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起云涌、變化頻仍的三國時期,誕生了許多叱咤風云的人物。這些人物形象在流傳后世的過程中難免附會人們的想象,以滿足世人的英雄情結和獵奇心理,于是便衍生出許多歷史中本不存在或是經過大量夸張渲染的故事。這些故事在民間的流傳以戲曲和小說為主要載體,如在元雜劇中,三國故事便是主要題材之一,三國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都大量入戲。呂布雖然在三國歷史上的作用不如曹操、劉備等人重要,在戲劇中的分量卻絲毫也不遜色,因為他的事跡天然符合了人們對于英雄美人類型故事的心理期待。元雜劇《錦云堂暗定連環計》便是將人們耳熟能詳的呂布戲貂蟬的故事敷衍為王允運智除董卓。而明代戲曲家王濟更在前代戲曲創作基礎上將小說創作的成就融入其中,創作出傳奇《連環記》。二者在內容主題上有相同亦有相異,但同多于異;在人物塑造上則異多于同,打上了創作者鮮明的時代烙印。
郭英德先生曾將元雜劇《連環計》歸入“情節戲”,謂其“情節多曲折變化,在情節中刻畫人物,富于動作性,是所謂‘戲包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傳奇《連環記》則有融人物戲、情節戲、武戲三者為一體的傾向,既刻畫了鮮明的人物形象,又描寫了曲折生動的情節,還充滿熱鬧的武打場面。與雜劇相比,傳奇人物形象要豐滿許多。
反面人物中,董卓可為代表。無論是在雜劇還是在傳奇中,董卓無疑都是一個典型的亂臣賊子形象。雜劇第一折,人物出場時的賓白:“官封九錫位三公,走追奔馬顯英雄,文武官員聞我怕,某中心不老漢朝中”,“某每回臨朝,將我這腰間的劍鋒露四指,雪刃嚇文武群臣,人人失色”,[哪咤令]曲后復云:“某家看來,朝里朝外,除我一人,再有誰敢和我做對手,我就著他立生禍殃,身家也不保,九族不留?!?這些道白赤裸裸地將董卓殘忍霸道的性格和想要唯我獨尊的擅權野心表露無遺。他能夠感覺到王允的威脅并派人跟蹤提防,突然造訪吳子蘭,說明他也有些心計,只因稱帝心切,且又貪戀美色,才失了防備。如第一折中突然造訪,本可識破王允,卻被認可他奪位的一番言語糊弄,相信了王允。在傳奇中,對董卓的刻畫更復雜一些。第三出《觀燈》中董卓上場的賓白“洛陽眼底無天子,金塢行中多玉人”,恰是對他貪權、貪色的準確概括。傳奇中的董卓較雜劇更為狡詐。在雜劇中,他幾乎是被人奉承、提篡位之事就言聽計從,甚至對王允也失去應有的警惕。但在傳奇中,他始終不完全信任王允,如第十九出《回軍》中對王允送紫金冠給呂布的動機表示懷疑,斷言“那王司徒乃奸詐之人”。再如,第二十六出《擲戟》中,與呂布發生沖突后他對李儒說:“去問王允這老兒,說貂蟬送與我,就說送與我;說送與呂布,就說送與呂布。一個人送得來不明不白,使我父子在家拈酸吃醋,是何道理?”并質問貂蟬道:“為何的,低頭倒在人懷里?”、“全不顧綱常是與非”,這顯然更符合情理。雜劇中這一段落卻沒有表現出他的任何懷疑,見到呂布便直接發生沖突。
呂布在雜劇中算是中間人物,但在傳奇中作者則更傾向于將他塑造成反面人物。雜劇中將他安排成與貂蟬原為夫妻,因戰亂失散,表現出他頗重感情的一面。與貂蟬重逢在王允家時做“哭科”,云:“貂蟬,兀的不想殺我也?!北煌踉首财茣r連忙說“不干他事”,怕怪罪貂蟬,哀求道:“老丞相可怎生可憐見,著俺夫婦團圓呵,呂布至死也不忘大恩也?!边@一番話出自一個驍勇善戰的七尺男兒之口,足見他對貂蟬的情深。他雖然勇武,“虎牢一戰兮眾皆靡”,但缺乏謀略,意氣用事,容易沖動。他對王允與貂蟬沒有任何懷疑戒懼之心,當然這與貂蟬是他的妻子有關,但還是少了一些思考判斷。傳奇中,情節的增添讓人物更加豐滿。一方面,通過更多細節突出呂布的勇武;另一方面,在第十九出《回軍》中,他兵敗之后謊稱得勝而歸,董卓說了他幾句,他還“發惱使性”,不僅說明其虛榮心很重,而且還容易被激怒、被利用,為后來的反目埋下伏筆。同時,作者還增加了他性格中很重要的兩個弱點:貪財、好色。雜劇中只簡單提及的丁建陽認呂布為養子事被敷衍為《說布》和《刺父》兩出戲,表現出他目光短淺、貪圖名利,沒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當董卓遣李肅送禮給他,他便改口稱:“吾聞太師奸惡,與丁建陽引兵來此征討,他原來是個好人”,“太師汪洋度量,敢不敬從所招”,很痛快地答應為虎作倀,正如李肅所料“利動他心便著迷”,這是貪財一面。與此同時,傳奇改變了貂蟬與呂布的夫妻身份,從而使呂布與董卓反目成仇,只緣于一個“色”字,便如王允所說“觀此二人(呂布與董卓)皆溺于酒色”,這為美人離間提供了可能。此外,傳奇作者改變了呂布有勇無謀的一面,曹操獻劍他起疑心,成親一事他問完王允,仍不相信,復問貂蟬,當二者說法一致,他卻是“只恨我關上來遲了”,“早知道相見難為情思也,何似當初不見高”,竟說出“你好生服侍太師去罷”這樣的話,直到貂蟬以死相逼,才表明要娶她的決心。這樣的呂布顯然比雜劇中更有心計,同時也更自私怯懦,人物形象更復雜,也更負面?;谶@樣的性格,離間他與董卓,使其甘冒風險、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更困難,也使王允的智慧與貂蟬的犧牲越發得到彰顯。
王允在雜劇中應該算正面人物的代表,但也有不完善之處。在雜劇中他雖然是“一點丹衷似石鐵堅”,但同時還有“加官賜賞”、成就功名的想法,一開始也不愿獨自承擔皇帝意旨:“董卓權重勢大,老夫有何才能,可請眾官來商議,共滅此賊方可”,連環計也并非他個人謀劃,有太白金星暗示和蔡邕指引。同時,他還有濃厚的封建道德倫理意識,不僅自己做出掩在湖山石邊偷看偷聽之事,當聽得貂蟬燒香禱告內容時,唱道:“我則道他為疾病,卻原來耽閨怨,方信道色膽從來大如天”,“我見他淚痕兒界破殘妝面,我可甚治家能治國,敬愚不敬賢,顧后不顧前”。佯裝撞破二人相認,沖上去斥責道:“你暢好是私情的忒自?!?,“你這個賤媳婦無斷送”,“你走將來賣俏行奸”。也許由于元代是中原文化的斷層期,儒家思想淡出了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起碼不為蒙元統治階級所認可執行,所以下層漢族文人才會在作品中表現出儒家的道德說教,如男女之大防等,以示對蒙元統治的不屑和反抗。應該承認,我們今天看到的元雜劇,除了《元刊雜劇三十種》之外的這些本子,都是經過明人整理的,多少會有一些改動,帶有明人的痕跡。但就這部劇而言,與臧懋循的《元曲選》相較,差別還是很明顯的,更多帶有劇團演出本的特點,文字相對粗糙,曲子無論從完整性,還是字句提煉用韻,都遠不及臧本,賓白也更粗俗,更口語化,演出的程式化也更鮮明(如某人前去某地必說一句“……走一遭去”,到達時必說“可早來到也”等),這些都跟《元刊雜劇三十種》有相近之處,而與臧本有很大不同。因此可以推斷趙琦美所校息機子本中的這部劇還是相對忠實地保留了元雜劇的風貌的。
在雜劇中,王允對待貂蟬的態度并不像一個父親對待女兒,而如同對待自己的一件附屬物品,對她缺乏應有的愛惜和尊重。他在不知內情時斥責貂蟬:“你怎生道‘夫妻每早早的團圓’?哪個是你丈夫?從實的說,若不說,令人準備著大棒子者?!焙髞碓O計宴請呂布“捉奸”時罵貂蟬:“你這個賤媳婦無斷送”,罵兩人“賣俏行奸”。貂蟬向他訴說了拜月禱告原委后,他唱道:“誰承望,俺家里搜尋出這美女連環。到來日開筵,我脂粉內暗暗的藏著征戰。我施計謀,他怎脫免?”王允心懷家國乾坤、社稷江山,卻未充分考慮貂蟬的感受,只把她當做一個可使連環計的美女誘餌。他雖允諾“我著你夫妻美滿,永遠團圓”,但是有先決條件的,不過也是誘使貂蟬從命的餌料罷了。不僅如此,還搬出一堆冠冕堂皇的道理說教:“春秋之間有鱄諸之妻替夫主成其大名,公孫勝妻舉夫應夢,乃得世代光輝”,“你如今替你父親掌此一計……兒也,休顧那胖董卓一時春點污,博一個救君王萬代姓名香”。剛才還在訓斥貂蟬“耽閨怨”,與呂布“私情忒自?!?,現在卻連他那套封建道德倫理都不要了,只因為能成全他的計謀,能讓他“忠心得意?!?。這有似威逼加利誘的態度實在不是大丈夫所為,起碼不像一個情義兼備的男人所為。
在傳奇中,王允則完全成為一個光明磊落的正面典型。程朱理學雖然在明代一直被統治階級所提倡,但從明中期開始,隨著經濟領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 “文藝上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強調文藝是未受封建‘聞見道理’污染的純潔心靈之體現,是具有個性解放色彩的自由情性之抒發,提倡真情而反對假理,主張師心而反對復古,它與傳統的言志載道、美刺諷諫文藝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立,而具有很明顯的叛逆性”。新思潮有代表性的表現之一便是王陽明“心學”的出現。王濟與王陽明所處時代相近,自然也會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因此,一方面,我們可以在作品中看到理學的影子,如對君臣道義和規矩的強調;另一方面,還是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新思潮的影響,體現在人物塑造上,就是更具有人性化的特點。這一點,在王允身上得到鮮明的表現。
比如傳奇第十八出《拜月》,當王允無意間撞見貂蟬拜月,并未一直窺視偷聽,而是上前將她叫到說話方便之處詢問:“夜深人靜,在此何干?快說真情,饒你的打”,不曾怒斥其不守封建禮教之類,那句要打的話也只是以家長之態說說而已,語氣是緩和的。叫到說話方便處也是考慮細致,一旦貂蟬有什么出格的事,可以不被別人聽到,保存她的名節。當明了事實后還主動道歉:“適才我做爹爹的枉把你埋怨,恕急遽言詞顛倒?!痹邗跸s主動表達想要幫他為國分憂解難的愿望時,他雖已然心生計策,卻又猶豫:“我觀此二人皆溺于酒色,做爹爹的,欲……(住口介)”這說不出口的話,乃是因為想到了貂蟬的委屈和為難,不忍讓她如此犧牲,更給貂蟬下跪。王允對貂蟬是真心疼,而貂蟬對王允也是真關切,“感恩萬千”,愿意為他做任何事:“若有用我之處……當效緹縈救父”,“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端陀H》一出,貂蟬哭拜:“料不是爹爹將奴輕拋撇”,氣氛是“九曲柔腸千萬結。離情慘切,離情慘切,涕淚西風哽咽”,王允回答是:“看你一似親骨血?!倍耸呛椭C的父女關系,充滿人情味,合作也更顯默契,情節發展更自然。在如此情形下,貂蟬的舍身就更多了人性化的意味,容易打動人心且為人接受。為了彰顯這種人情,王允夫人也表現出對貂蟬的關心,不僅送親時與王允一并囑咐事宜,事成后更提醒王允記得貂蟬的功勞:“雖是你忠肝義膽,祛除大惡,不是貂蟬,焉有今日?”給貂蟬一個好歸宿:“女歸香閣,宜配溫侯,不須量度?!痹谌宋镄蜗笏茉焐咸岢媲榈姆N種細節處理顯然與明中葉的新思潮相呼應。傳奇中的王允不論膽略智慧還是人情都較雜劇中更勝一籌。
劇中另一個關鍵人物便是連環計的實施者——貂蟬。雜劇中,貂蟬只是一個來自民間的村女,曾被選入宮,后被賜予丁建陽,復被賜予呂布為妻,因戰亂而與呂布失散,被王允收養在府中。她沒有地位,仿佛一件物品任人主宰。她也沒有什么大志,只希望能夠夫妻團圓,因此當她在看街樓上看到呂布,自然心系此事,于是拜月祈求:“池畔分開并蒂蓮,雙雙間阻久經年。鶼鶼比翼難成就,一炷清香禱告天……愿俺夫妻每早早的完聚咱?!彼非蟮牟贿^是情感需求的滿足。當王允誘她答應計策時,她便痛快答應道:“理會的”,表明她明白王允的意思,對王允也心懷樸素的感激。雖然她是計劃的核心,但她只是被動參與這個誅卓計劃。這樣的設計與元代社會的背景是分不開的。
傳奇中的貂蟬,卻完全是另外一種脫胎換骨的形象,她心懷家國、深明大義、舍身取義、知恩圖報。為此,作者在劇情上做了較大的調整,將她與呂布的失散夫妻關系改為完全陌生。她不是因戰亂流落府中,而是自幼被王允收養,“學習歌舞,粗知文墨,感恩萬千”,“自小親隨,嫡女相看已有年”,因此她知書達禮、心懷對王允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時自然也關心國家。因為王允是為國事“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于是她“焚香拜明月,恩主劍如霜,早把奸邪滅”。這自然而然完成了從個人感恩上升到家國大義的心理轉變。這種內化了的精神境界很早就有流露:“老爺從駕而去,明修國史,暗逐權臣,以窺動靜,則忠義之心藹然?!辈⒁钥?、孟勸王允“和光同塵”,“危行言遜,免其猜疑”,再排國難。這些話絕非雜劇中那樣一個村姑所能說出,只有知書達理且有政治見解的女子才能想到。同時,傳奇中的貂蟬也不再是聽憑別人安排的弱女子,而是主動與王允分憂、為國解難的“女丈夫”,犧牲自我也在所不惜。她與王允共同制定了計策,并具體商議如何誘使呂布前來,情知是險難也要懷著必死的決心奔赴,自有一番悲壯豪情在其間,感染力非常強。
除重情守義和政治胸懷之外,作者更突出了她的智慧和機敏?!缎⊙纭芬怀鲋?,她對呂布主動示愛:“溫侯若未曾娶妻,奴家愿侍巾櫛”,并以玉連環作為信物相贈,定下親事?!洞笱纭芬怀鲋杏纸弑M所能吸引董卓,使二人動心。進得董府后,她隨機應變,周旋在二人之間,終使其心生嫌隙。作者用很多細節刻畫她的這種臨場處理智慧。比如,當呂布與董卓發生口角,董卓摟著她下場,呂布“欲將戟刺”卓,她“搖手介下”。本來矛盾已經公開化,一般人也許會順勢將沖突激化,但貂蟬在此卻阻止呂布刺殺董卓,因為她看到董卓府上有重兵保護,刺殺條件尚不成熟,貿然行事只會功虧一簣,足見其分析判斷并迅速做出反應的能力。再如,鳳儀亭一幕,她看到“來的好似溫侯”,便立即做出反應,“且躲在一邊”,佯裝沒有看見呂布,自言自語抒發思念他卻無可奈何的悲傷,當呂布現身,她便首先指責呂布負心,表現得合情合理。解釋清楚原委,指望呂布因此挑戰董卓,誰料呂布卻打退堂鼓,讓她“好生服侍太師去”,為激起呂布的決心隨即假意跳水明志,被呂布抱住,恰被董卓看到,她又機敏地對董卓解釋為跳水以保清白,最終造成二人反目。不僅勝利完成任務,還能巧妙脫身,平安回到王府,不得不讓人佩服其智勇。
王濟筆下的貂蟬感父恩從而報國恩,終極目標已與王允的價值歸屬一致:偃武修文。一方面,作者讓她讀孔孟,求大義,尊儒道,體現出理學的痕跡;另一方面,塑造出內外兼修的完美女性形象并進行歌頌,并未因其失身而有半點輕視,而是安排一個圓滿的幸福結局給她,顯然帶有明中期新思潮的影子。雖然劇中對女性價值追求的拔高和肯定并沒有突破男性化視角評判,但卻將女性的價值訴求并入了男性主流意識形態的軌道,并使其達成一致,這本身就是一種尊重。而其中所體現出的重視真情與個性的思潮影響也是對個人主體意識的尊重。同時,這種普通民眾乃至女性也可以具有救國拯民于水火之大義的思想高度并化為行動的劇情安排,也反映出一種樸素的民主意識,是前代民本思想的進一步深化:歷史并不全是由帝王將相創造的。該劇一方面有著理學的思維定式和價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力圖掙脫束縛,將個性解放的因子融入其間,猶如一個標本,折射出那個思想啟蒙過渡時期的痕跡。
注:元雜劇《連環計》現存臧懋循《元曲選》本,明息機子《古今雜劇》本,明趙琦美脈望館校息機子《古今雜劇》本,《古本戲曲叢刊》四集據以影印。本文以明趙琦美脈望館校息機子《古今雜劇》本為據論述,王濟的《連環記》以張樹英點校整理本為據論述,所引二書原文以引號標明,不再一一出注。
參考文獻:
[1]郭英德.元雜劇研究概述[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276.
[2]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161.
作者簡介:
夏東鋒(1975— ),女,漢族,湖南長沙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2009級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