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國經濟發展論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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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論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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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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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論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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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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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論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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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論市場和政府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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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論文范文第4篇

改革開放至今的中國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對每一個經歷其中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個奇跡，尤其是與百年來的中國做一個縱向比較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但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說，中國在三十年內的經濟增長和進步就不那么特殊了。不管是20世紀50年代的日本，還是60年代的韓國、新加坡，都曾經歷過類似的經濟成長，這便是人們熟知的“東亞奇跡”。因此，對于中國的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更應以一種理性的眼光來看待。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能夠利用其自身優勢和國家環境，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成就雖不必過分夸大，但必然有其成功之處。那么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原因何在呢？對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解釋，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最主要的觀點有以下幾種：其一，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并不特別，傳統經濟學即可解釋。中國的增長仍然是一種資源稟賦下的經濟增長，高儲蓄、低通貨膨脹、高投資、人口紅利等因素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而這些因素在經歷過經濟高速發展的東亞國家內也同樣是有跡可循的。其二，該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打開國門，充分利用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成果和全球化的浪潮，與世界經濟接軌的結果。全球化為中國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國際環境基礎，打開國門不僅使得中國能夠快速引進西方的技術，也能充分利用后發優勢模仿西方國家有效的制度安排，并利用中國本身的低勞動成本優勢，迅速發展成為“世界工廠”。陳志武在比較晚清、民國以及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發展后指出，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有兩個主因：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于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這種發展條件或機遇來自于外部世界，具體講來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國。而中國只是順應了這樣的一個趨勢而已。其三，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新的制度變遷的結果。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強了對個人和組織的激勵，并形成了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激勵結構。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有的市場信息都需要政府來提供，提供信息、維持平衡所需要的官僚機構成本被證明是無窮的。改革開放前的全能政府從市場和社會領域逐步退出，這使得市場和社會組織在契約過程中逐漸發揮作用，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基本建立起來。

改革開放作為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其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原因必然是復雜的，上述各種因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都起到一定的作用。試圖用某個單一的理論去解釋這種變革都會有以偏概全之感。但比較這幾種觀點，資源稟賦論和后發優勢論雖然提供了一定的解釋力，但仍存在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即在過去三十年中，世界上還有很多別的國家也同樣具備這樣的資源稟賦和后發優勢，但卻并沒有產生中國這樣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的秘訣必然還在于中國自身的變化，而制度經濟學則為此提供了合適的視角。此外，制度經濟學并沒有忽視國家或政府在推動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作用，這無疑也是其適于解釋中國現象的一個原因。因此，要深刻理解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改革”無疑比“開放”更具有說服力。關于制度與增長之間的關系，經典的論述有很多。馬克思所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即揭示了制度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關系。生產關系既可能阻礙生產力，也可能會促進生產力，關鍵是二者是否相符。諾斯則通過對經濟史的研究，指出制度的變遷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的核心觀點在于能夠對個人或組織提供有效激勵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制度的關鍵則在于產權的明晰界定。諾斯的制度概念比較寬泛，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習俗、習慣甚至人的心智構念都可以包含其中。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指出的宗教尤其是新教推動了西方的經濟發展的觀點也可以被歸到這一范疇。對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論述也非常多。學者們指出，改革開放后形成的制度安排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它提高了對組織和個人的激勵，降低了整個經濟體系的交易成本。其主要特征包括：其一，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構，主要是指國家從社會領域的撤退，給社會和個人以自，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
其二，政府內部中央地方權力的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關系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所形成的新的政府與市場體制、新的政治控制體制、新的官員激勵體制激發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和最初動力在農村。如果沒有農村改革的成功，很難想象整個改革的走向會是如何。在農村，改革將生產經營的自下放給農民家庭，即將集體統一生產經營改變為以家庭經營為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這個變革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到1983年初，全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已占全國生產隊總數的93%。1978年的農村改革促進了80年代農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也為隨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和城市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周其仁關于中國改革初期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研究指出，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首先是60年代初期那些短期政策和安排的大規模重演。原有體制通過主導的政治運動形成和改變所有權的邏輯，終于讓位給一個新的邏輯，即經過國家和農民的交易，以及農民之間的交易來形成新的有效產權［8］。而張五常在佃農理論中也通過臺灣地區的實踐說明一定條件下契約的達成對于土地收益的增長是顯著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無疑是一種新型的政府與農民之間契約關系的達成?！敖粔驀业?、留夠集體的，剩下就是自己的”為這種新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最通俗的概括。伴隨著這種制度變革，在經濟上，國家從農村的逐漸退卻使得農村集市和市場這種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交易場所再度出現，為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民生產提供了交換農副產品的場所，從而增加了農民的個人收入。在行政上，自然村逐漸取代了生產隊、等基層機構，而無所不包的職能也逐漸瓦解，農村干部的角色也發生了轉變。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業生產的增長（不包括農村工業）年均高于9%，農業增長的這種迅猛勢頭，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其經驗看來只是由于拆除了農業有效生產的障礙后而出現的一次性增長［9］。這種障礙無疑是強加在農民身上的各種制度限制。事實上，各種個體活動不斷受到負責集體生產的農村干部的壓制。這些干部的責任是，不僅要保證糧食及其他集體種植作物的產量和完成上繳指標，而且還要賦予農民社會主義價值觀和勞動作風［10］。舊有的體制既是經濟的、政治的、又是社會的組織，因此，體制的瓦解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產生所帶來的這種經濟增長是行政制度變革的結果，也即制度變遷的后果。而在中央與地方的政府關系上，錢穎一注意到了中國在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財政聯邦主義”對各省發展經濟所提供的激勵，這就是政府間競爭機制的作用。林毅夫使用1970-1993年28個省市的數據證實財政分權確實改善了經濟績效，促進了經濟增長。分灶吃飯、財政大包干等政策形成了一種新的制度激勵，盡管在90年代中期這種政策的不良后果遭到胡鞍鋼、王紹光的猛烈批評，但這種權力下放和制度創新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周黎安則指出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發展本地區經濟的強烈愿望“，晉升錦標賽”的評價官員的激勵方式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12］。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亦指出，縣域經濟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他指出“：我是1997年才驚覺中國經濟制度的重點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史無前例。當然，地方政府競爭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國的是一種特別的生意競爭，外地沒有出現過。我要到2003年才肯定縣是地方政府競爭的主角，這種競爭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為何如此不容易解釋?！保?3］中國的行政改革重構了中國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的重要組成。

改革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成長和進步。這樣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在經濟領域表現為一種過渡性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特征是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處于改革過程中。這種市場經濟既有可能變成好的市場經濟，或者說健全的法制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但也有可能變成一種壞的市場經濟，弱肉強食，腐敗叢生的權貴市場經濟。而最終的走向如何，則決定于另一個領域，即行政體制改革的進程。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在行政領域來說，也具有和經濟領域類似的過渡特征。這種過渡性質的行政體制與改革前的計劃體制相比，無疑是更具有經濟績效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政府已經逐漸從微觀管理中退出來，但政府仍然掌握著土地、金融、資金等重要的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各級政府官員仍然擁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政府仍然可以通過行政手段干預企業和市場的微觀經濟活動。換言之，中國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仍然處于改革的關鍵時期，而進一步完善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則在于規范政府的行為，進一步改革政府，減少政府的不當干預和計劃失靈。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變遷，無論是行政改革有意推動下的制度變遷，還是無意造成的制度安排，與計劃經濟相比，都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經濟績效。但這樣的制度變遷仍然只是一種暫時性的和過渡性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政府之間的經濟競爭機制，都不可能長久地為經濟增長和個人收入提供動力，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始終要求已經形成的制度不斷地改進和創新，以適應這樣的發展。一旦制度創新的腳步放緩或停滯，這樣的制度安排在政治權力的擴張下為官員尋租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和可能。更令人擔憂的則是，這樣一種制度在過去三十年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卻可能在將來阻礙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和改革。中國行政改革的進一步推動必然需要打破目前的制度安排，在現有制度基礎上進行創新。

二、中國的行政改革滯后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

與不斷推進改革的愿望相比，現實中的中國行政改革卻陷入停滯。提到中國的行政改革，公眾都容易將之與六次中央國家機關行政機構改革相等同。但事實上，行政改革是在廣泛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調整，其外延要寬泛得多，機構改革只是整個行政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機構的合并、撤銷與設立與深層次的規則、制度相比，只是表層的變化。數量上的簡單增減并不意味著實質的推動，正如許多學者所強調的那樣，政府職能不轉變，只是簡單的機構改革效果有限，且屢次陷入精簡增長再精簡的怪圈。因此，盡管中國的機構改革始終沒有停止，維持五年一次的頻率。但中國的行政改革即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卻始終徘徊不前。真正對中國經濟社會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的行政改革多是隱形的，是一種非正式的規則和約束的改變，甚至是諾斯所說的“心智構念”的變化。這種類型的行政改革或者制度變遷深刻地改變了原有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并在不斷的變動和沖突下形塑了新的國家與社會關系。這種行政改革符合諾斯所說的改變交易成本、增加經濟績效的制度變革，例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國基層行政結構的變化和中央地方政府關系的變遷。但在這種改革形成新的制度之后，卻存在諾斯所說的路徑依賴問題。雖然中國的行政機構改革看似一直沒有停歇，但始終未能在關鍵問題上有所突破。在更深層次的行政制度內，各種非正式的規則已經形成并內嵌于其中，過渡性質的體制具有的路徑依賴慣性阻礙了進一步的改革。

正如許多學者觀察并指出的那樣，行政改革的現狀相比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已經滯后社會經濟的現實發展。中國行政改革滯后的表現在許多方面都是顯著存在的。在經濟領域，某些地方政府以宏觀調控之名，大肆干預微觀市場交易和企業活動，尤其是近些年來的房地產市場，由于政府對土地的掌控和財政資源的不足，“賣地財政”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政府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微觀經濟活動之中。而在社會領域內，政府本應承擔的公共服務供給卻遠遠不足，正是由于越來越多的公共資源被投入到經濟領域，甚至是私人領域中，公共產品的供給才會出現問題。而由此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以及社會矛盾的激化，都在考驗著政府的管理和服務能力。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嚴重不對稱也是行政改革滯后的突出表現。但與中國行政改革近年來的滯后所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經濟增長的表現。近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仍然保持在一個相當高的水平上，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0.7%。不僅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開放以來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實現了10%以上的增長速度，在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2009年，依然實現了9.2%的增速。如何解釋在行政改革滯后情況下的這種增長？概括起來，已有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已有改革所帶來的動力仍然存在。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各種已有制度仍然在發揮其制度績效作用，改革的慣性仍然存在，雖然這種制度績效的發展空間已經越來越小。與改革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相比，改革所形成的各項現實制度已經落后且發展速度滯后。但不管從哪個層面來說，行政改革仍然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已有改革的邊際效用仍然存在。政府退出經濟、社會的部分領域給企業、個人所帶來的自和激勵對于經濟活動的推動在改革開放之后一直在發揮作用。亞當•斯密所說的個人私有的動機能夠帶來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加，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過程正是中國社會財富增長的過程，而在目前的中國這個過程已經形成且不可逆轉。其次，外部環境的推動因素不可忽視。伴隨著中國近十年來高速經濟增長的是中國出口的迅速提高，出口被稱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在近十年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推動力。這一推動力的形成是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的。全球化的過程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世界性市場，分工化、專業化、信息化的歷史進程加速了各種商品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國家之間的這種貿易發展為后發國家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環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加上迅速的技術模仿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再次，中國經濟的增長與政府加強控制下的資源投入密不可分。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等于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必然是建立在結構轉變基礎上、制度創新基礎上的。單純的經濟增長可以在制度不變、效率不變的情況下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實現產出量的增長。2008年金融危機來臨，中央政府緊急投入四萬億刺激經濟增長，在此帶動下，各級地方政府也掀起了新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各種投資活動。這種通過政府投資來刺激經濟增長的做法很顯然在短期之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經濟危機之下的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長。但這種依靠政府的強大資源動員能力和對市場的行政管制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并不是一種效率的提高，只是一種資源投資下的人為的增長。這種增長不但不可持續，其社會和經濟后果卻可能十分嚴重，對環境、資源所造成的破壞在短期內不可恢復。即政府在非常規狀況下所采取的應急經濟措施被作為成功的經驗而加以推廣、固化，在長期看來，這種不當的干預只會擠壓市場的自由空間，降低市場所起的基礎性調節作用。因此，盡管在行政改革滯后的狀況下，經濟增長仍然保持了較高的速度。但這種經濟增長與改革初期相比卻存在質的不同，制度績效提升被高投資、高消耗的政府投入型增長所代替。雖然這樣的增長可以在短期內起到明顯成效，但增長背后的陷阱卻不能忽視。尤其令人擔憂的是，目前這種引致增長的管理體制一旦固化，就會陷入諾斯所謂的路徑鎖定。諾斯指出，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否則就很難再退出［14］。

三、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對行政改革的影響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樣，行政改革和經濟增長二者之間存在復雜的聯系。從世界各國的發展歷史上來看，成功的改革可以推動一定時期內的經濟成長和進步。而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無疑會對行政改革起到一定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既可能推動進一步的行政改革，也有可能會阻礙行政改革。從經濟增長的正面影響來看，現代西方政治學者如李普塞特、達爾等都曾指出在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而行政改革的目標在很多方面是與民主化的改革目標一致的，例如更加透明的政府、更強大的公民社會、更多的公民參與等。而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的轉型中所要完成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完成中國近代百年來的政治制度化和民主化進程，而經濟增長無疑是民主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推動。

首先，經濟的增長、財富的增加、社會的進步會促進教育水平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涌現，各種平等、自由、、民主等改革政府的理念和思想也逐步擴散和傳播，這些受過高等教育者的文化背景、態度、價值觀符合政府改革的取向和趨勢。從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來看，中國經歷了高等教育人口的擴張，受過大專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已經從1982年的0.615%上升到2010年的8.930%，盡管與發達國家進行橫向比較，中國人口收高等教育的比率仍然很低，但縱向比較來說，中國的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是相當快的。而隨著這一趨勢的出現和擴散，越來越多的普通公眾接受并認同改革政府的各種先進理念和實踐，對外部世界的逐步了解也使得公眾重新審視中國政府的各項職能及其對公眾的影響，進而關注并參與到中國政府的各種公共決策之中，對政府提出各種意見。不管是當年轟動一時的“孫志剛案”，還是目前持續不斷的網絡舉報所掀起的反腐風暴，都呈現一個顯著的特征：公民個體和社會公眾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公眾權利意識的增強和參與渠道的多樣化使得公眾可以更直接更有力地推動政府的行政改革，促使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務以滿足公民的需求。其次，改革開放至今的經濟增長改變了原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形成了更多樣化更復雜的經濟社會體系，新的經濟和社會變遷對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動政府不斷改革以回應這樣的現實變遷。經濟發展形成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大型跨國公司、私人企業、社會組織等獨立于政府之外的權力中心逐漸涌現并成長起來。由此而來的后果就是這些權力越來越多地要求自己能夠對公共政策施加一定的影響，參與到政治體制和公共政策之中。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對進行了修改，把中黨員發展對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改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首次允許民營企業家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改革正是對民營經濟迅速發展、經濟權力增長的現實回應。財富的增長使得個體尤其是企業家關注自身財產權的保護，更加公開的政府、法制化的政府、民主的政府成為企業家和社會公眾的集體訴求。對于政府行政改革來說，這些政府之外的權力中心無疑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再次，一定時期內的經濟增長使得政府能夠擁有足夠的財政能力來容納改革的成本，維持社會的穩定。經濟增長和改革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可以從亨廷頓所說“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許多國家的發展歷程中得到驗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完成民主化轉型的東亞各國和地區如韓國、新加坡和我國臺灣等，都是在強有力的威權政府引導下完成經濟起飛和發展，奠定政府改革和民主化的基礎。雖然這種經驗性的聯系并不意味著只有富裕和轉型國家和地區才會進行行政改革，但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卻會為政府的行政改革奠定良好的財政基礎。相反，在一些貧窮落后的國家，政府官僚機構由于財政的限制和約束根本無力吸納現代化教育所產生的人才，改革反而會造成社會的動蕩。亨廷頓指出：“君主國的天然財富就成了關鍵的因素：中東盛產石油的君主國吸收新階層的能力，遠遠超過那些自然財富不怎么充裕的國家?！?/p>

既然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對行政改革有如此多的正面作用，那么是否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必然會導致政府的行政改革呢？事實并非如此。影響行政改革的因素眾多，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文化、宗教、傳統等因素都會對改革產生巨大影響。一定時期內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在某些情況下反而會推遲改革。十六世紀的西班牙王國通過航海貿易和對南美洲殖民地的掠奪迅速發展，但是從殖民地掠奪來的財富，不僅沒有轉化為產業資本，反而助長了封建主階級奢靡與寄生的生活，助長了高利貸的剝削，并對城市手工業與農業起到腐蝕的作用，變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腐敗，導致了它們國力的衰落和殖民地霸權的喪失。經濟的增長和財富的增加反而鞏固了西班牙原有的政治制度，使得其改革的阻力增大。即使所有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改革措施堆積如山，但卻找不到力量來完成這些建議。此外，經濟的發展會在一定時期內增加政權的合法性，轉移公眾的注意力，使得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借口之下推遲行政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中東地區國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國在過去二十年即經歷了這樣的一個過程，改革進程被一再推遲，反而最后釀成“阿拉伯之春”的革命運動。因此，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既為行政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也產生了可能會阻礙行政改革的因素。那么為何有的經濟增長促進了改革？而有的經濟成長反而阻礙了改革呢？研究經濟史的學者對于十六世紀英國和西班牙的比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釋。諾斯指出，“盡管新的技術使兩個國家的相對價格都發生了變化，但其結果卻根本不同。在英國，它導致了用于旨在解決財政危機的政治與經濟的演進，并使它主宰了西方世界。而在西班牙，盡管它初始條件更為有利，但卻導致了無法解決的財政危機、破產、沒收財產、不穩定的產權以及三個世紀的相對停滯?！?/p>

對于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諾斯進一步指出：“當然不能簡單地用政治的集中化或分散化來區分兩個社會，但這一特征確實是使它們產生重大差別的關鍵，而且是它們的政治與經濟產生巨大差異的征兆?！保?8］SimonJohnson、DaronAcemoglu、JamesRobinson在《歐洲的興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轉變與經濟增長》一文中比較了西班牙和英國在16世紀-19世紀的經濟增長［19］。西班牙相比英國，在大西洋貿易中擁有更多的有利條件：航海貿易起步較早、殖民地的自然條件也優于英國。然而英國最終成為了工業革命的起源地并發展成世界霸主，而西班牙卻很快衰落。通過對歷史數據的分析和對比，他們指出造成這樣的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這兩個國家發展初期所擁有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政治制度的差異造成了財富分配的差異。在英國，限制王權、保護私有財產、自由經商的權利等使得一般公眾能夠分享貿易利益，出現了新的工商階級，從而能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等級藩籬。經濟發展與制度的變革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而西班牙王室的特權壟斷在經濟和財富的增長下卻日益牢固，貿易所得被用于奢侈消費之上，而社會公眾卻不能從中得到好處。制度上的差異導致了兩國發展的最終不同，這樣的結論與諾斯的觀察和解釋是一致的。因此，經濟增長與行政改革能否形成良性的循環的關鍵在于政治制度以及由政治制度所決定的財富分配方式。具體到中國的現實，三十年來的經濟增長無疑為中國的行政改革提供了諸多的條件，如上文所說的政府能力的提升、公眾理念的改變以及對于改革的訴求、新的權力來源的涌現等等。但種種有利條件并未轉化為現實的行動，中國的行政改革始終無法取得突破。在某種程度上來看，經濟上的國進民退現象十分明顯：僅僅2006年間，個體經營戶的數量就下降了15%，達到2600萬戶——比起13億多的全國總人口來，這一數字微乎其微。官方公布的數據表明，2007年頭三個季度私營企業對國家稅收收入的貢獻不到10%，而且2008年上半年這一數字還更低。經濟增長反而使得財富向少數人手里迅速集中，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由此增加了改革的阻力。那么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行政改革滯后呢？

四、經濟增長下中國行政改革滯后的原因分析

論述改革的經典著作很多，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對改革滯后的問題都有經典的描述。學者們對于中國行政改革滯后的論述也多引用這些觀點來探索中國改革滯后的原因所在。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從行政生態學的角度出發，指出一國的行政環境影響其行政系統和變革。里格斯提出影響一個國家行政的生態因素是多種多樣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有五個因素：經濟要素、社會要素、溝通網、符號系統和政治構架。符號系統包含了政治神話、政治法則等。如西方的政治傳說中包含了在民、生而平等、天賦人權等觀念。中國的行政改革滯后的根本被許多學者視為政治體制的制約，中國缺乏秩序來真正限制政治權力、保障公民自由。其二，從組織變革的角度出發，組織變革理論通過成功和失敗的變革探討組織變革過程中的阻力和動力、變革模型、方式方法等。盡管組織的變革與行政改革存在很大的差異，但在某些方面仍可以為行政改革滯后提供解釋力。例如組織變革理論將影響組織變革的因素分為個人的抗拒和組織的抗拒。而這樣的結論同樣可以在中國的行政改革過程中觀察到。董禮勝對浙江公務員群體的調查問卷結果顯示，作為行政改革的參與主體，也是行政改革的客體對象，公務員對于行政改革的了解卻很有限。其三，從政治學意義上的利益角度出發，“十年”的破壞使得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由于共同的危機意識和利益訴求，中國的行政改革在初期容易取得共識，而且改革每一步的邊際效益巨大。而改革的成果在全社會的分配又使得帕累托改進的效果明顯，民眾從改革的利益中得到了很大的實惠，因此順利地推動改革的前行。但隨著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由于改革的帕累托效應已經逐步消失，改革的邊際效益正日趨消失，而對于改革的方向則出現了各種爭論。進一步的行政改革勢必要調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改革成果被全社會所分享，但這樣的結果是既得利益集團所不愿意接受的。行政改革需要通過官員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來實施，因此中國行政改革的主導者恰恰是這樣的一批既得利益者，基于個人理性的自私，既得利益者對于損害自身利益的改革自然缺乏動力和激勵去推動。從中國行政改革的現實來看，改革滯后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上文中學者們所提出的觀點也都可以在現實中被觀察到。然而將行政改革僅僅視為多種環境下的一個變量，往往因為強調客觀條件的作用而忽視改革本身。正如SimonJohnson，DaronAcemoglu，JamesRobinson在比較西班牙與英國16世紀在大西洋貿易中的表現所指出的，西班牙的外部條件要好得多，但最終卻是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霸主。雖然外部條件、技術等因素可能在短期內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更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制度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中國行政改革滯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改革策略以及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本身。正如比較中國與俄羅斯的改革策略的學者所指出的，中國選擇了一條先易后難的漸進式改革，從過去三十年的經濟表現來看，中國的改革道路成就更加突出。然而，漸進式改革要面臨的問題在于當簡單的問題都解決之后，如何推動深層次以及根本性的改革。Roland在考察國家的制度移植問題時，為了能夠較為清晰地理解轉型國家的制度變遷問題，他曾把制度具體劃分為快速變革的制度和緩慢演進的制度，前者主要是以政治制度為代表，后者主要指的是文化，包括價值觀、信念和社會規范。單豪杰、沈坤榮將這兩類制度所包含的內容在中國的改革實踐內進行了重新界定。他們提出，快速變革的制度主要包括市場化、私有化和對外開放規則等；
緩慢演進的制度主要指政治制度、法治建設、經濟分權制度、社會結構和文化等，這種意義上的制度在中國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這種制度類型上的劃分為解釋中國的改革滯后提供了一個視角。中國漸進性的改革逐步實現了市場化、對外開放等快速變革的制度，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套轉型過程中的制度安排，如上文所提到的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政府間競爭機制、官員政治控制機制等。這種制度安排下所引致的高速經濟增長的成果日益被政府官員、壟斷國企員工等利益集團所瓜分，經濟增長不但沒有通過培育新的教育階層和中產階級推動進一步的行政改革，反而使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增長增加了改革的阻力，使得緩慢演進的制度的改革一再推遲。這種被國外媒體稱為“政左經右”的制度安排帶來了過去三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進步，但也正是由于這種初始的制度安排缺乏對政治權力的有效約束，使得各級官員以手中的政治權力為依托不斷侵蝕改革的成果，企業私營業者的活動能力和范圍隨時可能被擠壓，個人的經濟權利在政治權力壓力之下經常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護。而這種官員的權力尋租不可能通過道德教化或意識形態教育來消除，只有通過制度上的改變，即緩慢演進的制度的變革才可能遏制這種權力尋租。楊小凱、薩克斯和胡永泰通過理論和證據對中國漸進型改革進行了嚴密和全面的批判，他們認為中國在缺乏秩序的條件下進行的改革以及所實行的財政分權制度嚴重破壞了經濟賴以發展的規模經濟和專業化分工，因而是沒有效率的，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短期效果不錯，但長期的代價極大。正如諾斯在論述西班牙的改革時所指出的那樣，盡管從上到下都已經意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經濟學家也給出了諸多的建議措施，但改革卻難以推行。而當前中國的行政改革即面臨這樣的危險，有可能陷入諾斯所說的路徑依賴之中。具體來說，一方面，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經濟的高速增長由于分配的不當只會帶來更多的社會不公和棘手問題，但社會問題又需要在不斷發展中來解決，即不能夠降低經濟增長率。另一方面，制度安排不斷帶來高速的經濟增長率，而這樣的高速增長又進一步強化了原有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行政改革停滯不前與經濟的高速增長并行不悖，使得行政改革和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落差越來越大，陷入不能擺脫的惡性循環之中。

五、結語

中國經濟發展論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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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問題及對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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