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當代科學論文【五篇】【精選推薦】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是近年來最為活躍的文學研究領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醞釀著新的突破,所存在的問題則需要引起充分重視。其中,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的理念就是這樣一個產生了廣泛影響,但實際上存在不少問題需要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當代科學論文【五篇】【精選推薦】,供大家參考。

當代科學論文范文第1篇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是近年來最為活躍的文學研究領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醞釀著新的突破,所存在的問題則需要引起充分重視。其中,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的理念就是這樣一個產生了廣泛影響,但實際上存在不少問題需要認真反思的理論命題或研究思路。這一理念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人為地把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的性質混為一談,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當代文學的本質特征,從而影響和限制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理念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種思路或者如葉維廉所說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就已經埋下伏筆。1953年8月,王瑤先生出版了上下兩冊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大陸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按照溫儒敏等先生的說法,“該書第一次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開端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17-1949)這一段文學的變遷作為完整獨立的形態,進行科學的、歷史的、體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現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格局。從當代文學研究的角度看,該書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該書在下冊增列了一個約3萬字的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的(附錄),集中介紹了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以來到該書1952年5月完稿時的文學發展概況,包括“思想領導與組織領導”、“文藝普及工作與工農兵群眾文藝活動”、“戲曲改革工作”、“理論批評與思想斗爭”、“創作情況”、“文藝界整風運動”等。這就開創了一種先例,或者說提供了一種研究思路的雛形: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文學是中國新文學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和延續,可以和應該沿用中國現代文學的理念和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當代文學。但由于那時中國當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研究都還處于初創階段,加上不斷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的沖擊,所以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的研究思路并沒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本身也經歷了一個曲折和復雜的發展過程。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產生更大的影響,是新時期以后的事情。20世紀80年代中期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等先生的“20世紀中國文學”觀和陳思和先生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則是上述觀點的集大成。所謂“20世紀中國文學”,其基本觀點就是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是由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并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并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并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并崛起的進程。根據這樣一種基本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顯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這種所謂的內在一致性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文學現代性以及現代漢語文學的討論中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有時候人們甚至就用現代文學的概念來指稱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一體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說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無可爭辯的合理性。這種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國成立以后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完全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延伸或者說在當代的發展。中國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在社會性質和美學特征等方面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因此,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現代文學的研究方法也應該完全適合當代文學研究。

    應該看到,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歷史原因的,并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都是現代漢語文學,而且在時間上具有某種連續性,同時現當代文學作家隊伍的構成也有著某種一致性。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代會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起點,而被邀請參加這次會議的大多是現代文學史上有成就有影響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繼續在當代文學創作上取得成就。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的理念。至于“20世紀中國文學”命題所說的現當代文學的內在一致性,情況則較為復雜。一方面,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的確包含了極為豐富的歷史內涵,具有某種內在的一致性和歷史的合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把中國當代文學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在新中國歷史條件下的延續和發展,形成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從一個方面深化人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總體認識。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當代文學60年的發展歷史表明,當代文學既具有跟現代文學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著現代文學以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學所沒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沒有這樣一些基本特征,中國當代文學就不成其為當代文學。在我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體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對當代文學認識的同時,也遮蔽了當代文學某些最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當代文學之為當代文學的特殊性。

    二

    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性是我們為深入認識中國當代文學的特征和規律而提出來的一個命題,同時也是一個需要不斷深入探討的問題。我們所說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性,并不僅僅是指當代文學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現形態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點,而是說中國當代文學在一些根本性質和基本形態上具有與現代文學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們所說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性,也不否認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中國當代文學是從現代文學發展而來,而且與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

    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中國是一個特別重視文學藝術的國度。不僅中國古代政府設立過采詩的官府和以詩取士的制度,對文學藝術的地位給與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們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學藝術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學詩無以言的地步。但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基本上仍處于一種自由的和自發的狀態。這并不是說中國古代作家的創作不受政治經濟和重大社會事件的影響和制約,更不是說中國古代作家缺乏社會責任感。恰恰相反,中國古代文學一直具有一種“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和所謂“文以載道”的儒家文學思想傳統。問題在于,所有這些所謂的文統和道統,都主要取決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產生不同的作用。換言之,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盡管受到官府和民間的廣泛重視,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創作來給予推動的,并沒有成為國家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既沒有設立專門管理文學藝術的機構,也沒有把文學藝術的發展列入國家總體規劃,甚至也沒有形成對于文學藝術統一的指導思想。因此,中國古代文學在總體上屬于作家的文學和社會的文學,而不是國家的文學。有限的文學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創作和與之密切相關的文學現象。

當代科學論文范文第2篇

傳統上，解決建構主義的上述困難有種種途徑，只是都不令人滿意。例如康德為了解釋建構的有效性，便把建構活動歸屬于一個抽象的、普遍的主體?？档虏⑶覅^分開了自在之物和現象界，認為自在之物不是人類的建構，但也非人類認識所能及。但是，康德的現象界仍是唯一的和普遍的，這就使現象界與自在之物之間的區別僅僅是玄虛的、形而上的區別。針對康德的這一缺陷，維特根斯坦拋棄了自在之物的概念，或者說拒絕談論自在之物，認為“我的語言的界限也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維特根斯坦的建構中放棄了超驗的普遍主體，因此在《邏輯 哲學 論》中，他不得不假定實在論主體和唯我論主體是同一的?！?〕不過，在他的晚期哲學中，維特根斯坦更加接近了建構主義，他拋棄了那種認為所有語言都能達到同樣目標的主張，而認為主體性是在諸種不同的語言游戲中實現的。他也拋棄了為認識尋求某種同一的資質的想法?！?〕

瓦爾納教授繼承了維特根斯坦的建構主義，并且通過區分環境界和現實界來避免其舊有困難。環境界不同于康德的“自在之物”之處在于，它是可以被人類活動所運作的。與之同時人類也并不能真正理解環境界，換句話說，人類的此種實踐活動是不能被邏輯地測度的。在運作環境界的過程中人們建構起一些“實體”，譬如這是一座山、那是一把椅子、那是一個 電子 等等，這些實體并不原本地摹寫環境界，而只是抓攫其某些方面，并在人類認識中進行建構而成“微世界”，微世界的總和便是人類認識的參照——現實界（實在界）。我們看到，在這里，瓦爾納試圖區分“運行的有效性”和“建構的可理解性”來解決建構主義的困難。換言之，運行的有效性本身不是建構的對象，而是通過建構來實現的，因此不能成為認識論的適當話題。知識意味著理解，而人只能理解他自己的建構，使知識的范圍局限于現實界。

關于“運行”和“理解”之間的區別，早已有人做出。不過，傳統的認識論始終相信，人類認識能在“運行”與“闡釋”之間建立同一?？蛇\行性于是成了理解的標志，而理解也就意味著可以運作。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如果補充上“力量即知識”，便反映了這種思想。在瓦爾納看來，此種思想混淆了人類的兩種不同資質，模糊了人類的自我。他認為不能假設人類思維的同一性。這一觀點進一步導向了如下結論。

第三，建構實在論強調“闡釋”（理解）對 科學 的重要性，以及服務于此的“異離化”策略的運用，為學科際和文化際活動提供了新的框架。

越來越多的人抱怨西方式科學正在變得工具主義化，瓦爾納教授認為，這是在運行與闡釋之間不作區分，最終以運行代替闡釋（理解）的必然后果?！皻W洲 歷史 上最大的錯誤之一，就是把對知識的仲裁權信托給了經驗事實上的成功”。（[19]，第1章第1.20條）

瓦爾納不但區分開運行和闡釋，而且認為闡釋對知識而言比運行更重要。因此，人文學科（瓦爾納稱為“精神科學”）向 自然 科學靠攏，追求運行的有效性，便顯出是一條歧路?！皬氖戮窨茖W的人們必須被看成是闡釋的主人，他們能成為自然科學家的訓練員?！保╗9]，第2章第5.16條）“在‘硬科學，和那些被看作多多少少受到 社會 的和心理的 影響 而污染了的科學之間的差別，將被闡釋的不定程度之間的差別所取代，被那些更能變換闡釋的諸科學和較不能變換闡釋的諸科學之間的區分所取代。在闡釋上的低水準將和知識上的低水準聯系在一起?！保╗ 9]，第2章第5.17條）這樣，學科際合作的圖景就改變了。

為了有效地進行闡釋，　瓦爾納教授引入了“異離化”（verfremdung）的概念。

這個德文詞在此處是從釋悟學（hermeneutics）借用過來的，

意味著把一種本文（text ）從原有的前后情境（context）中拿出來，放到新的前后情境中去。

在學科際 問題 上，異離化要求科學家們能用別種學科的語言表達自己學科內的思想，從而實現對本學科語言的反思，并達到理解。我們看到，這正是實踐中的學科際合作（或稱跨學科合作）常常忽略了的。在跨學科 研究 中，某一領域的科學家向其它領域科學家提出的問題往往是：“我的工作中還有某某環節不能實現，你們能否幫我實現？”這只是運作上的相互補充和銜接，毫未涉及到相互理解。此種跨學科合作雖能形成科學運作體系的龐大增殖，卻無助于理解科學的本性，更白白喪失了在學科際合作中發掘 方法 論革新之路的機會。

在文化際問題上，異離化要求保持文化的多樣性，否則將喪失異離化的可能性，也就喪失了理解的可能性。異離化是適用于文化際交流的普遍的方法論，在科學交流方面有特殊意義?？茖W原本處于西方文化的前后情境中，當把它“輸入”到非西方文化中時，實際上是一個對科學進行異離化的過程。通過詳細考察這一過程，我們便能真正理解何謂科學，它的多元化的可能形態，最終有可能使科學交流過程不再伴隨著一種文化對其它各種文化的壓服。

三、小結

建構實在論，作為一種站在文化際與學科際潮流最前列的學說，試圖對抗的是有至少70年傳統的主流科學哲學，其所遭到的批評，其所暴露出來的不成熟之處，都是很多的。筆者曾就建構實在論請教于一些主流科學哲學家，包括羅伯特·科恩（robert cohen）這樣的學術泰斗，他們多數對該學說并不持激賞的態度。但是該學說中呈現出來的創造性仍是人所共知的。它反映了當代歐洲學者最前沿的大膽探索。

中國 是最大的 發展 中國家，擁有悠久和強壯的非西方傳統。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引入，一直是步履維艱。從洋務派的“中體西用”，五四時期的“賽先生”，本世紀50年代提出的 現代 化目標，70年代“科學是生產力”與80年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直到90年代的“科教興國”戰略，中國人對科學的重要性不是沒有認識，然而迄今未能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運行機制，使科學不但能在中國社會內部找到穩定的立足點與生長點，而且其成果能有效地 應用 于并推動全社會的發展。這里是否存在一個文化上的“不適應”呢？如果真是這樣，建構實在論作為一種探討科學在文化際“異離化”的科學哲學，就對中國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注釋：

〔1〕sills,david l.,ed.,internatio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1972,vol 7,p407.

〔2〕collingridge,d & c.reeve, science　speaks　to　power, london,1986,pp.37—39.

〔3 〕wallner, fritz, acht　 vorlesungen　 iiber　 den konstruktiven realismus,wien,1990,pp.19—29.

當代科學論文范文第3篇

科學主義(或稱唯科學主義，英文為scientism)一詞自19世紀70年代出現以來，起初并無現在所包含的嘲諷、否定之意。20世紀初，隨著西方的先進器物和科學技術爭相涌入中國的潮流，科學主義來勢兇猛地進入近代學人的視野之中，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德先生”與“賽先生”兩位先生更是彰顯出科學的無限權威，一舉成為中國文人試圖拯救中國、力挽狂瀾的兩件制勝法寶。

1915年1月，以“科學”命名的雜志在上海出版，其發刊詞稱:“科學者，縷析以會理，會歸以立例，有理有尋，可應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百年以來，歐美兩洲聲明文物之盛，震鑠前古。翔厥來原，受科學之賜為多。”發刊詞從各方面論述了科學的種種效用，乃至最后得出結論:“繼茲以往，代興于神州學術之林，而為蕓蕓眾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學乎，其唯科學乎!”“科學”一詞，成為集正確、先進、有效、光明等眾多褒義于一身的崇高詞匯，成為引領神州學術新風尚、判斷評估學術價值的利器。9年之后，吳稚暉在其擔任編輯工作的《科學周報》上又著文把“科學”再次推上崇高地位，其文稱:“科學在世界文明各國皆有萌芽。文藝復興以后，它的火焰在歐土忽熾。近百年來，更有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學術，十九都受它的洗禮。即如言奧遠的哲學，言感情的美學，甚至瞬息萬變的心理，瑣碎糾紛的社會，都一一立在科學的舞臺上，手攜手地向前走著……歐美各國的興盛，除了科學，還能找出別的原動力嗎?”①和吳稚暉相信人類能夠通過精確、精密的科學而達到前所未有的光明場景一樣，近代學人甚至信奉有且只有科學方法才能認識包括生物的、社會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所有方面，而所有的問題都能被科學地解決。1928年，胡適甚至說過:“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萬能了，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②科學的崇高地位，用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序》中的一段話描述更恰當不過:“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維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① 當“科學的”與“萬能的”二者緊密聯系在一起時，同時也意味著“科學的”很自然地就成了“絕對正確的”代名詞，而倘使某件事物被認為是“不科學的”或者“違背科學的”，那么，這種事物將很自然地被認定是逆歷史潮流的，將被予以嚴厲的批評。由是，科學成為一種高高在上的、必須頂禮膜拜的對象，科學主義也成為近代學人批判傳統、踐行新文化、創立新學術等依賴的觀念、工具和方法，并逐步成為統治社會意識的價值尺度和精神權威。

郭穎頤曾將20世紀前半葉科學的全面應用及“唯科學主義”總結為簡單的一句:“唯科學主義認為宇宙萬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過科學方法來認識。”②在提出該論斷之后，郭穎頤進而指出:“中國的唯科學論世界觀的辯護者并不總是科學家或者科學哲學家，他們是一些熱衷于用科學及其引發的價值觀念和假設來詰難、直至最終取代傳統價值主體的知識分子。這樣，唯科學主義可被看做是一種在與科學本身幾乎無關的某些方面利用學科威望的一種傾向。”③誠然，熱衷于科學主義的知識分子們，在強勢的西方先進文化面前，利用科學所強調的客觀、理性，進而去衡量傳統學術，極大地刷新了長期以來所秉持的固有認識。但同時，把科學置于“萬能”位置，使之成為衡量學術價值的不二標準，無論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化氣質、人生經驗等無不折服于“科學”標尺之下的唯科學主義，造成的影響明顯地表現在對西方話語的盲目推崇、篤信以及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批判等層面。學術界基本上將西方文論與“科學”畫等號，將中國文論當做“不科學”的對象，進行批判、改造、轉換;在對與“科學”標尺不吻合的中國傳統文論進行深刻“體察反省”的同時，又努力向西方文論學習、靠攏，使“不科學”的中國傳統文論話語貼近西方話語。中國傳統文論顯然在此思潮影響下受到了直接的影響。在以西方為標尺的科學主義的價值評判之下，本土文化的價值被忽略甚至被有意識地遮蔽，學界以科學之名操起時代巨斧，對中國古代文論這套傳統話語體系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削鑿和批判，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在現代轉化過程中，被迫走上了所謂“科學”的西化之路，多年的實踐證明，這條路實際上是一條中國傳統文論的衰亡之路。

本文試從兩方面論述唯科學主義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戕害:一方面，唯科學主義片面性地以西方為標尺，一步步促使中國古代文論作為“元語言”的地位喪失;另一方面，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現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中，批評家或者學人們無一例外地拋棄了古代文論話語，而選擇用西方理論話語來進行批評論述，甚至對中國傳統文論的研究，也必須用西方文論話語來闡釋和言說，中國古代文論僅僅成了西方文論話語言說下的“史”的材料和“死”的話語，成為完全喪失了元話語地位的在當代文壇毫無用武之地的秦磚漢瓦。

唯科學主義促發中國文論元語言地位的喪失 法國學者利奧塔在其《后現代狀態》一書中明確指出科學知識并不是知識的全部，“一般地說，知識并不限于科學，甚至不限于認識。認識是全部指示或描寫物體的陳述，不包括其他陳述，屬于認識的陳述可以用真或假判斷”，“科學則是認識的子集，它本身也由指示性陳述構成”。④科學的特征在于通過可驗證的手段來積累知識，采取概念、術語、范疇等判斷性的理性話語來展開系統性、精確性、極富邏輯思辨色彩的知識論述。但科學并非是衡量評價和認識世界的唯一方法，中國古代文論具有不同于西方理論話語形態的“異質性”特征，它是以體驗式、品味式審美為主展開的豐富的意義系統，如果使用唯科學主義的所謂“精確”、“系統”、“客觀”、“理性”等尺度去衡量中國古代文論話語，必然會陷入西方話語的泥潭之中，使中國文論喪失其元語言地位。#p#分頁標題#e# 元語言(metalanguage)本是最早產生于哲學界的一個命題，意即用來分析和描述語言的語言。R.R.K.哈特曼、F.C.斯托克著，黃長著等譯的《語言與語言學詞典》中認為元語言又可以稱為“純理語言”、“符號語言”，它與“對象語言”相對，指描寫和分析某種語言所使用的一種語言或符號集合。與“元語言”相類似的概念，還有“元批評”，伊格爾頓曾在其影響廣泛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中提到:“文學批評可以成為一種‘元批評’(metacriticism):它的任務主要不是作出種種解釋性或評述性的陳述，而是后退一步去考察這些陳述的邏輯，并去分析我們作出這些陳述時是在做什么，以及應用了哪些代碼和模式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種文化形態下的文學批評，都有它存在和言說的語境，它的邏輯基礎、應用的代表和模式、理論依據等都是建立在相對應的文化框架之中的，只有在這種文化場域中，這種話語才是有效的、可行的。

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文學長期實踐的總結，又是指導中國文學創作與評論的元話語，在數千年的文學藝術實踐中，形成了一整套韻味獨特的理論話語系統，可以說，中國古代文論是符合中國文學自身發展特質的、行之有效的元語言。卷帙浩繁的詩話詞話、體大慮周的《文心雕龍》等著作，無不彰顯著中國文藝理論體系所具有的豐厚廣博的土壤，代表著中國文論話語長期實踐的獨特魅力。氣、骨、風、神、韻、隱秀、意境、文道、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味外之旨、本色、結構、草蛇灰線等傳統文論概念，正是從中國古代詩文辭賦中產生，形象鮮明地反映了文學創作的特質和文化特色。以“味”而言，鐘嶸認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①。司空圖說“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詩也”，好詩“近而不浮，遠而不盡”，有“味外之旨”“韻外之至”②;趙翼評杜甫之詩歌，“細意熨帖，一唱三嘆，意味悠長”③。以“味”為中心，“滋味”、“韻味”、“意味”等話語便將傳統詩歌體驗性的獨特內蘊、精神氣質展現出來。陳伯海在《民族文化與古代文論》一文中曾指出:“我們的傳統喜歡使用形象化的詞語，對事物整體作概括性的把握，而很少進行邏輯上的具體分析和推理。例如用‘清新’、‘俊逸’、‘雄放’、‘沉郁’等形容詞或者‘芙蓉出水’、‘錯采縷金’、‘翡翠蘭苕’、‘碧海掣鯨’之類比喻語來評論作家的風格，用‘采采流水，蓬蓬遠春’、‘落花無言，人淡如菊’這樣的生動畫面來摹寫不同的藝術境界，用‘橫云斷嶺’、‘曲徑通幽’、‘剝繭抽絲’、‘草蛇灰線’這類成語來說明寫作的方法和技巧，而不再加以更多的解釋。即使是一些專門性的文學術語，如‘風骨’、‘滋味’、‘氣象’、‘神韻’之類，也大多是從日常生活的用語引申、移用到文藝評論上來的，所以常帶有某種程度的具象性和朦朧性。”④ 對于這一點，筆者在《中國文論話語及中西文論對話》中曾有明確論述:“話語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維和言說的基本范疇和規則……古代文論范疇并不是筆者所說的‘文化規則’。每一種文化、文論都有自己的規則，范疇只是話語表層的東西，而文化規則是支配范疇的深層的東西，范疇是有時代性的，而文化規則是貫穿于歷史長河之中的。”⑤中國固有的文化規則包括以“道”為核心的意義生成和話語言說方式，包括儒家“依經立義”的意義建構方式和“解經”話語模式等等。諸如虛實相生、以少總多、言不盡意這些話語言說方式并非埋入歷史的滾滾黃沙之中的毫無生命的遺物，它們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與活力。然而，中國“無中生有”的意義生成方式與西方邏各斯的話語方式具有本質的不同;作為中國文化潛在規則的“意義的不可說性”，在遭遇“科學”的西方文論話語時，被唯科學主義者所依仗的“科學”評價維度逼到另類的、異端的位置之上，被視為一種非科學性的難登大雅之堂的話語體系。以科學主義元語言為支撐的西方價值標準，體現出其體系化、邏輯性和規范化、可驗證性等特征，而與之相對的，以體驗式、品位式審美為主所展開的中國文化話語，則被科學主義的標尺劃歸到“科學”的對立面上。

西方文論話語在西方文學批評發展的進程中是有效的，也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必須要將其“標準”、“合法性”、“規范性”附加到作為異質文明狀態下的中國文論話語之上。也就是說，把檢驗西方文論的規則、標準的應用范圍擴大到異質性文明體系之內，以“科學與否”作為普遍性的檢驗標準，這樣的做法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遺憾的是，現當代學界恰恰以“科學與否”作為普遍的檢驗中國文化和中國文論的標準。

20世紀，在中國走向現代的歷史過程中，西方現論話語的輸入直接帶來了中國以西學為標準的現代知識轉型，科學主義也隨之展開并得以順勢發展?？茖W作為一種工具理性而言，本身并不包含價值評判的含義。但是在風雨飄搖的近代社會中，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格局被西方先進器物、制度、思想沖擊的情況下，科學具有救亡圖存、求富自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從嚴復對邏輯歸納法的提倡、借科學之名反對傳統，到陳獨秀把科學當成把人類從黑暗中引到光明之所的救世主:“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的提倡使得人們很容易相信科學可以成為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深信科學方法無所不能的丁文江主張:“科學的方法，是辨別事實的真偽，把真事實取出來詳細的分類，然后求他們的秩序關系，想一種最簡單明了的話來概括他。”②“要求是非真偽，除去科學方法，還有什么方法?”③在這些新觀念的引導下，那些缺乏理性、不以邏輯實證為論證手段、缺乏精確分析性的知識形態，就被嚴厲的科學尺度所極力排斥，被定性為逆歷史潮流而行，中國文化原有的規則、中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文論話語也都必須要接受“科學”這把標尺的測量和檢驗，中國傳統逐漸被視為“舊的”、“封建的”、不科學的、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東西。由于科學的觀點自西而來，以科學之名來檢驗中國文化、中國文論的過程，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其西化的必然前奏。#p#分頁標題#e# 在中國古代傳統文論遭遇西方話語時，相當一部分學者理所當然地遵從唯科學主義的“科學”標尺，認定中國古代文論話語是不科學的，認為中國古代文論話語零碎散亂、缺乏體系性，與科學的“邏輯性”相違背。在這樣武斷地蓋棺定論后，中國古代文論顯然成了“三不理論”:不清晰、不系統、不科學。這一類的文章著述到今天仍層出不窮、不勝枚舉，茲略舉數例:《關于中國古代文論缺乏思辨理性的問題》一文開篇即提出:“中國古代文論缺乏思辨理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古代文論不從二元對立的角度去對客觀對象展開認識，亦即不熱心邏輯認識體系的建立。”④有學人又認為:“如果說對《中國古代文論》的階段性和歷史性分析是一種時間上的歷時性考察，那么，對于其理論構成的分散性和模糊性理解就是一種空間上的共時性概括。”⑤甚至還有人認為如果拒絕西方話語的話，我們便不能清楚地表達自身:“要把傳統文論范疇如風骨、韻味、氣韻、意境解釋為現代語言可以把握的理論形態，祛除其模糊性，抽象其體驗性，我們該用何種語言呢?除了西方理論話語外，我們又有何種語言可用呢?”①對古代文論妄自菲薄、生硬地拋出結論的論著還有很多，其眾口一詞的悖謬現象，不得不引人深思。中國歷史悠久的古代文學研究，雖然早已形成一套適合自身的理論、方法與文論話語方式，但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對中國文論話語存在誤解和非議，有些人盲目地認為中國傳統的文論話語只不過就是“風骨”、“神韻”、“比興”、“妙悟”、“意境”等讓人難以言說、難以捉摸的范疇而已。

實際上，這種偏見早已經形成共識。以“科學性”來對中國古代文論發難，已非一朝一夕，在王國維、朱光潛等著名學者的著述中就已經有關于中國古代文論缺乏科學性的論述。早在1905年，為中國文論話語開拓新途徑的王國維在其《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即提出:“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所長，寧在于實踐之方面，而于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于實踐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②朱光潛先生在《詩論•抗戰版序》中也提到:“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劉彥和的《文心雕龍》條理雖縝密，所談的不限于詩。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練親切，是其所長;但是它的短處是零亂瑣碎，不成系統，有時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詩學在中國不甚發達的原因大概不外兩種。一般詩人與讀詩人常存一種偏見，以為詩的精微奧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如經科學分析，則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國人的心理偏向重綜合而不喜分析，長于直覺而短于邏輯的思考，謹嚴的分析與邏輯的歸納恰是治詩學者所需要的方法。”③朱光潛先生認為中國詩話“凌亂瑣碎、不成系統，又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這種分析代表了彼時學界對古代文論的主流觀點。

科學觀念的深入人心，使得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逐漸以邏輯分析的思維來審度中國傳統文論，中國傳統文論與“準確”、“客觀”、“系統”等標尺之間的差距，成為被西方文論取代的根本原因。例如:臺灣學者所提出的所謂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就是以西方文論話語取代中國文論話語為特色的。臺灣學者古添洪、陳慧樺在《比較文學的拓墾在臺灣•序》中說道:“我國文學，豐富含蓄;但對于研究文學的方法，卻缺乏系統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實可辨的理論;故晚近受西方文學訓練的中國學者，回頭研究中國古典和近代文學，即援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④古添洪等人提到的援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實際上暗含著西方的文學理論話語是科學主義式的文學理論話語，是“在嚴密邏輯劃分的背景之下，由分析性論證所展開的諸知識點的轉換、變異和創新均有譜系背景的有效邏輯支撐和可以大致確認的意義邊界，并顯示出明晰的推進軌跡”⑤。以科學主義話語為標準對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文化進行衡量、評價時，由于西方文化的強勢話語和文化霸權地位，勢必會遮蔽相應國家或民族的文化特色。在以科學主義語言對中國文論進行評判時，中國古代文論本身所固有的系統性和本質特征會受到誤讀、歪曲，且被武斷地扣上不科學的帽子。因而，拋棄不科學的中國文論話語，就是理所當然的了:既然中國文論“缺乏系統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實可辨的理論;故晚近受西方文學訓練的中國學者，回頭研究中國古典和近代文學，即援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中國文論元語言的地位，便在科學主義的神威下轟然垮塌。

唯科學主義導致中國古代文論遠離當代文學理論批評 自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始，中國文學便在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下發生了急劇的變革，與此同時，中國文學理論也與中國文學一樣，發生了如“大河改道式”的轉折。五四時期在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中、對傳統文化徹底否定的同時，也主動告別了傳統文論，轉而別求科學的新聲于異邦?，F當代文論與傳統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裂痕。恰逢與此期間，西方的文學理論被大規模地引進介紹到中國，在中國文壇尚未來得及從白話文、新文學創作實踐中總結出一套適合時代變化、文學發展需要的文論話語規則之時，西方種種文學理論就被“拿來”牢牢控制了中國的文壇。時隔一個世紀之后，即使是在文化多元化逐漸展露端倪的當代，在中國當代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中，人們還是習慣于使用“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等各種“洋主義”來引領當下的文壇、操控時下理論界的話語傾向。只要稍稍關注當代作家們的創作感言、稍稍翻閱《當代文壇》、《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等雜志，我們便不難發現中國自身的文論話語早已被遺忘在“當代”這個詞匯所蘊涵的絕大多數語境之外，已布滿灰塵的中國古代文論，像過氣的古董一樣被拋置到了文人學者的書桌之外，成為毫無用武之地的秦磚漢瓦。#p#分頁標題#e# 中國現當代文論界，很多人愿意去迎合、親近西方文論那套話語。讓我們看看幾段似乎以較為公正的態度對古代文論的評論:“回眸20世紀中國文論史現代化的進程，幾點明顯的事實和教訓是應當承認的。首先，中國古典文論的直覺式、感悟式特征雖有它的長處，但在西方邏輯嚴密、體系周詳、析理深入的理性思維成果面前，畢竟顯得零碎、古樸，并且缺少現代針對性和理論涵蓋力。詩論雖然還算發達，但小說和戲劇理論就發育不夠充分了;對文言文尚能適應，而對中國現代文學已經很難駕馭?？傮w上看，它已是一種相對陳舊的理論形式。”①“西方文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論提供了方法論操作系統，中國古代文論多為印象式的個人感悟，沒有提供文學批評的方法程序。因此，西方文論更適合解釋中國現代文學……人們之所以愿意以西方的理論來分析文學現象，西方文論的思辨性和深刻性是重要原因。但在中國古代就很難找到像西方現代文論那樣深刻的分析文學現象的理論。”②此文作者更是以“我們談文學語言時，西方的能指、所指、延異、補替等概念會出現，當我們談文藝心理時，弗洛伊德、榮格、拉康等人都會出現”為依據，認為西方文論是最好的理論模式。學界普遍的這種對古代文論的漠視、輕視，極具代表性地反映了當代學人任“西方理論”為親、對中國古代文論嚴重不認同的殘酷現實。

不少學者看到了這樣的現象:“中國文論在面對西方文論的時候，就往往被指稱為是沒有理性的，全是斷章殘篇;即使有理論，也沒有西方詩學那樣有規模、成氣候，具有非常普遍的實用性特征。因此，沒有理論體系的中國文論是不科學的，是不可把握的‘玄學’。因為所謂的‘妙悟’、‘目擊道存’，還有‘道可道，非常道’這樣一些論述在理智的思維模式下很難解釋。”③童慶炳先生在當代文學理論新形態建設的過程中不無憂慮地表達了唯科學主義在當下的影響勢力:“今天仍然有許多學者認為西方文論是‘先進’的、‘科學’的，而中國古代文論則是‘落后’的、‘非科學’的，于是在建設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新形態的過程中，熱烈擁抱西方文論，尤其是當代西方文論，而對于中國古代文論則棄之如敝屣，不屑一顧。”④對于現當代學人為什么會產生這種親外而疏內的態度，童慶炳先生認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這些學者誤以為西方文論的價值是‘人’與‘自然’的，考察的是規律，構成了真理;而中國古代文論的價值根據僅僅是政治‘教化’，不考察規律，當然也就缺乏真理性可言。”①于是，在現實操作中，人們更愿意用“典型”而不是用“意向”、“意境”來談論詩歌;更愿意用闡釋學、接受美學的理論話語模式來品評詩歌，而放棄用“詩無達詁”、“妙悟”、“滋味”等方式。杜書瀛、錢競主編的《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中對這一點極有見的:“西方現代文化思潮從一開始就是中國現代性新啟蒙的重要理論資源和話語參照……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在新時期國門打開之初，便急切地翹首西盼，現代西方的哲學觀念、科學方法及文論成果隨之源源不斷地涌流而至。它們對于中國傳統文論觀念和方法的沖擊是強烈和全方位的……新觀念與新方法的輸入以‘熱潮’的大轟大嗡的方式，暴露了新時期之初中國文論的急功近利和非學術的浮躁，以及中國文論家對于新知識的焦渴和由此帶來的矯枉過正的極端色彩。”② 但這些新涌入的話語如何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呢?對于文學批評來說，當西方的時髦話語涌入時，如果不結合中國文學特質，盲目使用西方文論話語，勢必齟齬難入，中國學者習慣套用西方理論，并將其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文化土壤相結合而盲目地套用，是會出現問題的。我們在引進西方理論的時候，不應該把它當做絕對的科學真理，而應該注意它的異質性。就連西方學者對中國現當代學者一味崇尚西方的科學話語的現狀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法國學者弗朗索瓦•于連(FrancoisJullien)對劉若愚和錢鐘書先生的批評，正是看到了這個問題。1996年，于連在一次訪談錄中指出:錢鐘書比較研究的致命要害，即把“比較”視為了“類比”，認為比較在于追求意義的近似，甚至是一味地與西方話語求“同”。于連說:“我很敬佩他，他學識淵博，對中國傳統了如指掌，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他的比較方法是一種近似法，一種不斷接近的方法:一句話的意思和另一句話的意思最終是相同的。我覺得這種比較收效不大。在這個問題上我提到過劉若愚，在我的博士論文的前言里與他拉開了距離，我認為他出發點錯了，他試圖用一種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國詩學，這種方法得出的結果沒有什么價值。”③ 劉若愚在《中國的文學理論》中用改造過的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理論自創的雙向循環圓形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理論，割裂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完整體系。劉若愚的《中國的文學理論》首要的根本失誤，就是將中國完整的文學理論的“雞蛋”打破，倒在依據西方理論改制的模子里去作“蛋卷”。正如弗朗索瓦•于連所批評:劉若愚“用的是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框架，這個框架對中國不適用”。因為以西方話語為準則的求同式研究必然導致中國文論“異質性的失落”，忽略不同文明間文學現象的異質性，極大影響到平行研究的學術價值。于連認為，西方科學概念模式標準化，“這是一個要害問題，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這使得中國人無法讀懂中國文化，日本人無法讀懂日本文化，因為一切都被重新結構了。中國古代思想正在逐漸變成各種西方概念，其實中國思想有它自身的邏輯。在中國古文中，引發思考的往往是詞與詞之間的相關性、對稱性、網絡性，是它們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視了這些，中國思想的精華就丟掉了”④。

一味地尊崇“科學的”西方文論，而忽略中國文學與文論的異質性，甚至會引起學術笑話。臺灣學者顏元叔曾運用弗洛伊德理論分析李商隱的《無題》，認為“蠟炬成灰淚始干”一句中的“蠟炬”為性象征，這便鬧出了學術笑話。中國文學自有中國文學的精神，篤信西方文論話語而不考慮中國自身的現實土壤，以西方文論所謂科學的標準為框架來硬套中國文學與文論，勢必會產生價值判斷的扭曲。正如葉維廉先生所指出的:“我們古典文學中沒有相同于西方的浪漫主義運動……當我們用浪漫主義的范疇來討論李白或屈原時，我們不能只說因為屈原是一個悲劇人物，一個被放逐者，無法在俗世上完成他的欲望，所以在夢中、幻景中、獨游中找尋安慰，他便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浪漫主義者。這種做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表面的相似性(而且只有部分的相似性)看做另一個系統的全部。”①#p#分頁標題#e# 實際上，在百余年的現代文論發展過程中，我們并不乏那些扎根于文化發展現實、把中國古代文論話語轉化到現代文論話語中的學者。童慶炳先生曾著文細數了這些作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的學者們，他以王國維、魯迅、郭沫若、朱光潛、宗白華、錢鐘書、王朝聞、王元化等人的觀念為證，認為這些學者所提出的觀念都進入了現代文論的話語中:“王國維從古代文論中提煉出來的‘境界說’‘出入說’，魯迅提煉出來的‘白描說’‘知人論世說’‘形神說’‘文人相輕說’，郭沫若提煉出詩、歌、舞‘同出一源說’‘陽剛說’‘推敲說’，朱光潛提煉出來的‘不即不離說’，宗白華提煉出來的意境的‘靈境說’‘虛實相生說’，錢鐘書提煉出來的‘詩可以怨說’‘窮而后工說’，王朝聞提煉出‘以一當十說’，王元化提煉出來的‘心物交融說’‘雜而不越說’等。”②誠然，這些學者在西方思想的沖擊下，致力于重建自身的文論話語，他們適時汲取東西方文論養分來澆灌自己的園地，為在傳統話語系統的發掘中探尋中國文論話語的當代有效性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德國闡釋學大師加達默爾曾有過如下言論:“傳統按其本質就是保存(Bewahrung)，盡管在歷史的一切變遷中它一直是積極活動的。但是，保存是一種理想活動，當然也是這樣一種難以覺察的不顯眼的理性活動。”③若使中國文論擺脫西方文論話語的重重擠壓、重新綻放魅力，其有效途徑之一便在于要激活中國文論的原始生命力，挖掘并認真審視自己的傳統，尋找不同于西方文論的“非西方話語”或“詩性話語”，同時吸收西方文論，積極化人為己，為我所用。郭紹虞先生說過這樣一種觀點:“我總覺得:所謂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些術語，在中國古代的用語中間是很難找到這樣絕對化的詞匯的……這些術語并不是完全適合的帽子。”④這種從西方文論角度審視自身的做法值得我們深思，這種中西文論互補互識對話的有效嘗試，不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對方，也可以讓我們深入地理解自己。

重新認識文論傳承是當今學界最迫切的課題。我們主張立足于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實際情況，以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為基礎來建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話語，當務之急是必須認識到唯科學主義泛濫之弊，祛除唯科學主義之弊，樹立文化自信，倡導文化自覺，以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所凝練出的藝術精神和文化規則為基礎，恢復中國文論話語的元語言地位，在吸納中外人類文明的基礎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能夠有效指導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當代文學批評話語規則及方法論體系。雖然“路漫漫其修遠兮”，但路總是人走出來的，當代中國學者必須要有這個文化自信。

當代科學論文范文第4篇

在當前的高等藝術教育中，教育者往往過于注重藝術生藝術素質和藝術技能的培訓，而忽視了藝術這本學科和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學生對文化總體性的認識及其文化素質的養成。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文化研究具有跨學科性和總體性學科特征，尤其是近年來對文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與探索，因此，如果能夠在藝術類學生，尤其是藝術類研究生的教育中加入相關課程，不僅能進一步加強和豐富藝術教育中的學科設置，而且將促進藝術生對文化總體性特征的認知和把握，同時也有助于他們更好地理解各種當代藝術的外部形態與文化內涵、思考和認識未來藝術的發展方向和流行趨勢。

關鍵詞：

文化研究 藝術教育 文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犸：A

文章編號：1003-0069（2015）07-0047-02

在當前的高等藝術教育中，教育者往往過于注重藝術生藝術素質和藝術技能的培訓，而忽視了藝術這本學科和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學生對文化總體性的認識和文化素質的養成。提到藝術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時，教育者們常常提到的是藝術作為整個文化的一部分，成功的藝術教育對于社會文化發展的促進作用，認為“藝術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或文化現象，在整個人類文化大系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藝術的起源同人類文化的起源一樣古老，從那時起，藝術作為文化的獨特組成部分，始終參與和推動著人類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體現和反映出入類文化的各個歷史發展階段?！逼浯?，目前藝術教育中存在著重專業學科發展、輕視文藝理論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現象，從而導致藝術教育中研究生的學術視野不夠寬廣"文化理論方面的知識欠缺等現象。然而，隨著文化研究這一學科的發展，人們慢慢認識到，文化本身的理論思考和認知對于當前大學生的藝術教育同樣可以起到促進和補充作用。

文化研究肇始于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的伯明翰學派，但是其學科研究范圍早已超出了先前的研究范圍，涉及到社會理論、經濟學、政治學、哲學、文學、藝術學、傳媒研究等各個領域，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超學科”和“后學科”。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文化研究具有跨學科性和總體性學科特征，尤其是近年來對文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與探索，而這一問題也是當前藝術界的熱點問題。所以，如果能夠在藝術類學生，尤其是藝術類研究生的教育中加入相關課程，不僅能進一步加強和豐富藝術教育的學科設置，而且將大大促進藝術生對文化總體性特征的認知和把握，同時也有助于他們理解當代諸種藝術的外在形態和文化內涵、各種藝術理論的生發和論述，從而更好地思考和認識未來藝術的發展方向和流行趨勢，把握藝術創作發展的規律和方向，促進藝術的繁榮與發展。

下面本文將從文化研究的學科發展、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問題（文化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問題）等方面論述文化研究對藝術教育的作用和影響。

1 文化研究的學科發展

文化研究這一新興學科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1 964年英國伯明翰大學成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研究，指的就是該中心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方向和成果。該中心的奠基者也是該理論的靈魂人物包括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E.P-湯普森斯（E.P.Thompson）、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等人。他們從對工人階級大眾文化的關懷出發，探討了不同社會集團的文化支配權問題，同時，為研究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的當代生活及文化現象提供了新的理論思路，也為世界范圍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模式。在英國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幾十年里，文化研究這一新興學科因其跨學科性或者說強大的學科包容性迅速被美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學者們接受，就此著書立說，從而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起來。如美國出現了一批以格羅斯伯格（Grossberg，他曾在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學習，是霍爾的學生）為代表的文化研究學者。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社會學教授本-阿格爾（Ben Agger）出版了《作為批評理論的文化研究） -書，該書從文化取向出發，對伯明翰派文化研究進行了概況總結，認為該學派的文化研究具有如下幾個特點：首先是跨學科性；
其次強調廣義而不是狹義的文化定義；
再次拒絕高雅與低俗的文化二分論；
最后，文化既是實踐又是經驗。

20世紀70年代，文化研究的影響范圍繼續擴大。首先，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意識形態理論和意大利工人革命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相繼被納入文化研究的學科領域中來。其次，女性主義和“后殖民文化”研究成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80年代和90年代以來，后現代文化與藝術研究、傳媒研究、同性戀研究、種族與族裔問題研究及全球化問題也成為文化研究的熱點問題。至此，文化研究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已經從英國伯明翰學派所關注工人階級文化、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擴展整個人類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名副其實的跨學科研究，其綜合性（或稱學科交叉性）、廣泛性和復雜性超過了以往任何一門學科。

2 文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問題

當前文化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就是文化的現代性問題，而這一問題也是當前藝術研究與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尤其在藝術教育中，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其關系到當代人對藝術的理解和認識。在教學過程中，筆者常常聽到有學生抱怨說弄不清當代藝術、現代藝術及后現代藝術到底應該如何區分、如何定義以及如何闡釋？其實這個問題也―直困擾著許多中外學者，值得慶幸的是，不同國度、不同學科背景的文化研究學者在經過一番細致的考量之后，對這個問題給出了很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和解釋。

法國哲學家和社會思想家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認為應該把現代性看作一種態度而不是歷史的一個時期來看待?！拔艺f的態度是指對于現實性的―種關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選擇，一種思考和感覺方式，一種行動、行為的方式?！庇幕碚摷宜箞D亞特?霍爾提出了現代性多重建構理論。他認為，現代性是一個復雜的多重建構過程，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四個主要社會進程，它們的交互作用構成了現代性。同時，也有藝術家主張現代不是一個時間上的概念，而是兩種不同的繪畫形式或者風格：現代主義取代的是傳統的古典主義，打破了模仿寫實的繪畫原則，各種抽象畫派應運而生；
而后現代主義用過于局部、純粹和形式化的風格終結了現代主義宏大敘事的畫風，挪用、拼貼、戲仿稱為主要的表現形式。

此外，西方文化理論研究者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關系進行了闡述。當代性和現代性著名研究學者齊格蒙特-鮑曼（ Zygmunt Bauman）認為后現代性并不必然意味著現代性的終結，或是拒絕現代性。后現代性本質上乃是現代精神長久地、審慎地和清醒地注視自身，注視自己的現狀和過去的活動。后現代性就是正在來臨的時代的現代性。與此同時，法國著名后現論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堅信，現代性總是不斷地孕育著它的后現代性，后現代性不過是在重寫現代性，而不可能開啟一個新的時代?！冬F代性的五個悖論》一書的作者―法國理論家安托瓦納貢?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則指出了后現代的噯昧性和矛盾性，認為它―方面極端現代，―方面又反對現代；
―方面主張大眾的通俗路線，另―方面又墜入精英主義的窠臼。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后現代也許代表著真正的現代性遠未到來。鑒于現代性內部的諸種矛盾和沖突，美國學者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提出了兩種現代性――“文化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理論進行論述。美國另一個學者馬歇爾.伯曼則認為現代主義表現為三種形態：“退卻的現代主義”，“否定的現代主義”和“肯定的現代主義”?！巴藚s的現代主義”強調藝術的自主性以及生活實踐的區別；
“否定的現代主義”力圖拋棄一切價值，是一種反對現代存在的總體性革命；
而“肯定的現代主義”則指普通意義上的后現代主義――打破藝術與生活以及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界線，創造出多元豐富的藝術形式。

德國社會思想家喬治?西美爾（Simmel 1858-1918）非常強調文化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對現代社會文化中的諸種現象，如時尚、現代文化中的沖突、女性角色、貿易博覽會等問題進行了分析討論，指出現代社會中的文化缺乏普遍價值和意義，不復具有統一社會的功能，不得不淪落為商品，而以商品為主導的文化無休止地刺激著現代人的神經。在此基礎上，當代文化理論家哈貝馬斯（Jugen Habermas）認為，現代性發展的最終結果是世界的“祛魅”，即一個有著有機結構的自由社會、連同人們對這種有機社會的向往一同離人類而去?，F代社會的人們更多關注和追尋的是多元、自治、自由，而不是前現代社會中被高調宣揚的最高價值和對人類的終極關懷。

3 文化研究對當前高校藝術教育的作用及影響

通過上文中對文化研究這一新興學科的發展歷程及其對文化現代性等問題的論述，可以看出這門學科方興未艾，作為一門具有廣泛包容性和整體性的學科對于藝術教育的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借鑒意義。眾所周知，藝術這一學科，不是孤立存在的，國內有學者曾提出將藝術教育視為一種綜合性教育的觀點，認為“綜合性藝術教育就是一種大寫的藝術教育。在藝術教育中形式下，物物相需的生態關系，不僅體現在各門藝術之間的藝藝相同，更重要的是把這個相互通達的藝術整體與生活、情感、文化、科學聯系起來?？傊?，通過藝術與世界的多元聯系，藝術教育不再局限于知識技能，而把藝術放到一個廣泛的關系中，從而使學生能生動、完整的藝術，充分感受它的魅力，體會藝術背后的文化及其蘊含的人文精神?！背诌@種觀點的學者強調藝術與世界的多元性聯系，建議把藝術放到一個更廣泛的關系中去，并將其視為藝術教育的總體發展方向之一。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讓文化研究走入課堂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其重要性在于讓藝術生從藝術各學科與文化的外在聯系中理解藝術，從文化的視角觀照藝術的特性，在借鑒吸收文化研究領域對于文化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等文化藝術熱點問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來把握認識各門藝術的特征與技法。另―方面，開設文化研究課程，還能夠幫助學生更好地把握和理解當代諸種藝術的外在形態和內在文化內涵、更清楚地認識未來藝術的發展方向和流行趨勢。

當代科學論文范文第5篇

關 鍵 詞:科學觀;科玄論戰;實用至上;偽科學

abstract: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view on modern science evolved and underw ent several major changes a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 argument of scienceagainst metaphysics, science prevailed. however, the “pragmatic approach first ” view on science restricted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pure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criticism to “pseudo-science” highlighted the corevalues of scientific spirit, whil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science and cultureopened the divers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o,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 on m odern science in china went forward in such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the chines e and west cultures were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and, meanwhile, they were in co nflict. in such a historic background,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 e were inevit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certain period. to eliminate uninterr uptedly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e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e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china.

key words:view on science; argument of science against metaphysics; pragmatic approach fir st; pseudo-science

20世紀以來,“科學”成為現代中國最為流行的詞匯之一?？茖W作為一種社會建制,不僅改 變了我國的經濟和社會面貌,還伴隨著“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現代思想 范疇,逐步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學”這個詞匯表征的是一個多義的概念。

在不同的年代,人們對它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并衍生出各種不同的行為?；仡櫖F代中國科學 觀的演變歷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有助于不斷清除對科學的誤解和誤用,從而保證中國科 學事業的順利發展。

一、 “科玄論戰”帶來對科學的尊崇

現代中國科學觀的形成始于“五四”運動前后,“科學”與“民主”成為當時全社會關注的 焦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梁啟超遍訪歐洲,于1920年發表《歐游心影錄》,宣告“科學萬 能之夢”的幻滅,倡言中國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濟西方文明之窮。1922年,梁漱溟發表《東 西文化及其哲學》,公開為孔子和儒學辯護。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視科學為解決 中國社會問題的良藥,認為科學不僅是反對封建思想文化的銳利武器,而且是指導人們認識 社會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適所言:“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 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 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保?］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科學主義 與人文 主義兩大思潮之間相互激蕩,導致了1923年開始的一場大論戰。論戰的一方是以張君勱、梁 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另一方則是以丁文江、胡適、唐鉞等人為代表的“科學派”。

在這場論戰中,“科學派”占了上風,最終幾乎呈一邊倒的格局,這表明現代科學顯然已滲 入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意識之中?！翱茖W派”的勝利與當時的社會需要密不可分。20世紀 早期的中國面臨著可能亡國滅種的危機。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伴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傳入中 國。人們普遍認為,中國要自強就必須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在這種背景下,科學的、 理性的人生觀顯然更符合當時變革中國社會的需要,更容易為向往進步與富強的人們所接受 。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學知識、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對當時落后的中國來說,是新鮮的和先 進的東西。堅持用科學的、理性的人生觀指導自己的行動,曾經使許多有志之士和熱血青年 接受了作為科學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

經過“科玄論戰”,科學在人生與文化領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義。各種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競 相以“科學”學說自命,人文學科也興起了一股運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熱潮。在20世 紀20年代至40年代期間,朝野各派政治力量無不用“科學”來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實踐。

以胡適和丁文江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的政府”、“公開的政府” ,體現了一種將政治科學化、現代化的訴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這些要求發展成為直接 提倡“專家政治”。最終“隨著向各個社會領域的這種擴展,科學的內涵也不斷被提升和泛 化 :它在相當程度上已超越了實證研究之域而被規定為一種普遍的價值-信仰體系”［ 2］ 。這場論戰引發了全社會對科學精神和科學價值的重視。論戰后的幾十年中,科學廣為流行, 成為這一時代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的主題。

明末以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從動機、方法到內容,都要到傳統文化中尋求學理上的支 持和證實?！翱菩搼稹敝笄闆r恰好相反,文化的各個層面都從科學中尋求支持和證實。

科學替代了神,成為萬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趙曾玨所著《科學與技術》一書 對當 時的科學技術價值觀作了較全面的概括。書中指出:“科學雖純粹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但是了 解自然的結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徹底,則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終 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類生活的水準,增加生產的效能,使國家民族臻于富強之境。

”這種對科學的社會應用絕對加以推崇的傾向,很容易忽視科學的不適當應用可能出現的負 面效應。得到過度尊崇的科學,在某種意義上很容易成為一種新的“經學”。

二、 “實用至上”的科學觀

新中國成立之后,人們的科學觀發生了明顯變化。當時強調科學研究要為社會主義生產建設 實際服務,將其作為新時代科學事業發展的基本原則。1950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中華全國自 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強調,舊中國的科學事業是一部分科學家沿著個人興趣在 小圈子里研究的,有著孤芳自賞、脫離現實的特點,是跟在歐美人后面的個人摸索。今天, 科學家需要改變孤立分散的個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風,組織起來,加強科學工作的計劃性 和集體的聯系,使科學研究服務于農業、工業、醫學、國防、文化的建設［4］。使科 學事 業發展同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相結合,總體上是必要的。但當時對“科學”的理解,很多時候 泛指“科學技術”,更多強調的是技術研究與應用。這樣很容易使人們忽視對自然科學基礎 理論研究的關注,造成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某種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注重直觀體驗的傳統思維方式,對這一時期科學觀的形成和普及產生了 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國古代科技活動中邏輯思維作用不夠明顯,往往用經驗和試驗取代專門 的科學實驗,強調科學技術成果的“經世致用”,對純粹的理論研究持排斥的態度。這就使 得很多人以為科學實踐就是通過親身試驗取得成效,而通過總結經驗得出的普遍認識就是科 學規律。加上當時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眾運動,簡單地理解“實踐出真知”,因而逐漸形成 一種“實用至上”的科學觀,甚至將抽象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視為“唯心論”,從意識形態 角度加以“批判”。

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時期對數學家齊民友教授的“批判”。齊民友 教授主張數學發展具有相對獨立性,應該重視基礎理論學習,當時被視為“數學教學的唯心 論”?！度嗣袢請蟆?958年8月20日發表報道:“駁倒數學教學的唯心論-武漢大學一場 ‘百團大戰’辨明數學必須聯系實際”,其中談到“大多數老師和同學受到了教育,認識了只 有理論聯系實際才能發展數學,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數學為政治服務,為生產服務”。當時還 有所謂“一把大銼捅開微積分的奧秘”的報道,實際上用形象直觀但很不嚴格的具體實例取 代微積分概念的嚴格的形式化定義,這實際上是一種倒退?！皩嵱弥辽稀钡目茖W觀可以將許 多反科學的主張和事件冠以“科學”的標志,諸如“畝產萬斤”、消滅麻雀、“小高爐”遍 地開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學"的旗號下得到宣傳推廣的。其實這類事件并不具備真正的實效 ,但仍有人出頭論證其“合理性”,實際上是為了滿足當時宣傳上“實用”的需要［5］ 。

“實用至上”的科學觀在“”期間得到進一步強化。這一時期曾經將相對論、公 理化方法和宇宙學等現代科學成果視為“唯心論”加以批判。在教育界“開門辦學”,“工 農兵上大學、管大學”,中小學課本中原來的數理化生知識變成了工農業基礎知識,用什么 學什么,“沒用”的知識一律不學?！皩嵱弥辽稀钡目茖W觀尊崇的只是能夠直接體驗到功效 的科學知識,這和科學的本質特征相去甚遠?？茖W起源于古希臘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傳統 ,強調求知是人類的本性,為求知而從事學術并無任何實用目的。薩頓認為:“科學的主要 目的和主要報酬是真理的發現,而科學已經產生的和它正在產生的無窮無盡的財富只不過是 它的副產品而已?！保?］“實用至上”的科學觀對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限制 作用,不僅影響了基礎科學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受到嚴重干擾。

三、 對“偽科學”的批判

改革開放之后,尊重科學的社會風氣得到弘揚,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系也得到適當調整 。思想界關于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價值觀的研究和宣傳,對公眾現代科學觀的形成產 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近些年來對“偽科學”現象的批判,突出了科學精神的核心價值?！?偽科學”現象的泛起,實際上暴露了以往科學教育和普及工作的嚴重弱點,就是受“實用至 上”的科學觀影響,學科學、用科學往往停留在實用和功利的層面,缺乏對科學本質特征的 了解。當一些非科學甚至反科學的事件披著“科學”的外衣流行的時候,許多人缺乏基本的 識別能力。對“偽科學”現象的批判,是現代中國科學觀開始走向成熟,進而影響公眾的標 志。

改革開放初期,“偽科學”表現為“人體特異功能”。當時國內有130多家新聞媒體參與宣 傳“特異功能”,有60多家研究機構參與研究“特異功能”。有人甚至認為“特異功能”是 科學事實,是科學研究的新方向。1985年以后,“特異功能”演變為偽氣功。后來偽氣功進 入醫療健身領域,成為騙取錢財的手段。在偽氣功泛濫的同時,許多偽劣技術冒充“專利” 、“重大技術發明”,在經濟領域詐騙錢財,嚴重干擾了經濟秩序和科研秩序,較典型的有“水變油”、“超淺水船”等。對“偽科學”的批判遇到許多阻力,甚至出現打假者一度 成為被告甚至敗訴的事情。

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的時代,“偽科學”現象屢禁不止,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科學對有些 現象還不能解釋,有些難題尚未解決?！皞慰茖W”利用科學研究還沒有觸及的空白領域大做 文章,將一些人們不大熟悉的現象刻意夸張、渲染和神秘化。由于現代科學發展的專業化趨 勢明顯加強,越來越遠離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和常識,人們單憑經驗和直覺難以準確加以理 解,難以從自己的經歷和知識背景中判斷涉及許多專業術語的事件是否真實,是否正確,是 否有價值。一些人的潛意識中還有著對神秘現象的好奇和迷信,很容易被附會“科學”術語 的“偽科學”宣傳打動。對“偽科學”現象的盲目相信與對科學的盲目崇拜糾纏在一起,增 加了科學精神和科學知識普及的難度。

要從根本上消除“偽科學”現象對我國科學事業發展的干擾,必須進一步構建有助于弘揚科 學精神的文化氛圍。多年來人們習慣于從器物角度理解科學,把科學與技術相提并論,只關 心新技術、新成果的推廣和應用,忽視科學作為人類追求真理的手段的作用,對于破除迷信 、樹立批判意識的作用,對于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影響的作用。默頓提出現代科學的精神氣 質,即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論［7］,可能是許多專業科學工 作者至 今仍不大熟悉的。因此,在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中進一步加強對科學精神、科學思想方法、 科學價值觀念的宣傳,仍然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艱巨的任務。

四、 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

近些年來,在對西方后現代文化的了解過程中,也出現了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

西方后現代文化的出現來自對工業文明帶來的某些消極影響的反思,中國的現代化也同樣面 臨著工業文明帶來的全球性問題,如環境污染、能源危機、核威脅等等。人們開始以困惑的 心情關注科學與人文、真理與價值、理性與非理性、知識與信仰等方面的矛盾沖突。

受邏輯實證主義和蘇聯哲學界的影響,我國學者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曾把科學視為系統化的 絕對正確的客觀實證知識。20世紀80年代以來翻譯和介紹了國外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諸多 新學說,其中后現代主義科學觀在中國產生了正反兩種回應。認同者以“人文主義”批判所 謂“科學主義”,引用海德格爾、馬爾庫塞、?？碌人枷爰覍茖W主義的種種非難,認為理 性是一種神話,知識是權力的同謀,提出對理性、啟蒙、科學語言等予以“解構”。他們批 判現代性,宣稱告別啟蒙主義,有人還尋求儒家學說與后現代主義的契合,希望通過弘揚傳 統文化來構建新人文精神,遏止“科學主義”的泛濫。而反對者認為:“在中國,當真要追隨 西方的后現代主義傾向,那是會立即碰壁的,而且很容易返回到前現代化的困境?！薄俺缟?科學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曾經充當開路先鋒,若任由反權威主義的自由追求把科 學作為主要靶子,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來很可能不是弘揚個性之花,卻是遠離科學理 性的封建愚昧?！保?］

與此類似,近年來還出現了關于是否存在“西方科學”和“東方科學”的討論,關于中醫是 否“科學”的討論。近現代科學知識體系本身是不應該有地域和民族文化差異的,但科學思 想和科學文化顯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以客觀、冷靜、寬容的心態對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科 學工作者的思想貢獻,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類知識遺產的合理性和價值所在,應該成為全 球化時代科學事業發展的新的理念。對科學的一元化理解之所以遇到后現代文化、后殖民話 語、女性主義、知識權力理論、科學文化建構論等思潮的挑戰,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之所以 出現,正是因為源于西方文化的現代科學思維方式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決現 代科學和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各種問題。開啟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能夠使人們反思過去, 積極地直面未來。中國的科學傳統在近現代的落伍,并不意味著要始終追隨西方科學的發展 。西方的科學傳統在近代科學的誕生中大放異彩,也并不表明在未來仍能獨領。當然,對 科學的多元化理解,并不意味著取消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在科學認識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中,社會的、文化的因素會滲入其中,造成科學知識形態的多元化。但經過嚴格實驗檢驗和 邏輯整理的科學理論成果,仍將最終歸于一元化,成為對客觀世界規律性的正確反映。

總之,現代中國科學觀的演變,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沖突的社會環境中展開的。對科學 的誤解和誤用在一定時期內在所難免。不斷清除對科學的誤解和誤用,正是中國科學事業順 利發展的重要保證。

參考文獻:

［1］胡適. 科學與人生觀序［m］.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7:10.

［2］楊國榮. 科學的形上之維［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6.

［3］施威,石松. 論傳統文化約束下的科學精神傳播［j］. 山西農業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6(1):67-72.

［4］王鴻生. 中國科技小史［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270.

［5］嚴搏非. 中國當代科學思潮［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993.

［6］喬治•薩頓. 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m］. 北京:華夏出版社, 198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