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事功平衡

摘要：郭秉文是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第一人。他所提出的“四個平衡”廣為人知。作為郭秉文大學管理思想的一部分，他所踐行的“學術與事功的平衡”堪稱是其“第五個平衡”?！八鶎W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學”，學以致用、學用一致、用其所學，鼎足而三支撐起第五個平衡。有一種現象既是學術與事功平衡的題中應有之意，又是這一平衡的升華與超越，那就是引領。而引領似可說是與教學、科研、服務等量齊觀的高等教育的“第四職能”。

關鍵詞：郭秉文；學術與事功平衡；引領社會發展；第四職能

中圖分類號：B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608(2011)02－0016－08

一、中國現代大學制度之肇端

郭秉文(1880～1969)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最為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14年即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參與創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先后任教務主任和校長；后又創辦了孟祿眼中的“中國第一所有希望的現代高等學府”——國立東南大學。他是當時國際舞臺上最為活躍的中國教育家，連續三次以中國首席代表的顯榮身份出席世界教育會議，并均被推舉為世界教育會副會長，主持亞洲部會務。

1906年郭秉文赴美留學——這比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早了3年，進入俄亥俄州的烏斯特學院(College of Wooster)主修理科。1911年在烏斯特學院獲得理學士學位后，郭秉文即去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時譯教育科)深造。僅用一年時間，就獲得了碩士學位。接著，他又繼續研究教育史，兩年后即以《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的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最早的教育學博士，也是在美國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之一”。次年，哥大師范學院出版了郭秉文博士學位論文的英文版，其導師孟祿(時譯作門羅)為之作序。191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文版，黃炎培為之作序。需要說明的是，郭秉文中文版的博士學位論文——封面署名“江浦郭秉文著”——卻并非出自他“手筆”，而是由周槃“譯述”的。在中國教育史學史上，《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被公認為是“中國第一本中國教育制度史著作”。不足十萬字的《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敘述了中國自遠古至中華民國二年(1913年)間教育制度的發展脈絡，“是一部中國教育制度簡史，也是中國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質的教育制度史”。尤為難得的是，郭秉文在《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中首次從“公共教育制度”、“人民教育”的全新視角，使用專業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的“話語體系”，系統地梳理了中國上古以降列朝教育制度的沿革，重點考察了清朝日落和新世紀的清晨這數十年間新教育制度的設立和發展，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了諸如“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教育法”、“學校組織”、“教育制度中之財政問題”等“現今國民教育的重要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郭秉文的“這篇論文也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基石”。

1914年郭秉文回國，以教務主任的身份參與籌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1918年春代理南高校長，次年秋正式出任南高校長。1920年，郭秉文決心按照美國模式，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基礎上創建綜合性的大學，并由此引起了中國的高等師范學校進一步發展的路徑選擇的南北之爭：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陳寶泉等學者于1919年向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提出《設置師范大學案》，主張高師升格為“師范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郭秉文不贊成高等師范的單獨存在，主張將高師改建為“綜合大學”并在大學之內設立師范學院。這就是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廣為人知的“高師改大”之爭。1920年代的“高師改大”運動也由此而起。在“高師改大”運動中，由于辦學傳統、宗旨、地理位置、辦學理念的不同，南、北高師分別選擇了“改建為綜合大學”和“升格為師范大學”兩種迥異的發展道路。北京高等師范學?！吧瘛北本煼洞髮W后，“逐步失去了高師時期的地位和影響力，但作為當時僅存的一所師范大學，它的存在本身就極大地維護了中國的師范教育制度”；南京高等師范學?！案慕ā睘閲|南大學后，“自身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這一模式卻被其他高師盲目仿效，直接造成了中國師范教育的普遍衰落”。

國立東南大學經過1920年的籌備于1921年9月正式開學，郭秉文擔任首任校長。因郭秉文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并且又在后來完全按自己的理念來打造這所大學而被譽為“東南大學之父”。正如有的學者所評價的那樣，“改大”后僅辦了三五年的東南大學就讓世人看到了它所取得的“長足的發展”。中國教育近代化研究的領軍人物田正平教授就曾對筆者說道：“東大的鋒頭直逼北大?！?/p>

在培養目標上，東大突破了“師資”的局限，明確提出要培養“對國家負責任的公民”。具體而言，就是要造就具備“鐘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靜”這樣一種“國士”人格魅力的“具有堅強之體魄、充實之精神，而于道德、學術、才識三者又有適當之培養”的學生。這種“對于應負之責任能知能行的”學生必須擁有“中正、和平、明確、精熟、悠久、寬厚”的高尚品行。

在學科設置上，主張“學”、“術”并重。他認為“學術”是由“學”科和“術”科組成的。學，是學理，術，是應用；學，是基本；術，是枝干；學科，包括文、理、法等，術科，包括農、工、商等。大學只有學術并舉，才能根深葉茂。這與同時期治理北京大學的蔡元培的主張與做法，具有明顯的思想分野。蔡元培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所謂“學問”就是學術中的“學”。事實上，蔡元培主導的北大模式在當時占據著主流。東南大學教授茅以升的對此評說就既顯示了幾分自豪又有些許孤寂：“本大學學制，以農、工、商與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遠。此種組合為國內所僅見，亦即本大學精神所在也?！?/p>

在辦學宗旨上，強調面向實際，服務社會。這是東大的一大特點，堪稱是郭秉文“平衡”的辦學方針與治校理念的核心內容之一。對此，本文將在下面詳細闡述。

在管理模式上，實行校董決策，民主管理。在籌建東南大學之初，郭秉文就參照美國大學的管理模式，設置由張謇、蔡元培等政治、教育、實業等各界知名人士組成的校董會作為學校決策機構，來制定學校大政方針、審核預算、推選校長、決定系科增廢等。在校內管理上，郭秉文主持制定《東南大學組織大綱》，規定設立評議會、教授會、行政委員會，分別負責議事、教學和行政事宜。校董會和校內“三會”相結合組成的管理體制，比較充分地體現了民主辦學、教授治校的精神，確保了教育獨立和學術自由。此外，還重視學生在學校管理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管理，像美國大學那樣成立了“學生自治會”等。

在辦學業績上，“砥柱東南，樹人十載。春盈江國，有口皆碑。支大廈于一木，系一發于千鈞?！?/p>

美國著名教育家孟祿在考察了中國各主要大

學之后，稱贊東南大學為“中國政府設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現代高等學府”。

二、“四個平衡”思想精要

1960年代，南高校友、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創始人張其昀赴美拜訪當年的校長郭秉文。郭秉文“暢談五十年前他的辦學方針，歸納為一個平字”，認為《大學》里修齊治平的“平”字，“乃是治學治事最好的座右銘”。而辦理大學，他認為應該力求達到四個“平衡”，即“(一)通才與專才的平衡，(二)人文與科學的平衡，(三)師資與設備的平衡，(四)國內與國際的平衡”。四個平衡，是郭秉文辦學理念的高度提煉。

(一)通才與專才平衡

郭秉文認為大學應設立多種學科，培養多種類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視應用；“專修科注重專才教育”，但不忽視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暗珒烧卟⒎墙厝粍澐?。一個綜合大學的好處，通才與專才相互調劑，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專才不致流于狹隘。大學生都應成為平正通達的建國人才?！?/p>

郭秉文認為，將“大學”與“高?！狈珠_設立，希望分別培育出“閎材碩學”和“專門應用人才”的做法，完全就像是把“文化”與“職業”分為兩系，讓大學居于“文化系統”之首，而讓高專居于“職業系統”頂端?！把詫W理，其可批評者固多；言實例，則其制仿日本，而日本各高專，已紛起升格之運動?！彼J為，一所綜合大學，可以既設偏重學理的學科，同時又設偏重應用的學科，兩者互補，相得益彰。按照郭秉文的這一思想創建的東大既設置了文理科、教育科，又設置了工科、農科、商科，學科之多，居全國之首。

(二)人文與科學平衡

人文與科學的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兩層意思。第一是開辦綜合大學，需要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需要兩大類學科的相互交叉和滲透，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具有較高人文修養和科學素養的復合性人才。例如，東大心理系即同時隸屬于“文理”和“教育”兩科；生物系則同時隸屬于“文理”和“農學”兩科，以期能收到人文與科學相互利用對方優勢、吸取對方長處、依賴對方支撐之效。郭秉文以及同時期的陶行知等人還力主教育學要“科學化”，強調把教育學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用科學的方法培養人才。第二是大學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視民族文化，又要吸納西方文明，重視科技新知。通過溝通和融合，使大學成為弘揚民族文化的基地，成為發展科學的重鎮，讓人文精神與科學新知成為校園的“焦點”，進而培養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懷又有科學思維、既喜琴棋書畫又好聲光化電的高素質人才。

(三)師資與設備平衡

南高、東大，名師薈萃，盛極一時。近代史專家梁和鈞曾在《記北大(東大附)》一文中稱贊：“東大所延教授，皆一時英秀”，“北大以文史哲著稱，東大以科學名世。然東大文史哲教授實不亞于北大”。在南高和東大，大師級的人物真可謂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大學教育當然以師資為第一，但是物質設備亦不容忽視。東大初建時，在經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就重點籌謀教學科研的條件改善。東南大學這種在辦學過程中致力追求“軟件”與“硬件”同步增長、課堂講授與實驗訓練齊抓并舉、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相互促進、專業訓練與通識教育相輔相成的思路與做法，為社會所亟需人才的培養提供了條件與可能。

(四)國內與國際平衡

郭秉文清楚只有博取百家之長、廣求世界知識，才能使學生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廣納人類無限的知識和智慧。所以他不僅廣延具有真才實學的留洋博士、碩士來校任教，還不斷派遣教師出國進修。當時東大留學出身的教師已占到總數的64.4％。同時，東大每年還必邀請多位國內外著名人士來校講學或演講。如美國著名教育家、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杜威，英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實證派大師羅素，印度文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美國著名教育家孟祿，德國新活力論創立者杜里舒和維新派領袖、中國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北洋政府外交界領袖人物、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的顧維鈞等人曾來?？疾旌脱葜v。東大希望藉此使東大師生調和文理、溝通中西，放眼世界、虛懷若谷，唯真是求、唯美力修。

三、第五個平衡：學術與事功平衡

對于郭秉文“四個平衡”的辦學方針，臺灣與大陸已有比較透徹的研究。前文業已述及，它是在郭秉文卸任數十年以后歸納總結出來的。這種歸納——盡管是對自己的思想沉淀了半個世紀以后的提煉與歸納——是否涵蓋了郭秉文最主要的教育思想?還有無與“四個平衡”并排而列的其他平衡呢?

筆者對郭秉文和那段歷史研究有年，嘗試利用“從后思索法”的研究方法與思考路徑，回望郭秉文治校十年的歷程，追溯其辦學理念的脈絡，透視南高東大驕人的業績，研讀郭秉文生前身后的文獻，深感有第五個平衡浮現于紙面，那就是學術與事功的平衡。雖也有人偶持“五個平衡”說，但是尚未見人對此做過系統的辨析與深入的探討。

“從后思索法”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質及其秘密時提出來的。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商品早在人類社會早期古亞細亞和古希臘羅馬的生產方式下就業已存在，“就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人們把它作為既定的事實而承認了它。但是，對它的科學認識卻是有條件的，這就是“要有十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得出科學的認識”，即人們對商品的科學認識卻是在“后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才獲得的。這就為今天的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有理論依據的假設：學術與事功的平衡早在郭秉文時代就已真切地存在了，但是，由于學術與事功的平衡還沒有達到“十分發達”的程度，我們甚至是包括當年的郭秉文本人對于它的認識卻都還沒有達到能夠提煉出“第五平衡”的超前度。

“從后思索法”是馬克思一貫主張的思維方法，是馬克思歷史認識論的核心。它堅持從社會存在出發、客觀的理解、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相統一等基本原則，包含有“逆向溯因”等基本內容。由于歷史已經過去，產生歷史事件、歷史過程的原因已經不復存在，而這些原因又無法在實驗室里模擬，因此，“要真正認識社會發展的原因只能走一條‘同實際運動完全相反的道路’，即從‘發展的結果開始’，逆向溯因?！碑斚聦τ诟叩冉逃貙嵱?、重服務、重適應、重引領的呼喚與訴求，正為研究“學術與事功平衡”創造了條件與環境，同時也使對這一命題的研究變得必要和緊迫。

所謂學術，是指較為專門、有系統的學問；事功，是指事業和功績。這就同《左傳》所推崇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是立功，其次是立言——中的“立功”和“立言”這兩個中國傳統士人或士人集團所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切合了起來。需要認識到的是，這里“平衡”的主體是大學，而且，這種“平衡”不啻是物理學意義上的一種存在狀態，而非半斤八兩式的完全對等?！皩W術與事功平衡”，簡言之就是“學”與“用”的平衡，是“所學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學”，大抵可

以用“學以致用、學用一致、用其所學”12個字，從目的、價值、功能三個維度來概括。

(一)學以致用

民國初年，中國的高等教育可以說還處在“前象牙塔”時代，大學對于“服務”和“應用”的意義與作用還沒有完整的概念，更遑論予以主動的應對。郭秉文就多次直陳國內教育的弊病，指出其“成績甚少，進步甚遲”的癥結就在于“不切于實用”。而“教育不切于實用，則凡教授(即教學——筆者注)、訓練、管理等，必不能深合于社會之需要”。雖時過百年，但郭秉文發聾振聵的質問仍猶在耳：“學生之拋棄社會而求學于學校，畢業后既不能為農，又不能為工商，教育之本旨安在哉?”

教育的本旨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注重實用教育”和“教育必裨實用”。郭秉文呼吁：“教育必裨實用，他國所風行而收功之實際教育，當加意提倡之?！焙我圆拍苁菇淌?、訓練、管理等深合于社會之需要，才能使教育有益于實用?郭秉文開出了兩劑藥方，就是“發達學子身心”和“注意于學子職業之選擇，而予以正確之引導”，以“養成思想”和“應用能力”，“使學者能思想以探智識之本源，能應用以求智識之歸宿”。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郭秉文極具眼光地提出了要從“職業引導”——即今日就業指導——切入的重要命題和獨到見地。郭秉文所傳播出來的新鮮觀點是：“在世界文明各國中，凡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教堂、學校以及各種社會等，皆視職業引導為其分內之事?！痹诳疾旌脱芯坑⒚澜逃?，他更是得出了“教育日趨于實用”的結論。

若不引以為戒，有力應對，中國很快就會面臨“高等游民”浪潮的沖擊，“教育為世詬病，學生被人唾棄”。郭秉文條分縷析，憂心忡忡：“當今吾國教育，尚未普及，彼畢業于學校者，已供過于求。若教育大興，則畢業于學校者……勢必流為高等游民而不止也。則教育為世詬病，學生被人唾棄，在所不免矣?！痹谡撌鲞^“選擇適當之職業，誠重要事也”之后，郭秉文提出了學校成立“專司學生職業引導之事”的“職業引導會”并由“富于職業之知識經驗者”充任引導員的觀點。郭秉文對此充滿了期待：“一校行之有效，則推及于全國，我國教育之前途，庶幾有為!”

(二)學用一致

郭秉文主張“以適應社會需要，為設科主旨”。由于社會需要隨時變化，因此東大所設系科也因之而異。例如，鑒于社會體育不振，而任教者又多不明體育原理，而設體育專修科；鑒于人民生產力薄弱，而一般學子又缺乏知識技能，因而提倡職業教育；近代得益于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的進步，教育學已成一種專門學科，“不造就此種專門人才，不足以促教育之進步”，遂增設教育專修科，等等。

東南大學不僅十分重視科學研究，碩果累累，獨步海內，而且各系科皆格外重視科學的普及與推廣事業。例如，參與《新學制》的制定和《新教育》的創辦；以中國科學社為大本營，組織各種專門學會，開展科學研究，進行科學傳播；創辦《學衡》，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首創“暑期學?！?，提高從業教師的素質與水平，并使他們獲得“親知”(指自身的教育實踐，是根本)和“聞知”(指他處學得的知識，是接枝)的根枝相接。而農科、商科的推廣事業更可以說是功在當時，利在千秋。譬如，以“服務社會”為宗旨而開辦的東南大學商科暨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之所以設在上海就是因為那里工商發達、商賈云集、氛圍優越、信息靈通，十分地有利于“溝通實業與教育”。而農科則是始終抱持和踐行“造就專門人才，發展改良農業”的辦學宗旨，對于中國農學人才的培養、農村的進步、農業的發展貢獻巨大。

(三)用其所學

郭秉文特別看重知識的活化和能力的遷移，“注重理想與實際之聯絡”，強調“所學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學”。而他自己就是這一思想的典型踐行者。換言之，他既是一位高明的大學教育家，又是一位高超的大學管理者，還是一位高妙的大學經營者，本身就是“學術與事功平衡”的大學校長的范本。1925年，“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先驅”和現代大學之父郭秉文突遭北洋政府免職，倡言“學者不黨”的學者卻成了政治斗爭的祭品，就此結束了教育生涯。但他先進宏富的教育思想和絢爛多彩的辦學實踐，卻成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一份豐富遺產，留給后人許多啟迪。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退出教育界以后，郭秉文又將他的抱負、學識、才干傾注到其他領域，用“鐘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靜”般的國士言行詮釋了“學術與事功平衡”的另一種成功?！肮南壬簧鹿?，除開創南高師與東南大學外，尤復為促進中美文化合作的先鋒，從事我國國民外交的健將?！?931年，郭秉文由美歸國，出任工商部國際貿易局局長?？箲鸨l后，他奉派駐英，以財政部次長兼任中英貿易協會主任，“爭取友邦輿力，以紓國用之困，堪稱外交、金融戰中的第一線尖兵”?？箲鹨院?，他代表中國出席善后救濟預備會議與世界糧農會議，被推為“聯合國救濟總署副署長兼秘書長”。他舉重若輕，“卓越政治才華，也不在其教育外交之下”。50年代，他接替梅貽琦出任臺灣“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并以私人力量在美組設“中美文化協會”，執著地從事著文化交流活動。

四、引領社會發展：學術與事功平衡的升華

大學，不僅要適應社會的需要，利用自身的學術資源為社會服務，將自己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利用自己的發明創造為社會增添財富，而且還要為預判和引領社會的發展，為改良社會，為提升社會的文明程度等，做出應有的努力和貢獻。這既可以看作是學術與事功平衡的題中應有之意，更可以看作是學術與事功平衡的升華與超越?？梢哉f，這種發展引領，具有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量齊觀的作用，堪稱是高等教育的第四職能。

(一)大學改良社會風俗

“大學對于附近社會之風俗負改良之責任”，是郭秉文當年提出來的。這反映了一位大學校長的角色自豪感、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要想真切、透徹地理解郭秉文的這一先進思想，就必須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梳理清楚。

1918年秋，南高代理校長郭秉文撰寫了《關于本校情況報告書》，其中之一是《教育概況》。教育概況，分訓育、智育、體育三項，這句話就是他所報告的“訓育”中的點睛之筆。按照郭秉文的解釋，訓育，取訓練與管理兼重之義。訓練注意啟發，使學生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實踐，使學生行其所當然。二者交相為用，以達知行合一。換言之，對學生的訓育是雙管齊下，既反對“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也反對“茫茫蕩蕩地懸空去思索”，旨在使學生學用結合，言行一致。訓育有著一整套的標準、方法、程序和實施途徑。

首先是標準。以養成對于國家負責任的國民為理想中的人格?！按巳烁褚?，必具有堅強之體魄，充實之精神，而于道德、學術、才識三者又有適當之培養。蓋必如此，然后對于應負之責任能知能行，而人亦能心愿以責任付之也?！钡赖屡囵B

強調注意兩點，一是品性，如智力、情感、意志等都要趨于中正；二是行為，如容儀、言語、動作等都要趨于平和。學術培養則強調注意這樣兩點，一是知識，如普通知識、專門知識等都要使之明確；二是技能，如應用、美感等都要使之精熟。才識培養也強調兩點，一是計劃，如全局、局部等都要有悠久即長遠的打算；二是執行，如作業、協調等均要有寬厚的精神。而中正、平和、明確、精熟、悠久、寬厚，又都須本著“誠”字。

其次是方法。惟有啟發學生的自動精神，才能使他們向著所定的標準不斷地前進，即依據“利用天性、觸發感覺、引起興味、應用暗示、選擇思想、養成習慣”的原則來進行。

再次是程序。先由自己，而后他人；次由學校，而后社會?？傊?，以成己為始，以成物為終：“對自己之品性行為負修養之責任”；“對于同學之品性行為負規勸之責任”；“對于本校校風負鞏固發揚之責任”；“對于本校附屬學校之訓育負協助之責任”；“對于本校附近社會之風俗負改良之責任”。

最后是實施。實施訓育的方法有二：一是修養，二是服務。在修養方面，重視躬行與省察。設有學生省察表，每周由學生自己登記，學監調閱，教師根據學生的品德進行誘導。每學期匯交學監處，以此來評定學生的品行，并分別給予勸告或勉勵。服務方面，重視實踐與研究。校內凡與學生有關的各方面，均制定有《服務生職務規程》，由在南高各處所“實習”的“服務生”分期輪流服務，必要時還會召開服務生會議進行研究。每日由學監檢查，并進行記載。在修養、服務兩方面，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以說服和鼓勵為主，直到完成為止。

聯想到前文郭秉文所說的“一校行之有效，則推及于全國，我國教育之前途，庶幾有為!”這句話，如果大學都能“對于附近社會之風俗負改良之責任”，則高等教育對于社會之引領便會蔚成風氣。

(二)教育關乎國民進步

“與國民進步最有關系者，乃教育也?！边@是郭秉文在《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中提出的重要命題。在這里，他首先從反面論述了教育對于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掣肘作用——“學校教育關系于國民進步之重要，吾國教育史，實一明證也”：“數千年之教育性質，皆偏于文學、哲學與道德諸方面，而近世所謂實驗教育則百不得一焉?！蔽覈鴶登淼慕逃椒?，則“頗似歐洲希臘文藝復興時代以前所盛行者”。這種特別的傳統教育，“其性質影響于國民之過去頗大”。自西方新學輸入以來，“中國的政治、工業、社會等，同時皆顯改革?！惫沤裣噍^，我國科學技術之所以發展遲緩，我國之所以落后，個中原因“可以恍然矣”。所以，他認為，“教育之改良為一軸紐，牽動各種事業皆隨之而變新”，“教育造成人才，為國家之棟梁，措國家于磐石”，與社會進步的關系最為密切?？梢?，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對于社會的引領作用——不管是進步還是后退——都是客觀存在著的。而大學的開放性、進步性、寬容性等則決定了它自然會給社會發展以“革新”的引領。

(三)大學維護社會正義

大學的一個價值是追求真理。而真理不分地域和時空，也不受種族和民族的限制?！按髮W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思想、興趣和同情感的普遍性?！惫恼J為，大學的責任“是造就具有國際頭腦、賢明、無私、能夠拋棄自己民族偏見與偏愛的世界主義者”，就是“培養四海之內皆兄弟、寬容、和諧與平等的精神”。在利用教育機構促進國際間了解與友誼方面，大學能夠起到重要作用。在國際關系中，一個國家的大學應該站在“國際正義”和“平等”的立場上，“維護正義，敢講真話”，唯有如此，“才不辱其最高使命”。也唯有如此，大學才會受到人們的推重和追隨。大學素得風氣之先，易于吸收外來先進文化之精髓，“當求四境之新狀況，以改革教育制度”。而且，在引進、吸收外來文化之時，大學既能夠保持中國“古代文化之所長與其精英”又能取法“西方文化之所長與其精英”，從而避免方枘圓鑿之患。誕生于郭秉文時期的“學衡派”便持此觀點。

郭秉文的思想不獨在當時甚受推重，而且對后來的教育家和大學管理者們也可能具有影響。在他淡出大學舞臺多年之后，又有人明確地表達了大學應該起到引領社會的作用的思想。如竺可楨就提出過多重使命的觀點，盡顯大學功能：“社會責任：服務地方，改良社會；道德責任：海上燈塔，社會之光；學術責任：振興科學，繁榮文化?！碑斎?，最能顯示大學對于社會的引領作用的觀點還當數郭秉文的后來人、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提出的中央大學的使命說。

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認為，中央大學的根本使命不是教學，不是科研，也不是服務，而是引領。羅家倫認為，辦理大學“一定要把一個大學的使命認清，從而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于民族的使命”。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關頭之際，中央大學只有盡到特殊的責任，擔負起特殊的使命，才有意義。這種特殊的使命，就是“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放眼世界，一個民族要能自立圖存，必須具備自己的“民族文化”。這種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結晶”和“民族團結圖存的基礎”。一個國家如果缺乏這種文化，必定缺少生命的素質，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而一個國家形式上的滅亡，不過是最后的結局，“必定是由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先告衰亡”。而一個國家真正可怕的不是國土淪喪，因為國土淪喪總有被收復的一日，真正可怕的是民族文化的消亡，因為那就會使國家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所以，九一八之后中國的危機，“不僅是政治社會的腐敗，而最要者卻在于沒有一種整個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中國的無組織，“不僅是政治的無組織，乃是整個的社會無組織，尤其是文化的無組織”。

所以，國難當頭，中央大學要擔當起特殊的使命，就必須“創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成為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以凝聚起中華民族之魂，使中國早日雄起于世界的東方。否則，“便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

責任編輯：蔣永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