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歷史與社會論文【五篇】（全文）

1．1政治文明的含義政治文明屬于人類的歷史范疇，政治文明在人類一步步發展的歷程中不斷提高和不斷完善，他隨著社會的形成，國家的發展不斷的向前推進。當然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政治文明是人類不同利益集體不斷斗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歷史與社會論文【五篇】（全文）,供大家參考。

歷史與社會論文范文第1篇

1．1政治文明的含義政治文明屬于人類的歷史范疇，政治文明在人類一步步發展的歷程中不斷提高和不斷完善，他隨著社會的形成，國家的發展不斷的向前推進。當然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政治文明是人類不同利益集體不斷斗爭和改革妥協中形成的果實，是人類政治智慧所形成的良好的結合體。人類文明三位一體，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約和促進該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對政治文明產生影響，那么如何處理三者的關系，關系到政治文明能否更好的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有力的促進作用。

1．2古代的政治文明夏朝的建立，中國從“公天下”走向了“家天下”，“世襲制”代替了“禪讓制”，國家開始逐步完善法律，設立軍隊，監獄等暴力機構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封建王朝歷經商周之后，在周朝末年，戰亂四起，國家動蕩不安，封建社會土崩瓦解，戰國末年秦國滅六國而一統天下。秦始皇建立秦朝，中國進入了兩千多年的專制君主時期。兩千多年的專制君主制政治，中央圍繞著兩條主線，其一不斷加強皇權，削弱相權，其二加強中央權力，削弱地方權力的政治制度改革，當然其中夾雜著籠絡知識分子的科舉制度的形成。威懾邊疆少數民族地方的民族政治政策。古希臘雅典政治文明是人類政治文明中的精華，經歷專制王朝的中斷后。雅典形成了超前性的民主政治文明。他的超前性體現在人類文明還沒有達到該有的內涵，他已經開始形成了足以讓兩千年后，都為之羨慕和震驚的民主形式，他極端的強調個人主義，尊重每個人的權力，每個人都對城邦有重大事物的表決權。由于他所處的時代。并不能給予他前進的基礎，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這種高度的政治文明被時代淘汰。不過優秀文明總是如深地草根，一旦社會真正形成該文化的基礎，這種政治文明將是另一種姿態重新出現。

1．3現代政治文明嚴格意義上來說，“現代西方政治文明源起于1215年的《大》?！薄捌浜笤谖鞣綆装倌隀嗔Χ窢幍臍v史過程中，經歷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新大陸的發現、工業革命、資本主義革命勝利?，F代政治文明的內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權力制衡等要素開始融人到這個社會。1956年結束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開端。1978年之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國良性的政治文明開始逐步形成，并且在后來歷次的會議中，為政治制度的建設確立了正確的方向，政治文明開始穩定向前。

2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面臨的挑戰和困境

2．1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帶來的困境

馬克思1859年所寫的《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中指出：“無論哪一種形態，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痹缭?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笔赂锩?，已經預示著社會主義將在資產階級統治的世界中脫胎而出，蘇聯經歷了自身的內戰和對外戰爭，社會主義蘇聯在混亂中開始穩固。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面積的形成，應得益于二戰中蘇聯的力量，社會主義國家在東歐遍地開花，這正是應對了馬克思在《宣言》中的那句結論性的話語。但是在社會主義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之初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后來慢慢的舉步維艱，制度僵化，政治文明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所有的矛盾在1989—1990年爆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這給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沉重的打擊。這也應對了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評》中的“兩個絕不會”，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沒有到達那種程度。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政治文明的建立，要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

2．2之前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讓人心有余悸

從1956年開始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22年中，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年，讓所有取得的成果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中國良好的政治制度被破壞的體無完膚，政治文明建設幾乎倒退。擔心再次出現這種情況，成為了有政治意識的廣大群體最大的心結，當然避免這種情況的再次出現，應該也成為了我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設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3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符合歷史發展

3．1資本主義固有的缺陷

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得以彰顯資本主義從產生開始就伴隨著血和淚的擴張。他們用盡一切手段進行資本積累圈地運動、早期的海盜運動、對工人進行無情的剝削。這些種種行徑為了成為財富貴族，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同時為了擴大市場，進行殖民擴張，發動對外戰爭，把落后25l的國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商品銷售地，給這些落后的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傷痛和災難?，F今社會下資本主義打著“人權”的政治旗幟，實質是擾亂世界安寧，推行自己政治模式的暴行之舉的傾向。資本主義自身的缺陷，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文明的優越性得以彰顯，社會主義不僅提倡效率，同時也提倡公平。

3．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進入了良性循環

在十三中全會公告中指出；
“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睆氖粚萌腥珪_始，中國政治就進入了—個良性發展圈。為了適應日益發展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斷的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最初的推行改革開放到日益重視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從司法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司法制度，另一方面不斷的將更多的權力直接賦予廣大的人民群眾。使他們能在真正的成為國家的主人，從經濟來看，中國經濟碩果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些成績都證明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符合中國具體實際，符合中國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進入了一個良性發展時期，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

歷史與社會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歷史人類學；
日常生活史 ；
社會文化

中圖分類號：C9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681（2013）04-0017-06

收稿日期：2013-09-10

作者簡介：
常建華（1957-），男，河北張家口人，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史、社會史研究。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hould be from Alltagsgeschichte

CHANG Jian-hua

Abstract：
Anthropology studies historical changes of folk customs to show social culture embodied by human behaviors during exact historical periods . The social culture roots in daily life，so Alltagsgeschichte is the important point from which Anthropology develops，because it is not an unique researching object but a kind of researching view and method. Many European major schools stressed the researching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n the basic of daily life to some extend. Anthropology researching of china，especiall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was on the base of region and field practice，had involved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daily life and anthropology. As there is scarcely no study specialized in anthropology from the approach of daily life，it is necessary to stress that the research should be started from the daily life.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lltagsgeschichte；
Social Culture

歷史人類學在當今的中國已經廣為傳播，不乏論述者。然而專門從日常生活的視角理解歷史人類學的專門論述似乎罕見，筆者試為之，以就教于時賢。

一、歷史人類學主張以日常生活史為基礎

社會—文化人類學將社群及其生活置于主要研究對象，如果要區分社會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的話，一般而言，文化人類學徑直以研究日常生活為主，而宣稱研究人際關系網絡的社會人類學，是將社會建立在生活基礎之上的。舉例來說，英國人類學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經典《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其主題是政治制度，作者明確指出：“如果不把環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慮進來，就不能理解這種政治制度?！睂⒀芯磕繕嗽O定為：“描述努爾人的生活并揭示他們的社會結構的某些原則?！盵1]難能可貴的是，1961年埃文斯-普里查德：“要求人類學家以歷史學家為師，原因是歷史學家在分析研究歷史文獻方面較有經驗，能把握時間和變化?！盵2]如此將人類學田野調查同分析歷史文獻相結合，把握所探討問題的時間和變化，就把人類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

何謂歷史人類學？1978年法國學者安德烈·比爾吉埃爾《歷史人類學》一文指出：“歷史人類學并不具有特殊的領域，它相當于一種研究方式，這就是始終將作為考察對象的演進和對這種演進的反應聯系起來，和由這種演進產生或改變的人類行為聯系起來?！薄盀榱俗屵^去稱作‘道德習俗史’的這一領域重新煥發青春，我們可以將歷史人類學叫做一門研究各種習慣的歷史學，這些習慣包括：生理習慣、行為習慣、飲食習慣、感情習慣、心態習慣?！祟悓W的特性在于研究那些能用來確定一個社會和一種文化的現象；
用一句眼下時興的術語來說，這些現象無關宏旨，而是被社會所說明，也就是說通過社會來理解和心領神會的?！薄叭祟悓W在這里也從文化生活的底層征服了史學，這些底層也就是最無關緊要的、最松散的表達：如群眾信仰、浸潤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聯結于宗教生活的儀式、少數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簡言之即民俗”[3]。他認為歷史人類學研究民俗習慣的歷史變遷，以揭示人的行為反映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而社會文化根植于生活。

1979年問世的瑞典學者奧維·洛夫格倫、喬森那·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一書，作者在《緒論》中揭示出當時歐洲對于日常生活史的重視，也是歷史人類學的研究特色：“不管它們叫心態史、文明進程研究、文化社會學，還是歷史人類學，這些研究方法都旨在關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用歷史的方法挑戰今天習以為常的觀念?！盵4]即歷史人類學旨在關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

20世紀70年代末，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三代領導人勒高夫，在其《新史學》中倡導歷史人類學研究。1993年他來到中國，倡議建立歷史人類學。他說人類學“研究方向對我們十分重要，因為我們得以更好地理解人們日常生活的歷史，一切人的歷史，而不單純是理解社會上層的歷史。然而人類學主要是從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兩個學派內部發展起來的?？墒?，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并不重視時間，也不考慮歷史。所以，有意成為人類學家的史學家應當創立一門歷史人類學?！盵5]勒高夫把理解人們日常生活的歷史，作為歷史人類學的重要追求。1993年創刊的專業雜志《歷史人類學：文化-社會-日常生活》，反映的就是這種對于歷史人類學與日常生活關系的理解。

美國文化史家羅伯特·達恩頓也指出歷史人類學在于揭示生活的意義：“最令人激動、最有創意的歷史研究，應該通過個別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體驗和當時的生存狀況。這類研究有過不同的名稱：心態史、社會思想史、歷史人類學或文化史（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標簽，目的是一個，即理解生活的意義。對‘生活的意義’這樣偉大哲學命題，要想找到它的終極答案是徒勞的。但我們不妨從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觀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是怎么處理這個問題的?！盵6]

較新的表述是2002年德國學者漢斯·梅迪克撰寫的《歷史人類學》詞條，指出：“對于‘歷史人類學’的獨特形象而言，一個重要的出發點是日常生活史與體驗史?！畾v史人類學’的出發點認為，歷史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關系不能被理解為完美無缺的，而應該被理解為‘文化文本’與‘文化建構’。在理解‘歷史人類學’時，人們必須在歷史進程中研究歷史的物質性?！盵7]

行文至此，也有必要目前國際學術界對于“日常生活史”的理解。德國學者阿爾斯·呂特克撰寫的《日常生活史》詞條，指出：“‘日常生活史’這一概念指的是一種觀點，而不是一種獨特的研究對象”，常見的說法是“小人物的歷史”與“下層歷史”，而他則認為：對于日常生活史性的強調應被理解為對于批評的批評，日常生活史是一種以行為為導向的視角，日常生活史已經成為大量研究項目與描述作品的一種維度，發現‘橫亙’在社會與統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8]

盡管最新的歷史人類學作為人學涉及多學科，研究范圍很廣，瑞士學者雅各布·坦納還是歸納其基本問題則是三個：一是涉及人類圖像的演變，涉及以人為中心的自我描述的討論和傳媒條件的演變；
二是關乎人們用以組織和調節自己社會共生的社會實踐和符號形式；
三是問及人類本性的歷史性。雅各布·坦納并且指出：“不論從何種視角出發進行闡釋或解釋，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歷史人類學的代表人物，都把日常史、習慣史以及人類生活方式再生史和變化史當成了歷史研究的對象?！盵9]日常生活史在歷史人類學當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我們注意到，阿爾斯·呂特克的日常生活史與前述安德烈·比爾吉埃爾的歷史人類學，均強調二者不是一種獨特的研究對象而是強調一種研究視角與方法。

二、西方具有日常生活史特色的

歷史人類學研究

法國具有歷史人類學的學術傳統。安德烈·比爾吉埃爾在《歷史人類學》還指出：勒格朗·多西著有《法國私人生活史》（1782年），并準備研究一種法國人道德習俗的社會史。因此“實際上，我們自年鑒派形成以來所看到的并不是歷史人類學的問世而是他的復興”[10]。

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克洛德·萊維-斯特勞斯1949年發表《歷史學與人類學》一文，揭示歷史學與人類學關系。作者認為：“這兩個學科之間的根本區別不是主題、目的或方法的不同。它們具有同一個主題，即社會生活；
同一個目的，即更好地了解人，以及，事實上，同一種方法，其中不同的僅僅是各種研究技術所占的比重而已。它們的主要區別是在于對兩種互為補充的觀察方法的選擇不同：歷史學是從社會生活的有意識的表達方面來組織其資料的，而人類學則通過考察它們的無意識的基礎來進行研究?！m然人類學家的分析主要是應用于社會生活的無意識成份，但如果以為歷史學家從來沒有意識到它們，那就大錯特錯了。歷史學家毫無疑問首先是希望從那些使社會現象具體化的事件以及個人對這些現象進行思考和經歷它們的方式上來解釋這些現象。但是在掌握和解釋那些在人們看來似乎是他們的表述和行為的結果（或他們之中一部分人的表述和行為的結果）的東西的過程中，歷史學家很明白，并且越來越明白，他們必須求助于無意識的詳盡說明的全副手段。我們不再滿足于以再度合理性說明和再解釋為線索編排歷代王朝與戰爭的政治史了?！盵11]明確指出，歷史學家研究社會生活需要借助于人類學。由于歷史學與人類學均以社會生活為研究主題，以對人類的深刻了解為共同目標，可以交叉滲透構成歷史人類學。

年鑒學派的第二代學者費爾南·布羅代爾《物質生活和資本主義》研究的主題是前工業社會中世界的居住條件、服飾、飲食等，“寫了一本歷史人類學的著作。布羅代爾并不滿足于只列舉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主要指出經濟平衡機制和交換的流通怎樣塑造和改變著人類自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演進軌跡，指出人們的行為怎樣集中于口味，重復性的行為以及為什么某種食品從一個大陸傳到另一個大陸，或從一個社會階級傳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會改變人們的習慣等等”[12]。

雅克·勒高夫等第三代學者倡導打破學科界限的新史學，光大了歷史人類學。1971年勒高夫出版《為了另一個中世紀：西方人的時間、勞動和文化》一書，聲稱要“對西方世界前工業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的構成作出貢獻?！?980年法國史學評論家保羅·利科認為該書有人類學的三個特點：第一是“另一個中世紀”意味著中世紀與我們有區別。第二，這也是一種對主題有所選擇的人類學：時間和勞動，勞動和價值體系，雅文化與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這是一種注重無法撰寫自身歷史的普通人的人類學[13]。

在英國，E·P·湯普森以《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揚名。1976年他在印度歷史大會演講《民俗學、人類學與社會史》，指出歷史學需要借鑒人類學，但不是盲目和喪失歷史學特點的。他說自己過去十年在研究18世紀英國社會史時，碰到過尋找和了解通俗文化及儀式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普遍被認為更接近社會人類學，而不是經濟史。他指出70年代歷史學家對于研究儀式的興趣：“儀式不僅滲透到家庭生活，而且還滲透到社會政治生活中。最近幾年，歷史學家一直用新的方法考察長期以來一直比較相象的生活各個方面：鄉村和城市儀式與節日表；
社交生活中的娛樂場所；
工業革命前后勞動與閑暇節奏的變化；
社團中青少年地位的改變；
很少被看作經濟紐帶而是被看作社會紐帶的消息、聊天、謠言聚集中心的市場和集市；
群眾反抗形式的象征意義等?！盵14]可見歷史人類學需要處理大量儀式生活。

20世紀70年代末形成于意大利的“微觀史學”，顯示出歷史人類學的特點。其代表人物卡爾洛·金茲伯格的《奶酪和蛆蟲》，關注16世紀意大利東北部一個叫“梅諾其奧”的磨坊主的宇宙觀和思想，進入生活世界。

前引瑞典學者《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一書，透過豐富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間的瑞典中產階級的生活圖景：他們在努力營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認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進的，并應被推廣給普通大眾，中產階級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成功地滲透到現代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1989年美國學者杰弗·埃利介紹西德社會史發展的新方向。他認為過去10年西德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新發展當屬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采用人類學認識方法，馬克斯·普朗克歷史研究所成為歷史學與人類學交叉問題的國際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類學的影響很大。阿爾夫·呂德克是日常生活史的創始人之一，他強調“日常生活史意味著用一種不同的方法提出有關社會進程與結構的重大問題；
日常生活史并非忽視政治問題，而是更徹底地提出公開的與私下的、人身的與政治的問題?！盵15]

美國的兩位人類學家影響到歷史研究?？死５隆じ駹柶澨岢龅摹吧蠲琛钡奈幕忉尫椒?，對歷史學家來說，提供了揭示日常生活表面現象所代表的深層文化象征的途徑。薩林斯認為，人類學家稱為結構的東西是具有歷史性質的客體[16]。20世紀70～80年代由格爾茲和“以一種更強烈的歷史成分而由馬歇爾·薩林斯為代表的文化人類學，越來越成為新的日常生活史的歷史研究的一個樣板”[17]。

總之，西方史學界到了20世紀70年代，轉向微觀史，與他們受到人類學家的影響有關。80年代初，美國學者伊格斯爾指出：“目前，幾乎所有的歷史都是社會史，但現在其社會科學基礎是放在諸如人類學和符號學這類探索集體意識、價值和意義，并將人視為歷史局勢中的積極因素的學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學、經濟學或人口統計學這些對人類自由加上了外部限制的科學之上”[18]。英國學者彼得·伯克認為：“一般說來，微觀史家志存高遠，雖不敢稱從一粒塵?？凑麄€世界，但也必聲稱從局部數據中得出一般性結論。對金茲伯格而言，梅諾其奧這個磨坊主就是一個傳統的、口傳民間文化的代言人；
而勒魯瓦一拉杜里則通過他所謂的‘大海中的一滴水’，即有關蒙塔尤的專題研究展現了中世紀村莊的全貌?！欣碛杀砻魇褂蒙鐣@微鏡是可取的。單個樣本可以微縮地代表一種狀態，即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根據其他理由）業已知曉的某種流行狀態，這一事實促使他們選取這些典型并加以研究。在有些案例中，微觀史研究使用計量方法；
歷史人口學家時常對單個家庭進行個案研究，或利用電腦模擬某種家庭體制中某個人的生活?！盵19]拉杜里的《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審問異端村民的記錄，試圖揭示“構成和表現14世紀初蒙塔尤社區生活的各種參數”，即“社區的生活本身”[20]。

三、中國歷史人類學實踐中的日常生活史

中國的現代人類學研究中，日常生活居于重要位置。漢族社會人類學研究開創者之一的林耀華先生，持有社會結構的能動性和功能平衡的觀點，也認為國學當中從文本到文本的古今持續性研究，為中國新生的社會學/人類學積累了珍貴的文獻遺產。林耀華早期的研究，既有依據文獻的拜祖討論，更有進行田野調查的福建宗族探索。林先生回憶創作《金翼》時說到：“我在田野工作程序中運用了很多人類學理論，仔細剖析了芬洲和東林兩家的日?；顒?，他們的人際關系程序，試圖告訴讀者地方人民生活的圖景?！盵21]他還總結研究實際生活的方法，先考察每人每日的常規，“這些材料才算是社會結構里的真正內容，詳細記載了個人日常生活之后又應漸漸推張個人生活和家庭、家族、氏族或整個社會的關系，再而找出團體與團體的生活關系?！盵22]我們由此可以推斷，林耀華的漢人社會研究，是以日常生活出發的。

中國社會史的探討，具有歷史人類學特色的是華南研究。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閩粵區域史研究的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的歷史學者研究社會經濟史，結合田野調查，發生了人類學的轉向。目前這種研究風格在擴散，如徽州與江南、華北的區域社會史研究中，就顯露出來。

鄭振滿與海外人類學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別是莆田地域的社會史。他認為歷史學者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就是從民俗研究歷史。民俗說到底就是人情世故，就是做人的規矩。民俗存在于日程生活中、社會大眾的行為規范；
民俗是有繼承性的，是相對穩定的，所以通過研究民俗有可能了解民眾的歷史。通過民俗研究更深層次的歷史，研究歷史的深層結構。我們的看家本領就是解讀歷代留下來的歷史文獻，這些典籍究竟有什么意義，我們回到日常生活才明白?？此鼈儗Ξ敃r的百姓究竟有什么意義，有沒有影響到百姓的經濟活動、社會關系、政治生活和各種各樣儀式行為。歷史人類學就是要盡可能把歷史學關注的那些最基本的問題與民俗（地方性知識、日常生活的規則）聯系起來，透過這種聯系去解讀它的意義。①鄭振滿走向民間與田野，經?？磧x式、訪談、采風，通過對分家、祭祖、婚姻與收養、民間信仰與社區組織的研究，從民間日常生活習俗入手，揭示了民俗背后社會機制與社會歷史的變遷②。他又說：“由于學術旨趣的不同，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對歷史人類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歷史學而言，歷史人類學的特征應該是‘從民俗研究歷史’。這就是說，我們研究歷史首先要從民俗入手，考察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民眾的思維習慣和行為習慣，然后把各種民俗現象和宏觀歷史進程聯系起來，揭示民俗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盵23]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一書，深入宗族的日常生活史，祖先崇拜下的祭祀信仰、家庭的再生產成為宗族研究的基礎，成功地揭示了宗族文化建構的歷史過程與結構性特征。這種歷史人類學從日常生活到社會結構的研究手法，也反映在劉志偉身上，他強調人類學家注意到社會和文化結構的形成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我們歷史學家就不得不重新反省對“過程”的結構作歷史闡釋的角度和方法[24]。

中國風俗史特別是明清社會風氣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從風俗論走向社會史[25]。然而，還有一個有待加強的研究取向，即從歷史人類學的視角看待風俗，將風俗史研究轉化為日常生活史的探討，可以為風俗史、社會史的研究帶來新的活力。

歷史人類學研究離不開民間文獻，而理解民間文獻離不開對于民眾日常生活的認識。鄭振滿指出民間文獻與民眾日常生活的關系，他說：“每一種民間文獻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關。如果不把民間文獻放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不了解各種民間文獻的作者和使用范圍，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間文獻的歷史意義。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做田野，就需要歷史人類學了?！盵26]就是說，歷史人類學通過田野調查與解讀民間文獻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程美寶、蔡志祥也有類似的表達：“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直接影響著歷史學家對歷史文獻的界定和解讀?！S多歷史學家往往只重視甚至迷信文字資料，而無視資料產生的過程，更忽視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創造出來的資料。這些資料，如婚帖、訃告、帳簿、人緣簿、分單、鄉村告示、符紙等，很多是暫時的，很快被銷毀；
或是束之高閣，只作為家庭、鄉黨、伙友緬懷過去或計算將來的參考。與此同時，地方社會的歷史，不少是口耳相傳，或在鄉民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中產生或呈現的。因此，單靠帝皇將相或官宦士紳制造出來的史料，不足以讓我們了解地方社會的組織和結構，也不能讓我們明白國家如何進入民間，鄉民如何理解國家。歷史學家必須走出森嚴的檔案庫，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體驗鄉民的歷史，一方面把當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資料轉為有用的、可長期參考的資料。在這方面，人類學家發展出來的方法和理論，足資讓走向民間的歷史學家參考?！盵27]

陳春聲談到《走向歷史現場》問題時，結合自己在韓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區的研究實踐，闡明歷史人類學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強調在歷史現場中“了解傳統社會生活中種種復雜的關系”；
在提倡“眼光向下”、強調重視普通人日常生活經驗的時候，要把握百姓的“歷史記憶”表達的常常是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歷史背景的解釋；
在“國家”與“民間”的長期互動中形成的國家的或精英的“話語”背后，百姓日?；顒铀从吵鰜淼目臻g觀念和地域認同意識，是在實際歷史過程中不斷變化的[28]。

在華北區域社會史研究當中，趙世瑜承擔的課題《10世紀以來華北村社、移民與宗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副標題為“10世紀以來的北方城鄉與民眾生活”[29]。這項歷史人類學研究，從民眾生活進入華北村社、移民與宗族的主旨鮮明。

長期利用民間文書研究徽州的學者王振忠，近來注意排日帳資料。他認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需要發掘新的文獻史料，而排日賬（工夫賬）以其翔實的記錄，為此項研究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史料來源。排日賬的記錄者并非局限于下層民眾，除了以往所知的農民之外，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私塾先生，同樣也有撰寫排日賬的習慣?；罩莓數厝粘Ｉ钪秀y錢的借貸往來，土地買賣中田地稅賦之推收過割，以及婚喪禮俗等活動中的諸多社交應酬等，都促使彼此之間的銀錢結算顯得極為頻繁，這應是現存排日賬在徽州所見獨多的原因所在。如何以文本為基本線索展開實地調查，借助田野考察所獲的感性認識，加深對民間歷史文獻的理解，進一步認識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可能是今后需要著力開展的一項研究。[30]這實際上也是從日常生活史出發，利用民間文獻探討歷史人類學問題。

四、結語

歷史人類學重要的出發點是日常生活史，強調的是一種研究視角與方法，而不是一種獨特的研究對象。因此，我們應當擴展對于歷史人類學的理解，雖然歷史人類學重視田野調查，但絕不限制于此。如諸多藝術社會史的研究就體現出歷史人類學的特色，牛津大學藝術史系講座教授柯律格研究明代書畫家文徵明，在送禮活動中尋找文徵明作品的根源，指出：“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著一套言語與姿態的陳規，以界定種種收受的時機與場合?！盵31]他將文本作為物品，注意其在流傳中的物質性殘留，如題跋或藏印等。特別是借鑒人類學家莫斯等的早期禮物研究，也關注1990年代楊美惠、閻云翔、任柯安討論中國禮物的研究成果，思考的問題是“文徵明、與他有關的人以及在他們之間流轉的物品如何一同在一連串特定的社會脈絡中運作其能動性?！盵32]研究了各種場域下的社會關系，進入文徵明及其作品創作、流傳的生活狀態。重視藝術實踐與日常生活中交往與應酬的關系，也體現在藝術史家白謙慎對傅山的研究當中。③物質文化的研究與日常生活、歷史人類學的探討不可分割。

在西方學術界，無論是法國的年鑒學派，還是意大利的“微觀史學”，從英國馬克思學派的社會史，到德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乃至美國人類學、文化史的歷史人類學主張，都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立足于日常生活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或有人擔心日常生活史容易使歷史研究導向瑣碎化，失去與國家以及大歷史的緊密聯系性。其實生活史是構筑總體史不可少的，或許某種意義上來說失去國家而獲得了世界，這正是當下全球史所追求的。美國著名學者彭慕蘭指出：“對于‘總體史’——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日常生活史——的追求?！涯抗廪D向各種社會史主題似乎是很自然的，因為在這些主題的研究中，國家的概念用途不大?！粘Ｉ畹钠渌矫嬉苍S更不容易衡量，但是它們也是全球史的重要內容，這要歸功于年鑒學派的影響，同樣也歸功于諾伯特·埃利亞斯和米歇爾·?？碌挠绊??！缭诖蟊娤M市場——更不必說全球傳播媒介了——形成前，那些慣常認為地方氣息很濃的私人生活史，都有著重要的世界史維度?！盵33]日常生活史對于總體史、全球史有如此的重要性，歷史人類學以日常生活史為出發點，不會偏離歷史學的發展方向。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會生活的文化意義，立足地域考察歷史，構成新社會史的特征。日常生活史也是近來國際社會史研究所重視的，“許多研究描繪了日常生活的構成和變遷，從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到與動物的關系，從食物習俗到娛樂、節慶和宴飲方式”[34]。新社會史的興起與歷史人類學產生不解之緣，一些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努力實踐歷史人類學。由于近世歷史資料豐富、歷史遺存眾多、便于田野調查，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表現出明清時期較熱的特點。明清時期則立足于地域與田野實踐歷史人類學，已經處理到日常生活與歷史人類學的關系。然而有意識地進一步強調日常生活對于歷史人類學的重要性，或者說歷史人類學研究應以日常生活史為出發點，似乎仍有必要。

注釋：

①鄭振滿：《從民俗研究歷史——我對歷史人類學的理解》，原刊《潮聲：廈門大學人文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
收入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附錄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69-279頁。

②請參考鄭振滿以下論文：《清至民國閩北六件“分關”的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4期；
《宋以后福建的祭祖習俗與宗族組織》，《廈門大學學報》1987年增刊；
《閩臺道教與民間諸神崇拜》（與丁荷生合作），《民族學研究集刊》，第73期，1992年；
《吳真人信仰的歷史考察》，《吳真人研究》，廈門：鷺江出版社，1992年；
《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史林》1995年第1期；
《明清福建里社組織的演變》，鄭振滿、陳春聲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其中后面的四篇論文，收入鄭振滿《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卷三“民間信仰與儀式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173-253頁。

③白謙慎：《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版；
白謙慎：《日常生活中的書法：以傅山為例》，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19～5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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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社會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 社會文化史；
新視角；
學科

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是20世紀90年代前后繼文化史和社會史復興之后而被大陸學者關注漸次興起的。1988年，劉志琴研究員發表《復興社會史三議》、《社會史的復興與史學變革――兼論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榮》，被學界視為“社會文化史”這一學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從這一年算起，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已經走過了24年的研究歷程。在24年的時間里，社會文化史從無到有，從微弱到繁榮發展，無論是研究隊伍還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語。社會文化史的興起，一開始是對傳統社會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動開始，也就是說，當時是作為社會史的一個分支出現的。那么，作為當時社會史研究的新視角、新方法而出現社會文化史領域，有沒有經過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呢？這是這次討論要闡明的問題。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明晰學科這個概念。學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學研究領域，它反映公認的科學概念、基本原理、規律和事實，并反映本學科最新成果。它是隨著科學知識體系的發展與分化而出現的。人們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總是選取不同的角度對事物加以分析，力圖使所得到的認識更加深入。這樣便形成了今天的學科分類體系。構成一門獨立學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對象或研究的領域，即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對象。第二、理論體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題、規律等所構成的嚴密的邏輯知識系統。第三、方法論，即學科知識的生產方式。

在2002年召開的“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學術研討會上，劉志琴研究員曾說：“一門學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幾代人的努力?，F在說它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交叉學科，看來為時尚早?！盵2]那么十年之后，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發展，有沒有向學科轉化的跡象，或者已經轉化為獨立的學科了呢？下面從以上三個方面分析，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發展變化。

一、研究對象

在2002年召開的“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蔣大椿曾說，社會文化史的概念雖然模糊，但必須有一個大致的研究范圍。社會文化史重點研究大眾文化和大眾生活，但這樣的研究范圍是否等同于研究對象，還值得思考。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認為，研究范圍不等同于研究對象，具體的研究對象包含于研究范圍之內，而又小于研究范圍。歷史研究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簡單的對于歷史真相的還原，其研究的意義就在于其學術關懷和現實關懷。因此，并不是這個范圍內所有的事項都需要事無巨細的展開研究和論證，用李長莉研究員的觀點來說：“治史者在選擇研究題目時，須有歷史關懷、時代眼光、整體觀念與問題意識，如此才能選擇具有歷史價值的論題”[3]也就說，歷史研究者的選題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與歷史主題關聯度比較高的才會成為我們的研究對象。

人類歷史是豐富多彩、紛繁復雜的，這一點決定了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是多樣性的。從社會文化史的產生來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會史互補的基礎上產生而來，因此從對象的角度來說原先文化史和社會史的研究對象都是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從這個角度來講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對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會文化史的角度我們關注這些對象的意義已經發生變化了，對于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比如精英思想，我們要關懷的不是這種思想怎樣來，我們關注的是它是怎么樣影響社會的，思想與社會的有沒有互動，這種互動達到了哪種程度；
對于社會史研究的社會制度、組織、教育、法律、風俗等研究對象我們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隱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綜上所述，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并不具備“獨特的、不可替代”性，從構成學科要素的特點之一來講，社會文化史也許不構成學科。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意識的更新以及科學發展的實際情況，對于學科屬性認定的標準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論體系

構成學科要素特點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題、規律等所構成的嚴密的邏輯化的知識系統。

社會文化史作為新興研究領域，其發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論支撐。對于在文化史和社會史基礎上產生的領域，必須要界定自己與其它兩個領域研究的關系，那么對于什么是社會文化史必須搞清楚。

1988年，劉志琴研究員提出了社會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長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學者相繼對“社會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長莉認為，社會文化史是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結合形式，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生活方式及其觀念的歷史”，后來，李長莉又提出：“凡是從文化視角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問題，或用社會學方法來研究文化史問題，把社會生活現象與思想觀念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都可以稱之為社會文化史?！盵4]梁景和提出社會文化史“是通過民眾外在的社會生活來研究其內在的價值取向及其思想觀念”，后來又提出“社會文化史是研究社會生活與其內在觀念形態之間相互關系的歷史?！盵5]左玉河認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關注社會下層，打通文化史、思想史與社會史，注重思想、觀念與社會的互動?！鄙鲜鋈粚W者，對社會文化史的界定表述雖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無論對象是什么，必須以體現“思想、觀念與社會互動”為主旨，以揭示社會運動背后的文化演進規律為終極目的，因為“文化是全部歷史之整體，須在歷史之整體內來尋求歷史之大進程，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義?！盵6]

在現代哲學、邏輯學、語言學中，命題是指一個判斷的語義，而不是判斷句本身。當不同的判斷句具有相同的語義的時候，它們表達相同的命題。如果我們以此為依據來分析，就不難得出結論，三位學者所給出的判斷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題都是相同：社會文化史是關于社會生活及社會有機體運作規律的文化解釋。

綜上所述，無論從概念、命題還是從規律來看，社會文化史基本已經具備學科的輪廓。

三、方法論

這里講的方法論，主要探討社會文化史有哪些理論方法，以及方法的產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關于社會文化史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方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為傳統的史學理論與方法；
二為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三為創新的理論與方法。[7]下面簡要介紹這三個方面：

第一，傳統的史學理論與方法。這里主要包括歷史意識、關于書法、和信史的理論、關于采撰和歷史事實的理論、關于史論藝術和歷史見識的理論、關于史文表達和審美要求的理論、關于史學社會功能的認識、關于史學批評標準和史學批評方法的理論等七個方面。

第二，對其它學科理論的借鑒。生活是折射社會的多棱鏡。生活的多樣性，決定了觀察視角的多樣性。單一的視角，必然導致歷史還原的平面化，使歷史本身喪失了應有的精彩。多樣化的視角，必須要有多樣的方法來對應，如與人類學、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地理學等相結合，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以不同的視角來切入，以綜合的方法來論證，這樣展現的歷史必然是豐富多彩的。

第三，創新的理論與方法。社會文化史的發展，不僅需要繼承古代先賢和借鑒多學科的理論，更需要根據研究領域的特殊性進行本土化、領域化的創新來推動史學研究的發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學術研討會上諸多學者都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中國學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釋系統？劉志琴研究員在會上提出，應該依據中國社會文化的實際，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解釋學，中國學者完全有希望構建自己的中國社會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釋系統。[8]在2012年9月21日召開的第二屆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劉志琴再次提出了要從泰州學派那里尋求思想火花，創建史學理論的問題。這個過程可能是比較艱難的，雖有發展但尚無成型的系統理論的出現。

綜上所述，社會文化史經過二十多年特別是最近十年的發展，在理論創新和研究成果上雖然有了較大發展，已經脫離了起初的新視角、新方法的初級階段但離獨立學科仍然有一定的距離，這必然會激勵后輩學人不斷推陳出新，以推動社會文化史學的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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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左日非，“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學術研討會綜述，近代史研究，2002.2.

歷史與社會論文范文第4篇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學內部逐漸出現了一股“歷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類學日漸注重歷史研究的視角，開始關注“他者”的歷史，由此產生了新的理論洞見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歷史的，并在歷史建構中具有重要的能動作用，以此為基礎提出了“文化界定歷史”的創新性理論架構，沖擊了傳統的“客觀歷史”說，根本性地突破了人類學中長期存在的“文化”與“歷史”、“結構”與“歷史”、“結構”與“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對立。另一方面，傳統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類學研究方法從單一的田野調查中解脫出來，走進了歷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獻史料、田野調查于一體，人類學文化撰寫方式日漸呈現綜合性、多元化的發展態勢；
同時，這種方法論意義上的發展與更新還相應帶來了認識論上的深刻變革，凸顯了“他者”與世界共享著同一時間和空間的歷史，對隱藏于人類學知識生產過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思想進行了解構?？傊?，人類學的“歷史化”，正如弗賓(James D.Fauhion)所言，“已經成為一種多變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它并不僅僅代表一種純知識體系上的更新變革，也標志著倫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轉型”。除了上述社會環境的影響之外，筆者認為，有利的學術環境是促動西方人類學“歷史化”的不容忽視的深層次因素。本文將對西方人類學“歷史化”的學術環境進行系統梳理，以期能對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類學的“歷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學對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關注

德國蘭克史學作為西方傳統史學(政治史階段)的代表，在進入20世紀尤其是在二戰后，遭到了法國年鑒學派、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美國社會科學史學的批判。這些后起學派主張跨學科，提倡總體史，注重底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關注經濟社會史，由此引發了戰后以經濟社會史為主要標志的西方新史學(社會史階段)的到來。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現代主義文化批評、歷史敘述主義和文化人類學為理論源泉，新文化史應運而生，即西方史學又出現了由經濟社會史向文化史過渡的新趨勢。在實現這兩次轉型的過程中，西方史學對人類學理論與方法表現出極大關注，或者說人類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轉型過程中(社會史階段)，西方史學開始對人類學傳統主題和方法產生興趣。法國年鑒學派主要開創者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創造奇跡的國王》(1923年)，從那時的宗教禮儀、風俗習慣、醫療狀況等為傳統史學家所忽視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國民眾的風俗與信仰，揭示了當時的普遍社會心態；
另一位開創者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沒有像傳統史學那樣以拉伯雷的書為史料去探討拉伯雷的思想，而是著力考察拉伯雷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和風俗，剖析該時代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和社會心態結構。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二代領軍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強調了長時段中的結構，認為傳統史學所關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審訊記錄，吸收了民族志撰寫中的一些表現手法，生動地描繪了蒙塔尤這個14世紀法國小村莊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狀況。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態度和意識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其文化的構成，認為工人階級身份的真正形成不僅僅是社會經濟意義上的，還包括工人階級對自身地位的文化認同。

在第二次轉型過程中(文化史階段)，人類學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鑒到史學領域中來，對史學的影響更為直接和強烈。被視為“宏觀意義上”的歷史學家的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將文化比喻為尋找解釋意義的文本(text)，倡導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寫作方法。這些見解和方法受到了許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睞。戴維斯(Natalie Z.Davis)的《馬丁?蓋赫返鄉記》(1984年)，以16世紀法國農村中的一個冒充農婦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絕為題材，指出通過深入研究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兩性關系的史料，史學家可以重構該農婦的思想歷程，即歷史學家可以通過一個朝著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來填補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維斯看來，事實與虛構之間并元明顯的界線，但首先要承認來源于解釋學的、存在一個諸如農民文化之類的更大的整體性聯系，這樣的重構才能成為可能。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屠貓記》(1999年)，從解釋18世紀的一群印刷工人集體屠貓這樣一個事件出發，用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的方式來處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觀察入微的方式來洞察歷史，揭示了當時法國人心態中對貓的種種象征意義以及屠貓行為所具有的儀式性和文化解釋，深入探討了18世紀法國人的思考方式。

自結構功能學派產生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人類學在整體上多是拒斥歷史的，這使得人類學“主動疏遠”了歷史學，它們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涇渭分明。而西方史學在二戰后的兩次轉型，對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關注和借重，使兩個學科之間的關系重新密切起來，達到了更高層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復交”(reapprochement)，從而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學的“歷史化”傾向營造了良好的學科外部環境。

二、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人類學中的興起和影響

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時代，孕育了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和英、美政治經濟學等新的人類學理論流派。這些新流派試圖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方面加以應用、修正和新的詮釋，從不同角度體現人類學對“歷史”的“關懷”，為70年代以來西方人類學“歷史化”潮流的發生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學科內部氛圍。

西方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發端于法國，英、美等國的人類學界也受到影響。二戰后，法國人類學界出現了列維一斯特勞斯(Levi－Strauss)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列維－斯特勞斯相信支 配歷史進程的是一種無意識的潛在因素，這種潛在因素只有通過理論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來，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歷史是由寓于生產方式運動之中的內在矛盾決定的，矛盾又是人們經過精心的研究之后才發現的。因此，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他的“結構”概念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內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響下，以葛德利爾(Maurice Godelier)為代表、試圖對馬克思的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論進行修正的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學派應運而生。1966年，葛德利爾出版了代表作《經濟上的理性與非理性》。該書強調文化中非經濟性制度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所發揮的經濟，并以功能性的階序觀來取代生產模式觀。葛德利爾主張把生產模式看成一個系統，而內部各個結構分別為小的系統，小系統在整體中發揮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間的約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圍時，則發生社會組成和歷史的變遷。這與馬克思主義把系統內部的矛盾尤其是階級斗爭視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區別。葛德利爾對歷史發生興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使之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構架下適用于前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歷史其實是在“靜態”的結構理論的架構上建立起的社會進化史，盡管其材料來自人類學家的實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擺脫了早期進化論者的臆測?！皻v史在葛德利爾那里，既不是年代學的重擬，也不是人類學合作主體借以建構他們的世界的過程，正確地說，歷史是把社會現象的起源看作從社會制度的邏輯中推演出來的派生物?！币虼?，雖然葛德利爾聲稱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是人類學與歷史學差別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歷史研究卻被他忽略了。盡管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學派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關注了歷史分析，為發展出一種具有“批判性”的解釋理論做出了貢獻。

二戰后，美國人類學界出現了懷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進化論和斯圖爾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線進化論。與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進化論相比，懷特的進化論體現的是一種更為系統化的技術決定論，強調進化過程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性；
斯圖爾德則更注重進化路線的復合性和多樣性。他們都企圖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理論進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圖爾德和懷特的理論統合起來，提出了文化生態學和文化唯物論的觀點，尋求環境需求與社會制度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尋求支配歷史發展的新法則。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擊哈里斯的基礎上，提出社會文化決定生產過程的新觀點――因為文化既決定人們要生產什么，又決定人們怎樣去生產。此外，薩林斯還對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認識性質的觀點做了新的詮釋。在薩林斯看來，人類創造了自身的歷史，但人類只能根據自身的意識來創造歷史，因為認識總要受制于文化。斯圖爾德的學生沃爾夫(Eric R.Wolf)和敏茲(Sidney W.Mintz)則著重應用世界體系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中資本主義制度下有關農民社會的有關理論，研究了農民社區內外的階級關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規模農民社區與其所處的廣闊政治經濟過程之間的關系，將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疇和視野之中。

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國人類學界，功能論、平衡論占據統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強調階級沖突和矛盾的馬克思主義，對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幾乎視而不見。英國曼城學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強調社會沖突，但從整體上講他從沒有采納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題為《號角即將吹響》(1957年)的一項研究中，強調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廣大地域中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剝削和利用，才日漸顯示了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影響。1973年，由阿薩德(Talal Asad)編輯的論文集《人類學與殖民遭遇》已經明顯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開始對以往英國人類學靜態的、和諧的、無歷史的功能論展開嚴厲批判，揭示了人類學與殖民主義之間的深層次關聯：功能論者用“原始人”來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個對殖民情境的整體性概念，沒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們的分析中去；
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應用人類學更是與“間接統”、“殖民地管理”密切聯系在一起，將作為政治和歷史問題的殖民制度與人類學之間的聯系掩蓋起來，他們既是非歷史的(a－h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為代表)，也是反歷史的(anti－history，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自此，以功能論、平衡論為特色的英國人類學逐漸改觀，開始注意“他者”的歷史，關注隱藏在研究者與“他者”之間的矛盾和斗爭。

三、西方人類學的反思

西方社會科學的整體反思(reflexivity)或解構(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蓬勃開展的各種社會反省運動的基礎之上。這種反思，來自對“殖民情境”的檢討，源自對西方政治權威、學術霸權的解構。當知識創新的批評精神在現象學哲學、解釋學、后現代主義思潮滲入實地調查的經驗研究以后，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類學的反思意識。以往的“無歷史”的田園詩般的“現實主義”民族志描述方式成為反思和批判的對象，歷史人文主義成為新的實驗民族志的主要追尋目標之一。

由后現代主義等新思潮武裝起來的新一代人類學家，試圖使人類學帶有敏銳的政治和歷史感，力求使人們對文化多樣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們在對傳統的文化撰寫方式進行反思、對寫作的文本本身進行解構的同時，開始嘗試和實驗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對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質化觀念下表述文化差異所存在困難的感受；
二是涉及對歷史和政治經濟現實的再認識。在后一種實驗策略中，又有兩個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世界體系理論的強烈影響，試圖克服以往人類學將自己局限于地方社會、相對缺少歷史觀點的局面，將大規模政治經濟體系與地方文化狀況聯系起來。這種走向還對民族志美學化、詩學化提出了批評，認為要把民族志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去理解，結合社會、政治和物質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釋學的影響，探討民族志敘述中歷史時間與場合的恰當的表述方式，對傳統民族志或者將敘述置于歷時背景之下或者將歷史一并放棄的種種做法提出批評。這種新的實驗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歷史感，在民族志敘述框架中展示時間和歷史的視野。

美國人類學家哈里斯認為，后現代主義在人類學中最有代表性的體現之一就是后過程主義(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觀的過去，我們對過去的呈現只是源自個人社會文化視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們自己的一種“創造”。他指出，考古學等研究進化的科學忽視了社會行動的意義建構以及人類文化的歷史特殊性，科學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類學家試圖客觀地描 述現在，但實際上與寫小說無異。后現代主義等思潮對科學、技術負面影響的批判，對被科學扭曲的人性的關注和推崇，使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學逐漸從“科學”人類學的影子中走出來，“人文歷史主義”成為新一代人類學家深切關注和反思的時代主題。有學者認為，這會從整體上對人類學造成危機；
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是人類學激動人心的新時代的開始。

人類學自身的反思，既是時代整體反思的產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學在自身反思與實驗過程中所體現的對人文歷史主義的推崇、對民族志描述歷史化的訴求，加速了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轉換、更新，促進了人類學“歷史化”思潮的醞釀與形成。

四、美國民族歷史學的特殊貢獻

民族歷史學(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學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來的。在他看來，民族歷史學就是依靠結合民族史和考古學的數據來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紀實檔案(documentary)的同義語。當然，這種檔案并不是由當地土著來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個弟子羅維(R.H.Lowie)對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實性做出了負面評價，進一步擴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響。當時的民族史方法論，無論對人類學家還是對史學家而言，都是一樣的，即主要利用檔案資源來討論“他者”的過去。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民族歷史學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規模族群社會為研究對象。這一時期，無論是人類學家還是歷史學家，對此都不太關注，因為小規模族群社會并不是當時史學研究所關注的重點，而人類學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與歷史有嚴重隔閡的現在時民族志上。因此，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民族歷史學作品數量不多、影響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補了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間的空白領域。

20世紀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學生克魯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謂心理結構學派(文化與人格學派)，幾乎背離了博厄斯所開創的歷史主義傳統。隨著心理結構學派的興起，美國民族歷史學在二戰前的作用和影響更為微弱。二戰后尤其是50年代，歷史主義重新在美國民族學、人類學界抬頭，1954年創刊的Ethnohistory則突出體現了這種情緒。這一時期，美國民族歷史學主要有兩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檔案材料探討印第安各部落的傳統邊疆問題，以幫助他們維護自己的土地所有權；
出現了所謂的“經濟人類學”，即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用現代的經濟概念去研究原始社會。其方法論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檔案等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資源。自此，美國民族歷史學作為一種獨特的學術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學術舞臺，并日漸繁盛。

20世紀上半葉，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間的劃分是明確的，但從70年代以來，這兩個學科明顯匯合了。人類學家使用歷史材料和歷史學方法，史學家也使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由此，原初作為在人類學與歷史學問起聯系和溝通作用的民族歷史學，隨著時代的變遷，其內涵的界定也就變得越來越困難。有學者猶豫地仍稱之為民族歷史學；
有學者簡單地將之視為歷史學；
有學者認為，民族歷史學不再是一門學科，而是一種方法；
有學者認為民族歷史學是重建無文字民族的歷史；
有學者則將之界定為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
還有學者則戲稱民族歷史學為“歷史學與人類學的雜種兒子”。

在凱奇(Shepard Krech Ⅲ)看來，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已經對民族歷史學本身的界定持有懷疑態度，很難對“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進行明確區分。有些學者拒絕使用“ethnohistory”這個名稱，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術語。民族歷史學已經逐漸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來那樣帶有某些歧視色彩地用來專指部落少數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變為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類學史學(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為人類學理論方法與史學理論方法互換、混合的產物，成為人類學“歷史化”的產物?！癊thnohistory”這個名稱，也逐漸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無論哪種取代，都合乎邏輯，都不會辱其名，因為人類學學者應該關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歷史學者應該關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樣。凱奇認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為合適，“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時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內涵，能大致消除用語上的混亂局面。

席費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韋特(Deborah Gewertz)的討論主要在于揭示民族歷史學的本質特征。在他們看來，“在過去，民族歷史學指的是利用文獻或考古材料建構民族史。對歷史學家(及許多人類學家)來說，傳統上民族歷史學指的是替沒有文字歷史的民族重建歷史，……對我們來說，這種民族史的觀念即使不能說不對，也是不適當的……民族歷史學……最根本的是要考慮到當地人自己對事件是怎么構成的看法，以及他們從文化角度建構過去的方式”。這種見解，與之后以薩林斯為代表的西方人類學“歷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脈相承的。

歷史與社會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城市歷史建筑 案例研究 建筑保護 建筑策劃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很多歷史建筑被拆除、歷史街巷被拆遷。當人們幡然醒悟的時候，歷史建筑已經所剩無幾。歷史建筑是一部生動的建筑史教科書，然而面對真實而豐富的現實案例，傳統的建筑史教學卻視而不見，仍專注于抽象的建筑歷史知識的講解。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重要事件、風土民情、經濟活動、技術革新被抽象成幾幅圖片和幾段文字，建筑與生活之間生動的聯系被人為割裂。某種建筑形式的產生與消亡似乎只是一個邏輯推演，而不是社會生活與文化形態的體現。這樣的建筑史教學很難幫助學生理解社會、經濟、文化與建筑之間的內在聯系，很難幫助學生建立處理復雜建筑問題的歷史觀與真實感。

城市的歷史建筑不僅包括列入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建筑，還有大量的一般性歷史建筑，它們具有過去某一時代的典型特征。這些一般性歷史建筑雖然接近或者超過使用年限，但建筑質量良好、結構堅固、形式美觀，改造后仍然能夠滿足繼續使用的要求。將城市的歷史建筑作為案例引入建筑史教學，通過挖掘過去、分析現狀、思考未來，幫助學生進入建筑歷史的語境，建立社會生活與建筑型制之間的聯系，從而培養科學的建筑歷史觀。

一、全球化與城市化背景下的歷史建筑與建筑歷史

全球化城市化是當代中國發展最鮮明的主題。當2011年我國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時，當國家大劇院和奧運場館出自國外建筑師之手時，我國建筑師該如何面對全球化與城市化對國內建筑市場的影響？建筑學高等教育該如何應對全球化的教育市場沖擊以及如何實現與全球化的建筑教育的接軌？當深入思考這些問題時，發現我們真正亟需理解和面對的并不是技術給人們生活帶來的改變，而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在建筑學的教學體系中，建筑史最符合這樣的知識架構和研究視角，能夠幫助學生從歷史和從文化交流的角度理解建筑設計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常規的建筑史教學著重于世界幾大文明體系中建筑范例的講解，并已經形成對該建筑同時期的社會背景知識的理論梳理。然而僅從理論上闡述建筑設計思想從何而來、為何而來、如何實現，難以使缺少歷史知識積累、缺乏社會生活經驗的學生將授課內容轉化成自身的經驗，難以使他們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建筑語言。為使學生更容易理解建筑史的教學內容，需要將現實案例研究引入理論教學，通過現實案例與歷史案例之間的對比學習，產生歷史與現實對話的效果，使學生能夠以歷史案例的研究方法分析現實案例，并帶著現實案例的問題到歷史案例中尋求經驗。我國有著豐富的歷史建筑資源，唐宋時期有少量遺存，明清時期留有的建筑數量很大且保存較好，清末到民國時期的建筑和早期的現代建筑分布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一般省會及大型城市都有歷史建筑遺存，而這些城市也是建筑學院集中分布的地方，因此借助周邊的歷史建筑資源進行建筑史教學是現實可行的。同時，在房地產經濟的刺激下，拆除城市歷史建筑讓地于新的房地產項目的事件層出不窮，城市特色也因為歷史建筑的消亡而日益喪失。出于保護歷史建筑的目的，將其作為研究對象，記錄其產生與消亡，和圍繞其發生的人情世故，這有助于學生鮮活地理解建筑、理解建筑師的社會責任。

二、歷史建筑案例教學的程序

歷史建筑案例教學首先需要選擇易于開展研究活動的案例，然后制定研究計劃，組織學生進行調研活動，經過討論和反復論證的過程，最后得出研究結論。

（一）確定研究對象

教師需要指導學生從所在城市的歷史建筑中選擇便于開展研究活動的案例，這些案例可能包含文物保護建筑和一般性歷史建筑。這些建筑類型不同、殘破程度不同，教師可以指導學生根據保護的緊迫性、社會影響力、相關項目的支撐情況確定研究對象。為便于學生了解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教師需講解相似案例的研究方法，通過講解范例幫助學生建立案例研究的框架體系。

（二）文獻搜集與現場測繪

歷史建筑的過去隱跡于歷史文獻中，這些文獻包羅廣泛且內容繁雜，既包括地方志和建筑檔案，也包括記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史書、民間傳說、小說、戲劇、報紙雜志等。在文獻搜集階段需要進行仔細的甄別與梳理，帶著問題搜集文獻資料會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與文獻搜集同步進行的是現場測繪，現場測繪過程中需要秉持懷疑和追問的態度，多思考問題產生的原因?，F場測繪還需要分辨歷史建筑哪些部分做了改變，以及這些改變對原來的形式、功能、結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三）利益相關者調查

“利益相關者”的概念來自經濟學，指的是“能影響組織行為、決策、政策、活動和目標的人或者團體，或是受組織行為、決策、政策、活動或目標影響的人或團體”。用利益相關者分析方法便于明確歷史建筑與其相關群體的關系，以及這些群體的利益訴求。歷史建筑的利益相關者群體包括居民、公眾、學者、房地產商、政府、媒體，他們各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一般而言，大多數居民關注的是改善自身的居住條件，他們愿意離開老舊而狹小的老房子搬進寬敞明亮的新居；
公眾對歷史建筑更多地是投射了懷舊的情感，因為這些老房子承載了他們的記憶；
學者關注歷史建筑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認為遺存至今的老房子大多設計精美，并維系著穩固的社會網絡；
房地產商追逐商業利益，希望簡單地以拆舊建新換得高額的經濟回報；
政府既負有管理城市的責任，又有追求經濟利益的現實需求；
歷史建筑的保護需要借助媒體引起公眾的關注，媒體肩負著引導社會輿論的作用。雖然利益相關者具有上述基本態度，但每一個歷史建筑的案例中，利益訴求會有變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力量對比也會發生改變。學生通過對利益相關者的調查，能深入理解與建筑設計密切相關的各方群體的利益取向，調查工作也為今后從事建筑設計工作積累了經驗。

（四）案例比較研究

對于歷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國內外已經有許多成功案例。將這些成功案例與所研究案例進行對比分析，有助于幫助學生全面地認識所研究案例的限制性要素，將抽象的經濟、社會、文化影響轉化成具體的經濟測量指標、社會影響因子和文化表征。案例比較研究有助于開闊學生的視野，通過借鑒和實際運用成功案例經驗，進一步體會歷史建筑與其利益相關者的關系。

（五）改造利用的方案設計

在以上對歷史建筑的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歷史建筑改造利用的方案。這些方案需要有科學嚴謹的論證過程，包括歷史建筑的文脈、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取向、方案對各方的回應、方案的可行性論證、方案成果的評價方法等。改造利用方案的論證過程就是建筑設計的前期工作。歷史建筑改造利用涉及復雜的社會環境因素，這種訓練對學生今后解決建筑項目面臨的實際社會問題有很大的幫助。

三、歷史建筑案例教學的方法

將案例研究理念引入建筑史教學，改變了以往的以授課為主的教學方法，轉變為“發現問題――界定問題――分析研究問題――尋找解決方案――多方案比較――設計成果”的研究型教育模式。通過研究型教學能夠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主動發現問題，主動尋求解決方法，進而提高了學生獨立獲取知識，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研究與授課相結合

在傳統的建筑史教學中，學生缺乏獨立進行案例研究的經驗，因此在歷史建筑案例教學中需要教師講述案例研究的方法、示范案例研究的過程、監控研究的進展。同時案例研究的目的是幫助學生理解建筑史教學中各時期和各種文化語境中的建筑范例，使抽象的理論知識與生動的社會現實產生聯系。用歷史建筑案例研究的方法和過程學習建筑史知識，可以將學生搜集與組織的相關學科知識融入建筑史教學中，幫助學生建立個性化的建筑史知識體系。

（二）討論式教學

討論式教學模式打破了信息的單面傳遞方式，促成教師和學生，學生和學生之間設計思想的多向交流。討論式教學不再以教師為教學中心，而是以研究問題為中心。學生和教師作為平等的研究主體，通過陳述、懷疑、提問、爭辯等交流促成對研究問題的深度解析和對解決方法的多向思考，進而實現共同探索、共同發現、共同創造的教學結果。歷史建筑案例研究的過程中經常需要開展多層次的討論，包括研究組內討論、組間討論、利益相關者討論等。討論教學的目的是各抒己見，拓展思路，求同存異，解決問題。

（三）開放式教學

歷史建筑案例研究本身需要建立一個開放的知識體系，涵蓋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藝術學等多個相關學科的內容，這些學科知識為案例研究搭建了跨學科研究的平臺。學生走出校園，進行歷史建筑的社會調查，生動而豐富的社會現象構成了另一個開放的課堂。社會的感性體驗與課堂的理性體驗相結合，有助于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開放式教學需要教師具有開闊的眼界，通過點撥思路、提供建議的方法形成師生合作的開放式教學氛圍，從而激發學生的探索熱情和創造性。

結語

把歷史建筑案例研究引入建筑史教學與研究，既豐富了課堂教學的內容，又促進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提高。建筑學的教學一向注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現在通行的假期實習和畢業實習的目的也是強化教學與社會實踐的聯系。然而建筑設計院的工作以實用性為導向，并不能幫助學生建立職業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v觀建筑學的課程體系，建筑史能夠很好地擔當起將以史為鑒，承前啟后，兼濟天下的職業道德傳繼的重任。在當前建筑史教學缺少思想性、缺乏與現實社會聯系的情況下，在講述建筑史的同時研究現存在歷史建筑，能夠很好地彌補上述不足，校正建筑史教學紙上談兵的傾向。

（注：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城市歷史文化景觀的優化與整合”研究成果，課題編號：11YJC760038；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現代城市文脈中傳統建筑符號意義的重構”研究成果，課題編號：11YSC012；
南京財經大學預研究項目研究成果，課題編號：Y2012018；
南京財經大學教改項目成果，課題編號：JGY1539；
江蘇省教育廳哲社基金成果，課題編號：08SJD76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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