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廢科舉非雜劇發達原因論

最早提出元雜劇發達緣于廢科舉說者，是清末民初的王國維。他在《宋元戲曲考》中說：“至蒙古滅金而科舉之廢垂八十年，為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筆吏無以進身，則雜劇家之多為掾吏，固自不足怪也?！鄤t謂元初之廢科目，卻為雜劇發達之因?！朔N人士，一旦失所業，固不能為學術上之事，而高文典冊又非所素習也。適雜劇之新體出，遂多從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間，充其才力，而元劇之作，遂為千古獨絕之文字?！币虼?，八十年來不少人都在王國維這個立論前提下，對元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旁征博引，大作文章。試圖以此給元雜劇發達緣起找出更有力的佐證。

鄭振鐸較早地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雜劇鼎盛》里提出“元代少數民族的壓迫過甚，漢人的地位，視色目人且遠下，所謂蠻子，是到處的時時刻刻的會被人欺迫的”這一民族壓迫問題。周貽白在《中國戲劇史長編·元代雜劇》里援引典籍，重點論證元代對知識分子極不重視這個論題：“蒙古統治中國后，對于漢族極為歧視，……同時，把一般人民，分為十個等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從這個分別可以看出當時對知識分子的卑視。如儒為第九級，僅比乞丐高一級而已?！?/p>

許多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發表的論著、文章，雖年代不同，但觀點卻是一脈相承的。自王國維始，一般都承認元代社會對知識分子極不重視、因廢除科舉才致使元雜劇發起來。在此，我想就元初的取士方法是因循守舊，還是“不甚沿襲”；知識分子在仕途上是“士失其業”，還是“仕進多途”；知識分子在禮遇上是遭到“焚書坑儒”，還是被“尊賢使能”這三個問題，以及與元雜劇發達的關系談談自己的見解。

一、因循守舊，還是“不甚沿襲”

從公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改國號元算起，到公元一三六七年元代滅亡為止，元代立國的時間，才短短的九十六年。如果我們同意多數學者所劃分的元世祖和成宗兩代為元初的話，那么這三十六年（從一二七一到一三○七）才是元初的?？茣r間。這段時間正是王國維所說的“余則謂元初之廢科目，卻為雜劇發達之因”的年代。但這段時期由于忽必烈（包括守成之君的成宗）采用了元初較為適應的選官制代替了歷來的科舉取士，因而才不斷地招致誤解、非議和譴責。

本來科舉歷來就不是唯一的取士求才方法，從漢的詔舉到賢良方正科的考試，以及孝廉科的歲舉，又經過隋創立進士科，到唐采取的舉送和考試結合的取士制度建立，這不但說明這種取士方法在不斷地完善，而且也說明它在不斷更新。因此，北宋的貢舉曾一度被太學三舍法（一一○四——一一二一）所代替。到南宋時，連皇帝都不無感慨地承認科舉取士有問題。據《續資治通鑒·宋紀一百七十三》載：“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帝（宋理宗）諭輔臣曰：‘邇年科舉取士，鮮得實學。士風人才，關系氣數，何策以救之？’吳潛請于省試額中綴一二十名。令有司公舉海內行義文學之士，庶尚存鄉舉里選微意。曩時朱熹真德秀亦有此請?！边@就是南宋時，君臣對科舉取士很少得到有用人才之弊的看法。所以，南宋滅亡時謝枋得也不得不在他的《疊山集》卷六《程漢翁詩序》中，大聲疾呼：“以學術誤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儒亦無辭自解矣?！币虼?，隋唐對科舉取士不斷地更新，南宋君臣對科舉取士弊端的總結，對剛剛立國的忽必烈來說，不能沒有較大的影響。特別他在滅金平宋以后，由于兩宋重文輕武的教育，使他對科舉取士這一制度，不但感到失望，還有點深惡痛絕。他甚至把亡國之罪，歸于只會詮注、專講詩賦的儒生身上。在《蒙兀兒史記》第八十五《宋子貞張德輝等人列傳》第六十七中，記載忽必烈在潛邸召見張德輝，就明確地談到這個問題?！皻q丁未，忽必烈召見潛邸，問曰：“孔歿已久，其性安在？’對曰：‘圣人與天地相始終，陛下能行孔子之道，性即在是矣?！謫枺骸|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這段話雖針對遼金兩朝，但張德輝也不會同意這種觀點的。從表面上看好象忽必烈對知識分子有偏見，其實不然。他在沒稱帝時，就特別熱衷“漢法”，對漢化做了很大的努力。他深知不漢化不能坐穩天下，不用漢儒不能治理國家。所以，滅金后他立即把王鶚、元好問、張德輝這些人召集到自己身邊，做他的智囊團。但他對只會玩文弄墨，而不會匡時救世的知識分子是不歡迎的。這就是他所以?？?，而改用選官制取士的根本原因。他這種認識在《蒙兀兒史記》第八十六《許衡列傳》第六十八一段記載里表露得最清楚：“中統元年，忽必烈即位，召衡至上都，入見汗，問所學。對曰：‘孔子’。問所長，曰‘務實’。問科舉之學，曰‘不能’。汗曰：‘卿言務實誠是，科舉之虛誕，朕所不取也’?！蔽覀兺高^這段話，不但能看到忽必烈虛己旁求的精神，并且還可以想象到元初的理學家許衡等人，對他采用選官取士的深刻影響。這里兩個人所說的務實，就是忽必烈在元初之所以?？?，而采用選官法取士的思想基礎。

這里所說的務實亦稱實學。是指宋、金以來一些儒士專以詩賦為習，而無補于修身治國而言的。在《續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九《宋紀》一百七十九中，記載了一場有關科舉和實學的辯論?！跋檀酒吣辏ㄖ猎四辏晒攀讨v學士圖克坦公履，欲奏行科舉，知蒙古主于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儒以有之?？婆e類教，道學類禪。蒙古主怒，召姚樞、徐衡與宰臣廷辯。董文忠自外入，蒙古主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闹覍υ唬骸菹旅垦允坎恢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余習，欲行其說，欲以是上惑圣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本也。事遂止?！边@里所說的俗儒是和通儒相對而說的。通儒的標準就是務實，這也是忽必烈元初選官的標準。所以，清人潘耒在《日知錄集釋·原序》中，把通儒解釋得很好：“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剿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儒而已矣。自宋迄元尚實學……?！迸笋绮坏沂玖送ㄈ宓膶嵸|，而且對上一引文董文忠所說的俗儒，也做了很好的詮注。只會講習詩賦或高談闊論，沒一點實際本領，這是元初忽必烈所鄙棄的知識分子。當然，他所說的宋尚實學還屬議論，而元尚實學已經付諸實施了。因此，忽必烈不但把實學的內容，當成選官的標準，而且也是平時衡量知識分子優劣的一個準繩。在《蒙兀兒史記》第七十九《廉希憲列傳》第六十一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廉希憲十九歲時，“宿衛忽必烈潛邸，篤好經史，一日方讀孟子，聞召，亟懷以入。汗問所懷書詣，以性善及義利仁暴之分對，汗嘉之。目曰廉孟子?！绷椷@樣回答，自然是合乎忽必烈對實學真儒，要求學以聚之、問以辯之的一個標準了。但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標準：那就是理論要和實踐結合，不能只做無根之談。故廉希憲被罷官時，“汗問侍臣，希憲家居何為？以讀書對。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為？意責其罷相后不復求進也?！?/p>

自太宗窩闊臺進入中原地區之后，蒙古統治集團內部對采用漢法始終存在著斗爭，當然忽必烈時期也不會例外。但是，他知道由于得力于中原漢族軍閥和漢儒的策議，消滅了阿里不哥，才鞏固了自己的王位。雖然經過李璮之亂，引起他對漢人知識分子的一些懷疑，但并沒有動搖他任用知識分子的方針。但用什么制度選官取士，他是經過反復考慮的。鑒于宋金的教訓和知識分子的實際情況，才用選官制代替宋金以來的科舉制。這不但是取士制度上的一次改革，而且也是對習慣勢力的一次沖擊。但由于歷史的沉積，人們觀念的守舊，對忽必烈在取士制度上的改革，不但沒給予任何肯定，反而招來非議和指責，時至今日還有增無減。孟森在《蒙兀兒史記·孟序》中，寫下了這么一段值得人們深思的文字：“元史自五百年來為一朝正史，然以其在漢土傳祚不永，一切制度文物又與漢土歷代不甚沿襲，故在漢人不推為至隆極盛之朝。而在全球棣通之世，則泰西所震聳于東方民族者，視蒙古在漢唐諸大朝之上?！弊咔叭说穆饭蕦佥p松，但不一定符合每個人的目的。孟森所講的“一切制度文物又與漢土歷代不甚沿襲”，當然，會包括忽必烈這次取士制度的改革。他在廣開言路、廣開才路的基礎上選拔人才，雖然條文框框不甚明了，也帶一點點隨意性，但元初的廣大知識分子心情是比較舒暢的，因為當官的大門為他們敞開著。元初的三十幾年之所以?？?，是因為忽必烈考慮到了科舉取士的內容、方法都不妥，那樣只能求得一些虛誕的俗儒，而很少得到一批匡時救世的實學。因此，他才在前代的取士求賢方法上做了大膽的改革，用選官制代替了科舉制。這樣做不是杜絕了元初知識分子的仕進道路，而是為了把更多的學有所長而又能付諸實踐的知識分子，集中到自己身邊來，為剛建的元政權服務。因此，如果把元雜劇發達的大前提，歸結為因元初廢除科舉、知識分子仕進無路這一點，實為誤解。

二“士失其業”還是仕進多途

如果把元初廢除科舉，當成雜劇發達緣于廢科舉的理論基礎的話，那么，元初“士失其業”，則是其理論根據之一。

“士失其業”提法，最早見于朱經的（《青樓集序》）。他說：“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郁矣，酤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逼渲小笆肋\中否，士失其業”長期以來為雜劇發達緣于科舉說論者用來證明元朝對知識分子極不重視的根據。我想這些話，不應該理解為元代對知識分子不重視，而看作朱經感嘆個人仕進的羈留則較為穩妥。因為他給夏庭芝《青樓集》寫序時是至正甲辰六月，即元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這正是元朝滅亡的前三年。這前后不但元軍節節敗退，元室內亂又興，張士誠等雖各地稱雄，但朱元璋已穩操勝券，元至正二十四年的正月，他就用韓林兒的龍鳳年號稱吳王置百官了。這岌岌可危的形勢，對元末鄉貢進士朱經來說，不能不是個打擊，他在這樣形勢下繼續當官的想法是不復存在了。因此，他由彼及己的感唱是可以理解的。元初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等人有機會還不想當官，而朱經則想當官卻趕上“世運中否”，也只好“士失其業”了。這里的“世運中否”四字，《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青樓集?？庇洝窊墩f集》本改作“世將否”，更為易解。元室已衰，世道要壞，朱經面對這場社會變革，既不能力挽狂瀾，也只好“小軒居寂，維夢是觀”的聽天由命了。朱經由于自己的處境想到同道友好，自號頑老子的張擇、寫《錄鬼簿》的鐘嗣成、朱凱等人境遇，感憤地嘆道“士失其業”是正常的。所以，只能把“士失其業”，理解成元末那一代人失去了當官的階梯和環境。如果把其內涵上伸到元初，那是絕對不妥的。因為在《青樓集·序》中清楚地寫著：“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蹦菫槭裁丛谙挛牡摹笆渴錁I”的“士”中，還包括著元初不愿仕進的關漢卿等人呢？這是后人的斷章取義，而不是朱經的原意。既然如此，那么把“世運中否、士失其業”，當成元初知識分子生不逢時，斷絕從科舉進身當官的依據，顯然是不當的。

隋、唐、宋、金以來，知識分子都是通過科舉這個階梯逐步當官的。當元初忽必烈用選官制代替了科舉制時，不但有些人不適應，甚至還產生逆反心理。其實這都是正統思想，習慣勢力作怪?？婆e是手段，當官才是目的。想入仕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愿意在青燈黃卷中，皓首窮經一輩子而不想混一官半職的。忽必烈對科舉制的改革，不但適應了當時形勢的需要，而且符合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要求。因為他的改革，不是使“士失其業”，而是讓他們“仕進多途”。據《元史·選舉志》載：“當時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制。其出身于學校者，有國子監、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醫學、陰陽學。其策名于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于宿衛，勛臣之學者，待以不次?！边@很明顯地說明，元初的仕進道路有三條：學校、薦舉和宿衛勛臣。但廣大知識分子當官則多來自薦舉。故韓儒林在他主編的《元朝史》里說：“但科舉制度直到元朝中期方始恢復，規模也很小?！饭僮訉O承蔭，以一人為限。很明顯，承蔭為官的人數也不是很多的，除此以外，官員主要來源推舉?！蓖婆e（薦舉）的范圍為遺逸、茂異、求言、進書、童子等。但推舉的方式可分為：征召、推舉、訪求三種。

1．征召

征召對象多屬金、宋兩朝的遺逸和一些在學術上有影響的人物。如忽必烈先后就征召了竇默、許衡、僧子聰（后改劉秉忠）等一大批知識分子，為他的漢化出謀劃策，當了他的上層文官要員。他們無論是在元初建政上，還是在繼承發展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上，都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據《蒙兀兒史記》第八十三《劉秉忠、張文謙、竇默等列傳》第六十五載：“竇默字子聲?！[居大名，與姚樞、許衡講學，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忽必烈聞其名，自潛邸遣使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微服歱其友人后往見，默不得已乃拜命?！?/p>

又據《蒙兀兒史記》第百有七《張惠、何榮祖、馬紹、葉李、郝彬列傳》第八十八載：“葉李字太白，……及召見披香殿，溫旨慰勞，詢治道安出。李歷陳自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汗嘉納之，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一日朝堂會議，李以病足不在列，汗命以所御五龍車召之?！边@樣尊儒愛才、禮賢下士的例子，歷史上也不多見。

用較高的禮遇去征召知識分子做官，在成宗時亦不罕見?！独m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五《元紀》十三載：“大德九年，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征原任陜西儒學提舉肖、赴闕。且曰或不樂于仕，可試一來與朕語，當即遣歸，令有司安車?！棿蟪?，即其家具宴為賀?！背勺诨实壅髡僦R分子當官，不但語辭謙遜、態度也和藹。這種不擺皇帝架子，虛己旁求的征召行動，也確實感動了一些知識分子。故在他們詩作中，對征召的喜悅、感激之情也多有流露。岑安卿在《元詩選》初集《栲栳山人集·出門偶賦》中寫道：“側聞朝廷遺逸征，集賢著作空盈庭。紫微堂上日羊飯，世祖山河如砥平?！倍鯋羷t在《元詩選》初集《秋澗集·送王子初總管奉詔北上》中欣喜地寫道：“圣代崇儒意匪輕，征車相望半諸生。九天雨露思賢相，十載經綸見老成?！边@對忽必烈的評價既很公允，君亡臣哀之情亦見真摯。這和忽必烈一生思賢若渴的精神，尊賢使能的作法是不能分割的。

2．推舉

推舉乃元初選官的第二種方式。史書多記載世祖與從臣談話時，不詢治道安出，就問薦臣何在。所以，他讓御史臺重點推薦知識分子。至元二十三年召程文海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時，就命他到江南各地召納知識分子?！对娺x》三集《丹邱生詩稿·送趙編修使秦蜀代詞瀆》中寫到：“錦繡秦川懷往日，兵戈蜀道嗟遺民。斂福蒼生待歸奏，未央前席進儒臣?！边@也說明忽必烈推賢舉能的作風影響著整個元代。元初，御史中丞董文用一上任第一件大事，就是向世祖推舉人才?！独m資治通鑒·元紀》六載：“至元二十五年……帝至自上都，召江淮行省參政董文用，為御史中丞。文用至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祗遹、王惲、雷膺等十余人為按察使。又舉徐炎、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p>

又《蒙兀兒史記》卷百有四《崔斌、崔彧、劉宣列傳》六十八記載：“崔斌字仲文，……忽必烈汗銳意圖治，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對陳政事得失，危言讜論矢所諱避，汗肅然聽納?！睂τ谛貞汛舐?、博采眾言的忽必烈來說，那種不拘形式、不管年齡、不限白身的推舉方法，本身就是對歷朝科舉制的一種嚴肅的挑戰。與其說他這是以實學為基礎的求才，不如說，這正是他唯才是用過人膽識所在。元初的知識分子只要有一技之長，能安邦有道，又肯與蒙古統治者合作，進仕比任何朝代都是容易的。當然，由于計劃性不強，造成元朝中后期官吏冗員過多的后果，也是在所難免的。

3．訪求

世祖立國三十年，堪稱鼎盛，而這又多賴他尊賢使能、廣求人才之功。他選官取士不但目的明確，而且步驟也很縝細。先以皇帝征召，繼而省臣推舉，如有遺逸和不起者，最后派專人訪求。這樣面面俱到地起用選拔知識分子，所得到的人才恐非歷朝定期科舉所能比。因此，耶律楚材在他的《湛然居士文集》卷四《和王正之韻三首》其二里，情不自禁地歌頌忽必烈去虛誕之士而就真儒之學的決策：“亨時嘉會千年少，圣主雄才萬代無。文物規模皆法古，佇看明詔起真儒?！?/p>

蒙元統治者訪求儒士，是對知識分子一種較高的禮遇。從成吉思汗起事，到窩闊臺滅金，及至忽必烈平宋，這種求賢的方式沒間斷過，到世祖時且更大規模不間斷地進行。亡金的一些儒士如李冶、李昶、徐世隆、李獻卿等，都跑到他身邊來，還向忽必烈積極地獻計獻策。李冶就告訴忽必烈：“誠能虛己旁求，將見人才輩出矣?！焙霰亓揖瓦@樣不拘形式、不顧逆忤、不遺余力地求才訪賢。中統二年，他在江山半壁的情況下，就命十路宣撫使苦求文學之士。據《元史》卷四《世祖一》載：“四月丙午，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颐t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程，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庇帧霸t成都路置惠民藥局、遣王祐于西川等路采訪醫、儒、僧、道?！绷頁对贰肪砭拧妒雷媪份d，南宋滅亡在即，忽必烈就讓伯顏特別注意訪求“前代圣賢之后，高尚儒臣、僧、道、卜筮，通曉天文歷數、并山林隱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聞?！痹贀睹韶菏酚洝ず霰亓铱珊贡炯o》第六一載：“遣中使咬難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焙霰亓疫@種不失時機的頻繁的對人才的訪求，使戴洵在《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之《重刻剡源文集后敘》中，不無感慨地寫道：“時江南訪求人才，使者如織”。元初的趙孟頫、葉李等，都是這時被訪求到大都做官的。就連堅決不與元合作，“坐臥不北向”的宋遺民鄭所南，也不能不在他的《元韃攻日本敗北歌》的結尾中，唱出自己“縱遇明王過堯舜，畢竟不是親父母”的受官不就但欲否又不能的復雜感慨來。

既然元初不是“士失其業”，而是仕進多途，那么如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三冊中所說的：“科舉不開，文人學士們才學無所施展，遂捉住了當代流行的雜劇而一試其身手。他們既不能求得蒙古民族的居上者的賞識，遂不得不轉而至民眾之中求知己?！庇嗲镉暝凇稇騽±碚撌犯濉分姓f的：“他們（按指元代）廢止了科舉，攔斷了文人的仕進道路”，劉蔭柏在《元代社會與雜劇興衰》中所說的：“元朝統治者為了防止漢族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掌握實權，不僅以行政手段堵塞仕進之路，而且使其地位低下，為世人輕賤，在群眾中喪失影響能力”等論斷，該是言出無據，當屬不公了。

三、“焚書坑儒”還是“尊賢使能”？

元初忽必烈之所以用選官制來代替科舉制，就是為了達到對知識分子“尊賢使能”這一根本目的?！对贰肪硭摹妒雷妗芬焕镉羞@樣一段記載：“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年于此矣。蓋時有先后，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憂民之心雖切于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痹谶@里，我們不但能看到他對成吉思汗、窩闊臺功過的歷史評價，而且還看出他沖破歷史的約束，擺脫蒙古貴族的反對，改革科舉制采用選官制，大膽起用有真才實學的漢族知識分子這一明睿決策的端倪來。由于他漢化有年，所以，深深地懂得能“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這個道理。要想在中原坐穩天下，不但要實行為他所用的漢化，而且還要大膽任用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因此，在元初的兩代近四十年間，世祖和成宗在對待和使用漢族知識分子上（也包括其他各族），是優于歷朝各代的。其具體表現是，尊才有措施、養才給條件、用才惟實學上。

忽必烈為了“大有為于天下”，在京兆（今陜西西安）封地，就用儒臣興立屯田、興復吏治、恢復農業、建立學校。稱帝后他在尊孔講經、倡導儒學上不遺余力，這不但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不致斷裂，而且也給知識分子精神和心靈以莫大的安慰。另外一點就是在窩闊臺時就建立了儒戶。據《蒙兀兒史記》第八十一《高智耀、朵兒赤列傳》第六十三載：“耶律楚材之領中書也，奏復儒戶著為令?；首娱煻碎_府平涼，仍以儒戶給役，智耀謁啟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廝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痹獣r讓知識分子立為儒戶，這是對他們做了較大的讓步和尊重。所以，《中國文化研究所·中文大辭典·儒人戶條》說：“元初，特重儒者。儒家之戶稱儒人戶，以與普通人家相別?！痹醪坏珜χR分子尊重有措施，而且在社會上注意培養尊儒養賢的風氣。在《蒙兀兒史記》第一百十九《虎都鐵木祿、拜降等列傳》第一百有一記載，拜降“二十九年除慶元路治中，慶元多宋故家，翰林學士王應麟杜門謝客。拜降首加敬禮，俾學者師事之。胥吏侮士大夫，至叱名召立庭下，拜降禁之，俾胥吏稱其故，官民大說?！睂仕尉蘖派星胰绱硕Y待，而對訪求、推舉、征召來的知識分子，所給予生活上優越的待遇，禮遇上的尊重，更當謂之不謬也。據《蒙兀兒史記》第一百十八《安藏阿魯渾薩理等列傳》第一百載，阿魯渾薩理在至元二十年時，曾“勸汗治國必用儒者，宜訪求亡宋遺臣，及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汗嘉納之，遂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薄笆恐畱t來館谷于此者，見凡所供張，必豐必腆，皆喜過其望。即有弗稱旨者，阿魯渾薩理亦請加賚而遣之。有宣徽官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餼稟大內前，冀汗見之。汗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古唬骸暧摀p之乎？朕方寤寐求賢，雖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狂恐不至，況復損之，誰肯至者’，其人慚退?！痹踉陴B才方面很重視教育，建學校、設書院、置學官、撥學田，用人又不限出身，不拘條件，白衣可為卿相，這在對待知識分子上，可算歷朝之壯舉。對知識分子平時百般關注，當官的又讓他有職有權，他們有的當卿相，有的做萬戶，有的為達魯花赤，而又非虛設，這一點亡金恐難比。據《蒙兀兒史記》第八十五《宋子貞、張德輝等列傳》第六十七載亡金儒士當官，“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者，余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事，又不使預聞?！庇謸蠒涊d，做中書平章政事的宋子貞告老在家時，忽必烈“特敕中書凡遇大事即其家訪問之?！笨梢娝谑褂萌瞬派仙儆忻褡迤?，亡宋之君的嫡親都委以翰林學士而在所不顧。趙孟頫是宋太祖之長子趙德芳之十六世孫。忽必烈愛其才，不顧反對，不但讓他身居高官，而且還讓他參與大事，執掌大權。

元初就這樣對待知識分子，還唯恐他們不來合作，根據什么說元朝是“最低卑的野蠻”和“駭人聽聞的無知”呢（余秋雨語）？又根據什么說，元朝的知識分子“成為最倒霉階層”呢（劉蔭柏語）？元朝統治者“寤寢求賢”，“尊賢使能”絞盡腦汁，還怕知識分子不高興，又怎么能說“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大規模的焚書坑儒”呢（劉蔭柏語）？這些人所持的根據，恐不外乎這么兩點。一是宋遺民鄭所南、謝枋得兩人所提出的“九儒”說。而“九儒”說又實無出處，恐是他們不滿情緒的流露。二是王國維所說的“故文章之士，非刀筆吏無以進身”。元吏非賤，當是正統觀念的誤解。

“九儒”說，最初來自于宋遺民鄭所南、謝枋得所著的《心史·大義述略》和《謝疊山集·送方伯載歸三山序》里。不管他們把知識分子地位擺成“七獵八民九儒十丐”或是“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但元初知識分子的地位在他們看來是夠低賤的了。所以，“九儒”說被一些人久引而不衰。鄭所南和謝枋得都是宋遺民，兩個人正統思想非常強，入元都不仕。據《元詩紀事》卷三十一記載鄭所南“字憶翁，號所南，福建連江人，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宋亡，客吳下，寄食報國寺以終?！哆z民錄》載：“所南初名某，宋亡，改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即寓意也。坐臨不北向，扁其堂曰本穴世界，以‘本’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后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借?；騿柶湔?，則云：‘地為人奪去，汝猶不知耶’？”在他的明志詩里亦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边@樣一個漢民族意識非常強，又堅決不與元朝合作的人，讓他正確地反映元初的知識分子處境，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當元初攻打日本敗北后，他立即寫了那首《元韃攻日本敗北歌》。除了不得不承認元初的圣治外，還念念不忘故宋江山?！翱v遇明主過堯舜，畢竟不是親父母。千語萬語唯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边@就是宋遺民鄭所南，連“聞北語則掩耳疾走”的原因。

《續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七《元記》五這樣介紹謝枋得：“宋故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遁居閩中，程文海之薦士也。初以枋得為首，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今先妣遹終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彼阅竼蕿橛?，實乃堅決不與元蒙合作，拒不應召。宋亡后，在江南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反元情緒很厲害，類鄭所南、謝枋得一樣的人很多。據《元人傳記資料索引》第二冊載：“俞金……金華人。宋亡，獨率其家仍行宋禮，不從時俗，人皆怪異之?！备猩跽?，把反元不滿情緒帶入史館，在大庭廣眾面前肯定宋朝者：“周聞孫……至正元年貢士，會試不利，以薦入史館，值修三史，聞孫謂宋為正統，不合眾意，遂歸?！痹谠实垩燮さ紫抡f宋朝好話都沒有治罪，如鄭、謝輩遠隅江南執筆發泄不滿更自然沒事了。元朝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寬松，和明清的文字獄比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不可作同日語。通觀鄭、謝兩人身世及心態，加之元初對文人的重視，“九儒”說既然信史無憑，那它自然是發泄對元不滿情緒的無稽之談了。

元吏是否低賤問題，這不但有史可查，而且也涉及到一個觀念改變的問題。明人胡侍在其《真珠船》中說的士“每沉抑下僚，志不得伸”；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所說的：“故文章之士，非刀筆吏無以進身”；以及顧肇倉在《元人雜劇選·前言》中所說：“在元代，知識分子（儒生）是一個不被重視的階層，……唯一的出路是去做書吏”。這些提法，都在表明元初廢除科舉后，知識分子只能當一個地位卑賤、供人驅使的刀筆小吏。

其實元初的吏，是忽必烈改革科舉制的一個內容，因此，吏的內涵又絕非過去的刀筆吏所能包括得了的。刀筆吏始于秦，所以，向有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治之說。因此，從兩漢、隋、唐以降，漢族傳統官與吏之間，有一種不可逾越的鴻溝。官再小是決策者，吏再大也是供人驅使的奴才，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捉刀代筆的小吏而已。但到元初由于忽必烈改革科舉重視實學，因此，它的大部分官員是由掾吏、書吏入流出職的。這時不但官由吏出，而且是官吏不分了。所以，元吏亦無卑微可言了。因為元代蒙古官員很多不認識漢字和不了解民情，再加上辦事又很差，自然，各級政府中的事體多由吏代辦。正如元人胡祗遹在《紫山集》卷二一《銓詞》中所說的那樣：“司其縣或三員或四員，而有俱不識字者。一縣之政，術不出胥吏之手亦難矣?！边@一點，虞集在《道園學古錄》卷十五《蘇志道墓碑》中，說得更加清楚?！板X谷、轉輸、期會、工作、計最、賞刑、閥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p>

朝代的更迭，賦予吏以新的使命也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元初采用選官制，求諸實學，所以各級政府中大事小情都離不開吏目，因此，吏既是參與者又是決策者了，自然官由吏進的制度也就形成了。吳澄在《吳文正公集》卷十四《贈何仲德序》中把官與吏的關系交待得更清楚：“曰官曰吏，靡有輕賤貴重之殊，……每以字呼，不以勢分相臨也?！币虼?，做吏的過程，不僅僅是考評其施政才能，創造業績的機際，而且也成了由吏入官的必由之路。所以，每年都有大量的吏入官，其速度之驚人，致使一些小官都要改官就吏。這一點，《元典章·吏命六》說得更明顯，吏“每歲剏入流品者近千員”，用來補充各級政府中的官員。

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第二冊里記載著這樣兩個例子。其一：“金德潤……由吏入仕，累遷臺州路判官，辟浙東道宣慰司令史，……所至皆稱健吏，以紹興路治中致仕?！逼涠骸爸苤佟晕睦糇詩^于刀筆間，應事制度無不動合樞機，官至海道都漕運萬戶?！边@些事實，不但說明元吏非賤，而且也證實吏是忽必烈改革科舉制，采用選官制的一個重要內容。既然元初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并不卑下，“九儒”說又屬臆造，元吏也絕非低賤。那么為什么有些人一涉及到元代社會和元代統治者，就嗤之為“最低卑的野蠻”、“駭人聽聞的無知”呢？一談到元代知識分子，就說“備受苛虐、地位卑賤”呢？歷史學家韓儒林已做了回答。他在《元朝史·前言》中說：“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當中原的皇帝寶座上坐著一個少數民族皇帝時，有些人就不加調查研究，一口咬定說這是黑暗的時代。這是不科學的?！?/p>

話應該說回去，我們承認雜劇在元初發達起來，而關漢卿、白樸、馬致遠、王實甫、鄭光祖等又是元初成績斐然的戲劇家。雖忽必烈禮賢下士、虛己旁求，但此輩只“嘲風弄月”，而“皆不屑仕進”。既然關漢卿這樣的“梨園領袖”、“雜劇班頭”有“不屑仕進”思想，一定會對“書會”其他“才人”有影響。諸如“與漢卿莫逆交”的楊顯之，“與漢卿世交”的梁進之，“與漢卿交”的費君祥等（均見《錄鬼簿》），定會技同相習，道同相得。因此，“不屑仕進”這種意識會成為當時活動在山西、河北等地劇作家群體中不少人的主導思想?！端螘乩碇尽吩鴮Υ兯穆啡藗兊牧曀准皩徝雷非?，做了這樣的概括：“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好音樂，少愁苦，……庠塾聚學者眾，然懷土，罕趨仕進?！边@一帶人因為想家，就很少去求官。那么，元初聚集在關漢卿周圍的一些人，只埋頭于雜劇創作而不太熱衷仕途，恐怕也是匹夫不可奪志的追求吧。而在《錄鬼簿·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于世者》的元初五十六位劇作家中，則有若“馬致遠任江浙行省務官”，“李好古南臺御史”，“史九散人武昌萬戶”等二十二名，他們都通過選官途徑而當上了元初大大小小的官吏。朱經在《青樓集·序》中之所以慨嘆不解地說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原因就在他們“皆不屑仕進”。

綜前所述，我以為元雜劇的形成、發達與歷來所論“廢科舉”說沒有關聯！當然，一門藝術流行于一個時代自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這不是本文所討論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