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重送裴郎中貶吉州【五篇】

在盛唐人士乃至今人的眼中孟浩然更是一位灑脫闊達的隱士，其超凡脫俗、淡泊名利。但縱觀他的詩篇，可明顯的感覺到其一生都是處在入仕與退隱的矛盾痛苦之中。在其詩篇中有諸多與官員交友的詩，本文選取目前爭議性較大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重送裴郎中貶吉州【五篇】,供大家參考。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張明府；
張郎中；
張子容；
入仕態度

在盛唐人士乃至今人的眼中孟浩然更是一位灑脫闊達的隱士，其超凡脫俗、淡泊名利。但縱觀他的詩篇，可明顯的感覺到其一生都是處在入仕與退隱的矛盾痛苦之中。在其詩篇中有諸多與官員交友的詩，本文選取目前爭議性較大的“張明府”及“張郎中”兩個官職進行考證，并對孟浩然在交友圈內所反映的入仕態度作以分析。

一、“張明府”考

在孟浩然詩中含有諸多與“明府”的詩，譬如《與白明府游江》、《陪盧明府泛舟回作》、《臨渙裴明府席遇張十一房六》、《崔明府宅夜觀妓》等?！懊鞲钡穆苑Q。漢人用為對太守的尊稱?！稘h書?龔遂傳》：“明府且止，愿有所白?！薄逗鬂h書?張湛傳》：“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碧评钯t注云：“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重之稱?！碧埔院蠖嘤靡苑Q縣令。唐代別稱縣令為明府，稱縣尉為少府。后世相沿不改。但值得注意其詩集中大量有與“張明府”相關的詩，如《和張明府登鹿門山》、《同張明府碧溪落》、《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寒食張明府宅宴》、《同張明府清鏡嘆》、《秋登張明府海亭》等，可見孟浩然與“張明府”結交甚篤，而“張明府”何許人也需進一步考證。而在孟浩然的社交圈中有多位張氏官員，可考的有張九齡、張愿、張子容等，筆者認為孟浩然詩中的“張明府”為張愿的可能性相對較大。

第一，孟浩然作有《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可知“張明府”曾作奉先縣令。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一q關內道一?京兆府》曰：“奉先h，本秦重泉縣，后魏省，至孝文帝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西魏改為蒲城縣。本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縣西北三十里有豐山，與此置睿宗喬陵，改為奉先縣，隸京兆（今陜西蒲城縣）”。[1]《唐會要》卷七十云：“新升赤縣。奉先縣，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升，以奉陵寢，以張愿為縣令?！盵2]可知張愿曾做過奉先縣的縣令，而詩中的“明府”就是唐代縣令的別稱。又張愿為奉先縣令的時間為開元十七年（729年），而此時的孟浩然也恰在長安應進士舉，滯留京洛。孟浩然生于武則天永昌元年（689年），開元十七年時為四十歲，二人在時間上是重合的。且通過《新唐書?卷二百三》記載：“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3]，據此我們可推斷此時的孟浩然已有相當的知名度。二人處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且皆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張愿與孟浩然在此時是極有可能會有交集的。

第二，從還鄉時間考。開元十七年秋張愿休假還鄉，據《唐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張府君墓志銘并序》：“侄子愿述：君諱漪，字若水，范陽方城人。四代祖策，從后梁宣帝去西魏，子孫遂家襄陽焉?！盵4]張愿此時所歸的家鄉應是襄陽。襄陽，西漢始置，東漢時屬荊州南郡，魏晉時期置襄陽郡，郡治在襄陽城內，西魏改稱襄州，屬襄陽郡。唐武德四年改郡為州，貞觀初年置山南道，屬山南道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而孟浩然在舉進士不第后也返回了襄陽，“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盵5]孟浩然所作《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自君理畿甸，余亦經江淮。萬里音書斷，數年云雨乖。歸來休熱眨始得賞心諧。朱紱恩雖重，滄州趣每懷。樹低新舞閣，山對舊書齋。何以發秋興，陰蟲鳴夜階?！盵6]對二人各自的經歷進行了回顧，詩歌中對二人重逢的喜悅之情表達的淋漓盡致。另孟浩然詩歌中還記其登張愿海亭、與張愿登鹿門山、于張愿別業碧溪同作詩章、寒食日與張愿家宴等二人交友事跡，足見二人情誼甚篤。

所以，從上述的時間地點上分析孟浩然詩中的“張明府”即為張愿是較為吻合的。

二、“張郎中”考

同時在孟浩然詩中含有與張郎中交往的詩，亦如《盧明府九日宴袁使君張郎中崔員外》、《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園即事得秋字》、《同盧明府餞張郎中除羲王府司馬就張海園作》、《張郎中梅園作》、《送張郎中遷京》、《同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亭》等，與“張明府”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張郎中指的是何許人也。

第一，從他人的墓志來考。首先，在《唐故秀士張君墓志并序》中有關張愿家族的記載，“君諱點，字子敬，其先范陽方城人也。軒轅錫族，司空分派，繁衍廣大，自北徂南，九代祖貞，從西晉入東晉。六代祖策，去西魏自南齊，遷宦奕葉，因家樊沔。祖漢陽郡王中書令諫之，佐命元勛，建封立廟，服器有具，子孫其昌?！竹{部郎中愿，痛萼跗之不祿?！盵7]其次，在《大唐谷城縣令故張府君墓志》也有提及張愿曾任“郎中”一職，“公諱曛，字繼明。范陽方城人也。五代祖策，梁岳陽王諮議參軍?！婕碇贾M愿，皇駕部郎中，曹、婺等十一州刺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廿四州采訪黜陟使。公即采訪之第八子也?！彼?，從這兩個相關的墓志來分析張愿確實曾經任職過郎中的。

第二，從詩中所提及的地點考證?！锻R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亭》、《與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園即事得秋字》中的“海亭”、“海園”與《秋登張明府海亭》中的“海亭”應是同一地點，均指張愿的居處。所以詩中的“張郎中”應亦是張愿。

而有學者認為詩中的張明府、張郎中皆指的是張子容，如陳貽{作《孟浩然事跡考辨》、王耀斌作《孟浩然年譜》等均持此觀點。在此需指出的是，張子容雖與孟浩然為好友，而且孟浩然詩中亦有許多是反映其與張子容的友情的詩歌，張子榮也有許多的詩是與孟浩然同聲唱和的。比如孟浩然所作《除夜樂城逢張少府作》、《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與張子容的《除夕樂城逢孟浩然》、《送孟浩然歸襄陽二首》等相互唱和的詩都證明了他們兩個人之間深厚的交情。但是史料中關于張子容的記載甚少，僅在《唐才子傳q卷一q張子容傳》中有張子容明確的記載：

子容，襄陽人。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仕為樂城令。初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為生死之交，詩篇倡答頗多。后值亂離，流寓江表，嘗送內兄李錄事歸故里云：“十年多難與君同，幾處移家逐轉蓬。白首相逢征戰后，青春已過亂離中。行人杳杳看西歸，歸馬蕭蕭向北風。漢水楚云千萬里，天涯此別恨無窮?！焙缶箺壒贇w舊業，有詩集，興趣高遠，略去凡近。當時哲匠，咸稱道焉。[8]

通過此則文獻我們僅能得出張子榮與孟浩然二人關系甚好，同為襄陽人同隱鹿門山，為開元元年進士并曾擔任過樂城縣令的結論，而此結論仍需進一步詳證。

其一，關于張子容進士考的時間?！短撇抛觽鳌贩Q為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唐詩紀事》卷二十三載：“子容，先天二年進士，曾為樂城尉，與浩然友善?！盵9]考《登科記考》：“按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今從常無名改在是年?！盵10]另《唐才子傳》卷一“王灣傳”亦作“常無名榜進士”。足見史料關于張子容進士的時間記載是一致的，常無名、張子容、王灣等皆為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的進士。

其二，張子容是否任職過樂城縣尉，或在任職樂城縣尉之前的樂城是否擔任過其他官職也是需進一步考究的?？奸_元八年（720年）孟浩然有作《登峴亭寄晉陵張少府》可知，張子容先天二年及進士第后，擔任過晉陵縣尉。晉陵，《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常州》：“禹貢揚州之地。春秋時屬吳，延陵季子之采邑。漢改曰毗陵，晉東海王越謫于毗陵。元弟以避諱，宋、齊因之?！瓡x陵縣，本春秋時延陵，漢之毗陵也，后與郡俱改為晉陵。季札所居也”，[11]治所在今常州?！短撇抛觽鳌贩Q張子容任樂城令。樂城，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六載，：“樂城縣，本回浦縣地東晉孝武帝分永寧縣置，隋廢，載初元年復置”，[12]今浙江樂清。其究竟是任樂城令先還是晉陵縣尉先，據張子容自作《貶樂城尉日作》：“竄謫邊窮海，川原近惡溪。有時聞虎嘯，無夜不猿啼。地暖花長發，巖高日義低。故鄉可憶處，遙指斗牛西?！逼鋺怯赡骋还俾氋H為樂城尉，由一較發達處貶到窮海惡溪處，所以相對比研究來說應是任晉陵尉在先任樂城令在后。孟浩然所作《除夜樂城逢張少府作》、《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永嘉上浦館送張子容》、《永嘉別張子容》等俱可佐證張子容曾被貶為樂城縣尉。

關于張子容的其他事跡從孟浩然詩歌中可略知一二?！秾ぐQ巖張子容處士》曰：“白鶴青嚴半，幽人有隱居”，[13]這其中的“白鶴巖”應為張子容的住處。白鶴巖位于襄陽白馬山，《輿地紀勝》卷八二載：“白馬山，在襄陽縣東南十里，以白馬泉為名?！盵14]白鶴山與孟浩然的園廬相距甚近，為兩人的交流予以便利。關于張子容的其他事跡我們無法考證。

而對于孟浩然詩中的“張明府”和“張郎中”是張子容的說法，筆者認為是極具缺乏史料支持的，所以認為孟浩詩中的“張明府”和“張郎中”是張愿的說法更為貼切。

三、孟浩然入仕態度

實際上無論是張愿還是張子容都屬于官員，都有一定的任職經歷，而這正是孟浩然所缺少的，甚至說是羨慕的。其早年苦學，秉承儒教，懷有遠大的抱負，積極用世的思想亦是較為明顯，“吾與二三子，平生交結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鴻鵠心?！盵15]但其仕途發展并不順暢，中年應舉落第，后雖再次求仕但因無人引薦亦無果而終，惟晚年短入張九齡幕。在他的交友圈中，除了高臥云山的隱士類，更重要的是其與官場人士的交往，這在他的詩歌中有著充分的體現，如與張九齡的交往，其作《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迥張參軍》、《荊門上張丞相》、《和張丞相春朝對雪》、《張丞相登高楊樓》等。與襄州縣令盧Q的交往也較頻繁，其作《陪盧明府泛舟回作》、《和盧明府送鄭十三還京兼寄之什》、《盧明府九日宴袁使君張郎中崔員外》、《同盧明府餞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就張海園作》等。其甚至還與一些史書無考的官員的來往，其作《與張折沖游耆A寺》、《江上寄山陰崔少府國輔》、《贈簫少府》、《和張判官登萬山亭因贈洪府都曹韓》、《峴山送簫員外之荊州》等。

孟浩然與這些大小官員頻繁的交往正是其渴望入仕效忠明君的一種反映，同時這些人的發展于無形之中敦促著孟浩然積極入仕尋求一番作為，只是奈何其沒有得到合適的機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孟浩然并非一個純粹無關政事的隱士，其實際是在無入仕機會的境遇下做出的不得已的選擇而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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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送裴郎中貶吉州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溫庭筠 《上裴相公啟》 上啟時間 啟主

《上裴相公啟》是溫庭筠參加進士試前行卷的書信。對啟主“裴相公”及上啟時間，學界頗有爭議，莫衷一是。引起分歧的關鍵是對啟文中“旅游淮上”的事件及時間的看法不同。要考訂上啟的時間，進而考訂啟主“裴相公”的真正所指，需要先弄清啟文中“旅游淮上”的時間。

一、“旅游淮上”事件及時間考

1.“旅游淮上”事件考。細繹史籍可知，溫庭筠“旅游淮上”的經歷不止一次，因而需先弄清啟中的“旅游淮上”具體指哪次事件。

《玉泉子》對溫庭筠的“旅游淮上”有較明確的記載：

溫庭筠有辭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留后姚勖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狎邪所費：勖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

其他史籍中對此亦有相關記載：

吳興沈徽云：“溫舅（指溫庭筠）曾于江淮為親表槚楚，由是改名焉?！保?］90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绹在位時不為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游狹邪，久不刺謁。又乞索于揚子院，醉而犯夜，為虞侯所擊，敗面折齒?！ン拮灾灵L安，致書公卿間雪冤。［2］5079

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绹方鎮淮南，庭筠怨居中不為助力，過府不肯謁。乞錢揚子院，夜醉，為邏卒擊折其齒，……事聞京師，庭筠遍見公卿，言為吏誣染。［3］3787

上述是目前可看到的與“旅游淮上”相關的記載，由此可推斷出溫庭筠“旅游淮上”僅有兩次。一次是庭筠少年時，將應京兆試前不久，為時任揚子留后的親表姚勖所笞逐?！队袢印?、《北夢瑣言》所載當指此事。另一次是咸通中，當是庭筠中老年時①，過廣陵，為虞侯（邏卒）所辱。兩唐書所載即是。這兩次“旅游淮上”后的遭遇有許多相似之處，都在揚州“受辱”，都為此背負惡名，之后都致書公卿，以求雪冤。不同之處有三：一是施辱者不同，一為親表姚勖，一為低級官吏虞侯。二是受辱時庭筠的年齡不同，一為少年時，一為中晚年時。三是受辱的后果不同，一是科舉仕進之途受阻，一是惡名傳遍京城。這些異同之處易導致學界對“旅游淮上”受辱事件產生不同的理解，夏承燾、［4］409顧學頡［5］認為是指咸通中在淮南令狐绹指使虞侯折辱之事；
牟懷川、［6］劉學鍇［7］38則認為是指受姚勖笞逐之事。

據啟文可推見：“旅游淮上”當是指溫庭筠早年為姚勖“笞逐”之事，而非指中晚年遭受虞侯“敗面折齒”之事。理由如下。

其一，從其身世經歷的先后順序看。在啟中溫庭筠敘述了他“旅游淮上”之前的身世、經歷：出身顯赫家庭，曾占籍“遼西”，游學“稷下”。這些顯然是溫庭筠早年的行跡?！岸韺倭b孤牽軫”，即不久突遭某種變故，可能是父親亡故，或者收養人亡故。父死為“孤”，啟中屢次出現帶“孤”的詞語絕非偶然。這種變故使得溫庭筠落于“處默無衾，徒然夜嘆；
修齡絕米，安事晨炊”這樣一種衣食無著的境地。之后，他就“既而（馬上）羈齒侯門，旅游淮上”了。而他之所以會做出“旅游淮上”的決定，極可能是因為他的親表姚勖在揚州任鹽鐵官。溫庭筠早有盛名，姚勖出于親表關系及愛才心理，可能曾邀溫庭筠前往揚州，這從姚勖在溫庭筠“客游江淮間”時的舉動“厚遺之”也可見一二。而在咸通中歸江東前的溫庭筠已近老年，且已于數年前以被貶的名義釋褐，之前他不大可能還有游學“稷下”的舉動，那時的詩文中亦不見其遭遇某種重大變故的記述，那段時間他是在襄陽入幕于徐商，后又閑居于江陵。咸通前后的經歷與啟文中的“羈孤牽軫”、“直視孤?！敝Z不符。此外，溫庭筠“旅游淮上”后，即“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而咸通中令狐绹鎮淮南時，庭筠怨其居中時不為助力，過府不肯謁，故不曾有“投書自達，懷刺求知”之舉。

其二，從其“旅游淮上”的目的看。溫庭筠此行是由于“將從鄉里舉”故“客游江淮間”的。此行的目的很明確，即尋找仕進的機會。而咸通中，“失意歸江東”的溫庭筠的舉動卻是：與新進少年狂游狹邪，至揚子院乞錢而犯夜，過令狐绹的府地卻不肯拜謁，這些行為和啟文中的“投書自達，懷刺求知”毫不相干，他此次到揚州不過是路過而已。此外，早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夙著雄名，早隨計吏”的溫庭筠即被貶為隨縣尉，［8］實際上是以鄉貢進士的身份釋褐，此后便無須行卷了，其啟中應不再會出現“謹以文、賦、詩各一卷率以抱獻”之語了。

其三，從施辱者的身份看。啟文中有“杜摯相傾，臧倉見嫉。守土者以忘情積惡，當權者以承意中傷。直視孤危，橫相陵阻”等敘述施辱者情況及受辱原因的語句。夏承燾認為“守土者”指巡夜的虞侯，“當權者”指令狐绹。牟懷川則根據啟中杜摯、臧倉之典認為這兩者皆指宦官勢力?！笆赝琳摺敝傅胤介L官，虞侯乃巡夜的低級官吏，稱其為“守土者”似不大妥。此外，溫庭筠此次路經揚州，并無明確的求仕目的，故“絕飛馳之途”的說法無從談起，而且此時的庭筠已近老境、飽經滄桑，難以會有年少時的“飛馳”的想法了。至于杜摯、臧倉之典在這里的使用，究竟是出于他們的身份還是他們的行為？如果只因為臧倉是宦官，杜摯是和宦官甘龍一同破壞商鞅變法的秦國大臣，就由此斷定他們是指宦官勢力，證據似乎亦不夠充分。細繹啟文可推見，“守土者”當是和溫庭筠家有舊交情、對溫庭筠的家事有一定了解的人。因為嫉恨等原因，這位“守土者”忘記舊日的交情，對庭筠施以不友善的惡行，致使他背負惡名。而與之有關系的“當權者”則無視溫庭筠這種“孤?！钡臓顩r，又對其科考施加不良影響，即“絕飛馳之路”。由此，可以考訂“守土者”應指庭筠的表親、曾任揚子留后的姚勖，而非令狐绹。

溫庭筠“旅游淮上”時被姚勖“笞逐”的經歷在溫詩中亦有敘述，詩中所述與《上裴相公啟》中的“旅游淮上”前后的經歷甚為吻合。作于開成五年（公元840年）的《開成五年，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至王府。將議遐適，隆冬自傷，因書懷奉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回中蘇端公，戶縣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三友人一百韻》（以下簡稱《百韻》）一詩的開頭即有“頑童逃廣柳”之句。［9］119溫庭筠在回憶自己早年的讀書、宦游經歷時又云：“適欲群英集，將期善價沽。葉龍圖夭矯，燕鼠笑胡廬。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鼻皟删洚斨笢赝ン逌蕚鋺贾?，和《玉泉子》所載的“初從鄉里舉”相吻合。后四句則指應考前受到誣陷，即指“旅游淮上”受姚勖笞逐之事?！叭~龍”當指姚勖，溫庭筠認為他表面愛才，但實際上并非真的愛才，僅僅因為年少的溫庭筠“人之常情”的宴游行為，姚勖就“大怒”，甚至“笞逐”溫庭筠。姚勖前后反差甚大的舉動令溫庭筠“寒心”，認為自己是被姚勖欺騙了。因為姚勖的身份地位及和自己的親表關系，庭筠不便明言，故以此典隱晦道出。之后，溫庭筠就“文囿陪多士，神州試大巫”了，即受京兆府薦送，參加科舉考試了。

據上述可知，溫庭筠啟文中的“旅游淮上”應指庭筠早年之事，當在開成五年之前。至于此次“旅游淮上”的具體時間，還須分別考訂姚勖任揚子留后的時間和溫庭筠應京兆試的時間。

2.姚勖任“揚子留后”時間考。溫庭筠“旅游淮上”為姚勖笞逐時，姚勖時任揚子留后。揚子留后即鹽鐵轉運在揚州之分設機構，說明姚勖在“笞逐”溫庭筠時應為鹽鐵官。

對于姚勖的仕歷，牟懷川考之較詳。他由上述記載推斷，姚勖為揚子留后而知揚子院在開成四年（公元839年）五月“佐鹽鐵使務”之前，亦必在“知河陰院”以前，姚勖任揚子留后應在太和中后期至開成四年間，溫庭筠被笞逐亦當在這一期間?？紤]到姚勖開成四年五月已治河陰有相當時間，笞逐庭筠后也未必馬上離任，而溫庭筠也是在江淮一些時日后才受笞逐的，如此推算估計，溫庭筠“旅游淮上”約在太和、開成之交。此說比較可信。

3.“旅游淮上”后受京兆舉薦應進士試時間考。太和中后期至開成四年間，關于溫庭筠應進士試之事，兩唐書均未載。黃坤堯認為溫庭筠曾于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受地方舉薦到尚書省應進士試，［10］38不過他未曾論證。溫庭筠的《百韻》詩中對此有明確記載。此詩的詩題即已言明，開成五年秋本已被京兆舉薦應進士試，但因病“不得與鄉計偕至王府”，此行未果?！栋夙崱吩娫凇皩﹄m希鼓瑟，名亦濫吁竽”句下有自注云：“予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笨梢娡ン抻陂_成四年秋亦為京兆府舉薦應進士試。溫庭筠曾于開成四年、五年連續兩年受京兆府舉薦參加進士試，據詩中所述可知，兩次應試正是他“旅游淮上”被姚勖笞逐后發生的。其中開成五年秋那次因“抱疾”而未成行。那么開成四年秋的應試是有記載的溫庭筠最初的一次科舉考試嗎？

在《感舊陳情五十韻，謝淮南李仆射》（后簡稱《感舊》）詩中亦有關于受舉薦參加進士試的敘述：“未知魚躍地，空愧鹿鳴篇。稷下期方至，漳濱病未痊?！薄罢臑I病未痊”原注云：二年抱疾，不赴鄉薦試有司。顧學頡據《百韻》及《感舊》兩詩的自注認為這里的“二年”必指開成二年，而非咸通二年。此說甚是。由此可推知，早在開成二年（公元837年），溫庭筠就已被薦，“試有司”了，只是由于“抱疾”未成行而已，那么庭筠“旅游淮上”后受地方舉薦應進士試當在此年。

唐代的進士、明經試一般即在正二月舉行，各地最遲將舉子于十月送到京都［11］52。溫庭筠“旅游淮上”是在其“少年時”、“初將從鄉里舉”之前，那么此處的“鄉里舉”應是指參加開成二年正二月的進士試前的地方考試，即“赴鄉薦試有司”中的“鄉薦”，由于舉子須于八月行鄉飲酒，故地方考試的時間為開成元年（公元836年）八月之前。溫庭筠應當在開成元年五六月之前從揚州回到隸屬京兆府的故鄉鄠縣②，參加縣、州兩級考試?？紤]其從揚州歸故鄉的路途亦需花費一定的時間，“旅游淮上”的時間至遲當在開成元年年初。

二、上啟時間考辨

溫庭筠“旅游淮上”的時間至遲當在開成元年年初，又據《玉泉子》及啟文的敘述可知，揚州被笞逐嚴重影響了溫庭筠的仕進之路，極可能使其無法參加開成二年的進士試。由此，溫庭筠投書“裴相公”尋求幫助，希望洗去冤屈，以免影響以后的仕進。因此，上啟的時間應在開成二年科舉試前，舉子們舉送京都后，即開成元年年末。目前關于上啟時間的三種看法，分別存在一些疑點，下面分別對此進行辨析。

關于夏承燾的咸通四年（公元863年）說。此說的疑點有三：一是似乎未考慮到溫庭筠淮南受辱其實有兩次，未曾進行論證即把溫庭筠“旅游淮上”受辱事件和《舊唐書》所記“致書公卿間雪冤”之事聯系在一起。二是咸通四年時的溫庭筠已釋褐，不必再投書行卷了。三是若上啟時間為咸通四年，“裴相公”只能是裴休。但裴休大中十年既已罷相，至咸通四年時已近十年，姑且不論稱謂有何不妥，不知此時他是否尚有“懸解”之力以語救困濟厄呢？而且裴休此年似已去世，《舊唐書》云：“咸通初，入為戶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師，卒?！?/p>

關于劉學鍇的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說。劉學鍇認為庭筠此啟上于“旅游淮上”之后十七年（公元835—852年）［7］40。若如劉學鍇所言，這與庭筠上啟“裴相公”尋求雪冤的目的不符，事隔十七年方才尋求雪冤不大合乎人之常情，啟文開頭的“斯則沒為癘氣，來撓至平；
敷作冤聲，將垂不極”則不知該如何解釋了。未細繹啟文的文義，僅以裴休任職的時間來推斷溫庭筠上啟的時間，此說亦難以令人信服。

關于牟懷川的開成四年首春說。對于此種說法，劉學鍇已指出其不妥之處，他認為自開成三年（公元838年）以來，度已年高衰病，溫庭筠不大可能于度衰病時上啟求助，且以文、賦、詩各一卷抱獻。此時上啟有悖人之常情。［13］此說甚是。

如前所述，溫庭筠“旅游淮上”的時間至遲當在開成元年年初。據《玉泉子》及啟文的記載可知，揚州被“笞逐”影響了溫庭筠的科舉之路，極可能使得他未能參加開成二年年初進行的進士試。于是，溫庭筠為洗冤和今后仕進的考慮，投書“裴相公”求助。因此，上啟的時間應在舉子們赴京應進士試后不久，即開成元年年末。

三、啟主“裴相公”考辨

溫庭筠上啟的時間應在開成元年年末，這段時間可稱“裴相公”者，只有裴度一人。劉學鍇對裴度說持有異議，主要的理由是認為此啟的題目中對啟主的稱謂不符合唐人重官職的習俗。［13］

唐人在稱謂上是有重官職的習俗，這不假，但在其他唐代詩人的詩題中有不少在裴度憲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封晉國公后仍稱呼裴度為“裴相公”的情況，現舉例如下：

白居易的《宿裴相公興化池亭》?！栋拙右啄曜V》系此詩于太和二年（公元828年）。白居易的《酬裴相公見寄二絕》，此詩當為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將罷刑部侍郎時所作。劉禹錫的《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雙鶴》。其中有“經年留滯清洛苑”的詩句，亦當太和三年白居易將罷刑部侍郎時為所作。張籍的《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云“盛德雄名遠近知，功高先乞守藩維。銜恩暫遣分龍節，署敕還同在鳳池。天子親臨樓上送，朝官齊出道旁辭。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碑敒樵褪哪辏ü?19年）所作，時裴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2］4421。

裴度于太和八年（公元833年）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充東都留守，依前守司徒、兼侍中”。白居易等人的詩題中稱裴度為“裴侍中”者，皆為太和八年三月后所作，如：白居易的《夜宴醉后留獻裴侍中》、《集賢池答侍中問》，劉禹錫的《奉和裴侍中將赴漢南留別座上諸公》等［16］343。

此外，在唐文題目中也有一些裴度于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封晉國公后仍稱呼裴度為“裴相公”的情況。

《劉賓客文集》卷十五中有《代裴相公辭官表》一文。其中的“裴相公”即裴度。此文云：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壽雖不長，亦不為短。為忝公臺近十五年，皆由際會非以才進。懼官謗以招國刑，今被病得死，保其始終為幸甚。

裴度卒于開成四年三月四日，時年七十五歲，［2］4433依此類推，裴度六十七歲那年即太和六年（公元831年），此時的裴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故有此辭官之舉。

由上舉各例可知，唐人在稱謂上是有重官職的習俗，但并非絕對嚴格，也存在一些例外。溫庭筠詩題中未出現稱呼裴度為“裴相公”的情況，和其詩文散佚嚴重有一定關系，若僅根據溫庭筠啟文題目中的稱謂就斷定“裴相公”不可能是裴度，理由似乎不是很充分。

此外，由于上啟的時間尚待考定，開成四年首春只是一種看法，其實上啟的時間應該再早二三年，所以劉文所言“不應直到開成四年首春所上之啟仍只稱‘裴相公’”的說法亦難以成立。

溫詩《中書令裴公挽歌二首》亦透露出溫庭筠和裴度的交游情況及曾為裴度薦舉的情況。其前一首詩云：“銘勒燕然暮，碑沉漢水春。從今虛醉飽，無復污車茵?！薄皬慕裉撟盹枴倍涫褂昧藵h相丙吉不責罰因醉而污車茵（車上的席墊）的官吏的故事，據此可知，溫庭筠與裴度相識，曾參與裴度宴游。宴游當在溫庭筠“少年”之時，因年歲尚幼，故在與裴度宴游的當時名流的詩集中難覓其名。宴游與“旅游淮上”可能同為溫庭筠早年的經歷，兩事相隔時間不會遠，這也是溫庭筠上啟于裴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后一首詩云：“空嗟薦賢路，芳草滿燕臺”溫庭筠于開成四年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空嗟薦賢路”很可能即指此事。

綜上所述，溫庭筠《上裴相公啟》一文中的“旅游淮上”應發生于開成元年年初，系庭筠早年的行跡，溫庭筠上此啟的時間應在當年年末，啟主是舉薦過溫庭筠的一代名相裴度。

注釋：

①溫庭筠的生年，史書未載，目前有三種說法；
“元和”說、“貞元”說、“長慶”說。最早為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最晚為長慶元年（公元824年）。詳情參見王麗娜.溫庭筠生平事跡考辨.山西師范大學學報，2004，（2）.

②關于溫庭筠的寄籍，史書未載，詳情參見王麗娜.溫庭筠生平事跡考辨.山西師范大學學報，2004，（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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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劉學鍇.溫庭筠傳論［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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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溫庭筠著.曾益箋注.溫飛卿詩集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黃坤堯.溫庭筠［M］.臺北:臺北國家出版社，1984.

［11］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范文第3篇

關鍵詞：
中唐文學；

南貶詩人；

屈原情結

abstract: those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ll showed a qu yuan complex in their poems. for exa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qu yuan"s poems, such as li sao and jiu ge, liu yuxi and liu zongyuan expressed primarily a spirit of complaint and fury while the more rational yuan zhen and bai juyi both accepted qu yuan"s character of loyalty and uprightness but refused to follow his will of consistence. in contrast, han yu and li shen expressed their complaint about innocent mistreatment by comparing their experience to qu yuan"s miserable treatment. the qu yuan complex of the poets relegated in the early and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was the very source of that of the relegated poet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in general, the former was rational while the latter was sentimental but more tragic than the former.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the qu yuan complex

貶謫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常見現象，至少從屈原起，貶謫又和文學發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號稱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遼闊，其駕馭臣下，恩威并施，對于犯法忤旨的官員，往往給以貶謫。所貶之地，以嶺南、湖南最為殘酷。嶺南、湖南地區，遠在天涯，習俗迥異，加以瘴癘蠻荒，故北方士人視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貶數量甚大的時代，明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8中，曾舉出歷代流貶的士人多達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貶士人之大多數。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詩人貶謫較為集中的時代，著名者就有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李紳、呂溫等。他們多數是具有經世治國抱負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濁的時代因素，或權力角逐的宦海風波，被疏離于權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貶謫蠻荒。政治生命的終結，人生經歷的巨大落差，極大地撼動其破碎的心靈，在對政治前途的幻滅中，他們把精力與心智轉向了文學創作，以其文學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補償政治的失意。這種與屈原相似的經歷，使他們對屈原產生了特殊的情結。由于每位詩人貶謫經歷的不同，其屈原情結，也表現出各自的個性差異。本文選取劉禹錫與柳宗元，元稹與白居易，韓愈與李紳6位大約三種類型的貶謫詩人，作為考察對象。

一

劉、柳的貶謫，是由參加王叔文集團達到最高峰而轉眼之間跌入命運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過程。在貶謫生活中，他們又堅持自己行動的正義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們復雜的貶謫生活和貶謫心態，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貶謫是他們政治命運的終結，同時也是文學命運的發展，貶謫的過程使他們成就為大作家，他們無疑是中唐元和時期貶謫文學的代表。在貶謫過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們與屈原發生了共鳴，特別是受屈原《離騷》、《九歌》等作品的影響，怨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資料，《舊唐書·柳宗元傳》：

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蠻荒，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郁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凄惻。［1］卷160

《新唐書·柳宗元傳》：

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郁，一寓諸文，仿《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2］卷168

劉禹錫《竹枝詞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于今荊、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3］卷27

《舊唐書·劉禹錫傳》：

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書·劉禹錫傳》：

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佇。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說：“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間歌舞，采其聲容，廣其情志，作《九歌》，影響后世文學者頗著，唐劉禹錫在建平，追蹤屈原，亦留意民間歌舞，采其聲容，廣其情志，作《竹枝詞》九篇，遠近傳唱?！保?］4-5可以見出屈原的創作對劉禹錫的影響。

屈原一生堅持理想，堅持正義，九死未悔，為了表現自己高潔的情懷，他在流放瀟湘之時，寫作《離騷》，以抒發怨憤，為南方文學奠定了良好的開端。劉禹錫被貶朗州司馬，選擇居所以招屈亭為鄰，其《酬朗州崔員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人舊居見懷之什，時守吳郡》云：“昔日居鄰招屈亭，楓林桔樹鷓鴣鳴?！保?］319以屈原為代表的楚騷文化，融匯在劉禹錫的創作中，他在《武陵書懷五十韻并引》中說：“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出補連山守，道貶為是郡司馬。至則以方志所載而質諸其人民。顧山川風物皆騷人所賦，乃具所聞見而成是詩，因自述其出處之所以然?！保?］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競渡的風俗以紀念這位愛國志士，劉禹錫在朗州寫了《競渡曲》，自注稱：“競渡始于武陵，至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義，事見《圖經》?！痹娫疲骸办`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K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保?］341

劉禹錫的很多作品學習屈原。他的《問大鈞賦》即模仿《天問》，最后說：“楚臣《天問》不酬，今臣過幸，一獻三售?！保?］3他的《何卜賦》則又模仿《卜居》，用問卜的方式抒寫內心的憤懣。至于詩文中用《楚辭》典故之處，則更多，如《早春對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寧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長吟醴有蘭?！保?］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蘭，思公子兮不敢言?！彼约阂苍凇秳e夔州官吏》中說：“唯有《九歌》詞數首，里中留與賽蠻神?！保?］571這是他學習屈原的真實寫照。

劉禹錫在朗州，因為特殊的遭遇和處境，他靈心善感，聽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說：“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保?］342

柳宗元與劉禹錫一樣，他被貶永州不久，就寫下了聲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實則是吊自己?！昂笙壬w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攬蘅若以薦芳。愿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晃?！逼滟澝狼f：“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薄案F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保?］516-517實際上也是自己堅持正義，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懲咎賦》等，也是摹擬屈騷之作。名為“懲咎”，實是述志。對永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對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說：“處卑污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盡管有救世濟時的抱負，但“讒妒構而不戒兮，猶斷斷于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廢削，貶謫南荒，孤囚無依，神態荒耗。賦的最后寫道：“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5］56仍要堅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盡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撓。清人林紓《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為《騷》及《九章》，蓋傷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為不知人，于己為無罪，理直氣壯，傅以奇筆壯采，遂為天地間不可漫滅之至文。重言之，不見其沓；
昌言之，莫病其狂。后來學者，文既不逮，遇復不同，雖仿楚聲，讀之不可動人。惟賈長沙身世，庶幾近之,故悲亢之聲,引之彌長,亦正為忠氣所激耳。柳州諸賦,摹楚聲，親騷體，為唐文巨擘?！保?］64-65

劉、柳貶謫南方，受南方文學精神的薰陶，特別是受屈原騷怨精神的影響，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為深沉的思想內涵，另一方面對永貞革新失敗后被貶的命運更增添了悲劇性色彩。劉、柳的文學對于南方文學更有很大的影響。南方的文學，尤其是湖南一帶的楚地，春秋戰國時期，雖孕育了偉大的詩人屈原，文學上放出了異彩，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大一統天下的出現，政權的中心長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區，則成為蠻荒地帶，更是流人的處所。賈誼到了長沙，已深感“地卑濕”，而“壽不得長”。嶺南一帶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時，柳州風俗落后，人民愚昧，與中原不同。韓愈在《柳州羅池廟碑》中，說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動以禮法?！谑敲駱I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以至于當時民謠有“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色依然在，千株綠拂天?！保?］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帶幾乎沒有文學，此后柳州以至嶺南文學的發展，是柳宗元開其風氣。劉、柳的文學受南方文學精神的熏陶，他們自己的文學又對南方的文學影響極大，這是相輔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貶謫，宋陳振孫《白文公年譜》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請急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非諫職言事，惡之，會有惡公者，言其母看花墮井死，而作《賞花》及《新井》詩，貶江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復理郡，又改司馬?！保?］19白居易貶江州司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與柳宗元為友，后來蹤跡漸疏，蓋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禍，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詩，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9］2330之語。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結，但與劉禹錫、柳宗元的執著精神卻截然不同。他在《詠懷》詩中說：“自從委順任浮沉，漸學年多功用深。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L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保?］1024又在《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十三中說：“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甕間臥，憔悴澤畔行。彼憂而此樂，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飲酒，勿思身后名?！保?］306-307其《詠家醞十韻》又云：“獨醒從古笑靈均，長醉如今學攵伯綸?！保?］1389白居易對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對其精神也是贊揚的，但他并非像劉、柳那樣，帶著滿腔的激情，對屈原的身世表現出極大的贊嘆，對其作品極力地效法，故而將自己的遭遇與創作融為一體，表現出巨大的憂憤情懷。白居易則非常理智，既對屈原忠直的精神與苦志的追求表示認可，但并不學習屈原執著的意志?！霸诎拙右卓磥?，屈原不能委順從命，忘懷得失，其結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終究于事無補。與其如此憂怨苦悶，損性傷身，倒不如沉溺酒鄉，泯滅悲喜，得樂且樂，這樣反倒更自由、更灑脫。于是，他為自己選擇了一條與屈原大異其趣的‘獨善’之路?！豹?0］

白居易 “獨善”的思想，使其在歸趣上與屈原完全不同。他對屈原的經歷與精神，更多的是慨嘆，而很少效法。為了加強慨嘆的力度，他還將屈原與賈誼相提并論。其《讀史》五首之一云：“楚懷放靈均，國政亦荒淫。彷徨未忍決，繞澤行悲吟。漢文疑賈生，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為心。士生一代間，維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保?］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說：“楚懷邪亂靈均直，放棄合宜何惻惻。漢文明圣賈生賢，謫向長沙堪嘆息?！保?］1041從時代環境來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亂世，與賈誼所處的環境極為相似，身處治世而被逐，其情懷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對屈原的態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狀態，這也是“安史之亂”后出現的失意詩人心理狀態的延伸與發展。中唐前期詩人劉長卿《長沙過賈誼宅》詩云：“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后，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吊豈知。寂寂江山搖落后，憐君何事到天涯?！保?1］337表現悲苦自傷之情，入木三分。清喬億《大歷詩略》評曰：“極沉摯以澹緩出之，結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讀此詩須得其言外自傷意，茍非遷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詩與劉長卿詩一樣，也表現出濃厚的自傷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脫的詩人，故而常將屈原與陶淵明比較，前面所引的詠陶詩中提及屈原，就是明顯的例證。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過專門的研究，認為白居易“要擺脫屈原的影響，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須找到一個足以引導自己走向解脫的范型，這個范型，白居易一眼選中了陶淵明”?！安贿^，白居易對陶淵明的全身心的擁抱并不在此時，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驟然沉淪的貶謫之后”［10］。實際上，我們觀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境界，因而無論在什么時候，都不會全身心地擁抱陶淵明，只是將陶淵明的避世作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劑良藥而已。他雖然有很多詩篇涉及陶淵明，但只是汲取陶淵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淵明具有濃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據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體現了老莊超越塵世、追求隱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則一生糾纏于世俗的宦途與浮囂的名利場中，從沒有過徹底堅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執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賈誼、陶淵明之間搖擺不定。這也是中國歷代文人的典型狀態?？娿X先生在《詩詞散論》中說：“詩以情為主，故詩人皆深于哀樂，然同為深于哀樂，而又有兩種殊異之方式，一為入而能出，一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曠，往而不返者纏綿，莊子與屈原恰好為此兩種詩人之代表?！w莊子之用情，如蜻蜒點水，旋點旋飛；
屈原之用情，則如春蠶作絲，愈縛愈緊。自漢魏以降之詩人，率不出此兩種典型，或偏近于莊，或偏近于屈，或兼具莊、屈兩種成分?！保?3］24-25白居易則為“兼具莊、屈兩種成分”之詩人。

元稹的貶謫經歷與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為劾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內外權臣的嫉恨，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在江陵時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萬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興衰還付天。棲棲王粲賦，憤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終宛然?！保?4］卷4詩中既沒有怨恨，也沒有贊嘆，只是站在旁觀者的視角，對楚國的歷史及屈原的憤慨與幽恨作理智的評判。故清人黃叔燦《唐詩箋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終古不改，人之窮達總由天命，如王粲之賦《登樓》，屈平之作《離騷》，空自結恨，江流宛然而幽恨總難伸也?！庇衷　侗硐氖住菲涫疲骸办`均死波后，是節常浴蘭。彩縷碧筠粽，香粳白玉團。逝者良自苦，今人反為歡。哀哉徇名士，沒命求所難?！保?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參軍任，逢端午節，有感于當時紀念屈原的習俗而作此詩?！笆耪吡甲钥?，今人反為歡”，評判的意味也非常濃厚。與白居易一樣，元稹也崇尚陶淵明，其《歸田》詩云：“陶君三十七，掛綬出都門。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種桔槔園。千萬人間事，從茲不復言?！保?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為通州司馬，這首詩作于貶謫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對于田園生活的向往，但這種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種補償，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貶謫的過程中也兼有屈原與陶淵明的情結，表面上與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沒有白居易那樣的追求，更沒有達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韓愈的貶謫共有二次，一是由監察御史貶官陽山令，原因是論宮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參軍。二是由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評憲宗迎佛骨的錯誤。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職。韓愈被貶時期的作品，仍然表現出較為濃厚的屈原情結。

韓愈《湘中》詩云：“猿愁魚踴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扣舷歌?！保?5］184貞元末年，韓愈官監察御史。宮市之弊，諫官論之，德宗不聽。韓愈則上章數千言極論之，觸怒德宗，被貶為連州陽山令。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達湘中而作此詩。詩中暗用《楚辭·漁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莞爾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保?6］179-181韓愈以屈子自比，以說明賢者遭黜，而又以漁父詠歌，表明隱者得全，抒寫自己的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無處，故詩人悵然若失，更聞漁者自歌，徒添惆悵之懷。無端被貶之牢騷，透露于字里行間。韓愈《祭河南張員外文》敘其陽山之貶，與《湘中詩》情調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保?7］313他在貶謫中懷念屈原之詩還有：《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詩云：“靜思屈原沉，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妒忌，疑灌共讒諂?！保?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雙雙歸蟄燕，一一叫群猿?；厥啄锹務Z，空看別袖翻?！保?5］330

第二次貶謫是由刑部侍郎貶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雖未免罪，亦值慶幸，故作《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詩：“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雁，南遷才免葬江魚?！保?5］1173第四句用屈原《漁父篇》典故：“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保?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韓愈拜國子祭酒。十月未離袁州時，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缮裰?，啟帝之心；
去潮即袁，今又獲位于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則韓愈無論在貶謫過程中，還是量移或內召的時候，都會想到屈原與屈原作品中描寫的神靈。

李紳的貶謫，主要是長慶四年（824）由戶部侍郎貶為端州司馬。有關南貶時涉及屈原的詩作，只有《涉沅瀟》一首，而僅這一首詩就將其貶謫時的屈原情結表現得淋漓盡致：“屈原死處瀟湘陰，滄浪淼淼云沉沉。蛟龍長怒虎長嘯，山木波浪深。煙橫日落驚鴻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鴻叫離離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靈江暗揚波濤，黿鼉動蕩風騷騷。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漢沉浮鬼號。屈原爾為懷王沒，水府通天化靈物。何不驅雷擊電除奸邪，可憐空作沉泉骨。舉杯瀝酒招爾魂，月影氵晃漾開乾坤。波白水黑山隱見，汨羅之上遙昏昏。風帆候曉看五兩，戍鼓遠山響。潮滿江津猿鳥啼，荊夫楚語飛蠻槳。瀟湘島浦無人居，風驚水暗惟鮫魚。行來擊棹獨長嘆，問爾精魄何所如?！保?8］5 462-5 463這首詩是回憶自己南貶時經過沅瀟之作，前面12句既傷悼屈原，亦以自悼，通過蒼茫陰晦的背景烘托，表現了逐臣的悲憤與感傷。自“屈原爾為懷王沒”句以下，則對屈原招魂與哀悼，并寄希望于神靈驅除奸邪，實則上也是作者對現實失望后無可奈何的心理狀態的流露。結語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與韓愈詩相同的是，詩所表現的都是自己無辜被害的怨憤，側重于個人情懷的抒發。盧燕平對于李紳詩歌的基調曾作過總體的概括：“分析李紳詩歌表現的主要心態，也可見他是一個善于表現一己情懷的主觀型詩人?！保?9］這個判斷大致是不錯的。由此可見，李紳與韓愈的屈原情結，既不同于劉禹錫、柳宗元與屈原貫通的騷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審視。

四

中唐南貶詩人的屈原情結，與初盛唐貶謫的詩人有著很深的淵源關系。南貶的詩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問、沈亻全期、杜審言、張說、張九齡等，更為重要的是，偉大詩人李白在“安史之亂”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結的基礎上，加上了憤激與不平的內涵。沈宋二人本為宮廷詩人，南貶之后，不幸的命運與南方的風物使得他們的詩風有了改變，在詩中注入了真情，回旋著憂傷，也對屈原的貶謫生涯產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問《送杜審言》詩云：“別路追孫楚，維舟吊屈平?！保?0］398

張說在武后時被張昌宗、張易之構陷而貶于嶺南，又遷岳州，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澤一老翁?！瘎t知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寬，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以自安?！保?1］卷294雖未見張說直接詠嘆屈原的詩作，但他貶謫后的作品多?？啾兄~，則與屈原、賈誼的遭遇與情懷是相通的。

張九齡本身為南方人，又被貶于始安，“托諷禽鳥，寄詞草樹，郁然與騷人同風”［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為自己理想人格來追求的。如其《感遇》詩：“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保?8］571這首詩是張九齡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離騷》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茍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來。它強調的是詩人品德的自我修養，抒發了詩人對理想人格的執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辭意象之詩還有《雜詩五首》之三：“酷在蘭將蕙，甘與葵與藿?！保?8］570

但是中唐貶謫詩人，對于具有同樣貶謫命運的盛唐名相張九齡是頗有微詞的。因為唐人之貶謫南荒，與張九齡有很大關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議，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納，從此，交通困難，氣候惡劣，山川阻隔，有去難歸的嶺南、湖南地區，就成為罪臣的去所?！杜f唐書·劉禹錫傳》說：“禹錫積歲在湘醴間，郁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嘆；
自退相守荊州，有拘求之思。托諷禽鳥，寄辭草樹，郁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對張九齡的所為，頗為不滿。

李白對于屈原，因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懷，故其一生都處于對屈原的贊嘆與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對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擬恨賦》云：“昔者屈原既放，遷于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楸?！缆窆怯跍O水，怨懷王之不收?！保?3］15《古風》其五十一云：“比干諫而死，屈原竄湘源?！硐叹脺S沒，此意與誰論?！保?3］148《行路難》其三云：“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保?3］191《贈漢陽輔錄事》云：“應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保?3］582其次是對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辭體》，就是仿效《楚辭》所作的詩，有“恨獨宿兮傷離居”，“橫流涕而長嗟，折芳洲之瑤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對屈原景仰與贊賞?！豆棚L》其一云：“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保?3］87《江上吟》云：“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保?3］374第四是將屈原引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懷?！断娜罩T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云：“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保?3］1290《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一朝復一朝，發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保?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傷江楓，謝客拾海月。懷沙去瀟湘，掛席泛冥渤?！保?3］929《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保?3］685-686《贈別鄭判官》：“三年吟澤畔，憔悴幾時回?！保?3］733

由上面的論述可見，中唐貶謫詩人的屈原情結，與他們的前輩詩人有共同之處，但因時代環境及個體的差異，又體現出各自的特點。初盛唐貶謫詩人對于屈原，重在表現其對理想人格的追求，盡管也以自己的遭遇與屈原相比擬，但作品中所抒寫的哀苦之詞并不是占主導地位的。而中唐貶謫詩人的屈原情結則是其悲苦與憤懣情懷的表現，他們在政治失意之時，通過對屈原遭遇的慨嘆來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對屈原文學成就的學習與追求，以求得對政治失敗的補償。他們的屈原情結，盡管有理性與情感之別，但總體上悲劇氣氛要比初盛唐時期濃厚得多。

［ 參 考 文 獻 ］

［1］ 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75.

［3］ 劉禹錫.劉禹錫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4］ 任半塘.唐聲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柳宗元.柳宗元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79.

［6］ 林紓. 韓柳文研究法［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14.

［7］ 劉斧.青瑣高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 白居易.白香山詩集［m］.清四部備要本.

［9］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 尚永亮.論白居易對屈原陶潛的取舍態度及其意識傾向［j］.中州學刊,1993(2)：.

［11］ 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m］. 北京：中華書局,1996.

［12］ 陳伯海.唐詩匯評［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13］ 繆鉞.詩詞散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 元稹.元稹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82.

［15］ 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6］ 洪興祖.楚辭補注［m］. 北京：中華書局,1983.

［17］ 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8］ 曹寅.全唐詩［m］. 北京：中華書局,1960.

［19］ 盧燕平.李紳新論［j］.文學遺產,2004(4)：.

［20］ 陶敏.宋之問集校注［m］. 北京：中華書局,2001.

［21］ 董誥.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范文第4篇

在唐代，州級與縣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關系還表現在州級官員參與對縣級官員的考課。

根據仁井田陞先生復原的唐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和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的《考課令》：“縣令已下及關鎮戍官岳瀆令，并州考，津非隸監者，亦州考?！保ㄗⅲ喝示镪叄骸短屏钍斑z·考課令》，第327頁。此條《考課令》亦見《五代會要》卷一五《考功》：“后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十月三日，尚書考功條奏格例……”及《冊府元龜》卷六三六《銓選部·考課一》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按照唐令的規定，縣級官員中，自行政長官縣令到其余的流內、流外官員以及吏職的考課工作統統歸它的上一級州級負責。關于這種制度實施的時間可見以下四段史料。

《朝野僉載》卷四：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被發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　“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笔》?，解見任。

這是唐初刺史對所屬縣令進行考課的情況。

《太平廣記》卷八二《異人二·鄭相如》引《廣異記》：

其年（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果進士及第，辭（鄭）虔歸鄉，及期而選，見虔京師，為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于是辭虔赴任。初一考，問衢州考吏曰：“鄭相如何？”曰：“甚善?！眴柶湔?，曰：“如古人?！倍加挚贾?，曰：“無恙?！比加謫栔?，考吏曰：“相如?？己?，暴疾不起?！保ㄗⅲ骸短綇V記》卷一四八《定數三·鄭虔》引《前定錄》略同，記鄭相如任衢州信安尉在天寶四載。）

這是唐中期衢州考吏對信安縣尉進行考課的情況。

《五代會要》卷一五《考功》：

后唐天成元年十月三日，尚書考功條奏格例……縣令已下及關鎮庶官、岳瀆令并州考。津非隸監者亦州考。

《全唐文》卷一九后唐明宗《令州府長吏每年考課縣令敕》：

縣令化洽一同，位居百里，在專勸課，撫育疲羸。茍或因循，是孤委任。宜令隨處州府長吏，逐縣每年考課，如增添得戶稅最多者，具名申奏，與加章服酬獎。如稍酷虐，輒恣誅求，減落稅額者，并具奏聞，當行朝典。

以上兩條史料是五代后唐時對州級主持縣級官員考課的規定?？梢?，這種由州級主持縣級官員考課的制度，從唐初便開始實行，一直延續到五代而沒有發生變化。

唐代的考課程序，采取的是級級上報的形式。關于縣級官員的考課程序，我們先看下面這件吐魯番文書。73TAM206∶42/5《唐高昌縣勘申應入考人狀》：（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5冊，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268頁。）

（前缺）

1　送曹司依例支配，應入考者令早裝束。今年函使縣

2　未申牒舉請裁者。入考函使準狀下高昌縣，速勘申

3　者，縣已準狀付司戶檢，得報。依檢案內令注如前者，今以狀。

4　令方

給事郎行丞元泰

據李方先生考證，這是一件高昌縣向西州申報應入考人狀，這里的考人是指參加考課的官吏。（注：李方：《唐代考課制度拾遺——敦煌吐魯番考課文書考釋》，韓金科主編：《"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2頁。）縣級官員的考課一般為應考者本人具錄當年功過行能，稱為“考簿”、　“考狀”或“考解”（注：黃清連：《唐代的文官考課制度》，《唐代研究論集》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94頁。）。然后交縣級主持考課的司功佐審核匯總，即所謂“送曹司依例支配”，再由縣令上報州級。州級還要派遣所謂“入考函使”下縣，對縣級官員的考課工作進行監督。唐制，京畿縣有司功佐，諸州各縣不設司功。在這種情況下，縣屬應考官由縣令注考后，要經縣司戶檢核，再由縣令向州申報，并要赴州參加考課。即諸州各縣可能由縣司戶兼掌一定的考課事。（注：宿志丕：《唐代官吏考課制度》，《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第62頁。）縣令在匯總了縣級官員的考狀后，按規定是呈送它的上級州級繼續檢核，那么州級具體是由哪些官員負責縣級官員的考課工作呢？

《唐六典》卷三《三府督護州縣官吏》：

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考核官吏……其吏在官公廉正己清直守節者，必察之；
其貪穢諂諛求名徇私者，亦謹而察之，皆附于考課，以為褒貶。

明確記載州刺史具有考課職能，其所考課官員的范圍應為州級及其屬縣級官員。關于刺史主持縣級官員考課的例子，可見以下兩段史料。

《唐代墓志匯編》開元363《大唐故毫州譙縣令梁(玙)府君之墓志》：

其年放選，鄭部雄藩，原武大邑，公（梁玙）牽絲作尉，道德安人，草偃風行，成加恩布，統軍糧數萬，涉大海三千，足履波濤，躬巡委積，不時，克濟軍須。州將嘉之，超升考課。扶風右輔，石柱當衢，人士殷繁，物產眾夥，改授公茲邑尉。

《大唐新語》卷六《友悌》：

裴景升為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最課?？紳M，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考終為迷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冀中也?！睘橹~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嘈那骞?，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動?！睍r人咸稱亮之推賢。景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可見，刺史是總領縣級官員考課的官員。但是刺史在對縣級官員考課方面所做的具體工作還不十分明了。我們先來看看下面的敕文。

《唐會要》卷六九《縣令》載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正月敕：

守宰親民，職當撫字，三載考職，著在格言。貞元之中，頻有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縣令得三考，兩府畿亦罕及二年，以此字民，望成其化，簿書案牘，寧免奸欺。道路有迎送之勞，鄉里無蘇息之望。自今已后，刺史、縣令除授后，一例滿三十六個月，方得更換。其責受遷擢，即不在此限。其替后，量其課績，作等聞奏。其在第一等，中書門下及吏部優與處分。第二等，依資改轉。第三等，量加降黜。其授替后，委刺史錄事參軍比量等第，申觀察使，便與本判官勘覆，詣實申奏。以后因事考核，有不如所奏，觀察判官、錄事參軍，據人數節級懲罰，觀察使奏聽進止。

可知負責縣級官員考課的州級官員除刺史外，還有錄事參軍事，那么他們二者的具體分工是什么呢？《大唐新語》卷二《剛正第四》：

（李）祥解褐監亭尉，因?？紴殇浭聟④娝鶖D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錄事恃糾曹之權，祥當要居之地，為其妄褒貶耳。使祥秉筆，頗亦有詞?！贝淌吩唬骸肮囌撲浭聽??！彼煸P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隱自不清，疑他總濁。階前兩競，斗困方休。獄里囚徒，非赦不出?！碧煜乱詾樽T笑之最矣。（注：“監亭”，誤。當為“鹽亭”。此事亦見《太平廣記》卷四九三《雜錄一·李詳》引《御史臺記》，與《大唐新語》所記略同?！冻皟L載》卷四亦記此事，但有出入：“周李詳，河內人，氣俠剛勁。初為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日，刺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淌吩唬骸∑?，君把筆考?！斣唬骸埧际咕??！聪鹿P曰：‘怯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總濁?？贾邢??！淌纺欢T?！贝硕斡涊d從字面上看，似乎李詳是給刺史下考詞。按李詳所下的考詞中有“好勾小稽”一句，“勾稽”乃勾官錄事參軍事之職掌，所以李詳所指的“使君”當為錄事參軍，而且縣尉對刺史如此不敬，也不符合歷史事實，故不取。）

可見，錄事參軍應該是州級具體負責縣級官員考課的官員，由錄事參軍將縣級上呈的縣級官員的考狀進行檢核，擬定考詞，最后再呈交刺史?！短屏洹肪矶渡袝舨俊た脊芍袟l》：“凡應考之官，皆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眾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各于其所由司準額校定，然后送省?！鄙弦洞筇菩抡Z》一事，就是應考者鹽亭縣尉李祥在刺史對眾宣讀他的考詞時，因不滿于錄事參軍所校訂的考詞，而提出異議的事例。

這里還需要明確的一個問題是《唐六典》卷三《三府督護州縣官吏》所記“功曹、司功參軍掌官吏考課……”上州、中州設司功參軍，下州不設司功，由司倉參軍事兼掌司功事。這里記載的各州府的司功、功曹參軍事是負責考課工作的官員。不過，司功、功曹參軍事具體負責的是州級官員的考課，而與縣級官員的考課無涉。此外，亦有州長史涉及縣級官員考課的記載。如《唐會要》卷六九《縣令》載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四月敕：“諸道州府有田戶無桑處，每約一畝，種桑兩根，勒縣令專勾當。每年終，委所在長史檢察。量其功課，具殿最聞奏?！边@里的州長史僅僅是具有對縣級具體事務的檢查職能，而無考課職能。

以上我們考察了州級對縣級官員的考課過程。由縣級匯總應考縣級官員的考狀，上呈州級，由錄事參軍具體負責對縣級官員考狀的檢核，然后由刺史當眾宣讀，議其優劣，核定考第。這就是州級對縣級官員的考課的全過程，在此過程中，縣級官員的考狀要經過縣司功佐（或司戶佐）、縣令、州錄事參軍、刺史四層的檢核，才能初步定出考第，然后，再由刺史或主要次官作為朝集使將層層檢核過的“考狀”解送至京，呈尚書省吏部繼續檢核。這種層層上報，層層檢核的考課過程從理論上講是相當科學嚴密的，但也無法避免人為的主觀因素的干擾。而且屬縣官員為了能夠得到優良的考績，往往會賄賂州級長官，助長送禮之風?！短拼怪緟R編續集》咸通008《楊漢墓志銘》：“復授同州刺史。到郡計日受俸，生生之具，不取于官。歲時伏臘，屬邑之饋獻者，雖魚雉之微不復受?！边@段史料記載了楊漢不受屬邑饋獻的故事，恰恰反證了按慣例，屬縣是要對州級官有所饋獻的，這種作風是不利于行政體制的正常運轉的。

此外，唐中后期藩鎮崛起后，這種由州級負責縣級官員考課的制度也受到一定的沖擊，《冊府元龜》卷六三五《銓選部·考課一》載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正月詔曰：

刺史、縣令與朕分憂，凋瘵之人，切須撫字，一夫不獲，情甚納隍。有能招緝逃亡，平均賦稅，增多戶口，廣辟田疇，清節有聞，課效尤著者，宜委所在節度、觀察具名聞奏。即令按核，超資擢授。其有理無能政，跡涉贓私，必當重加貶奪，永為殿最。

大歷元年（公元766年）十一月詔：

國以人為本，人以農為業。頃由師旅，征稅殷繁，編戶流離，田疇荒廢。永言牧宰，政切親人。其刺史、縣令宜以招緝戶口、墾田多少，用為殿最。每年終，委本道觀察、節度等使按核奏聞。如課績尤異，當加超擢，或政理無聞，必寘科貶。

各道的觀察使、節度使參與到州縣官員的考課中來，大大擾亂了正常的考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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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州級對縣級官員的監察

監察制度發展到唐代已逐步健全，從中央到地方，都有與之相應的監察體制。唐代尤其重視對州縣的監察，從御史臺的監察御史、武后光宅元年設置的肅政臺、天授以后十道巡察制度到憲宗時的巡院，雖然形式多樣，而且各機構監察地方的權力和力度各有不同，但畢竟說明中央政府對州縣的監察是十分重視的。

唐代中央政府為了更好地實施對州縣的監察監督，在設置正式的監察機構之外，還賦予州級對它所屬的縣級官員以部分監察職能，“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注：《新唐書》卷一九七《循吏傳·序》，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616頁。），通過這種監察關系以保證行政體系的正常運轉，這也是唐代州縣間的一個重要關系。

唐政府曾通過正式詔令賦予刺史以監察縣令的權力，《全唐文》卷四三肅宗《申戒刺史考察縣令詔》：

其天下縣令，各仰本州府長官審加詳察。如有衰耄暗弱，或貪財縱暴，不閑時政，為害于人，并具名錄奏，即與改替。其才職相當者，并依舊奏定?！∫押笥胁环Q者，所繇官長，量加殿黜。庶理人之職，無或謬焉。

詔令規定刺史對縣令的監察主要是施政行為方面的內容，然后根據刺史考察的結果決定縣令的考績與升降。

《太平廣記》卷五《雜錄八·李克助》引《聞奇錄》：“李克助為大理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放絁絹價，刺史韓建令計以為贓，套下三司定罪?！卑拙右住栋俚琅小分械??！暗镁盀榭h令，教人煮木為酪。州司責其煩擾”（注：《白居易集》卷六六，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383頁。）、“得景為宰，秋雩，刺史責其非時”（注：《白居易集》卷六六，第1386頁。）以及“得景領縣，府無蓄，廩無儲，管郡詰其慢職”（注：《白居易集》卷六七，第1408頁。）等，這些都是刺史對縣令實施監察的職能?！斗馐下勔娪洝肪砭牛骸靶荜诪榕R清尉，以干蠱聞……邂逅失囚……太守李憕不之罪也?！边@是刺史對所屬縣尉的監察?！秲愿敗肪砹弧躲屵x部·條制第三》載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五月中書門下奏：“錄事參軍糾察屬縣，課責下僚，一郡紀綱，藉其提舉?！薄短茣肪砹拧犊h令》載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刑部起請節文：“自今已后，縣令有贓犯，錄事參軍不舉者，請減縣令二等結罪。其錄事參軍有罪，刺史不舉者，刺史有罪。觀察使不舉者，并所司奏聽?！薄短拼笤t令集》卷八六《咸通七年大赦》：“其郡守亦仰察訪縣令，如或有過不舉，停任后另有處分，錄事參軍重加削罰?！薄短拼怪緟R編》乾封040《唐故箕州榆社縣令王（和）君墓志銘》：“（王和）又除利州錄事參軍。揆務提綱，彈違舉直，具寮欽其稱首，屬縣仰其標致?！变浭聟④妼倏h官員有監察權力，這也符合錄事參軍作為“糾曹”的工作性質?？梢?，唐代州級對所屬縣實施監察職能的官員是刺史和錄事參軍，而所監察的對象是自縣令以下的所有縣級官員。

這種由州級官員監察屬縣的制度在藩鎮崛起后又有所變化?！度莆摹肪硭陌舜凇吨I諸道州考察所屬官敕》：

自今后，別駕縣令錄事參軍有犯贓私，并暗弱老耄疾患不稱其職、戶口流散者，并委觀察節度等使與本州刺史計會訪察，聞奏與替。其犯贓私者，并禁身推問，具狀聞奏；
其疾患者，準式解所職；
老耄暗弱及無贓私才不稱職者，量資考改與員外官；
余官準前后敕處分。其刺史不能覺察，觀察節度使具刺史名品聞奏。如觀察節度管內不能勾當，郎官御史出入訪察聞奏。

觀察使、節度使也參與到對屬縣的監察工作之中，從而大大削弱了刺史對所屬縣的監察職能。在觀察使、節度使的干擾下，刺史對縣級的監察職能根本無法得到充分發揮，易于造成監察工作的不徹底，但是詔令規定如果刺史對縣令的劣績無所察覺，還要追究刺史的責任，使刺史陷于兩難境地。藩鎮對州級正常行政事務的侵奪，嚴重破壞著州縣間的正常行政關系。

唐代州級對縣級的監察職能除了有政府詔令正式規定外，還存在一種州級行政長官監察屬縣的形式?！短屏洹肪砣度阶o州縣官吏》：

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每歲一巡屬縣，觀風俗、問百姓、錄囚徒、恤鰥寡、閱丁口，務知百姓之疾苦……其吏在官公廉正己清直守節者，必察之；
其貪穢諂諛求名徇私者，亦謹而察之，皆附于考課，以為褒貶。若善惡殊尤者，隨即奏聞。若獄訟之枉疑，兵甲之征遣，興造之便宜，符瑞之尤異，亦以上聞。其常則申于尚書省而已……若親王典州及邊州都督、刺史不可離州局者，應巡屬縣，皆委上佐行焉。

這種州級官員“每歲一巡屬縣”的職責便是一種變相的對屬縣的監察職能，也就是所謂的訪查民情，實地調查，由州刺史親自擔任，如白居易《百道判》：“得丁為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乃閉閣思過?！保ㄗⅲ骸栋拙右准肪砹?，第1384頁。）如果刺史有事不可離州，便命上佐代行屬縣。如《太平廣記》卷三三《鬼十五·王光本》引《廣異記》：“王光本，開元時為洛州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卑匆幎?，縣級施政的各種資料是要定期呈遞州級的，這些文件是州級了解縣級施政情況的重要途徑。但與此同時，唐代中央政府還進一步要求州級行政長官每年必須親自下到各屬縣巡查一次，以實施對縣級施政的監察，可謂用心良苦。這種由州級官員一年一次親自下縣了解情況的制度，一方面確實可以了解到縣級的一些真實情況，能夠起到部分的監察作用，同時還可以表示州官對轄縣百姓的關心程度，以示皇恩浩蕩。但由于一年只有一次巡查，時間間隔太長，而且縣級為了讓州官看到好成績，會把最好的一面給人看，掩惡揚善，所以這種巡行屬縣的制度，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的監察作用。

此外，與刺史監察縣級官員制度相配合，還產生了與之相應的一些規定。

一是在州級官員監察縣級官員的同時，唐代政府還賦予州級處罰非法縣級官員之權?！度莆摹肪砹逡辉　墩撜阄饔^察使封杖決殺縣令事》針對“浙西觀察使潤州刺史韓皋，去年七月封杖決湖州安吉縣令孫澥，四日致死”一事，認為“孫澥官忝字人，一邑父母。白狀追攝，過犯絕輕，科罰所施，合是本州刺史”。說明刺史對所屬縣令有懲罰的權力，不過，這種懲罰縣令的權力應該是有一定的權限的，如《太平廣記》卷一二一《報應二十·王瑱》引《朝野僉載》：“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時有敕史至州，瑱與使語，武強縣尉藺獎曰：‘日過，移就陰處?！櫯?，令典獄撲之，項骨折而死?！边@種妄殺朝廷命官的做法，已經超出了處罰之限，是權力的濫用?！洱埥铠P髓判》卷一《御史臺》：“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笨梢?，甚至上佐之職都對縣級官員用刑，這種濫施刑罰的做法，將會影響行政體制的正常運轉。

二是縣級長官如有過失，州級長官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即所謂的“連坐”?！短茣肪硭囊弧犊崂簟るs錄》：

（天寶）九載（公元75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責情狀專知官，有二十減十下。自今以后，判司縣令一人犯，奪太守一季祿。丞簿尉一人有犯，與縣令中下考。三人以上，既量事貶黜。至建中元年二月十五日敕：責情狀，宜準格式處分。至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敕：自今以后，太守縣令，有犯贓者，宜令加例程一等。

還有更為嚴酷的懲罰措施，唐律中有所謂“州隨所管縣多少，通計為罪”的規定，如《唐律疏議》卷一二《戶婚律》：

諸州縣不覺脫漏增減者，縣內十口笞三十，三十口加一等；
過杖一百，五十口加一等。州隨所管縣多少，通計為罪。（通計，謂管二縣者，二十口笞三十；
管三縣者，三十口笞三十之類。計加亦準此。若脫漏增減并在一縣者，得以諸縣通之。若止管一縣者，減縣罪一等。余條通計準此。）各罪止徒三年。

其他諸如管理耕地、勸課農桑、派遣征人、轄境內出現盜罪、收留外來人口等方面，也有類似這樣的“通計為罪”規定?？梢?，唐政府是十分重視州縣間的這種連帶關系的，其目的在于刺激刺史加大對縣令的監察力度。

五、結語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范文第5篇

武則天統治時期曾出現過一些著名的酷吏,因而人們在評價武則天時往往把武則天與酷吏聯系起來:有人說武則天實行“酷吏政治”;有人則把酷吏作為武則天“殘暴”的根據。事實上,武則天與酷吏的關系是復雜的。雖然武則天統治時期的酷吏較多,但并不能說明武則天實行了“酷吏政治”。至于把酷吏作為武則天“殘暴”的根據,也缺乏應有的說服力。

一、武則天并非始終器重酷吏

大家知道,武則天在政治舞臺上活動的時間是很長的。若從顯慶五年(660)十月參預朝政算起,到神龍元年(705)正月退位,前后將近半個世紀。若從文明元年(684)臨朝稱制算起,獨自控制最高權力的時間長達21年。即使從天授元年(690)改唐為周算起,當皇帝的時間也有15年。如果我們把武則天的統治時期劃分為輔政、臨朝、稱帝三個階段,具體考察一下各個階段的歷史,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武則天只是在改朝換代前后的特殊情況下才重用酷吏的,酷吏存在的時間是相對較短的。

武則天輔政階段歷時23年。這一階段,唐高宗是天下的最高統治者,武則天只是以皇后的身份參預朝政。但是由于唐高宗“頭重目?！钡牟〗洺桶l,又患上了可怕的虐疾,(《舊唐書》卷5)所以軍國大事常由武則天處理。這種情況在宰相上官儀被殺后表現更為突出。史載“上每視事,則后垂簾于后,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圣?！?《資治通鑒》卷201)這說明,武則天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國家的實際權力。在輔佐高宗的日子里,武則天“內輔時政”,“憂勞天下”(《唐會要》卷63),是很有作為的。她不僅克盡婦職,親祀先蠶,從駕封禪,重用學士,著書立說,而且上書言事,出謀劃策,協助高宗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當時武則天是主張“以道德化天下”的(《新唐書》卷76)。她曾建議“王公以降皆習《老子》”,反對酷刑和苛政,希望通過約法省刑、無為而治的辦法實現天下大治。所以當時她雖廣開仕途,扶植新貴,但并沒有使用過一個酷吏。當時社會上也沒有出現一個著名的酷吏。很顯然,武則天在輔政期間并無器重酷吏之事。

武則天臨朝稱制時間較短,只有6年,但這6年是武則天政治生涯發生轉變的關鍵性階段。這一階段,武則天廢中宗,立睿宗,以皇太后的身份獨攬大權,成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武則天在臨朝之初是很想大有作為的。她在《改元光宅赦文》中表示要“勵精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區寓致南風之泰?！缴喜回撚谧痨`,下微申于至懇”(《全唐文》卷96)。也就是說,她要用自己的全部才能治理國家,以報答唐高宗的顧托和天下人的推戴。為此,她決定旗幟尚“金”,同時改變百官服色和稱謂,準備通過網羅人才、放寬刑法的辦法“大收人望”(《舊唐書》卷50)。但是,對于她的所作所為,“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舊唐書》卷90)。光宅元年(684)九月,發生了徐敬業的叛亂,對武則天形成很大的威脅。叛亂平息后,武則天改元“垂拱”,仍表示要一如既往,無為而治。她在《頒行律令格式制》中說:“朕情在愛育,志切哀矜。疏網恢恢,實素懷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元為,業光刑措?！?《唐大詔令集》卷82)然而,嚴酷的社會現實使她的理想無法實現。由于“將相陰謀”(《通典》卷169),“人多逆節”(《舊唐書》卷91),武則天不得不用酷吏來打擊政敵。也就是說,到這個時候,武則天才開始重用酷吏。垂拱初年,酷吏興起,索元禮、周興、萬國俊等紛紛出籠,造成了恐怖氣氛。但垂拱四年以后,隨著政治形勢的轉變,酷吏的活動就大大減少了。

當皇帝的15年是武則天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天授元年九月,武則天改唐為周,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寶座。這一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動。雖然支持武則天的人很多,但在暗地里反對武則天的人也不在少數。為了清除政敵,鞏固新生的武周政權,武則天在天授年間仍不得不重用一些酷吏。所以在武周初年,酷吏仍然較多,大酷吏來俊臣就是這個時期出現的。不過,這種局面維護的時間并不太長,政局穩定后,武則天即不再器重酷吏。萬歲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則天頒發了《減大理丞廢秋官獄敕》,重新提出了約法省刑、無為而治的主張。她說:“崇德簡刑,列辟之彝范;并官省事,有國之良圖?！薄敖襁h近無縲紲之冤,老幼有歌謠之樂。人皆遷善,政在維新。丹筆刑官,已絕埋梧之聽;黃沙獄戶,將為鞠草之場?！薄靶蚁ば亩髁P,同底績以勝殘,佇弘勿辟之規,用闡元為之化。將使三千之罪,永絕當年;豈惟數百之刑,僅寬于昔代!布告天下,識朕意焉?！?《唐大詔令集》卷82)顯然,到這個時候,武則天就已不再重用酷吏了。神功元年(697)六月來俊臣被殺后,酷吏死鼠殆盡。從這時起,到武則天退位,再也沒有出現過酷吏。

二、酷吏不過是武則天打擊政敵的工具

武則天之所以在改朝換代前后重用酷吏,完全是為了打擊政敵,鞏固政權。從大量資料來看,武則天本來是反對濫刑,反對酷吏的;當她的統治受到政敵嚴重威脅的時候,她要用酷吏誅殺異己,擺脫危機;當她的統治穩固后,她又要以循吏治天下,而把酷吏無情地予以拋棄。種種跡象表明,酷吏不過是武則天誅鋤異己、打擊政敵的工具。

首先,酷吏是在武則天的扶持下興起的。武則天扶持酷吏是徐敬業起兵以后的事。文明元年秋,武則天臨朝不久,徐敬業“據揚州起兵,自稱上將,以匡復為辭”,旬日之間,“得勝兵十萬”(《資治通鑒》卷203)這次起兵雖很快平定,但隱藏下來的反對派仍有很大勢力。這些人“密有匡復之志”(《舊唐書》卷76),時刻準備顛覆武則天的統治。由于這些人尚未起兵造反,不能用大軍征討,只能用殘暴酷烈、濫用刑法的官吏加以懲治。所以當有人建議武則天“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舊唐書》卷183)的時候,武則天便改變了以往對酷吏的態度,開始扶持酷吏。史載:垂拱元年(685),武則天“疑天下人多圖己,……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曰蚍Q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資治通鑒》卷203)。大凡善于羅織者皆得到武則天的扶持。如來俊臣告密不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太平廣記》卷267),使“朝官側目”(《朝野僉載》卷3)。傅游藝濫刑之后,“基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資治通鑒》卷203)。如果沒有武則天的支持,垂拱、天授之際絕不會出現那么多的酷吏。

其次,酷吏基本上是按照武則天的旨意行事的。武則天“大開詔獄,重設嚴刑”(《舊唐書》卷50),扶持酷吏的目的,是要讓酷吏用法律的武器去誅鋤異己,鏟除政敵。而酷吏大體上也都有揣時希旨的本領,“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唐會要》卷41),“執法不撓”(《文苑英華》卷674),“務在誅夷”(《舊唐書》卷85)。不僅懲治武則天的政敵,就連“逆黨親屬及其交游有涉嫌疑”者,也“莫不窮捕考?！?《舊唐書》卷50)。為了攝服罪犯,他們往往“竟為訊囚酷法”;“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向后,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其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資治通鑒》卷203)據說周興、索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來俊臣所破千余家(《資治通鑒》卷204),丘神責力亦破千余家(《舊唐書》卷186),吉頊等破三十六家,“親故連累鼠逐者千余人”?？崂舻倪@些做法,沉重地打擊了武則天的反對派,從根本上削弱了他們的勢力,為武則天改朝換代、鞏固政權掃除了障礙。武則天的大臣朱敬則說,武則天開告端,用酷吏,“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舊唐書》卷90)

?！缎绿茣返淖髡哒f,武則天因酷吏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新唐書》卷209)?！杜f唐書》的作者也說武則天因酷吏坐移唐鼎,“天網一舉而卒籠八荒”。

這說明,酷吏在武則天稱帝前后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幫助武則天誅殺政敵。再者,酷吏的衰亡也與武則天有很大的關系。武則天兩度重用酷吏,只是為了消滅政敵,維護自己的統治。所以,她不允許酷吏有其他“越軌”行為,尤其是政敵被殺、政局穩定之后,武則天立即改變了對酷吏的態度,由重用變為抑制。隨著武則天態度的轉變,酷吏很快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史載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權剛剛穩定,武則天即貶殺了酷吏丘神責力、周興、索元禮和傅游藝。丘神責力是以“謀反”的罪名被殺的。(《新唐書》卷209)周興被告“謀反”,“詔宥嶺南,在道為仇人所殺”,索元禮“座贓賄”,列于獄中。(《朝野僉載》卷2)傅游藝“夢登湛露殿,旦而陳于所親,為其所發,伏誅”。長壽(692-693)以后,主要的反對派大體上已被消滅,“眾心已定”(《資治通鑒》卷205),武則天再次決定“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舊唐書》卷6)?？崂艉蛩贾?、來子王旬、王弘義、郭霸、萬國俊等相繼死亡。萬歲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則天下令減大理丞,廢秋官獄。次年,將用法寬平的徐有功擢拜為“左臺殿中侍御史”(《資治通鑒》卷205)。神功元年(697)六月,下《暴來俊臣罪狀制》,把來俊臣送上了斷頭臺。就這樣,酷吏被武則天無情地拋棄了。

三、武則天沒有把行政大權交給酷吏

由于酷吏只是武則天打擊政敵的工具,所以武則天并沒有把行政大權交給酷吏。這一點只要我們看一下當時每個酷吏的履歷就會明白。據兩唐書《酷吏傳》記載,武則天統治時期共出現過11位著名的酷吏,他們是丘神責力、索元禮、侯思止、萬國俊、王弘義、周興、來俊臣、傅游藝、來子王旬、郭霸和吉頊。這些酷吏的經歷一般都是比較簡單的。

丘神責力是左衛大將軍丘行恭的兒子。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始任左金吾衛將軍。翌年赴巴州監視章懷太子,因章懷太子自殺,左遷為疊州刺史。垂拱年間官復舊職,與周興等人推鞫制獄,以酷暴著稱。垂拱四年率軍鎮壓越王貞的叛亂,以功加左金吾大將軍。天授二年下獄伏誅。索元禮出身于少數民族家庭。故史書上說他是“胡人”。武則天在平息徐敬業叛亂之后,“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索元禮向武則天告密,受到武則天的接見,被“擢為游擊將軍”,并成為最早在洛州牧院推案制獄的酷吏。據說索元禮“性殘忍”,武則天曾多次召見索元禮,“張其權勢”。但直到天授二年被殺時,索元禮仍然是一名小小的“推事使”(《朝野僉載》卷2),在政治上并沒有什么地位。

候思止本為高元禮家奴,以密告舒王元名與恒州刺史裴貞“謀反”起家。初任“游擊將軍”。天授三年升為朝散大夫、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等推案制獄,“苛酷日甚”。后因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被宰相李昭德處死。

萬國俊系洛陽人氏,少年時以險詐聞名。垂拱以后,任司刑評事,與來俊臣制造《羅織經》,受到來俊臣的賞識,被引為判官。天授二年攝右臺監察御史,常與來氏同按制獄。長壽二年赴嶺南殺流人,授朝散大夫、肅政臺侍御史。不久病死。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告密入仕,授游擊將軍。天授年間任右臺殿中侍御史。長壽年間,升為左臺侍御史。常與來俊臣“羅告衣冠”,推鞠獄訟。延載元年(694)被流放至瓊州。后矯詔北返,事泄被殺。

周興少以明習法律入仕。初任尚書省都事,后遷司刑少卿、秋官侍郎。垂拱年間屢受制獄。天授元年九月晉升尚書左丞。次年十一月與丘神責力同時下獄,論罪當死,武則天“特免之”,流放嶺外,死于道中。

來俊臣垂拱年間以上書告密受到武則天接見。天授元年遷侍御史,加朝散大夫,開始推按制獄。天授二年任左臺御史中遜,與其黨徒造《羅織經》,以殘暴酷烈著名,成為影響最大的酷吏。如意元年(692),誣告大臣狄仁伙等六人“謀反”,又推鞠大將軍張虔勖等人于洛陽牧院。長壽二年升為殿中丞。坐贓,被貶為同州參軍。萬歲通天元年(696)召為全宮尉。不久升任洛陽令、司農肖卿。其后欲誣告皇嗣、太平公主及武氏諸王,結果落了個被“棄市”的下場。

傅游藝載初元年(689)為合宮主簿。累遷左肅政臺御史、左補闕。因“上書稱武氏符瑞”,受到武則天的重視,擢拜給事中。數月后入相。不久又加朝散大夫、守鸞臺侍郎。武則天改唐為周后,賜姓武氏,加銀青光祿大夫。一年之中連升數級,“時入號為四時仕宦”。但不久即被告“謀反”,命喪黃泉。

來子王旬永昌元年(689)上書言事稱旨,被任命為左臺監察御史,按照武則天的旨意推鞠詔獄。天授年間告雅州剌史劉行實兄弟謀反,遷游擊將軍。長壽元年被流配愛州。

郭霸天授二年以宋州寧陵縣丞應“革命”舉,至神都洛陽擔任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遷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官至右臺侍御史。后疑懼自殺。

吉頊舉進士,累遷明堂尉。萬歲通天二年告劉思禮等人謀反,拜右肅政臺中丞,“日見恩遇”。圣歷二年以天官侍郎身份入相。后與武懿宗爭功,被貶為琰川尉,再轉安固尉,死于任所。

從上述情況來看,武則天統治時期的酷吏大部分都是御史臺官。他們或“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或“糾舉百僚,推鞠獄訟”(《舊唐書》卷44),職責基本上都和司法有關。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出現的這11位酷吏中,影響最大的酷吏是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索元禮官止游擊將軍(從五品上),周興官止尚書左丞(正四品上),來俊臣官止司仆少卿(從四品上),此三人皆未至宰輔。在當時的酷吏中,官至宰相的只有傅游藝和吉頊兩個人。傅游藝從天授元年(690)九月十三日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到天授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獄自殺,當宰相有一年多時間。在當宰相的一年間只有兩個建樹:一是“誣族皇枝”,說李氏宗室謀反,要求武則天“大義滅親”,誅殺皇室成員;一是陷害流人,說被流放的犯人“怨望”,請發六道使以殺之。吉頊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并不能算作酷吏,《新唐書》就沒有把他列入《酷吏傳》中。他在圣歷二年(699)臘月二日升為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久視元年(700)正月二十八日即被貶出朝廷,為相時間還不足一年,在政治上也沒有發揮什么作用。(《新唐書》卷117)至于其它的酷吏,就更不能參預朝政了。由此可見,酷吏雖然有時“作威作?！?但根本不能左右國家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