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毛澤東與計劃生育

編者按：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中國長期革命和實踐中的一系列經驗進行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科學指導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寶庫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永遠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行動指南。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我刊特約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李文，撰文研究毛澤東等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對新中國人口問題的認識和實踐過程，以饗讀者。

摘要：適度人口是現代社會追求的目標。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快速增長的人口形勢，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支持計劃生育，并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從1957年毛澤東對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稿的反復修改以及在此前后他的一系列談話的精神來看，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對計劃生育是有保留的，至少是緊迫感不強。三年困難時期結束以后，毛澤東對計劃生育轉持積極態度，遵照他的指示，我國的計劃生育60年代工作力度明顯加大，70年代向城鄉全面推開，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關鍵詞：毛澤東；計劃生育；節制生育；人口；人口政策

中圖分類號：D232；K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13）06—0001—08

理想的人口結構、適度的人口規模，歷來是現代社會追求的目標。這是因為人口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作為生產者的人口，只有同生產資料相結合才能成為現實的生產力；作為消費者的人口，則天然地有賴于足夠的生活資料特別是食物的供應，如此才能滿足人口自身再生產的需要。于是，就業水平和食物供應水平就是觀察人口規模是否適度的兩個最主要的指標。除此之外還要關注的一個指標是環境和資源的承載能力，它關系到就業和食物保障的可持續性。假設食物供應不足不存在分配不均或天災人禍的原因，那么這種不足就一定是由于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了生活資料增長的速度所引起的；同樣道理，假設就業不足不存在結構性失業或經濟危機等原因，那么這種不足也一定是由于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了生產資料增長的速度所引起的。這兩種情況都表明存在絕對的人口過剩（當然，人口承載力是社會生產力的函數）。通常，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調適人口規模、降低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外乎降低人口出生率或提高人口死亡率兩個途徑。從趨勢上看，正常的人口死亡率會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從而人均壽命延長；而人口出生率則會隨著現代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這一原理表明，在現代化水平較低、人口增長過快時，人類主動地對人口出生率施加影響是必要的，這也是發展中經濟體會面臨的共同背景。然而，人類明確意識到這一點是18世紀末以來的事情；現代避孕藥具的發明和普及更是19世紀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來的事情。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人口大國。歷史上，盡管鼓勵人口增殖的思想和政策長期占主導地位，但自戰國時期以來，就一直有學者或政治家提出相反的主張。如戰國的韓非，唐朝的杜佑，明朝的馮夢龍、徐光啟、宋應星，清朝的乾隆皇帝、洪亮吉、汪士鐸、龔自珍、魏源、包世臣，以及近現代的梁啟超、嚴復和社會學家陳達、陳長蘅、許仕廉等。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識分子甚至視節制生育為救國救民的出路之一。這當中，就有后來被毛澤東稱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早在1921年擔任《民國日報》主編的時候，邵力子就積極地倡導節制生育，并將這一政策與婦女解放的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行宣傳。同一時期提出類似主張的還有社會學家、教育學家張競生等。婦女節育運動的先驅、全美節制生育聯盟主席瑪格麗特·桑格（Sanger Margaret）來華訪問并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后，人口問題乃至生育問題一度成為中國知識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影響甚至波及一些大城市的普通民眾。此后進入戰爭年代，相關討論趨于沉寂，節制生育的主張有些不合時宜。但一旦社會安定下來，人口的恢復性增長就勢必引起一些人的警覺。新中國成立后，全盤學習蘇聯，反對避孕和節育，一定程度上順應了人口補償性增長的需要，但是在邵力子等人看來，“中國的生產落后，而人口的發展太快，是一個很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計劃措施加以控制的話，則不僅影響建設，同時也影響民生，成為社會發展的陽力”。

第一次全國人口調查登記結果的公報在1954年11月1日得以公布。由公報顯示的數據可知，1953年6月30日24時我國的人口數量為58260萬人，不到四年就比新中國成立時估計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多出一億多。這一數字一經公布，引起了輿論界的嘩然，要求節制生育的呼聲遠比二三十年代更為強烈，因為這當中融入了越來越多的來自人民大眾的聲音。同一時期，政務院和全國婦聯的一些領導人也對人口增長的形勢深感憂慮，敦促衛生部改弦易轍。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1953年8月率先對衛生部反對節育的政策提出異議，要求抓緊下發《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9月29日，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時任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說：“我們大致算了一下，我國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萬，那么十年就是一萬萬?！@樣一個增長率的供應問題，卻是我們的一個大負擔”。在1954年2月25日主持政務院第206次政務會議時，周恩來表示贊成衛生部提出的避孕問題。同年5月27日，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給鄧小平寫信，反映城市知識婦女要求節育的愿望，并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5月28日，鄧小平批示給政務院秘書長兼文教辦公室主任習仲勛說：“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衛生部對此似乎是不很積極的，請文委同衛生部討論一下，問問他們對此問題的意見，如他們同意。就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2月27日，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召集國務院第二（文教）辦公室、衛生部、輕工業部、商業部、中央宣傳部、全國婦聯等單位負責人座談關于節制生育的問題，在講話中指出：黨是贊成節育的。全世界的人口增加以中國為最快，現在每年平均增長率為百分之二，如果不節育，增加還要快。小孩生多了困難很大，父母、家庭、小孩本身都困難，社會和國家也困難。衣、食、醫藥、學校等等都不夠，而且一下子也解決不了。因此，應當贊成節育。要搞一個關于節育問題的黨內指示，先把黨內思想統一起來。衛生部門可以編些節育技術指導的小冊子。商業部門和生產部門要努力做好避孕藥品與器具的供應。

在這些領導人的指示和督促下，衛生部開始有了行動。政務院在1953年8月批準衛生部修訂的《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要求衛生部推行幫助群眾節育運動，同時批準衛生部修訂的《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1954年7月，衛生部下發通知，確定避孕方法可由人民自由采用，但未交代明確。其后在同年11月lO日下發《關于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中檢討了過去對節育采取嚴格限制方針的錯誤，提出改進辦法。11月30日，商業部和衛生部聯合發布《關于避孕藥物的管理和供應辦法》，再次檢查對節育采取管制辦法的錯誤，要求各地衛生部門放寬對避孕、絕育和人工流產的限制。1955年2月衛生部報送了《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報告》。3月1日，中央做出批示：“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各地黨委應在于部和人民群眾中（少數民族地區除外），適當地宣傳黨的這項政策，使人民群眾對節制生育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所謂“適當地宣傳”是指此前劉少奇在座談會上安排的不登報，只在黨內通知，口頭廣泛宣傳。這一批示是黨中央向全黨下發的有關節制生育的第一份文件。1956年4月20日、6月20日、8月17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和接見外賓時，多次對計劃生育提出看法，強調避孕要大力宣傳、大力提倡，應該做到有計劃生育。同年8月6日，衛生部發出《關于避孕工作的指示》，指出：“要知道避孕是人民民主權利，應由人民自由使用，政府應準備一切條件，來指導并解決群眾對避孕的需要，以使廣大群眾能有計劃地生育、調節生育密度，保證婦女和兒童的健康，并可減少人工流產手術，和因人工流產手術所招致的一切痛苦和危害，衛生行政領導人員必須重視避孕問題，澄清過去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應該積極行動起來，廣泛宣傳，教育群眾。使人們能了解避孕的積極意義。并能具體實施計劃生育，減少生活上、工作上、經濟上、健康上的一切困難”。9月16日，周恩來在黨的八大做《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衛生部應該協同有關方面對于節育問題進行適當的宣傳，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正是從這一年，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開始對計劃生育表明態度，他在次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將全國范圍內的人口政策大討論推向高潮，而他本人對這次講話稿中涉及人口部分內容的反復修改卻是最令人尋味的。

在彭珮云主編的《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405頁所附《中國計劃生育紀事》中，鄧小平在1954年曾向衛生部黨組負責人傳達過毛澤東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指示。但“指示”內容待考。查《鄧小平年譜》無此記載。1969年3月24日，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座談會上說：“要計劃生育，要節育。這件事，毛主席至少講過三次，一次是訂‘一五’計劃的時候，一次是‘大躍進’的時候，一次是訂‘三五’計劃的時候。毛主席講：‘計劃生育是好事，但避孕藥一要免費，二要有效’”?！耙晃濉庇媱潖?951年2月做出決定到1955年7月報人大通過，歷時四年半，毛澤東的話是哪一年講的同樣不得而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即將出版，不知書中有無明確記載。根據現有公開披露出來的文獻，毛澤東最早對計劃生育表明態度的是在1956年10月12日。這一天他在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說：“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凈增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們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節育?！?。從這段話的前幾句來分析，在此以前毛澤東就是“提倡節育”的。而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計劃生育講的是最集中的。同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指出：“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叭耸且缘?，常常要想到?！币粋€月后，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支持著名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馬寅初的意見，強調“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老今天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沒有放出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人民有沒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毛澤東建議設一個機構來專門負責這件事情，負責人是國務院副總理陳云，陳云也是堅決擁護節制生育的主張的。然而，這個機構還沒有形成正式文件就遇到了障礙，原因可能與后來人口學家馬寅初受到批判和毛澤東對計劃生育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有關。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傳（1949—1976）》詳細記載了這篇講話稿公開發表前長達兩個多月的反復修改過程。其中關于人口的問題原本是這樣講的：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有這么多的人，六億人口！這里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地生產?！@個政府可能要設個部門，設一個生育計劃部好不好？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各人民團體來提倡。他還談到解決失業的問題、適齡兒童的入學問題、畢業學生的就業問題等，認為這些都需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這一部分內容是在講話的第七節，標題就是“關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此后的第一個修改稿著重闡述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這一方針：“我國有六億人口，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就要從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國有六億人口，好處在這里，困難也在這里。困難就是矛盾，矛盾總得去解決，也總是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后面還增寫了一段話：“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想辦法，社會是能夠想出很多很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這樣做?！边@次修改繼續保留計劃生育問題：“我國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約要增加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這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近來社會上談這個問題的人多起來了。對于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如果這個辦法可行的話，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實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痹陔S后的第三個修改稿中，又增加和改寫了一段：“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于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將一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是我們的本錢”?？吹贸雒珴蓶|這時對強調人口過多的觀點開始有點不滿了，所以接下來的兩天形成的第四個修改稿干脆刪掉了第七節中的計劃生育問題，不提了，加了另外一句話：“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這四個稿子是毛澤東自己一個人修改的，所以被他稱作“自修稿”。第四個“自修稿”也就是第一個征求意見稿，等到半個月之后形成的第二個征求意見稿又恢復了關于人口問題的內容，但到后來正式發表時這部分內容還是刪掉了。

聯系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這樣的背景，順著毛澤東當時的思路可以判斷這一變化說明了什么。一方面，整風和反右派運動與《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修改幾乎是同時進行的。毛澤東本來對整風運動寄予很高的期望，試圖通過黨外的批評和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全黨的風氣來一次徹底的整肅。但是后來發覺“事情正在起變化”，出現了許許多多右傾、“過火”的言論，于是整風運動嬗變為反右派運動。一些知名學者，如費孝通、吳景超、陳達、李景漢等，當時曾就國內的人口問題發表過議論，認為過多的人口不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這些主張被當作右派分子的言論受到批判。馬寅初是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當然也受到批判，只是由于受到特殊保護沒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已。這樣，毛澤東也就不可能繼續附和馬寅初的主張了。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毛澤東對反冒進的不滿情緒繼續滋長，并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修改過程中不時地顯現出來。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與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論戰中曾指出：“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同時“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應當說，這樣的觀點在毛澤東的內心里深深扎下了根，新中國成立后他也多次談起過。與之相比，節制生育的主張在毛澤東的觀念中也許還立足未穩。如他所講，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人口再生產也理當有計劃地進行，這樣的觀點他是能夠接受的。但是他有理由相信這一主張成了一些人反冒進的擋箭牌，過分地看中“人口”的一面，忽視了“人手”的一面。此后不久，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主基調就是反“反冒進”。特別是當進入秋季看到億萬農民聲勢浩大的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的熱潮后，毛澤東感到心里有譜了，一個依靠人海戰術開展“大躍進”的跨越式發展戰略已經在醞釀之中。等到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回來，有了趕上甚至超過英國的目標后，這一戰略付諸實施就開弓沒有回頭箭了。既然要開展群眾性的大躍進運動，再談人口多就等于是給億萬群眾的熱情潑涼水了。于是就有了毛澤東進入1958年后如下的一些言論：

1月2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你現在要人家節育，但我們一是工具不夠，二是宣傳不夠。農民字都不認識，還有早婚的習慣，你強迫他節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類還不能掌握這個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幾億人口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我看要搞到七億人口，就會緊張起來，邵（力子）先生那個道理就會大興。邵先生之道大興之日，是七億人口到八億人口之時。你現在講，他橫直不聽。但是我并不是說不要做宣傳，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傳，要盡可能做宣傳。我是贊成節育的，并且贊成有計劃地生育的?！F在人多一些，氣勢旺盛一些。要看到嚴重性，同時也不要那么害怕。我是不怕的，再多兩億人口，我看問題就解決了。走到極點就會走向反面?，F在我看還沒有達到極點。中國地大物博，還有那么一點田。人多沒有飯吃怎么辦？少吃一點”；“要節省。一方面要節育，一方面要節省，要成為風氣”。

3月23日在成都會議上陶魯笳發言時插話：“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畝五分地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不對。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制?，F在還是人少，難叫農民節育。少數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區可不節育，其他地方可試辦節育。一要樂觀，不要悲觀；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睂θ丝?，“一要樂觀，不要悲觀，二要控制。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10月9日與幾位民主人士的談話：“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在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

12月6日《對<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稿的批語和修改》：“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論斷推翻了。只要認真推廣深耕細作、分層施肥、合理密植而獲得極其大量的高額豐產的經驗，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勞動力不足了。這將是一個極大的變化”。

4月15日《介紹一個合作社》：“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

從上述言論不難看出，毛澤東的態度變化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強烈反對計劃生育”，他還是支持計劃生育的，只是與他在1956年和1957年前幾個月的言論相比，對計劃生育的緊迫感下降了，或者說是“冷靜”多了。其實，1957年10月9日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就講過這樣的話：“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盡夠吃。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生產加節育就能解決人口問題，而且生產是要放在第一位的。而且，仔細領會上述言論，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所以，“計劃生育，……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而毛澤東所說的“社會力量”在當時是不具備的，還很難說服農民去自覺自愿地摒棄傳統的落后的生育觀念。等到將來“人地矛盾”激化了而且人民的覺悟提高了，推行計劃生育就水到渠成了。這個時機會在何時出現呢？毛澤東認為應該是在全國總人口增長到8億乃至10億。1957年5月11日，著名社會學家孫本文在《文匯報》發表文章《八億人口是我國最宜人口數量》，或許毛澤東受到了此文觀點的影響。那么，在這股社會力量形成之前，對計劃生育廣泛宣傳，積極試點，是毛澤東積極倡議的政策選擇。

1957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發表重要講話前后，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先后對計劃生育工作做出指示；醫學界、社會科學界的眾多知名專家教授更是紛紛發表意見，提出控制人口增長、實行計劃生育的主張和建議；《人民日報》于3月5日發表題為《應該適當地節制生育》的社論，這是中央媒體首次就人口政策發表社論。主管相關事務的衛生部積極行動起來，一方面通過舉辦座談會或展覽會總結和宣傳節制生育工作，并在中華醫學會總會設立節育技術指導委員會，在醫院開展節育技術咨詢門診；另一方面聯合有關部門做出擴大避孕藥具供應并實行全面降價的決定，放寬施行人工流產和絕育手術的條件。10月12日，國務院批復中華職工總會的《關于職工絕育、因病實行人工流產的醫藥費和休息期間工資待遇問題的通知》中規定，職工實行絕育和實行人工流產的手術費、醫藥費由公費報銷，施行手術后休息期間的工資照發。中共中央在10月25日公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要求“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反右派運動后，特別是“大躍進”時期，雖然全社會充斥著“人多力量大”、“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空氣，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受到批判，但節制生育工作并未停歇，甚至有的省已經把節育工作納入躍進規劃，提出了指標。只是在中央層級，節育工作保持低調進行，“將知識交給群眾自己掌握”，不提指標、不規定任務，不辦展覽、不搞運動，不千篇一律、不“一刀切”。

三年困難時期結束后，中國又迎來新的一波人口生育高峰和人口增長高峰，1962年出生的人口幾乎等于前兩年出生人口的總和，1963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生人口最多、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最高的年份。這種嚴重局勢再次引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警覺和高度重視，以中共中央、國務院1962年底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為標志，計劃生育（特別是在城市）進入新的階段。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和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先后于1964年初成立，加大了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和協調力度，同時也加大了對相關工作（包括藥具研制和生產）的財政支持力度。該年5月21日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財政部、衛生部等多部門聯合下發《關于計劃生育支出財務管理的幾項規定》，宣布節育費用全部由財政負擔。這一期間，毛澤東多次談到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三年困難時期為解決吃飯問題付出的艱苦努力給他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他說，1970年人口將要增長到8億，這是個大問題；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人太多，這么多人要吃飯，要穿衣，所以現在還有不少困難，要搞節制生育；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以后，在農村也要注意搞好節制生育。1965年1月9日，毛澤東與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表示他對中國計劃生育進程最不滿意的一點，就是在農村還沒有推廣。于是，幾個月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要求將計劃生育的重點轉向農村。然而時隔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社會動蕩劇烈，計劃生育宣傳一度中斷，直到1969年才開始陸續恢復。1970年，計劃生育正式列入國家計委提交的國民經濟計劃綱要，有關部門再次重申免費供應避孕藥具。1971年7月8日，國務院轉發的衛生部軍管會、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中，提出“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力爭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農村降到15‰以下”。這是中央政府首次提出全國計劃生育指標。1973年7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國務院業務組成員華國鋒任組長。這一年年底，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提出“晚、稀、少”的政策，強調核心是“少”，逐漸演變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生育政策。自此計劃生育工作在全國城鄉全面鋪開，各地的工作力度明顯加大.1974年中央還曾將上海市和河北省的一些典型經驗向全國推廣。這一時期，毛澤東又幾次談及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1970年12月18日，他在會見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時說：“農村里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女孩，就想要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個生了，還是女孩，還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個，都是女孩子，年齡也四十五歲了，只好算了”；“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現在有些進步了，但還很落后.識字的人還不多，女人節育的還不多”。1972年7月，他在一次談話時指出：“關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避孕藥物、器械這些東西，免費提供，挨家送，因為人家不好意思來領嘛。人體的八大系統都要研究，包括男女關系這種事情。要編成小冊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17]1。。就這樣，經過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70年代我國人口增長速度顯著下降，1 977年凈增人口規模從1971年的1 950多萬減少到1 1。O萬，6年少增3 100萬人，自然增長率下降11.3%，年均增長水平遠低于60年代和5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關于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的指示和語錄在全國各地得到廣泛傳播。雖然中央在工作中依然承繼了此前重視宣傳、依靠群眾、不搞強迫命令的原則，但各地在貫徹落實時層層加碼，行政干預的力度越來越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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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珮云.中國計劃生育全書[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5]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九七六）：上卷[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7]《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編輯部.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人口與計劃生育的論述[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

[8]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李文.陳云、馬寅初與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計劃生育——兼談毛澤東的人口觀[J].中共黨史研究，2009（5）：71—83.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 1976）：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11]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N].人民日報，1957—06—19（1）.

[12]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1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責任編輯 潘亞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