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學旅行心得體會【五篇】

中國是一個旅游大國，目前正處于旅游業迅猛發展的階段，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游客人數均不斷增長。文化上的差異使得中國人的傳統理念和行為方式與其他國家的居民有很大的差異。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國，中國的旅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研學旅行心得體會【五篇】,供大家參考。

研學旅行心得體會范文第1篇

關鍵詞：跨文化研究 旅游研究 綜述

中國是一個旅游大國，目前正處于旅游業迅猛發展的階段，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游客人數均不斷增長。文化上的差異使得中國人的傳統理念和行為方式與其他國家的居民有很大的差異。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國，中國的旅游吸引物絕大多數是屬于文化類的。這就決定了文化因素在中國當代旅游活動及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性，也為旅游在文化領域的研究提出了許多重要課題和研究方向。鑒于旅游的跨學科性和文化這一概念的復雜性，旅游在文化領域的研究也是相當寬泛而復雜的。本文旨在對東西方學界與文化相關的旅游研究進行梳理，以期對旅游跨文化進一步的研究打下理論基石。

一、西方旅游跨文化研究

西方的旅游研究大多都是以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視角來進行的，注重以人為本，因此與旅游者相關的心理和行為方面的研究就成為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在國外旅游研究文獻中占有很大的份額。上世紀90年代西方研究者就已經開始關注文化因素對旅游者心理和行為的影響了。Kim（1998）認為，跨文化研究之所以得到學界的重視,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的文化和種族多樣性得到認同；
另一方面，社會科學領域內出現了更廣泛的哲學和方法論的趨向，如后現代主義、現象學等。但他同時也指出，旅游跨文化研究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在個人旅游行為和決策方面，Abraham Pizam等（1999）提出，人們的旅游決策在受到心理需求和欲望的影響之外，也會受到個人之外其他因素的影響，會受到他人的影響。他們建立的模型將影響旅游者決策的社會因素劃分為4個主要范疇：角色及家庭影響（Role and Family Influence）、參照人群（Reference Groups）、社會階層（Social Classes）、以及文化與亞文化（Culture and Subculture）。但這一模型忽略了其他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外部刺激因素。Mathieson and Wall (1982) 提出的行為模型里，將決策制定的過程分為5個主要階段：即感到有旅游的需求和欲望、信息搜集和評估、旅游決策、旅游準備和旅游體驗、旅游滿意度評價。這一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在旅行特點中似乎都忽略了“休假類型（type of holiday）”。盡管有局限性，該模型的設計足以顯示旅游的影響就是旅游者決策的結果，并認識到了旅游的影響是動態的，隨目的地特點、旅行特點及旅游者個性及行為特點的改變而改變。

國外學者還采用直接法和間接法兩種途徑對跨文化旅游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梁雪松等，2006）。研究者試圖通過直接法來驗證旅游者行為存在差異的結果。Sheldon和Fox（1988）則認為：與美國和加拿大游客相比，日本游客在目的地的選擇上受食品服務的影響更大一些。而間接法則是從目的地居民和旅游服務者――從業者對各國旅游者的看法上來了解文化差異。一些研究結果顯示，墨西哥人對美國人的總體印象是“美國人的典型特征是小心、算計、目的性強且花錢謹慎”。瑞典游客給人的印象是吝嗇，法國和意大利游客則被評價為很刻薄。而國外對于中國游客的印象多是“隨身攜帶大筆美金，對名牌產品特別偏愛”，等等。

目前，西方關于旅游者行為的研究已經出現了專題化的傾向。研究者們對旅游動機和游客滿意度較為關注，因此在這兩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較多。但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關于旅游動機跨文化的研究成果相對較為豐富。這些研究往往會在理論的基礎上設計測量量表，一般使用T檢驗、方差分析技術等多種方法對來自不同國家旅游者各種情境下的旅游動機作比較分析和研究。

總體來說，西方在旅游跨文化領域的研究相對也比較缺乏。隨著國際旅游的不斷發展和不同文化日益頻繁的接觸幾率，這方面的研究已經體現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也將會成為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研究方向。

二、中國旅游跨文化研究

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推動旅游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逐漸走向成熟。隨著國內旅游業的迅猛發展，在入境旅游者與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間日益頻繁的交流和互動過程中，會產生許多文化上的沖突和碰撞。在2000-2009年間《旅游學刊》上的1526篇研究文獻中，已經呈現出研究關注的重心從經濟效益向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轉向的趨勢。目前國內關于旅游者行為的研究相對還比較缺乏，研究深度不夠，也沒有取得什么理論上的突破。關于生態旅游、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旅游形象、文化旅游等問題的研究雖仍十分有限，但正在不斷深入發展之中。在《旅游學刊》這10年的文獻中模糊搜索與“文化”相關的文獻，有效結果（除新聞會議通知之外的學術研究文獻）共有196篇，占文獻總量的12.84%。其中以關于文化資源和遺產的開發保護研究居多，據筆者粗略的統計共有25篇，此外還有文化旅游（5篇）、旅游對目的地社會文化方面的影響（5篇）、跨文化比較研究（3篇）、旅游文化（3篇）、游客滿意度（3篇）等。

（一） 旅游跨文化比較方法研究

國內對旅游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到目前為止還十分有限，中國學術期刊網全文數據庫2000-2009年的全部期刊當中，關于跨文化旅游研究的文獻僅有309篇，且研究重點在旅游翻譯及方法（65篇）以上；
核心期刊上的相關文獻共有73篇，其中關于旅游翻譯的文獻也占到8篇，其次為跨文化意識（6篇），跨文化交際（6篇），以及跨文化差異、比較分析、旅游影響、旅游行為、旅游態度等；
我國旅游學術界權威核心期刊《旅游學刊》上的相關文獻僅為9篇，主要研究重點是旅游態度、跨文化和旅游行為。關于比較方法的研究幾乎為零。到了2010年，這方面的研究也僅有王健的“跨文化比較――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維”，提出了跨文化比較研究應當作為整個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維，總結了跨文化比較研究的重要意義，但并沒有就具體的研究方法進行探討。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張宏梅等（2009）的“跨文化旅游態度和行為研究：技術、方法和啟示”，文中主要介紹了跨文化旅游的研究方法，指出跨文化比較研究與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比較研究相比，存在語言、概念等值性、量表等值性、測量地點和時間的一致性等問題，對在今后的文化調查研究中進一步優化研究方法和技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旅游者行為研究

筆者對2005-2010年《旅游學刊》的1356篇文獻進行了統計，其中關于旅游消費者行為與心理方面的文章共有38篇，占樣本總量的3%。與西方學者大多從人文關懷的視角來進行研究的情況不同，我國對旅游者旅游行為和心理分析的研究總體上主要是針對具體市場的旅游消費者的決策以及行為的研究。梁雪松等（2006）的“‘文化邊際域’中東西方旅游者行為比較研究”通過對入境游客的市場調查，比較了東西方旅游者在價值、行為取向及定勢感知上的差異，為減少文化摩擦，增強文化交際能力，制定更有效的跨文化營銷策略提供了參考。

（三）跨文化旅游動機研究

幾乎每個旅游目的地都有游客認為不能錯過的地點，而到這一地點去體驗的就是文化。因此，文化旅游者的旅行動機是不同于其他旅游者的，與整個旅游大眾相比，文化旅游者有濃厚的懷舊情緒和很強的好奇心（徐菊鳳，2005），希望參加當地更多的活動以了解其文化。

目前國內學者對旅游者旅游動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一般性旅游動機的探討，或者針對具體景點的旅游者旅游動機的實證性分析上。比如吳必虎（1994）對上海市民出游動機的研究和陸林（1997）以黃山為例對游覽山岳型旅游景觀的旅游者動機的探討。但更為系統的國內旅游動機研究相對較少，而關于跨文化旅游者旅游動機的研究相比之下就更為有限了。其中主要有：趙華等（2006）對中國入境旅游者的旅游動機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的實證研究，比較了歐洲、美洲和亞洲旅游者旅游動機的強度差異，提出歐洲旅游者最主要的動機是休閑度假和文化交流，美洲旅游者則比較喜歡探求奇特和文化交流，對于亞洲旅游者來說，主要的動機就是探親訪友和宗教朝拜了；
張宏梅和陸林（2009）的“入境旅游者旅游動機及其跨文化比較――以桂林、陽朔入境旅游者為例”，對不同文化群體旅游者的旅游動機進行了跨文化比較研究，使用多組驗證性因子分子分析檢驗了旅游動機修正模型的跨文化適用性，對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和營銷具有一定的價值。

（四） 旅游地文化開發研究

文化是一種潛在的旅游產品，文化資源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續發展的源泉。旅游開發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發掘文化精華，將文化的潛在價值開發、利用并轉化為旅游產品，從而提高旅游產品的文化品位。但是，目前國內旅游文化開發的理論研究還處于一個起步階段，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研究體系。彭華（1998）指出關于旅游地文化開發的研究大多還停留在學術層面，而在實際操作中其潛在價值并沒有真正被發掘或合理利用，有的甚至是破壞性利用。旅游地文化開發研究應該具有很強的實際意義，因此他從具體的旅游地文化開發策劃、自然風光的文化開發、人文景觀旅游區的文化開發以及旅游區整體文化形象塑造4個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他提出，旅游文化開發策劃需要解決文化導向、文化主題定位、文化內容策劃、文化形象設計等4個主要問題；
自然風光的文化開發要注重發掘景觀的科學內涵、美學內涵和附會文化資源；
人文景觀旅游區的魅力在于其民族性、藝術性、神秘性、特殊性和傳統性；
而整體文化形象的塑造就是旅游地文化開發的終極目的。很多學者還從不同角度就具體的文化資源進行了個案分析和研究，如宋振春和朱冠梅（2007）的“世界文化遺產旅游深度開發研究――以曲阜為例”，楊振之和鄒積藝（2006）的“旅游的‘符號化’與符號化旅游――對旅游及旅游開發的符號學審視”等。

關于旅游地文化開發的實踐研究，國內研究者們已經做了大量的學術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取得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為3個方面：專項旅游文化開發研究（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節慶文化、服務文化等）、區域旅游文化開發研究（大區域、城市、旅游區、鄉村）和旅游地文化變遷研究（旅游對旅游地社會文化的影響研究和旅游地社會文化變遷機制）。

（五） 旅游的社會文化影響研究

隨著國內旅游業的發展和旅游研究的日趨成熟，旅游的社會文化影響研究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重視。他們指出，旅游對旅游地文化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積極影響包括促進對外文化交流、促進本土文化復興、本土文化現代化等；
消極影響則有本土文化商業化、文化遺產遭受破壞等。一般情況下，只要合理開發，旅游發展對旅游地社會文化環境的積極影響就會大于消極影響。李星明（2002）則從旅游者的角度分析了旅游對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進而結合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瓦萊納?施密斯對旅游者的分類論證了游客量多寡、游客逗留時間長短、不同游客類型對旅游地所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近幾年，一些研究者也開始注重對旅游地文化變遷機制的研究。楊儉波（2001）認為旅游地社會文化環境是一個系統機構，在旅游介入之前，旅游地是一個以自循環、自流通、超穩定為基本特征的地域空間系統。此時旅游地社會文化環境在沒有（或很少）其它外力的作用下而處于靜態平衡狀態。當旅游地著力于開發旅游資源、改善旅游環境后，伴隨著旅游者的大量流入，旅游地社會文化環境系統便在外界各種“流”的注入下改變了過去的平衡狀態，平衡系統出現波動和紊亂。

三、結語

通過對國內外學術界多年來在旅游領域以及旅游的跨文化領域所做出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分析之后，我們看到,從社會學、人類學出發，秉承以人為本的思想，從跨文化角度來分析旅游現象以及旅游活動帶給旅游目的地的影響盡管在目前還極為不足，但卻無疑是旅游學科研究發展的趨勢和方向。筆者期望能通過對國內外學者和研究人員所做的與文化相關的、從跨文化角度出發的旅游研究進行細致的梳理，能為旅游業的發展和旅游學科的建設提供有力的參考，進一步推進旅游在文化領域的研究進程。

參考文獻：

[1]Abraham Pizam,Yoel Mansfeld．Consumer Behavior in Travel and Tourism [M]．NY：The Haworth HospitalityPress，1999．

[2]Kim C.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Motiv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8.

[3]Sheldon P，M Fox，The Role of Foodscrvice in VacationChoice and Experience：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88.27(3).

[4]彭華.關于旅游地文化開發的探討[J].旅游學刊，1998（1）.

[5]楊儉波.旅游地社會文化環境變遷機制試研究[J].旅游學刊，2001（6）．

[6]梁雪松，馬耀峰，李天順.“文化邊際域”中東西方旅游者行為比較研究[J].旅游學刊，2006（1）．

研學旅行心得體會范文第2篇

【關鍵詞】旅游體驗；
休閑；
旅游體驗研究

【作 者】趙紅梅，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2005級在讀博士生。福建廈門，361005

【中圖分類號】C912.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7)04-0171-008

Concerns on Tourist Experience and Researches Related

Zhao Hongmei

Abstract：With the view of tourist experience having inherent relationship with leisure，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researches on tourist experiences home and abroad and makes objective comments on them，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resear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to make further study on tourist experience.

Key Words：tourist experience；
leisure；
researches of tourist experience

旅游現象中外有之，古今有之。個別的、零散的、偶然的旅游可以回溯到很早的時代，而只有當規?；拇蟊娐糜纬霈F時，才會有人去關注此現象的本質及其形成原因。旅游研究首先發軔于意大利，意大利政府統計局于1899年發表的《在意大利的外國人的移動及其消費的金錢》，是可見到的從學術角度研究旅游現象的最早文獻，當時意大利是重要的旅游接待國。此后，對旅游現象的研究因戰爭而幾度興衰，但總體呈現“高度分散與獨立活動”的特征，而且重應用輕基礎研究的傾向嚴重①。比如旅游者研究，對其定義的分歧姑且不談，多數只針對市場做旅游者需求等方面的分析，而對于旅游者體驗，則較少納入理性思考范疇。謝彥君教授說，旅游體驗，應該成為整個旅游研究的核心內容，這話在體驗經濟時代尤其適用。旅游體驗作為體驗經濟時代的一個典型表征，應該進入學術視野，成為解讀體驗時代特征與本質的一把鑰匙。

“休閑”視野下的旅游體驗

旅游，首先是作為一種休閑方式而引起學界關注的，因為在休閑狀態下，旅游體驗才得以實現。不僅如此，休閑直接涉及體驗的本質，在這一點上，借鑒尼采關于“清醒、孤獨、夢幻與沉醉”的思想不無裨益。清醒意味著懷疑與批判，孤獨意味著審美與超越，夢幻意味著審美中對外觀世界的體驗，沉醉意味著對世界本體的藝術化投入，這四重體驗的合奏便是“自由人”。何謂自由人，從“自由境界”與“自由行為”的解說中可見一斑：“自由境界”是酒神狂歡的境界，是克服阻力的歡樂，是查拉圖斯特拉的圓舞曲；
“自由行為”則是大創造與大毀滅、是大肯定與大輕蔑，是創造意義的行為，是不斷地自我超越的行為，是不斷超越人生之痛苦、虛無和泥濘的行為②?？梢?，“自由人”是自我實現狀態下的人，亦即，自我實現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因此，自由是人之為人的終極目的。自由體驗，在尼采的“沉醉”、弗洛伊德的“升華”等狀態中均可獲得，不過其卻與另一個命題――“休閑”，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系。

民族文化旅游研究多數學者傾向于將休閑產業的出現歸諸于不斷推出的新技術以及某些消費時尚或趨勢。

1999年第12期的美國《時代》雜志預測，2015年前后，發達國家將進入“休閑時代”，譬如美國，其休閑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將占有一半的份額；
而且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有條件將生命中50%的時間用于休閑、娛樂。然而，休閑不僅僅是技術、效率累積的結果，而且亦是自由人的本性，它與所謂的“經濟理性人”是截然對立的。

休閑學的代表人物杰弗瑞?戈比說，“休閑是從文化環境和物質環境的外在壓力下解脫出來的一種相對自由的生活，它使個體能夠以自己喜愛的、本能地感到有價值的方式，在內心之愛的驅動下，為信仰提供一個基礎”。照此定義，休閑并非單純是那種“在一段時間內無所事事”的狀態，它是個體安然、自在處置自我的一種狀態。席勒在200年前曾有個著名的論斷，他說，“只有當人是完全意義上的人，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時，他才完全是人”。因此，體驗的極致――高峰體驗的獲得必然需要以休閑為前提條件。

關于“休閑”，美國社會學家凡勃倫(Thorstein Bunde Veblen)1899年在其著作《有閑階級論》(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就有相關論述，不過他強調擺闊式的消費；
麥坎內爾在《旅游者：休閑階層新論》(The Tourist：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直接指出有閑中產階級是出于對“真實性”的尋找，才外出旅游。在法國社會學家喬弗里?杜馬澤迪爾(Joffre Dumazedier)“文化”③理論的啟發下，人類學視野下的“旅游”概念也與休閑聯系了起來。人類學者認為，旅游是某種形式的休閑活動，而旅游者就是休閑中的旅行者，休閑狀態下的旅行者是擺脫了重要社會責任與義務的人④。此定義無疑很寬泛，丹尼爾.納什(Dennison Nash)也曾經對旅游者做過類似的界定，其界定幾乎囊括所有離家外出的人。人類學對旅游者的界定，正是由其跨文化研究之特點決定的，各種類型的旅游者，是跨文化研究的基礎。然而，杰弗瑞?戈比的“休閑”定義與人類學的“旅游”定義卻存在某些共同點，即，人們從世俗中解脫出來，按自己喜愛的方式去度過一段時間，并從中獲得價值與意義。旅游與休閑在內涵上的重合，就注定旅游必然具有休閑的特性，因此，將旅游視為一種休閑方式是有充分理由的。

其中，參與性活動最易激起旅游者的休閑心性，并可能產生忘我的高峰體驗。在體驗時代中，人們嘗試做各種各樣的事情來獲得期待中的體驗。彼得?加特曼為現代人描述了可以親身嘗試的28種歷險方式：水上居住、水陸聯運、山地騎車、騎牛、乘雪橇、遠航、颶風追逐、峽谷漂流、護送車隊、觀察海豹、冰山旅行、捕捉海雀、駕駛賽車、熱氣球飛行、攀巖、探洞、乘筏沖浪、駕獨木舟、彎道旅行、扎營遠足、親吻鯨魚、美洲駝馱運、特技飛行表演、劃旱船、重演歷史戰役、乘破冰船、極地耐寒與乘狗拉雪橇⑤。這些方式不同于尋常的觀賞審美，它們大都屬于另類的極端體驗，但正是這類參與性活動更容易使人產生刺激、忘我的高峰體驗，而且此類活動通常由旅游業“名正言順”地供給。

總之，休閑、自由人、旅游體驗，三者之間具有必然的依存關系。休閑與心靈的自由自在緊密相關，如果說休閑是自由人的本性，那么旅游也是自由人的本性，旅游中的體驗，一部分如狄爾泰所言，正是社會、歷史的產物，如旅游中的世俗愉悅體驗；
而一部分，則是與休閑相關的、自由人的純粹體驗，譬如純粹的、超功利性的審美體驗與投入、忘我、參與性的高峰體驗等。在下文中，如無特殊說明，其所討論的旅游體驗均屬于與休閑特性緊密聯系的、超功利性的體驗。

在認識到旅游體驗之“休閑”特質的前提下，對旅游體驗本質的研究才有可能繼續進行，實際上，多數旅游體驗研究都存在一個預設，即：只有在休閑狀態下，人們才可能獲得旅游體驗。因此，旅游體驗的學術研究，對其內涵的分析較少，而對其現象與誘因的分析居多，以下將對旅游體驗研究的主要成果進行梳理，并做出相應評述。

旅游體驗研究

旅游體驗的理論研究，國外要遠遠早于國內，其研究視角，歸納起來，無外乎社會學、人類學、哲學以及心理學。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英語世界，對旅游本質及其與朝圣、儀式、游戲或生命周期之關系的研究，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一項基本課題，這些研究借用了人類學者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關于儀式與朝圣的論述以及社會學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暢爽(flow)”理論。馬坎內爾(Mac Cannell)繼而將社會學、人類學、符號學進行綜合運用，其理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在以“歐洲―北美”為中心的研究偏好中，格雷本 (Graburm)毅然將跨文化研究方法引入旅游研究中。這些成果，都對旅游體驗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旅游研究一直依循“拿來主義”，從經濟學、管理學、規劃學、營銷學、地理學、生態學、美學、史學，到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早已司空見慣于旅游研究之中。正是這種跨學科研究方式，使得旅游研究的學科界限日益模糊，每個學科的方法、理論都可能被其他學科所采借，其中，以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彼此借鑒為甚。

鑒于旅游研究的多學科特點，以下對部分旅游體驗研究成果的介紹，將會忽略學科藩籬，偏重理論方面的闡述。

(一)國外旅游體驗研究概況

1.朝圣或儀式論

英語世界國家對旅游體驗的關注與“真實性(authenticity)”有關。馬坎內爾的《旅游者：休閑階層新論》表達了一個明確的觀點：旅游者，就是離開身處的虛假世界，去尋找存在真實性之時空的人⑥。然而，馬坎內爾在書中很快打碎旅游者的美夢，他結合戈夫曼 (Goffman)的“前臺――后臺”理論，進一步揭示旅游的“真相”。他認為，舞臺真實性使旅游者追求真實體驗的原初愿望成為泡影，那些渴望真實體驗的人，相信旅游可以使自己接近真實體驗的方向。然而，現實經常是這樣的：以為進入了“后臺”的人，實際是被帶入了預先準備好的“前臺”。完善發展的大眾旅游體系將旅游者完全包圍在舞臺化旅游空間中，沒有“出口”。即便那些熱愛冒險的旅游者，也只是從一個舞臺移動到下一個舞臺而已⑦。因此，布斯汀(Boorstin)才輕蔑地斷言說大眾旅游者陷入到巨大的欺騙當中，體驗的都是些膚淺的“虛假事件(pseudo event)”。

盡管如此，馬坎內爾依然堅持“旅游是現代社會的宗教替代品”的觀點，此觀點建立在“旅游者是追求真實性的人”的基礎之上。在馬坎內爾看來，追求真實體驗的旅游者，正是宗教朝圣者的現代化身，旅游是回應其心靈最深處渴望的一種神圣訴求，因此，在奔向神圣目的的過程中，旅游者(朝圣者)的體驗崇高而神圣。

維克多?特納與馬坎內爾一樣，也相信旅游是一種朝圣形式。但是，特納界定旅游者的“中心”即目標，并未局限于空間上的某個點，而是將之寄托在“他者(the Other)”⑧的反結構⑨中。旅游者的中心，貯存著社會最珍視的價值觀，旅游者在此可成為最真實的自我，體驗無拘無束的人性，與同伴共同分享“共睦態(communitas)”狀態。

美國旅游人類學家納爾什?格雷本根據旅游的不同時段，將旅游分為“世俗――神圣”兩種狀態?！笆浪住敝溉粘５摹捌椒病鄙?，這里指旅游前、后的平凡生活；
格雷本強調旅游過程的“非凡(nonordinary)”特性，將之類同于宗教情境下的“神圣時段”。事實上，格雷本是將旅游泛化為一種“世俗儀式”，他從結構、性質、體驗等方面對儀式與旅游做出比對，從而得出“旅游是一種特殊的世俗儀式”的結論。當然，旅游從朝圣“降格”為儀式，其解釋范圍自然會有所擴大。比如，任意一次觀光，似乎都是對旅游景點的一次朝拜儀式，它幫助現代人克服現代性帶來的失落感，將感覺的碎片修復完好，從而體驗到完善、無缺撼的自我。當然，這種類型的旅游，又會反過來強化旅游景點的神圣性。

許多研究成果都證明，相當一部分旅游體驗都類似于儀式或朝圣中的閾限體驗。譬如，Moore在研究迪斯尼樂園的游客時發現，盡管十分清楚這些商業化旅游吸引物的搞笑性質，旅游者還是體會到類似閾限的體驗；
而Gottlieb則發現，那些為暫時忘卻日常生活之單調的人，興致勃勃、激情四溢地扮演著“一日國王”或“一日農夫”，從中體驗到“另一個我”。

2.多元體驗論

多數學者質疑旅游的“朝圣”本質，正如多數旅游者不認為自己有類似朝圣的旅游體驗一樣?？贫?Erik Cohen)并不否認“閾限”體驗的存在，但是他亦認可其他體驗類型的存在。在其“旅游體驗現象論(A 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s)”一文中，科恩明確而詳細地論證了自己的觀點。

首先，科恩批判性地總結了對旅游體驗的兩種認識，即布斯汀的“虛假旅游體驗論”與馬坎內爾的“追逐真實性”理論，他認為二者提出的這兩種旅游體驗理論，都過于偏激，不具普適性。就此，科恩提出自己的觀點：不同的人渴望不同模式的旅游體驗，因此旅游者不止一種類型⑩。

其次，科恩對旅游體驗的考察有兩個基點：(1)旅游(包括文化、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等因素)在現代人生活中的地位與意義；
(2)個人與“中心”[11]存在不同的關系，即個人對“中心”的訴求程度不同，從而存在不同的體驗模式。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使旅游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從而采取不同的態度與行為，也因此體會與眾不同的旅游體驗。

最后，根據旅游對旅游者的意義、旅游者對“中心”的認可程度，科恩劃分出五種不同的旅游者體驗類型。即：休閑娛樂型模式―the Recreational Mode；
轉移型模式―the Diversionary Mode；
體驗型模式―the Experiential Mode；
實驗型模式―the Experimental Mode；
存在型模式―the Eixstential Mode

科恩將這五種體驗置于一個連續體上，連續體的一端代表大眾旅游者的娛樂體驗，另一端是存在型旅游者的朝圣體驗(即閾限體驗)，從娛樂到朝圣，旅游對旅游者的意義在增強，旅游者對“中心”的認可程度也逐漸由弱變強。(見圖1)。

在這五種體驗類型之外，科恩認為還有一種人文主義者的旅游者體驗，即二元中心論者與多元中心論者。這類人會同時皈依二個或多個精神中心，每一個都可能賦予其同樣真實的生命啟迪，也就是說，并非只有某個特定中心才會激發他們類似朝圣的體驗。虔誠的文化相對主義者給予每種文化同樣的尊重與崇拜，任何文化都可能成為其向往的對象，因此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經歷著朝圣式的體驗。不過，這類旅游者的存在，倒是對“疏離感”觀點的一種反擊，說明現代人不一定是在對自己的社會、文化中心產生疏離感后，才去尋找并最終依附于其他的精神中心。

表面看來，科恩的體驗連續體可簡單地歸納為兩類，即以追求愉悅為目的的旅游體驗與以追求意義與真實性為目的的旅游體驗。但科恩認為，旅游者追求不同模式的旅游體驗，不能只做最簡單的概括。研究旅游體驗的學者應該去關注這些體驗的實現機會，照科恩看來，不同模式的旅游體驗因其實現的難易程度而異，體驗模式越“深刻”，就越難實現。

“娛樂型”體驗最易實現，這類旅游者只要求愉悅；
“轉移型”旅游者希望體驗能夠完成對其個人的精神修復。這兩類旅游者對真實性沒有要求，他們很容易就可達到旅游目的，“舞臺真實”也最有可能獲得這兩類旅游者的認可。

對另外三類旅游者而言，體驗的真實性是旅游意義的關鍵所在，真實性是體驗得以實現的前提。為應付這類旅游者，于是出現了“后臺真實”，不過，馬坎內爾認為：虛假的后臺比虛假的前臺更陰險，對社會生活的虛妄解釋是超級的謊言。對這三類旅游者的體驗追求，學者們存在以下幾種態度：

(1)真實性對“體驗型”旅游者尤其重要，他們往往是從欣賞他者的真實文化中獲得審美體驗。以馬坎內爾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旅游者的通常命運就是陷入“旅游空間”里，意識不到自己對真實的渴求是沒有出路的。也就是說，就目前的旅游現狀來看，旅游者沒有辦法深入到他者的真實性中去。這會產生兩種后果：一是旅游者沒有識破虛假，以假當真，這勉強可算作其達到了旅游目的；
另一種是旅游者意識到受騙，憤恨而歸，變成更挑剔的或失去信心的旅游者。

(2)科恩認為，有一部分旅游者，比如“實驗型”旅游者，具備超越舞臺化“旅游空間”的知識與能力，從而窺見到他者的真實文化。但這類旅游者只是鳳毛麟角，格雷本曾戲言道，大概只有人類學者才具備這種能力。而且，“虛假”對“實驗型”旅游者而言，不是個特別嚴重的問題，因為他的愿望只是嘗試，而非體驗。這類旅游者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成為永遠的尋找者，最終可能因為找不到一種可以令他臣服并依附的生活方式，而徹底地迷失。

(3)“存在型”旅游者對真實性的要求處于連續體的最高端，這類旅游者與“體驗型”旅游者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參與到他者的文化中去，去親身實踐與體驗，而不僅僅滿足于旁觀。因此，其追求的“朝圣”體驗往往要付出很大代價才能獲得，比如長途跋涉、肉體煎熬等；
而且，這類體驗也很脆弱，細微的不真實都可能成為破壞整個神圣體驗的導火索，當然，“存在型”旅游者對待這些瑕疵的態度亦是一個關鍵因素。

應該說，旅游體驗的研究，從試圖抽象出一種普適的體驗，到認可體驗存在多樣性，并未花費太長時間，在這個體驗需求迭出的時代，人們認識體驗的機會將越來越多，研究旅游的學者也會遇到更多類型的體驗，也許這些體驗就在科恩的連續體之外。真實性只能決定或影響旅游者的部分體驗，事實上，導游講解、服務態度，接待設施、食宿條件等客觀因素，也會成為影響旅游者體驗的重要原因。當然，就旅游目的而言，旅游對象之質量的高低好壞，才是至關重要的核心因素，而不同的旅游者對此亦有不同的評判標準，因此，關于旅游體驗，需要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來研究，英語世界人群的旅游體驗，并不能代表世界所有人群的旅游體驗，這正是體驗的多樣性所決定的。

(二)國內旅游體驗研究概況

國內學者對旅游體驗的關注大概是近幾年的事，且多數研究是為旅游開發與旅游營銷提供參考。比較系統的旅游體驗研究當屬謝彥君教授的《旅游體驗研究――一種現象學的視角》一書。

謝教授認為旅游體驗遵循“快樂原則”，不同模式的旅游體驗會帶來不同的愉悅。為此，他將旅游體驗劃分為：結構張力下的補償性旅游體驗、尋找精神家園的遁世性旅游體驗、認知性旅游體驗、另類色彩的極端旅游體驗。謝教授從這些體驗中抽象出一些基本結論，即：旅游的根本內驅力是匱缺補償與自我實現；
旅游的需要是對愉悅的追求；
旅游動機是對旅游需要的工具性實現[12]。同時，謝教授也探討了真實性、“前臺與后臺”、商品化對旅游體驗的影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謝教授將旅游中產生的愉悅分為兩類：一類是審美愉悅，另一類是世俗愉悅。審美愉悅來自崇高體驗與優美體驗，崇高體驗緣于旅游者對自然之壯美而產生的震驚、崇敬、嘆服的激情心理，優美體驗則緣于旅游對象本身的美學特性及其與旅游者之間在心理上的某種契合與呼應?？傊?，愛與“恐懼”，是審美體驗的主要情感泉源[13]，這是一種超功利性的體驗。與之相反，旅游世俗愉悅來自視聽感官以外的其他感官，它包含著我們耳熟能詳的愉悅形式與內容，比如品嘗美味佳肴的感官之樂、親人齊聚時的天倫之樂、汲取知識時的頓悟之樂等等，這些體驗都滿足著人的某種欲望，具有功利性的特質。謝教授認為，應該避免將世俗愉悅體驗與審美體驗混淆，這樣才能理解旅游中審美活動的實質。不過，科恩也曾提出，當體驗型旅游者在旁觀他人沉浸于神圣體驗時，其自身也可能會接受洗禮從而領略到神圣之感，因此，謝教授如果能將人性之美、文化之美，也作為旅游者產生崇高體驗的源泉，就可與體驗型旅游者形成對應，使其論述更加全面。同時，尚需解釋說明的是，在旅游世界中，無論是補償性旅游體驗、認知性旅游體驗，還是極端旅游體驗，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補償匱缺，實現自我”的目的，并最終帶給旅游者不同的愉悅滿足。

總而言之，《旅游體驗研究》一書的最大貢獻在于，是將旅游體驗表象與旅游體驗目的結合起來，最終得出一個比較有解釋力的結論，即旅游的根本內驅力在于旅游體驗，而旅游體驗的目的就是補償匱缺、實現自我，這個目的如果達到，就產生愉悅，那么旅游者需求就此得到滿足。這個解釋體系比較符合邏輯，而且客觀地講，謝教授對旅游體驗的分類也更強調其目的性，比科恩的連續體更易讓人接受。另一方面，《旅游體驗研究》一書不僅從現象學的角度全面審視了體驗類型及其發生原理，而且還指明，旅游者體驗通常不會單純為某一種體驗，而是多種體驗的混合。再者，將旅游者因世俗愉悅未得到滿足而產生的消極體驗排除在旅游審美體驗之外，對于理解旅游體驗的概念與分類，有很大的作用。

中山大學王寧教授在“旅游體驗的真實性反思(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Tourism Experience)一文中，重新系統客觀地界定了真實性的概念，將真實性分為：客觀真實 (Objectrelated Authenticity)、建構性真實(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或稱象征性真實、存在性真實(Activityrelated Authenticity)。

實際上這是對旅游體驗的另一種界定方式?？陀^真實不能全面概括旅游者體驗，被專家、學者或精英們裁定為不真實或舞臺真實的東西，從主位的觀點來看或許就是真實。而對建構主義者來說，真實性是旅游者將自己的信仰、期待、偏好、原型印象或意識在游覽對象上的投射；
旅游者確實是在尋找真實性，不過他們所尋求的并不是客觀的真實(比如，起源或原物的真實)，而是象征或符號的真實[14]。實際上，建構真實就是將真實的外延與內涵加以擴大與豐富罷了。存在真實性與旅游客體是否真實經常是沒有關系的，因為在旅游者尋找存在真實性的過程中，他們往往沉迷在由某種旅游活動所激發的自我存在狀態里。換種說法，存在體驗就是“存在(being)”的真實性，它被旅游者主觀地嘗試著，比如旅游中的舞蹈表演，古巴的侖巴舞，但這種體驗強調旅游者的“在場(onsite)”與“參與”。

王教授將存在性真實劃分為內心真實(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與人際真實 (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前者強調體驗的自我塑造與自我認同，后者強調群體的共同體驗，比如親人的團聚體驗，朝圣旅游者之間的“共睦態”體驗。最后，王寧教授得出結論：即便旅游對象完全不真實，其中依然可能找尋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旅游者可能要求一種替代性的，由旅游活動所激發的存在真實性，因此存在性真實可成為常規的客觀性真實與建構性真實的一種替代。存在性真實是一個新概念，它的提出，可以解釋那些重視參與和身體力行的旅游行為，剖析出其追求的體驗類型。

國內關于旅游體驗的著述還有很多，但多屬應用性質，與本文無關，恕不贅述。

結 語

“體驗”概念的界定非常晚，這個詞首先被哲學家賦予了生命意義的內容，由此，每個人的生命都可被解釋為一段一段體驗的連續。因此，體驗對個體生命而言，意義非常重大。瓦西留克有一個經典的問題，他問道：當人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當他落到已沒有可能實現自己的需求、定勢和價值的情境時，他做些什么?瓦西留克給出的答案是體驗，但他的“體驗”已不是尋常意義上的體驗，而是一種旨在恢復精神的平衡，恢復已喪失的對存在的理解力，是“產生理智”的一種特殊活動形式[15]。時至今日，“體驗”概念更多地指涉著生活事件，正如托夫勒所言：我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種體驗。如果體驗依然意味著生命的意義，那么追逐體驗的人，就是在豐富與延伸生命的意義。

越來越多的人群開始在乎體驗，意味著體驗經濟時代的來臨。當千百種商品可供人選擇，卻只滿足一種需要時，商品體驗化勢不可擋；
而當更多的人群想離開常住地，開眼界、換生活或逃避現實時，體驗商品化應時而現。體驗商品化的典型正是旅游業，政府、旅游企業、旅行社、景區景點、交通部門、酒店旅館、旅游從業人員、地方精英，甚至跨國公司，都可能成為制造、提供體驗的力量組合。在旅游中追求體驗的人是休閑中的“自由人”，他們下意識期待沉醉于忘我的“高峰體驗”，彌補精神缺失，實現自我完善、自我實現與自我創造，從而獲得愉悅感受；
而快樂的獲得，必須如杰弗瑞?戈比所言，要先從自身文化與物質環境中解脫出來，達到休閑狀態。因此，格雷本說，旅游是實現“休閑(recreation)”的一種方法，恰巧，可以借用尼采的觀點，將“休閑”理解為另一層意思――“再創造(recreation)”，即，旅游亦是實現再創造的一種方法。

由于旅游體驗的多樣化，任何一種試圖抽象出旅游體驗之本質特征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敗的。布斯汀因為對“大游學(Grand Tour)”時代精英旅游的追思，而斷然否定現代大眾旅游，認為其膚淺、庸俗，所有旅游者獲得的都是來自“虛假事件”的虛假體驗；
而馬坎內爾正相反，他篤信旅游者因為厭惡虛假、冷漠的現代社會，而去“他者”的文化中尋求真實性。盡管旅游者可能遭遇精心制作的“前臺”或“后臺”，但馬坎內爾仍然堅持，懷揣真實性渴求的旅游者將擁有與朝圣者一樣的神圣體驗，他說：如果朝圣者一半是旅游者的話，那么旅游者也一半是朝圣者[16]。布斯汀與馬坎內爾都在普適意義上提出了自己的旅游體驗理論，否認其他替論的存在。

以科恩為代表的“多元體驗派”犀利地批駁了上述兩位的片面觀點，科恩認為，存在多種旅游體驗。為此，科恩構擬了“中心”概念，依據旅游者對中心的訴求的強弱程度，將旅游體驗劃分為五種模式，科恩的連續體亦體現了旅游者對真實性的由弱而強的在乎程度。不過，科恩的體驗類型過于重視真實性的決定力量，而忽略其他旅游吸引物的魅力。比如王寧教授提出的建構性真實、存在性真實，就大大豐富了真實性的內涵，無形中也降低了旅游者對真實性的要求。其中，存在性真實強調旅游過程中的參與體驗，正是“參與”讓旅游者忽略了旅游客體的不真實性或建構性，而只感受到真實自我的存在。事實上，“真實性”在謝彥君教授的體驗類型中并未發揮太大效力，謝教授更強調體驗的功能，即旅游體驗的情感放飛與精神救贖功能?？贫髋c王寧，是從旅游者的角度來劃分體驗類型，而謝教授則是從功能的角度來劃分體驗類型。孰優孰劣，不能一概而論，但這兩個角度，都引領人認識到不同的旅游體驗模式?？v觀各種體驗類型的劃分，大都無外乎這兩種。

不難看出，雖然旅游本質至今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對旅游體驗種種表象的分析，都直指旅游本質。是非暫且不論，旅游體驗這一視角卻值得嘉許，因為不言而喻地，體驗是旅游者需求的核心。不同的人在追求著不同的體驗，有人訴諸于旅游，有人則依賴其他方式，比如體育運動、賽馬、藝術，甚至，但在現代社會，有相當數量的人群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旅游這一方式，這似乎暗示著，旅游中存在著吸引大眾的魔力，而這魔力因素，則最有可能存在于旅游體驗之中。

綜上所述，無論哪個學科的旅游研究，都無法忽略旅游體驗，而一旦涉足于此，就無法避開旅游者生成社會的影響因素。我們都已經很熟悉現代人的所謂“疏離感”，對現代性“愛恨交織”的情緒，對真實性的渴求，自我的迷失，以及浪漫的“懷舊”情結(David Lowenthal不是有一本“過去存在于異國他鄉[WTBX]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WTBZ]”的書嗎)，這些都被認為是現代社會對旅游者的“推力”因素。那么，到底是什么決定著旅游體驗的性質，是客源地社會的“推力”，異國他鄉的“拉力”，還是旅游者自身的“心力”，這是個需要對旅游者群體，這片“運動著的田野”進行長期的參與觀察，才能予以詮釋的問題，而這塊領域，除少數幾位旅游人類學者外，大多都不曾涉及，因此更加亟待來者的長期深入研究。

注釋：

①申葆嘉.國外旅游研究進展(連載之一)[J]旅游學刊，1996(1)：65

②[德]馬丁?海德格爾著《尼采十講》[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4：127-128

③喬弗里?杜馬澤迪爾認為，文化是一套重要程度不等的社會需求，這些需求的社會化過程，也就是人們對之的內在化過程。

④Dennison Nash，Valene L.Smith.Anthropology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 18，Num 1，1991：17―19

⑤彼德?加德曼的《冒險設想：北美富有刺激性的逃避》(紐約：福德旅行出版公司，1997年)描述了這一類探險活動，加德曼親身經歷了每一種探險活動并且留下照片。書中同時還列出從事每一種探險所需要的物品單。

⑥Graham Dann，Erik Cohen.Sociology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 18，Num 1.1991：160-161

⑦⑩Erik Cohen.A 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s[J]，Sociology，Vo1.13 No2 May 1979

⑧指與母文化不同的異文化。這是指旅游者遠離自己的社會，進入“他者”的文化氛圍中，去實踐與自身社會似乎截然不同的行為與活動，從而獲得不尋常的體驗。

⑨在特納那里，社會“反結構”與“共睦態”指同一種狀態。特納認為：“共睦態(或反結構)”是一種與毫無芥蒂的直接交流相聯系的狀態，它甚至是各自有著明確身分地位的人之間共享的一種息息相通之情。這種狀態會在各種人群中、各種條件下和各種情況中自然產生。這是一種“閾限現象”，其中混合著謙恭、神圣、均質和同愾等特性。這種狀態充滿著愉悅的情感，體驗此狀態的人有著無盡的力量感。另外，將“communitas"譯作“共睦態”，是臺灣中研院余光弘教授提出。

[11]指個人的精神中心，無論是宗教還是文化中心，這個中心對于個人而言，象征著人生的終極意義。

[12]謝彥君.《旅游體驗研究――種現象學的視角》[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2

[13]謝彥君.《旅游體驗研究――種現象學的視角》[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141

[14]Wang Ning.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365

研學旅行心得體會范文第3篇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
旅游者行為；
前景理論；
心理賬戶

中圖分類號：F592.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9-0209-02

所謂旅游者行為，是在旅游者意識支配下產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動的外在表現。而旅游者行為貫穿整個旅游活動的全過程，反映了旅游者購買和消費旅游產品的心理過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確分析和預測旅游者行為，必須對旅游者的心理活動進行相應的分析。

旅游者行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所決定的，要受到許多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為時，必須充分考慮影響旅游者心理的各種因素及其各自的影響程度。傳統分析方法過度強調旅游者的理性，對于一些旅游者行為的解釋不準確。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決策過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體驗因素，關注對旅游者心理變量的分析[2]。

一、傳統的旅游者行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傳統旅游者行為的分析方法

1.國外的旅游者行為分析方法

國外傳統的旅游者行為分析的理論是建立在實證主義和后實證主義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學和人類行為合理性范式的實證主義的模型。這種方法到目前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頓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這些模型是將旅游者的行為過程進行概括，繪制行為流程圖，從而將概念框架簡化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為模型。

2.國內的旅游者行為分析方法

國內旅游地理學學者對旅游者行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環境、最大效益原則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響旅游者決策行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運用普雷德的旅游者決策矩陣分析了城市居民對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機會和可達機會[5]；
利用旅行距離決策模式分析了中國城市居民到訪率在空間上的分割[6]。

國內旅游經濟學學者認為，旅游者行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為的刺激―反應模式。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為在各種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過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過程，產生一定反應行為的全過程，并應用無差異曲線及預算線，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進行分析和比較旅游者行為[1]。

（二）傳統旅游者行為分析方法的缺陷

傳統旅游者行為分析模型是進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難以論證一些諸如情緒和感覺的作用等重要問題，只能進行影響旅游者行為因素種類和影響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確具體因素影響旅游者行為的程度。而且傳統分析方法認為影響旅游者作出決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這些問題使得我們需要引入一種更注意情景因素和體驗因素的觀點，不僅要關注對旅游者心理變量的分析，而且還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樣形成認知、情感判斷、意圖、實踐和游后評價。

二、行為經濟學及其行為分析方法介紹

（一）行為經濟學的基本思想

行為經濟學是以人類行為作為基本研究對象的經濟理論， 借助心理學的分析方法，它對個體和群體的經濟行為特征進行規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試驗、調查等方法以現實為基礎來構造理論，在對主流經濟學的假設現實化的基礎上提出人的行為的非理性，通過實證方法驗證傳統理論的有效性，同時建立能夠正確描述人類行為的研究框架和經驗定律[7]。

（二）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論

前景理論認為，在人們的選擇過程中存在兩個階段：初始階段描繪和刻畫行動，結果和可能性，隨后是評價階段。在決策的描繪和刻畫階段，人們會運用各種各樣的編輯方式來簡化問題，合并事件或結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賬戶

按照經濟規則，金錢不會被貼上標簽，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賬戶中，金錢卻被歸于不同的賬戶類別，不同類的賬戶不能互相替代[10]。所謂心理賬戶就是人們在心理無意識地把財富劃歸不同的賬戶進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賬戶有不同的記賬方式和心理運算規則。由于心理賬戶的存在，使人們在行為決策時常常偏離基本的“經濟人”理性原則。

心理賬戶對人們的決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賬戶的影響，人們在決策時，常常在心理上為各種活動劃出一個名義界限，雖然界限是名義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間的內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決策與沉沒成本歸于同一賬戶時，人們就會考慮沉沒成本[10]。

心理賬戶提供了一種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為的時候，要充分考慮情境因素。

三、行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為分析中的應用

（一）應用前景理論分析旅游者行為

旅游者在進行旅游之前，會對這次旅游有一個預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進行決策的描繪和刻畫階段，這個預期的期望值就構成了前景理論中的參照點。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資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響，每個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樣的，因此各自的參照點的選擇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決策的描繪和刻畫階段中，會分析和比較幾個備選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預期的期望值進行比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個目的地作為最后的旅游選擇。例如，兩個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歡自然風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溝的選擇比較中，九寨溝就是對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選擇。而小王喜歡城市景點和購物，則香港對于小王來說是更好的選擇。

在旅游結束后，即評價階段，每個旅游者的真實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將其感受與參照點相比較，可以準確地得出其價值函數是獲利還是損失，算出其感受程度，進行定量分析和橫向比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為小李更喜歡自然風光，因此就對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風光給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對于他的參照點，他贏利了，因此他對這次旅游評價很高。小王卻樂于城市景色和喜歡購物，對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過程中安排的購物活動不是太貴就是物品沒吸引力，她沒買到合適的商品，相對于她的參照點，她虧損了，所以她對這次旅游評價不好。這就充分地解釋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對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應用心理賬戶分析旅游者行為

旅游者作出旅游決策時，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認為，來自不同心理賬戶的收入，對其作出旅游決策的影響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賬戶的邊際消費傾向是不同的，這將影響旅游者所作的決策。在實際研究中，應考慮不同的邊際消費傾向，使研究更貼近實際。

心理賬戶導致了人們在評估收益和損失時，是依據相對值而不是絕對值。假設游客小張準備游覽一個景點，他花30元錢買了票，沒馬上進去，而是去買飲料了，等他回來準備進景區時，發現票掉了，他會再買一張票進去嗎？此時，小張有很大可能就不會再買一張票了。而假設小張是在到景點門口的時候，發現自己剛剛掉了30元錢，他還會買票嗎？此時小張是有很大可能會買票的。這是因為在前一種情況下，買第二張門票的30元錢與第一張票的30元，被記入同一賬戶，這導致成本變成60元，多數人認為成本超過預算太多變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種情況下，現金的損失沒有被記入游覽賬戶，而記入另外一個賬戶，因此，只是導致多數人認為自己窮了一點，而不會感覺到看風景的成本過高。

四、結論與討論

在研究旅游者行為這一問題中，利用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充分考慮了旅游者在決策過程中和旅游后評價過程中的體驗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有效地結合起來，將旅游者的理性趨利性和價值感受性統一于正常個體當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細化，有助于解釋旅游者行為中的復雜現象，使結論更加貼近現實生活。

由于行為經濟學本身的發展還不充分，理論和研究方法有待進一步完善，在研究中還有各方面的問題，利用這一分析方法解釋旅游者的行為得出的結論還應該再進行檢驗。行為經濟學方法中的主觀的因素過多，進行重復實驗也不好掌握，利用這一方法得出的結論的解釋力度有欠缺。

總之，借助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分析方法，對旅游者的行為研究是一個促進，為旅游者的行為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視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隨著行為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完善，用其來對旅游者行為的解釋必將更加準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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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Abraham Pizam，[以]Yoel Mansfeld.旅游消費者行為研究[M].舒伯陽，等，譯.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79-84.

[3] 董志勇.行為經濟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5-6.

[4] 保繼剛，楚義芳.旅游地理學: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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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吳必虎，唐俊雅，黃安民，等.中國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選擇行為研究[J].地理學報，1997，（2）: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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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ahneman， D.Experienced Utility and Objective Happiness: A Moment-based Approach[M].New York: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0.

[10] 李國平.行為金融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56-167.

Analysis of Tourists’ Behaviors Based on Behavioral Economics

LI Bin， YANG Xiao-xia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研學旅行心得體會范文第4篇

[關鍵詞]旅游院校學生；
積極應對；
消極應對；
社交回避；
社交苦惱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0)07-0077-05

1　問題提出

應對方式是個體面對挫折或壓力所采用的認知和行為方式，它是一種意識性的心理策略和行為策略，是處理應激的可利用的個體內部資源…，通常被分為積極應對方式和消極應對方式。研究表明，不同的應對方式可以降低或增加應激反應水平，從而影響應激和情緒障礙的關系，良好的應對方式可減輕因壓力造成的心理反應；
男性較多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性格外向者多傾向于采用成熟的防御方式，并積極應對外部刺激；
而性格內向、情緒不穩定者多傾向于采用不成熟及中間型防御方式，并消極應對環境刺激。安德魯(Andrews)研究表明，個體在高應激狀態下，如果缺乏社會支持和良好的應對方式，心理損害的危險度可達43.3％，為普通人群危險度的兩倍以上。社交回避行為及苦惱是指回避社交的傾向及其身臨其境時的苦惱感受?；乇苁且环N行為表現，苦惱則為情感體驗，意即在社會交往情境中有負向情感和不舒服的體驗。近年來。隨著精神衛生事業的發展和服務領域的拓寬，對社會交往的研究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許多學者經過研究認為社交回避及苦惱體驗是一種持續、顯著的對社交情形的焦慮導致不敢進入社交場合的行為和體驗。其基本特征是對暴露在陌生人面前或可能被人注視的社交場合產生過強的畏懼，外表表現為孤僻、獨來獨往等。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人際間的社會交往日益頻繁。旅游是一 個服務行業，培養的人才主要從事與人打交道的職業，調查表明，影響旅游院校畢業生成才最重要的因素為良好的社會交往能力。作為一種中介因素，應對方式影響著應激反應的性質和強度，進而調節著應激與社交能力的關系。社交成功與否，將直接影響旅游院校學生的生活和工作質量。因此，探討旅游院校學生的應對方式與社交狀況的關系，對培養旅游院校學生良好的應對方式，形成較好的社交狀況，有著較為重要的價值。本研究采用問卷法，通過對旅游院校學生施測應對方式和社交回避及苦惱，擬探討以下問題：(1)了解旅游院校學生應對方式和社交狀況的人口學特征；
(2)探索旅游院校學生應對方式特征與社交回避及苦惱的關系，以期對旅游院校培養高素質人才，尤其是重視其社交能力的培養提供參考依據。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分組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地處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江西省九江市、四川省巴中市、甘肅省酒泉市、河南省信陽市、安徽省蚌埠市、吉林省通化市的10所旅游院校的700名學生進行施測，回收有效問卷678份，有效率為96.86％。其中按照生源類型分為本科生、高職生和中職生，分別為184人、350人和142人，比例為1.30：2.46：1，基本符合國家培養旅游專業人才的結構分布；
其中男生242人，女生436人，年齡18～24歲，平均年齡為18.66±1.584；
按照國家2009年城市GDP排名，將排名為前10名的北京、上海、深圳等直轄市或沿海地區的學生劃為發達地區組，共計188人，將排名在60名之后的九江市、巴中市、酒泉市等內陸省市的旅游院校學生歸為欠發達地區組，共計492人。

2.2　研究工具

應對方式的評定采用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共由20個項目組成，采用李克特4點量表評分，問卷包括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兩個因子，其中積極應對維度由12道題目組成，消極應對維度由8道題目組成，最終取每個維度的平均分作為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程度的衡量值，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0，積極應對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9，消極應對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8；
社交狀況的評定采用社交回避及苦惱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scale)，共由28個項目組成，其中14條用于評價社交回避，14條用于評價社交苦惱，計分使用“是否”方式，均值與條目總的相關系數均值為0.77，內部一致性較高，最終取每個維度的平均分作為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惱程度的衡量值。

2.3　施測程序

被試以班級為單位集體測試。主試先統一交代指導語，確定每一個被試確實明白題目的含義后，由被試者自行筆答。所有被試者均自愿參與調查。

2.4　數據處理

使用SPSSl3，O進行數據錄入及統計分析。

3　研究結果

3.1 旅游院校學生應對方式的特點

本研究考查旅游院校學生的性別、生源類型、所處區域類型等不同背景變量在積極應對方式、消極應對方式、社交回避及社交苦惱上的差異(見表1)。結果表明，在積極應對上存在性別差異(p

3.2　旅游院校學生應對方式與社交狀況的相關分析

本研究對旅游院校學生的積極應對、消極應對、社交回避及社交苦惱進行了相關性比較(見表2)。結果顯示，積極應對與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惱均存在 顯著負相關(p

4　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女生在積極應對方式上得分顯著高于男生，這與以往的研究是截然不同的。以往研究認為，女生較男生更多地采取消極被動的應對方式，事實上這只是一種社會刻板印象。旅游院校女生得分高可有兩種解釋：一是旅游院校的女生比例大大超過男生，以筆者所在的學院為例，連續5年的生源分析表明，女生數量都是男生數量的兩倍甚至更多，這就導致女生在就業時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使得女生會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方式來應對求學或求職中遇到的挫折或壓力；
二是旅游行業是一個服務行業，女性在語言溝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使她們更加善于與人溝通，表現出更加積極的一面。

應對方式與生源類別有一定關系，學歷層次越高，越易于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這個研究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相一致。中職生較本科生相比，更不善于利用積極的應對方式，可能是因為中職教育在國內已相當普及，學生對個人的學歷層次認同感低，自我價值感偏低。研究表明，自我價值感是個體對自己的重要性和悅納感。自我價值感的高低是由于個體對自己的力量、品德和能力的自我評價不同而形成的，高價值感者有關于自己的一系列正面看法，普遍認為自己比較出色，有能力，受人喜歡，對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難，因此，自我價值感高者更多與積極的應對方式有關。

發達地區的旅游院校學生較不發達地區學生具有更積極的應對方式，這個結果與其他研究相一致。原因可能是：(1)發達地區學校有著更加優良的教育資源，學校注重校園文化建設，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給學生提供了許多充分展示自己才華的空間，使學生更加悅納自我，敢于向壓力挑戰；
(2)發達地區旅游院校的教師素質普遍較高，應對方式更為積極。高素質的教師，有正確的學生觀，他們相信學生的潛力，對學生把這種潛力變成現實充滿了信心，更懂得如何利用皮克馬利翁效應鼓勵學生，傳遞對學生成才的期望，他們通過合理的方法，幫助學生自覺的覺察、審視和評價自我，促進了學生積極應對。

此外，本研究還對旅游院校學生的應對方式與全國常模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旅游院校學生的積極應對程度顯著高于常模，消極應對程度顯著低于常模。這表明對于旅游院校學生而言，他們更易于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來面對挫折和壓力，這一點比較符合旅游院校學生的特色。旅游院校學生將來是要從事與人接觸的職業，因此，保持積極的心態，樂觀的應對方式，更加符合自己的職業道德，對自己的專業認同具有良性的作用，有利于旅游院校學生展開自己的工作。

本研究發現，旅游院校在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惱上不存在性別差異，這與國內其他研究相一致。然而，旅游院校學生在社交狀況兩個維度上不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這與國內其他研究不一致，一般大學生的研究發現，受社會環境、學校、家庭因素等影響。欠發達地區成長起來的學生。與在相對發達地區成長起來的學生相比，思想比較保守，在社會交往中有較多的回避行為和苦惱體驗。但在旅游院校學生中，沒有這種差異，其原因可能與旅游行業特征有關，欠發達地區，如四川、江西、甘肅、河南、安徽等地雖然經濟上與北京、上海、深圳相比差一些，但旅游資源不遜色，旅游業在當地經濟領域中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生活在這些地區的旅游專業學生有比較多的旅游從業經歷或實習經歷，社會交往中并沒有更多的障礙，這可能是旅游類院校學生在社交狀況上有別于其他大學生之處。社交回避及苦惱分別指回避社交的傾向及其身臨其境時的苦惱感受?；乇苁且环N行為表現，苦惱則是情感體驗。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的健康而完整的精神面貌，是在人際交往中形成的，人也是通過人際交往認識自己、評價自己和改變自己的。顯然，社交回避與苦惱是在社會交往情境中的一種負向情感和不舒服的體驗，嚴重影響著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旅游院校學生正處于社交活動、接受教育和個人發展的重要階段，由于害怕和回避社交，學習的機會與社交技能鍛煉的機會減少，工作學習能力與社交生活能力下降，也會嚴重阻礙學生的發展。對于旅游類院校大學生而言，性別和區域不是影響其社交狀況的主要因素，因此一定有更深層次的影響因素尚待研究。

旅游院校學生在社交回避上雖然不存在學歷或年齡的顯著差異，然而在社交苦惱的體驗上卻存在著十分顯著的差異，這與其他研究相一致。研究表明，在當今高度競爭的社會中，處于中職學歷的學生對自身的學習現狀的不滿意，不自信，使得他們產生一些自卑、自責的情緒，甚至以逃避的方式來面對現實。同時，由于社會對高文憑和高學歷的要求，一些求職崗位排斥中職生，更加導致了他們內心的各類苦惱體驗，包括交往方面。這也符合情緒三因素理論，情緒三因素理論(情緒的認知學說之一)認為情緒產生包含刺激因素、生理因素和認知因素3個要素，其中認知因素起決定作用，苦惱情緒不僅取決于事件，更主要取決于對事件的認知方式。

本研究結果表明，旅游院校學生應對方式與社交狀況維度之間存在顯著相關，越是采取積極應對方式的個體，社交回避及苦惱的體驗程度就越低，越是采取消極應對方式的個體，其社交回避越強烈。這與已有關行員應對方式與社交回避的關系研究結論相一致，該項研究認為遇事傾向于采取積極應對策略的飛行員善于社會交際，而采取消極應對策略的飛行員則適得其反，易出現社交回避及苦惱，說明遇到不愉快事件時能夠做到盡快忘掉，想開些、轉化為積極因素，找人訴說、回避情境、幽默對待有助于社交活動，反之，則易發生社交回避及苦惱。這是由于積極應對包括尋求支持、改變價值觀念體系等；
消極應對方式包括回避、發泄等。應對方式顯然對社交狀況具有預測作用，但這種影響是直接的線性影響還是間接的調節作用，還有待在將來的研究中結合其他變量澄清。

5　結論與建議

研學旅行心得體會范文第5篇

直到2008年，武漢科技大學曹詩圖教授經過多年的學術積累，出版了《旅游哲學引論》一書，填補了國內旅游學研究學術專著的空白。該書首次對旅游哲學的概念、學科目標、研究對象、學科意義、研究方法等基本問題進行了系統思考，初步構建起了旅游哲學的理論體系。該書出版后不久，學界便有多篇書評發表，大多給予積極評價。其中，有學者認為該書“將旅游學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旅游研究學術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也有學者在肯定該書“開創性和建設性”意義的基礎上，認為該書未能很好構建起“以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為主體的旅游哲學體系”，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應該說，作為國內第一部旅游哲學研究專著，《旅游哲學引論》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對推動我國旅游哲學的研究和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著者苦心孤詣、篳路藍縷之功亦為學界所認同。但學界同時也認識到，旅游哲學研究和理論體系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和更加深人地探討。

正是抱著對學術孜孜以求、認真負責的態度，曹詩圖教授繼續扎根旅游哲學研究領域不斷探索，近年來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其中，由學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著名學者、世界休閑科學院資深院士馬惠娣女士為該書撰寫序言，對該書的學術水平和研究價值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個層面的工作恰恰是近30年中國旅游研究最為缺失的東西。能做這樣的研究，自然是旅游學界的一樁幸事……希望這部著作能為變革人的旅游觀念、旅游行為、旅游目的而推波助力；
希望借機讓政策制定者、規劃設計者、教書育人者、業界經營者、學術研究者、職能管理者有些發反思與批判”。

該書分為7章，共28萬余言。第1章“緒論”提綱挈領，統領全書，在評述國內旅游哲學研究現狀的基礎上，著重介紹了全書的邏輯思路、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與基本觀點。第2章“旅游本體論”是全書的重中之重，作者從旅游哲學的元概念和邏輯起點-一…旅游的概念一一人手，深人探討了旅游的本質，提出了“旅游是人們以消遣、審美、求知等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覽和逗留的各種身心自由的體驗”、“異地身心自由體驗是旅游的本質”等重要觀點。第3章“旅游價值論”全面分析了旅游所具有的文化功能、美育功能、認知功能、經濟功能、德育功能、康體功能、成人成才功能、再生產功能、社會功能等，并從旅游與人、旅游與社會的角度深人分析了旅游的內在價值。第4章“旅游倫理論”分析了不同旅游利益相關者應該遵守的倫理道德與旅游道德，指出了旅游倫理建設的路徑。第5章“旅游批判論”引人哲學中的“異化”概念，對國內存在的旅游異化現象進行了“反思與批判”。第6章“旅游矛盾論”提出了“旅游現象是一個矛盾復合體”的觀點，指出了旅游現象中的諸多矛盾表象，并對旅游矛盾產生的原因及化解之道進行了分析。第7章“旅游認識論”以哲學的思維方式來分析和解決旅游領域的認識與實踐問題，構建起了旅游研究的哲學認識論框架?？v覽全書，“旅游本體論”、“旅游價值論”和“旅游認識論”三章是該書的重點，所占篇幅最大，論述也最為充分。

《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以旅游概念為邏輯起點，重新構建了旅游哲學的理論體系。構建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是開展旅游哲學研究最為核心和重要的工作，“關乎整個旅游哲學的系統性和科學性”W。然而，由于學界的旅游哲學研究嚴重不足，國內外幾無可以參照和借鑒的成果，因此按照怎樣的邏輯思路和模塊來建構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成為旅游哲學研究的一個全新學術命題。在第一章“導論”中，作者開宗明義，明確提出了“以哲學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旅游概念為邏輯起點，以旅游本質為核心，以旅游的現實問題為研究內容，將旅游學與哲學、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美學等學科有機結合，從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等哲學領域”，系統研究旅游本質等旅游學基本問題，以此來構建旅游哲學體系的邏輯思路(見圖1)。

鑒于作者先前出版的《旅游哲學引論》一書所構建的、按8個模塊展開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有些欠嚴謹，某些內容安排欠妥當”w,該書對原有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的“綱”和“目”都進行了較大調整。作者按照“旅游本體論”、“旅游價值論”、“旅游倫理論”、“旅游批判論”、“旅游矛盾論”、“旅游認識論”等6個模塊，重新構建起了以“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為基礎框架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在該書中，作者將《旅游哲學引論》一書中的“旅游本體論”與“旅游本質論”歸并為“旅游本體論”。旅游本體論的研究內容回歸到旅游哲學的根基--旅游的概念與本質，避免了以前“用價值論的理解代替了本體論的理解”等問題，更加符合哲學意義上“本體論”的內涵。原來的“旅游實踐論”和“旅游方法論”歸并到“旅游認識論”。還有各個模塊的研究內容也經過了較大幅度的刪減、補充和調整。經過重新設計后，該書所確立的旅游哲學體系，既合乎了傳統哲學的基本框架，又保留了原有理論框架的特色。新的理論體系更加嚴謹，內容安排也更趨合理。當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該理論體系“并不意味著這是哲學視野旅游研究或旅游哲學研究應有的理論框架，或不能簡單理解為旅游哲學體系含有這六個相等或并列的層級內容”。該理論體系僅是作者旅游哲學研究的理論探索，為一家之言。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尤其是理論與觀點的創新。研究者要創新理論、觀點，不能依靠主觀臆斷，而應該具備“問題意識”等學術素養、豐富的研究經驗以及深厚的學術功力，“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經過一系列嚴謹的學術過程，才能提出經得起學術檢驗、令人信服的理論與觀點?！墩軐W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包括《旅游哲學引論》）中的一些觀點，如作者關于旅游的定義、旅游的本質、旅游的功能、旅游的異化、“旅游亟需從哲學的視角和高度進行研究”等，已經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在學界廣泛傳播，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反響。在《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中，作者又提出了旅游概念的“圈層理論”、旅游本質的“樊籠理論”、旅游結構的“冰山學說”以及旅游層次或境界的“金字塔理論”。這些理論是作者經過長期思考后，對旅游現象和本質的高度概括，仔細品味，意蘊深遠。在觀點創新方面,該書將旅游的本質由旅游者的“異地愉悅體驗”提升到了旅游者的“異地身心自由體驗”的高度，更加切入旅游本質，頗具海德格爾關于“人詩意地棲居”的哲學韻味。還有該書從文化、美育、認知、德育、康體等多角度對旅游功能的論述，極大地豐富了旅游功能研究。如果用該書所提出的旅游多功能觀點去反觀國內對旅游經濟功能的頂禮膜拜現象，我們很容易發現，僅從經濟角度解釋旅游功能的做法是何等的狹隘與短淺。又如，作者在論述“旅游與人的精神世界”中，提出“旅游真正價值則在于充盈并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觀點，聯系到作者還將旅游研究納人到“人學”的范疇去認知并實踐，這說明作者真正洞悉了旅游活動之于旅游主體的最高價值（馬惠娣在該書“序言”中對作者關于旅游哲學研究的核心思想“旅游是人的自由境界”這一觀點頗為欣賞)。這些觀點將會對我國的旅游研究與實踐起到警醒的作用，彰顯了旅游哲學研究作為“警示平臺”的意義。

《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彰顯了哲學研究所秉持的“質疑、反思與批判”的學術態度，并將其一以貫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旅游哲學對旅游的一切問題都要追本溯源、尋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
它在別人從未發現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對人們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見、常識等進行批判性的省察、質疑它的合理性和存在權力”作者在研究中很好地堅持了這種“質疑、反思與批判”的學術態度，在某些章節展現得尤為淋漓盡致。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第五章“旅游批判論”。作者直面我國旅游領域的異化現象，提出了旅游異化的概念，分析旅游異化的表現并進行反思與批判，構建起了旅游異化研究的分析框架。異化現象廣泛存在于旅游的學術研究、發展模式、思想觀念、消費者意識和行為、消費環境等各個領域，旅游異化研究正是對“背離旅游本質和旅游業發展初衷”現象的批評與反思。這種批判性的聲音在學術界猶如空谷回音，彌足珍貴。另外，作者對旅游概念和本質的研究也體現了這種批判性的學術態度。作者對旅游概念和旅游本質的探討，正是建立在“批判性地反思國內外學界提出的旅游概念”基礎之上的。事實上，《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本身也是作者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批判性自省的結果，讀者很容易發現作者對先前文章與著作中的某些理論、觀點等方面做出的修正、完善與提升。

當然，任何一部學術著作都可能存在不足之處。依筆者淺見，《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在某些地方仍值得進一步強化和改進。首先，該書去掉了《旅游哲學引論》中的“緒論”和“旅游方法論”部分，筆者認為此種做法似有不妥?！堵糜握軐W引論》的“緒論”部分，論述了旅游哲學的概念、學術緣起、學術價值、研究內容、理論體系、學科性質、學科地位、研究方法等旅游哲學切關宏旨的基礎性問題。這些問題關乎旅游哲學這門學科存在的“合法性”，應該是一本“教科書”式的旅游哲學著作不可或缺的。同樣不可或缺的還有“旅游方法論”部分，因為“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屬于旅游方法論范疇，是旅游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其次，《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部分章節的內容稍顯單薄，理論性還不夠強，哲學味道也不夠濃厚。例如，第六章“旅游矛盾論”所論述的矛盾皆為旅游實踐中的具體矛盾，并引用大量實例。雖然這種做法能夠讓理論分析與旅游實踐的聯系更為緊密，但似乎削弱了文章的理論性與“哲學”韻味。

然而，瑕不掩瑜，盡管該書在個別篇章和具體研究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但從總體上看，該書較之《旅游哲學引論》已經有了“較大的改進和提高”，“彌補了《旅游哲學引論》存在的一些不足與缺憾”。尤其是該書對旅游哲學理論體系以及一些具體問題做出了新的、深刻的思考，提出不少令人耳0一新的觀點和理論?！墩軐W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的出版，將進一步地推動我國旅游哲學研究的深人和相關研究學術水平的提高。旅游哲學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學術領域頗為深廣，是旅游研究中的最高殿堂。曹詩圖教授在此領域精耕十余載，為國內的旅游哲學研究開創了一片新局面，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但從整體而言，國內旅游哲學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筆者不揣淺陋，所闡發的僅是一孔之見，不當之處還敬請各位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