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歌數處起漁樵

受政治環境和學術傳統的影響，被海外學者稱之為“民間宗教”（popular/folk religion）的民眾實踐在國內大多數時候被稱為“民間信仰”或“民眾信仰”。受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不語怪力亂神，對民眾的信仰要么斥之為“淫祀”，要么避而不談。第一次嚴肅地審視中國民眾的信仰和宗教生活的知識分子當數民國時代的民俗學者們，所以中國民俗學有著研究民間信仰的傳統并一度取得了輝煌成就。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民俗學運動的落幕，對民間信仰的研究也逐漸沉寂。新中國建立后，雖然人民被稱為歷史的主人和創造者，但由于民間信仰往往被看做封建迷信的代名詞，除了少量從破除迷信的立場所做的批判性研究，民眾的信仰生活成了事實上的研究禁區。改革開放之后，隨著中國民俗學的恢復重建，民間信仰和民眾的宗教生活再次成為民俗學者們感興趣的領域。二○○一年，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歐大年教授（Daniel Overmyer）曾撰文點評當代中國學者的民間宗教研究狀況。在文中，歐大年教授除了指出中國學界缺乏對民間宗教的經驗研究以外，還指出中國學者往往對國外同行的相關研究知之甚少（Overmyer, Daniel:“From‘feudal superstition’to‘popular beliefs’: new directions in mainland Chinese studies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Persee, Vol. 12, pp. 103-126, 2001）。歐大年教授的批評不是苛責，近年來中國民間信仰研究領域的進展證明他確實指出了這一領域的軟肋；而這一領域一些學者所取得的成就也說明，加強經驗研究、注重與國外同行對話，可以深化對中國民間信仰的認識。岳永逸博士新著《靈驗·磕頭·傳說：民眾信仰的陰面與陽面》可為例證，書中包括作者寫就的七篇論文和一篇書評，討論主題基本上都是民眾的信仰及相關的生活實踐。

岳永逸的研究大多以扎實的田野調查所獲得的材料和數據來回應關于中國民間信仰的一些重要理論觀點；既是實在的經驗研究，又注重追蹤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前沿問題，并以自己的研究與之對話。這雙重努力的結果就是，既以豐贍的區域民間信仰的經驗材料矯正了海外學者因文化隔膜或霸權敘述而產生的想象或偏見，又借用多元的學術棱鏡審視本土經驗材料，避免了民俗學作為單純資料之學的尷尬，從而推進了對于中國民間信仰的認識。

例如《傳統的動力學：娃娃親的現代化生存》一文，通過對河北省趙縣梨樹種植區現存的娃娃親（當地稱為“換小帖”）習俗的分析，說明了以具體民俗實踐等為表現形式的傳統對于不同環境的調適力和與時俱變的動力。這一研究實際上回應了國際學界對于中國民間宗教的復興是一種“重新發明的傳統”的觀點。這種觀點強調改革年代復興的民間宗教以及其他文化形式已經不同于真正存在于過去的“傳統”，因為它們已經發生了改變，用蕭鳳霞（Helen Siu）的話說就是“在新的環境下而循環的文化碎片”。這一研究視角注意到了“復興的傳統”所具有的當代意義以及它們與歷史上“傳統”的區別，但是它卻假設了一個靜止的“歷史上的傳統”的存在。岳永逸的研究以具體案例豐富和深化了對這一論題的討論，得出結論：“作為規訓人們生活方式的傳統——民俗，在不同語境、不同場景中都有著不同程度的調適，都是一種‘當下’的傳統，漸變的傳統?！?/p>

《鄉村廟會的政治學》一文則涉及國際學界對于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向。受民間宗教與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關系研究以及國際學術界對于“日常形式的抗爭”的學術興趣的影響，在對中國民間宗教尤其是改革年代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復興的研究中，“民間宗教等于民間抗爭”的視角一度占據著主導地位。這一視角認為改革后的民間宗教復興顯示了地方社區自主性的增長以及民間社會對于國家的抗爭。這種抗爭大多數時候是一種象征性的抗爭。例如，通過對一個甘肅村落重修孔廟故事的民族志研究，景軍認為這一廟宇的重修和相關祭祀儀式的舉行表征著村民們以自身的努力來恢復社區記憶，從而反抗國家所強加的歷史敘事（Jing Jun: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當然，面對來自民間社會的抗爭，無論是實質性的還是象征性的，國家總會做出一定的回應，所以有些應用這一視角的學者關注民間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這種抗爭與回應的關系在民間宗教領域的表現。例如，楊美慧認為，民間宗教的復興和國家因之做出的反應常常表現為民間社會和國家對于寺廟等空間的爭奪（Yang Mayfair: “Spatial struggles: postcolonial complex, state disenchantment, and popular reappropriation of space in rural Southeast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3, pp.719-755, 2004）。除了關注民族國家內部的抗爭之外，近年來應用這一視角的學者也關注復興的民間宗教和地方文化對于不斷加強的全球化潮流的抗爭。不可否認，應用這一視角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觀點，并加深了我們對中國民間宗教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民間宗教復興的認識，但這一視角卻無法解釋地方政府在很多民間宗教復興過程中所扮演的公開的或隱秘的積極性角色，而且也無法解釋官方意識形態對民間宗教領域的滲透。

通過對河北省趙縣范莊村的一個村落廟會——龍牌會——的分析，作者把政治學的視角引入當代民間宗教實踐的研究，并引申出極具啟發性的結論。龍牌會從一個一度被指責為“封建迷信的代表”，發展到河北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其間除了地方社會和群眾的努力、爭取乃至抗爭之外，少不了眾多外界力量的參與和幫助。通過對卷入龍牌會的眾多社會力量和角色的分析，作者強調了他們之間的協商、合作甚至共謀的關系，因而“龍牌會在不自覺中就采用了這種‘復合’再生產的方式和‘復調’多聲部演奏”（157—158頁）。雖然作者在文章中沒有涉及對于中國民間宗教復興的不同解釋視角的討論，但這一“鄉村廟會的政治學分析”實際上以一個很好的個案研究，說明了政治學分析視角在民間宗教復興研究中的意義和價值。

同樣，《家中過會：生活之流中的民眾信仰》一文也源自作者的田野發現。在華北平原，準確地說是冀中南平原地區，信奉民間宗教的村民（尤其是當地的靈媒——香頭），有在家中“過會”的傳統，即在家戶之內舉辦年度集體祭神活動。通過對這一地方性宗教實踐的詳細摹寫，作者分析了“家中過會”這一信仰生活的組織形式對于當地民間宗教生活的意義，認為“‘家中過會’也就成為梨區廟會體系和本土信仰生活的‘息壤’，并與梨區村落型廟會和跨村落型廟會形成一種相互涵蓋和全息互顯的關系”（235頁）。這一發現不僅豐富了對于當代中國宗教圖景的認識，實際上也觸碰到中國民間宗教復興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一些研究者已經指出，中國民間宗教自身所具有的彈性或者說適應性，是其歷經劫難、幾度枯榮而終究保持頑強生命力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但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如周越對于陜北廟會和家戶型迷信專業戶的研究（Chau, Adam Yuet: 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少有研究者通過經驗材料探討中國民間宗教具有這種彈性或者說適應性的內在機制。而作者對“家中過會”這一現象的民族志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由于作者在文章中主要關注的是對源自西方學術話語的神圣與世俗、狂歡與日常等二元分析框架的反思和解構，以及對中國民眾信仰本質的追尋，所以盡管作者已經意識到“家中過會”與村落型廟會的關聯，但并沒有就“家中過會”與村落型廟會的轉換機制以及這種機制對于當地民間信仰生命力的意義進行深入研究，因而留下了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當然，書中也存在一些缺憾。例如，作者反對機械搬用源自西方基督文明的學術話語對于中國民間宗教的解釋，但作者的問題意識和思維角度又時時受到這些學術話語的影響。作者在《家中過會》一文中提出：“集中體現中國民眾信仰的鄉村廟會不僅僅是非常態的狂歡，更是日常生活的延續?！保?78頁）不難看出，這一論斷及其開啟的思考方向依然未能擺脫神圣—世俗、狂歡—日常的二元話語的指引，盡管作者的思考和分析試圖解構這一理論定式。相反，如果作者能夠關注“家中過會”這種民間宗教實踐形式對于民間宗教生命力的維系或者民間宗教迅速復興的影響和意義，或許會有更精彩的發現。另外，作者的田野調查主要集中于河北省趙縣梨樹種植區的村落，并且發現了當地民俗文化、信仰生活與梨果生產之間的有趣聯系，但如同眾多基于個別社區的研究一樣，這種個案性研究也存在著很大風險，因為研究者的視野可能會受到調查區域的限制。

香港中文大學的勞格文教授（John Lagerwey）曾言，研究民間信仰可以找到人民的歷史，因為這是他們最喜歡也是自然而然投入的東西（《勞格文談中國的民間信仰》，載《東方早報》二○一○年六月二十日）。所以，對中國民間信仰的深入研究是有利于“重新認識中國”的，但中國學界在這一領域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開拓。

讀完此書，掩卷遐思，“夷歌數處起漁樵”這句古詩油然浮上心頭。對于這句詩的解讀歷來有爭議，而我也無意用少陵先生全詩的意境比擬國內學界對于民間信仰的研究狀況。之所以“生吞活剝”這句古詩，僅僅是想借之表達一種感覺：有時候，幾曲漁樵之歌也能打破沉悶、寂寥的局面而帶來清新明快之風。作者在導言中提到：“其實，無論走到哪里，我時常都發現自己僅僅是個鄉下頑童，不可能有大作為，于是順理成章地降低了對自己的要求?！保?2頁）當然，這或許只是作者的自謙之詞，但其所安身的民俗學是“最容易被邊緣化和工具化的學科”卻是事實。作者立足于這一邊緣化的學科去研究民間信仰并取得不俗成績，不僅豐富了對當代中國民間信仰的認識，無疑也為中國民俗學贏得了尊嚴。

（《靈驗·磕頭·傳說：民眾信仰的陰面與陽面》，岳永逸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一○年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