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與行

策劃　何瑩(Vivi.YingHo)　采訪　鐘文凱

鐘文凱：繼華筑網之后，博客成了你的又一網上陣地。在你的博客上有一個醒目的標題，三結合——實踐、理論、批評。對于任何個人來說，這都是一項雄心勃勃、值得尊敬的計劃。在此之上可能還要加上“教育”，因為你已經開始在香港大學任教了。但是人畢竟沒有三頭六臂，記得有一次我們聊起這個話題，你提到在不同的時間階段側重點會有所不同。能否談談你的近期計劃，或者在你的工作中如何處理這些不同領域之間的關系?

朱濤：哈姆雷特勤于思考“to be or not to be”，但疏于果敢的行動，堂·吉訶德總在不停地行動，但從不靜下來好好思考。關于“實踐、理論、批評三結合”的說法，不是宣稱自我有“三頭六臂”，要“通吃”不同的領域，而是要追求一種思考和行動之間的互動關系?；蛘吒唵蔚卣f，作為一個建筑師，我希望能實現一種“思考型的實踐”或“實踐型的思考”。

近期而言，我選擇在香港大學教書，一方面是對香港的種種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特征感興趣，另一方面是為了在這樣個特殊環境中好好整理自己的思路。目前在我的教學中，最具挑戰性的工作是準備從下學期始開設一門課“二十世紀建筑史”。如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反思上個世紀的建筑發展?如何在一個極其關注現在、但歷史意識淡漠的環境中講述歷史？如何在一個多文化碰撞的地方講述“世界”建筑史?更進步，如何能在香港——大陸之間的微妙距離間設置一種“批判性的張力”?而這種“張力”將導致什么?我完全沒有答案，但被這些問題深深地吸引。

鐘文凱：十多年前，屈米在哥倫比亞大學倡導的“無紙工作室”曾經推動了一場設計方式和建筑形式的變革；而你的導師，同在哥大任教的弗蘭普頓則是建構學的理論泰斗，他強調的恰恰是建筑的物質性，以及建造本身的詩意。兩者都可能對你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它們之間存在矛盾嗎?或者有內在的聯系嗎?

朱濤：屈米1990年代中期在哥大建筑研究生院提出的“無紙工作室”的說法帶著那個時代的鮮明印記：當時大家都普遍沉浸在對電子計算機技術——經濟發展的樂觀期待中。人人都在說從建筑到城市到人們身體的感觀，所有從前曾依托在社會物質基礎上的事物都可以進入電子空間被“虛擬化”。MIT的Willam J.MitchelI的《比特的城市》是個極端的例子，但太過幼稚不值一提。就連斯蒂文·霍爾這樣靠“實打實”建造出身的建筑師都曾打算放棄自己事務所的模型制作環節，只在電腦里“生成”建筑!但很快，在哥大設計課上，評圖的教授們發現要想真正深入評判學生的設計作品，與其讓學生們在投影屏幕上閃現一些令人目不暇接的花哨圖片，不如讓他們老老實實把圖打印到——紙——上，貼在墻上，可以看得更“真切”一些。再后來，教授們為了督促學生關注建筑的尺度感和建造性等，開始陸續恢復對學生做模型的要求，“無紙工作室”變得越來越費紙，直到今天這個詞已基本不復存在?！皵荡a”一詞在理論說法上再也不單單指向“虛擬空間”，而是指在抽象數據和物質材料之間可以來回轉譯的一種信息媒介。今天，越來越多的青年建筑師對數據化的制造技術和建筑的建造性感興趣，而不再單純沉溺于抽象的數據或影像化的“虛擬現實”中。我本人從1998年開始在哥大，親身經歷這樣一場設計文化的變遷，深受啟發。

如果視野再放寬廣些，我認為，9·11應是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巨大轉折點。在雙塔樓轟然坍塌那一剎那，當無數人意識到那不是好萊塢電影里的“虛擬現實”時，人們應該同時清醒地認識到，不管理論上宣稱人類文明有多少元素可以“虛擬化”，社會總是需要由一整套穩固的社會關系和堅實的硬件設施來支撐。其硬件設施既包括能源等物質性的原材料，和各種基礎設施如交通、通訊等設施，還包括城市和建筑——物質意義上的城市和建筑——來作為人們社會生活的載體和庇護所。

弗蘭普頓所提倡的建構學，旨在強調建筑學——有區別于其它各種圖像藝術——是關于建造的藝術。它一方面有著文化表現的維度，另一方面無可避免地有著物質性維度。我認為，建構學的立場不光能使我們對18-20世紀的建筑史有一個全新的認識，以有別于從“空間”和“形式”的視角讀解的歷史，同樣也為我們理解今天電子技術對建筑學的影響、理解今天建筑與生態環境之間關系等等問題提供一定的思想穿透力。

鐘文凱：你正在寫的博士論文應該能反映你在理論研究方面的興趣所在，能透露一點內容嗎?

朱濤：某種意義上說，我在寫的博士論文恰恰是想連接你上個問題提到的兩方面。論文正標題有點怪：Catenary TrajectoH(懸線軌跡)。副標題則很瘋狂Geometry，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Form from Galileo to the Present(從伽利略到今天的幾何學、建造和建筑形式)。簡單說，我的論文是嘗試循著一個特定主題，切開歐洲建筑史的一個縱剖面，從17世紀科學革命、18世紀啟蒙運動、19～20世紀現代主義運動、一直到今天的建筑發展，在這樣一個縱剖面中考察幾何學、建造和建筑形式三者間關系的演化。

鐘文凱：你寫過一些頗有份量的評論文章，關于建構、關于張永和、關于建筑師作為知識分子所應該具有的社會責任感，等等，針對的都是大家關注的熱門話題，而且觀點鮮明、文鋒犀利。你認為中國目前的建筑批評和西方的建筑批評的差別主要在哪里?

朱濤：差別在于中國尚沒有建筑批評——我指獨立的建筑批評體系。不錯，有些人在寫評論，但總是依附在建筑師的言論上，尚沒有形成系統的、獨立的思考。

鐘文凱：近年來，幾位西方“大師”在中國陸續設計了一些“前衛建筑”，它們一方面構思新穎、造型獨特，另一方面也往往耗資巨大、與周圍環境缺乏聯系。你如何評估這些作品對中國年青一代建筑師的影響?

一些西方明星建筑師在中國得以實現標新立異的建筑物不是偶然現象。它一方面是得益于今天全球化時代中技術力量的空前強大。今天尖端的建造技術可以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橫向移植，以保證“高端”建筑師們實現許多前人想都不敢想的東西——只要業主愿意花足夠的錢；顯然在另一方面，該現象還得益于中國目前的“大躍進”的經濟一文化氛圍；在整體社會基礎，如居住、教育、醫療等等，仍相當薄弱的狀況下，政府和一些業主寧愿把大量資金集中到少數形象工程上，以追求浮夸的文化表現。不錯，從專業角度來說，一些西方明星建筑師在中國的作品可以開啟中國年青一代建筑師的創作思路，但從大的文化氛圍上來看，大多數作品其實并沒有構筑出與中國社會實質性的現代化進程之間的積極關系。換句話說，這里我還不是指那些作品與具體的周圍環境之間“缺乏聯系”，而是指它們僅僅作為單個作品孤立地存在，在建筑質量上或好或壞，但都未能在文化意義上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建立起內在、有機的聯系。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它們對中國建筑師的影響——如果有的話——僅僅局限在專業技巧上，或者膚淺的文化時尚上。

鐘文凱：你設計的深圳文錦渡長途汽車客運站也是一個造型獨特的作品，請談談這個建筑與城市的關系。

朱濤：如同很大都市中心的綜合項目，深圳文錦渡長途汽車客運站有異常豐富的內容配置：復雜的、三維疊加的人、車、物流和商業、辦公、居住設施等。在極其狹窄的用地中，面對周邊蕪雜的、毫無特征而言的城市環境，我試圖以一種有力的姿態達到對城市周邊環境的重組。該建筑顯然不想消極地融入周邊城市環境的紊亂中，同時它也不是一個任意的、與城市文脈無關的孤立“物體”。我追求的是通過對周邊環境的仔細分析，通過一個具有高度整合性的體量，既能對內有效地容納多樣的空間和功能，又能對外建立起一種可識別性，并與周邊城市環境間產生一種高強度的張力關系——但不是矛盾，最終能生發出新的城市空間秩序。一句話，在都市紊亂中，該項目旨在以種不妥協的姿態建立起新秩序。

鐘文凱：華存希望小學是你為數不多的另一建成作品。兩年前的夏天，我們曾經一起去看過，新校舍和舊校舍相比有著天壤之別，可能是當地修得最講究的房子。課室寬敞明亮，附近的農民趁著暑假在里面晾玉米，把課室的白墻都映成了金黃色，而老教室卻陰暗、潮濕，課桌都發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入口樓梯處的大雨蓬和直紋曲面的屋頂，混合的結構體系融入了當地工匠的智慧。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對于希望小學這樣一種特殊的建筑類型，盡管存在著造價方面的制約，你并沒有滿足于僅僅解決經濟實用的基本物質問題，而是保持著對形式的關注?

朱濤：這里，我理解你的“形式”不是狹義的關于建筑形狀或形象的概念，而是廣義上的如何以明確的手法來協調建筑的形象(幾何學)、空間(體驗和使用)和建造(結構、材料、工藝等)等系統之間的關系，以使建筑最終呈現為一個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構筑物——這是衡量個建筑師的作品是否擁有“建筑藝術”質量的最重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