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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中，群眾路線是實現“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結合的重要方式。由于學術立場的差異，海內外研究者在“群眾”概念內涵的認知、“群眾路線”的功能定位，以及群眾路線的實踐演進等問題上呈現出不同的學術圖景。從學理層面反思，必須認識到“群眾路線”的民主價值奠基在“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這一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經典論斷之中。因此，需要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學術立場出發，結合政治學基本原理，在“政黨—國家—社會”的邏輯框架下闡述“群眾路線”的價值內涵和時代意義，并對“群眾路線”進行理念創新和話語創新，在政治參與、協同治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維度上拓展“群眾路線”的實踐面向，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踐路徑的題中之義。
關鍵詞：群眾路線；國家治理；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民主
中圖分類號： D2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921（2018）06-072-008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中，群眾路線是實現“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結合的重要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盵1]在這個意義上，群眾路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路徑的實踐指向之一。正因如此，需要從理論層面厘清三個問題：一是在內涵意蘊上，“群眾”是“臣民”和“公民”的融合還是對“臣民”“公民”的揚棄？二是在功能定位上，群眾路線是與民主“耦合”還是與民主“相?！?？三是在實踐演進上，群眾路線是要制度化、常態化還是要向“公民權利”歸位？對于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海內外學術界呈現了不同的學術圖景?？v觀海內外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由于立場不同對問題的解答呈現了不同的理論邏輯。本文通過文獻研究法，集中討論海內外“群眾路線”研究的主題和爭議焦點，以及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出發如何對這些研究進行學理反思。
一、國內學術界對“群眾路線”的理論認知
國內學術界關于群眾路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群眾路線內涵及構成要素的學理考察；二是群眾路線是否是一種民主的實踐形式；三是在現代國家治理中群眾路線如何重新定位。對于上述內容的研究，出于不同的學術立場，國內學術界關于“群眾路線”的理論認知也呈現出兩種截然相反的學術態度，一種認為群眾路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實踐形式，契合了人民民主的內在要求，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視域下群眾路線要從一種工作方法、工作作風轉變成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框架下實現黨的領導和人民主體地位的有機統一；另一種觀點認為群眾路線緣起于支配型政黨對國家和社會的“總體性控制”，支配型政黨通過群眾路線全方位地進行政治動員，成功地將碎片化的社會重新組織化，為革命成功和國家建設提供了保障，但在市場化啟動的政黨—國家—社會關系變革中，“群眾”這一概念必須褪去“被動型”政治角色的外衣，真正還原成一個具有自主性的治理主體，“群眾路線”在價值稟賦上要實現從黨對群眾的利益代表、利益整合到國家憲法、法律對公民的權利保障的轉變。
對于群眾路線內涵及結構要素的考察源于群眾這一概念的分析，在“群眾”概念的理解上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它是中西結合的產物，在性質上，有的學者強調群眾在中國政治語境中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有的則認為群眾是“臣民”向“公民”過渡的一種政治話語。叢日云的研究認為群眾一詞脫胎于中國傳統政治話語“民”與西方政治理論中“群眾”（Crowd）的嫁接結合，它承襲并超越了中國傳統政治“臣民”的政治內涵，同時也只是蘊含了西方“公民”理論的某些要素。在這個意義上“它是臣民的現代化，公民的返古版”[2]（P16）。也有研究指出，不同于西方群眾理論的貶義色彩，在當代中國政治語境中“群眾”一詞具有“本體”意義，它與“人民”結合后所形成的“人民群眾”，在政治意義上更具積極色彩。對此，有學者強調：“‘人民’一詞具有抽象性，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群眾’可以看作是‘人民’概念的具體化，‘人民’則一般不具有‘群眾’所包含的負面涵義”[3]（P38）。在分析共產黨的“群眾觀”時，一般把群眾路線隱含的結構性（精英—民眾的二分法）作為理解共產黨“群眾觀”內在邏輯的前提。景躍進的研究認為，一方面“先鋒隊（領導）—群眾”的二分法是群眾路線的內在結構。在這一結構預設下，掌握先進理論的革命家通過組建工人階級先鋒隊政黨，將群眾組織動員起來，并通過意識形態宣傳，以外部灌輸的方式將社會主義意識輸入到群眾頭腦中，以打開勞動人民的心智。另一方面，工人階級政黨作為先鋒隊能夠認識更長遠的利益，指明斗爭方向，使群眾擺脫眼前利益的束縛，幫助群眾爭取和創造幸福生活，而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政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宗旨，自覺成為人民群眾在特定歷史時期完成特定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4]換言之，在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中，盡管群眾有“盲目性”“散漫性”“被動性”，但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引導，群眾可以被激發出無窮的力量，成為歷史進步的推動者，即“群眾在被領導的同時又是黨智慧的來源與服務的對象，黨領導群眾的目的是為了群眾的根本利益，從理論上說，二者具有歸屬的一體性、利益的一致性與目的的同一性”[5]（P31）。
群眾路線是否是一種民主的實踐形式，有三種典型的學術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群眾路線”作為民主實踐形式有效回答了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如何有機結合這一理論命題。孟廣天等人認為通過群眾路線這一制度性溝通渠道，創造性地將政黨（干部）的代表角色同人民群眾的具體的現實的利益結合起來，在兩者的政治溝通中制度性地將群眾意見吸納到政策過程中，實現了政治代表和人民利益的有效聚合。在這個意義上，群眾路線是政府與公民互動機制的本土資源。[6]劉紅凜認為，不能僅強調民主政治的某個環節（如選舉），要注重民主環節的系統性，群眾路線作為民主政治“中國式話語”的表達，從民主制度看，它體現了民主原則和執行原則的有機結合，彰顯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在理念、制度、形式三者的有機統一。[7]也有學者強調，從邏輯重心的側重面來看，民本與民主并不存在矛盾性?；诖?，如果從“民本”與“民主”的比較視角出發，可以清晰看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和共產黨的領導”這三個“群眾路線”的構成要素，與傳統儒家民本主義的三個本質特征，即“民為本”、“‘民’具根本力量”以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具有內在契合性?！包h的領導”和“人民監督”這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兩大基本特征在“群眾路線”中的得充分體現。[3]與之相反，另一種學術觀點認為，現代政治正當性必須有效回應統治權力的正當性問題，而群眾路線所隱匿的“先鋒隊—群眾”二分法這一演繹性前提，造成了人民群眾是歷史主體和政治客體的內在張力，這種張力給社會主義民主的持續性構建帶來挑戰。有研究強調：“一個是歷史主體與組織主體良性互動，通過先進政黨，人民群眾真正管理自己的事務；一個是組織主體僭越歷史主體，官僚化發展為‘專家治國’，代表群眾演變為‘操縱群眾’。這兩種可能性之間的內在聯系與張力沖突恰恰就是當下群眾路線實踐中所必須要正視的關鍵性問題?！盵8]也有研究從“國家—社會關系”的視角出發，認為群眾路線建構在“政黨—國家—社會”一體化的關系模式中，黨始終是主導者，群眾始終是行為客體，政治角色的被動性使群眾的政治參與和現代政治中公民的政治參與有著本質性的區別。[9]此外，還有一種學術觀點介于上述兩種觀點中間，認為“群眾路線與民主政治不是同一層面的東西，但兩者又不矛盾”[10]。之所以不在同一個層面，是因為二者體現了不同的民主觀念和民主運行方式；之所以不矛盾，是因為群眾路線和民主政治在價值取向以及基本方法上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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