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教育對陽江市水產行業女性從業人員性與生育健康知識及行為的影響

[摘要] 目的 探討健康教育對陽江市水產行業女性從業人員性與生育健康知識及行為的影響。 方法 選擇2014年9月陽江市某大型水產公司從業女性329名為研究對象，通過分層抽樣的方法獲得樣本。根據健康教育方法不同將調查對象分為兩組。對照組160名沿用傳統的健康教育方法，實驗組169名采用醫護人員和社區聯合健康教育干預。比較兩組女性性與生育健康相關知識、艾滋病知識掌握情況及就診和醫藥費用情況。 結果 實驗組健康教育干預后性與生育健康相關知識掌握情況明顯高于同組干預前和對照組干預后，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實驗組干預后艾滋病8項知識的回答正確率明顯高于同組干預前和對照組干預后，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實驗組健康教育干預后社區就診率提高，三甲醫院就診率減少，與同組干預前和對照組干預后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健康教育干預后實驗組醫藥費用較同組干預前和對照組干預后減少，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 結論 健康教育干預能夠提高女性工作人員性與生育健康知識水平，規范其行為。

[關鍵詞] 健康教育；女性； 水產行業；知識；行為

[中圖分類號] R16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5）08（b）-0161-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knowledge and behavior of aquaculture industry female practitioners in Yangjiang City. Methods 329 cases of female staffs of a large aquatic product company in Yangjiang City in September 201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samples were obtained by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sampling. According to the health education method， respon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of 160 cases were given traditional health education metho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169 cases were given medical staffs and community joint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The knowledge of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AIDS， treatment and medical expens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related knowledge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after interven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correct answer rates of AIDS prevention knowledge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after interven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community outpatient rate increased， and third grade class A hospital outpatient rate reduced，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after interven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medical expense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after interven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 0.05）. Conclusion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knowledge level and regulate behavior of female staffs.

[Key words] Health education； Female； Aquaculture industry； Knowledge； Behavior

生殖健康是指生殖系統及其功能和過程所涉及的一切事宜，包括軀體、精神和社會等方面的健康狀態，而不僅僅指沒有生殖系統的疾病或虛弱，具有一定的社會性，關系到責任問題、人權問題，更增加了復雜性、重要性和前瞻性[1]。生殖健康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生殖健康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有良好的生育與性生活能力；二是性生活安全，不使自己及性伴侶患性??；三是是主動獲得適當的保健服務。影響生殖健康的原因極其復雜，包括家庭、經濟、情感、健康狀況等。陽江市（以下簡稱“我市”）屬于沿海地級市，水產資源豐富，水產從業人員明顯多于其他行業從業人員，而從事水產行業的大多是30～45歲的育齡婦女，該年齡段女性性活動相對活躍，而女性工作人員的不安全性性行為已成為我市性病流行的一個重要的危險因素。因此，為促進該人群改變高危行為，減少性病艾滋病的傳播，本研究于2014年9月對我市某大型水產公司從業女性169名進行性與生育方面的聯合健康教育干預，旨在觀察其對水產行業從業女性性與生育健康狀況的影響，現總結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采取分層抽樣的方法，對陽江閘坡某大型水產公司從業女性329名進行調查。研究對象均現從事水產行業工作且自愿接受調查，排除有嚴重內科及婦科疾病者。根據健康教育方法不同將調查對象分為兩組。對照組160名采用傳統的健康教育方法，實驗組169名采用醫護人員和社區聯合健康教育干預。兩組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等一般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1.2 方法

對照組沿用傳統的健康教育方法。實驗組采用醫護人員和社區聯合健康教育干預。根據育齡期婦女易接受的健康教育方法，制訂實施健康教育的具體措施，組建了由1名主管護師負責的健康教育小組，邀請1名婦產科主治醫師直接進入社區醫院，集體講解各種避孕措施的適應證、禁忌證、優缺點、副作用及避孕方式的正確選擇；人工流產的基礎知識；艾滋病的預防等，現場互動解疑，發放健康教育處方，觀看多媒體影片。采用個別指導及集體解疑相結合的多樣化形式，指導正確健康的衛生習慣及方式。期間免費培訓社區醫院護士來廣東省陽江市陽東區婦幼保健院進科學習，提高護士健康教育知識水平，時間持續為1年。

1.3 調查方法

采用查閱資料自行制訂的《性與生育健康知識問卷》進行調查，經專家檢驗論證。由經過統一培訓的調查員對女性工作人員進行一對一訪談式的問卷調查。兩組均于健康教育干預前后，采用同一問卷進行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各種節育方法及人工流產基礎知識的知曉情況、避孕方式的正確選擇情況、避孕成功和節育效果自我滿意情況等。調查三甲醫院就診、社區醫院就診、年人均費用情況。艾滋病知識調查參考國際通用的艾滋病知識（8項）[2]問卷，評定標準分為是、否、不清楚和未作答。本次問卷調查對象329名，深入訪談18名，回收有效調查表329份，有效率為100.0%。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性與生育健康相關知識掌握情況比較

實驗組健康教育干預后相關知識掌握情況及行為明顯優于同組干預前和對照組干預后，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

2.2 兩組艾滋病知識掌握情況比較

調查顯示，“正確使用安全套可以減少艾滋病的傳播”和“與HIV感染者共用注射器吸毒會得艾滋病”兩個問題回答正確率較高，而“蚊子叮咬不會傳播HIV”、“與HIV感染者或患者吃飯不會得艾滋病”兩個問題回答正確率較低。干預后實驗組艾滋病8項知識的回答正確率明顯高于同組干預前和對照組干預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3。

2.3 兩組就診情況比較

干預后實驗組社區醫院就診率明顯高于對照組，三甲醫院就診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2.4 兩組醫藥費用比較

實驗組干預前年人均醫療費為（72.4±15.3）元，干預后年人均醫療費為（55.0±10.0）元；對照組干預前年人均醫療費為（70.1±16.0）元，干預后年人均醫療費為（68.0±9.2）元；干預前兩組年人均醫療費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健康教育干預后實驗組醫藥費用較干預前和對照組干預后減少，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

3 討論

生育健康是目前世界人口與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國內外已經開始重視生育健康問題。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地域廣等原因，人群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質等差別很大。陽江市水產行業從業人員人口流動性大、較分散，生殖健康方面的宣傳活動缺乏集中性，工作難度大，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3-4]。本研究結果顯示，陽江市水產行業從業女性的生殖健康知識及行為較差，健康教育可提高其知識掌握及行為，但仍需做很多努力。第一，加強對于相關知識的宣傳，并加重對于未婚女性和男性的宣傳力度，使其了解計劃生育政策和生殖健康知識，并鼓勵平等互助的兩性關系的建立[5-7]。第二，建立完善的流動人口登記制度，對人口的實時流動情況有系統全面的了解，并針對流動人口的結構在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的權益保障方面做出最適當調整。第三，加強各區域之間的聯動，對于一些經濟條件落后的地區，給予一定的經濟援助，使當地流動婦女在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方面的權益得到應有的保障[8]。健康教育貫穿于計劃生育工作的每個環節，是提高育齡婦女自我保健水平的有效途徑。健康教育干預措施包括單位經常舉辦健康講座、定期體檢、設立健康專欄板報等，使女性樹立良好的自我保健觀念，形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9]。

傳統健康教育形式比較簡單，缺乏科學的健康教育規劃與評價體系，在實施的過程中，有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如支持活動的經費、人員安排、性思想及性活動的隨意性、流動工作人群的健康教育、健康教育人力物力資源的匱乏等問題，使健康教育不能有效長期堅持。因此，如何建立健康教育的長效機制，是其全面推廣的關鍵[10-13]。本研究采用醫護人員和社區聯合干預的方式，結果顯示，實驗組健康教育后性與生育健康相關知識掌握情況明顯優于同組干預前和對照組干預后，且三甲醫院就診率及醫藥費用一定程度減少。提示健康教育干預能夠提高水產行業女性工作人員生育健康知識水平，使之樹立良好的自我保健觀念。

本調查顯示，部分女性工作人員對艾滋病知識及其傳播途徑認識不足。雖然社會各方宣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群眾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預防知識，但對水產行業工作人員來說，艾滋病知識仍不夠系統、全面，以致出現一些認識上的誤區和盲點，此結果與近年來相關調查結果一致[14-19]。對于生殖健康方面的服務對象以已婚女性為主，但現階段流動婦女的結構正在發生轉變，未婚女性在整個流動女性人口中的比率逐年擴大，而現有的生殖健康保障體系是將這些未婚女性排除在外的。由于未婚女性心理和生理上的特點，加上其對于避孕、孕產和一些相關性知識的缺乏，使她們在性關系中處于被動的弱勢地位，使得意外懷孕和感染性疾病的概率大大增加，應提高對該人群的關注。另外，在傳統的宣傳活動中，忽略了男性對于計劃生育和女性生殖健康的影響，應引起重視，對于男性的相關知識的宣傳，不僅能發揮其在計劃生育中的作用，同時對于女性生殖健康的保障和減速性疾病的傳播也能起到良好的效果。這樣能更有效地在男女之間建立起平等互助的良好兩性關系，同時也能減少商業性性服務。

綜上所述，健康教育干預活動顯著提高了水產從業女性生殖健康知識的知曉程度以及參與計劃生育的意識和責任感，同時對有效控制性病也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 Osborn CY，Davis TC，Bailey SC，et al. Health literacy in the context of HIV treatment： Introducing the Brief Estimate of Health Knowledge and Action（BEHKA）—HIV version [J]. AIDS and Behavior，2010，14（1）：181-188.

[2] 顧向應，何雙.《人工流產后計劃生育服務指南》解讀[J].實用婦產科雜志，2012，28（4）：242-244.

[3] 馮秋霞，韓獻琴，李永樂，等.河南省"十一五"農村計劃生育/生殖健康適宜技術效果評價[J].中國生育健康雜志，2009，20（5）：278-280.

[4] 于霞，黃新芳.強化宣傳教育提高育齡婦女生殖健康水平[J].中外健康文摘，2011，8（29）：270-272.

[5] 施凌燕.生殖健康與節育期保健[J].中國中醫藥咨訊，2011，3（13）：245.

[6] 王穎，趙燕.鞍山市立山區育齡群眾避孕知識掌握狀況問卷調查分析[J].中國醫藥指南，2011，9（18）：209-210.

[7] 陜文生.提高男性生殖健康的政策與策略[J].甘肅科技縱橫，2011，40（3）：189-190.

[8] 曹興午.維護男性生殖健康與性健康[J].中國性科學，2010，19（1）：44-48.

[9] 陳振文.男性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J].性教育與生殖健康，2008，6（3）：53-54.

[10] 速存梅，葉漢風，袁彥玲，等.云南省農村育齡婦女出生缺陷預防服務利用狀況調查[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10，18（4）：219-221.

[11] 徐軍紅，胡海翔，董靜，等.基層官兵男性生殖健康狀況調查[J].人民軍醫，2009，52（2）：93-94.

[12] 朱琳.廣州市成年男性健康和體育活動狀況的調查與分析[J].哈爾濱體育學院學報，2009，27（5）：9-15.

[13] 蒲昭和.男性飲食對未來孩子的影響[J].社區，2003，17（2）：44.

[14] 陳剛.改善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服務利用的策略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06：23.

[15] 彭偉斌，陳曉慧.女性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服務需求研究——基于杭州市2010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J].中國性科學，2013，22（3）：84-90.

[16] 顧海路.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與服務的現狀與問題[A].計劃生育年鑒編輯部.計劃生育年鑒[Z].2002.

[17] 國家計生委計劃財務司.計劃生育統計公報（2001年第5號）：跨省流動人口婚姻、生育、避孕情況[Z].2001.

[18] 張志瓊.基層醫院對提高未婚流動女性生殖健康知識水平進行干預的效果評價[J].中國性科學，2013，22（7）：68-70，74.

[19] 廣州市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考核評估研究課題組.廣州市流動人口避孕方法現狀及影響因素[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23（1）：13-16.

（收稿日期：2015-05-10 本文編輯：程 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