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對“英日同盟”的陰影

所謂“英日同盟的陰影”是解釋在“英日同盟”（1902-1923年）存續的21年期間，中國從清末到民初，經歷了清帝國的崩潰和中華民國的建立，該同盟對這一時期的中國內政、外交造成什么影響，對東亞世界秩序造成何種影響。

/壹/

今天，我們回顧過去一百多年的東亞國際關系史，可以認為，締結于1902年的“英日同盟”是以中國為主導的東亞體系解體之后的一個過渡時代的產物。甲午戰爭之前的東亞體系是一個宗藩體系，這個東亞體系基本上被甲午戰爭給摧毀了。大清朝在甲午戰爭中一敗涂地，而日本則是耀武揚威。日本就想憑借戰爭的余威，取代清帝國而成為東亞地區的霸主。但是，日本的霸主地位要能如愿以償，單靠武力征服顯然是不夠的，這就需要與強國進行外交結盟。在20世紀初，英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號稱“日不落帝國”。1902年的英日同盟，是日本20世紀對外關系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結盟。此次英日同盟，既有軍事國防上的戰略性意義，也有文化上的象征性意義。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提出“脫亞入歐”，要效仿歐洲強國建立民族國家，按照“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的規則和西方列強交往。日本雖然在思想上拋棄了中國的那一套過時的華夷秩序觀念，卻無法改變其在東亞的地理位置。換言之，“脫亞入歐”論讓日本人的“心思”朝向了歐洲，但身子仍然留在亞洲。經歷明治維新和甲午戰爭后，日本在1902年想成為東亞霸主的野心已經很明確了。1903年，俄國人修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全線貫通，由此大大增強了俄國在遠東的軍事作戰能力。日本當時的首要目標是控制朝鮮，為了防止俄國的干涉，就需要與俄國人決一雌雄。打仗之前，日本認為有必要獲得英國的外交支持，于是就有了英日同盟。

英國為什么能跟日本結盟？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俄國，他們可以聯手抵制俄國。從日本的角度看，如果獲得英國的支持，在東北亞地區形成攻守同盟，就可以確保日俄戰爭的勝利。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后，日本初步實現了稱霸東亞的野心。在其后的七年間（1905-1912），中國人還沒有感覺到英日同盟對中國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脅，故而清政府官紳階層和一般讀書人還是把日本當作學習的榜樣。在政府層面，清政府派出留學生，學習日本先進的軍事、政治、法律和教育經驗；在民間層面，像康有為這樣的?；庶h、立憲派，以及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都跟日本保持著比較密切的合作關系。因為這一時期的英日同盟主要是用來對抗俄國，同時日本的主要目標是完成對朝鮮的占領，還沒有對中國實施侵略行動。因此，中國的民族精英和清政府外交決策層還沒有感覺到日本的直接威脅。

/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歐洲列強忙于戰爭，無暇東顧，日本大隈內閣怕錯失良機，加快對中國的侵略步伐。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和外務大臣加藤高明都是野心勃勃的侵華分子，他們認為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后，袁世凱大總統很快就能把中國統一起來。如果日本再和過去那樣依靠支持中國的反對派來建立侵華政權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了（因為孫中山這股勢力已經被袁世凱清理得差不多了），目前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武力強占中國的一些關鍵區域。于是，日本就改變了之前扶植中國的反對黨——革命黨的手段，變為通過直接的外交和軍事手段來實現其侵華野心。這時，日本就千方百計地利用“英日同盟”的關系，以對德作戰為借口，伺機占領德軍駐守的中國北部戰略要沖——青島。

根據英日同盟的規定，一旦英國與另外一個國家交戰，日本作為同盟國就有義務出兵，日本可以借此理由奪取青島。由于當時的青島被德國人控制，英國人其實并不希望日本出兵青島，因為這樣會直接威脅到英國在整個東亞地區的利益。英國那時陷入歐戰，它當然不希望東亞也發生戰爭，如果那樣的話，就會讓英國在歐洲和東亞兩個戰場同時受累。時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的梁士詒深謀遠慮，當一戰爆發不久，他就建議，中國應該在日本動手之前先把青島收回，那樣日本就沒有借口攻占青島，但是袁世凱過于謹慎，他覺得在日本利用英日同盟的有利情況下，如果處理不好青島問題，中國將會招致更大的麻煩。更何況，日本海軍已經提前封鎖了青島周圍的海域，中國軍隊無從下手，即使是英國遠東海軍部隊也沒辦法制止日方的行動。事實證明，日本正是憑借其強大的海軍力量，把英日同盟作為其出兵青島的借口，在1914年11月完全占領了青島。

緊接著，日本在1915年初向中國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試圖把中國變成其附屬國。面對日本的淫威，袁世凱無可奈何。此時中國沒有力量可以抵制日本對中國的擴張。但是，由于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的暗中幫助，中國政府絕處逢生，最終迫使日本在“二十一條”交涉上做出重大讓步，把中國的國家利益損失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為了挽回日本的國際顏面，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在二十一條交涉上做出讓步，1915年5月25日簽署的《中日民四條約》與“二十一條”相比，在內容上做了很多刪減。此次中日交涉，也是一戰時期，弱國通過公眾輿論在外交上戰勝強國的經典案例。這是袁世凱在任期間發生的事情，當他1916年6月6日去世后，問題就來了。從1882年跟隨淮軍統領吳長慶出兵朝鮮以來，袁世凱一直是堅定的“反日派”。1912年，袁世凱擔任大總統之后，奉行的是“遠交近攻”的外交戰略，“遠交”是聯合“歐美”，“近攻”就是抵制日本。袁世凱的繼任者段祺瑞則開始奉行親日政策，其標志就是1918年的中日軍事結盟。

在中日軍事結盟之前，日本在1917年與英國、俄國、法國、意大利都簽署了秘密協定，所有這些秘密協定都有一個核心目標，就是要求這些國家支持日本對青島、膠濟鐵路的控制。在所有強國都跟日本結盟的情況下，段祺瑞政府非?，F實，他認為既然那樣，那么中國也要跟日本結盟。其中的一個現實考量是，日本人給段祺瑞政府提供了一些誘惑性條件，承諾給大量貸款，段祺瑞想用這筆借款達成他的政治訴求，武力統一中國。從中國的民間輿情看，此時段祺瑞政府選擇與日本結盟，是違背民意的，也是不明智的。在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期間，中國社會已經表現出很強烈的反日傾向，但是段祺瑞政府絲毫不顧及這些，一味認為只要有了經費，有了武器，就可以掌握一切。當然，我們也要承認，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結盟，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于日本的壓力，日本政府是想通過“中日結盟”的方式來實現對中國的“合法控制”。

/叁/

1918年春，段祺瑞政府與日本軍事結盟時，美國已經參加一戰一年有余。美國的參戰，改變了協約國與同盟國的戰略軍事平衡，協約國的勝利已經在望。美國總統威爾遜參戰的口號是“用戰爭結束一切戰爭”，同時，威爾遜總統發表“十四點和平演說”，主張公開外交，這種和平之聲很快發展成一股席卷全世界的和平潮流。在世界愿望和平，中國民間反日的新時勢下，段祺瑞政府卻看不清世界大勢所趨，竟然與日本進行軍事結盟，顯然是把自己置于即將爆發的火山口上而不自知。當時的國內知識精英，還有美國的在華企業、傳教士、大學等，在宣傳威爾遜主義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威爾遜主義就是要反對政府秘密外交，而1918年中日軍事結盟就是秘密外交，是在中國公眾輿論的反對之下而強行簽訂的。

1918年5月，中日兩國簽署陸軍、海軍軍事協定時，中國留日學生首先起來反對，并回國串聯，聯合國內學生，共同抗議，但是反對無效。出人意料的是，1918年8月日本發生了米騷動，米騷動就是由于日本政府將大量資金支援海外，導致國內民生凋敝，引發社會暴動。其后，日本文官出身的原敬上臺，一上臺之后他就不再愿意履行中日同盟，他主張跟美國搞親善。這樣一來，段祺瑞政府就很尷尬。日本原敬政府不愿意履行中日同盟的規定，不愿意給皖系軍閥提供軍事貸款；同時美國人又主張中國要南北議和，停止內戰。為了響應威爾遜主義，蔡元培領導的北京大學、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張謇領導的江蘇省教育總會等機構團體，發表和平主張，組織和平運動，批評段祺瑞政府的窮兵黷武政策。當1918年的中日軍事結盟條約公開后，皖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的親日立場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然而，在一戰造成的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的親日派頓時陷入被動境地。這是因為在1918-1919年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洶涌澎湃，中國人開始相信美國，但不相信日本，認為只要跟日本沾邊的就是賣國的，只要是親日的就是賣國的。

在這種背景下，由于跟日本結盟，段祺瑞主導的北京政府就變成了一個賣國政府，就不能代表中國了。誰越是反日，或者說誰越是表現得很反日，誰就越能掌握輿論的話語權。在巴黎和會期間，梁啟超等人都表現的很反日，要打倒親日派，于是就掌握了輿論的主動權。上?？偵虝驗榘l出一份要跟日本人直接交涉山東問題的電報（史稱“佳電風波”），引發全國的反對，被認為是賣國行為。這樣一個輿論轉向，跟一戰后卡爾·克勞（Carl Crow）領導的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在華分會的幕后推動有關，也與北大校長蔡元培、梁啟超的研究系發起的反日宣傳有密切關系。

在1918年11月到1919年5月4日的六個月間，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達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從來沒有哪一個美國總統讓中國人如此崇拜的。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由于中國人太樂觀了，天真地認為威爾遜主義作為代表人類正義的“公理”，一定能夠戰勝“強權”。出人意料的是，1919年4月底，威爾遜總統在“山東問題”上向日本代表團妥協，允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消息傳來，中國人失望至極。北大教授陳獨秀氣憤地說，威爾遜的十四點宣言到頭來都是“空想”。中國人對威爾遜總統的幻想破滅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開始相信俄國列寧主義，決定走俄國的革命道路。

雖然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威爾遜很失望，但是威爾遜主義包含的“民族自決”和“公開外交”口號，卻是五四時期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勃興的精神動力所在。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就以公開外交為理由，在五四時期積極鼓吹國民外交，動員國民起來上街游行、集會、發表公電，通過此種方式來展示“民意”，干預政府外交決策。一般而言，“外交”代表著“國家利益”，外交工作高度的專業性、機密性決定了外交事務只能由職業“外交家”來去執行，然而在五四時期，“國民”在民族主義的刺激下，也要參與“外交”。

然而，此種“國民外交”往往是與國內的派系政治聯系在一起?！皣裢饨弧笔峭ㄟ^“公眾輿論”和“集會游行”的方式而造成巨大的“政治壓力”，結果會使外交官為了其個人“政治利益”的需要而被迫犧牲掉“國家利益”。對此問題，巴黎和會中國外交代表顧維鈞有切身的感觸，他說，“如果一個外交家有了政治考慮，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險了。特別是在民國初年，不同的軍事和政治派系有依附某一個外國勢力，或是日本，或是俄國，或是英國，來鞏固支撐其政治前程的普遍趨向。這是一個錯誤，因為他們不自覺地使自己成為某個外國的外交政策的工具?！彼?，顧維鈞是不贊同“國民外交”的，他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國民外交’的口號已經曾為非常時髦的口號，群眾組織起來大游行或組成代表團對中國的代表們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肆/

如今回顧“一戰”時期的中國外交 ，我們可以發現“英日同盟”因為“一戰”的爆發而淪為日本政府侵略中國的工具。在和平年代，英國可以通過“英日同盟”來制約日本在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的擴張行動。在一戰期間， 英國不僅完全陷入歐洲戰場而無法自拔，還需要日本的軍事援助。故而，日本政府能夠趁機利用“英日同盟”來脅迫英國，以滿足其侵略中國的野心。此外，“英日同盟”還大大限制了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動空間，面對日本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除了美國威爾遜政府給予中國有限的道義聲援之外， 再也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幫助中國。因此，英日同盟的存在讓一戰時期的中國外交處于恐懼的陰霾之下。

正是這樣的考慮，段祺瑞政府才放棄了袁世凱時代的“遠交近攻策略”，終于在1918年春與日本政府實現了軍事結盟。但是，1918年11月一戰結束之后，國際形勢為之一變，美國威爾遜政府積極主導戰后世界秩序，籌劃建立國際聯盟。在此背景下，皖系軍閥主導的北京政府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悄悄實行“聯美制日”的外交策略。盡管在時人的印象中，北京政府是“親日”的，但是北京政府無論是從其自身的統治利益需要出發，還是為了國家利益，也不得不“見風使舵”，在巴黎和會外交上“聯美制日”。簡言之，從1918年春的“中日結盟”到1919年春的“聯美制日”，北京政府的外交結盟也一直在隨著國際時勢的變化而不斷地改變著，這一點是應該承認的。

（作者簡介：馬建標，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美關系史、民國政治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美國加州大學（UCSD）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