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經濟論文【五篇】

20世紀90年代，全球興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截止2001年底，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通報的區域貿易協議（RTA）已經達到了179個。WTO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參加了一個或多個RTA，RTA成員間貿易已占2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合作經濟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合作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一、全球地區主義發展的新趨勢

（一）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區域內貿易占全球貿易的比重越來越大

20世紀90年代，全球興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截止2001年底，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通報的區域貿易協議（RTA）已經達到了179個。WTO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參加了一個或多個RTA，RTA成員間貿易已占2001年全球貿易的43%。

國家之間通過自由貿易協議促進經濟融合往往是基于多種動機，例如，依靠經濟融合來防止可能產生的政治或軍事沖突；
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擴大內部市場，吸引外來投資，增強國際競爭力；
小國借助地區組織增強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的地位；
通過有約束力的自由貿易協議鎖定或推進國內改革。關于區域自由貿易安排是否能實現各國最初的目標，很難得出一致的答案，實際上有一些自由貿易協議已經是名存實亡。然而，在全球范圍內新的區域貿易安排還在不斷增加，其動力不僅來自成員國本身的利益，而且來自外部的壓力。因為多邊貿易體系并不能保證所有國家都可以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目前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這兩個最大貿易集團的區域內貿易已經占全球貿易的1/3，而且，歐盟將通過接納新成員繼續擴大區域內市場。在美國的積極推動下，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基礎，經濟一體化將擴大到整個美洲，形成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正在形成的兩個更大的貿易集團的內部貿易已經超過全球貿易的40％（表1）。各國為了避免受到兩大貿易集團貿易轉移的損害，或者尋求進入這兩大市場的捷徑，紛紛尋求區域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地區主義的多米諾效應。

表110+3與各主要區域貿易集團的比較(%)

(待發）

注：東盟+中日韓1995年和2001年的區域內出口比重使用的分別是1996年和2000年的數字。

（二）在多哈回合中尋求分享貿易自由化成果的努力

世界貿易組織接受西雅圖會議失敗的教訓，在啟動多哈回合談判時增加了發展的議題和內容，以滿足發展中國家分享貿易自由化利益的強烈要求。然而，從目前談判進展情況看，歐盟和美國似乎并不想就發展中國家關注的農產品貿易等重大問題達成妥協，發展中國家的要求能否在談判成果中得到體現還存在著不確定性。不僅如此，烏拉圭回合的成果也并沒有得到切實執行，例如,紡織品貿易協議（ATC）的執行一再被拖延，而且由于進口國采取新的技術壁壘，貿易自由化的成果被打了折扣。如果多邊貿易機制不能充分發揮推進貿易自由化的作用，不能使發展中國家分享貿易自由化的成果，更多的國家將轉向訴諸地區主義，借助區域貿易自由化來促進和補充多邊貿易機制的作用。

（三）區域貿易協議的成員和內容正在發生變化

過去，區域貿易協議成員是在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歐盟的成員都是發達國家，南方共同市場、東盟、東南非洲共同市場等則是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如果APEC不能算是真正的區域經濟組織的話，NFTA是第一個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組成的區域組織?，F在越來越多的RTA對話或談判是在不同發展水平，甚至跨洋國家之間進行的（如歐盟國家、日本與墨西哥之間）。相對于經濟發展水平來說，各國在選擇區域合作伙伴時，地緣經濟、地區安全和全球經濟戰略等因素似乎顯得更為重要。

RTA有多種形式，其中以自由貿易區（FTA）為核心的制度安排越來越多地被各國所采用。新的自由貿易協議大多超出了貨物貿易的范圍，服務貿易、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技術合作等內容適應了各國擴大合作領域的需要。因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不僅表現在相互貿易的擴大，而且貿易與跨境投資（FDI）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密切?？鐕驹谌蚍秶鷥韧顿Y建立生產網絡，產業內貿易和公司內貿易成為擴大國家之間相互貿易新的動力。因此，通過實行區域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是相關國家的重要政策選擇。

（四）地區主義的經濟效應：貿易創造還是貿易轉移

對地區優惠貿易安排經濟效果的評價是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話題。通過理論分析和列舉案例，有些學者認為RTA的貿易創造效應十分明顯，而有些學者則強調不應忽視RTA帶來的貿易轉移效應。實際上地區優惠貿易安排的利益和成本，或者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效應幾乎是同時存在的，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都希望獲得區域貿易自由化的好處，而擔心受到貿易轉移的損害也成為各國爭相與其它RTA成員建立自由貿易關系的動力。盡管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不斷地規勸各國不要讓區域貿易安排成為多邊自由化的“絆腳石”，但歐盟和NAFTA還在繼續擴大貿易集團的范圍，在現實面前，他們的說教似乎顯得蒼白無力。對于各國決策者更有用的建議是，在追求區域貿易安排的經濟效率時如何盡量減少貿易轉移和原產地管理的成本。

二、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步入快車道

長期以來，東亞一直是全球制造基地，出口高度依賴歐美市場，區域內貿易發展相對緩慢。雖然90年代東亞區域內貿易比重有所提高，但與歐盟單一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以美國為核心市場不同，東亞地區內部貿易的擴大主要依靠產業轉移所導致的生產鏈和價值鏈延長。日本和新興工業經濟將不再具備競爭優勢的產業和生產環節向東亞其他國家轉移，擴大了東亞國家相互間元器件和零部件的貿易。日本在資本品和關鍵零部件生產方面繼續保持領先，而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生產、組裝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東亞產業分工格局的變化密切了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同時也加劇了相互之間的競爭。由于日本調整結構、擴大內需不見成效，新興市場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大傷元氣，東亞區域內市場發展放慢，在與歐美兩大貿易集團的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F實的壓力迫使東亞國家重新考慮多邊和雙邊貿易政策，擴大內部市場規模是許多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主要動力之一。

（一）中國的積極立場為東亞區域內發展自由貿易關系注入了新的動力

東亞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政治關系復雜等因素始終是建立區域自由貿易關系的障礙，各種雙邊、多邊FTA方案的研究和談判進展緩慢。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占全球進口和出口市場的份額不斷擴大，并吸引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流入。東亞其他國家希望

分享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同時也擔心在本國市場和第三國市場上與中國之間的競爭。中國的發展需要政治和經濟相對穩定的周邊環境，為了消除東亞國家對中國加入WTO后經濟崛起的疑慮，通過與東亞各國發展自由貿易關系，開創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新局面，2000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的東盟—中國峰會上，中國總理朱镕基主動建議研究東盟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2001年11月6日在文萊舉行的東盟—中國峰會上，領導人接受了專家組的建議，就開始FTA談判達成共識。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的東盟—中國峰會上，簽署了《東盟—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國在發展區域自由貿易關系問題上的積極立場推動了東亞各國建立區域內和跨區域FTA的進程：2002年1月，日本與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并且在“10+3”會議期間與東盟就建立“全面合作伙伴關系”（CEP）和開展雙邊FTA談判發表了聯合聲明；
韓國與智利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也在2002年10月簽署了雙邊FTA協議，正在與新加坡進行雙邊自由貿易談判，同時也在探索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關系。

（二）三個“10+1”是否最優的選擇

按照目前的情況，東亞的區域經濟合作有可能形成所謂“軸心輪幅”模式，即中日韓分別與東盟建立FTA，東盟成為區域合作的軸心，而中日韓作為輪幅國，相互之間沒有建立自由貿易關系。就地緣經濟和貿易關系看，中日韓之間的經濟聯系顯然比三國與東盟之間更加密切（圖1）?！拜S心輪幅”模式至少對中日韓三國來說，不是最優的選擇。雖然三國可以分別獲得與東盟建立FTA的好處，但三國之間不僅不能得到自由貿易的利益，而且相互之間的貿易和投資關系可能受到貿易轉移的損害。

圖1中日韓相互出口額占自身出口總額的比重（％）

（待發）

圖2中日韓與東盟相互出口額占自身出口總額的比重（％）

（待發）

注：左圖正中間的數字代表中日韓三國的區域內出口比重。

數據來源：WTO，東盟秘書處。

對于東盟來說，作為軸心可以通過與中日韓分別建立FTA獲得更多的市場機會和吸引更多的投資。不過，由于東盟內部實行“共同一致”決策原則，每一個成員均具有否決權，這大大限制了東盟秘書處的協調能力。實際上，東盟與中日韓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并沒有一個機構可以代表東盟的整體利益，而是十個東盟國家分別進行談判，而任何一個成員談判不順利，都會影響其他成員的談判進程，同時與中日韓甚至更多的大國談判，難度可想而知。不僅如此，由于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內部尚未形成統一市場，與多國建立FTA，原產地管理的成本也會很高。

(三)中日韓應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以“10+3”框架為基礎，在東亞國家之間建立全面的經濟伙伴關系，對于東亞各國來說都顯得越來越重要。長期以來，東亞各國實行外向型發展戰略，經濟增長是依靠外部需求拉動的，出口貿易對歐美市場依賴程度很高。隨著歐美兩大貿易集團的形成和繼續向周邊擴張，已經開始對東亞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一些國家在歐美的市場被區內成員擠占，份額逐漸縮小。1993～2001年，東亞占北美進口的份額由33.5%下降到28.5%。能否通過區域自由貿易安排擴大東亞區域內市場，直接關系這一地區穩定和發展，而在東亞區域合作進程中，大國的作用至關重要。

從經濟總量看，中日韓是全球第三大經濟力量（見表2）。2002年日、中、韓三國總人口為15億，三國GDP分別居全球第二、第六和第十二位，據世界銀行統計，三國GDP總量達57000億美元，占全球的20%。2001年三國出口在全球的市場份額為11.9%，服務進口占全球服務進口總額的12.4%。此外，中日韓是全球最重要的資金來源之一，中、日、韓儲蓄率分別為42%、30%和34%，三國現有外匯儲備合計約9000億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總和的40%，巨額外匯儲備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了資本支持(由于亞洲本地缺乏發達的資本市場，這些儲備大部分流向歐美地區)。中日韓經濟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高度依賴區外市場。2000年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分別占中、日、韓出口總額的36%、46%和35%。雖然，三國相互間貿易比重已從1990年的11%上升至2001年的21%，但同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南方共同市場、東盟等區域貿易集團相比，中日韓區域內貿易均處于較低水平。

表2中日韓、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經濟概況（%）

（待發）

注：NAFTA區域內投資的數字為1994年按流入量計算。

近年來，中日韓開始重視并積極參與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雖然三國分別在謀求同各自的貿易伙伴建立自由貿易關系，不過，由于中日韓之間的制度性合作發展相對緩慢，無論在全球范圍內還是在東亞區域內，還沒有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協調和討價還價力量。這種狀況與中日韓在全球和區域中的經濟地位極不相稱，也不利于三國之間經濟合作的發展。如前所述，中日韓分別與東盟或其某個成員建立雙邊自由貿易關系，而三國之間不加強合作和協調，不僅每個國家自身獲益有限，而且無法在東亞形成可以與EU、NAFTA相抗衡的區域經濟組織。因此，未來10年里，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否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日韓之間的經濟合作。

三、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路徑

（一）建立中日韓FTA符合三國的長遠利益

從國際經驗來看，各國在開展區域經濟合作時所采取的模式是多種多樣的。東北亞的區域經濟合作，比較理想的模式是中日韓共同組成自由貿易區，這一長期目標已經得到三國政界、企業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同。

一是出于擴大區域內市場規模的需要。實行貿易自由化，消除三國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無疑可以擴大相互之間的貿易規模，一個更大的、相對穩定的區域內市場對于三國經濟的發展都十分重要。

自90年代初以來，東亞各國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明顯上升，這其中固然有產業轉移加速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增加的因素，但同時也反映出中國市場內部需求的擴大。目前，中國市場規模已居世界前列。2002年，中國消耗鋼材相當于全球產量的1/4；
消費水泥占全球產量的40％以上；
高速公路居世界第二位；
電話用戶居世界第一位；
互聯網上網人數居世界第二位。中國已經確立了在未來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努力使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中國工業化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將繼續擴大內部市場需求，為其貿易伙伴創造更多的商業機會。如果同期中國的進口能與GDP同步增長，預計2020年，中國貨物進口總額將達到1萬億美元。中國不僅需要開發內部市場，也需要開拓外部市場。中國對北美和歐盟市場的出口

依賴程度過高，面臨兩大貿易集團繼續擴張產生的貿易轉移風險，需要發展與周邊國家的自由貿易關系，實現市場多元化。

實現中日韓之間的貿易自由化，對日本、韓國來說更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至少從目前來看，中國無論內部需求增加還是出口擴大都會拉動日本和韓國的出口。

二是出于促進三國結構性調整和降低調整成本的需要。目前中國、日本、韓國的經濟發展都面臨包括經濟體制、產業結構和企業制度等方面的結構調整問題。但是結構調整需要付出代價，在一國內部進行結構調整的成本往往很高，所以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如果在三國之間建立FTA，將促進貿易和相互投資的發展，促進產業的重新布局，經濟效率的提高可能部分抵消結構調整的成本，進而推動三國國內的結構調整。

在三國之間按照比較優勢配置資源，既可以是產業間的，也可以是產業內的。從產業間的分工來看，日本在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應該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中國的勞動密集型農業和制造業將會得到進一步發展，韓國則將介于兩者之間。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會伴隨區域內市場的擴大，以及來自內部和外部競爭的加劇，在三國之間重新整合、布局。從產業內的分工來看，在一些高附加值產品和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產業內，三國間將會在產業鏈的不同生產環節和差異化的產品間開展分工合作。

三是出于地區安全與穩定的需要。東北亞地區的長期和平和穩定是中日韓三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然而，和平實現朝鮮半島統一，合理解決中日、韓日之間的領土爭端、化解三國之間的歷史積怨，需要在三國之間建立相互信任、相互依存的良好關系。當今世界許多地緣相鄰國家建立自由貿易關系，或多或少是出于地區安全的考慮。中日韓三國FTA的建立，可以形成穩定的、深層次的經濟聯系，增進相互之間的信任，避免在東北亞地區發生政治或軍事沖突。

四是出于增強在多邊貿易體系中討價還價能力的需要。歐盟、北美和東亞是全球經濟實力最強的三個地區，既相互依存，也相互競爭。然而，由于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加上東亞國家遭受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在多邊貿易體系中三個地區之間的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變化，歐盟和北美的影響力迅速增強，而東亞國家由于出口過度依賴歐美市場，相互之間缺乏協調一致的立場，在多邊貿易體系討價還價中的地位在下降。通過中日韓三國建立FTA，進而實現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將恢復全球地區間的力量平衡。在利益一致的領域協調立場，是加強中日韓合作關系的重要內容。在亞歐會議、亞太經合組織、10＋3、WTO等國際舞臺上，中日韓可以積極尋求共同點，加強協調與配合。例如，中日韓在推動WTO制定更為嚴格的反傾銷規則、防止這一手段被濫用的問題上就具有共同利益。

（二）完善三國間業已建立的政府間對話、協調機制

1999年11月，在第三次“10＋3”會議期間，中日韓三國首腦舉行非正式早餐會，標志著三國首腦定期會晤機制的建立，隨后三國財政、環境、科技、經濟部長會議機制也相繼建立起來。概括起來，中日韓三邊合作機制如圖3所示。

圖3中日韓三邊合作機制

（待發）

進一步完善10＋3框架下的中日韓合作機制，是實現建立三國FTA長遠目標的重要條件。目前，東北亞區域合作雖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總體看來，合作水平還不高，實質性的合作還比較少。這與現有合作機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有一定的關系。一是民間參與不夠。10＋3框架下的中日韓三邊合作機制是由官方主導，企業界和學術界參與的程度不高，民間要求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愿望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二是雖然形成了多個領域的部長級會晤機制，但各領域合作之間缺乏協調，沒有形成良性互動，造成整個合作機制的運轉效率不高。因此，加強中日韓合作的首要任務是進一步完善10＋3框架下的三國合作機制（圖4）。

圖4改進后的中日韓合作機衉

（待發）

首先，可考慮在中韓之間建立“全面經濟伙伴”關系（CEP），將原有的三邊磋商機構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一攬子合作機制，以便加強各領域合作之間的關聯性，使整個合作機制更加有效。例如，將某一領域的合作議題提交給一個多部門高官聯席會議來討論，工作效率會明顯提高。

其次，應充分聯合官、產、學三方的力量，在更多層面上開展對話合作。在國際區域經濟合作中，企業、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中日韓經濟合作長期根植于民間交流，有良好的基礎。應發揮民間交流的作用，采取官民并舉的方式在更多層面上開展對話合作。例如，建立中日韓三邊FTA要基于WTO的有關條款和充分利用10+3的框架，但在制度安排的方式、內容和時間表等方面，三國可能面臨著多種選擇。要提出可以為各方接受的長遠方案，需要政治家的戰略抉擇和妥協讓步，也需要企業家尋找共同利益的所在，更需要學者發揮他們的想象力，超越眼前各種利益集團的矛盾沖突，大膽地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

（三）在三國之間就區域貿易自由化和產業分工的關系開展合作研究

合作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內容摘要：本文研究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的路徑選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雙高外向聯合驅動模式。并指出通過政府職能作用的合理定位；
完善市場、強化市場的引導作用；
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發揮開放經濟對農民合作組織的誘致性拉動作用，共同推動農民合作組織的進一步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完善，是農民增收、農業增效的有效途徑。

農業的現代化離不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要充分體現合作經濟組織的規模經濟效益，改變農民在農產品市場的弱勢地位，提高農業的成本效率和交易效率。通過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民的議價能力，吸收更多的農民加入組織，改變以往的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減少交易的頻率，降低農民交易成本，將農產品市場從以往的完全競爭市場向區域的賣方壟斷競爭市場轉變，增加農民分享市場經濟收益的份額。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改造成現代農業，實現工業化（楊永華，2007），而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我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變的推動力，是促進農業增收增效的重要舉措和有效途徑。近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趨勢良好，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給予其發展提供了大力的政策支持、立法保障和經濟支持。但是由于目前我國農民的綜合素質不高、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內部治理機制不健全、外部發展環境仍不完善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

文獻綜述

（一）國外相關研究

合作經濟思想起源于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其三大代表人物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分別對合作經濟思想做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并推動了合作化運動的實踐。圣西門提出在合作中應該按照個人能力和貢獻分配的思想；
傅立葉構建了“法郎吉”和諧社會，充分肯定合作對生產力促進的作用，認為協作制度能使產量增加三倍。在歐文“新和諧公社”的理想社會中，他強調重視專業合作組織。馬克思主義在吸收空想社會主義合作思想合理內核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合作是一種生產關系。在農業生產上的合作，馬克思主要是把合作制作為改造農民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是實現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的一種手段（王慶，2008）。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在這些農業合作社中，收入分配要以按勞分配作為基本原則，必須“把各個農戶聯合為合作社，以便在這種合作社內愈來愈多地消除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并把這些合作社逐漸變成與全國大生產合作社擁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組成部分”。

西方學者對于合作經濟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創新，融入了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經濟學、交易費用理論、公共物品理論、博弈論等新內容，從不同側面論證了合作社存在的合理性和現實性。俄羅斯“社會農學”創始人恰亞諾夫主張家庭農場制，通過分析農民家庭結構對農民農場組織的影響，提出家庭結構決定了家庭經濟活動規模的上限和下限，在數量和質量上影響農場的組織狀況（恰亞諾夫，1996）?？扑?、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費用理論提出通過交易主體（農戶）以合作組織形式降低交易成本，將交易成本內部化，提高交易效率。

（二）國內相關研究

目前，關于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形成模式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形成有無依托主體的角度，分為依托型和無依托型（苑鵬，2001；
郭紅東，2002）；
二是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經營范圍的角度，分為生產主體型、流通服務主體型和綜合型的合作經濟（劉勁松，2004）?，F階段我國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創新的模式選擇主要有：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模式、社區農民協會模式和股份制合作模式等（向東梅、陳德，2006）。

從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創新的途徑，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創新分為市場自發式模式與政府主導式模式。認為市場自發式實際上就是在市場作用下自發形成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而政府推動型與社會改造型都是由政府主導建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即自下而上的農民自發組織形成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型（刑曉燕）。

制度創新理論提出了制度創新的模式大致可分為誘致性制度創新和強制性制度創新。強制性制度創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實行，制度變遷的主體是國家或者政府，如國企改革。而誘致性制度創新指的是現行制度創新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創新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其主體是個體或者特定的組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對制度創新的需求與供給的分析來看，只有當制度創新需求者新的要求與上層決策者的收益預期趨于一致時，制度創新的新均衡才會形成。

我國各地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各有不同，東部地區主要是龍頭企業帶動型、中部地區主要是能人牽頭型、西部地區主要是政府主導型模式（王新利、李世武，2007）。吳素芳（2008）對寧夏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的路徑選擇中，提出政府推動的外生型發展模式、“專業大戶+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支部+協會+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股份合作的組織發展模式等。

雙高外向驅動型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發展模式

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模式能夠有效解決我國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問題，而目前我國更多的是農戶與其他經濟主體聯合進入市場的合作行為模式，常見的是“公司+農戶”模式，但該模式存在如下缺陷：多數契約為附和契約、買方壟斷、企業違約現象時有發生等。從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又可以分為能人牽頭型、龍頭企業帶動型、政府部門帶動型等。按運行機制，可將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分為專業協會、專業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大類型（黃祖輝、徐旭初，2004）。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需要內外機制的共同推動，尤其是社會政策的支持是第一位的（楊團等，2007）。

雙高外向驅動型模式綜合考慮市場、政府以及對外開放經濟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模式的驅動作用，重點突出開放經濟對農民合作組織的誘致性拉動作用，通過市場驅動、政府推動和開放經濟拉動聯合促進農民合作組織的快速有效發展，是在二維度整合模型基礎上拓展的三維度模型。李燕萍，涂乙冬（2009）針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模式構建了市場調節、政府宏觀調控的二維度整合模型，將其發展模式分為：雙低驅動型、市場驅動型、政府驅動型和雙高驅動型。認為雙低驅動型模式與經濟發展呈高度負相關關系，而市場驅動型模式與經濟發展水平呈高度正相關關系。他們主張農民合作社的發展，必須依靠市場調節和政府宏觀調控二者的共同作用。

雙高驅動模式是建立在市場制度比較完善以及政府職能高效的基礎上的理想模式。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正在從雙低驅動模式向市場驅動型或者是政府推動型模式轉變，最終達到雙高驅動型模式，但是雙高驅動型模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數量很少。該模式結合了“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要求政府在各種稅收、金融、土地流轉、制度、法規上給予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足夠的扶持力度和發展環境，加強對合作經營管理的監督。同時要求市場機制比較完善，通過價格杠桿誘使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走上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發展模式并遵循內部治理機制，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社員總福利達到最優。

雙高外向聯合驅動型模式（見圖1）是在雙高驅動模式的基礎上，加大市場的開放程度，實行走出去的策略，使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通過國內市場提高其知名度，打造知名品牌，并逐步走出國內市場，增加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提高國際市場的占有率。同時，還要實行引進來的策略，即通過不斷開放市場，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可以吸收國外知名企業加入組織，形成一個跨國跨區域的大型合作組織。

結論和建議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模式的選擇應該與該區域的資源稟賦相匹配。資源稟賦不僅會影響到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模式的組織的規范程度、結構的聯結度，還會影響到組織的行為邊界等方面。如果經濟資源充裕、人力資源優良、市場規模較大，則傾向采用規范度高、結構緊密、統一實施管理與協調的實體性組織模式來運作經營；
如果地區的經濟資源約束較強、人力素質偏低、市場發育遲緩，則開展農民專業合作的模式應采取靈活、規范度低、結構松散的、規模較小的組織類型；
后者通過持續的發展和積累，在其經濟能力和組織達到一定水平和規模時，存在向前者轉化的組織行為動機。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模式選擇不僅要充分考慮資源稟賦、資產專用性等因素，更應走有中國特色的混合模式。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合作社的成功經驗，既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也要增加市場的作用力，同時也有必要投身于國際市場，不斷發展壯大。政府應該加強對合作組織的立法建設、扶持政策支持，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由于我國地區差別較大，統一的發展模式反而不利于地方農業經濟的發展，應該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區域的比較優勢，選擇理性的發展模式，完善其治理結構、管理制度。在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區域，應該選擇政府驅動型模式，并逐步過度到“雙高驅動模式”，從而進一步發展為“雙高外向驅動模式”。而在外部環境較好，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區域，尤其是外向型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應該選擇市場驅動型模式，達到“雙高外向驅動模式”，充分利用外資優勢，引入外資企業加盟，拓展國外市場。積極鼓勵相鄰地區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打破區域的界限，促進規模經營的實現，拓寬組織的活動空間和服務功能。

參考文獻：

1.楊永華.發展經濟學流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2.韓俊.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調查.上海遠東出版社，2007

3.孫亞范.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4.李燕萍，涂乙冬.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模式研究——一個二維度整合模型.理論月刊，2009

5.王新利，李世武.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分析.農業經濟問題，2007

6.韓俊.調查中國農村.中國發展出版社，2009

合作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一）從總體情況看，中韓兩國經濟合作潛力巨大，前景十分廣闊。中韓貿易總量增長非?？?。1992年貿易額僅為50億美元，2006年達到1343.1億美元，增長近300倍。中韓貿易在2005年時即達到1119.3美元，成為繼美國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個對華貿易超過千億美元的國家。去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向韓國出口最多的國家。兩國貿易目前已年均26.2%的速度增長，今后即使按15%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就可達到2000億美元。目前，韓國是中國的第六大貿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而中國則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國。在韓國，每兩家貿易企業中就有一家和中國進行貿易；
而在中國，每三家貿易企業中就有一家同韓國進行貿易?？梢?，中韓貿易發展分別快于中日、中美貿易的11年和9年時間。有人說美國和日本才是韓國最主要的經貿伙伴，而實際上，中韓貿易額已接近韓國對美日貿易總合。

21世紀以來中韓貿易大幅度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兩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年均在10.1%，韓國經濟年均增長也在4.7%的水平。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為各自的出口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也為擴大進口開辟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二是隨著兩國領導人的頻繁互訪和人員往來的增加，兩國關系全面發展，韓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兩國正在研究建立FTA關系，為雙方的經貿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合作環境。三是韓國商品競爭力強，與其它國家和地區相比，韓國很多技術含量高的商品在價格上較適合中國市場，售后服務也令消費者滿意。四是中國加入WTO后，市場更加開放有利于對外經貿的發展。五是近年來韓國企業對中國實際投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帶動了韓國產品和相關零部件對中國出口的急劇增加，同時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也返銷到韓國市場，增加了對韓國的出口。

（二）兩國的進出口結構進一步從原料型向制成品方面轉化，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提升。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韓貿易，韓國主要向中國出口工業產品，而進口中60%是工業產品，其它是農產品和原材料。90年代末以后，韓國隊中國的出口中的工業產品占85%，中國對韓國出口中的工業產品約占75%。貿易結構發生了以進出口工業產品為主的變化。這表明兩國貿易由產業間貿易逐漸地轉變為產業內貿易。

（三）貿易逆差不斷增大。1992年貿易逆差為2.2億美元，到2007年達到476..2億美元，14年增長200多倍，至2007年，中方逆差累計達到2209億美元。尤其是2002年來，中方貿易逆差更是每年幾乎要增長100億美元以上，韓國開始成為中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中韓之間的逆差產品以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順差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韓國的統計也表明，自2003年起，中國已經成為韓國僅次于美國的最大貿易順差國。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不斷增加的原因：一是結構性因素，世界性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向中國轉移，而核心部件和關鍵技術依靠從韓國或日本進口，加工組裝后的產品在出口到歐美等國家。二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從韓國的進口大大增加，而對韓國的出口增長則趕不上進口的增長，如2007年對韓國出口雖然增長26.1%，而進口在連續幾年大幅增長的基礎上，又增15.6%。三是中國企業對韓國市場的開拓不夠，不能根據韓國市場的需求特點、消費習慣，在中國生產適銷對路的商品對韓出口。四是韓國企業注重向中國出口，卻對從中國進口不很積極。中國商品物美價廉，使韓國市場所需要的，但是在對韓國出口時卻遇到很多困難，既有關稅方面的原因，也有非關稅方便的人為限制等，很難進入韓國市場。

實際上，兩國在貿易上完全可以實現均衡發展，因為在進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工業制品，說明雙方互補性強。只要雙方在積極擴大出口的同時，也注重從對方的進口，完全可以實現均衡發展。

二、中韓經貿前景展望

首先，適當縮小中國對韓貿易逆差。應當提高韓資企業在華采購率；
調整對韓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拓寬對韓貿易范圍，提高具有比較優勢的高薪技術產品出口，如機電產品、新材料、生物工程產品等。還可以通過加強磋商來取消對中國進口產品采取的歧視性措施，進一步降低關稅水平和減少關稅品目和相應取消非關稅壁壘。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是擴大出口的一個前提條件。因此，我國企業在通過引進國外技術提升產品競爭力的同時，更應該注重消化、吸收。通過消化吸收，并在其基礎上進行資助創新，使得我國產品的競爭優勢凸現，從而實現真正意義的產品競爭力的提升。

其次，推動投資合作領域向更高層次邁進。一是注意調整韓國企業的投資方向，近期以鋼鐵、汽車、石化、電子電氣、紡織、通訊、機械為主；
中長期將突出航空、汽車、通訊、原子能發電、高清晰度電視機、傳真機、大屏幕彩色電視機等產業的合作，還將在資源開發、金融、運輸、服務、高科技等領域進行合作。二是繼續改善韓資企業的規模結構，提高大企業集團來華投資的積極性，并加強中韓企業在中西部地區的合作。三是投資方式應當更加靈活，可以采取中小企業和大企業聯合投資、中小企業聯合投資、多國合資等方式；
推動大企業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推動上下游企業之間配套協作，在IT、汽車、電子、石化等領域在加強研發合作；
中韓中小企業在資金、技術、企業模式和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可以在技術轉讓、市場共享、人力資源等方面擴大合作。

第三，自由貿易區建立可以為雙邊經貿發展提供更廣闊的市場。如果自貿區談判可以進行，農產品等敏感產品也可以有一個磋商平臺；
自貿區的建立也將會產生直接投資的創造效應從而導致兩國雙向投資增加，尤其金融和電信、保險業、證券業等服務也領域，投資便利化的磋商將使韓國增加對這些領域的對華投資?；谌找婢o密的經濟合作基礎，兩國的制度性合作即建立自貿區的要求已經提上日程。兩國研究機構和學者對中韓自貿區研究不斷深化，交流不斷加強。2005年3月啟動的“中韓自貿區可行性民間聯合研究”已經順利結束；
作為繼續項目，中韓2007年初共同啟動了中韓自貿區官產學聯合研究，研究涉及建立中韓自貿區的宏觀經濟影響、自貿協定的涵蓋領域、貿易投資自由化對產業的影響以及敏感產品和敏感領域的處理方式等問題。

最后，按照“十一五”規劃，中國將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戰略，兩國應當把握合作機遇，不斷拓寬合作領域，促使兩國經貿更加持續健康地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哲：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思考，《技術與市場》，2007年第1期

[2]孫增艷：東北亞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及前景分析，《理論界》，2006年第1期

[3]龔克瑜：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難點和解決思路，《太平洋學報》，2006年第1期

[4]李向陽：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非傳統收益，《國際經濟評論》，2005年第5期

[5]王豐、柏童：東北亞區域經濟合新發展、主要難題及對策，《臺聲》，2006年第1期

合作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在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技術進步和跨國公司的推動下，貿易自由化、生產國際化和經濟一體化在不斷突破國家和地域的限制，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信息的跨國界流動的規模日趨擴大，國際分工日益加深，世界市場范圍內配置資源的效率不斷提高，各國、各地區間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正是基于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和作用的深切感受和發展自身經濟的強烈愿望，各國、各地區不管國力強弱，不論社會制度和文化差異，都在試圖逐步融入到全球化進程中，因而也就更加重視全球通行的市場經濟規則。

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是WTO成員，目前已達144個，成員間貿易額占全球貿易額的90%以上，這樣就使它具備了根據全球化要求和國際貿易發展的特點，制定和實施全球通行的交易規則的能力和條件。

作為當今世界處理貿易問題的重要國際組織，WTO在以往的實踐中，在所有成員的配合下，卓有成效地履行著它的基本職能，已經制定了一系列與國際貿易有關的基本規則并監督成員執行。WTO也成功地組織了多個國家的貿易談判，為建立公共的國際貿易秩序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在微觀經濟活動中為促進貿易的公平進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幫助和評斷。WTO運轉以來，以其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和實踐，對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WTO要求各成員實施統一的對外經貿政策，主張各成員不分大小，實行非歧視的貿易待遇原則，給予外國貨物國民待遇，保護知識產權，逐步開放服務貿易市場，主張公平貿易和公平競爭。WTO的這些基本原則已為全球各國、各地區所接受，成為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有機組成部分。

如果說GATT是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把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協調起來，追求國際貿易的良好秩序的產物，各國、各地區都視之為同國際經濟體系聯系與合作的重要橋梁;那么，當這個組織演變到WTO以后，就不僅僅是聯系國際經濟的簡單通路了，當然它仍有這個作用，但這時的WTO本身就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或者可以這樣講，它本身就是經濟全球化的載體和舞臺。它現在的方式、運行機制就是為經濟全球化而設計的。

讓我們來看一下烏拉圭回合的19個協議，就很容易理解了。19個協議浩如煙海的條文，對全球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做了相當全面的規劃，其精細與具體可謂無微不至，不僅WTO成員奉為至典，WTO以外的國家也不能等閑視之。當貿易專家們不時翻閱這個1995年文本的時候，參加多哈部長會議的貴賓們已經著手環保等更深層次與貿易有關的立法 了，人們當然還無法評估本次回合的成果，但有一點已經不容置疑，那就WTO為了國際貿易秩序的優化，為了從次優逐步過渡到最優，在嚴格監督現有環境的同時，還在不懈地推進新的立法。

不僅如此，WTO維護國際貿易秩序的作用還突出表現在它對各成員的國內立法產生了強制的影響。這就是各國在國內涉外經濟立法和經濟管理實踐中必須堅持法律的一致性和透明度等基本原則。

法律的一致性是指禁止頒布與入世承諾相抵觸的法規，這意味著不能通過與WTO規范相悖的法規。

公平地執行WTO規則是建立世界貿易秩序的又一基石，這一原則不允許在參與國際經濟活動中存在不平等的競爭和壟斷。

透明度要求全面公布并提供與貿易有關的現行法律、規則和措施，其目的在于可使成員清楚地了解制度信息、準確評估貿易環境，可見，透明度也是法律一致性的必備條件。

二、FTA的貿易創造效應成為全球貿易新的增長點 各國、各地區出于深化國際分工和合作，配合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已不甘于WTO所形成的次優原則和秩序，主動從雙邊交往和局部地區間的聯盟尋求更大的便利和自由化。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 FTA無論是數量還是進程都變化很大，據不完全統計，到2000年底，全球已經完成和正在商談的FTA總量已近50個，其中雙邊的FTA占90%;區域性的FTA絕對數量雖少，但影響深遠。下面我們先簡略描述在當今全球經濟和區域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情況，來看FTA的作用。

1985年6月歐共體發表白皮書，提出歐洲經濟共同體于1992年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大市場，實現內部商品、服務、資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動的考慮。1986年2月歐洲經濟共同體各國簽署了《歐洲一體化文件》。該文件規定在1992年年底正式實現12個國家間統一市場。事實上，經過6個年頭的努力，到1992年底，作為這個目標的重要標志，三個“自由流動”得以實現。

一是商品自由流動：取消共同體的商品在相互邊境間的全部檢查，統一商品技術、衛生標準; 二是資本自由流動：公民可在各成員國自由存款、貸款和投資，取消外匯管制; 三是人員自由流動：公民在歐共體內可自由遷徙，他國公民享受本國公民同等待遇，相互承認居留權、學歷和技術職稱。

在這個基礎上，歐共體成員繼續努力，1992年又正式簽署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決定成立歐洲聯盟，確定在上世紀完成單一貨幣、建立中央銀行。如人們所見，隨著歐元的啟動，歐盟經濟一體化建設進入到了更高的階段，此時的成員間，已經具備了完全的貿易自由和便利。

1991年2月，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公布了推進自由貿易區的設想，同年，三國之間開始了協議談判，在一年零兩個月的爭吵之后，于1992年8月達成協議，同年12月三國分別簽署。

1994年1月1日三個國家正式步入自由貿易區，三國約定15年之內逐步取消貨物和勞務以及資本流動的所有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經過努力，到目前為止，已經實現了基本的優惠安排：

一一美國、加拿大對墨西哥的出口的工業品和農產品的65%已經在2000年前實現了免稅。

一一美國、加拿大對墨西哥出口的汽車整車關稅已經減半征稅， 2000年前已實現了取消75%汽車零件出口的關稅。

一一在原產地規則方面，實現了汽車必須包含62.5%的北美制造的零件可以享受減少關稅的優惠安排。

一一墨西哥逐步開放對美國通訊設備及服務的投資限制。

一一墨西哥取消對美國、加拿大農產品實行的進口許可證，使美國農產品的出口的25%獲得了基本保證。

一一美國、加拿大逐步取消對來自墨西哥的紡織品和服裝的限制。10年內實現沒有壁壘。

一一墨西哥對美、加開放金融市場，經過6年的過渡期，美加銀行、證券公司都可以在墨設立獨資的分支機構。

一一2000年前已經開放了包括金融領域在內的所有資本市場。

一一三國間的貨物跨境運輸為貿易的便利和自由提供了支持。

一一三國一致采取措施保護知識產權。

當然，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開放進程還在繼續，自由化程度還在逐步提高，較之歐盟確實存在很大差別，但即使如此，我們從上述兩個自由貿易區已經實現的目標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它對經濟和貿易的積極作用和促進效果。

首先，自由貿易區的商品貿易自由化進程度已相當高，在商品貿易上，不僅不能存在關稅壁壘，就是比較復雜的非關稅壁壘的取消也都有了明確的時間表。

其次，為了實現區內貿易便利化，成員在開放投資、人才、技術、服務等領域上予以全面合作，貿易自由已逐步演變為經濟一體化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各成員原來追求的貿易便利化目標確實得到了實現，但成員很快就把這一成果作為推進區內經濟一體化的手段，區內的各項安排產生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雖然從其本意上是為促進區內的經濟快速增長，但作為結果之一，區內的貿易以其獨到的便利條件迅速增長，作為一個新的增長點帶動了全球貿易的迅猛發展。

第三， FTA間的攀比和競爭，使成員經濟主權的讓渡范圍越來越擴大，歐元的啟動把這一苗頭發揮到了極至，人們現在考慮的已不再是自由貿易區的意義和重要性這一系列原則問題，擺在日程上的是如何推進并盡快取得成效。

凡此種種，自由貿易區便利的自由的經濟結構對區域乃至全球的經濟產生的影響已經不言而喻。

第一，FTA促進了區內經濟和貿易增長。

綜上所述，內部貿易壁壘的逐步消除及自由流通的實現，將促進內部經濟和貿易的增長，同時生產要素將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動，資源的配置和利用也更趨合理，規模經濟效益進一步提高。根據測算，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分別給各成員帶來利益，節約了開支。

如歐盟在實現了商品、服務、資本和人才自由流動后，可從取消的壁壘過程中獲益3000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增長5%，物價下降6%，公共費用減少20%，工業成本下降7%，增加200 - 300萬個就業機會。

北美自由貿易區也同樣使三國獲利。美國可因此得到1715萬個新增就業機會，對墨西哥的貿易順差將增加100億美元。北美自由貿易區運行以后的數據也說明了三國是受益的，貿易出口都有明顯的增長，墨西哥年增長率最高達20%，其次是加拿大10%，美國是5%. 第二，影響世界商品、資金、技術、和人才的流向。

戰后，世界商品和資本的流動一直集中在發達國家之間，FTA的產生和發展，將加劇這種趨向。以發達國家為主建立的FTA如上述的兩個，由于區內逐步清除各種壁壘，生產要素的流動必然加速，各種資源的利用和配置更趨合理，從而使相互間的經濟貿易聯系更為緊密。

FTA是區域間經濟聯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同時也要看到FTA的產生又進一步加深了這一聯系。僅以資金和技術的流動就可說明，在FTA中，由于科學技術的發明國的主要使用者都集中在發達國家，因而對科學技術尤其是新科技的吸納能力也是巨大的，這樣就勢必造成了資金和技術首先是流向發達國家，之后才是流向區內的發展中國家，真正流向區外發展中國家的就很少了。

近年來，人們對FTA的作用和優勢認識得越來越清楚，FTA的優化機制對非成員的吸引也很明顯，這就引起了區內外合作的問題。為了分享FTA的利益，FTA以外的國家都在積極尋求與其開展合作，這樣就出現了FTA之間相互投資和技術交往以及貿易交流，特別是為了繞過FTA的貿易壁壘，區外國家的投資設廠成為最普遍的進入方式。近二十年來的跨國兼并、戰 略重組之所以發展很快，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三，FTA所固有的排他性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FTA的基礎就是內部開放市場，相互提供優惠，這樣的結果是以區內不斷擴大和增長的貿易取代與區外國家的貿易，區外的國家和地區不能享受區內的種種優惠，從而導致外來產品的競爭力下降。如歐洲以共同農業政策為支柱的農產品統一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排他性很強、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很濃的市場。

同樣，在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運行中，隨著墨西哥產品對美輸出的大幅增加，亞洲地區的電子產品和紡織品出口美國勢必遭受巨大沖擊。

三、FDI帶動國際貿易快速發展 近年來，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活動與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包括國際貿易的法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進入到9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世界經濟形勢似乎變得越發有利于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活動，各國政府競相以優惠政策吸引外資，貿易和投資壁壘大幅削減，全球和區域范圍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日益加深，跨國公司在國際范圍內轉移資源、擴張經營、全面開發市場已經非常便利。

據《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等權威統計，目前世界上約有5萬多家跨國公司，其海外分支機構達30余萬家，累計跨國直接投資總計約4萬億美元，其中30%是由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控制，由這些投資所創造的商品銷售額，比世界出口總額還要多。2000年，跨國公司海內外分支機構的銷售額達6.5萬億美元(其中30%是公司內部交易)。

各種數據都清楚地表明，跨國公司帶動了國際貿易的快速增長，而且成為推動當今國際貿易發展的強大力量。

我們從既往的跨國投資實踐中已經看到，跨國公司大規模向各地區滲透，進行跨國生產、經營和銷售，大大促進了生產的國際化?？鐕静扇∪蚪洜I的戰略，不僅增加了東道國的對外貿易量，而且所開創的以公司內部分工為特征的國際生產一體化體系，因其大大減少“交易成本”，使母公司分支機構間的內部貿易量急劇增長，成為當今國際貿易增長中的重要構成。

據統計，上世紀70年代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占世界貿易的20%;八九十二年代這一比重上升至40%.目前世界貿易總量中有70 - 80%與跨國公司有關，而且這種趨勢還有進一步擴大和發展之勢。烏拉圭回合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要求各成員通報其與此相關的法規中存在的限制情況，并要求各成員根據確定的時間表在最長7年時間內取消這些規定?？梢娍鐕驹谑澜缡袌錾系母偁幍匚徊粩嗉訌?，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也為跨國公司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制度保證。

作為90年代末最突出的全球經濟現象之一，跨國公司的購并重組不僅對跨國投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樣對世界貿易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在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已經親眼目睹了全球企業的兼并風潮，十幾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美元的資產和股本在一夜之間易主，存續幾十年、甚或上百年的公司、企業，一紙合同就改朝換代。從曼哈頓到地中海，從傳統的制造業到充滿高科技成分的IT產業，還有老牌的商業銀行都在洗牌之中。

但這次兼并浪潮席卷之處仍以歐、美為主，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幾未波及，即使在發達國家中，也情況不同，美國是這次兼并浪潮的最大目標，同時也是自身兼并活動最活躍的國家。與70年代的那一次“把企業作為一件商品”的兼并不同，這次兼并主要是基于公司的長遠的全球的經營戰略考慮，目的主要在于擴大規模，利用規模經濟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優勢互補，通過跨行業、產業的混合兼并，降低經營風險，避開貿易壁壘，開拓全球市場。更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推動、金融界積極參與，形成了全方位的推動兼并的大環境。

之所以要關注跨國公司的全球兼并，首先是由于它對全球經濟產生著現實的與潛在的影響。毫無疑問，新一輪的兼并改變了國際資本的流向，推動 國際資本在發達國家中的流動，這對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造成很大困難。

其次是兼并與重組加速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已有的和正在形成的貿易壁壘在兼并浪潮的沖擊下已土崩瓦解，很難發揮作用?？梢哉f，全球跨國企業的兼并在某種意義上加速了經濟全球化，使許多國家之間，雙邊范圍乃至多邊場合久拖不決的問題變得容易解決。

再次是企業兼并增加了跨國公司的力量，擴大了他們占有市場的份額，使得國際貿易格局更加不利于發展中國家。

四、電子商務所提供的交易平臺迫使既定的國際貿易格局開始了新一輪的洗牌 隨著國際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為適應國際貿易數量和規模的迅速擴張的需要，90年代后半期產生的電子商務一經問世，就以不可逆轉的勢頭為世界貿易搭建起了快速運行的平臺，特別是在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大力推動下，電子商務已成為本世紀國際貿易發展最具前途的領域之一。

在1995年以前，全球電子市場交易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論，但到1997年就迅速達到約300億美元，到2000年為2500億美元。專家估計在21世紀的前十年里電子商務市場完成的交易額將以每兩年翻一番的速度超速發展，到2010年，交易規模約為10萬億美元，在全球貿易格局中將占1/3的比重。如果再劃細一點，屆時歐盟的網上出口交易將可能達到4萬億美元，美國可能在2萬億，日本在1萬億，亞太地區約15萬億美元。

人們還能看到，在進行電子交易的同時，各國、各地區已將傳統國際貿易領域內正在進行的全球制度化建設的思潮同步應用到電子商務平臺的建設上，世界有關貿易組織、經濟組織和致力于推動電子商務發展的發達國家都同樣非常注重電子商務運行規則的建設。這個在國際貿易領域內，經過幾十年間成千累萬件交易實踐才令世人基本認識的道理，在電子商務這個虛擬的交易產所內卻不費吹灰之力就實現了。

當然，由于電子商務平臺自身運行的高技術特點，其規則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但應當講，人們的這一努力方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成效還是比較明顯的。

如聯合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通過《電子商務示范法》、WTO部長級會議上通過的《關于全球電子商務宣言》、WTO總務理事會通過的《電子商務工作方案》，OECD召開的電子商務部長級會議以及電子商務全球對話形成的《巴黎倡議》都是國際范圍內進行電子商務規則建設的可喜成果。

又如美國的《全球電子商務政策框架》、《關于電子商務最佳實施方案調查的總結》、《互聯網免稅法案》，歐盟的《歐洲電子商務倡議書》，英國的《電子商務-英國稅收政策指南》，亞洲國家新加坡的《電子商務比較框架》等都是從本國能力和利益出發完成的單項立法，雖然還不系統，但是對解決目前電子商務發展中存在的突出障礙還是有積極作用和針對性的。

合作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一)二元經濟結構及其轉換的標志

最早將“二元結構”作為一個專門術語用于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的是荷蘭經濟學家J•H•伯克(Boeke)，他在對19世紀荷蘭屬地———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經濟狀況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在《二元社會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1953)一書中首次提出“二元結構社會(DualSocieties)”的概念。繼伯克之后，1954年，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Lewis)在《無限勞動力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模型，提出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性質不同、成熟度不一的傳統和現代兩個經濟部門，系統地分析了伴隨著勞動力的轉移二元經濟結構的消長和變動過程。從理論上講，工農業兩大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差距的縮小和勞動力的轉移是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重要標志。最初，劉易斯構建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認為，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關鍵在于發展城市經濟，然而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假設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此后，西方眾多學者對二元經濟結構進行了深入和廣泛的研究，二元經濟理論模型也出現了從古典向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的轉變。1961年，費景漢(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在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和修正，建立了費景漢－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從發展的角度提出:當自然經濟由于過剩勞動力的存在和流動進入二元經濟時代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況會逐漸消失，這一階段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會引起農業產品的減少，可以通過農業生產率相應地提高，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商業化，從二元經濟階段進入現代一元經濟階段。隨后，美國發展經濟學家喬根森和托達羅表達了相似的觀點，認為實現城鄉一體化，破解二元經濟結構的過程中，發展農村經濟也非常重要。

(二)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我國是在原有傳統落后的經濟基礎上實施趕超型發展戰略建立起現代經濟部門的。歷史上形成的城市和鄉村隔離的發展模式，再加上20世紀50年代后推行重工業優先和計劃經濟時代“抽農補工”、“以鄉養城”等城市偏向政策，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種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直接誘因是落后的農業與發達的非農產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這一差異必然表現為二元對比系數偏小，即農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重太小，而吸納的勞動力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又過高。據統計，發展中國家的二元對比系數通常為0.31～0.45，發達國家一般為0.52～0.86，1978～2011年中國的二元對比系數平均為0.21，一直徘徊在0.15－0.25之間(除1984年達到0.266)，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還呈現出下降的趨勢，1980～1990年間我國二元對比系數基本保持在0.20以上，1993年下降至0.1898，1996年回升至0.20以上，達到0.2403，然而此后連續7年快速下降，2003年降至谷底，僅為0.1521。2003～2011年間逐漸回升，但基本上維持在0.15～0.20之間。這說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仍是我國的根本國情，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明顯，且結構轉換速度緩慢。

二、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發展和轉換面臨的困境

從理論上說，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出現是后起工業化國家無法跨越的階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形成一定規模的現代經濟部門，引領傳統部門的創新和現代化，這一點從中國的發展歷程可以得到印證。然而，長期存在并不斷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中國傳統農業部門的長期落后，使農業勞動者在利益的驅動下過度流向城市，造成農業的萎縮和城市的加速膨脹。對于當前的中國來講，伴隨著產業結構、人口結構變動引發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優勢逐漸消失，繼續保持二元經濟結構發展已經不現實。而長期發展滯后的農業經濟部門，也為中國城鄉經濟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換設置了必須跨越的障礙。

(一)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繼續發展的困境

從理論研究和各國的工業化實踐來看，幾乎所有的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國家和地區，農村勞動力剩余都是一個基本特征。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龐大總量和高比例也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但是，經過30多年的人口出生規?？刂坪妥杂闪鲃?，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已經悄然改變。據聯合國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測算，1950－2010年間，我國0－14歲人口比率呈現明顯下降趨勢，累計下降了16.15個百分點，其中0～4歲下降7.5677個百分點，5～9歲下降4.6976個百分點，10～14歲下降3.8865個百分點;而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在1960年后逐步上升，這種上升趨勢在1980年后愈加明顯，2010年我國65歲人口比例與1950年相比累計上升了3.87個百分點。這反映出建國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出與人口老齡化相伴的少子化趨勢，這種趨勢也將直接改變未來勞動力供給的總量和結構。1950～2010年間15～64歲的勞動人口比重總的來看呈現上升趨勢，累計上升了12.28個百分點，但上升趨勢非常明顯的人口集中在40～64歲年齡段。與1950年相比，2010年40～44歲、45～49歲、50～54歲、55～69歲和60～64歲人口比重分別累計上升了3.05、2.23、1.62、2.04和1.06個百分點。相對而言，15－39歲年輕勞動力人口比重上升態勢則相對緩慢，2010年相比1950年，累計上升了2.28個百分點。特別是1990年之后，只有30～39歲人口比重略有上升(增加1.22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雖然勞動人口比重在過去的60年間呈現增長趨勢，但是年輕勞動力的比重增長緩慢。郭熙保等(2013)指出，我國15～24歲人口在2010年達到峰值，2015年將減少到不足2億，占總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14.3%。而55歲以上的老年人力資源由2005年的1.02億增加到2010年的1.34億，2025年達到2.05億。高齡勞動人口的迅速增長將會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對勞動力供給量的不利影響可能大于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變化。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規模將會在2030年之后逐漸減少，并且15～24歲的低齡勞動人口迅速萎縮，而高齡勞動人口增加迅速。這種狀況表明，即使在勞動力總量不減少的情況下，未來年輕勞動力的供給仍將萎縮。在勞動力總體規模變動的同時，二元經濟體系所依賴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也由于城鄉人口遷移和流動逐漸減少。改革開放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城鄉市場化改革加速的條件下，我國城市經濟發展迅速，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和流動現象。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估計，1983年我國跨鄉鎮勞動力流動人數只有200萬，1989年增加到3000萬。按照農業部的估計，1993年已經高達6200萬，2000年為7550萬。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1年外出農民工數目就達到了8399萬，2002年超過1億，達到10470萬人;2003年超過1.1億，達到11390萬人，2005年超過1.2億，達到12578萬人;2006年超過1.3億，達到13212萬人;2008年超過1.4億，達到14041萬人;2010年超過1.5億，達到15335萬人。幾乎每兩年外出打工的農民數量就會增加一千萬，2012年更是超過了1.6億人，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6336萬人。若包含本地農民工數量的話，2008年就超過了2億人，達到22542萬人，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更是高達26261萬人。這其中不少農村家庭是舉家外出打工，如2008年，外出農民工中舉家外出農民工達到2859萬人，2009年增長至2966萬人，2010年繼續增加到3071萬人，2011年達到3279萬人，2012年達到3375萬人，均占當年外出農民工總量的20%以上。在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業剩余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傳統農業部門流入生產效率較高的現代工業和服務業部門，能夠加速城市的工業化進程，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但是這種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鄉非農產業的流動，無疑將導致農業務農勞動力和剩余勞動力規模的急速減小和過度流失，再加上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所引致的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必然產生了一個根本改變二元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后果，即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出現短缺。顯然，當前的中國已經不能繼續依靠勞動力數量優勢保持二元經濟結構下的繼續發展。

(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障礙

中國雖然仍然處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模式下，但是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優勢逐漸喪失，逐步開始向一元經濟模式進行轉換。但是，這種轉換的過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突破現有的農業經濟發展困境。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確立為“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使農村生產關系得到了調整，農村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農村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至于農戶小規模經營無法解決的外部規模經濟問題則由集體統一經營層次來承擔。改革初期，由于農業發展的滯后性，多數集體經濟無法充分發揮統一經營的作用。加之我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導致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戶農地規模偏小且碎片化程度較高，致使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效益不高。據統計，當前我國戶均僅0.55公頃耕地，且平均每個農戶擁有9塊土地。雖然從歷史上看土地零碎化是適應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生產特點的，但是這種零碎化如果超過了一定的臨界值，將不利于技術擴散和生產機械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農業勞動生產力，強化了農戶在市場交易中的弱勢地位。根據世界銀行(2013)公布的中國農業工人人均增加值(Agriculturalvalueaddedperworker)計算出的增長率，可以發現，雖然1980－2012年中國農業工人人均增加值的增長速度一直在上升，但是這種上升的勢頭在2000年和2010年前后都進入一個趨緩的階段。特別是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非農產業的情況下，會進一步造成農業投資收益的下降和土地資源的浪費，不利于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這是由于，這種舉家外出農民工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在農業生產機械化水平和組織化程度仍然較低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農業的空心化和內卷化。城鎮化進程加速，農村精壯勞動力大批外遷，老弱婦孺成為種糧主力將直接導致我國傳統農業受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的《2013－2022年農業展望》報告預測，未來十年中國糧食產量增速將有所放緩，主要是受農村勞動力投入質量下降、人力成本漸高以及耕地質量下降等因素影響。將嚴重阻礙中國農業經濟的現代化進程和農業部門生產力水平的提升，進而成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向一元經濟結構面臨的困境。由此可見，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關鍵在于農業部門生產效率的提高。而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革是農業部門生產效率提高的重要方面。

三、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理性選擇: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

從當前中國城鄉經濟發展現實看，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的有效途徑，是中國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化的理性選擇。

(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利于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促進農村穩定發展

農業生產的生物性特征決定了家庭一直是作為首選的生產經營單位而存在，這是由于家庭成員之間的特殊聯系能夠使得家庭作為農業生產經營單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勵兼容的特征。因此，相比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建立在家庭經營基礎上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模式，能夠在穩定農戶經營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實現規模經營，這樣能夠充分發揮家庭作為農業生產經營單位的優勢，同時也能利用合作經濟的形式彌補小規模農戶生產經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的局限性。即使農民脫離土地(將承包土地入股農業合作社)，進入城市非農產業短暫打工，仍然能夠有效保障農民在鄉村的財產所有權，解除外出務工勞動力顧慮，最大限度地激發務工者的勞動積極性，促進農村的穩定發展。

(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利于農業的規?；洜I，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

農業是一種外部性很強的產業，特別是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要素供給、生產技術創新和產品的銷售等，具有顯著的外部規模經濟。在堅持家庭經營的前提下，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重要方面。與家庭農場和農業企業相似，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能夠消除小農生產的弊端，以市場為導向，在技術、資金、信息、購銷、加工、儲運等環節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有效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實現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按照自愿參加、共同經營、民主管理、收益返還的合作制原則運行，能夠有效解決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績效考核困難，結合各地農業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和農民意愿，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創新農業雙層經營體制，提高農業部門生產效率。

(三)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利于進一步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推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

雖然我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體規模正在不斷下降，然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將會進一步解放農村勞動力，并推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為二元經濟轉換提供條件。一方面，農民合作經濟的發展能夠將土地、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集中，實現農業的規模生產和經營，突破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方式受資金、技術等限制，推動農業生產機械化水平提升，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將一部分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徹底轉移到非農產業之中。另一方面，農民合作經濟的發展能夠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形成“公司+合作組織+農戶”等產業化運作模式，有效地銜接農戶和市場。這種產銷一體化的組織形式減少了市場交易成本，從生產原料采購、資金籌集、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等環節實現一體化，為農民提供非農產業部門的就業崗位，實現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其三，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組織成員生產經營的同時還會鼓勵成員之間分工協作、智慧共享，為農戶提供各個方面的技能培訓，組織農戶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不斷推動勞動者綜合素質的提高，為解決勞動力轉移時面臨的供求結構性矛盾創造條件。綜上所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是我國當前國民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在我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農業基本經營制度的框架下，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能夠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兼顧中國農業的生產經營特點，有利于新時期農業生產經營經濟制度的完善和創新，是轉換城鄉二元經濟的有效途徑和理性選擇。

四、進一步推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政策建議

近年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快速發展，市場主體數量規模不斷擴大。然而，要充分發揮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我國二元經濟轉換中的作用，還需要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和政策完善解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快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

1.應通過立法和出臺政策規范，促進各類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

中國目前只有一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現實中不斷涌現的各類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因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作為發展的依據而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因此，要充分發揮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功能，就應當加快立法和出臺相關指導條例，以規范和促進各種類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

2.加大資金和人力資本支持，鼓勵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實現規模經營。

國內外的實踐表明，沒有外部的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很難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從資本投入角度來看，在不斷加大財政支持的同時，還應當鼓勵農村金融機構采取實用的信貸產品和服務方式，拓寬金融支持途徑，積極穩妥發展農民資金互助組織，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提供全面的資金服務，推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實現規模經營。除此之外，從人力資本投入角度來看，應當通過各種形式的培訓加強農民企業家人才隊伍建設，鼓勵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股份化，實現人力資本的有效激勵，解決合作社人力資本相對缺乏的問題。

3.加強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全面跟蹤監督和動態管理，引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