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數據參照的古典詩歌立體遠讀法初探——以乾隆四萬余首御制詩為例

李 斌 何盈學 高 策

(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華東師范大學 國際漢語文化學院，上海 200062；
清華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84)

近年來，將數字人文的“遠讀法”(distant reading)應用于古典詩歌的研究，成為文學領域的新探索?！斑h讀”是相對于“細讀”(close reading)的文學研究理論，在無預設的情況下通過量化的方法，對龐大的文本體系中的類別因素和形式元素作出解釋(1)戴安德,姜文濤,趙薇.數字人文作為一種方法:西方研究現狀及展望[J].山東社會科學,2016(11),第26-33頁。，從宏觀視野分析全局，從而把握細讀其中一小部分文本無法獲得的整體特征。此種方法在大規模文獻的分析方面具有優長，不過在實際研究中卻往往拘泥于對研究對象自身文本的數據統計，缺乏有效的多源數據對比分析。如果能避免孤立、平面的統計，將研究對象與其他相互關聯或形成對比的數據文本進行參照，透過量化分析得出作品在立體空間中的價值定位，實現“立體遠讀法”，則有望更好地發揮遠讀法的功用，與傳統“細讀”方法有效互補。

探索“立體遠讀法”，需要尋找合適的古典詩歌文本作為案例。一方面，需要研究對象規模龐大，能夠發揮此方法的優長；
另一方面，需要有同樣適合遠讀分析的多源數據文本作為參照。由此觀之，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制詩是頗為契合這兩方面需求的典型案例。

清高宗乾隆帝(1711-1799)是歷史上最多產的詩人，傳世詩文集共收錄其詩作44038首(2)關于清高宗御制詩的數量問題，前人眾說紛紜。對《樂善堂全集》(收錄清高宗即位前詩作)進行逐篇統計；
對于《御制詩初集》《二集》至《五集》以及收錄他歸政后作品的《御制詩余集》，核對諸版本每卷前標注的詩歌數量，若各版本有差異則逐篇計數；
最終加總得到此數。( 高策.清高宗御制詩文創作流布及政治功用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學, 2020，第11-14頁)，被時人贊譽堪比《全唐詩》的規模。這些作品系年清晰、記錄詳實、注釋豐富，生動地再現了十八世紀中國幾乎全部重大的事件，具有與檔案、官書比較毫不遜色的價值(3)戴逸.我國最多產的一位詩人——乾隆帝[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5(5),第41-48頁。。如此體量的詩作，對使用傳統“細讀”方式的研究者提出了巨大挑戰，以致學者難以對其全面閱讀、整體分析。這樣的閱讀困境，恰可借由適合處理大規模文獻的遠讀法加以解決。除此之外，不論是與乾隆御制詩相關的《清實錄》、起居注等史料文獻，還是在詩歌規模方面能與之有效參照的《全唐詩》，皆有頗為成熟的數據庫和研究成果可以實現多源數據參照的立體遠讀法。

有鑒于此，本文旨在使用遠讀法，將乾隆御制詩與多源文本加以參照，以期對其詩歌創作的風格與頻率做出整體分析，突破研究疑難。

(一)乾隆御制詩的整理與研究

1.缺少全文整理的數據庫

由于乾隆御制詩體量龐大，想要對其充分研究，就需要高質量而且便于利用的整理成果?？疾煲延谐晒?，學界先后有多種乾隆詩全集影印出版，所據有武英殿刻本(4)1976年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2000年海南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第549至570冊)、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23至331冊)。文淵閣、文津閣、文瀾閣《四庫全書》本(5)198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2006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杭州出版社影印《文瀾閣四庫全書》本，2005年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影印《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光緒五年(1879)鉛印本(6)1993年人民大學出版社《清高宗乾隆御制詩文全集》影印光緒五年鉛印本(2013年再版)。等；
雖有個別點校整理的選本(7)(清)乾隆.御制圓明園詩[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孫丕任,卜維義.乾隆詩選[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卻未有全集整理本出版。以上成果查考利用耗時耗力、效率不高，閱讀使用多有不便。

在數字化整理方面，愛如生“四庫系列數據庫”中收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御制樂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詩初集》至《五集》《御制詩余集》，其中包含了絕大部分乾隆詩。然而沒有公開電子文本，無法滿足使用數字人文方法進行探索的需求。

2.定量分析不足

學界對乾隆詩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過CNKI知網檢索，計有碩、博士學位論文十余篇，期刊、會議論文逾二百篇。

從研究類型來看，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文獻學角度的考察，如朱賽虹揭示清帝御制詩文的編纂情況及文獻價值(8)朱賽虹.清代御制詩文說略[J].紫禁城,1998(3)，第45-46頁。朱賽虹.清代御制詩文概析[J].北京圖書館館刊,1999(2)，第89-90頁。，為研究打下基礎。其二，文學角度的評析。學者在分類概括乾隆詩歌主題的基礎上，對其藝術價值進行賞鑒，多指出其詩歌“格調不高”“詩味不足”“陳詞濫調”等缺點；
也有部分認可其創作優點者，如陳圣爭指出其部分作品“大氣”“清靈”(9)陳圣爭.乾隆帝文學與文學思想及文化政策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14，第132-156頁。。其三，從歷史學角度挖掘乾隆詩的史料價值，以詩證史，在清代政治、軍事、宗教、民族、建筑、藝術等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此類研究的代表有劉冬對御制水利詩的研究(10)劉冬.清高宗御制水利詩與乾隆治水[D].北京：北京大學,2003.，以及崔巖基于御制紀事詠史詩，考察乾隆朝經筵活動、《四庫全書》編纂、“十全武功”的戰事細節、乾隆朝與少數民族的交流等情況(11)崔巖.清高宗御制紀事詠史詩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2006.。

由于乾隆詩的體量與傳統細讀方式的特點，相關研究多為對乾隆詩歌個別專題的研究，如南巡詩、水利詩、詠史詩、題畫詩、元旦詩、西域詩、和唐人詩等等；
而對乾隆詩進行整體研究的成果數量很少。這些研究雖也有獨特價值，然所得結論細碎零散，難以展示乾隆詩的全貌。在為數不多的整體研究的論文中，學者集中在對乾隆詩的整體價值做出判斷，普遍認為其藝術水平低，但史學價值高。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判斷是基于閱讀“印象”的定性分析，而罕見扎實論證的定量分析(12)陳圣爭從版本、數據分析上介紹御制詩文集的概貌，進而探析御制詩在不同時期的數量及其成因。(陳圣爭.乾隆帝文學與文學思想及文化政策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14, 第21-57頁)。

(二)遠讀法在古典詩歌研究中的應用現狀

“遠讀”概念是斯坦福大學“文學實驗室”(Literary Lab)的創始人之一Franco Moretti提出的、相對于“細讀”(close reading)的文學研究理論，旨在無預設的情況下對數據進行分析后得到結論。近年來，遠讀方法逐步應用于古典詩歌研究，為傳統文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早期的研究多為學者自行構建數字化詩詞語料庫后，探索以計算方法分析大量古詩詞文本的方法，如劉巖斌等(1997)介紹了開發的《全宋詞》檢索系統，為后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參考(13)劉巖斌,俞士汶,孫欽善.古詩研究的計算機支持環境的實現[J].中文信息學報,1997(01),第27-36頁。。王兆鵬和劉尊明自上世紀末起不斷探索以定量方式研究詞學的方式(14)王兆鵬.新世紀以來詞學研究的進展與瞻望[J].學術研究,2015(06)，第143-151+2頁。，通過統計分析宋代詞人的地位、唐詩宋詞經典名篇以及古詩詞詩人的朝代、籍貫、作品數量和詞牌分布等(15)劉尊明，王兆鵬. 唐宋詞的定量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并加以文學研究的分析，進一步激發了“遠讀”在古詩詞研究領域的活力。

隨著數字化資源的豐富與計算技術的成熟，對于古詩詞的“遠讀”研究更加多元化，主要體現在可視化和算法模型構建兩方面。GIS的引入使學者得以“從空間維度全面立體地研究文學史的發展變化”(16)王兆鵬. 利用GIS技術提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數字化水平[A].第三屆中國古籍數字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1，第12-16頁。，如羅鳳珠等(2013)結合作者生平、作品內容和地理環境關系，構建了李白、杜甫、韓愈三位詩人一生行吟之地圖，展現了文字與空間并重的文學研究方式(17)羅鳳珠,鄭錦全,范毅軍,白璧玲,廖泫銘,邱筱榆,林宜嫻.唐代詩人行吟地圖建構:李白、杜甫、韓愈[A].第四屆中國古籍數字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3，第173-175頁。。而構建算法模型的對象主要為詩詞文本自動分類和文本解讀，如胡韌奮等(2015)(18)胡韌奮,諸雨辰.唐詩題材自動分類研究[J].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51(02),第262-268頁?；跇闼刎惾~斯和支持向量機算法構造文本分類器,對唐詩進行自動分類，推動了古詩詞文本自動分類的進步；
張衛(2021)等(19)張衛,王昊,鄧三鴻,張寶隆.面向數字人文的古詩文本情感術語抽取與應用研究[J].中國圖書館學報,2021,47(04),第113-131頁?；谧謽俗⒌臋C器學習、深度學習模型和CRFs算法，面向古詩及其鑒賞實現大規模人文情感術語的自動化抽取與分析，為古詩領域情感詞典的構建與情感分析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在“遠讀”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多方位的發展。

回顧以往的研究，早期由于缺乏數字化的古詩詞資源，可供計量分析的文本有限，學者對古詩詞的“遠讀”存在局限性。而在計算方法發展成熟后，許多研究關注于拓展研究方法，而對研究對象本身的分析仍基于單一文本內部，較少參照多源數據。因此，未來可以在現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更多地關注研究對象本身，引入多源數據對文本進行更全面、客觀和深入的解讀。

鑒于上述研究現狀，本文擬利用“立體遠讀法”，也就是將乾隆御制詩與多源文本加以參照，以期對其詩歌創作的風格與頻率做出整體分析。

(一)乾隆御制詩全文數據庫的建設

第一，選擇底本。乾隆御制詩基本收錄在其詩文全集中。傳世詩集有《御制詩初集》至《五集》，收其在位六十年間所作詩篇；
《御制詩余集》錄太上皇時期的作品。至于皇子時期的詩作，經收集、篩選，編成《樂善堂全集》四十卷；
后又刪訂為《樂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這些詩集的傳世版本有武英殿刻本、《四庫全書薈要》本、《四庫全書》本及光緒五年(1879)鉛印本等。雖然武英殿刻本成書早于《四庫全書》本，卻缺乏建立數據庫的電子文本基礎。而日本京都大學漢籍庫(Kanseki Repository)提供了御制詩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電子文本，收錄《御制樂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詩初集》至《五集》《御制詩余集》，基本覆蓋了乾隆傳世詩作，因此本文以之為基礎，構建乾隆御制詩全文數據庫。

第二，文本結構化。所據文本格式混亂，詩題、詩序、正文、詩注、按語等內容糅雜，故需要手動標記，再利用正則表達式實現結構化整理。從而將御制詩依詩集編刊時間及卷次順序進行編號，并將每首詩所在卷次、詩歌體裁、創作時間、詩題、詩序、正文、注釋、按語等進行區分、標記，得到初步數據庫。

第三，詩歌正文的清洗與標點。所據文本正文中夾雜大量隨文注釋，如注音“(平/聲)”“(葉/)”，又如釋義，乾隆四十一年(1776)所作《恭侍皇太后觀燈喜而成什》“習習東風傍晚停(是日有風/至晚而靜)”“扶攜母子百五十(旬有圣母八旬有五予六/六合百五十一歲云)”(20)該詩收入《御制詩四集》卷三四。；
而本次研究中詩歌正文是重點，故將隨文注釋替換刪除。為閱讀之便，還對乾隆詩歌中的五七言詩加以標點。

通過上述步驟，初步建立起乾隆御制詩全文數據庫。其中包含的字段及說明如表1，并以《盤山十六景》為例展示具體詩作的字段情況。

表1 乾隆御制詩全文數據庫字段說明表及示例

(二)其他多源文本數據

本文與乾隆御制詩形成對比或構成關聯的多源文本數據有《全唐詩》、清代歷朝起居注合集、《清實錄》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檔案數據。

《全唐詩》可以與乾隆詩構成有效對比，本文對《全唐詩》語料庫進行了數據清洗，刪除了隨文注釋，僅保留詩歌正文。清代各種歷史文獻則可以構成乾隆詩研究的關聯數據。其中，《清實錄》、清代歷朝起居注合集的數字化資源與文本檢索功能來自于北京書同文數字化技術有限公司；
歷史檔案的數字化資源來自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其中記錄了乾隆每日處理的政務條目。

各語料名稱、來源及數目如表2所示。

表2 多源參照文本的數據情況

(一)閱讀印象：乾隆御制詩“陳詞濫調”

長期以來，學者對乾隆御制詩的文學水平多有批評。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周作人即撰《乾隆的惡詩》(21)刊登于1950年7月23日的《亦報》(周作人. 周作人文選[M]. 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第308頁)。；
此后錢鐘書在《談藝錄》《管錐編》中也有一些文字談及御制詩“七律對仗多糾繞堆疊”(22)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191頁?！凹嫠崤c腐”(23)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78頁。等拙劣之處。以上多為學者的閱讀感受。至八、九十年代，學界開始對乾隆詩的價值進行整體評判。戴逸所論較有代表性，認為其詩文學價值不高，如說教意味太濃、不加錘煉以致詩味不足、無真性情、語義晦澀等；
同時肯定其史料價值。此說法影響頗大，基本構成了學界的共識。

在種種批評聲音中，“陳詞濫調”是較為重要的一種。如史禮心指出“有些詩為了遵照舊制程式，規定體裁、字數，依樣填寫，充斥著陳詞濫調，讀了令人味同嚼蠟”(24)史禮心.“十全老人”“十全”詩——清高宗乾隆的詩歌創作[J].民族文學研究,2005(04),第29-32頁。。陳圣爭則對此作了更為細致的分析，認為陳詞濫調是乾隆御制詩遭人非議的原因之一，具體表現在：詞匯反復使用，“如‘較晴量雨’這一詞匯，在御制詩中出現了近三十來次”；
詩句重復，如反復生硬地將王維《過香積寺》“安禪制毒龍”一句融入自己詩中；
句式一再套用；
一疊再疊的疊韻詩等(25)陳圣爭. 乾隆帝文學與文學思想及文化政策研究[D]. 上海：復旦大學, 2014,第182-183頁。。

雖然上述判斷成為學界的總體共識，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其所依憑的是學者的“閱讀印象”，而非全面的客觀分析。正如有學者誠懇談道：

在四萬四千多首詩中，很難一一從藝術上來剖析哪首有藝術價值、哪首沒有藝術價值，哪些詩寫得很爛，哪些詩寫得還行等等，足以不敢妄說上面的評價是否是在通讀御制詩集后的總體感覺還是在翻看不少或一部分御制詩后形成的一種觀念。(26)陳圣爭. 乾隆帝文學與文學思想及文化政策研究[D]. 上海：復旦大學, 2014,第132頁。

也就是說，當讀者指出乾隆詩“陳詞濫調”時，所談的是一種閱讀感受。此種感受自然有其合理之處，而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其源于乾隆詩怎樣的特質？

“陳詞濫調”的字面意思是“陳舊的言辭，空泛的論調”(27)曹亞男.陳詞濫調與形容詞——當前文學寫作中形容詞濫用的癥狀考察[D].上海：上海大學，2009，第4頁。，在文學領域使用時，則指向一種由于文學作品詞語、修辭、句式、情節等“高度重復”給讀者造成的不良體驗。具體到乾隆詩，學者多指出其詞匯、詩句、句式的“高度重復”。然而這樣的“發現”是否符合實際？乾隆詩的詞匯、詩句、句式是否“高度重復”？

想要客觀認知這一點，不但需要對乾隆詩的重復情況進行統計，還應與體量相當的詩歌數據庫進行對比。乾隆帝在晚年總結自己的詩作時指出自己所作詩歌數量與《全唐詩》相當，“予以望九之年所積篇什幾與全唐一代詩人篇什相埒，可不謂藝林佳話乎？”(28)御制文余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00冊，第701-702頁。(本文所引清高宗詩文皆出此版本)。這為研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參照視角，透過與《全唐詩》的比較，可以對乾隆詩的“重復”情況有更好的把握。

(二)數據統計：乾隆詩與全唐詩對比

全唐詩共57208首，與乾隆御制詩體量相當，因此本文選取了全唐詩與乾隆御制詩進行對比研究，分析其“重復”情況。

1.統計方法

第一，字符層面，本文以全部詩作為基礎查找重復出現的字符串，包括二字組、三字組、四字組和五字組。

第二，句子層面，由于可標注標點的詩作范圍有限，因此本文以已標點的五言和七言詩為基礎，查找重復出現的五言和七言詩句。

第三，詩篇層面，本文以五言和七言詩中的絕句和律詩(僅八句標準式)為基礎，通過計算統計相似詩獲取重復出現的句式。將五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絕句和七言律詩分為五言和七言兩組，基于字符串編輯距離算法進行相似度計算，統計每一首詩的所有相似詩，一首目標詩作和一首相似詩構成一對相似詩。

相似詩句(相同句式)的判斷，主要依靠重復出現的漢字?？紤]到相似字數過少時難以認定重復句式，因此計算時設定字符串編輯距離下限為4，即成為相似詩的兩首詩至少有四處在詩句的相同部位有相同的字，如兩首詩在第一句的第四個字都是“雲”。又由計算得到乾隆御制詩的五言詩上限為11，七言詩上限為13，因而將相同上限值運用于全唐詩以方便對比。本文將相似詩中相同的位置保留，其它位置用“@”替代，由此得到相似詩中部分或全部重復的句子，即句式相同的相似詩句，表3為乾隆御制詩中某一目標詩作的全部相似詩。

表3 乾隆御制詩相似詩示例

2.統計結果

上述統計結果如表4所示，各重復項示例如表5。根據重復項的類型與語料總數之比計算各部分相對數量，可以見出，字符層面，全唐詩中重復出現的二字組、三字組、四字組和五字組的字數之和與詩作總字數的型占比為22704.2%(總字型為8687字)、例占比為249%(總字例為2868532字)，高于乾隆詩中11256.6%(總字型為9271字)和205.3%(總字例為2159491字)；
句子層面，全唐詩中重復出現的五言和七言詩句總數與詩作總句數的型占比為3%(總句型為386938句)、例占比為5.8%(總句例為402941句)，遠高于乾隆詩的0.3%(總句型為304648句)和0.7%(總句例為306076句)；
詩篇層面，全唐詩中相似詩的對數占詩作總首數的128.7%，乾隆御制詩中相似詩的對數是詩作總首數的76.6%，該項參與計算的語料總首數分別為37832首和25753首。因此，乾隆御制詩中重復字符串、詩句和句式的相對數量均明顯低于全唐詩。

表4 乾隆御制詩和全唐詩字符串、句子和詩篇重復情況對比

表5 乾隆御制詩和全唐詩字符串、句子、詩篇重復項示例

(三)結果討論：乾隆詩如何陳詞濫調

通過與體量相當的全唐詩進行比較，可以見出，乾隆詩在詞匯、詩句以及整首詩的重復度方面皆低于全唐詩?？梢?，乾隆詩帶給讀者的“陳詞濫調”之感，并非源于“過度重復”。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結論并不是要否認讀者的“閱讀印象”，更無意說明乾隆詩比全唐詩的藝術水平要高。而是要厘清讀者形成不良閱讀體驗的來源。

進一步地，乾隆詩給人的“陳詞濫調”之感，或有兩種成因。第一，反復出現的疊韻詩，導致重復之感。例如，他和元稹《生春》二十首并用其韻，先后作《生秋詩用元微之生春詩韻》《生春二十首用元微之韻》《生夏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詩韻》《生冬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詩韻》。此過程中，他追求春、夏、秋、冬四季之完備，反復疊元稹詩韻，重復“何處生……早”的句式達100遍，并得意地提出“廿首三番疊，四時一氣融。殊勝元刺史，株守小梅叢”(29)《御制詩四集》卷八《生冬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詩韻》，第324冊，第670頁。。

第二，大量“依例吟詠”的同主題詩作。乾隆帝作詩具有強烈的政治功用，這些作品會出現在特殊的時間、場合。而在他漫長的執政歲月中，逐漸形成了某種“慣例”，成為“依例吟詠”的作品。如節日詩作，從乾隆九年(1744)開始直到嘉慶四年(1799)，乾隆帝每年元旦都要創作一首以“某某元旦”為題的七言律詩；
而在乾隆二十年(1755)至嘉慶三年(1798)之間，他每年還要多寫兩首以“元旦試筆”為題的七律。又如祭祀相關詩篇，《御制詩四集》卷三三《正月八日詣齋宮作》詩注曰“自己卯年(1759)冬至始，每歲祈谷、常雩、南郊三大祀所有詣齋宮及禮成詩皆書于冊，陳之案頭，每至輒披覽一過”。復如覽各地總督、巡撫奏報雨雪所作紀事、志懷詩篇，共計八百余首。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高宗在批復山東巡撫長麟奏報雨雪情形的奏折中說“朕廑念民依，凡遇督撫奏報雨雪情形，俱有詩章志慰”。這種反復出現的同主題詩作，哪怕其中的字詞重復未必很高，也會給帶來不良的閱讀體驗。

總之，通過與全唐詩的比較，可以發現，乾隆詩給人的“陳詞濫調”之感，并非源自于其詞匯、語句的高度重復；
更有可能來自于反復疊韻之作或大量同主題作品。

(一)現象：乾隆四十二年的創作低谷

詩人作詩大都有其高峰期和低谷期，其作詩頻率或與個人身體、生活、境遇有關，或與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等有關，是值得挖掘的現象。尤其對于帝王詩人乾隆帝而言，其作詩頻率更能折射出國家層面的歷史事件。

考察乾隆詩作，除即位前的作品外，皆系年清晰，為統計提供了便利。而其即位前的作品，一則多有刪汰，二則系年模糊，故暫不做計算。乾隆元年至三年的詩作，目前缺乏明確系年信息，，故將每年的詩歌創作數量設置為三年的平均值，即20首。統計結果如圖 1所示：

從圖中可以看出，乾隆的詩作數量總體呈倒U型分布，平均每年作詩676.9首。即位初期作詩頻率較低，隨后逐年上升，在乾隆二十七到乾隆四十一年時形成了一個高峰期，平均每年作詩992.8首，在乾隆三十七年時達到最高峰，共作詩1067首，即平均每天作詩2.92首。乾隆四十二年詩作數量驟降為292首，形成明顯的低谷期。在乾隆四十三年到四十九年維持一個短高峰期后，詩作數量隨著年份逐年下降。

這種作詩頻率的整體變化與乾隆的執政情況息息相關(30)高策.清高宗御制詩文創作流布及政治功用研究[D].北京: 北京大學, 2020，第22-24頁。。第一，執政初期，政務日多，無暇作詩，常感慨“剩有憂懷批奏牘，那余逸興賦詩篇”(31)御制詩初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19冊，第90頁。；
同時，詩歌的政治功用尚不突出，“依例吟詠”之作尚未形成慣例。第二，隨著臨政時間的增長，高宗詩歌承擔起越來越多的政治功用，大量作品成為“定例”而需要周期性創作。與此同時，詩歌創作的流程也日益成熟，在文臣的輔助下，高宗作詩越來越快(32)高策.清高宗御制詩文創作流布及政治功用研究[D].北京: 北京大學, 2020，第38-53頁。，甚至曾在游覽香山的五天時間里，“得詩凡六十七首”(33)御制詩五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27冊，第460頁。，達到了創作量的高峰期。第三，當執政滿六十年時，高宗歸政成為太上皇，開始有意識地減少詩歌創作，嘉慶元年(1795)即提出“既為太上吟應簡”(34)御制詩余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29冊，第485頁。，“歸政后一切承祭、視朝、經筵、閱武耕耤、行師諸典均為子皇帝之事”，因此“例成之作可以大簡于昔矣”(35)御制詩余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29冊，第485頁。。創作減少的另一個原因在于白蓮教起義，清軍戰事受挫，于是他多次表達“近因盼望捷報，心緒焦勞，吟興為之稍減”(36)御制詩余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29冊，第671頁。，“近日盼捷縈懷，吟興稍減”(37)御制詩余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29冊，第682頁。。

在對乾隆作詩頻率的整體變化情況作出分析后，還有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乾隆四十二年，其作詩頻率大幅下降，此后兩年才逐步恢復。其中原因究竟為何？

(二)溯因：多源文本的參照印證

乾隆四十二年詩作數量驟降，有明顯的數據異常。戴逸、陳圣爭也發現了此現象，并提出了一個假設“一個很大的緣由可能是乾隆帝因其母親孝圣皇太后的去世而心情不振，影響詩興”(38)陳圣爭. 乾隆帝文學與文學思想及文化政策研究[D]. 上海：復旦大學, 2014, 第56頁。，不過未加論證分析。想要明確溯因，既要考慮多種影響詩歌創作頻率的可能原因，亦要與其他史料關聯參照分析。

1.假設一：政務繁忙，無暇作詩

如上文所述，乾隆詩歌創作與政務情況關聯甚密，故首先要考慮此方面因素，即乾隆四十二年前后，國家發生戰爭等重要事件，致使乾隆帝無暇作詩。本文抽取歷史檔案中政務時間包含“乾隆”的條目，統計了乾隆歷年處理政務的數量(如圖 1)，發現乾隆四十二年恰處于政務處理的低谷期，很難說由于政務繁忙致使沒有閑暇創作詩歌。

進一步考慮對于國家事務極為重要的戰爭情況。乾隆在其撰寫的《十全記》中記述了一生的“十全武功”，即他為了加強國家的統一，十次派兵平定邊疆叛亂的重要軍事行動，他對此頗為自豪。其中大小金川之役發生在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四十一年，此戰最終獲勝，對此乾隆在詩作中表達了他的喜悅，作《將軍阿桂奏攻克噶喇依賊巢紅旗報捷喜成凱歌十首》《于郊臺迎勞將軍阿桂凱旋將士等成凱歌十首》《弆藏所獲金川軍器于紫光閣并志以詩》等詩篇，可見乾隆對大小金川之役的勝利感到滿意，并無明顯的負面情緒，而乾隆四十二年沒有重要的戰爭。在對乾隆四十二年的政務情況進行分析后，本文發現這一年的政務相對輕松，不會影響作詩的時間和興致，因此可以基本排除政務繁忙使其無暇作詩的可能性。

2.假設二：身體衰弱，無力作詩

在基本排除政務繁忙的影響后，還應考慮乾隆皇帝因身體衰弱而無力作詩，或許也正因如此，其處理政務的數量也較少?？疾烨〉鄣纳眢w逐漸衰老的過程，他從乾隆二十年(1755)45歲以后，左耳聽力下降，乾隆四十年65歲以后，左眼視力下降。不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后，身體衰退跡象更加明顯，出現了失眠、健忘等情況，如其自述“昨日之事，今日輒忘；
早間所行，晚或不省”。由此觀之，乾隆四十五年后的身體狀況較乾隆四十二年更差；
然而，從圖 1中可以發現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七年的詩作數量反而高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因此，乾隆帝因身體衰弱而無力作詩的可能性亦難有論據支撐。

3.假設三：母后亡逝，無心作詩

通過上述分析，政務、身體以外的原因需要被考慮。聯系史事，本文推測乾隆四十二年崇慶皇太后的崩逝對乾隆造成了巨大的打擊，使其無心作詩。為了驗證這一推論，同樣需要將御制詩與多源史料對照分析。

首先，乾隆帝對皇太后極為孝順，侍奉皇太后成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他對母親禮敬有加，日常問安頗為頻繁。在《清實錄·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中查詢“皇太后”，得到4939條結果，其中86條為皇太后逝世之后的記錄，其余均為皇太后在世時的記錄，多數記錄了乾隆皇帝每日給皇太后請安。而在《清代歷朝起居注合集·清高宗》中關于“皇太后”的結果共4127條(39)缺失三十四年六月至四十四年正月之間的起居注。，多數結果亦是問安。不僅如此，每逢皇太后誕辰，皆要大事慶賀，甚至比皇帝的誕辰慶典更要盛大隆重(40)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 插圖本[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第50頁。。

第二，乾隆御制詩與皇太后具有密切的關系。據皇太后遺誥所言：“至凡遇萬壽大典，必躬自起舞，以申愛敬，每當宮廷侍宴，必親制詩畫，以博欣愉。(41)清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21冊，第235頁?！睘榱蓑炞C這一現象，下文擇取“皇太后”和其常居住的正宮名稱“慈寧”為標志性字符串，分別統計它們在御制詩題目與正文中出現的頻次，得到如圖 2的統計結果。

一方面，御制詩題中“皇太后”的頻次變化明顯，在乾隆四十二年前有403處，之后變為0處?？疾爝@些詩歌，主要為乾隆帝侍奉母后而作，具體包括日常請安、節日請安或侍宴、出游之詩等。最后一首出現“皇太后”的詩歌題為《圣母皇太后奄棄藐躬，攀號莫及，痛摧肺腑，雖擗踴不足申哀，神魂悲戀，末由稍釋，倚廬苫塊之中，竟夕不能成寐，因占挽詞，腹稿口授廷臣繕錄，用展哀愫》，為乾隆四十二年之作，題目中飽含喪母之痛，此后詩題不復出現“皇太后”。另一方面，乾隆詩作中常以“慈寧”代指皇太后，這一字符串在乾隆四十二年之前出115次，之后共出現9次。

由上述史料記載和量化統計可見，侍奉皇太后成為乾隆詩歌創作的重要內容；
基于乾隆四十二年的前后對照，可見其崩逝對乾隆詩的主題與內容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三，皇太后的逝世對乾隆心情影響極大。細讀乾隆四十二年的御制詩，如《安佑宮瞻禮》一詩云“匍匐瞻神御，告哀徒搶呼。怙無猶賴恃，雙痛孰憐孤。尊養皆虛矣，遭逢有是乎。毀稱不滅性，勤政敢疏吾”，表達了他在皇太后逝世后的哀傷和無父無母的孤獨心境?！肚鍖嶄洝分幸灿涊d了皇太后崩逝后乾隆的反應：“……大行皇太后大殮……上哀慟深切。水漿不御。群臣環跪。懇上節哀。上悲不自勝……王公大臣懇請還宮。上不允。朝夕詣梓宮前供奠?！笨梢娀侍蟮氖攀缹η碚f是切膚之痛，失去生母令他悲傷不已。

綜合上述史料記載與統計分析，崇慶皇太后是乾隆皇帝日常生活以及詩歌創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而在皇太后逝世時乾隆帝心情大受影響，于是合理推知這成為乾隆四十二年其作詩頻率陷入低谷和無心處理政務的重要理由。前文對政務繁忙、身體衰弱兩種理由可能性的分析，也對這一結論起到佐證作用。

本文提出多源數據參照的立體遠讀法，將乾隆御制詩與《全唐詩》《起居注》《清實錄》等文本對比關聯，以期突破乾隆詩體量過大、難以全面閱讀的研究困境。以建立的乾隆詩全文數據庫為基礎，研究從乾隆帝詩歌創作風格和創作頻率兩方面展開。在創作風格方面，乾隆詩長期給人“陳詞濫調”的閱讀印象，這并非因為乾隆詩歌字、句的高度重復，因為比較發現，乾隆詩在字符、句子、詩篇多層面重復率明顯低于《全唐詩》；
而長期的閱讀印象或來自其乾隆詩中存在的大量同主題詩作或反復出現的疊韻詩。在創作頻率方面，通過統計乾隆帝每年作詩的數量，發現其創作于乾隆四十二年呈現低谷期；
關聯其他史料的記載，發現這一現象更有可能源自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的崩逝，而非政務繁忙和身體衰弱所致。上述研究得以避免對單一文本數據、孤立的統計分析，而能將研究對象與更多來源的文本數據加以對比、關聯，在立體空間中得出更為確切的結論，或以數據統計修正閱讀印象，或用多源文本實現參照印證，不失為對遠讀方法的一種探索。

本研究仍有較為廣闊的探索空間。一方面，乾隆詩數據庫仍存在異體字、生僻字、收詩不全等有待完善之處。另一方面，除了陳詞濫調和創作低估，具有極高史料價值的御制詩仍有許多值得探究的謎題，可以在與數字人文研究的碰撞中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