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溯歷史，追尋先賢足跡，系統地梳理中國營造學社學術成就和歷史貢獻，彰顯其對于中國建筑史學、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奠基性、開創性的深遠影響。以史為鑒，觀照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監的興替歷程，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實踐與理論探索，及其未來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參考，
關鍵詞：中國營造學社 中國建筑史學文化遺產保護
中圖分類號TU-8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537(2006)06-0126-08
20世紀初葉，中國建筑史學研究、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與理論探索在“西風東漸”的文化潮流中漸次興起。清末民初，《保存古物推廣辦法》(1906年)、《大總統禁止古物出口令》(1914年)、《為切實保存前代文物古跡致各省民政長訓令》(1916年)、《保存古物暫行辦法》(1916年)等相關文化遺產保護的專門法令陸續頒布，“古物”、“古跡”、“文物”等概念與內容雖有所擴展，但其內涵并未超越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所謂“以鐘鼎彝器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鑒等物……以碑碣墓志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經幢、柱礎、石闕等物”的既有范圍，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相關法規及體制建設等尚未完善。
20世紀20～30年代伴隨著近代民族工商業的勃興，中國文化教育事業進入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以“整理國故”和“中國固有形式”為特征的傳統文化復興，遂引起與之相應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博物館、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端。例如，1928-1929年，民國政府頒布《名勝古跡古物保存條例》、《寺廟登記條例》等，為近代中國較早正式頒布的文化遺產保護的法規條例；1928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在南京成立，乃為中國較早設立的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專門機構，自成立之始，該會曾進行相關古建筑、古墓葬、古遺址的實地調查，踏勘登記華北諸省重要古跡，發表研究報告多種；1930-1935年，民國政府陸續頒布《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施行細則》《保護城垣辦法》、《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組織條例》、《暫定古物的范圍及種類大綱》等涉及文化遺產保護的法規條例。
1935年1月，“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及其執行機構北平文物整理實施事務處(簡稱“文整會”)成立，此為中國近代以來從事古代建筑修繕保護工程的專門機構建置之始?！拔恼麜睙o論在機構規模、資金、設備支持，以及技術力量、工程項目以及管理運行流程等方面，當時都已達及很高的水準，成為20世紀前半葉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的核心機構之一。在中國近代文化遺產保護發展歷程諸多背景中，1930年1月，以“研究中國固有之建筑術、協助創建將來之新建筑”為主旨的中國營造學社正式成立。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等一代宗師，以保護和闡揚中國文化遺產的熱情，高度的責任感和學術上的遠見卓識，開創性地引入現代學術方法，持續而有計劃地對中國古代營造文獻與建筑遺構進行系統地整理和研究，使之成為中國建筑史學、文化遺產保護實踐與理論探索奠基性的光輝起點。正如傅熹年院士所言，“把研究中國古代建筑作為一門專門學術，建立在現代建筑學，美術史和文獻學的基礎上，中外學術界公認是自中國營造學社開始，也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p>
中國營造學社在其存在的15年間(1930～1945年)，正式研究人員最多時也不過17人(1934～1937年)，而最少時(1938～1939年和1945年)僅有區區5人，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對中國建筑史學、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歷史貢獻更是非同凡響。中國營造學社不僅構建了中國建筑史學研究的學術體系及基本框架，其倡導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引領并帶動了當時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實踐與理論探索的方向；甚至可以說，1949年之后的中國建筑史學研究與文化遺產保護實踐，都直接或者間接地繼承了中國營造學社的學術傳統，并從中受惠甚多。在人才培養方面，中國營造學社歷練造就出中國建筑史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一代開山大師，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邵力工、王壁文、盧繩等前輩先賢以學養深厚、成績卓著及其道德文章成為一代宗師?！疤依畈谎?，下自成蹊”，新中國的建筑史學研究、建筑教育、建筑創作實踐，以及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精英專才大多都直接或間接師承于中國營造學社，其意義和影響可謂深遠而重大。
在當今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進程中，回溯歷史，追尋先賢足跡，系統地梳理中國營造學社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向，對其多方面的學術成就和重大歷史貢獻進行述評，以彰顯其對于中國建筑史學、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開創性、奠基性的深刻影響，無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F謹將中國營造學社多方面的學術成就和歷史貢獻，簡略述評如下。
宋《蕾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國古代營造典籍與文獻的系統搜集、?？?、出版
1918年，朱啟鈐先生赴上海出席“南北議和會議”，道經南京，在江南圖書館發現宋《營造法式》的抄本。次年即以影印行世，世稱“丁本”。嗣后數年間，經過精心策劃與協調，朱先生委托當時著名的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陶湘等一批資深文獻學專家，集精英之功于是役，利用文淵、文溯、文津三閣《四庫全書》本及其他傳世抄本悉心匯校，并仿照清內閣大庫中新發現南宋重刊本殘頁的格式，1925年以《仿宋重刊本李明仲營造法式》之名由商務印書館付梓出版，史稱“陶本”。此本“為著書之集大成者，此次因印刷之精制訂之美及批評之佳故，得風行一時也”，從而激起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建筑的重視和研究熱情。此后，對于《營造法式》的解讀和研究就一直成為中國建筑史學密切關注的熱點和亮點。而對宋《營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國古代營造典籍與文獻的系統搜集、?？?、出版．則成為促成中國營造學社成立的重要歷史契機。
1925年在“陶本”《營造法式》付梓同時，朱啟鈐先生借此機會以私人出資糾集同好，“欲舉吾國古營造之瑰寶公之世界”創建民間學術團體“營造學會”，系統地搜集、整理中國古代營造文獻，并由此開啟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1928年3月，“營造學會”在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今中山公園)舉辦中國古代建筑展覽會，展示學會歷年搜集的古代建筑圖書、圖紙、模型等，展覽大獲成功，遂引起社會各界開始關注中國古代建筑，同時也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重視并決定提供資金贊助相關研究，這直接促成了中國營造學社的成立。1930年1月，中國營造學社在北平東城寶珠子胡同七號朱啟鈐先生寓所內正式成立，
為區別此前由朱先生個人資助的“營造學會”，稱為“中國營造學社”。
“以匠為師，溝通儒匠”：匠作工程籍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中國營造學社的創始人朱啟鈐先生，憑其特殊的從政背景，以及多年從事工程事務所積累的深厚閱歷和學術敏感，對中國傳統營造技藝及其“匠作傳統”具有深刻的體認和源于內心的尊重，并敏銳地意識到“匠作傳統”之中所蘊涵的重大學術價值。朱啟鈐先生在《中國營造學社緣起》及《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中曾多次重申“匠作傳統”以及“溝通儒匠”的特殊價值，并積極力倡“以匠為師，溝通儒匠”，創建溝通“匠作傳統”與“文獻傳統”之津梁，籍此覓得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門徑。
中國營造學社初創時，除宋《營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等官刊營造籍本的整理研究之外，還將訪問“大木匠師、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樣房、算房專家”等列為學社的重要使命，研究工作也圍繞竭力搜集、整理各類坊間流傳的營造舊籍及匠家抄本而展開；并聘請熟悉清代建筑的老匠師，繪制大木結構詳圖、彩畫圖樣，以期掌握、識別實物、熟悉專門術語，編纂營造辭匯，將古籍中的營造名詞加以考訂、注釋，其間所形成的一系列經典性的學術成果，逐步展示出“以匠為師”及各類匠作籍本所蘊含的重大學術和實踐價值。
典型如中國營造學社匯集相關匠作籍本整理而成的《營造算例》。朱先生在《營造算例緣起》中，對各類匠作籍本的價值及形成，有過頗有見地的論述：“此種手抄小冊，乃真有工程做法之價值。彼工部官書，注重則例，于做法二字，似有名不副實之嫌。意當日此種做法，原于事例成案，相輔而行。 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如有此類算例在內，價值更當增重也。譬諸法家者流，以律為經，以例為緯，此種小冊，純系算法，間標定義，顛撲不破，乃是料估專門匠家之根本大法，迥非當年頒布今日通行之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內庭工程做法則例等書，僅供事后銷算錢糧之用，所可同年而語?！?/p>
1931年，初入學社的梁思成先生，即是從學習和整理上述匠家秘傳抄本入手，并陸續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中整理發表《廡殿歇山斗科大木大式做法》、《大木小式做法》、《大木雜式做法》、《土作做法發券做法》、《瓦作做法》、《大式瓦作做法》、《石作做法》、《石作分法》、《橋座分法》、《琉璃瓦料做法》等多種匠作秘籍。1932年，梁思成先生將已發表的內容重新校閱，將其分出章節，重新編排，以單行本出版，即為《營造算例》。與之同時，梁先生曾拜參與清末皇家工程的匠師為師，參照當時北京大量明清建筑遺構作為標本，對清代建筑的營造方法、技術以及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進行研究，于1932年完成《清式營造則例》。此著是“將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及各部分構材的名稱，權衡大小，功用，并與某一部分地位上或機能上的聯絡關系，試為注釋，并用圖樣標示各部正面，側面，或面及與他部相接的狀況。圖樣以外，更用實物的照片，標明名稱，以求清晰?！?/p>
梁思成先生在《營造算例·序》中特意強調匠家籍本遠勝于《工程做法則例》的價值：盡管《營造算例》“最大的目標在于算而不在樣”，但“因為說明如何算法……現在由算的方法得以推求出許多樣的則例，是一件極可喜的收獲”。而為推進這“極可喜的收獲”即“由算求樣”的研究，裨益后學克服其中“滿是怪名詞，無由解讀”的困難，梁先生又特地將《清式營造則例》與《營造算例》相輔刊行。
中國營造學社初期的研究工作，積極收集、整理、出版涉及中國古代營造的典籍文獻，如《園冶》、《梓人遣制》，《工段營造錄》、《一家言居器玩部》、《燕幾蝶幾匡幾圖考》、《姚氏營造法源》、《清內庭工程檔案》等；并對古代營造匠師、營造史料進行系統梳理，編輯有《哲匠錄》、《明代營造史料》、《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等；而學社收集到的《萬年橋志》、《京師坊巷志稿》、《燕京故城考》、《惠陵工程備要》、《正陽門箭樓工程表》．《如夢錄》、《長安客話》等古籍及工程籍本，也均經詳加整理和校閱。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曾經作為中國建筑史學、文化遺產保護實踐“共同源頭”的“以匠為師”的優秀傳統，在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及其修繕工程領域一直延續至今，而且日益發揮著主導性的關鍵作用；然而，當今的中國建筑史學研究卻逐漸遠離了“以匠為師，溝通儒匠”的學術傳統，幾近“失語癥”，學術理路更是“見物不見人”，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尤其如此。關于匠作籍本及工匠傳統的研究工作一直沒有深入與進展，如今寥寥在世的營造匠師，已近垂暮，傳統營造技藝及其背后所蘊含的巨大學術價值，幾遭冷遇，境況堪憂。
清代“樣式雪”圖檔的搶救性搜集、整理和研究
“樣式雷”圖檔是指清代皇家工程設計世家雷氏家族繪制的建筑圖樣、燙樣、工程做法及相關文獻，現今存世逾兩萬件。為庚續“世守之工”，薪火相傳，雷氏家族自清咸豐十年(1860年)起，在“家中裒集圖稿、燙樣模型甚伙，筑室三楹為儲存之所”，至清末，上述家藏圖檔逐步為雷氏各支子孫分獲。
民國初年，朱啟鈐先生即已開始“設法訪求此項圖樣，彼時雷氏猶以為將來尚有可以居奇之余地，乃挈家遠引，并將圖樣，潛為搬運，寄頓藏匿，以致無從蹤跡”。
1930年5月，因雷氏各支后裔“窮困愈甚，時事日非……聞其四出求售，而零星購得者，頗有數起”，朱桂老感到“倘不幸而全部流落國外，或任聽肆賈，隨意抽賣，俾有系統之資料，零星散失，消歸烏有，豈不可惜”，乃致函于中華文化基金會表示“于雷氏家藏遺物，樂為考求，并希望于最短期間，使此項圖型，得一妥善之安置”。在多方努力下，中華文化基金會“設法籌款，旋由北平圖書館購存，先行著手整理”，以供將來之研究。 此后的幾年里，中國營造學社一直致力于搜集散佚市面的“樣式雷”圖檔，并轉交北平圖書館收藏。如，1931年，經學社中介，故宮文獻館與中海圖書館協商合作，參照中海圖書館收藏的畫樣，整理修復故宮文獻館所存圓明園懊德堂等處燙樣；1931年3月，中國營造學社與北平圖書館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辦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展出了“樣式雷”畫樣、燙樣及工程籍本．引起各界廣泛關注；1932年，營造學社還曾協助中法大學審定其收集“樣式雷”圖檔的目錄。值得高度評價的是，在“樣式雷”圖檔的整理與研究方法上，朱啟鈐先生及其中國營造學社當年曾建議，弘揚收藏單位合作整理圓明園慎德堂等處畫樣、燙樣的經驗，將各部分所有圖型集中一處，汰其重復，傳寫異樣，分工合作，不期年彼此皆成為有系屬之完本。而今看來，當時即很有遠見的提出將所有收集到的“樣式雷”圖檔集中在一起進行整理研究，這是非
常具有戰略眼光的學術思路。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除北平圖書館的燙樣和中法大學的購藏在解放后被調撥或移交故宮博物院外，傳世“樣式雷”圖檔仍分散在各收藏單位，基本保持著當年購藏的保管面目，各收藏單位和研究者至今尚未達成相互溝通、全面合作的機制。
朱啟鈐先生不僅是“樣式雷”圖檔研究最早的倡導者，還開創了“樣式雷”世家的研究專題。收集“樣式雷”圖檔之始，朱啟鈐先生即確立了整理及研究方法，并安排劉敦楨先生以圓明園作為個案展開研究。在中國古代建筑中是否存在著設計程序完備的古代建筑設計個案?是否詳細地反映從選址、規劃、設計、施工、管理、監察直到最后驗收的工程全過程?如果存在，整個設計程序是如何運作的?而“樣式雷”圖檔的重要價值就恰恰體現在其能夠揭示出中國古代建筑設計方法和理念。作為開拓性研究，劉敦楨先生依據北平圖書館、中法大學所藏“樣式雷”圖樣、燙樣及故宮文獻館所藏內務府檔案等文獻，先后完成了《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易縣清西陵》等重要學術論文。
中國古代建筑遺構的大規模調查及測繪研究
中國營造學社創辦之初，雖在營造文獻和匠作籍本的整理上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其多數成員仍然是按照傳統文獻考據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筑，主要針對涉及營造的古代文獻進行整理和考訂，并不直接進行建筑遺構的實地測繪和調查，其研究熱點也往往集中于古代建筑的典章制度方面。是時適逢日本建筑史學者關野貞訪問中國營造學社，并朱啟鈐先生商討合作事宜，提出由學社負責文獻研究，日方負責實物調查測繪與研究。同時關野貞示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與應縣木塔照片，并流露出只有日方才有能力和經驗進行如此巨大規模的測繪和研究。此事對朱先生刺激頗大，使他深感現存大量古代建筑遺構之珍貴，決心引進人才，自力進行古建遺構的實地調查與研究，使既往的文獻和法式研究建立在古代建筑實物的基礎之上。針對中國營造學社初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朱啟鈐先生深知傳統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帶給學社學術上突破，只有引入建筑學專才、借鑒現代科學方法將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納入一個明確的科學體系中，才是學社未來發展之方向。此乃朱啟鈐先生將學社研究重任委托于梁思成、劉敦楨二人全面主持的真正原因。
1931年7月，梁思成先生任營造學社法式組主任。1932年4月即赴薊縣獨樂寺實地調查測繪，完成了精確的實測圖及調查報告。對此傅熹年院士評價道：《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所體現出的通過實地調查測繪并與《營造法式》印證，進而探究古代建筑遺構中所包含技術、藝術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為中國建筑史學研究引領風氣之先的一篇重要論文，并為以后調查實測和研究古建筑提供了范式，其學術水準不僅一舉超過了當時歐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國古建筑的水平，而就實物與理論、文獻的結合而言，并且透過形式深入探討古代建筑設計規律而言，也超過了日本人當時對其本國古建筑研究的深度。此文發表后，日方即不再提雙方合作由他們負責實物調查研究的建議了。而稍后劉敦楨先生則主持營造學社文獻部工作，除調查研究北京智化寺，為調查研究明清建筑樹立了范式外，更在文獻考證上做出卓越成就：其代表性成果《大壯室筆記》在現代建筑學及深厚的古文獻基礎上考證漢代宮室，精密入微，發前人所未發，決非一般文史考證所能及。
梁、劉二公確未辜負朱桂老的殷切期望，以深厚的國學根基、系統的現代學術訓練使學社的發展成就卓著。這不僅體現出朱啟鈐先生高瞻遠矚、知人善用的襟懷，也成為其治學生涯中最值稱道的學術佳話。
1932～1937年間，中國營造學社在前期深入系統的文獻整理和研究基礎上，按照新的工作方針，由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文獻部主任劉敦楨二先生領銜，研究重點轉向對古建筑遺構實物的調查和測繪，對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山東、江蘇、浙江等地的古建筑實物遺存，展開了大規模調查研究，總計2700余處，其中測繪重要古建筑206組，完成測繪圖紙約2000余張(不包括抗戰時期在西南地區所繪圖紙)，并附有大量的調查報告、測繪圖版及照片。通過這些以調查報告形式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中陸續發表的研究論文，至今依然是中國建筑史學研究至關重要的基礎史料，堪稱中國建筑史學研究的珍貴原典。而中國古代建筑的大量瑰寶．也由此為世人所知曉并得到重視，為中國建筑史學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和修繕的理論探索和實踐
中國營造學社是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實踐與理論探索的先行者。作為技術顧問學社曾受聘于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依據調查、測繪和評估報告，學社審核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實施的古建筑修繕和保護工程。朱啟鈐、梁思成等均曾出任文物整理委員會的正式委員，并親自參與和指導北平文物整理工程諸多重要項目的實施。
1932年6月，梁思成先生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二期《獨樂寺專號》發表《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其中“今后之保護”則高屋建瓴地對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與方法提出建議和設想，此或可視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歷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文獻。諸如其中“保護之法，首須引起社會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價值；使知閣、門在中國文化史上及中國建筑史上之價值，是為保護之治本辦法。破壞部分，須修補之，……有失原狀者，須恢復之，……二者之中，復原問題較為復雜，必須主其事者對于原物形制有絕對根據，方可施行；否則仍非原形，不如保存現有部分，以志建筑所受每時代影響之為愈。古建筑復原問題，已成建筑考古學中一大爭點，在意大利教育部中，至今尚為懸案；而愚見則以保存現狀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方法，復原非有絕對把握，不宜輕易施行?！谏鐣矫?，則政府法律之保護，為絕對不可少者?！沤ㄖＷo之法，尤須從速制定，頒布，施行；每年由國庫支出若干，以為古建筑修葺及保護之用，而所用主其事者，尤須有專門智識，在美術、歷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學，方可勝任”等遠見卓識的闡述，使之成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實踐與理論探索的重要原典之一。
此后，中國營造學社在諸如《故宮文淵閣樓面修理計劃》、《修理故宮景山萬春亭計劃》、《杭州六合塔復原狀計劃》等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中，漸次所提出的“整舊如舊”、“保持原狀”、“復原”等文化遺產的保護與修繕原則。新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理論及實踐的基本理念和方向，也正是奠基于此，在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收錄的大量古建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中國營造學社發現的。
1935年9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五卷第一期發表的《曲阜孔廟之建
筑及其修葺計劃》，則是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早期歷程中較為完整、系統的重要實例之一。其中提出的“延年益壽”或“返老還童”、“修舊如舊”或“煥然一新”等保護理念與當今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之“保護為主，搶救第一”方針、“不改變文物原狀”基本原則、及“新方法、新材料應用”等具有內在的歷史關聯性?！肚房讖R之建筑及其修葺計劃》中提出的基本理念、體例以及涉及的文化遺產保護意義和價值、目的和原則、程序和方法等，至今依然是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基準和范本。
以宏觀的“全部文化史”視野構筑中國建筑史舉體系
中國營造學社創建之初，朱啟鈐先生即明確指出“因全部營造史之尋求，而益感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須作一鳥瞰也?！傊星鬆I造學，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實質之營造不可?！庇纱丝梢?，惟有宏觀性的“全部文化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經濟史、工程技術史、藝術史等)基礎和視野，才是中國營造學社構筑中國建筑史學體系的基本要義和學術宏旨。朱啟鈐先生還提出“……建筑本身，雖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專限于建筑本身，則其余全部文化之關系，仍不能彰顯。故打破此范圍，而名以營造學社。則凡屬實質的藝術，無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繪、雕塑、染織、髹漆、鑄冶、搏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亭，惟而極之，凡信仰傳說儀文樂歌，一切無形之思想背景屬于民俗學家之事，亦皆本社所應旁搜遠紹者?！庇纱艘嗫勺阋娭靻⑩j先生對中國營造學社的卓越領導，以及致力于構筑宏大的“全部文化史”研究框架的高瞻遠矚，其所倡導的“實質”和“無形”藝術無所不包的學術理念，不僅足以與當今“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觀念等量齊觀，并且至今仍然未失其的開創性、先進性、前瞻性。
總之，中國營造學社不僅僅關注純粹技術層面的研究，而是要全方位地探究建筑本身，以及隱涵于建筑背后的文化學意義上有形或無形的諸多層面。如前所述，朱啟鈐先生一直所強調和尊重的文獻傳統與工匠傳統，即是涵蓋了藝術、技術、意匠、制度、法式、則例、算例、圖樣等諸多層面的廣義的建筑觀、文化觀。當代諸如《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中國建筑藝術史》、《中國古代建筑史》等中國建筑史學巨著依然是此種學術理念“水到渠成”之延續，實際上并未超越出朱啟鈐先生七十余年前所擘劃出的學術框架：“言及文化之進展，則知國家界限之觀念，不能亙置胸中，豈惟國家，即民族界限之觀念，固亦早不能存在。吾中華民族，具博大襟懷之民族。蓋自太古以來，吸收外來民族之文化結晶，直至近代而未已也。凡建筑本身，及其附麗之物，殆無一處不足見多數殊源之風格，混融變幻以構成之也?！华毼嶂袊?，世界文化遷移分合之跡，皆將由此以彰?！乙矊W術愈進步，則大同觀念愈深，民族觀念愈淡。今更重言以申明之，日中國營造學社者，全人類之學術，非吾一民族所私有?！?/p>
以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的廣闊視野，觀照建筑作為世界文化遷移分合演進的載體，亦是中國營造學社學術宏旨的突出特征。從朱啟鈐先生寄望創辦中國營造學社的學術使命和終極目標來看，他是以中西文化交融之宏闊背景為基點，去思考和關注“中國營造之學”應該如何融入世界學術體系的諸多問題。朱啟鈐先生對此寄予了融入世界學術體系的宏大理想，也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制訂的各項研究計劃，因而更具有了高度的學術前瞻性。
結語：
上世紀30年代末，朱啟鈐先生曾親撰《中國營造學社概況》一文，或可視為當時中國營造學社對自己研究工作簡略綜述和自我評價，茲恭錄如下，謹以此深切緬懷那些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畢生奉獻的前輩先賢，并與第二個中國“文化遺產日”共勉：
“中國營造學社工作，以研究中國固有之建筑術、協助創建將來之新建筑為主旨。然中國建筑在時間上包括上下四千余年，在空間上東自日本，西達蔥嶺，南起交趾，北絕大漠，在此時間與空間內之建筑，完全屬于一個系統之下。本社最高最后之目標，即完成此建筑系統之歷史是也。然此歷史悠久、幅員廣大之建筑系統，乃為數千年來其產生地之士大夫學者所不屑道。遺物雖多，而文獻無考者眾，整理每苦不得其門徑。故對其歷史及技術欲加以徹底之研究，勢必徵之文獻，符之實物然后可。故本社暫設文獻、法式二組，分工合作。為工作便利計，先自研究清式宮殿建筑始。俟清式既有相當了解，然后追溯明元，進求宋唐，以期迎刃而決。為求達到上項目的，工作多以實物調查為主。其余整理首籍與編制圖書，均價重實用方面，并以研究所得，為國內各團體計劃古建筑之修葺，及供給教學用或設計用參考資料。數載以來，社中工作漸為社會一般所認識，而本社亦漸獲貢獻服務之機會，此同人等引為欣幸者也?！?/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