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紛易盡百年身　舉世何人識道真

時下的書畫市場，在悠久的中國書畫鑒藏史上幾無出其右者。隨之，“鑒定”一詞也頻頻亮相，分外走紅。但是，又有誰能想起發生在23年前那場史無前例的書畫鑒定壯舉呢？翻撿當年的報道和當事者的記敘等文獻，我們大致窺見當年的點點滴滴。

對全國博物館館藏文物的鑒定始于20世紀60年代。1961年前后，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關懷下，文化部文物局組成張珩、謝稚柳、韓慎先、劉九庵四人鑒定小組，先到廣州進行鑒定；復到東北（遺憾的是出發前，韓慎先先生因突發腦溢血病逝在北京），鑒定組從北京出發，經天津、哈爾濱、長春、沈陽、旅大，跨越四個省市，過目書畫萬余件。張珩1963年去世后，鑒定工作因而中輟，文物局指派文博研究所副所長王輝重新組織專家繼續進行此項工作，然而，不久因“文化大革命”而歸于停頓。上世紀80 年代初，國家文物局決定分清輕重緩急，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全國范圍內對館藏文物分門別類地進行鑒定，從而更有利于館藏文物的保護和利用。文物巡回鑒定工作首先從書畫開始。謝辰生先生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后記》記述：“首先提出這個建議的是謝稚柳同志和王冶秋同志的夫人高履芳同志。他們分別寫信給當時在國務院分管這方面工作的谷牧同志，呼吁恢復對全國古代書畫的巡回鑒定工作，得到了谷牧同志的積極支持。他曾多次要求文物局盡快恢復這項工作，并指出開展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遵照谷牧同志的意見，經文物局研究決定由我負責組織。為此我專程去上海向謝老報告這個好消息，并征求他的意見。謝老非常高興，談了許多如何開展這項工作的意見，使我感到當時他已經對這項工作有了比較全面地設想?！?/p>

1983年4月，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古代書畫巡回鑒定專家座談會”。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和文化部代部長周巍峙出席會議，鄧力群決定由中宣部發文件作為國家的任務下達，要求各地有關部門都在各自的職能范圍內給予支持。此次會議正式成立了由上海博物館顧問、書畫家、古代書畫鑒定家謝稚柳，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書法家、古代書畫鑒定家啟功，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代書畫鑒定家徐邦達，遼寧省博物館名譽館長、研究員、古代書畫鑒定家楊仁愷，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代書畫鑒定家劉九庵，中國建筑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高級建筑師、古代書畫鑒定家傅熹年和文化部文物局顧問謝辰生組成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鑒定組在全國范圍內對存世的古代書畫進行全面而系統的考查、鑒定，并編印目錄、圖錄以及大型畫冊。謝稚柳和啟功先生被推舉為組長。

此項工作于1983年的8月正式開始，鑒定組首先從北京、天津著手，進而旁及東北三省、上海、江蘇、浙江以及四川、廣州等地。大凡藏有古代書畫的博物館、藝術館、大專院校以及文物商店等場所，均一一進行考查鑒定。在至1990年5月的8年時間里，這個平均年齡70歲以上的“七人”書畫鑒定組本著對文物、對后人負責的原則，兢兢業業，一絲不茍，偕同一批編輯出版和攝影工作人員，每年兩期，行程數萬里，對除西藏、內蒙古、青海、海南以及港澳臺以外的全國2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21個市縣的208個單位（包括文物部門和其他文化教育機構團體）及部分私人收藏的中國古代書畫作品進行了認真的鑒定，過目古代書畫作品61596件以上，制作了編目卡片34718張，基本清楚了中國大陸收藏的古代書畫狀況。發現了一批時代久遠、藝術價值很高的中國古代書畫珍品，如遼寧省博物館藏宋代馬遠《壽松圖》軸，四川省博物館藏宋代劉松年《雪山行旅圖》軸、元代唐棣《雙松高士圖》軸、明代杜瓊《疊嶺松溪圖》軸，四川大學博物館藏元代黃公望、王蒙《合作山水》軸、明代仇英《右軍書扇各》軸，黑龍江省博物館藏宋人《蠶織圖》卷，云南省博物館藏元代黃公望《剡溪訪戴圖》軸等等。鑒定組專家還對北京地區一些個人收藏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查抄的應予落實政策退還物主的部分古代書畫作品進行了鑒定，從中挑選出了北宋祁序《江山牧放圖》卷、唐人集字勻摹本《王羲之古本千字文》卷、元代黃公望《溪山雨意圖》卷、元代倪瓚《水竹居圖》軸、明代文徵明《真賞齋圖》卷等書畫精品40多件。鑒定工作完成之后，當時黨中央主管這方面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同志專門在釣魚臺宴請了鑒定組的全體成員，充分肯定了這項工作所取得的顯著成績。

這項中國文物保護史上的重大基礎工程，對整個文博事業的發展產生深遠而積極的影響。在巡回鑒定過程中，鑒定專家充分發揚學術民主。鑒定時，專家各述己見，求同存異，實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對少數有不同意見的作品，將各位專家不同的鑒定意見認真地記錄下來，以供后人繼續研究。更重要的是，這次書畫巡回鑒定過程中培養了一批書畫鑒定人才。國家文物局特意從全國文博單位抽調了具有相當專業知識的中青年業務骨干，組成隨同學習小組隨同專家們一起進行鑒定活動，不少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文物部門專門成立了學習小組隨鑒定專家組活動。這些中青年業務骨干在鑒定專家的指導下，通過對各種真跡和偽作的分析比較，加深了對不同時代、地區、流派和書畫家個人風格的理解，增加了對各種偽作和作偽方法的理解。特別是在各地由各位專家對挑選出的古書畫實物和資料進行的講解，使中青年業務人員積累了更多的鑒定知識。這種由專家和中青年業務人員共同參加鑒定活動的做法，不僅對培養中青年鑒定人才是一種極好的方法；同時，對于大多數年事已高的著名書畫鑒定專家的寶貴鑒定實踐也是一種搶救。

此后，從鑒定成果中挑選出中國古代書畫各流派著名書畫家和地方書畫名家的代表性作品34362件，編成冊裝本文字目錄（帳目式書畫目錄）10冊；選出佳品18543件，編成多卷本黑白圖版目錄（帶圖的書畫目錄）24冊；選出精品3430件，適當增補臺灣和國外博物館收藏的中國古代書畫珍品，編成大型多卷本中國古代書畫彩色精印圖集，計有《中國古代繪畫全集》30冊，《中國古代書法全集》約20冊。而歷經十幾年出版的24卷《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是中國古代書畫巡回鑒定成果的最高體現?！秷D目》收錄了20117件作品，制作35700幅圖版，是一部集國內（港、澳、臺除外）現存古代書畫作品之大成的圖典。它首次向社會公布了全國各收藏單位的古代書畫藏品，而且經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向讀者提供了全面、系統、準確的信息，是迄今為止收錄古代書畫作品最多的一部極有價值的資料性工具書，對對研究中國美術史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這些成績，它們的確不易被人忘記。然而，鑒定小組所留下的豐厚書畫鑒定方法、治學之道以及成才之路卻是一條永遠取之不竭的知識之源。他們中的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先生，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宏富的著作。由于幾位先生的出身和求學經歷各不相同，爾后的工作環境與職務要求也各異，于是形成了他們不同的治學理念和鑒定方法。這些理念和方法鮮明地體現了他們不同的學術取向，從各個方面豐富與完善了這門新興的專門之學，使之日益完備，逐漸形成一套科學的書畫鑒定體系。這對于中國書畫鑒定學以及中國美術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這六人不僅在書畫鑒定方面各自成家，而且在治學道路上也自成一格，綜合起來可謂旁收廣紹，集為大成！

彈指一揮間，23年已經過去。當年的鑒定小組成員已有三位永升仙國：謝稚柳先生于1997年逝世，劉九庵先生兩年后駕鶴西歸，啟功先生2005年夏仙逝。其余四位也多已步入耄耋之年，但歷史依舊銘記著他們。

七人中年齡最大者首推謝稚柳先生（1910—1997年），名稚，字稚柳，以字行，號壯暮翁，江蘇常州人。曾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上海市博物館顧問，上海市書法家協會主席，他是1983年七人書畫鑒定小組的組長。他工詩文，能書法，擅山水、花鳥，亦偶作人物。尤其精于書畫鑒定，與張珩并稱“北張南謝”。其著作有《謝稚柳書集》、《謝稚柳畫集》、《壯暮堂詩鈔》、《敦煌藝術敘錄》、《水墨畫》以及很能體現其書畫鑒定方法的《鑒于雜稿》等。謝老早年學畫，又與張大千一起對敦煌壁畫進行了長期的研究，這使他準確地把握了唐宋以來中國書畫主流風格的淵源流變，由此確立了以風格流派斷代的辨偽方法。雖然他也不忽視對相關文獻的印證，但卻更看重書畫藝術的本體，如作品的意境、格調、筆法、墨法、造型和畫面布局等特征，即重視書畫的體貌精神。此種鑒定方法對鑒定者本身的書畫水平有很高的要求，謝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較高的書畫創作能力和聰穎的鑒定才智使其成為這一鑒定方法中的大家。謝老與啟老并列為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組長，但因啟老還有學校和社會活動，謝老承擔了更多的責任，他是鑒定工作八年中一天沒有缺席的人。

啟功先生（1912—2005年），字元白，又作元伯，滿族，北京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古典文獻學家、書畫家、文物鑒定家。啟老雖為滿清皇室，但屬遠支，家道衰落較早。早年較為坎坷，當時的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慧眼識才，無論治學還是生活都給與他多方幫助，這都使啟老終身難忘。1990年，啟先生在香港舉辦書畫義賣，籌集資金160余萬元設立“勵耘獎學助學基金”，其中“勵耘”二字即是他對恩師陳垣的懷念。此后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直至去世。生前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啟先生的書法造詣享譽海內外，2000年文化部為他頒發了“蘭亭終身成就獎”，以彰其在這一領域的高深學術造詣。同時他于文獻學、版本學、金石學、史諱學、詩詞學、文字學以及紅學等都有較深的研究，是為當代巨擘。尤其在對古文獻的爬梳與索隱探微方面，其精深的學術功夫與能力至今難有出其右者，堪稱學林絕響。他以書法研究為突破口，旁及繪畫等領域，這些都使他成為以精密考據著稱的書畫鑒定大家。收在《啟功叢稿》一書中的相關著作《董其昌書畫代筆考》、《戾家考》等，其運用古文獻之精熟與老到可見一斑。啟功先生的學問，旁收廣紹，諸子百家，廣為涉獵，可謂當代無所不曉之通才，國學之大師。因謝老和啟老是當代杰出書畫家，巡回鑒定所到之處，在緊張工作之余，還不辭辛勞，為賓館服務員、司機和其他人員無償寫字作畫。

世紀老人徐邦達先生（1911— ），字孚尹，號李庵，又號心遠生，晚號蠖叟。原籍浙江海寧，1911年生于上海。家中富收藏，幼年即接觸大量古今字畫。14歲始習畫，從蘇州老畫師李醉石學習繪畫，從趙時楓學習古書畫鑒定知識。后入當時海上著名書畫家、鑒賞家吳湖帆先生門下，書畫與鑒賞能力日進，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鑒古書畫聞名江南。1937年協助上海市博物館辦理“上海市文獻展覽”中的古書畫征集、檢選、陳列之工作，受葉恭綽先生之托撰寫《古書畫提要目錄》。1949年，被騁為上海市文管會顧問。1950年，經國家文物局鄭振鐸局長推薦，調至文物局文物處工作。兩年后，轉至故宮博物院從事古代書畫鑒定研究工作至今。他鑒定中國古書畫，過眼無數，著述甚豐，文字已逾500萬，以致被中國書畫收藏界稱為“徐半尺”、“國眼”。著有《古書畫鑒定概況》、《古書畫偽訛考辨》、《古書畫過眼要錄》、《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中國繪畫史圖錄》、《重編清宮舊藏書畫目》、《改編歷代流傳繪畫年表》、《古書畫偽訛考辨續編》等。在長期書畫鑒定實踐中，徐先生逐漸形成了高度重視書畫本身的筆墨、題跋、歷代書畫著錄、印章、紙絹、裝潢形制等因素以及相關文獻的考據與實證，實行鑒考結合，絕不允許“模糊度”，與啟功先生提倡的“書畫鑒定中要有模糊度”恰恰相悖，體現出徐先生追求鑒定科學性的學術取向。他的鑒定方法具有如下明顯的三大學術特色：一是在鑒定中建立可供比較的作品樣板；二是較為重視書畫本身的筆墨等技術性因素；三是注意對書畫所用工具材料的分析研究；四是極為傾心梳理見于著錄的各種名跡。如今謝老已經故去多年，徐先生在健在的四位中年齡最大，已當推不讓地成為書畫鑒定界之宗師。

楊仁愷先生（1915— ）原籍四川岳池，幼年喪父，家道衰落?？箲饡r移居重慶，常與郭沫若、徐悲鴻、沈尹默、金靜安、謝無量、馬衡、老舍等名人學者接觸。其中，著名史學家金靜安先生對楊仁愷的影響最為深遠。其次是郭沫若先生，經常為楊仁愷解答歷史和考古方面的問題。居渝期間，他還結識了張大千、潘天壽、黃賓虹、傅抱石、呂鳳子等書畫名家，從而使他對古今書畫的研究更加深入。新中國成立后，楊仁愷歷任遼寧省博物館研究員、研究室主任、副館長、名譽館長等職務。其代表性著作《沐雨樓書畫論稿》、《沐雨樓文集》、《國寶沉浮錄》、《中國書畫鑒定學稿》等。他在書畫研究與鑒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貢獻：一是對溥儀出宮后的清宮流散書畫進行了精細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余萬字鴻篇巨著《國寶沉浮錄》一書；二是在中國書畫史上填補了遼金兩代的空白，使之更為完整系統；三是把古書畫鑒定的范圍拓展至20世紀并初步嘗試建立書畫鑒定這一專門之學，2000年10月出版的《中國書畫鑒定學稿》一書可見其這一學術趨向。楊仁愷在書畫鑒定中提倡“科學的比較研究法”，注重作品之間的參照比較，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時代和地區的諸多作品比較、畫家一生不同時期的作品比較，然后才是題跋、印章等因素。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他應邀多次訪問歐、美、韓、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從事書畫鑒定工作，另一方面考察各國的文博事業，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劉九庵先生（1915—1999年），河北冀縣人。生前曾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1930年在北平琉璃廠字畫店學徒，其后從事個體經營書畫業務。1956年調故宮博物院，從事書畫的征集與鑒定工作。1962年參加文物局組織的全國博物館書畫鑒定三人小組，鑒定了8省4市博物館的藏品。1965至1966年鑒定了兩省一市的博物館藏品。1983年參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并在上海大學、復旦大學、河北師范大學以及文物鑒定培訓班講授書畫鑒定課，為培養書畫鑒定人才作出了較大貢獻。發表的論文和著作有《祝允明和他的六體詩賦卷》、《記八大山人書畫中的幾個問題》、《趙孟頫書法藝術和偽書辨析》、《趙孟頫書法叢考》、《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編年表》等。劉先生治學嚴謹，考證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頭而聞名，這正好可以彌補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對于整體把握中國書畫史和鑒藏傳世書畫頗具意義。在長期的實踐中，勤奮好學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書畫斷代辨偽中的相關細節，如他對明代吳應卯大量偽冒祝允明作品、王寵的弟子金用偽造其師作品、八大山人和張大千贗品的研究等。這種極為精細的研究，對于當今書畫作偽手段的高超極具現實意義。

七人中最年幼的傅熹年先生（1933— ），祖籍四川江安縣，1933年生于北京，傅增湘先生的長孫，1955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建筑歷史學家、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研究員，書畫鑒定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長期從事古代建筑史研究，重點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壇廟等大建筑群的規劃、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設計規律，揭示出中國古代城市以宮城、里坊為模數，大建筑群以主院落為模數，單體建筑以所用材和柱高為模數等一系列運用模數控制規劃和建筑設計的方法。發現了宮殿壇廟等大型建筑群在規劃時用標準方格網控制尺度和相互關系，并把主體建筑置于建筑群幾何中心的手法。利用已掌握的模數規律，對西周、戰國、唐、宋、金、元一系列建筑遺跡做復原研究。發表論文近30篇，編為《傅熹年建筑史論文集》，完成了五卷本《中國古代建筑史》的第二卷《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史》和《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建筑群布局和建筑設計方法研究》的撰寫，均已出版。傅先生的鑒定特點，在于擅長把建筑學中的比較分析法引入到書畫鑒定的斷代辨偽，即結合出土文物、傳世可靠作品和相關文獻中記載的建筑形制、衣冠制度等作為斷代依據。其學術特點五外以下：一是強調書畫史在書畫鑒定中的基礎地位；二是重視在書畫鑒定中建立可依靠的標準樣板；三是書畫鑒定要有一定的古文獻基礎以及運用文獻的能力。

七人中唯一不搞書畫鑒定的就屬謝辰生先生了。謝辰生（1922— ）是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歷史文物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原國家文物局顧問，著名文物法律政策專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撰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前言等。他早年經人介紹幫鄭振鐸先生做事，期間從事鄭振鐸先生所編書籍的目錄抄寫、印刷等工作，重點參與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錄》的編輯出版工作。1949年，他隨鄭振鐸先生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新中國成立后的主要文物法規基本是由謝老主持起草或執筆的。在1983年的七人書畫鑒定小組中，他當時作為文化部文物局顧問，主要負責鑒定中的組織協調工作。在8年的長途跋涉中，謝老代表文物局負責組織協調等行政事宜，并在以后的出版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心血，功不可沒。

七人書畫鑒定小組的成績巨大，在當下這個雞鳴即起，孳孳為利的社會狀態，回顧與總結七人的功績和學術，有助于后人逐步推進這一專門之學，

歲月悠悠，當年的那場壯舉已經逐漸成為模糊的歷史。二十余年過去了，當人們正視時下異?；鸨臅嬇馁u時，二十余年前的圖像仿佛就是眼前的一片景觀?！凹娂娨妆M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但愿在這聲聲喧囂中，我們還識得這書畫鑒定之“道”，懂得這七人之“真”。

圖1參加全國古代書畫巡回鑒定組的（左起）謝辰生、劉九庵、楊仁愷、謝稚柳、啟功、徐邦達和傅熹年。孫之常攝

圖2書畫鑒定組在浙江省博物館。居中為謝稚柳、啟功，右一為楊仁愷，后排左起為王南訪（北京故宮博物院）、勞繼雄（上海博物館）、黃偉利（遼寧省博物館）。

圖3啟功、謝稚柳、楊仁愷、劉九庵、謝辰生等先生在浙江省博物館。孫之常攝

圖4書畫鑒定組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鑒定書畫。桌邊左一為劉九庵，后排中間為楊仁愷、謝稚柳、傅熹年。孫之常攝

圖51985年10月，書畫鑒定組在上海博物館。左一為傅熹年、左二為劉九庵，右一為楊仁愷。孫之常攝

圖61989年4至5月份，書畫鑒定組在重慶市博物館工作，對四川地區及云南省文博系統藏品進行鑒定。左起楊仁愷、謝稚柳、劉九庵、傅熹年。孫之常攝

圖71995年11月，鄧力群參觀書畫鑒定組成果。孫之常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