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葉題詩”題材嬗變的文化意義

“紅葉題詩”作為著名的婚戀佳話，自晚唐五代起，在封建社會后半期一直都有傳播與創作，構成中國古典文學中優美的文學與文化現象。本文擬通過文本演變規律，探尋它的文化價值。

一、流傳文本與嬗變規律

該題材的記錄與創作共六十九篇，有筆記、傳奇小說、詩話、元雜劇、明清傳奇。收錄、流傳形式多樣，或作為單行本的小說或戲曲，或作為小說集、戲曲集、詩話總集、筆記，或作為叢書類書里的篇目流傳保存下來，偶也見于他書。但其中亦有規律可尋，主要分為創作和記錄兩種類型，跨度集中唐、宋、元、明四朝。

唐五代有《云溪友議·題紅怨》、《逸史·盧渥紅葉》（見《分門古今類事》卷16，今《逸史》無，可能是盧肇成書后的增補之篇，或《分門古今類事》誤）、《本事詩·顧況》、《小名錄·鳳兒題葉》、《玉溪編事·侯繼圖》、《北夢瑣言·李茵》，以創作型筆記小說為主，作為源頭文學性較高。

宋代以《青瑣高議·流紅記》文學性佳，于祐事由唐“盧渥”事敷衍而來，更被加入了大量描寫“浮紅泛泛、遠意綿綿”的男女婚戀情味和“祐為從官，韓為命婦，子以力學俱有官”的喜劇結局，后被《綠窗新話·韓夫人題葉成親》簡縮成篇。

元代，白樸《韓翠顰御水流紅葉》僅存殘折，李文蔚《金水題紅怨》已亡佚，都是承唐宋盧渥、于祐事，女主角由“唐宮人”、“韓夫人”或“韓氏”落實到具體人名“韓翠顰”身上，今存唯一全本是李唐賓《李云英風送梧桐葉》，男主角又衍為“任繼圖”，女主角衍為“故丞相李林甫之孫女云英”，把唐小說中“侯繼圖”事演繹成亂世中離合的男女婚戀劇。

入明后，戲曲為主線，有王爐峰《紅葉》、王驥德《題紅記》、祝長生《韓夫人金盆記》和李長祚《紅葉記》，李作亡佚，無法窺其舊貌，祝作《明代徽調戲曲散出輯佚》存佚曲，王爐峰《紅葉》在《群音類選》存佚曲，且王驥德在此曲基礎上“稍更其語，別為一傳，易名《題紅》”，三劇都直承唐宋時的盧渥、于祐事而來，王驥德更是把于祐、韓翠顰事展衍成十足的才子佳人婚戀劇。

從以上文本分析，我們可歸納出“紅葉題詩”題材在后世流傳中具有如下特征和規律：

1、從題材演變來看，以盧渥事敷衍展開為于祐事較多，從唐到明，歷代都有創作，是“紅葉題詩”改編創作的主線，侯繼圖——任繼圖事，在元也有創作，其他唐小說本事不見被取為創作題材。蓋顧況事唯見互題詩歌，不見男女婚戀，“賈全虛”取名既系“子虛烏有”之意，不符后代小說戲曲家喜用出身來抬高男女主人公地位的敘事策略，云芳子魂事李茵是人鬼婚戀悲劇，故唐五代“紅葉”五事中，唯盧渥與侯繼圖皆具男女情事和婚戀喜劇的情節內核，又尤以盧渥的時代、門第、及第、受皇帝恩澤、高官尤佳，故被選為改編題材最多。

2、從文學研究來看，其他筆記小說、詩話、類書里大多是對以唐小說為主“紅葉事” 的簡單記錄，文本分析價值不大；以唐五代“紅葉題詩”小說和宋傳奇《流紅記》、元雜劇《李云英風送梧桐葉》、明傳奇《題紅記》創作型作品為文學的研究重點為妥，且它們從人物、情節傳承與流變、思想主旨的傾向，具有較清晰的敘事演變進程，體現出“紅葉題詩”是富有中國古典婚戀特色的傳統題材，它們的演進有較突出向“才子佳人”敘事模式不斷累積趨勢，在深層次上契合著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經濟基礎上的傳統意識形態與民族心理體認。

二、對“才子佳人”文學演變的文化闡釋

1、“紅葉題詩”題材體現著“因詩相慕”、“以詩為媒”的愛戀模式。

“紅葉題詩”基本內核是宮女們通過題詩紅葉寄托幽思，竟機緣奇妙得嫁拾葉士子。題紅詩就是他們傳情定情媒介和驗證奇緣的證物。詩入小說在唐時已蔚為大觀，“紅葉題詩”前5篇小說正好出現于僖宗朝前后，恰是融詩入婚戀小說的高潮期，《侯繼圖》和《李茵》撰于回落期，它把唐五代原本就存在的或顯或暗的以詩入婚戀小說的潮流，以一種題材的形式昭示于大眾，且以一種詩意優美方式廣為創作傳播。更重要是，它以題材的形式，把承載詩歌的載體詩意化，把以詩傳情的方式詩意化，使內容與方式的結合擁有更為廣闊、更富想象力的天地，題詩紅葉便成為溝通幽閉女性與外界士子的媒介，它與唐婚戀小說中的其他傳情媒介一起，構成一種原意象，在后世的婚戀小說與戲曲中泛化成為一種形式、一種手段和契默，打破了封建社會幽閉愛情的大門?！凹t葉題詩”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青年男女“因詩相慕”、“以詩為媒”愛戀模式的最早有名題材記錄，且后世作品對詩歌不斷強化有鮮明印跡。

“因詩相慕”、“以詩為媒” 根源于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文化體認。中國的“才”突出表現為“文才”，尤其是“詩賦”之才，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歌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中作為抒情言志的正統文學始終受到尊重，地位高貴嚴肅，詩人氣質、才子風度，令人景仰，引人愛慕。隋唐以來確立了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能詩善賦才子可以出仕為官，改變個體與家庭家族命運。這些都使文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男女異性互相愛慕與溝通的重要媒介。而且“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弊鳛樽钅軗軇尤诵南业哪信閼?，愛戀中的相思、波折、別離的甜蜜痛苦，詩歌的高雅含蓄和優美抒情，符合中華民族的傳統審美心理，當然成了青年男女在愛戀婚配中種種情感的理想的渲泄和表達方式，詩歌的強烈抒情功能，使之成為與婚戀小說契合的內在根源。因此，“紅葉題詩”產生在唐代，即與唐朝是詩的國度、詩深入到生活各方面不無關系；“紅葉題詩”之所以能夠成為著名婚戀佳話，也與其深層次上首先緊緊扣合著才子佳人“以詩為媒”的愛戀模式有關。

2、“紅葉題詩”不斷新增的情節，體現著才子佳人婚戀中的歷經曲折模式。

大量增加才子佳人遇合典型情節與歷經曲折的婚戀歷程?！读骷t記》中敘寫了男主人公拾葉后對題葉宮女的刻骨相思，如“祐得之，蓄于書笥，終日詠味，……以為念耳，亦時時對好事者說之?！源怂寄?，精神俱耗”；《李云英風送梧桐葉》更是將故事放在重大社會動亂背景下展開，由此展開亂世中夫妻離合聚散故事，及男女主人公任繼圖、李云英不因富貴和離亂而絕斷夫妻情義的堅貞愛戀，且增加了才子佳人劇中男主角朋友花仲清與女主角姐金哥的婚姻遇合故事，具有典型的“金榜掛名雙及第，洞房花燭兩團圓”的雙線結構；《題紅記》三十六出關目更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劇，具有才子佳人劇的程式化特點。

“才子佳人” 婚戀中的歷經曲折模式：①它實際上是一個追求自主愛情的斗爭過程，揭示出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封建禮教理學、倫理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已上升為集體無意識束縛著個性人情，才子佳人們正是通過自己的才智與奮斗，力爭戰勝社會壓迫，要求個性解放、自由婚戀的樸素愿望和理想。②它還體現中華民族由來已久的“事在人為”、“人定勝天”的積極進取的人生觀，以及“好事多磨”、“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民族心理。它是男才女貌愛情觀的發展，這種建立在志趣性情上的愛情觀與堅貞不渝的斗爭精神，正是才子佳人作家們歌頌的理想。③“定情后花園”、“小人撥亂”、“奉旨成婚大團圓”等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傳統情節，由社會環境造成。但中間艱難并不一致，有一定豐富性，由它造就情節曲折跌宕性與結局完整圓滿，正是民族特色，體現著人們的欣賞習慣和世俗化的審美需求。它以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表達了民眾們樸素的世俗理想，即使是悲劇，也多喜用幻想形式來作個光明或團圓的結局，體現著向內調適的中和之美、和諧之美。

3、“紅葉題詩”流變中悲劇色調向喜劇色調的轉變，體現著“才子佳人”的“大登科后小登科，奉旨成婚大團圓”的結局模式與思想主旨。

唐體現晚唐五代士子對其才華的自負自戀情結，通過渴求知音婚戀理想曲折再現，隱含對盛世熱望與現實苦痛的深層悲痛，題材源頭本質就是文人婚。文人追求能理解和欣賞他們才情風度、與之在情感與精神世界互動和諧的才女型婚戀，才女們也渴望風雅溫柔才子，兩者相互吸引的合理內核于外部環境惡劣時尤甚。后世作品顯著特征，就是將整體性悲劇色調逐步轉換成了整體性喜劇色彩，且這種改編趨勢深刻體現了作家們的思想意蘊與文化心理，鮮明指向“大登科后小登科，奉旨承婚大團圓”結局，實質是歷代中國文人仕途婚戀夢想。

中國的文人階層，是一支強大的、極富潛力的社會文化勢力，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本質上它與統治階級是“依附”與“吸納”的關系，對統治階級經濟基礎與傳統文化的依賴性決定其非獨立形態。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集團出于鞏固政權的需要，都會推行一些強有力的措施，以國家行為形成制度籠絡文人階層，使大批文士以知識力量補充進來為其效力。而文人也只有依附于統治集團、成為官僚機體成員時，才有可能比較充分地釋放潛在的文化能量，平庸者追求光宗耀祖、升官發財，高尚者心懷憂國憂民政治理想治國平天下。在中國禮治文化與專制制度的長期統治下，文人階層特別是專以讀書為業的貧士，扮演著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尷尬角色，相對官僚政治與經濟皆屬弱勢，相對于商人豪紳，經濟地位也明顯不敵，甚至不如貧苦農民與手工業者。因此，以儒家文化的官本位為主導，以釋道文化為補充和調節，對政治權力的依附與人生價值的追求，成為歷代中國文人超歷史的人生目標。但統治集團定義本身就決定了永遠不可能有吸納全體文士的制度及形式，絕大多數文人被無情拋棄在官僚層外，在黑暗嚴重時更如此。所以，不管是以薦舉選才的兩漢魏晉，還是以科舉取士的隋唐宋元明清，不管是歌詠變風變雅的先周下層官吏，還是風流狂放的唐代進士，甚至封建末世的周進范進之流，文人對入仕或出世的期盼與失落終究并存，自傲與頹放似乎永遠同在，這種被專制體制與超穩定文化所閹割了的文人心理，體現在婚戀文學中，必然發展為“金榜掛名雙及第，洞房花燭兩團圓”、“大登科后小登科，奉旨成婚大團圓”模式的夢幻。不同于西方愛情文學，兩性格局中，男性多以征服者和救助者面目出現在他們所愛的女性眼前，向她們展現強者的力量與勇氣，更多含有灰姑娘色調；中國的才子佳人文學，從唐五代時的男性主導逐漸向明清時身份地位男弱女強的淪落，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封建專制日益嚴厲、封建文化漸趨僵硬沒落下文人群體的求助企盼心理。這種歷代文人階層積淀成的集體無意識，經由封建文化與統治階級的默許，便上升為一種民族特色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心理，泛化為平民世界的世俗認同與欣賞遙想了。

才子佳人婚戀模式，藝術上有漸趨文人化傾向與世俗化審美品格；思想上，是中國封建專制社會與文化的產物、“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文化傳統與生活道路的顯現，它既有著歷史的具體特性與局限性，也有著某些婚戀中恒常性的元素，都不宜作全盤否定評判。

參考文獻：

[1]王驥德.曲律[M].第4.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168.

[2]毛詩序.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0.

（作者簡介：魯茜（1976-）女，湖南醴陵人，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唐宋文學研究。本文是湖南省教育廳資助項目06C328“元前才子佳人題材的敘事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