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法學論文【五篇】（全文）

【論文摘要】新聞敘事學是敘事學研究在新聞領域的一個細分。新世紀以來,國內學者對新聞敘事的關注度不斷加大。然而,新聞敘事在當下研究的一個問題是,其沒有實現“本土化”。本文在簡要分析當下我國新聞敘事研究基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新聞法學論文【五篇】（全文）,供大家參考。

新聞法學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新聞敘事學是敘事學研究在新聞領域的一個細分。新世紀以來,國內學者對新聞敘事的關注度不斷加大。然而,新聞敘事在當下研究的一個問題是,其沒有實現“本土化”。本文在簡要分析當下我國新聞敘事研究基本情況的基礎上探討我國新聞敘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學術

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對西方新聞傳播學的整體引進,給中國新聞學界和業界都帶來極大的理論變革。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傳播學如何本土化的問題被提出,并且日益被放大。本文在簡要分析當下中國新聞敘事研究的基本現狀的基礎上探討我國新聞敘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本土的新聞敘事研究 學術

我國新聞敘事學是在敘事學理論指導下對國內新聞媒體敘事方式進行研究的一個領域。早在1996年,一些專門論述新聞敘事學的文章就不斷出現。如武漢金融高等?？茖W校陳曉明的《新聞敘事論綱》。但直到2003年,兩本關于新聞敘事學的國外專著《作為話語的新聞》①和《話語和社會變遷》②被引進國內后,新聞研究才徹底打開了這個全新的領域。越來越多的國內研究者認為,新聞文本可以作為被研究的敘事對象,它是人類運用一定的語言系統,敘述、重構新近發生的新聞事實的活動。

聶慶璞的《網絡敘事學》③是一本將敘事學理論運用于網絡文學研究的著作,其詳細地闡述了網絡敘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對網絡超文本敘事、網絡超媒體敘事、網絡敘事的語言異變等問題作了詳細的探討,并提出了網絡敘事的審美特征,將網絡文本的內部研究與審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結合起來。

曾慶香的《新聞敘事學》,則“把新聞作為話語分析的對象,將符號學的一種分析方法與新聞學研究結合了起來,為深化新聞學研究提供了一種科學方法論?！雹茏髡咴跁羞M行了兩個層次的話語研究:文本分析與語境分析。前者是對新聞話語的結構進行描述,后者則將這些結構的描述與記者的認知、新聞話語如何再現事實的過程、社會文化因素等聯系起來加以考察,因而顯得全面而深刻。其從敘事分析的角度對我國新聞的表達進行了細致研究,從句法、詞序、措辭風格、修辭等微觀方面進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話語深處的“意識形態”成分,從而使敘事學理論和中國的新聞研究形成了較好結合。這本書開創了運用符號原理系統研究具體新聞文本的先河,對于新聞文本研究是一種新的嘗試。

2005年,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何純教授率先為該校新聞學碩士研究生開設名為“新聞敘事學專題研究”的專業學位課,這是在全國新聞學碩士點中開設該課題內容最早的。在《新聞敘事學》⑤中,其對新聞敘事學研究與傳統新聞寫作研究進行了區分,并對新聞敘事學進行定義:與新聞寫作學具體研究各類新聞體裁的寫作原理與方法不同,新聞敘事學將忽略體裁的差別,就共同的敘事元素進行分析與研究。新聞敘事學是把新聞敘事的規律、原理、方法及發展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在研究范疇上,其將新聞敘事學框定在敘事聲音、敘事語法、敘事話語和敘事接受四個不同層面上。

學者艾紅紅在新聞敘事理論下對《新聞聯播》進行解讀。在專著《新聞聯播研究》⑥一書中,其論述了《新聞聯播》的取材特點、敘事風格和價值體系。這是在新聞敘事理論下對具體電視欄目進行研究的大膽嘗試。

除了這些以專著形式呈現的系統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和研究論文也對新聞敘事學領域進行了關注。從整體而言,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幾類。

1、從敘事學角度對新聞語體的解讀。復旦大學王燕,在借鑒敘事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對新聞語篇敘事程式、篇章組織上的特點進行了分析,揭示出新聞作為一種非文學的敘事區別于非敘事語篇以及其他敘事語篇的語言體式特點,探討新聞傳播領域的語體特征⑦。王海、代樹蘭則分別更細致地研究了娛樂新聞話語和訪談節目話語的特征和構成。楊琴則將關注點放在史態類新聞上,尋找其獨特的敘事手法,并指出正是這些手法彌補了因時效性不足帶來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讀性和深度⑧。侯雪軼探討了電視新聞深度報道的敘事構成。張印平、羅衛光對電視深入報道的敘事結構進行了研究⑨。另外還有一部分論文將關注點置于災難新聞的敘事,故事類談話節目的敘事等等。這類研究已經跨越了起初的從整體上對新聞敘事語言進行分析階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聞呈現,同一媒介中不同體裁新聞敘事風格比較等研究領域過渡。

2、比較分析視野下的新聞敘事。凌碩為的博士論文通過對新聞史的研究,探討了新聞體和小說體的聯系⑩。曹懷明的論文則詳細地分析了新聞敘事和文學敘事的不同⑾。李英對中美兩國國際新聞的敘事進行了比較分析⑿。這一類研究或從外部出發,研究新聞敘事與其他敘事的異同,或從新聞敘事內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國家新聞語境中的表達,對深入理解新聞敘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則將關注點放在了不同種類媒體敘事的相互影響上,如焦樹民、盧普玲分析了網絡新聞互文敘事對報紙新聞敘事影響⒀。擴大了我國新聞敘事研究的語境。

3、將新聞敘事作為工具對媒體內容呈現進行解讀。這一類論文運用新聞敘事理論對電視新聞欄目或報紙新聞報道進行深入分析。將敘事學理論和傳統新聞研究結合起來,擴大了新聞研究的范疇,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對《新聞1+1》的歷史敘事框架分析⒁。黃杰渝對《人民日報》“時代先鋒”專欄的人物通訊敘事風格分析等⒂。類似的研究還有對《中國新聞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對《華爾街日報》涉華財經報道的分析等。新聞敘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傳統新聞研究,從語言學上賦予了新聞語言以意義,加深了學界、業界對新聞語言構成和組織的理解。另外該研究方法還深入到新聞史領域,如戚尹軍所作的關于1941年桂版《大公報》的新聞敘事學分析⒃,就是利用該理論對史料進行解讀的有益嘗試。

4、從新聞敘事角度對受眾接收進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讀者對于媒體信息的接收過程中,將新聞敘事理論引入。其將新聞生產和銷售過程作為一個動態過程加以考察,從新聞文本的構建過程出發,研究哪些因素影響了受眾對于新聞信息的接收。如王天華從語境的角度出發,解釋了新聞敘事者所表達的隱形評價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這類研究將新聞文本構建和受眾對于信息的接收聯系起來,通過敘事學的方法使傳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聯系渠道,開闊了新聞研究的視野。

二、我國新聞敘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可以說,進入到新世紀,學界對于敘事學的引進和研究開展是迅速的,在基礎性理論引進之后,開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聞領域的一個成果是將新聞文本作為一個可以研究的敘事對象,使新聞文本在敘事層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論是作為紙質媒體的新聞報道,還是作為電視的專題欄目,甚至廣播節目都在新聞敘事理論的指導下被抽象為一個文本表達。學者們試圖研究其構建和組織模式,進而提煉出中國式的敘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數西方理論在“本土化”的過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樣,在新聞敘事理論指導下的我國新聞文本研究也存在問題。首先是理論本身還沒有被本土徹底地吸收,相關研究便已大規模展開,甚至已經開始進行細分?；仡^來看,出自中國學者之手的新聞敘事學的專業著作僅僅只有兩本,并且都是在宏觀層面上對于敘事理論引入到新聞文本研究的整體分析。對敘事中的媒體進行關照的著作也僅有幾本可供參考,而對報紙或電視等媒體進行深入解讀的專著尚未得以出版?？梢哉f,新聞敘事學的本土研究目前尚處在起步階段。

但與之相反的是,在這種“先天不足”之下,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運用新聞敘事方法研究媒體內容呈現問題,這就更加令人擔憂。反觀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認相關的研究較為缺乏,這影響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選擇這種對媒介內容能夠進行深入分析的工具,從而彌補新聞學研究中的理論缺位。這最終在某種程度上會導致相關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總結媒體文本的敘事結構后,便草草收筆,缺乏基于當下社會結構的關照和對研究中人(傳播者與接受者)的考察。

實際上,基于敘事學基礎上的新聞敘事理論是對新聞文本進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備工具意義。這就是說,新聞敘事學可以解釋一個新聞文本被展現成什么樣子,卻無法解釋其為什么被展現成這個樣子。當然其也解釋不了,展現成這個樣子之后又會出現怎樣的問題。至于后兩個問題,這需要我國學者基于新聞敘事學本身,并考量我國媒介現實和社會結構之后才能回答。而這種回答才正是對于我國媒體的深入解讀,其不僅僅關注“是什么”,而且回答“為什么”,和“怎么樣”。米爾斯指出,正確的社會科學研究探討的是個人生活歷程、歷史和它們在社會結構中交織的問題,這三個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聞敘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備了“本土”意義?！?/p>

參考文獻

①梵·迪克著,曾慶香譯:《作為話語的新聞》,華夏出版社,2003.5

②費爾克拉夫著,殷曉蓉譯:《話語和社會變遷》,華夏出版社,2003.8

③聶慶璞:《網絡敘事學》,中國文聯出版社

④曾慶香,《新聞敘事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版

⑤何純:《新聞敘事學》,岳麓書社,2006

⑥艾紅紅:《新聞聯播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

⑦王燕,《新聞語體研究》,復旦大學

⑧楊琴,《新聞敘事與文化記憶》,四川大學

⑨張印平、羅衛光,《電視深度報道的敘事學解讀》,《新聞大學》,2005.4

⑩凌碩為,《新聞傳播與小說情調》,華東師范大學

⑾曹懷明,《大眾媒體與文學傳播》,山東師范大學

⑿李英,《中美國際新聞的敘事學比較分析》,上海外國語大學

⒀樹民、盧普玲,《網絡新聞互文敘事對報紙新聞敘事影響》,《當代傳播》,2009.3

⒁王磊,《<新聞1+1>開創中國電視評論新范式》,《當代傳播》,2008.5

⒂黃杰渝,《<時代先鋒>專欄中先進人物通訊的敘事學研究》,四川大學

⒃戚尹軍,《1941年桂林版<大公報>的新聞敘事成規探析》,廣西大學

新聞法學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新聞編輯理論；
新聞編輯實踐；
分歧

中圖分類號：G23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8-2-0046-03

新聞編輯學是探討新聞編輯工作一般規律、方法和技術的應用學科，它既包括新聞編輯理論研究，又包括新聞編輯實踐研究。然而理論與實踐在新聞編輯領域如何平衡，如何做到以新聞編輯理論引導新聞編輯實踐，新聞編輯實踐來檢驗和推進新聞編輯理論，在我國當前新聞編輯領域仍然存在諸多問題。筆者通過梳理十年來新聞編輯研究的有關文獻，并結合當前新聞編輯實踐活動，發現在新聞編輯研究領域，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之間存在著一定分歧，主要表現在我國新聞編輯理論的經驗主義傾向。

在西方近代認識論中，雖然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并無鮮明的界限和區分標準，但從哲學史上看，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經典對立主要集中于知識起源和如何獲得知識的問題?！袄硇灾髁x者認為普遍必然知識起源于心中固有或與生俱來的天賦觀念；
它們是自明的、無誤的，通過對它們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識的體系。經驗主義者認為一切知識都來自經驗，普遍必然的知識只有在經驗的基礎上才可能”。[1]從而在認識方法上，理性主義運用“自明原則+演繹”的方法，經驗主義則強調“經驗+歸納”的方法。[1]我國新聞編輯研究領域中，理論的探索時?；诮涷灥臍w納，憑借經驗而得的理論往往是現象的、粗淺的和個別的。當然，作為一門應用科學，新聞編輯學中的方法、流程、技巧必然要來源于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歸納，然而科學理論所具有的內在一致性包括命題、概念、關系層面的內容則不只需要實踐經驗的支撐，更要建構一套完備的范疇體系。

一、新聞編輯理論與當前編輯實踐之間產生分歧的表現

筆者梳理十年來新聞編輯研究相關文獻時，通過篩選“維普期刊”中《編輯之友》《國際新聞界》《青年記者》等核心期刊所載150篇文章獲得文獻結構特征如下表：

上表所示有關新聞編輯理論的研究文章占56%（共84篇），而新聞編輯實踐方面的文章占42%（共63篇，另有3篇筆者在文獻歸類中將其納入新聞編輯史范疇）。由此看來，我國新聞編輯理論在數量和內容上存在一定優勢，然而在此基礎上，新聞編輯理論卻并沒有很好地起到指導性作用，新聞編輯實踐層面編輯記者在采編過程中仍然出現諸多問題，媒體失范、編輯差錯等層出不窮，惡俗新聞也沒有被杜絕。具體而言新聞編輯理論與編輯實踐研究存在的分歧有以下幾點：

（一）新聞編輯理論缺乏新聞本質規律的基礎

“規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是事物運動變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趨勢”。[2]222楊保軍談及新聞傳播規律時指出“新聞傳播規律要探討的問題，就是新聞傳受（傳遞與收受）過程中，傳受之間內在的、穩定的、本質的關系”，并且將新聞傳播過程中的基本規律概括為“選擇律”“效用律”和“接近律”。[3]關于新聞規律的探討雖然是一個不斷深入和發展的過程，但新聞規律的恒定性也表現在具有傳播方法論的意義上。由此看來，新聞編輯理論要以新聞傳播規律為基石，離不開新聞傳播活動本身的研究視角，更重要的是要有系統、理性的理論概括性。然而，當我們以“理論”構建的完備要素對新聞編輯理論進行檢驗時，就會發現新聞編輯理論科學性和規律性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現即為理論與“理念”的混淆。

斯蒂文?小約翰在《傳播理論》中認為：“理論由兩大要素組成――概念和解釋，人類本質上是以概念處理為基礎的動物。概念化基本上是把事物和事件根據觀察到的特質所作的分類。理論的一個目標就是指出有用的概念。概念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貼標簽。我們通常用詞語來識別概念。任何一個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是擁有該理論概念的一套術語”。[4]40通過小約翰對“理論”的解析，我們看到一套科學的理論至少需要具備完備的概念和解釋框架。新聞編輯理論的構建其主要功能是解釋存在于新聞編輯實踐活動背后的規律，而不是替代它們作具體的對象性描述。然而我們發現，在現有的新聞編輯理論中，常常將“理論”與“理念”混淆，以“新聞編輯理念”替代科學的“新聞編輯理論”系統，這就是將理論的構建經驗化的一個最重要的表現。簡單來說，新聞編輯理念是對新聞編輯活動方法、規律、思想的詮釋與升華，它并不具備一套完備的新聞編輯概念和解釋框架。在近十年我國新聞編輯理論研究文獻中，常會看到研究新聞編輯思想、觀念、策略以及對新聞編輯活動的宏觀把握及認知，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新聞編輯活動現象的歸納和提煉，然而卻對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穩定機制或規則滲透不深。

劉九洲認為“人文科學同社會科學一樣，都存在三點研究基點，即基于本體論去回答‘研究什么’；
基于認識論去回答‘如何研究’；
基于目的論去回答‘為什么研究’。在新聞理論教材中，這三種研究基點都是存在的”。[5]2那么在新聞編輯理論中這三點同樣可以作為研究基點。說到底新聞編輯理論研究的應該是新聞編輯實踐活動和現象背后的規律，其基本內容的構成也應當以介紹新聞編輯領域內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論為主。而基于新聞編輯實踐經驗而來的新聞編輯理論，由于較少深入到新聞傳播規律當中，脫離了新聞的本質研究，簡單將新聞編輯活動抽象化就難以在更高層面上對實踐活動進行指導。

（二）新聞編輯實踐注重微觀技術，忽視“專業”思想

在我國雖然新聞編輯實踐活動為新聞編輯理論構建提供了素材，但實踐研究多集中于稿件的微觀操作，如標題制作、版面和圖片編輯；
評論、專題等不同體裁的編輯方法；
時政、經濟、軍事等不同類型新聞的編輯。以上微觀研究雖然內容豐富，但研究狀況整體上看來散雜，切中要害的探討較少，主要表現在新聞從業者依賴于“常識”的積累，新聞編輯實踐與新聞專業主義的分離。

新聞編輯依賴于“常識”從事新聞活動與脫離新聞專業主義有著明顯的因果關系。所謂“常識是指理智正常的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識或信念，它可以用判斷和命題來表示。常識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它是清楚明白的，不需要證明就為人們普遍同意”。[1]新聞編輯研究領域，新聞從業者的研究成果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而長期從事行業內工作的編輯、記者往往憑借自身從業經驗，將新聞活動的慣性思維簡單上升為理論層面，尤其是我國新聞業改制轉型、實行企業化管理后，受到各種外部環境的影響，編輯、記者的新聞專業主義意識也在逐漸缺失。較早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研究的我國學者郭鎮之認為，“專業主義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重要概念，起源于美國，前提是新聞自由。最突出的特點是對新聞客觀性的信念，相信可以從非黨派的、非團體的立場準確報道新聞事實”。[6]因此新聞專業主義就是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新聞從業者所必須持有的新聞職業精神或職業規范。新聞編輯實踐活動是最具體的新聞活動，當然也應恪守新聞專業主義的要求。

此外，我國當前新聞編輯實踐忽視“專業”思想的另一方面表現則是新聞編輯人員與受眾意識的分離。通常認為“編輯工作具有中介性，具有初級信息的受傳者與終級信息傳播者的雙重身份，也正是這種中介性，使新聞編輯在信源提供者和受傳者之間建立起一座傳遞信息的橋梁”。[7]而新聞編輯若是缺乏受眾意識，編輯實踐活動的效果就會降低。新聞活動的本質是社會活動，新聞編輯實踐活動作為新聞活動的主要環節，同樣具有社會屬性，而受眾意識的缺少會造成新聞傳播功能的降低。編輯一味傳達自己的編輯意圖，忽視受眾感受和需求也是新聞編輯理論與實踐活動分歧的重要表現。

（三）新聞編輯理論中的技術主義傾向難以落實于新聞編輯實踐

新聞傳播活動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活動，與社會發展密不可分。隨著新媒體技術的日新月異，新的傳播技術帶來了新聞理論的革新，新聞編輯理論也隨新的技術環境進行創新。然而理論上的新興媒體編輯，新興全息化的編輯室，新的媒介載體及內容生產卻很難在編輯實踐中及時發揮和生效，一方面欠缺相應的技術人才，另一方面相對滯后的網絡經營管理規范和法規也阻礙著新的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理論上的設想和規劃大而無當，對新聞編輯工作的指導作用落后于實際工作的需求?！吨袊鴪髽I》在2009年刊發了史蒂夫?奧汀的文章《全數字化的新聞編輯室近在咫尺》，文章對新型數據新聞編輯室寄予厚望，然而在我國新聞編輯部室改革實踐中能真正做到“近在咫尺”的尚且不多。再者，關于新媒體語境下的新聞編輯研究近幾年來一直屬于熱門領域，但是研究多集中于現象描述，例如編輯的把關力量遭到分化，“公民新聞”對編輯身份的挑戰，編輯主體的“大數據運用”，但具體到實踐方法層面，編輯如何轉型，媒體如何建立數據化的新聞編輯室，如何利用好各類新媒體加強傳播效果往往點到為止，沒有實踐性的材料或案例，理論概括也顯得不到位。

二、新聞編輯理論與當前編輯實踐之間產生分歧的原因

上述新聞編輯理論與新聞編輯實踐之間分歧的原因，在筆者看來主要有兩點，即學理原因和編輯主體自身原因。

（一）學理原因

綜觀我國新聞編輯理論，可以看出其構建通常來自于兩個基礎，第一是基于新聞編輯實踐活動提出的問題而在理論層面對其解決，第二則是跟隨我國社會環境和傳播環境因時而建，但是這樣的構建基礎往往不能對新聞編輯實踐中出現的問題進行符合新聞傳播規律的探討。例如在編輯理論的提出上拋棄了新聞學理論的基礎，不能做出完全符合客觀事實本質的回答，這種理論的構建有著很大的主觀隨意性，也就缺乏了科學理論必須具備的斯蒂文?小約翰所提出的完備的概念和解釋框架。畢竟“理論之所以是理論，并不表現在它能化抽象為具體，借用描述的手段去還原事實，更主要的是它能在描述‘是什么、發生了什么’的基礎上，去說明‘為什么發生’，即找出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系，這就使之具有了解釋能力；
同時它還能回答‘是否還會發生’，即找出同一事物重復的可能性，這就使之具有了預測的能力”。[5]3而跟隨我國社會環境和傳播環境因時而建，這樣的新聞編輯理論其中的科學規律就會被社會話語和技術話語所掩蓋，失去了新聞編輯理論本應具有的獨立品格。

彌建立和歐陽宏生等人在對50年來我國電視新聞編輯理念的嬗變與發展進行梳理時，從社會文化環境、新聞節目構成形態、電視聲畫關系的宏觀層面進行分析，從而得出我國電視新聞編輯理念的流變軌跡。[8]不難看出，社會文化環境即是編輯理論形成的的社會語境，而新聞節目構成形態和電視聲畫關系則屬于具體的實踐層面。

新聞編輯隊伍良莠不齊，特別是高層次專業人員嚴重不足，導致了新聞編輯理論不能夠理想地灌輸于新聞實踐中的新聞編輯人員。新聞編輯研究領域由于重點討論的是新聞編輯實踐過程，這就使得很多新聞從業人員憑借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撰文進行探討，專業知識略強的作者研究尚且深入，而一些并沒有受過良好理論熏陶的作者僅僅是將從業經歷簡單加工描述，這就影響了新聞編輯的整體研究水平，這種情況最直接地后果便是編輯過程中低俗新聞層出不窮。新聞采編和報道的低俗化傾向導致了新聞功能和新聞本性的喪失，而低俗新聞在形式上的表現便是采編缺乏監管。

我國新聞編輯學作為新聞學的一個分支，其研究對象是新聞編輯工作的傳播規律、工作原理和工作方法，既要體現實用性，又要體現科學性，實用性來源于對實踐活動的總結和歸納，科學性則體現在對概念的闡明、問題的論述和規律的揭示等方面。因此，在我國新聞編輯研究中要將經驗的東西上升為方法，將方法上升為方法論。哲學層面上方法論是關于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在新聞編輯學中，這種方法論則表現為如何更科學地、系統地探索新聞編輯活動背后的規律，終歸都離不開理論的支撐。然而如前所述，我國新聞編輯學有一定的實用主義的傾向，大量停留在什么是新聞編輯？編輯流程有哪些？以及如何操作上，少有從理論上對編輯活動做系統的總結。劉九洲在《新聞理論基礎》一書中談及每一科學的知識進程都表現為“范疇―范疇邏輯系統―理論―學說”。[5]29我國新聞編輯學的構建若是依照一定的范疇體系進行，也不失為一種可能性的選擇。

從上述新聞編輯學的研究對象來看，新聞編輯活動最基本的范疇可以概括為：新聞事實、編輯主體、編輯過程和新聞產品。新聞事實作為新聞編輯理論范疇邏輯系統的起點，規定著新聞編輯一般原則、特點等方面；
編輯主體則規定著編輯工作者的基本素養層面；
編輯過程作為編輯活動的實踐層面規定著新聞編輯的規律、方法、技巧等方面；
而新聞產品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則包括了新聞稿件、新聞圖片、網絡電視廣播的節目素材等。由這些基本范疇所構成的新聞編輯范疇邏輯系統最終形成新聞編輯理論的框架。

在新聞編輯領域，新聞編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任重而道遠，尤其是在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興媒體環境下，完善的新聞編輯理論與新的實踐內容尚需要更深入和切合的研究。

參考文獻：

[1]周曉亮.西方近代認識論論綱：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J].哲學研究，2003（10）.

[2]陶富源.實踐主導論：哲學的前沿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書版社，2001.

[3]楊保軍.試論新聞傳播規律[J].國際新聞界，2005（1）.

[4]（美）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M].陳德民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5]劉九洲.新聞理論基礎[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6]郭鎮之.輿論監督與西方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J].國際新聞界，1999（5）.

新聞法學論文范文第3篇

一、接受美學概述

接受美學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在聯邦德國的一種美學思潮，是由德國康茨坦斯大學的文藝學教授堯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學概念。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從受眾出發，從接受出發的，從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眾所接受的審美需求。

接受美學方法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堯斯和伊澤爾，他們主張美學研究應該把焦點集中在讀者對作品的接受范圍、對作品所做出的反應程度、讀者進行閱讀作品的過程和讀者自己所擁有的審美經驗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學的社會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學的過程中還應該要通過問答的方式以及同時進行解釋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創作與接受和作者、作品、讀者之間的動態交往過程，這就要求能夠把文學史從實證主義的死路中引出來，并要把審美經驗方在歷史和社會的條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學方法論有其獨特的理論觀點，這是由于接受美學擁有自己的特的理論基礎。由于接受美學的理論家是反對19世紀的歷史客觀主義的，其主要是反對文學作品具有客觀的永恒不變的含義或意義。他們認為這種歷史性質的研究是一種隨著人們認識的增長而在不斷變化的對經驗的研究，歷史研究者同樣不可避免的被歷史條件所制約著，這一歷史觀是接受美學文學史觀的基礎。堯斯在研究接受美學的過程中把結構思想與歷史思想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他認為作品的結構是文學創作整個過程中更高級的結構，而接受是在作品的歷史系列與公眾態度系列之間的矛盾運動中產生的一種過程，在此構成中形成了審美。不僅如此，堯斯還引進了許多不同科學哲學家的概念與觀點，并把這些概念及觀點融入到接受美學的概念里，擴展了接受美學新的范疇，這便為接受美學劃定出了一個嶄新而獨特的研究領域。

堯斯認為接受美學是研究讀者對文學的接受與讀者受到影響的可能性，比如說是像對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樣，要深入并系統地研究讀者在有效的文學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而且要把讀者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之一。

堯斯并把這些觀點的主要內容分了幾個方面：第一，接受美學研究者現在逐漸注意到了一個過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實，就是文學作品是為讀者閱讀而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和其美學價值是要通過閱讀表現出來的。堯斯用接受美學表述這個事實，就是當一部作品只有經過讀者閱讀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夠成為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備的文學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讀者在接受作品的過程中不是在被動的接受和反應，而讀者是主動的能動的推動著文學創造，所以說讀者的接受與反應也是推動文學創造，促進文學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第三，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會效果是積極還是消極，是熱烈還是冷淡，都是由讀者的閱讀活動所決定的，同時也會取決于作品的性質。即使同一個讀者閱讀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閱讀也會產生不同的解釋。由此可以看到，文學的接受活動，不僅被作品性質的制約著，也受讀者的制約。最后，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讀者在接受過程中對文學作品所產生的影響是由個人因素所決定的。受眾自身的生活經歷具有其特殊性，受眾的藝術修養、個人氣質、藝術趣味、教養及知識程度、家庭環境等影響著受眾對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審美層次。

接受美學強調著受眾的接受與受眾的審美，其反對形而上學的研究文學藝術，而是重視讀者的積極參與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礎上開拓了注重讀者對作品的影響與作用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接受美學使人們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問題，可以說是對文學研究領域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一個重要貢獻，而其也在處在一個多元化的發展過程中。

二、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傳播的影響

隨著新聞傳播活動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追求對新聞內容的審美表達，由于新聞的真實與美感有一定的內在聯系，而且美感是新聞真實的較高品位，因此受眾在接受新聞內容時就把美感也作為新聞是否真實的一個評判標準了。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受眾理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接受美學把讀者作為了一部新聞作品的主體，因為無論任何的文本只有經過了讀者的閱讀才能成真正意義上的成品。接受美學在一定程度可以說就是讀者受眾學，在接受美學中受眾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聞作品沒有讀者進行閱讀，就不能成為真正的新聞作品，所以說讀者在新聞作品的創造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新聞信息并不是由傳播者單方面傳播給受眾的，而是由傳播者與受眾之間進行一定的互動過程而完成傳播活動的，并且受眾也不是全盤的接受新聞信息的，而是有選擇有目的的進行接受的。所以我們要用接受美學方法論去剖析受眾心理與新聞傳播原理。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功能理論也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接受美學非常重視審美接受與交流，因為新聞傳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溝通與相互聯系的基礎上的。新聞傳播功能是新聞媒體功能的一種延伸，新聞媒體要滿足不同受眾群對新聞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聞信息加以區分，因此也就要求新聞傳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樣性與變通能力來滿足受眾的審美需求。如果新聞傳播內容具有很強的現場真實感、時效性、更加貼近受眾的生活、新聞信息的傳播方式更加多樣化、傳播內容也更為豐富，這樣帶給受眾更為強大的視覺沖擊力，帶給受眾更多的愉悅感，受眾就越能夠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聞信息，這樣新聞信息也就更加具備審美價值。以新聞受眾的接受效果和審美趣味與需求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發揮新聞傳播活動的審美影響力的主要途徑。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寫作理論也具有一定的影響。根據接受美學方法論的理論觀點，受眾閱讀理解新聞信息的過程中，新聞文本中的不同情節或詞語都有可能引發出與讀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經驗，因而引起讀者對新聞本身的閱讀期待。文學創作與讀者及新聞信息傳播與受眾之間的關系其實都是一種雙向性的關系，因為從整個活動的全過程來看，文學、新聞寫作和文學、新聞反饋也是一種雙向性的同構關系。無論是新聞采訪與寫作的前期工作還是其活動過程甚至是其工作結束時，都不程度的受到受眾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眾審美需求、審美意向的制約和限制。在接受審美的理論原則中，新聞寫作必須面對受眾的期待視野，并以此為出發點，在藝術形式上講求審美創造，使受眾能夠在接受新聞信息時獲得審美愉悅。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價值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新聞價值指的是一則新聞所產生的社會效應。社會效益強烈的新聞，其新聞價值較大。社會效益小，其新聞價值就小。”①從接受美學理論上說，新聞價值實質上就是接受效果的問題，也就是說新聞事實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受眾對信息的需求。新聞價值受到讀者對新聞傳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應的影響，受眾的審美取向也是決定新聞價值的一個因素。

接受美學對新聞傳播學的各個方面都具有潛在且深刻的影響，新聞傳播學對接受美學方法論的借鑒，使其在發展上擁有了更大的空間。

三、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傳播學的啟示與意義

接受美學方法論主張新聞傳播活動一定要以讀者為中心，把讀者受眾放在主體位置上，要走向讀者受眾的內心世界與審美取向，這就為新聞傳播學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滿足受眾需求，達到受眾審美標準，就一定要注意到受眾群體的差別，受眾群體的不同層次，因為不同的受眾擁有不同的“期待視界”，進而對新聞傳播的信息內容也就擁有不同解讀方式。受眾對新聞傳播的信息內容的接受與理解符合了接受審美的理論觀點，受眾的審美需求和接受過程是一種意義上的能動的藝術審美再創造過程。

轉貼于

由于受眾自身的差異造成了許多不同點，比如受眾個人心理結構有所不同那么受眾對新聞傳播信息的要求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受眾對待人生的態度及對待生活的態度不同那么受眾就會要求新聞信息的內容有所不同；
受眾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或信仰不同就會要求新聞傳播信息的方式、結構、內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這些差異與不同表明受眾自身會擁有自己鮮明的個性，他們對事物會有自己的觀點，這樣對于不同的傳播內容會有不同的反應和理解。由于傳播工具能夠讓受眾產生某種全新的觀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現有的觀念或思想，這樣就改變了受眾已存在的態度。由此，傳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圍內為整個社會樹立了文化規范，人們在看待某種事物時，就會受到傳播工具在某范圍內所樹立的文化規范的影響。

接受美學認為新聞傳播效果是有兩個因素決定的，一個是新聞傳播信息本身的美學內涵，一個是讀者受眾能動的接受程度。新聞傳播信息的審美內涵就是新聞內容所產生的功能與效果，以及滿足受眾對新聞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學還認為受眾的能動作用決定著新聞傳播信息的地位和價值，還決定著新聞信息傳播的效果與影響。

新聞法學論文范文第4篇

研究現狀

在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誕生之后的整20年間（1983～2003），由于其發展僅局限于對外宣傳，在國內影響不大，因此在這一時段對之研究近乎空白。從2003年起，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我國逐漸呈“遍地開花”的發展態勢，儼然成為一種時代潮流，實踐的勃興呼喚相關理論的支撐和指導，實踐的蔚然成風使得相關問題成為目前國內學術界研究的“熱點”。

與實踐相呼應，從2003年6月份起新聞發言人制度研究隨之而起，直到2004年底可稱之為新聞發言人制度研究的“啟動階段”――表現在中國期刊網上收錄的研究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論文顯著增多，共有40篇左右。③我們還可從網絡媒體的極大關注，“理論人”的理性追問和“實踐人”的現身說法三方面勾勒出本階段研究的大致狀貌：一是各大網站對“新聞發言人制度”表現出極大熱情，既有相關動態資訊報道和常識性介紹，又有理論探討和爭鳴，如五洲傳媒網和中國網兩家網站都設有“新聞發言人制度”專欄；
二是《鄭州大學學報》在2004年9月刊載了一組由國內知名學者喻國明、陳力丹等執筆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相關理論問題研究》筆談，“無論是對我們為什么需要新聞發言人的追問，對馬克思關于人民政權建設思想的溯源，還是對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實施過程中的困境的憂慮，以及對新聞發言人與政府形象進行科學定位的思考”④，都能從某一側面觸及問題實質，將研究引向深入；
三是《新聞記者》開辟《新聞發言人天地》專欄，并于年末最后一期啟動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焦揚主講的“新聞發言人實務系列講座”，較為系統地介紹相關理論及實戰技巧。

整個2005年可以說是新聞發言人制度研究的“提升發展階段”――不僅表現在中國期刊網上收錄的研究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論文數量穩中有升，共有50篇左右，更重要的是，涌現出了一批有份量的理論文章和專著。該階段新聞發言人制度研究最大的特點是學術界結束了此前的散兵游勇式的作戰方式，學者們以團隊協作的形式聯合攻關，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代表性的有：第一，陸續出版了一批理論與實踐結合、學理分析和經驗歸納并重的教材和專著。如《政府的媒體公關與新聞》⑤、《新聞發言人理論與實務》⑥以及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策劃的一套“新聞發言人系列教材”，目前已出版的有《新聞發言人理論與實踐》、《新聞發言人實務》、《中外新聞制度比較》和《危機傳播管理》等；
第二，有關新聞發言人制度研究的課題組取得了不少重量級的成果。如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聞發言人與會研究”課題，課題組于2005年8月在《今傳媒》上發表了以《中國政府執政能力與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為題的階段性成果；
第三，當對局部和枝節問題有了深入洞察后，理論整合便成必然。人民日報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新聞與新聞發言人實務》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面世的。這部洋洋數百萬言的大型專業書籍，從現代社會對政府工作透明度的要求，以及新聞傳播的基本原則入手，對新聞發言人制度基本框架的建構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和探索，涵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理論、實務和案例研究等多個領域，有較高的理論性、實用性和可讀性。⑦

文獻綜述

截至2005年底，關于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著眼于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涵義、發展軌跡及其賴以存在發展的社會條件

匡正對“新聞發言人制度”概念的認識，是進行相關研究的邏輯出發點。代表性的觀點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和學者喻國明所多次強調的：“新聞發言人不是人，而是一種制度”，必須不斷完善這種制度，才能充分保障它發揮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是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真正傳播主體，新聞發言人只是“被授權的代言人”，政府在賦予發言人權利的同時必須承擔責任。陳力丹從對馬克思關于人民政權建設思想的溯源中，認為新聞發言人制度是馬克思人民政權建設的一個基本觀點，其設立應當是社會公仆向社會主人――人民報告工作的一種日常形式。⑧對基本概念的這種認識使新聞發言人制度研究建立在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基礎之上。

學者們對新聞發言人制度歷史的梳理，大多視野開闊，將新聞發言人制度在中國20年來的發展歷程置于該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美國）歷時演進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強烈的對比凸顯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我國起步較晚、亟待規范的現狀，有助于喚起我們加速推進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的緊迫感；
另一方面，也給我們研究和實施新聞發言人制度提供了有益的視角和許多可資借鑒的經驗。

對于新聞發言人制度得以在我國蓬勃發展的原因，學者們將之歸結為以下社會條件：①國家意識形態調整、政治體制改革背景下加強民主建設的必然要求。中央領導集體“執政為民”思想的全面鋪開，政府職能向“服務型”的全面轉型，為新聞發言人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②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中與世界接軌的必然要求；
③滿足公眾知情權的需要；
④我國大眾傳媒業的長足發展，新聞傳媒越來越倚重政府作為重要消息來源，政府亦重視通過媒體加強其話語影響力；
⑤突發事件的催化。

2.著眼于新聞發言人制度的作用和意義

這方面研究可謂學界之述備矣，且比較科學全面，因此，大部分學者對此盡管文字表述各有千秋，但多觀點類同，筆者將之綜述為以下三點：①政府和公眾溝通的主渠道――以制度保障公眾知情權；
②政府媒體公關的主戰場――以塑造和優化政府形象；
③應對危機情形的主途徑――以規避媒體事件的發生。

3.著眼于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法律依據與法律保障

據筆者粗略統計，在研究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論文中，約有40%左右的文章提及制約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進一步發展的瓶頸之一是法律根基的薄弱，而且，從該角度研究的作者無一例外呼吁加快我國相關立法的進程，并指出法制化是保證新聞發言人制度良性運作的必然選擇。國內學者對此的探討集中于以下兩點：一是與新聞發言人制度密切相關的“信息自由權”、“知情權”、“信息公開之義務”的法律依據；
二是以信息公開、信息自由為立法旨趣的法律保障。由于美國是世界上對公民信息自由權的法律認可和法律保障法典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因此大部分學者在研究時，采取與美國相關方面進行橫向比較的方法，習鑒他人，醒省自己，通過學習和借鑒美國成熟、完備的法律規制，審視和反思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之欠缺。

4.著眼于危機傳播和政治傳播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

在陳力丹《2005年新聞傳播學研究綜述》⑨中歸納的該年度新聞傳播研究的10個話題中，有兩個話題即危機傳播和政治傳播涉及新聞發言人制度，因為它們均為新聞發言人制度的上位階概念。關于前者，他認為：“如果說，兩年前的危機傳播理論還停留在‘謠言止于公開’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機傳播已經進入詳盡分析危機信息流障礙和總結危機事件傳播規律的階段?！标P于后者，由清華大學“新聞發言人與會研究”課題組提出的“新聞執政”在本年度已成為政治傳播領域的一個新口號，陳力丹指出，意欲實現“口號”向現實的轉變，必須有觀念上的深刻認識作為保障，即“法治化的管理觀念在先”。這也印證了上述第三條的綜述結果。

5.著眼于新聞發言人制度“術”的研究

新聞發言人制度重在實戰，因此對其操作要領、實踐技巧進行了詳細介紹，對其實施流程、微觀運作進行細致剖析，自然成為對之進行研究的重要領域。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①新聞發言人的素質和能力，前者如政治素質、媒介素質、文化素質和心理素質等，后者如合理操控媒體的能力、交際溝通能力、危機駕馭能力等；
②各種新聞形式（如新聞會、記者招待會、新聞吹風會等）的運作程序和操作技巧；
③新聞發言人的媒體形象設計，如屏幕形象設計、非語言符號把握等。

存在的不足及建議

基于上述綜述，筆者認為目前學界對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研究存在著兩點不足：

第一，廣度尚可，深度不足。經過學者們三年多的開拓性工作，對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各個方面均有所觸及，但理論深度明顯不夠，主要表現在介紹性的論文占了很大比重，理論創新性文章屈指可數。例如在介紹美國相關制度及法律時，缺乏應有的理性批判精神，似乎給人以這樣的結論：步美國后塵，仿效其做法，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困境即可迎刃而解，其錯誤傾向不言而喻。

第二，理論與實踐結合松散。如前所述，新聞發言人制度重在實戰，但實踐必須建立在科學理論基礎之上。正如許多研究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專著冠之以“理論與實踐”的書名，但由于它們多是應“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之急需而作，過分追求實用性和工具性，大多沒能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理論和實踐結合不緊，甚至脫節。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在研究新聞發言人制度時，應以理論界定為邏輯起點，以理論闡釋和理論創新為研究重心，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其在當代中國的實踐對策與實戰技能為旨歸。正如費爾巴哈在《遺留的格言》中所說：作為起源，實踐先于理論；
一旦把實踐提高到理論的水平，理論就領先于實踐。而要實現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理論創新，筆者認為可從以下三個角度入手：

1.對新聞發言人制度進行交叉學科透視

新聞發言人制度實際上有諸多學科支撐著，主要涉及政治學、傳播學、新聞學、公共關系學、宣傳學、輿論學、組織行為學、語言學等方面的知識。對新聞發言人制度進行交叉學科透視，就是要整合政治傳播學、新聞傳播學、政府公關學、輿論宣傳學、公關語言學等內容對本課題做出科學解答，亦即以“新聞發言人制度”為核心，從以上交叉學科角度對之進行全方位理論掃描和透視，方能全面把握其理論內涵和實踐對策。如前所述，學界對此雖有所觸及，但大多是借新聞發言人制度之瓶裝相關理論之酒，缺乏深度融合后的理論生成和創新?？梢哉f，從此角度剖析新聞發言人制度，目前學界只是站在起跑線上，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核心研究與邊緣研究并重

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構成理論，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正式規則具有國際慣例的共同性質，有良好的外國模式可資借鑒或移植，但非正式約束由于其歷史傳承性和文化積淀性，將其進行配套移植是愚蠢的，更是不可行的。因此，不能把新聞發言人制度變遷或創新僅僅看成是法律法規條文的變遷或創新，學界還應重視對非正式規則的研究和探索，以促進相應的文化建設、觀念轉型及制度環境營造。

3.中國傳統文化對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理論滋養

辯證法有一個著名的原理：歷史與未來兩極相通，即探究歷史規律、把握今時實踐與預測未來趨勢有邏輯上的內在統一性。因為“現代既可以看做是傳統的對立面，也可以看做是傳統的延續體”⑩，尤其在我們這樣一個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度，要實現新聞發言人制度研究的理論創新，可從先哲圣賢的思想寶庫里汲取與當代新聞發言人制度實踐相契合的有價值的思想因子。例如，由清華課題組提出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運作規約之“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就有很大的理論挖掘空間和闡釋意義。再如，新聞發言人制度具有很多雙重屬性，如信息服務與輿論引導、設置公眾議程與滿足公眾知情權等等，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和觀念”、“和諧思想”可為新聞發言人妥善處理以上矛盾提供豐富的理論滋養。從此視角切入，無論對政治傳播本土化的理論建構，還是對當下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都大有裨益。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文系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傳統‘和諧觀’的現代價值”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釋：

（1）陳宗林：《中國新聞發言人群體脫穎而出》，《開放潮》2003年11~12期

（2）薛凱：《“國新辦”新聞背后的新聞》，《半月談》2006年第1期

（3）王展:《新聞發言人制度研究(2003-2004)述評》，《今傳媒》2005年第7期

（4）《新聞發言人制度相關理論問題研究（筆談）》，《鄭州大學學報》2004年9月

（5）［美］瑪格萊特?蘇麗文：《政府的媒體公關與新聞――一個發言人的必備手冊》，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6）杜江主編：《新聞發言人理論與實務》，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7）高鋼、孫聚成：《新聞與新聞發言人實務》，人民日報出版社2005年版

（8）陳力丹：《健全對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監察和限權機制》，《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9月

新聞法學論文范文第5篇

新聞教育熱為新聞媒體培養了大量人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同時也伴隨著是來自業界和學界不絕于耳的批評之聲，矛頭直指各大學新聞院系的新聞教學在教學體系、科學研究、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存在的許多問題。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新聞教學內容與新聞媒體實踐嚴重脫節。對此，無論是新聞業界還是學界都不斷有人撰文討論，直陳弊害。但這些討論幾乎都是“定性研究”，因此，對高校新聞教學與媒體接軌狀況的實證研究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本研究旨在開掘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它將細致地呈現新聞院系的學生、教師以及媒體從業人員（主要是記者和編輯）對當前新聞教育中理論和實踐關系的認識?！掇o?！穼虒W的定義是：“教學指學校工作中由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共同組成的活動?！雹僖虼?，教學應該是一種師生平等的共同活動。而以前有關新聞教育的討論多是新聞院系的教師或媒體從業人員操控話語權。這里隱含的意思是說，我們將重點討論作為新聞教學活動主體的學生對新聞教育中理論與實踐的認識。第二，現行新聞教育與媒體是否脫節？新聞教育是否應該與媒體接軌，怎樣接軌？我們將通過實證調查來比較學生、教師和媒體從業人員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的異同，為以后的新聞教育改革提供一些依據。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問卷調查作為研究方法。通過問卷調查獲取新聞院系師生及媒體從業人員關于高校新聞教學與媒體接軌狀況的實證數據，再作進一步的統計分析。本研究的調查問卷共包括7個部分：“總體狀況”、“課程設置”、“教學方式”、“師資隊伍建設”、“實習實踐”、“與媒體的聯系”以及“個人基本信息”。

（二）樣本選取。采用配額抽樣法。學生樣本來自于四川、重慶、湖南、湖北、陜西、北京、上海和廣東12所高校的新聞院系，主要由西華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生通過在全國各地的同學這一人際傳播網絡來發放問卷；
媒體從業人員的樣本則來自于四川、重慶、湖南、江西和廣東各省市的省級和地市級媒體；
教師樣本來自四川、重慶、湖南、湖北、陜西、北京和廣東部分高校。抽樣時，主要考慮了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我們決定抽取400人來進行調查。其次，按教師、學生和媒體從業人員身份進行配額，教師和媒體從業人員各50人，學生300人。第三，考慮到大一學生對專業認知尚不全面，研究生數量總體較少，所以我們對學生按年級進行配額，樣本中有大一及研究生各50人，大二、大三和大四學生共200人。發放問卷400份，回收有效問卷366份（其中學生277份，教師40份，媒體從業人員49份），有效問卷率為91.5%。

（三）變量設置。本研究的主要變量有“職業身份”、“滿意程度”、“課程設置”、“師資隊伍建設”、“實習實踐”、“專業背景”等，依靠這些變量的關系，可以勾畫出當前新聞教育的真實狀況。

三、數據分析及討論

1.對當前大學新聞教育的滿意程度

對新聞教育的滿意程度，我們對被調查者進行了提問。請他們為當前的大學新聞教育打分，滿分為10分。分值對應的滿意程度分別為：非常滿意8-10分，較為滿意6-8分，滿意4-6分，不滿意2-4分，非常不滿意0-2分。由此可以計算出一個指標——相對滿意程度分值。相對滿意程度分=（學生滿意程度平均分+教師滿意程度平均分+媒體從業人員滿意程度平均分）÷3，由相對滿意程度分值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對當前大學新聞教育滿意程度的較為客觀的評價。

調查結果顯示，對當前大學新聞教育的相對滿意程度分為6.05。其中學生的滿意程度平均分值為6.41,教師為6.1,媒體從業人員為5.63。對于學生的滿意度，我們進一步分析了來自不同院校的學生的差異。我們把277位學生樣本按院校級別進行統計，結果發現，來自一類本科院校的學生為125人，所占比例為45.1%，二類本科院校的學生為152人，所占比例為54.9%，這說明對樣本在不同院系這個變量上進一步分析是有意義的。統計結果表明：一本院校的學生對學校新聞教育的滿意程度普遍高于二本院校，平均分值分別為6.54和6.28,但兩者的區分度并不大。對于媒體從業人員，此次調查還設計了這樣的問題：您認為現在新聞專業畢業的學生，能滿足媒體的需求嗎？回答能夠的占27.6%,回答不能的占72.4%。由此看來，當前大學的新聞教育與媒體的需求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這意味著，從新聞專業畢業的學生有一大半部分達不到新聞媒體的要求。難怪有人形容現在新聞教學與新聞媒體是“各行其是，互不相干”。高校按自己的模式培養學生，新聞媒體則以自己的需求招聘員工。

在對當前的大學新聞教育與媒體需求是否脫節這個問題上，無論老師、學生還是媒體從業人員，有2/3以上的人給以肯定的回答，認為當前新聞教育的改革方向是學校教育應與媒體的需求接軌。學生、教師和媒體從業人員均有一個共同的要求：高校與媒體應多交流和溝通。在調查中問到“新聞專業畢業生在新聞工作中的主要缺陷”時，86.6%的人認為新聞專業畢業生一是缺少采、寫、編、評的實踐經驗，不能及時上手，缺乏獨立采訪的能力。二是社會環境適應能力差，不能正確處理人際關系。對于前者，我們認為，這與現在的高校與新聞媒體單位溝通較少，學生到媒體實習的機會不多，實習的時間不足，缺乏足夠的經驗積累有關。統計結果顯示，有51.7%的學生不清楚新聞媒體里的具體工作要求；
有16.4%的學生完全不知道他現在所學能否達到新聞媒體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從職業要求的角度看，部分學生自身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當然，作為教育機構的學校，應該對這種情況負有相應責任。而后者，則應由學校、學生和家長共同努力加以改變，以適應新聞媒體的職業需要。在對媒體從業人員的調查中，當問及新聞專業畢業生應該怎樣去彌補缺陷時，有80.6%的人認為學生應利用一切機會，盡量多參加新聞媒體的實習和實踐。他們建議，新聞專業的學生，不應把目光局限于書本的固定模式上，既要有創新精神，又要打好基本功，以防止眼高手低。

2.新聞教育中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清華大學的李彬教授認為，我國的新聞教育一直在兩極間擺動，一極是實踐的需求，一極是理論的訴求。一般意義上講，新聞教育及新聞研究一直主張理論聯系實際，追求兩極之間的平衡。②實際的情況究竟怎樣呢？

此次調查我們設計了這樣一些問題：針對學生的問題是“如果讓您自己選擇專業課程，你會選擇哪種類型？”選擇項分別是實踐型、理論型、理論+實踐的綜合型；
針對教師的問題是“您認為新聞專業的課程設置應該是怎樣的？”選項分別是注重實踐、注重理論、兩者并重；
針對媒體從業人員的問題是“您認為現在新聞媒體最需要的是哪種類型的人才？”選項分別是理論型、實踐型、理論+實踐的綜合型。統計結果表明無論學生、教師還是媒體從業人員，絕大多數都傾向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新聞教育的發展方向（具體統計數據見下表。這也印證了“兩極平衡”的判斷是準確客觀的。同時應當看到，在新聞業界和教育界，偏重實踐的主張也占有相當的比例。

3.新聞教育中的課程設置及教學方式

據樣本統計結果顯示，新聞專業當前所開設的課程，純理論課為61.5%，實踐操作課為9.7%，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課程為28.8%。

這表明前面所提到的我國新聞教育界一貫主張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兩極平衡”理論在具體的操作實施中并未真正完全得到體現。我們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較為復雜：

首先是歷史原因。美國學者羅杰斯在《傳播學史》一書中介紹，將新聞學開拓成為一個合法的大學學科的“老爸”布萊爾，20世紀初在美國的威斯康星大學對新聞教育作了這樣的設計：在4年期的大學課程中，新聞學方面的課程只占1/4，其余3/4的課程都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課程。布萊爾這種加強專業基礎教育的課程結構觀較為合理，最終成為美國大部分新聞學院所接受的“鑒定標準”。③新聞學傳入我國以后，布萊爾這種課程結構觀也同樣被國內新聞學院所接受，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卻出現了重人文科學而輕社會科學的傾向。建國后，很多學校的新聞專業往往設在中文系，爾后獨立為新聞傳播院系。因此，出于歷史慣性，文學類的課程占有相當的比例。此次調查表明，在人文社科類的基礎課中，開設了文學專業課的學校占樣本總數的78.8%，開設了心理學專業課的學校占樣本總數的32.7%，開設了社會學專業課的學校占樣本總數的34%，開設了哲學類課程的學校占樣本總數的47.3%，開設了法律和經濟學課程的學校占樣本總數的23.5%。由此可見，文學類課程偏多，而媒體急需的社會、法律、經濟學等偏重于實踐的基礎課程設置相對不足。另一方面，為了培養創新人才，1998年以后，本科專業的學時總數不斷壓縮。在學時壓縮的情況下，學校公共課如馬列原理、外語等不能減，最后只能削減某些專業課的課時或者砍掉某些人文社科基礎課。在課時減少的情況下，教師為了完成教學計劃，一些理論+實踐的課程就變成了以講授理論為主的課程，這就造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在實際操作中大打折扣。

就新聞專業課的教學方式而言。我們發現“教師講、學生記”的“講授法”依然是大學新聞教育的主流，“案例教學法”和“討論法”開始在專業課程教學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樣本統計結果顯示，在新聞專業課的教學活動中，“講授法”占樣本總數的46.9%，“討論法”占27.8%，“案例法”占14.1%，其他教學方式占11.2%。

然而，當問及學生希望老師采用怎樣的授課方式時，有58.2%的學生“希望在課堂上能與老師共同討論，老師給我們指導”，有32.4%的學生“希望老師多分析案例”，只有2.2%的學生接受“老師講課，我們記筆記”，其他類型占7.2%。由此可見，新聞教育的教學方式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四、結論與思考

以上調查結果顯示，當前的大學新聞教育與媒體需求脫節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無論教師、學生還是媒體從業人員，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為當前新聞教育的改革方向是學校教育應與媒體的需求接軌。造成大學新聞教育與媒體需求脫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象很多學者指出的那樣，大學新聞院系在教育觀念、課程設置、師資隊伍建設和教學手段上確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如果新聞媒體把新聞專業的畢業生不適合其需求的責任完全推給高校是不科學的、也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媒體自身也擔負有培養人才的重任，就象醫院必須要給醫學院畢業的學生提供一個成長的平臺一樣。所以，接軌不是學校單方面的一相情愿，媒體也應承擔培養合格新聞人才相應的責任。

眾所周知，傳媒產業的高速發展，使我國的新聞實踐走在了新聞理論的前面，因此高校新聞院系所培養的學生暫時不能適合媒體需要也是正常的。要改善這種狀況，一方面要求大學新聞院系應立足傳媒發展現實，更新教育觀念，在課程設置、師資隊伍建設和教學手段上進行改革，以適應傳媒產業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新聞媒體應主動與高校進行交流和溝通，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業務交流方面開展廣泛合作，真正達到新聞教育與媒體接軌，實現二者共贏。

注釋

《辭?！?，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57頁

李彬：《新聞教育：重思理論與實踐的辨證關系》，《視聽界》2007年第4期

[美]E.M.羅杰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