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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學評點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批評形式，是在宋代發展起來的?！肚f子》散文有著極高的藝術感染力，明清兩朝評點者甚眾。文章選取《莊子》為個案，以對《莊子》文本在宋代的歷時性解讀為切入點，梳理評點學在宋代開始走向成熟的內在脈絡，力圖在總結評點方法得失的同時，深化對《莊子》散文的研究。
〔關鍵詞〕莊子；評點；王雱；高似孫；林希逸
〔中圖分類號〕 I206〔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8-2689（2007）0３-0092-05
古今對《莊子》文章的解讀，多從義理、辭章、文學等幾個角度入手。辭章與文學，對于今天的研究者來說，屬于不同的范疇和概念。辭章指文章的結構安排，起承轉合，不包括形象思維、抒情性、風格等內容。但是，對于古人來說，辭章與文學界限是比較模糊的，難以分割清楚。因此，說古人對《莊子》文章的解讀，便包括辭章與文學兩方面的內容，它與文本解讀、文學評論的特點相關，在不同的時期也有不同特色。有宋一代對《莊子》的解讀主要是從義理方面入手的，也有一些對篇章文句的分析，這種分析比較近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辭章方面的研究，并與文學評點的發展密切相關。(注：古書無句讀，也不分章節，學者們在注釋時將經書斷章析句，分層次對篇章字句逐一進行意義辨析。經典注釋最初只是疏通意思，以后漸漸有了修辭分析的內容，并逐漸發展成為評點。評點，顧名思義，即評論圈點。古人讀書時，隨手在字里行間寫上一點體會、感受，對精美警策的句子加以圈點，這便是評點。有學者對評點的發展進行過總結，指出文學評點的形式是在多種學術因素的交叉作用之下形成的，主要是接受了“古代的經學、訓詁句讀之學、詩文選本注本、詩話等形式的綜合影響”（參見吳承學：《 評點之興——文學評點的形成和南宋的詩文評點》. 文學評論，1995，01：24－33）。)
文學評點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批評形式，是在宋代發展起來的。古文運動在北宋中葉的成功，標志著古文戰勝駢文，從此成為通用的散文樣式。而伴隨古文運動的成功而來的，是文學觀念的泛化。對文章實用性的重視，使人們對“文”的理解更近于文章學而非文學。文章學的范圍比文學的范圍要廣，包括了一切有關文章寫作的詞法、句法、章法結構、語言修辭、文體風格等內容，而具有文學性和審美價值的散文，因不具備言理論事的實用性，在歐陽修、蘇軾等散文大家之后，便逐漸減少，抒情的功能由詩詞承擔，散文則主要承擔言理論辯等實用功能。到了南宋中期以后，幾乎很少有美文出現了。與創作上的這一趨勢相適應，專門講究“文法”，即文章寫作方法、結構技巧的文章學著作及古文選本開始流行，如呂祖謙（1137～ 1181）的《古文關鍵》、陳骙（1128～1203）的《文則》、真德秀（1178～1235）的《文章正宗》等。以《古文關鍵》為例，呂祖謙在原文中關鍵字句旁邊進行圈點，又有旁注小批，詳細分析文章的命意、布局、用筆、句法、字法等等，示學者以寫作門徑?！豆盼年P鍵》卷首有《看古文要法》，分“總論看文字法”、“看韓文法”、“看柳文法”、“看蘇文法”、“看諸家文法”、“論作文法”和“論文字病”等八節，對古文的欣賞和寫作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法則。如其《總論·看文字法》：
第一看大概主張。第二看文勢規劃。第三看綱目關鍵：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敘次第，如何是抑揚開合處。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1]
《古文關鍵》有很強的實用目的，它為指導寫作而發，讀者通過“四看”，既能領會名著的精華，也學習了實際的寫作技巧，可說是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轉折。另外，江西詩派論詩重視“法”和“律”，“詩話”品讀文本的精細化傾向也對文章的評點產生了影響。
評點之所以興盛于宋，除了宋代文學批評發達的原因外，還與宋代學術氛圍及宋人讀書認真的風氣有關。宋人讀書，講究虛心涵泳，熟讀深思，喜歡獨立思考，提倡自得悟入之說。宋人注意條理，讀經書固然需要離經辨志，讀其他文章也要找出個次序倫貫，讀到會心處多有題跋或筆記，理學家讀書尤喜圈點。作為品評文章的一種方法，文學評點漸漸發展成熟起來，并在日后的文學批評領域興盛一時。
在文學評點發展史中尋找一個個案，以對文本的歷時性解讀為切入點總結評點的發展，是具有知微見著的意義的。先秦散文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之一，其中又以“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 [2](1)的《莊子》散文的藝術成就為最高。古今盛稱《莊子》為才子書，明清兩朝評點者甚眾，呈現與古人的解讀、今人的鑒賞截然不同的批評特點。本文擬以《莊子》為例，選取宋代幾位著名的《莊子》解讀者，在對《莊子》文章點評的歷史變遷中，梳理評點學在宋代開始走向成熟的內在脈絡，期望能夠深化對《莊子》散文的研究。
一、王雱對《莊子》文章的研究
細細尋繹起來，北宋的王雱可說是開《莊子》評點風氣之先的一位解讀者。王雱（1044～1076），字元澤，是宰相王安石之子。他的《莊子》注本《南華真經新傳》[3]主要是解讀莊子的哲學思想，但是在對文本論述邏輯的分析中，已經開始注意對《莊子》文脈的分析把握，梳理《莊子》各篇章之間的邏輯聯系，從宏觀上把握研究對象的全部思想。他往往從《莊子》的各個篇章，特別是內篇諸章的內在思想的連續性上，把握莊子為文的內在邏輯，并將其貫通起來。
在《逍遙游》篇之后，王雱在內七篇每一篇首都有一個題解，對本篇主旨先有一個提綱挈領式的介紹，推闡莊子寫作此章之意（“此莊子之所以有***篇也”，“莊子因而作***篇”等），并在具體分析中勾勒了各篇與前一篇的首尾倫貫的內在聯系。比如，王雱通過“不為物累”將《逍遙游》與《齊物論》聯系起來；又通過“無物無我”，將《齊物論》與《養生主》聯系起來等等。王雱的這種對內七篇的疏通未必符合莊子原意，亦不一定合理；但是努力從內在邏輯上去把握《莊子》，把全書當作一個整體去認識，而不是埋首于章句注疏等細枝末節的問題，還是有助于從宏觀上把握《莊子》大旨的。
王雱在這樣對《莊子》各篇之內及篇章之間邏輯聯系的疏通中，已經初步開始了對文脈的尋繹把握。比如在《逍遙游》篇末注莊子為惠子講“大樹”的無用之用：
此莊子言逍遙之極致，而處之于篇終也。
這種對于文章結構安排上的分析，雖然僅此一句，但是確為宋以前各家注本所無。而最重視莊子文字血脈的林希逸，也只于《逍遙游》題解中分析了此篇的著眼點——“樂”字，并未在全文的疏解中從宏觀上做出這類總結。宋人讀書認真，王雱注《莊子》又有服務于變法的實用目的，所以必須要非常仔細地尋繹《莊子》與荊公新學的接口。在一篇一篇進行具體分析的過程中，很自然地就會由對創作旨意的探尋，深入到對貫徹此旨意的篇章安排的探尋中去了。類似情況在《南華真經新傳》中比比皆是，幾乎每篇都有：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以為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養生主》之篇，而次之于《齊物》也。（《養生主》題解）
善養生者必自得于性命之際，而無思無為也。無思無為則足以處人間，應世變，而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而次之于養生也。（《人間世》題解）
以上是說篇章之間的次序倫貫，對于篇章之內邏輯意義的貫通，王雱也同樣注意，比如：
夫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知人，而終言其知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則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而至于命，此所以為大宗師也，故終之以命焉。此莊子之為書，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意焉。（《大宗師》篇末注）
王雱對于文脈的有意識的尋繹把握，也可能導致一個問題，就是不再客觀地就事論事，而是從現存文章的章節結構中，逆向去推闡莊子之所以如此行文的創作初衷，最終導致對文本邏輯解讀的主觀臆斷。對于經過秦火的先秦典籍的闡釋來說，這種解讀方法尤其是不可靠的，因為《莊子》本身就不是完整的專題議論文形式，是經過后人整理改動的，其中完全有可能象蘇軾所說的那樣，有大段衍文、脫文的現象。一味就現有的傳本去推闡莊子關于整體文章布局的設想，就會導致在思想注釋上的一些錯誤。如《逍遙游》篇末王雱注云：
夫道無大小，所以為小大之本；體無所用，所以為眾用之祖。惟圣人全性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為用，故以大樗況之也。樗者深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為累，則逍遙矣。無何有之鄉，言虛無廣莫之野，言闊大。貍狌、斄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于困苦。彷徨言其動，寢臥言其靜。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迕，而物莫能傷。此莊子言逍遙之極致，而處之于篇終也。
王雱認為，從論文邏輯上來看，貍狌、斄牛與大樹一段既然處之篇終，則必應為逍遙之極致；王雱又并不想把莊子之“逍遙”解為篇末由大樗、斄牛所言的無用之用，因為要服務于變法，變法是有為、有用的；所以他只得曲解文意，解此無用之木為“深其根而枝葉生”，以與“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相比況，以“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為累”為逍遙。(注：關于“逍遙”的含意，王雱一章之中而數變，沒有能夠堅持一個統一的立場，這與他本身思想的復雜是有關的，此處不再贅述。)而變法正是為了給當代社會開一劑“深根固本”的良方，這樣，道家理論著作《莊子》就能夠服務于現實政治理論了。
當然，王雱的這種逆推式的文法分析，存在著不小的弊病。對此，蘇軾的有關觀點可供參考。蘇軾（1037～1101）著有《莊子祠堂記》，他根據《莊子》行文的邏輯貫通，認為《列御寇》篇首應當上承《寓言》之篇末，中間的《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當為間入之偽作：
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莊子本意。[4](348)
在這里，蘇軾提出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觀點，即“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莊子本意”。他認為《莊子》文章中孱入有后人的文字，這是非常敏銳大膽的見解，開莊子學中辨偽之先河。后來《莊子》中被認為是偽作的越來越多，及至到了清代，基本認為只有內七篇為莊子本人所作了?？上У氖?，蘇軾對于傳寫過程中有衍文及莊子本人并未參與分章名篇的正確見解并未被時人所重，其后學黃庭堅（1045～1105）仍然認為莊子的內七篇“法度甚嚴”，讀者不可不知：
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鹍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為有累于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于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為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于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為眾父者，不可以為眾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z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剝斯文爾。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為齊物之書，涽涽以至今。悲夫！[5]
《莊子》的精義，于內七篇已經可以大概把握，黃庭堅認為外雜篇不過是對內篇的疏解，這個評論不為無見。王雱也認為外篇“不過藏內篇之宏綽幽廣已爾”，也就是外雜篇是對內篇的擴而廣之之意。王雱、黃庭堅對內七篇之次序倫貫的分析雖然主要是從思想邏輯上入手，不過，他們認為篇章的安排一定有可待尋繹的深遠之意，將之梳理清楚有助于加深對《莊子》思想的理解。按這種思路發展下去，必然會漸漸走向對文法的評點。
二、高似孫對《莊子》文章的研究
到了南宋，隨著古文選本的流行，評點的發展進一步深化了。目錄學家高似孫（1158～1231），在其諸子著錄的目錄學著作《子略》中，也評價了莊子的文學價值：
（莊周）浚滌沉潛，若老于玄者；而泓崢蕭瑟，乃欲超逸于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世塵，倜儻峻拔，無一毫蹈襲沿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迤演，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洶涌，聲沉影滅，不可控摶。率以荒怪詭誕、狂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瞀亂而自呼，至于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瑰新，亦一代之奇才乎！
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对⒀浴芬粫?，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于無所用其才，而猶區區于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恝恝乎？方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斬然一律。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將不可免于中?！盅詧?、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圣侮道，茲為已甚矣。學者知之乎？[6]
高似孫對《莊子》的評論比較復雜。他以《寓言》指代《莊子》書，是認為莊子書中的“荒怪詭誕、狂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率皆寓言，這完全是從文學的角度出發的，比之與新學糾纏數十年之久老莊性理之辨，自是嶄然一新的評論。他說的“法度森嚴”也是在文章選本盛行的風氣之下，進行的初步的文法上的評點，上承王雱、黃庭堅等人對《莊子》文章的解讀，同之后的林希逸的“文勢”說一起，為后世文人展開分析《莊子》文章所謂層層遞進、法度嚴謹的篇章結構鋪下了伏筆。但是，高似孫行文至一半，忽而筆鋒一轉，開始批評莊子之人，以為莊子只是“無所用其才”者，獨以滑稽憤激矯于世弊。弊尚未及略矯之一二，而其亂天下之過已不可救。王安石曾要求人們推求莊子為書之心，而高似孫此處認為，盡管其為書之心是矯弊，但亦只是一快其私意，論結果可算是亂世之書。高似孫這種文學、思想二分法，在莊子學史上，是有一定典型性的。
高似孫對《莊子》文章的評論雖然簡短，但是在《莊子》學史上卻是有它的意義，從以疏釋思想為主的北宋發展到兼重思想與辭章的南宋，《子略·莊子總論》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他的評論顯示出對《莊子》文章的研究評論越來越全面了，辭章分析中已經開始有對文學價值的重視了。
三、林希逸對《莊子》文章的研究
著有《莊子口義》的林希逸是南宋莊子學的代表人物。林希逸（1193～？），字肅翁，一字淵翁，號竹溪，又號鬳齋、獻機，福建福清人。他是南宋理學艾軒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北宋理學家一般都抱著重道輕文的觀點，把文章只當作“理”的附庸和工具，南宋時文學慢慢開始受到理學家的普遍重視，艾軒學派實開此風氣之先：
自道學興，辭命多鄙，光朝（艾軒）之門，獨為斐然。[7]
林希逸作為艾軒學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莊子口義》中，特別注重對《莊子》篇章之中文脈衍進的分析，注意上下文之間照應與關聯，還非常重視文章的開頭的結尾，認此為作文成功與否的關要之一。①在他的《莊子口義》中，符合上文所引呂祖謙《古文關鍵》提出的“四看”原則的評論，可說比比皆是。在評論話語上，《莊子口義》也與《古文關鍵》有不少近似之處。比如《古文關鍵》[2]評論蘇洵的《高祖論》，說“此篇須抑揚反復過接處，將無作有，以虛為實”，頗類林希逸評《莊子》之語。不過，他并不主張象王雱、黃庭堅那樣強行去貫通篇章之間的次序倫貫，認為那樣太牽強：
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卻與《易》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卻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應帝王》篇末注）
他認為《莊子》一書在篇章之間固然有些聯系，但是并非嚴格按照什么次序來寫的，與其枉費心神，強求篇章之間的命意，還不如實實在在地分析每一篇文章是如何破題，如何收束，怎樣起承轉合，怎樣呼應對照來得有價值、有樂趣。他的這個看法，比起日后受評點學影響漸深的一些注本，從理論上還是要靈活一些，客觀一些的。對篇章之內的行文邏輯分析，林希逸是格外注意的。比如，他認為《齊物論》篇末“罔兩問景”、“莊周化蝶”二喻再次點明了“齊物”之意，可說是首尾照應：
此篇立名，主于齊物論，末后卻撰出兩個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齊物論》篇末注）
除了邏輯疏通，林希逸還有對《莊子》文章的文勢和筆勢分析，仍是從文章結構氣勢的角度去討論的。另外，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鼓舞”。林希逸的所謂“鼓舞”，有這樣三個作用：1、以儒解莊，不合儒門的說法可以解為鼓舞處、過當處、戲劇處，所謂“正言若反”，背面敷粉；2、筆勢變化，句子成分上的對舉與參差，造成變化的行文；3、反復說明，對同一意思做出豐富聯想或寓言故事，反復列舉，予以說明。[8]可以看到，林希逸的“鼓舞”說中，已經包含了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性的鑒賞了。他對《莊子》文章的邏輯解讀，著眼點常常不在哲學思想，而主要是從行文的需要進行分析的，也就是說，在闡釋《莊子》思想的同時，他也是把《莊子》當作文章來讀的。
當然，林希逸的讀法也還是有一些弊病。以前文所引的對于《齊物論》篇末二喻的評價為例，《齊物論》可以說是莊子書中第一難讀者，文章中的“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相續”之處，是否出于“筆勢起伏”，是否“全是一片文字”，實在是難以確論的。莊子的文章汪洋恣肆，跳躍性極強，即使撇開是否在傳承過程中有衍文、脫文的因素，對于半語錄體的《莊子》，最穩妥實在的做法，也還是在某一篇的某一相對完整的段落中，尋繹一下內在的文脈，如《逍遙游》中“野馬”一段的邏輯分析。若把每一篇文章都看作不可撼動的有機整體，認為解釋不通的地方就是出于“筆勢起伏”、文字鼓舞的需要，這很容易犯牽強的錯誤。
林希逸秉承師學，一方面依據筆法文勢的分析，尋繹《莊子》理論系統的義脈，一方面則從文章學的角度來賞鑒《莊子》的種種妙處，這對于后代莊子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明清以來，評點《莊子》之家越來越多，評析也越來越細密，對莊子文脈的分析把握成為莊子學之一大宗。林希逸的“筆勢”、“文勢”等提法可以說成為了后世《莊子》文章風格理論的淵源，比如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關于《莊子》文章的著名評論“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便是來自林希逸的“斷而復連”、“筆勢起伏”說。
通過對宋代《莊子》文學評論這一個案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在對原典的解讀中如何慢慢摻入了辭章評論的因素，而文學性的鑒賞又是如何逐漸融入本以辭章技法分析為主的評點范疇，而這正是文學評點從發生到發展的動態過程一個具體體現。
不同于以訓詁為主的漢學，宋學是以闡發義理為主的。宋人讀書認真，解讀者最初是為了更好地、更能據為己用地理解原典，在這個體會語氣、細心涵詠的過程中，漸漸開始了對文章結構安排的尋繹，并在古文選本流行的影響下，對文章的起承轉合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再經過吸收融合固有的文學批評因素，終使評點成為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學評論形式。在研究方法上，評點學通過辭章分析，深化了對修辭、風格及創作方法的研究，在文學理論發展史上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它也有比較突出的缺點。清人皮錫瑞在《經學通論》中曾說：
宋儒解經，善于體會語氣，有勝于前人處。而其失在變易事實以就其說。[9](87)
這段話其實也可以說很好地概括了評點學的得失。讀書認真，善于體會語氣，這是評點派的優點，也是宋人勝于前人的地方；但是怎樣去體會語氣，體會出什么樣的語氣，這是一個主觀的問題，掌握不好分寸，很容易導致“變易事實以就其說”的錯誤。這一點在《莊子》學研究中也有所體現。
以前向秀、郭向與成玄英解《莊子》，都只是注釋疏通，而王雱對《莊子》進行具體的疏釋時，屬于“六經注我”，是有著直接的實用目的的，他需要采取多種方法吸收《莊子》中可以為變法服務的有關內容，包括直接曲解《莊子》思想，以及從行文邏輯中尋找再闡釋的空間與可能，這種解讀方法雖開《莊子》辭章評點風氣之先，但實有“變易事實以就其說”之隱患。黃庭堅、高似孫在肯定傳本為最初定本的基礎上，分別從思想、行文的角度指出《莊子》文章“法度森嚴”，使篇章結構安排也具有了獨立于文本之外的思想意義及美學意義。南宋的林希逸從“文字血脈”上分析《莊子》文章，充分肯定了修辭的獨立意義，真正奠定了《莊子》評點的基礎。宋以后出現了不少優秀的評點注釋本，如林云銘的《莊子因》、劉鳳苞的《南華雪心編》、胡文英的《莊子獨見》、宣穎的《南華經解》等。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評點家在對《莊子》行文文法進行歸納總結時，也往往忽視了經后人整理的半語錄體《莊子》在邏輯上嚴絲合縫的可能與程度，忽視了蘇軾提出的“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莊子本意”的中肯觀點，過于重視修辭學方面的問題，為文法而文法，在解讀中也出現了一些“變易事實以就其說”的牽強之處。
《莊子》評點史中出現的種種得失現象，在其它的詩文評點、小說評點中其實也常常出現。評點者通過對行文結構安排的深細研究去尋求作者的創作旨意，有時會申說出一些原來的文本中所沒有表明、甚至完全沒有的意思，這是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在借鑒評點派成果的同時要慎重進行斟別的。當然，也正因為在文本之外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中國古代的文學評點也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文學批評方式，評點成果同時也是評點者本人在時代風氣的影響下所作的留世文章了。
①關于林希逸對《莊子》文章文脈的有關分析，參考張梅《〈莊子口義〉對〈莊子〉文學的分析》，載《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04.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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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皮錫瑞. 書經·論宋儒體會語氣勝于前人，而變亂事實，不可為訓［A］. 經學通論[C]. 北京：中華書局，1954.
（責任編輯：馬勝利）
Literature Com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Zhuang zi” in Song Dynasty
ZHANG M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unique literature critical form， literature comment developed from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taking "Zhuang zi" as a case, intended to summarize the pros and cons ofcommentary method, as well a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Zhuang zi".
Key words: Zhuang zi; comment; Wang Fang; Gao Sisun; Lin X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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