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我國OFDI持續上升,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制度對OFDI的影響。本文則通過研究制度環境與OFDI之間的關系,揭示我國OFDI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的建議,以促進我國OFDI的良好發展。
【關鍵詞】制度 OFDI 差別待遇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呈現高速增長,規模也迅速上升。根據商務部的最新資料顯示,2013年我國國內的投資者共對世界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海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完成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同比增長16.8%。中國已經從FDI東道國,對外貿易大國發展為對外直接投資大國。
但是不同地區之間的OFDI發展水平卻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的OFDI流量水平較高,內陸地區的OFDI流量水平則普遍較低。同時,目前關于OFDI的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投資行為的基礎上。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所有權優勢差異巨大,中國的OFDI有著若干不同于發達國家的OFDI特點。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非對稱性與經濟的發展水平及驅動因素等。然而,目前的跨國投資理論對OFDI行為的解釋是來自于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投資經驗,強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前提是企業擁有特定的所有權優勢,所以根據西方國家的傳統的跨國投資理論并不能很好的解釋中國跨國企業的OFDI行為。所以,有效地解釋中國OFDI的發生機制是目前中國學術界所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并且正確認識中國的OFDI的發展機制也擁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個國家利用資本的國際轉移,把國內相關的商品生產過程由本國轉移到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鐕洜I的企業嵌套于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重制度結構中。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涉及到一國的經濟、政治、法律以及社會制度等很多方面。目前,學術界對中國OFDI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關于中國OFDI與東道國制度的研究。Buckley et al.(2007)利用1984~2001年的面板數據研究了中國OFDI的區位因素,得出了中國OFDI與東道國制度因素負相關;韋軍亮、陳漓高(2009)在對收集的樣本國家進行研究時,發現高政治風險的東道國更容易受中國的OFDI的青睞。進而判斷,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中國跨國公司獨特的競爭優勢,以及部分跨國公司的盲目投資;Ramasamy et al.(2012)把企業分為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兩大類,研究發現國有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大多是政治風險較高和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而私有企業則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東道國。
第二大類是關于OFDI與溢出效應的研究。Bitzer和Gorg (2009)采用OECD17個國家相關方面的數據對OFDI的溢出效用進行檢驗時發現,OFDI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為負;劉明霞和王學軍(2009)的研究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存在著顯著的地區差異,對外投資的溢出效用與人力資本正相關;李梅和柳士昌(2012)運用門檻回歸模型對引發積極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吸收能力門檻進行了研究。
遺憾的是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東道國的制度對中國OFDI的影響和OFDI與溢出效用的研究。而從制度方面對中國OFDI的研究則相當有限,本文則主要從商會組織、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政府扶持制度方面研究對OFDI的影響和當前存在的一些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二、制度環境與OFDI的關系
(一)商會組織的發展有利于中國OFDI的發展
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一般要比國內市場的不完全性更為嚴重。而市場的不完全性會導致交易成本的增加,有成本的交易有賴于制度等非價格的配置方法(Barzel,1997)。商會作為一種制度結構,有助于彌補市場的不完全性對交易的不利影響,降低交易成本,為企業帶來商機。原因在于,商會創造了一種穩定的制度環境,內部存在廣泛的信息交流,從而提高成員的經營績效(Recanatini和Ryterman,2001);并且,商會組織的發展有助于減輕機會主義行動。商會組織成員相比于非成員,由于能夠利用信息網絡的橫向和縱向的分工而存在的固定依賴關系,所以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和制度優勢。另外,商會可以將負的外部性效應內部化來提高效率且作為集體能夠為成員爭取良好的強制性制度安排和服務以及某些方面的投資優先權。
(二)知識產權的保護增強與OFDI負相關
交易的達成、資源的分配以及收益的分配都是由產權決定(Demsetz,2007)。投資者是增加還是減少投資是由事后剩余索取的程度決定。所以,投資者在追求產權價值最大化的情況下,會對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較高的地方進行投資。另一方面,因為創新活動需要投入巨額的研發資金和耗費很多的時間,而且很容易被模仿,所以企業的創新意愿很大程度上受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影響。經濟的增長主要來源與知識的創新和積累,并且知識由于自身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成為一種重要的制度安排。所以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增強會減少中國OFDI的流量。
(三)政府扶持有助于OFDI的發展
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的科技扶持能夠促進技術資源的開發,引起本土跨國公司對科技研發的熱情,從而提高自身的技術基礎,增強在海外進行投資時抵御風險的能力。
進入新世紀我國政府通過“走出去”戰略,以國家層面的資源為國內企業走向國際化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和制度支持。并且通過與東道國政府簽訂各種條約、產權保護以降低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并為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時提供信息服務,來引導OFDI。另一方面,對于監督政策則簡化了審批程序,降低企業時間成本。進行對外投資的企業面臨著各種不利的影響,如對東道國的政治、文化、法律以及市場信息缺乏足夠的了解,增加了對外投資的不確定性。然而我國政府通過“走出去”戰略為企業對外投資提供各種扶植政策,從而有效的消除不確定性和減少了企業的不必要成本,增強了企業的海外競爭優勢和擴大了OFDI的規模。
三、中國OFDI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在對直接投資扶持方面,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
長期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由于政府的傾斜性經濟發展政策,使得該地區經濟發達,企業的整體競爭力強。而且,在信息服務、信貸及企業扶持方面得到的政府扶持遠大于內陸地區,這為該地區的的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和支持,從而造成了東部沿海地區OFDI的規模和質量遠大于內陸地區。
(二)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融資方面存在差別待遇
資本充足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支撐,因為充足的資本有效減輕了流動性約束。融資難、成本高成為阻礙非國有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非國有企業資金不足、融資困難,確實有自身信用與擔保不夠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來自強制性制度的約束。原因在于,我國的金融制度是以國有銀行為主高度集中的金融制度,它直接造成了非國有企業在向銀行貸款時存在嚴重的歧視待遇,不僅要面臨繁雜的審批程序,還要提供可信的抵押擔保,這就使得融資困難、資金不足的非國有企業往往會持謹慎態度在對風險較高的東道國進行投資時。
四、結論和建議
綜上所述,本文在探討制度與OFDI時發現商會組織的發展和政府的扶持有助于OFDI的發展。而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會在一定程度的抑制OFDI的發展。
對于東部沿海和內陸地區對外投資存在的不平衡問題,本文作者認為國家應該更加重視對內陸地區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包括科技、資金的支持。而對于解決國有與非國有企業的差別待遇,政府應該加大改革力度,發展普惠金融,促進金融市場化和信貸資金分配市場化,簡化對非國有企業的審批程序。鼓勵更多的金融機構“走出去”,并且提供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為企業對外投資提供更多的金融便利,來促進OFDI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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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梅,柳士昌.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的地區差異和門檻效應—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門檻回歸分析[J].管理世界,2012.
作者簡介:李振(1993-),男,漢族,安徽亳州人,安徽財經大學在校生,研究方向:國際商務;沈言言(1993-),女,漢族,安徽淮北人,安徽財經大學在校生,研究方向:金融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