！币虼?，身陷奴隸化和赤貧化雙重威脅之下的他們，出于內心的恐懼而熱切地渴望著“救世主”的眷顧和降臨?；浇痰倪m時入傳，及其具有的“救心”思想與贖靈信仰，正適逢其會地填補了這一虛席以待的信仰“空缺”。于是，在這特定時空維度和歷史條件下，柏格理通過苦心孤詣與鞠躬盡力地經營，終于將花苗“同胞”們引領上了上帝之道，實現了使“野橄欖枝”接“真葡萄樹”的熱切“渴望”。

愛：行最大美德踐妙道本真

《苗族救星》盛贊柏格理：“不避艱險，不憚辛苦，愛護苗民，無微不至。寧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司的蹂躪?！比绱藰銓崯o華的白描式話語，情真意切地刻畫出了循道士柏格理的本真與根性，如實地呈現了一位以身殉道、舍命護羊的好牧人形象。所謂好牧人，就是耶穌贊許的那些能為愛獻身、為羊舍命的人?！拔襾砹?，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豐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舍命?！?/p>

無疑，柏格理不僅堪稱得上一位名副其實的誠信徒，而且是以生命獻祭寫就無疆大愛的殉道者。在柏格理心中，大愛之重遠遠勝過生命之輕。他可以為愛獻身，為愛舍命，因為愛才是最妙的道、也是最大的誡命。他既嚴格遵行了耶穌的教導——“人為朋友舍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又不折不扣地踐行了妙道本真——“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p>

柏格理的大愛不但映射在對上帝的至信中，彰顯于對圣道的至誠中，而且更書寫在對世人至親至仁的事工里，書寫在對“同胞”由人間而天上的靈性牽引中。通過實踐性的此岸現實關切，如憑借身份的認同、文化的改良、肉體的醫治、靈性的道化以及生命的奉獻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舉措，遂使良苗一新而羔羊綿綿，于是“飛云卷雨，喜值滿蘭，敬勒貴珉”，氣象萬千。

在對教會的宣教策略進行修正后，柏格理將石門坎花苗確定為新的傳道對象，并即刻深入其間，熱切而執著地奔走呼號，期望盡早獲得該民族的靈性皈依，使之成長為上帝的選民，從而得到靈魂的“拯救”。然而，柏格理隨之意識到：他所直面的是一個宛如在“煉獄”中無助掙扎的苦難民族，一個被悲慘的歷程、艱苦的環境、殘酷的壓迫與非人的生活早已逼到了生存絕境的民族，“絕望已成了這一種族的特性，他們把貧窮與悲痛、疾病與死亡視為自己所無法避免的世襲命運”。顯然，在如此的情態下，原定的終極目標根本無法一蹴而就。為此，柏格理決意植根于花苗“同胞”的生存土壤，以“愛人如己”的全部身心，通過“文章機杼特操實業經綸，道德森林饒有民生主義”式的現實改良，來實現靈性的道化。

具體而言，柏格理“由人間而天上”式的靈性引領和歸正方略，主要涵蓋了下述幾個層面：

首先是本土化的舉措。任何一種外來宗教文化，在面對異己的異域環境和異質的文化語境時，為了迅速消解“自我”與“他者”身份間的張力，求得本土文化的接納和認同，往往會表現出一種“適應化”或“處境化”傾向。鄉村研究專家和實踐者李昌平曾指出：

“柏格理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不是作為一個文化施舍者去石門坎，他把自己當做石門坎苗族人的兄弟姐妹，與當地人融為一體，把自己看作一個協作者一個外來者，看作當地苗族人的一員?！闭绲聡軐W家卡西爾(Erest Cassirer,1874-1945)“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animal symbollcum)”的那樣，外來的宗教文化，常常會對傳人地活著的文化極為重視，對“凝固在傳統之中的詮釋符號”表現出一種極力依附的“求同”情態。

如前所論，置身于苗族群體中的柏格理，遵循著這樣一種“衣苗衣”、“盤苗辮”、“食苗食”、“居苗所”、“效苗禮”、“言苗語”式的本土化方略?！暗矫缯?，穿著苗族服裝，不騎馬，不坐轎，

無一保鏢，全用苗語作為交際工具，和苗族群眾同食洋芋，蕎麥飯，同宿麥草堆，不怕苦，不怕臟，舉止大方，彬彬有禮?！比绱说男婪妒?，如此的甘苦與共，使柏格理在很短時間內，便被花苗從心理上接納和認定為自我族類，彼此間的疏離感與身份張力也隨之消融。于是土人愛而稱其為“赫甲家”?！吧钍苊缱迦嗣竦某缇?、喜愛和信任，苗族人民不僅視他為先生、醫生，還把他視為苦惱之時的貼心人，把他當作民族的‘救星’，稱他為‘靈性之父’、‘苗族之父’、‘拉蒙’(苗王)?！?/p>

其次是文化的改良運動。大致而言，柏格理采取了以下數種舉措，對花苗原有的文化和陋習進行了改良。一是創文字。海德格爾曾指出：“語言就是存在之家”，因此，熔鑄著柏格理和苗族民眾心力與智慧的“波拉德文字”的創制，不僅標志著黔西北、滇東北苗族無母語文字符號記載歷史時代的終結，而且從此建構起了民族存在的精神家園。二是施人道。創建了中國最早的麻風病院，給飽受摧殘的麻風病患者以人道主義關懷。三是治疾苦。挽救了為數眾多以吞食鴉片而自殺者的生命，通過挽回服毒者的性命，而拯救了他們行將崩潰的家庭。四是興教育。1905年創辦的石門坎光華小學，既是烏蒙山區第一所苗民小學，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學校。到1912年，又增辦了高級小學，并從民國元年開始規定男女合校，從而開創了中國近代開男女同校的先河。五是除陋習。通過開啟系列健體強魄的民間體育運動，而對男女青年“宿夜窒”與“踩月亮”等生活浪漫及酗酒成性的陋習加以根除。歷經文化改良后的花苗，可謂草昧初開，“花既溷而復起，苗而槁而勃興?！睆亩呱艘伴蠙熘由险嫫咸褬涞拇蠛脮r機。

最后是靈性的牽引。毋庸諱言，循道會傳教士柏格理遠涉天涯和以身殉道，旨在彰顯妙道本真。他的苦心勞體與全身付出所指向和求索的，無疑是植下基督教之根——“兜售”上帝福音，引領異教民族皈依，收獲東方靈魂。為了最終獲此碩果，柏格理釋經布道十數載，披星戴月勤灌溉，直至鞠躬盡瘁于石門，捐軀長眠于苗疆。

當然，柏格理的真心付出，獲得了豐碩的回報。一方面，花苗重新拾回了久別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并經靈性牽引而成為了上帝的羔羊，沐浴到了福音的光芒；另一方面，他的真心、摯愛與堅韌也贏得了苗疆“同胞”親如兄弟情同手足般的認同和接納。譬如，在其為愛獻身后，苗族人除了用贊歌、淚水和哀思吊唁他外，更以切實行動來報答他的恩情?！八俏覀兊?，讓我們來安葬他；我們來安排棺材、抬棺人、砌墓與墓碑，因為我們熱愛他勝于愛我們的父輩?！痹S多人還立下誓言，愿百年之后葬在他身旁，以伴其左右。此外，在其墓碑上除了銘刻著一幅“牧師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誠為上帝忠臣”的正聯外，還在碑頂豎立著“返故鄉”及“法被人間舊世界，道通天路老家鄉”的內聯。不言而喻，在花苗人的靈魂深處，柏格理業已化作了他們中的一份子，就是他們的骨肉同胞。

結語

綜上所論，“柏格理對于苗族人的愛心和感情，遠遠超越了他是英國人，還是中國人；是傳教士，還是文化普及者；是外來者，還是自己人；是耶穌，還是孔子；是中國化，還是化中國——等等身份、乃至矛盾的對立和糾纏?！敝劣谄浔菊嫘蜗?，惟有緊扣人華布道歷程的時空維度與生態環境，理性思考并辯證解析其言其行與所成，方能作出較為審慎和公允的評定。

(責任編輯：何　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