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二十年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的發展趨勢變化：影響因素與經驗證據

張 哿,荊林波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應用經濟學院，北京 102401)

截至202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簡稱世貿組織)已整整二十年，中國與世貿組織在經濟合作、制度建設、各行業的互動與開放發展等方方面面都與加入之初有了顯著變化，在某些領域從制度的適應者變為了新秩序的建設者(朱進杰等，2021)[1]。零售業作為連接生產和消費的橋梁，既是國民經濟中產業鏈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與消費者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產業，因此，外資進入之后零售業的發展情況一時間備受關注。在入世之初唱衰中國本土零售的聲音不在少數，美國麥肯錫公司曾預測：“未來三至五年中國零售業60%的市場將被3—5家世界級零售巨頭控制，30%的市場將由國家級零售巨頭控制，剩余不到10%的零售市場將由區域級零售巨頭控制”；
此外，在“2001年中國企業家調查統計報告”中，參與問卷調查的企業家大多數認為全面開放后本土的零售企業會面臨巨大沖擊，零售業經營情況惡化的程度排在被調查的31個行業之首，對此國內不少學者也持較為謹慎的態度，中國流通業如何參與國際競爭，以及如何應對外資“狼來了”成為研究的熱點領域(荊林波，2018)[2]。但是，經過二十年的發展，中國零售業實際發展情況與當初的形勢預測卻大相徑庭。

隨著中國市場的逐步放開，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高速擴張，在2001至2004年入世的三年過渡期滿時，世界零售50強已全部進入中國市場，并形成了自身的商業網絡；
此后，外資商業不斷地在區域空間和產業組織方面進行布局，其商業模式深刻影響了中國本土零售企業的經營方式和消費者的消費習慣。然而，從2014年起我國的實體零售企業經歷了一波“關門潮”，并在2017年達到頂峰，在此期間，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紛紛折戟，經歷了閉店、退市的滑鐵盧。家得寶、樂天瑪特、特易購、瑪莎百貨等選擇關閉門店并退出中國市場；
家樂福、麥德龍和樂購則將80%的股權分別出讓給了蘇寧易購、物美集團和華潤集團，公司主體均已退出中國市場的經營；
沃爾瑪雖然還持有自身股份，但其經營模式已發生質變，開始向山姆會員店轉型，并向三四線城市的市場下沉。截至2019年，中國零售十強均由中國本土零售企業占據，外資商業風光不再。

實際上，在零售企業的發展過程中，進入或退出某一市場都是企業的行為正常選擇，但是外資商業的批量關店和扎堆退市必然有中國市場的特定原因。站在入世二十年的時間節點上，結合中國零售業發展的現實情況，我們有必要分析為何外資進入后中國零售業發展實際與預測的差異如此之大，引發這些現象的本質的因素有哪些，以此為下一階段我國零售業更深層次的開放發展提供有力依據。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基于流通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特點和基礎性地位，以及中國巨大的潛在市場和居民消費能力大幅提高的現實情況，學者們對于外資零售企業的進入圍繞著產業組織與產業安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呈現出的不同特征與問題展開了多方面的探討。

在零售業的產業組織與安全方面。黃國雄(2005)[3]從社會化、就業率和產業關聯度等視角闡釋了流通產業作為國民經濟中基礎性產業的特征，指出流通產業在市場運行、對外交往、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給流通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都帶來了不確定性，這與大型零售企業的自身管理及行業性質有關。岳中剛(2005)[4]從市場集中度的視角切入，認為跨國零售企業可以利用其市場勢力對東道國的社會福利水平產生負面影響。大型零售商作為流通產業中具有一定市場勢力的企業，在議價能力和縱向控制等方面具有渠道和品牌優勢，容易對流通產業及全產業鏈產生影響。徐從才(2012)[5]就曾指出大型零售商通過對各類營銷渠道的整合以及信息技術的運用將逐步成為產業鏈中的主導。因此，不論是企業家還是學界均對外資企業進入中國零售市場及相關產業產生安全性擔憂。關于外資進入民族產業發展的相關研究中一直有一對矛盾觀點：一是相對積極的觀點，認為外資進入意味著新要素的流入，會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擴大生產的可能性邊界、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將促進東道國的產業升級并提高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
二是相對悲觀的觀點，認為外資企業可能利用其在資金、技術和管理方式上的優勢把控相關產業、影響經濟政策，不利于東道國自身的產業安全和經濟發展。具體到零售業，荊林波(2005)[6]指出，外資零售企業的進入必然帶有擴張性和長遠的戰略目標，具有潛在威脅性和真實威脅力，應正確認識外資進入的問題并提出科學的應對方式。在加入WTO后，中國的零售市場逐步走向雙重開放的格局，外資零售商紛紛搶灘，并且在市場占有率和營業收入等方面都有一定時段的快速增長，在此背景下，中國本土的零售企業也被動做出了相應的布局調整和經營方式的變革。由此可見，FDI進入零售產業一方面對產業安全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也帶動了零售業經營范式的改善和績效水平的提高(杜丹清，2012)[7]。汪旭輝等(2008)[8]和李勇堅等(2012)[9]分別利用代表性外資零售企業和零售行業的省級面板數據證明了外資零售企業擴張的區位因素，及其存在的區域差異。由此可見，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不僅影響了本土零售企業的發展進程與經營模式，而且對不同地區以及相關產業的方方面面產生了溢出效應，是一個較為復雜的系統性問題。

在外資零售的發展階段方面。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具有其階段性特征，這與中國的發展實際密不可分。王雪峰等(2018)[10]將外資商業進入中國市場劃分為六個階段，并指出不同階段存在的問題，問題主要集中在試點階段的違規進入、擴張階段的產業安全和調整階段的退出市場等方面。具體到不同階段，宋則等(2007)[11]曾指出在入世初期的五年時間內，外資商業的無序并購對中國流通產業的自主渠道產生了一定損壞，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國內的自主品牌及制造業邊緣化，不僅對零售業，也對制造業的產業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此外，外資商業短期內扎堆進入的同時也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過度競爭，在流通領域及其他經濟運行的環節產生了不安全因素(龔曉菊，2010)[12]。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外資商業在門店擴張和主營業務收入等方面均放緩，且面臨了門店關閉和業務收縮的經營問題。荊林波(2020)[13]從企業整體實力、產業集中度、盈利水平、企業市值和電子商務發展等方面進行比較，在企業市值和盈利水平上大型外資零售企業仍具有優勢，中國本土的零售企業在整體實力上有所進步。

在已有研究中，針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不同階段的具體特征與表現、對流通產業及全產業鏈的影響等方面的研究已較為豐富，但是對于入世后引起外資商業消長變化的原因論述尚不全面。在此基礎上，本文對入世二十年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發展軌跡及變化原因作出理論分析，并進行實證檢驗，邊際貢獻如下：一是明確了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優勢與企業動機，二是驗證了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影響因素，三是通過實證分析說明了近幾年外資商業在中國發展部分收縮的原因。

(一) 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成本優勢

假設某地同時存在外資零售企業i和本土零售企業j，銷售同質產品且均選擇以產量作為競爭策略，產量分別為qi和qj，反需求函數為p=p(Q)=a-bQ，其中Q=qi+qj，成本函數分別為Ci(qi)和Cj(qj)且規模報酬不變，則可得企業i的利潤函數為：

∏i(qi,qj)=qipi(q)-Ci(qi)

(1)

則企業i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

(2)

企業i的反應函數為：

(3)

同理，企業j的反應函數為：

(4)

此時，可求得均衡解為：

在數量為競爭策略的模型中可以看出，產出與邊際成本有關，且與自身邊成本負相關、與競爭對手的邊際成本正相關。

根據上述模型和零售業的產業特征，外資零售企業的成本優勢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來自產業的組織特性，大型零售企業利用其市場規模，議價能力更強，其完善的自有品牌和供貨渠道體系，通過縱向一體化的組織方式降低了部分交易成本，連鎖經營的方式也可以實現快速復制，通過擴大規模來降低邊際成本；
此外，外資零售零售企業也可以通過其雄厚的資本優勢進行低價銷售，從而在短時間內吸引更多的消費者，提高市場占有率。另一方面來自政策優惠，2004年底中國根據承諾全面取消對外資企業在數量、股權以及用地等方面的限制后，外資零售企業布局中國市場的速度顯著加快，外商獨資企業和外資并購案數量顯著增加；
2006年外商投資商業的審批權下放到地方后，各地招商引資的步伐加快，并提供一系列優惠政策，外資商業在產業政策上的壁壘基本消失，進入成本降低。以沃爾瑪為例。長期以來，沃爾瑪穩坐全球零售行業的頭把交椅，“全球采購”與各區域統一服從總部管理的經營理念為其在發展過程中保持優質的商品和較低成本提供了制度保障。強大的市場規模帶來了其超強的議價能力，受到美國以及德國、韓國等海外市場的政府規制，帶來了一定的經營困境與發展阻力。然而，沃爾瑪抓住中國入世初期寬松的政策環境，快速實現對中國市場的布局，不僅在中國建立起較為完善的供應鏈和賣場體系，而且彌補了其他地區帶來的虧損。

結合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個待檢驗假設：

H1：當外資零售企業具有較大的成本優勢時，會擴大在東道國的經營規模，并獲得較本土零售企業更高的利潤水平。

(二) 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動機

Dunning(1993)[14]的研究認為外資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存在一定的FDI動機，具體可以分為市場尋求型、資源尋求型和效率尋求型三類。在此基礎上，Hanson等(2005)[15]和Franco(2013)[16]提出部分外資企業還將東道國作為出口平臺，拓展第三國市場或出口至母國，即存在出口平臺型FDI動機。因此，周超等(2017)[17]將外資FDI動機細化為市場尋求型、要素尋求型、資源尋求型和資產尋求型。但是，不論外資企業在東道國是尋求要素、資源還是資產，其目的仍是為了降低企業生產經營的成本，并提高效率，故將FDI動機歸納為市場尋求型和效率尋求型(王恕立等，2014；
楊校美和肖紅葉，2020)[18-19]。具體到中國市場，Branstetter和Foley(2010)[20]在對華投資的美國企業的考察中發現，企業看中的主要是中國廣闊的市場，即在投資中主要為市場尋求動機。結合零售業自身特征，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較少涉及生產領域，更關注潛在的市場容量和消費能力，因此，在討論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動機時可以單獨考察市場尋求動機。

(5)

其中，qi和qj分別表示消費者在外資零售企業的消費量和本土零售企業的消費量，α和β反映二者之間的替代程度，γ表示差異化程度，當γ=0時，則qi和qj是完全替代產品，消費者只關心消費總量而非產品本身。進一步可得出反需求函數：

(6)

(7)

具體到中國零售市場，外資零售企業的市場尋求動機一方面來自中國的潛在市場容量，另一方面也來自中國流通體系自身發展的不足，零售業的市場集中度較低的產業發展情況，因此外資零售企業在進入后可以通過連鎖經營的方式，快速復刻以增加其市場占有率。但在擴張的過程中仍需要克服經濟制度和中國社會的消費習慣帶來的交易費用，即hi，因此，很多零售巨頭向下滲透發展的過程中，選擇了兼并本土的全國性或地方性的連鎖零售企業的方式，既可以通過企業兼并快速實現了市場份額的擴張，又可以減少進入新市場的所需要的額外交易費用。以家樂福為例，通過并購本土地區性連鎖零售企業實現了在中國市場的快速擴張，并且成為區域內具有較大市場份額的企業，從1995首次將“大賣場”引入中國市場，到2010年家樂福的本土化經營策略使其成為中國市場上開設門店最多的外資零售企業。

結合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二個待檢驗假設：

H2：外資零售企業的市場尋求動機會影響其在東道國的擴張行為，其中市場尋求動機既包括潛在的市場容量，也包括獲取更大的市場占比。

(三) 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經營情況

從外資零售企業進入市場的整體表現看。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業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總體上呈現出“先升后降”的特征。自1992年我國開啟合資合作零售企業試點政策起，陸續有各類零售企業從試點城市開始、以合資方式緩慢進入中國市場。2001年至2004年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3年過渡期，這個階段外資主要以參股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國際商業50強中已有35家企業進入并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經營網絡。截至2004年底，入世3年保護期結束，中國零售市場進入全面開放階段，世界零售50強全部進入中國市場。在全面開放階段，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的發展也呈現出不同的階段特征。本文選取2005年至2020年限額以上零售企業的基本經營情況對外資零售企業的發展情況進行描述，為保證統計指標在所觀測年度內的一致性，采用對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限額以上零售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法人企業(個)”“主要營業收入(億元)”與“主要營業利潤(億元)”進行測度，衡量其在企業數量、銷售規模和盈利水平的變化?？傮w上看，外資零售企業不論是在數量還是營業收入等方面都以增長為主，在進入中國市場后獲得了較好的發展。但是在對2005至2020年的數據進行觀測后，仍可以發現以下三個發生變化的時間節點：一是從2008年后主營業務收入增速放緩，二是2014年起限額以上零售企業中外商投資的法人企業個數連續四年下降，三是2018年起主營業務利潤開始顯著下降且利潤率從2019年起出現負增長。

圖1 2005—2020外資零售企業基本經營情況 數據來源：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

圖2 2005—2020外企業營收與利潤情況 數據來源：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

從零售業的產業市場結構看。根據市場結構的分類，CR4<30%時，產業內部屬于完全競爭的市場狀態，以中華全國商業信息中心發布的“2020年度中國零售百強企業名單”前四強計算零售業的產業集中度，我國零售業的產業集中度CR4為3.17%，雖然零售業自身的產業特點決定了其較高的競爭形態，但對比同期美國的零售業產業集中度(CR4達到16%)，中國的零售業產業集中度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即產業規?；潭容^低。結合限額以上零售企業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的占比，2014年以前限額以上零售企業在社消總額中的占比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而CR4則波動下降。兩類指標的反向運動反映出：一方面，零售業中最大規模的企業擴張速度有所放緩，另一方面，全行業的規模水平在提升。2015年起則是限額以上零售企業占比波動下降，CR4波動上升，與之前的變化趨勢呈現出正好相反，這也體現出在新階段頭部企業的成長加快，而全行業的成長進入了又一輪調整轉化階段。

圖3 中國零售業市場集中度變化數據來源：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零售和餐飲連鎖企業統計年鑒》

結合發展實際，入世二十年來，外資零售企業在進入中國市場后得到了快速的擴張與發展，但不論是整體經營情況還是對產業組織的塑造方面都沒有達到入世初期的預測，尤其是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后，外資零售巨頭也出現了經營困境，近年來退出中國市場的情況時有發生，其背后的原因仍需再論證。

(一) 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在前文的分析中，理論模型和實踐經驗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外資零售企業在進入中國市場的發展中受到經營成本和市場尋求的影響，但卻與入世初期各方的預測存在差異，因此，仍有必要用科學的實證分析加以檢驗和解釋說明。為進一步考察，結合上文提出的兩個研究假設H1和H2，設定如下計量模型：

lnNCit=α+β1lnBCit+β2lnTRSit+β3lnMCit+β4lnCDIit+dumit+εit

(8)

其中，lnNC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t年i區域的外資零售企業發展水平，lnBCit表示t年i區域的外資零售企業成本，lnTRSit表示t年i區域的潛在市場容量，lnMCit表示t年i區域的市場競爭程度，lnCDIit表示t年i區域的消費能力，dumit為虛擬變量，考察t年i區域的優惠政策條件，也可以反映出外資企業進入市場時的政策優惠成本，εit為隨機擾動項，α為截距項，β1—β4為待估計參數。具體變量說明如下。

結合現有的統計數據和研究資料，入世的前三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級統計年鑒對于外資零售企業的統計指標存在較大差別、數據口徑存在差異，且過渡期大多數省份的外資零售企業經營情況尚未納入統計范疇，因此，本文選取市場全面開放后的2005年作為實證分析的起始年度。為了減小統計過程中的異方差問題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將取各變量的自然對數進行實證分析。原始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6—2021)、《中國零售和餐飲連鎖企業統計年鑒》(2006—2021)、全國商業網各年度數據(2006—2021)以及對應年份的各省級行政區的統計年鑒。為減少價格因素對實證結果造成的影響，也保證各時期價格具有可比性，文章中涉及價格的統計指標均已進行可比價格處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以2005價格作為基期價格，參照《中國統計年鑒》(2006—2021)中歷年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進行平減。此外，由于西藏自治區相關統計數據在觀測年份內缺失較多，且截至2021年其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全國比例不足1%，因此在實證研究中進行了剔除。各變量名稱、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說明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外資零售企業發展水平”。采用《中國統計年鑒》中“外資零售企業法人企業數”來進行度量，以避免個別企業短期內快速開店或閉店的布局行為對企業進入市場總體趨勢的影響。

核心解釋變量為“外資企業成本”和“潛在市場容量”。為確保涉及時間段內統計指標的一致性和計量結果的科學性，兩個核心變了分別使用“外資企業營業成本”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計算。

控制變量。本文的主要控制變量有：(1)市場競爭程度，采用當地限額以上零售企業中內資企業的比例計算，以衡量市場競爭程度對外資企業進入的影響；
(2)消費能力，采用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
(3)優惠政策，是虛擬變量，當地有針對外資零售企業發展的優惠條件記為“1”，沒有則記為“0”。

(二) 模型估計與擬合結果

本文首先進行基準面板模型的回歸。在回歸之前，需要進行相應的檢驗以確定實證檢驗的具體方法。在對面板數據模型進行豪斯曼檢驗的結果顯示，p值為0.024，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因此，在面板數據模型的回歸中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更為適宜。表2給出了面板數據的估計結果。

表2 面板模型回歸結果

模型一是固定效應回歸模型，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礎上，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的固定效應回歸模型，其估計結果的各變量系數的正負情況與基準模型一致，可見模型設定是穩健的。由于零售企業的經營特性，各解釋變量存在滯后影響的情況，故使用模型二進行具體分析。實證結果顯示，全國范圍內和東部地區系數的顯著性優于中西部地區，可見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的發展水平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這與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以及各地的對外開放程度不同有關。從核心解釋變量系數的絕對值來看，潛在市場容量對于外資零售企業發展水平的影響大于成本因素，結合虛擬變量的擬合結果，各地的優惠政策對于外資零售企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可見“市場尋求型”的動機仍是外資零售企業選擇進入中國市場的主要原因。再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提高了居民的消費能力，對于外資商業的進入也起到了正向影響。此外，“市場競爭程度”對外資零售企業的發展水平影響甚微，其系數絕對值較小且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見外資商業尤其是零售巨頭在進入中國市場之際對其在資本、經營管理、供貨渠道等諸方面的優勢是十分自信的，并未把中國本土零售企業在市場的占有率看作其進入的障礙，外資巨頭進入中國市場經歷了長時間的高速發展的現實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模型估計雖然解釋了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得到較好發展的事實，但仍然無法解釋從2014年起外資零售企業發展速度下降，以及近年來外資零售巨頭紛紛退出中國市場的情況。結合中國零售業的發展實際，在2010年后中國零售產業進入創新發展的快速階段(楊興夏等，2019)[22]，故而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引入新的變量“零售業創新發展水平”進行考察。在零售業創新發展的過程中，互聯網普及程度和交通物流發展不斷提高推動了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新的零售交易方式的普及，電子商務對傳統零售的替代程度不斷提高，因此，采用“電子商務普及率”指標表示模型中“零售業創新發展水平”這一變量，模型設定如下：

lnNCit=α+β1lnBCit+β2lnTRSit+β3lnMCit+β4lnCDIit+β5lnECRit+dumit+εit

其中，lnECRit表示t年i區域的零售業創新發展水平。由于發展階段的改變和統計數據的可得情況，有關電子商務普及率的相關指標在2014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才以“分地區企業信息化及電子商務情況”出現，因此對于(9)式中的模型統計年度為2013年至2020年，這也與中國零售業的發展實際基本吻合。對于模型三和模型四的回歸仍遵循前文的方法，模型三是固定效應回歸模型，模型四為滯后一期的回歸模型。表3為模型估計結果。

表3 引入“零售業創新發展水平”的面板模型回歸結果

在加入“零售業創新發展水平”進行實證檢驗后，發現其他解釋變量在擬合結果上與基準模型保持一致，但是零售業創新發展水平對于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卻存在負相關，即零售業創新發展水平越高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的擴張越慢，可見在電子商務普及率不斷提高后，網絡零售對傳統零售門店的替代作用不斷提高，從而導致零售巨頭在業內的傳統優勢的喪失。實證檢驗的結果與前文分析的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增速放緩并開始收縮門店的現實情況基本吻合。此外，對比基準模型的擬合結果，優惠政策對外資商業的進入影響下降，這與考察時期內的發展特征有關，自中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后，對于外資的引入已沒有入世早期的火熱現象，政策制定回歸理性，更注重本土企業與外商投資的有序競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健康發展。但是中國潛在市場容量依然是吸引外商業進行市場尋求的主要動機，因此，外資零售巨頭在中國市場上也開始了經營模式的改革。

(三) 外資零售企業變革的典型事例

外資零售企業的變革首先集中在經營方式的改變，開始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多元化經營。面對電子商務等零售業創新發展的模式，不同的企業對其經營戰略也做出了不同的調整，零售巨頭采取各類形式“觸電”。以沃爾瑪為例，其在2015年收購電商平臺“1號店”，希望借助此次收購實現線上線下的渠道整合，填補其在線上經營的缺失并扭轉經營狀況，然而沃爾瑪高度集中的全球管理模式并未協調好此輪在中國市場的變革，收購的結果并不理想，最終在2016年沃爾瑪將“1號店”以98億元出售給了京東。沃爾瑪(中國)對“1號店”的收購草草收場并未達到預期效果，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沃爾瑪的這次企業兼并行為并沒有對其經營戰略做出本質性的改變。此外，家樂福和大潤發也推出了各自的網絡商城，其他外資零售企業也積極與國內的電子商務平臺展開合作，然而，調整經營方式后的效果十分有限。經此變革，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上也由行業中的引領者變為同質的競爭者。

外資零售企業的變革還體現在商業定位的轉變。例如，沃爾瑪開始向山姆會員店轉型，以更好的品質、更具優勢的價格以及更優質的服務為宗旨，優質的購物體驗也吸引了大量消費者。截至2021年底，沃爾瑪山姆會員店在中國的大型城市共開設門店34家，擁有超400萬會員，采用“會員制”，滿足了特定消費人群的需求，增加了消費者黏性。與此同時，沃爾瑪超市也進一步向三、四線城市下沉，實現經營戰略在不同城市間的調整。在多番布局下，山姆會員店成了沃爾瑪在中國市場的新增長點。在一番變革后，沃爾瑪位居“中國連鎖TOP100”的第五位，且坐上了連鎖超市中的頭把交椅。(1)數據來源：中國連鎖經營協會2022年6月14日發布。沃爾瑪在中國市場的轉型是以“零售”本身為基礎的業態轉變，不論是“會員制”還是下沉布局，仍體現出外資商業對“市場尋求”的動機，其成熟的供應鏈和超大的企業規模也在企業經營成本方面具有優勢。

此外，部分外資零售企業在調整受阻后選擇變賣股份，公司主體退出中國市場的經營，不同的是有的企業在出售股權后積極調整業態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有的企業則仍未有起色。以麥德龍和家樂福為例。麥德龍于2018年將中國區80%股權轉賣給了物美集團，并于2021年開啟了會員店的探索，麥德龍在北京、成都等8座城市改造并開設麥德龍PLUS會員店16家，并在全國60個城市開設會員店共計99家，會費為199元，低于其他布局“會員店”的零售企業的入門會費。在產品銷售方面，麥德龍獨家商品和自有品牌的銷售占比高達40%，且提供小包裝商品，更適用于中國“小家庭”的社會組織模式。此外，麥德龍提供給會員更多的增值服務，如開辟親子游樂場和麥咖啡等休閑娛樂區域，擴充經營業態形式，進一步向綜合體靠近，更好地滿足家庭購物、休閑的出行需求。由于麥德龍PLUS會員店開設時間尚短，其帶來的利潤加成和市場效益仍需時間檢驗。家樂福(中國)于2019年以48億元的價格將80%的股權賣給了蘇寧易購，但是在蘇寧易購接手后，收購時的233家門店到2021年底只剩223家，且2021年上半年家樂福的凈利潤虧損高達7.7億元，同比下降244%。家樂福仍然無法扭轉在中國市場門店關閉和利潤虧損的狀況?？梢哉f在股權轉讓后的企業調整中家樂福仍未獲得起色。

本文通以對入世二十年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基本經營情況的統計數據為樣本，對引起外資商業在中國市場發展趨勢變化的因素進行了系統分析。主要的結論有：第一，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具有市場尋求動機，巨大的潛在市場是影響外資商業進入的重要原因，且市場容量對企業擴張的影響大于成本因素；
第二，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的發展也存在區域上的不一致，與各地對外開放的程度以及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有關；
第三，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收縮與零售業創新發展有關，外資零售巨頭在此輪產業調整中受到了沖擊，開始了經營方式的調整與店面的收縮。

上述研究結論對于后續中國零售產業的發展具有一定啟示。一是中國龐大的潛在市場和不斷提高的消費能力必然會繼續吸引外資零售企業的進入，因此，引導外資零售企業有序參與中國零售市場的競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設中尤為重要，既要避免外資利用資本和組織管理上的優勢對本土零售企業造成過分沖擊，影響流通環節的產業安全，也要避免行業的政策性壁壘可能造成的利用外資低效的情況；
二是本土企業在零售業創新發展中已形成了自身的競爭優勢，在電子商務普及率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可以建立起方便快捷的全渠道的零售體系。

入世之初唱衰中國本土零售的聲音和麥肯錫關于中國零售市場預測已成為歷史。但是我們無法說外資零售企業就此會敗走中國市場，跨國零售企業在資本運作、企業組織和內部控制以及抵御市場波動等方面均具有自身優勢。在信息技術帶動的產業創新、經濟發展新常態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多重不確定性下，不論是外資零售企業還是本土零售企業都面臨著更復雜的市場形勢，為應對市場變化，業態的豐富與改變、供應鏈與全渠道的整合與建設等等經營策略仍需瞄準企業的目標市場，不論如何變化，追求更好的品質與可控成本的零售本質仍在，零售終將回歸到其本質——即零售企業需關注降低自身運營成本和保證商品質量的基本點上。經歷了入世二十年的發展，中國的零售市場在后續應探索出外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相互借鑒、有序競爭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