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互聯網時代記者職業權威面臨的挑戰與重塑

陳陽 李宛真

摘要：基于管轄權沖突理論和邊界工作概念，回顧并詮釋了中國新聞記者職業權威的構建以及移動互聯網對其帶來的沖擊。移動互聯網時代記者職業權威遇到的挑戰是：用戶成為社會現實的建構者和新聞事件的推動者，新聞機構難以展現時效性這一傳統優勢，傳統新聞生產具有的封閉性被打破。要想在社交媒體時代生存，新聞記者重新確立職業權威的路徑應盡量多樣化和包容開放。在記者個人權威逐步消解的時代背景下，新的職業權威的重構應關注于媒體機構權威的建立與新聞記者職業功能的再確定。

關鍵詞：傳統新聞業；
職業權威；
邊界工作；
職業管轄權

中圖分類號：G2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3）11-0149-05

移動互聯網從兩個方面根本性地挑戰了傳統新聞業：第一，傳統新聞業的商業模式逐漸失效；
第二，新聞業逐漸喪失其壟斷性的職業地位。以往研究往往聚焦于第一個挑戰，對第二個挑戰的關注度不高。本文著眼于第二個挑戰，從職業權威這一概念入手，考察新技術對職業權威和新聞業的影響，當舊的權威地位下降時，新聞業如何看待和重塑新的職業權威，以及重塑職業權威的過程會產生哪些有意無意的后果。簡而言之，職業權威是我們理解新聞業轉型的一把鑰匙。

一、記者職業權威的構成基礎

作為一項職業，記者因何獲得職業權威？其他職業為什么認可并接受記者的職業權威？職業社會學提供了管轄權沖突理論（jurisdiction conflict）和邊界工作（boundary work）概念來解釋職業權威現象。阿伯特［1］認為，各種職業構成相互依賴的系統，為了爭奪管轄權，各種職業之間的斗爭永不休止，成功獲得管轄權的職業為自己與其他職業之間建立起了清晰的邊界，從而樹立了職業權威，因此當職業間的邊界模糊、職業權威衰落時，也就是管轄權的爭奪激烈之時。這一理論視角的特點在于用生態系統的觀點來看待各種職業，適用于解釋新舊職業權威的更替轉折。

管轄權具有排他性。傳統環境里，新聞記者壟斷了信息的采集和發布機會，其他職業認可記者的這種壟斷，從而使得記者職業具有合法性，獲得了職業權威。移動互聯網時代，普通公眾能夠低成本地“入侵”原本由職業記者壟斷的工作領域，出現了“去專業化”現象，“用戶生產內容”“公民新聞”“參與式新聞”等概念捕捉到了相同的現象，即普通公眾參與到信息采集、選擇、發布、評論活動中［2］，記者職業權威因而衰落。

在阿伯特的理論基礎之上，LEWIS［3］借用GIERYN［4］研究科學共同體時提出的“邊界工作”概念，認為新聞業合法化的過程就是劃界工作的過程。邊界工作指的是新聞記者相對于其他職業確定職業邊界和生態位置的社會過程，這是阿伯特所提倡的管轄權沖突的一般性表現。

記者建立職業權威的過程也就是爭奪管轄權、劃定職業邊界的過程，記者常用的策略分成對內對外兩大類。對內而言，專業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記者持續穩定地提供時效性強、高質量、深度新聞報道，試圖重新掌握對新聞事件的話語闡釋權，違背專業倫理的行為被整個新聞社群聲討清算［5］。對外來看，記者們一直在試圖劃定明確的職業邊界，比如借著討論重大話題的機會強調專業記者與未經訓練的公民記者之間的區別，借著離職之機發表公開告白［6］，這些國外研究共同的特征是從技術角度來考察記者重塑職業權威的努力，相對而言，忽視了政治與經濟因素對職業權威的影響，在國家強烈干預職業生活與經濟活動的案例中，管轄權沖突理論的普適性值得進一步考察。

二、記者職業權威研究在中國

在我國，新聞記者一直是黨和國家各項重大事業積極的宣講者和推動者之一，在此過程中，記者職業活動的后果之一，就是通過確立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而建立了職業權威，在重大事件上能夠掌握話語權。然而，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以來，北京乃至全國已經出現了由于經營困難而主動?？膱罂?，新聞報道的質量急劇下降，社交媒體平臺上升成為重大社會事件發酵和展示的舞臺，傳統媒體難以干預重大社會輿情，社會影響力和公信力下降，記者的職業權威出現危機，大量記者離開傳統媒體崗位另謀出路［7］。

關于我國記者職業權威這一研究對象，國內相關研究大致分成了兩個研究取向。第一種研究取向在尋找新聞業的出路和未來時，強調新聞工作與其他職業工作之間的邊界融合，忽視甚至取消了記者的職業權威性。

面對移動互聯網帶給新聞業的沖擊，國內學者大多從技術角度進行考察［8］，體現了互聯網的用戶思維，即技術進步滿足了用戶需求因而能解決社會問題。大量研究關注新媒體采納新技術所導致的社會效果，對用戶的研究遠遠超過對記者的研究。即使研究新聞記者，有些研究鼓吹互聯網的融合性和連接性，淡化了不同職業之間的邊界，這無助于重新確立記者的職業權威。

以關于數據新聞從業人員的研究為例，研究者都在強調培養從業人員的哪些技能才能更好地提供數據新聞，以及數據新聞對傳統新聞人才培養模式的挑戰［9］，鮮少研究考慮到數據新聞團隊里記者與程序員的職業分工與沖突調適，即主導權由誰掌控。媒體組織試圖把數據新聞納入既有工作流程和新聞發布方式中，從而維系新聞記者在組織內部的權威地位，而不是將已有的權威地位拱手讓出。

第二種研究取向通過對焦點事件的個案分析，鼓吹劃界工作，重新確立記者的職業權威。陳楚潔和袁夢倩［10］將邊界工作分為面向新聞業內部的邊界工作和面向新聞業外部的邊界工作，前者指“驅逐”越軌的“不專業者”，后者指面對新媒體沖擊時強調專業新聞的優勢，面對網絡民意的裹挾時強調專業判斷。

但是，在塑造中國新聞職業權威的過程中，國家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在國家、市場與技術三方博弈中，移動互聯網時代新的職業權威才能被建構和重塑。新聞權威如果不能獲得國家認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這也是管轄權沖突理論應用于中國現實時所面臨的最大挑戰［11］。

三、移動互聯網對記者職業權威的挑戰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記者難以維系過往排他性的管轄權，職業權威由此受到嚴峻挑戰。

首先，移動互聯網時代，公眾和用戶的地位上升，過往不平等的“傳—受”關系被打破，用戶發布信息的門檻一再降低，用戶成為社會現實的建構者和新聞事件的推動者。早在2009年回顧鄧玉嬌案報道時，多位記者們就意識到了網絡民意的非理性，反感它對新聞報道專業性的干預［12］。然而到了現在，社會化媒體用戶、自媒體寫作者、公民記者、直播網紅等群體都已參與到了新聞信息的收集和發布活動中，蠶食了原本由專業記者所壟斷的新聞報道活動，甚至改變了信息發布的形式和要素，構成了對新聞權威的挑戰［13］。中國新聞業的專業化過程尚未完成，就被裹挾著進入互聯網時代新聞去專業化的浪潮。

其次，記者親臨新聞現場，提供可信的一手信息和具現場感的報道，把遠方發生的事件“帶到”受眾面前，這不僅僅是新聞工作的價值所在，而且由于它區分了記者與受眾掌握信息多寡，從而建立了記者的職業權威基礎。但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足不出戶做新聞”成為常態［14］，或者由于新聞機構經費困難、難以支持耗費大量人財物力的采訪活動，或者由于“加速”狀態下，新聞機構難以展現時效性這一傳統優勢，只能展現自己在深度、背景、細節等方面的優勢，或者由于新聞的情感性泛濫、信息與事實的地位相對下降，導致寫作和編輯的重要性提高、新聞采訪的地位大幅度下降?？傊?，構成記者權威性基礎之一的現場感和對信息的壟斷性喪失了。

再次，傳統新聞生產具有封閉性，公眾被排斥在新聞生產之外，很難核驗記者在新聞生產過程里的行為活動。ZELIZER以肯尼迪遇刺報道為例，闡述了美國電視新聞記者如何通過反復講述這一事件來確認自己的權威地位，當任何人（學者、公眾、報刊記者）談到肯尼迪遇刺時，都不得不依賴電視記者所提供的畫面、框架和敘事話語時，電視記者的可信性和權威性就不容質疑，至于新聞事件的真相如何，并不在記者的考慮范圍之內［15］。移動互聯網時代，新聞生產的后臺部分開放給公眾，這種透明性開放性不僅使記者職業權威的神秘性消失、專業性受到質疑，也模糊了記者職業的邊界，普通用戶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新聞生產過程中來，影響著新聞生產的走向和實踐。同時，公眾逐漸意識到媒體對新聞事件的報道可能經過了包含主觀立場的剪裁、取舍和重組，也更容易發現不同媒體對同一新聞事件的報道可能有差別。對于記者是否能做到“公正無偏”，公眾有了更多的疑慮。

四、記者職業權威的重構

在過去，大眾媒體與讀者的距離很遠，記者在公眾看來有很強的距離感，一堵“新聞專業性”的高墻隔開了媒體、記者與公眾，在這一前提下樹立的職業權威早已不適用于移動互聯網的環境。新的職業權威的重構應著重于兩點：媒體機構權威的重構與記者新聞職業功能的重構，弱化對記者個人權威的強調。

由于官方身份的加持，國內的官媒機構仍然擁有較大的話語權力。媒體機構的權威性和話語權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也處于優勢地位，這一保護屏障部分來自于國家政策。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通過的《互聯網用戶公眾賬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2021）明確規定，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應當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禁止未經許可或超越許可范圍開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活動?！兑幎ā繁Ｕ狭诵侣剻C構的壟斷地位和官媒的話語權。因此，依靠政策優勢，根據互聯網新環境的特征適當調整媒體的整體運營策略和定位，從而保住甚至提升媒體機構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話語權威性都是可能的。具體來說，考慮到政治和經濟因素，官方媒體重建職業權威的重點在于如何在新聞宣傳中貫徹國家意志，打造對官方思想進行權威解讀的平臺，在這之后，再找到合適的經濟生存模式。

如何重建新聞業的職業權威，最大的問題其實在于記者個人身份的淡化和權力的剝離。然而在社交平臺環境中，記者個人權威的下降似乎是必然趨勢。在我國，“黨報記者”這一身份賦予了記者采訪和收集信息的合法性、解釋新聞事件的合法性，由此建構了記者的職業權威。但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由于信息采集和發布的壟斷權被打破，這種新聞去專業化的現象導致傳統記者的職業權威被削弱。記者的職業權威不再由信息采集和發布的壟斷權來確立。在當前公共語境下，記者的職業權威地位下降，公眾地位提升，互聯網用戶擁有平等的發言權。傳統記者的角色和地位必然被淡化了，這促使傳統記者不得不嘗試轉型。

“足不出戶做新聞”的行業新常規雖然意味著記者在采訪權和信息壟斷權方面的削弱，但考慮到大多數新聞媒體的經費困境，將現場記錄這一權利讓渡到公眾身上，打破“第一現場報道應由記者完成”固有認知或許是一種無奈但可行的辦法。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記者從現場報道中解放出來，有更多的時間打磨高品質的新聞報道，以清晰的觀點和表達助推正確的輿論導向，促進社會事件的解決和社會制度的完善。放棄信息采集和發布的壟斷特權，意味著對記者個人能力和觀點境界的更高要求，要有精準把握社會脈絡的能力。

此外，還需要明白的是，記者個人權威的淡化在當下并非是壞事，沒有必要死守這一職業的壟斷地位，記者的優勢不在于技術。以驅逐不專業的越軌者為主要行動的邊界工作并不成功，無法挽救傳統記者身份消失的趨勢。尤其是在人人可發聲的語境下，強調自身發聲的專業性不具備說服力。記者需要擺脫與受眾處于二元對立的固有認知。在每一次新聞事件中，多元主體擁有信息披露、詮釋和呈現不同觀點的權利，促成平等討論，共同推進社會事件的解決和社會制度的優化。在社交媒體的輿論場中，理性/非理性、專業/非專業的對立論都被打破，網絡民意與多元協商是最重要的推動力。

況且記者雖然失去了信息的壟斷權，但仍然可以參與到眼前的一片用戶流量藍海中。在多元主體、多方博弈的社交媒體環境中，這不再是傳統記者的個人展演舞臺，而是多方共同協商推動的平臺。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不再過多關注如何維護記者的個人權威，而是將注意力放到如何發揮自我特長，實現價值和功能的落腳點上。

只要具備優秀的個人能力，同時又能夠成功地將個人能力嵌入到社交網絡之中，就可以找到合適的位置并逐步構建專業性的權威。網絡世界并非沒有門檻，在低俗土味內容泛濫的今天，加上有效審查制度的逐步完善，記者完全有能力在其中脫穎而出并構建新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并且這種構建的路徑將更為多元。因此，在國內社交媒體的環境下，記者的轉型和職業權威的重建應重點發掘利用好官媒的優勢地位，同時以可行的盈利模式和技術特長來確定自己的社會位置和工作邊界。

五、探索重建職業權威的策略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要想重新建立職業權威，首先要重建用戶對新聞機構和新聞記者的信任。并非先有權威才有信任，而是先有信任才有權威。記者擔任對重大新聞事件進行解釋的職責，向用戶提供關于現實的知識。記者不僅是信息的采集者和發布者，也是事實的闡釋者、新聞事件的組織者和策展者。

從管轄權沖突和邊界工作的概念出發，職業權威的建立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之中，不同職業之間的爭奪、沖突、合作都是社會關系。新聞的記錄者不再區分專業與業余、圈內與圈外、正確與錯誤，而將業余吸納進專業，創造機會、讓圈外人（普通用戶）參與新聞實踐活動，接受普通用戶對新聞業的質疑和改造。打破封閉的新聞生產邊界，呼應互聯網的開放性。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草根達人為出圈各出奇招，能夠吸引粉絲和爭取影響力的方式有很多，創新沒有什么限制可言。處于這個時代的記者亦是如此。新聞記者的工作性質和工作內容決定了他們避不開互聯網這一重要語境，要想在社交媒體時代生存，重新確立職業權威的路徑應該盡量多樣化和充滿包容性。

以短視頻平臺為例，目前短視頻用戶體量已經發展到龐大規模，但市場空間仍未飽和，尤其是人們的各種生活與心理需求都能逐步在網絡世界中得到滿足［16］，以短視頻為主要娛樂消費方式的生活常態正在形成，這些都意味著移動互聯網還擁有著無限潛能。此外，目前移動互聯網的消費主力群體逐漸由年輕人發展到中年及以上人群。在短視頻平臺，記者試圖重建職業權威的探索應當基于以上短視頻傳播的獨特之處。

在內容上為適應移動互聯網的產品特征，一大趨勢就是走向視覺化生產。打造優質的視覺化產品是在網絡環境中脫穎而出的重要手段?？梢园l現已有許多新聞機構開始進行這一方向的創新。不同于過去以口播和畫面解說為主的傳統電視新聞，現在的短視頻新聞傳遞的是一種臨場感和畫面感，混合了情感的元素。此外還有模仿目前流行的視頻博主而推出的記者vlog，相比短視頻時間更長［17］，不再局限于瞬時發生的新聞事件，更強調體驗感和真實感。新聞內容輕松化、情感化、娛樂化的趨勢拉近了記者與用戶間的距離，破除了新聞專業性的高墻。

在新聞寫作和敘事風格方面，記者也將迎來更多可能性。除了5W、倒金字塔結構，或許還有娓娓道來的故事敘述風格、更加口語化的表達方式、文字與畫面和音視頻配合共同出現、“你我他”等人稱代詞使用頻繁。重大新聞事件的報道角度更加多元化，例如“江歌案”這一新聞事件，有些記者選擇報道陳世峰殺死江歌的案情，也有關注江歌媽媽和劉鑫之間沖突的報道［18］。

在賬號運營和宣發策略方面，可以發現盡管目前有很多網紅大V的內容質量不高，但他們吸納粉絲、拓展影響力的一系列策略是有效的。很少有網絡達人能夠同時更新和維護所有的社交媒體賬號，他們往往選擇一到兩個平臺進行重點經營。傳統媒體可以借鑒這一點，在不同的平臺創作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新聞產品，而不是進行單一的復制粘貼。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想要重新確立職業權威，應當擁抱更多元的媒介傳播形式。只有制作出能吸粉的、高質量的作品，實現“出圈”擴大了影響力，成為“網絡紅人”，才更有資本去談論形象塑造和權威塑造。有了穩定的粉絲基礎和顯著的影響力，才能在網絡時代進行有效的主流新聞價值輸出。

此外，新聞機構對于新聞產品的包裝應當進行創新升級。保護新聞版權，提高用戶接觸新聞的成本，培養用戶的付費習慣。移動互聯網存在著如下傳播模式：擁有采訪權的媒體辛辛苦苦收集信息，大量自媒體寫作者、社會化媒體用戶、直播網紅等“洗稿”并加工信息，以情感化私人化方式重新敘述故事，獲得流量和注意力。這種傳播模式傷害了機構媒體的利益，令新聞采訪的地位進一步下降，而且，普通用戶習慣和追捧這種敘事風格，忽視了機構媒體的貢獻和專業性，也很難建立對機構媒體的認可和信任。新聞付費對新聞業的好處顯而易見，單就新聞權威而言，付費使得用戶獲得了高質量的信息。免費導致移動互聯網里充斥了大量低質量信息，用戶被低質量信息淹沒，沒有多余精力接觸高質量信息。只有用戶能夠區分高質量和低質量的信息，才能夠重建對于優質媒體專業能力的信任。

六、余論

從全球范圍來看，傳統媒體的盈利能力和社會影響力都在下降，數字媒體、社交媒體以及正在出現的智能化媒體挑戰著傳統新聞記者的職業準則和倫理規范，中外記者的失業率和離職率都在上升［19］，國外研究者們用“死亡”“崩潰”“危機”［20］等字眼來描述移動互聯網沖擊之下的傳統新聞業。當新聞業處于風雨飄搖之中，記者職業權威也面臨著重重困難和不確定性。

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環境下，重塑新聞業的職業權威一定要基于互聯網生存環境的特點來進行。一種可能是以政策優勢作為背書，強化機構作為官方媒體的話語權，雖然記者個人職業專業權威的消逝已成必然，記者與用戶之間形成了平等交流關系，但公眾仍然需要的是媒體機構的專業權威。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信息紛繁復雜，在數億原子化的、差異化的用戶面前，需要一定數量代表官方話語和具備可信度的強大媒體機構來破除混沌、引導話題，正確引領輿論方向。在諸多難以辨識的網絡信息面前，公眾需要借助這樣的權威性機構來了解事實真相，進行理性思考。另一種可能是借助平臺資源和新聞記者團隊協作的優勢來打造“個人記者明星”，以造星的方式來塑造記者職業權威的形象。挑選部分有潛力的記者與其他網絡大V競爭粉絲和影響力，分一塊互聯網“蛋糕”，未嘗不是一種記者轉型的出路。許多新聞機構實施打造網紅記者的策略，將一批記者推向臺前、推向公眾，他們因極強的表達能力、精心打造的外形區別于普通用戶，這些記者以強大的吸粉能力和個人影響力無形中輸出了主流新聞價值，同時也讓公眾重建了對其專業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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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陽（1976—），女，漢族，陜西西安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數字新聞業、政治傳播、互聯網。

李宛真（1994—），女，漢族，湖南郴州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智能新聞業和互聯網。

（責任編輯：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