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的逾越與壓力

摘要：愛國主義是抗戰時期史學著述的主流傾向。然而，這一話語本身不免忽略了史家因地域之別、著述環境不同而形成的愛國泛化與壓力問題。故而，對“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民族觀念重新加以審視，對淪陷區史家的節操觀念詳加考析，皆對抗戰時期史家抉擇問題的探討，有一個更為合理的解釋。

關鍵詞：抗日戰爭；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淪陷區史家；“中華民族是一個”；節操觀

中圖分類號：K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11)02-0168-07

既有對抗戰時期史家著述與史學活動的探討，多從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側面加以論析；而對抗戰軍興之下的史家，因地域之別、生存之需、外部環境優劣不同，所造成的愛國的泛化與壓力問題，則少有述及。筆者不揣淺陋，以此為切入點，重新審視“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爭，并論及淪陷區史家節操觀問題，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一、愛國的逾越：“中華民族是一個”論爭的再審視

對于抗戰時期“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爭，無論是從概念上的“民族”、“種族”之異同，還是從論爭的過程與影響，皆有學人論及。然而，對于論爭的真正緣起、論爭中學理層面與政治層面的糾葛、愛國主義之下的利益訴求等問題，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一)論爭的緣起

這場論爭的展開，肇始于1939年2月13日顧頡剛在昆明《益世報》上發表的《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接著，費孝通寫信與之商榷。隨后，顧氏將此信以《關于民族問題的討論——答“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之名，發表于《益世報·邊疆周刊》。該文從民族學的角度對一元化的民族觀提出質疑，從而促成了爭論的真正展開。此文發表的初衷，本為純粹學術性探討，而后則不免逾越了這一范圍。

繼費孝通此文之后，顧頡剛又發表《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答費孝通先生》再行申說，使得這場論爭日漸擴大。此后，學術背景不同、政治立場有別的學者如傅斯年、吳文藻、翦伯贊、白壽彝、張維華、陳碧笙、馬毅、陶云逵等紛紛著文立論，闡發各家觀點，或贊同附和、或批評指摘、或莫衷一是，從而形成了當時一場重要的學術論爭。

從表面看，此事源于顧頡剛、費孝通二人學術觀點的歧異。然而，從當時顧頡剛撰寫的環境看，《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的產生，實與傅斯年有莫大關聯。對此，顧頡剛在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述：“1939年2月7號星期二。作《中華民族是一個》，約四千字，未畢。昨得孟真來函，責備我在《益世報》辦《邊疆周刊》，登載文字多分析中華民族為若干民族，足以啟分裂之禍，因寫此文以告國人，此為久蓄我心之問題，故寫起來并不難也?！?/p>

很顯然，顧頡剛作此文的直接動力，雖自言為乃“久蓄我心之問題”，實則源自于傅斯年對其責備的信函。傅斯年在此信中言：“有兩名詞，在此地用之，宜必謹慎。其一為‘邊疆’?！浯渭此^‘民族’?！蛟颇先思茸栽唬骸挥幸粋€中國民族’，深不愿為之探本追源；吾輩羈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種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英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廣事傳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國之邪說。則吾輩正當日‘中華民族一個，耳，此間情形，頗有隱憂?！缜闪⒚恳哉蟹只畬?，似非學人愛國之忠也?；丝剂?，以數事供之吾兄。一、邊疆附刊之名，似可改為‘云南’、‘地理’、‘西南’等，邊疆一詞廢止之。二、莫談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三、更當盡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證明夷漢之為一家，并可以歷史為證?！?/p>

觀此，即可見傅斯年對“民族”、“民族主義”以及邊疆詞匯等概念使用的敏感性；而顧頡剛撰寫《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與傅斯年的督促和提醒不無關系。其實，作為一個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傅氏對學術性詞匯的警惕，早已有之。從30年代初《東北史綱》的編撰，到《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嘶力呼喊，決然反對戰前某些北平學人所倡“民族自治”和“文化中立區”的建議，甚至不惜與其師胡適斷交，皆是這一強烈愛國情結的體現。

(二)愛國主義之下的學術、政治與利益糾葛

從學理上講，“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本身，乃與顧頡剛固有的學術理念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背離和沖突。在《古史辨》中，顧頡剛曾將“層累的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念進一步闡發為：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時至1932年，顧頡剛在致洪煨蓮的信中，亦認為“中國人全為炎黃子孫”的觀念，應當予以擯棄，而代之以“一個合于理智的新信仰”。很顯然，顧氏原有的觀念，是否認民族一元論的；與“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調，多有沖突和抵牾。故而，此文政論性色彩較為濃厚，不能以純粹的學術性論爭視之。

即使如顧頡剛所言，此乃“久蓄我心之問題”，“聞之甚喜德不孤也”。然而，此種態度的轉變亦有遠因。顧頡剛抱有“學術以救國”的信念。早在30年代初，即在北平創辦“三戶書社”(后改為通俗讀物編刊社)，以“楚人三戶，亡秦必楚”意寓之。顧氏鼓吹抗日救國、救亡圖存，不免為日人所忌恨，落入黑名單，只得潛離北平。與此同時，顧頡剛又創辦《禹貢》雜志，從關注沿革地理到注重邊疆史地，亦有學術以經世救國之意。后來，顧氏到西北進行考察，親聞親見民族沖突的慘狀：“因為我到西北去時，在民國十七年回民大暴動之后十年，在這暴動區域里，處處看見‘白骨塔’、‘萬人?！?，太傷心慘目了，經過十年的休息，還不曾恢復元氣，許多的鄉鎮滿峙著頹垣殘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寧時，一路上看見‘民族自決’的美名，延遲了邊民走上現代文化的日期，豈不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發表這篇文字，希望邊民和內地人民各個放開心胸，相親相愛，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努力，揚棄這種抱殘守缺的心理?！边@段心理歷程，料必對其后來的治學、論政產生深遠影響。

顧頡剛此番改弦更張，乃是出于愛國心的驅策和友人傅斯年的提醒，惟恐陷入“不愛國”的歧途。從中亦可見學術求真與愛國求用之間的無形沖突。

而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傅斯年，則不啻為一個“狂熱的愛國者”。

傅斯年對此次論爭，不免滲入了自我臆測的成分。他在致朱家驊、杭立武信函中稱：“(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引起了民族學家云南大學教授吳文藻的不滿，吳命他的學生費孝通加以反駁，說中華民族不是一個”；并進而說“夫學問不應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惡影響及于政治，自當在取締之列。吳某所辦之民族學會，即是專門提倡這些把戲的。他自己雖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費某則大放厥詞。若說此輩有心作禍，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發達之科學’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惡習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頭，其結果必有惡果無疑也”。

吳文藻乃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開創者，其弟子費孝通所著此文，本為純粹學理性的探討，而被稱為拾西人之牙慧、有包藏禍心、為無聊之學問，實為非理性之言。吳文藻在日后的回憶中對此事多有回避，我們對費孝通商榷之文與吳氏的關系，亦不得而知。故而，對此次論爭的解讀，主要圍繞傅斯年

的表述而展開。作為“史料派”的領軍人物，傅斯年亦曾留學歐西，對當時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雖不通曉，亦不應斥之為無聊；且傅氏所主持之史語所，其下設的第四組，即以民族學與人類學屬之。故而，傅氏對民族學亦當多有接觸和了解。而傅氏謂吳文藻所辦“民族學會”為無聊之學問，應予取締。這種以政治手法來決斷純粹學術論爭時，除卻愛國情結使然外，則又不免夾雜有門戶之見與派分之爭的色彩了。

傅斯年卻認為吳、費的言論，會在云南發生不良的影響：“因吳是中英庚款董事會派到云大去的，乃致函此會的董事長朱騮先、總干事杭立武兩先生，希望將吳他調，以免發生事端?！北緸閷W術性的論爭與觀點的歧異，而最終訴諸于政治攻訐和個人撻伐，則為傅氏之失?？梢哉f，傅斯年性格中的支配欲和民族心皆甚強。此次論爭，本為學術性探討，而最終卻以政治權力的手段宣告終結。以今日觀之，這種對待民族問題的態度，“把民族說成是一個同一的、在時間中不斷演化的民族主體，為本是有爭議的、偶然的民族建構一種虛假的統一性”。

顧頡剛或乃一理性的愛國者；然而，在傅斯年狂熱愛國者的斥責與激勵下，雖言自身亦有此意，然終在學術與愛國的天平中，倒向了愛國的一邊。而在這場論爭中，傅斯年對費孝通等人類學家的過激批判，除了愛國主義與純粹學術探討之間頗為矛盾的“張力”因素之外，學科之間的隔閡與分途，也是不可避免的誤解因素之一。從學科層面上講，此次論爭也是20世紀歷史學和民族學的初次交鋒。中國歷史上有著“殷鑒”、“經世致用”，甚而為當下政治服務的史學傳統。當這一傳統，遭遇到民族學、社會學等西化理論時，不免有所罅隙和沖突。同時，這一探討的特殊環境，即抗戰之時，民族危亡之秋，學術服務于政治的氛圍，則決定了這一結局的不可避免性。

此一論爭實則對當時的學人影響至深。后來岑家梧《西南種族論》一書，即對“民族”與“種族”的概念細加別擇、特為申說。胡體乾在此書的序言中，對當時因概念而引發的愛國之爭，有頗為接近本真的理解。然而，《中國之命運》對民族問題的解讀，認為“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即為各宗族共同的命運的記錄。此共同之記錄，構成了各宗族融合為中華民族?！币浴白谧濉钡母拍?，對民族加以涵括，使得這一論爭在國家層面上定了基調，而學者后續的討論也就不得不銷聲匿跡了。

時過境遷的五十年之后，費孝通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模式，則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原有觀念的固守與延伸。

二、淪陷區史家的節操觀

“七七事變”以后，北平學人紛紛南下，而仍有部分史家，出于主客觀的諸多因素，不得不以留守者的面目出現。與淪陷區文學研究的興盛局面相較，我們對淪陷區史家的探討，則顯得尤為薄弱。如有，也主要集中在對史家陳垣等少數史家的關注上。且在“愛國主義’’語境之下較為一元模式的探討，則不免忽略了淪陷區北平等地史家生存與著述的真實情形。

(一)志守節操的潛在抵抗者

總體來講，北平史家多以避世、杜門謝客等“潛在抵抗”的形式出現。這些史家講僧論道，似乎有避世之嫌，實則是在生存自保的前提下，寓愛國情結于史學著述之中，消極地表達民族大義與愛國情結。

以陳垣而言，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鑒胡注表微》、《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等文，多發表于《輔仁學志》刊物中，皆為“寓民族意識于考據之文字，微旨別有所在”，其“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皆托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耳”。陳垣素以精密之考據著稱，而事變后則頗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既而更為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欲以正人心、端士習，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

余嘉錫的文章亦有此意。余嘉錫因著《四庫提要辨證》而為學界所重，然而在北平淪陷之后，其治學路徑出現了轉向；相繼發表了《宋江三十六人考實》、《楊家將故事考信錄》等文，以乾嘉治史的方法，來考證古代經典小說中的人物與事跡。對此，余氏曾以“武陵桃花源漁者”自署，并以“比來年衰多病，意忽忽若有所失，不能覃思著述，惟以閱雜書自遣”之語搪塞。實則，其文背后寓意著深沉的愛國情結。比如，對楊家將之推崇，即言：“由是楊家將之名，遂為人所盛稱，可謂豹死留皮，歿而不朽者歟?愛國之心，人所固有，后之人何樂而不為也!”以歷史上英雄人物如宋江、楊家將，作為考證之對象，辨其源流、考其真偽、弘其愛國精神，實為當時史家以著文彰顯愛國心的重要方式。

其他的留守史家，如身處北平的孟森、洪業、侯仁之，上海的呂思勉、周予同、周谷城等，皆能操守志節、不事敵偽。雖身處淪陷之域，仍能著書撰文、闡發史學之幽微，寓愛國氣節于激揚文字之中。

(二)節操觀念模糊不清者

抗戰之時的“孤島”上海，講學于之江大學的夏承燾，即面I臨北上執教燕京大學與節義操守是否相沖突的兩難問題。

他在1940年接到了郭紹虞邀其任教北平燕京大學的聘書，然而，對于是否北上就任則頗為躊躇。自己難以決定，不得不求助于師友的裁奪：“三月廿二日。接孟劬翁函，謂燕京大學現狀甚好，郭君聘予出于至誠，不妨一就。北平米糧貴則有之，絕食則無其事。四月十五日。得叔常函，謂予北平之行，溫州嘗有人談及，皆以為瞿禪決不至到淪陷區去?！璺墙浬藤u藝而往，如辱此身，何顏面以對學生。此節需精細問人?！脑率湃?。日來為北行事甚躊躇。上午過廖懺翁、仇亮翁，傍晚過金松岑先生，問去就。廖極慫恿予行。仇謂燕京大學如由中央允其仍設淪陷區，則不妨往。金謂上海亦半淪陷區，往年燕大聘彼，彼亦有意往住半載云云。四月廿日。早晤李培恩，談一小時，懇留甚殷，……但與燕京函札往復三兩月，中途變卦，恐負郭君盛意，奈何奈何?！?/p>

夏承燾雖然精細問人，多方請教友人張爾田、李培恩、金松岑、廖懺翁、仇亮翁、叔常等人，然而在去就問題上，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夏氏雖知“一身去就，系四方觀瞻”之理，卻對北上淪陷區是否有失節操，難以定奪。所謂去淪陷區，與節氣之關系，夏承燾與其友人皆難以把握。而保持節操于不虧，則又是學人所最慎重者也。最終，夏承燾還是愛惜羽毛，拒絕了燕京大學的邀請。這也就是說，在淪陷區本身，不問是否事敵偽，即有辱節的嫌疑。而自身的譴責與世人愛國的壓力也就隱隱增大了許多。

而史家謝國楨的節操觀念則不免更為模糊不清了?！吨x國楨自述》中言：“1938年春，中華文化基金會孫洪芬先生叫我返回北平典守北平圖書館的金石圖書，因之又回北平任職。在這以前我本來為中日庚款基金會所辦的東方圖書館編寫《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一書，因為某種關系，周作人就延聘我到偽北京大學史學系擔任功課，我還誤認為站在紅樓上，‘樓猶此樓也，土猶此土也’，大講其祖國的歷史和‘華夷之辨，的事跡，實在是失去了民族氣節。因之，北平圖書館袁同禮館長勒令我辭職，我只有承傅增湘先生的好意，經他介紹我到川幫私營大中銀行聊司筆札，并協助傅沅老編纂《綏遠通志》一書，這也不過是混些事兒和掩耳盜鈴而已。這些事情我不說，人們也會知道，我不如坦白地交代出來，作為一篇反面教材，供同志們毫不留情地批判而已?！?/p>

謝國楨身處“偽北大”講席，依然大談“華夷之辨”；后經袁同禮的提醒才幡然醒悟，辭職他就。謝國

楨對此事可謂坦白，亦因此而愧疚不已、郁郁終生。而更多的學人，對此段經歷則選擇了沉默和內心的自我譴責。

更有史家因節操問題被人毀謗，而不免遭受誤解與非議。

以顧頡剛的弟子童書業而言，亦有因投稿不慎而為投敵者所欺騙的經歷。1940年，親日分子汪馥泉在上海創辦《學術月報》，向童書業約稿。童氏還懵然不知汪馥泉已為漢奸，乃爽然應允，“從楊寬的《中國上古史導論》中抽出《三皇說之起源及其演變》一篇及《古史辨》第七冊序送去發表，后又從《春秋史》講義中抽出一篇以顧頡剛名義發表在《學術月報》上?！贝伺e不幸中了汪馥泉的詭計。

此事，顧頡剛亦受牽連?！白蝈a永告我，謂渠在渝見衛聚賢，衛謂我與童書業已投降偽組織。告履安，履安日：‘然，衛某在滬宣傳汝已得偽組織五萬元!’嗚呼，衛之造謠一至此乎!……若予到滬，造謠者必造謠，買收者必賄買，恐將迫予如王開疆之蹈海以自明耳?！焙髞?，顧頡剛不堪造謠之壓力，不得不在報刊上登一啟事，以證自身清白。而童書業則為避文化漢奸的糾纏，決意離開上海。

不事敵偽、保持節義與操守，成為當時淪陷區學人的一個重要壓力。除了不時遭受敵偽的侵擾和強迫外，更多的學人則在“節操”的衡量與評判上，少有一致性的觀瞻，甚而出現在今日看來已有失節之嫌，而當時并不自知的“怪象”。實則，在當時紛亂橫生、真假難辨的抗戰之時，這一灰色地帶，學人本身很是難以拿捏與辨別的。

(三)地域有別、愛國叛國異趣者

除卻學人地處淪陷區本身所蘊含的“不愛國”的色彩外，所處淪陷區地域的不同，也在“事偽”之事上面臨著不同的壓力，從而形成迥然有別的評判。僅以淪陷區北平與香港的容庚、陳君葆等學人為例，較而論之。

眾所周知，周作人在北平淪陷期間，作為留守北平之教授，因曾任偽北大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院長等偽職，節操有虧，最終被判定為“文化漢奸”。而另外一些學人，如史家容庚的遭遇，則更值得玩味。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燕大停辦，容庚轉而任教于偽北大，此間著有《卜辭研究》等著作數種，并成功阻止日人假借平漢線文化史跡調查以劫掠文物的企圖。戰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即對偽北大教授一律擯棄，不予錄用。容氏對此強作爭辯，但亦無果，且被傅斯年斥之為“無恥漢奸”，最終被迫離職他就。

香港淪陷后，學人陳君葆留守香港，曾為日本所占馮平山圖書館的雇員，在日本軍官肥田木等監督之下，負責史籍整理與搜集工作。究其緣由，實與保護馮平山圖書館所藏的珍本古籍有關。陳氏亦自言：“馮平山圖書館的事本來我可以置之不理的，但為著中央圖書館的一批書，為著顧全別人，我競動于一‘義’字而不顧一切了?！贝碎g，先生亦保護陳寅恪等著名學人安全離港，投奔大后方。戰后，先生因追討書籍、保護校產之功，獲英國皇室頒發O.B.E.勛銜，友人李幼成贊日：“民族異寶得以巍然不墜，此功此德何止勝造七級佛圖已也?……傳日：不有留者，誰守社稷，若斯使命，卒底完成，責任之重，磨折之深，應付之苦，境況之危，可從想見?！鼻冶蛔u為愛國人士。

且以事“偽職”而言，陳君葆、容庚兩人，皆不免有之；而兩人對保存中國文化之努力，則亦有心為之。而后世評判卻迥然有別：一被目之為愛國人士，一則被斥為“無恥漢奸”。究其原因，不僅淪陷區本身即潛在含有“非愛國”的嫌疑與壓力，且在同為淪陷區的北平與香港，亦有因地域不同，而呈現出判若兩端的評價標準。則愛國主義之下，學人所面臨的不同際遇，或又為誠可思之的問題。

(四)曲衷隱忍、難以言說者

史家金毓黻的遭遇則更為隱晦和曲折。從金氏的個人經歷看，東三省頃刻淪陷時，因不及出逃而遭囚禁，被迫出任偽職，后于1936年假借日本逃至國統區。此段淪亡經歷，亦成為金氏不可言說的隱痛。他在日記中，對其友人文仲公的遭遇不免扼腕嘆息。

金毓黻雖記述其友人之經歷，扼腕其不幸遭遇，實乃對淪亡之下東北士人的申述。究其深意，則更為喻其本身，對世人苛責之“節操觀”的一種深刻反思，并對所謂“失節者”的同情之理解。

不惟如此，金毓黻的《岳飛之死與秦檜》一文，亦潛藏著這一信息，以致于“編輯后記”中特加申說：“《岳飛之死與秦檜》一文，當是大家所極欲一讀的，但讀至中間頗使人這樣擔心：金先生是要替秦檜辯護嗎?然而讀了后就知道金先生不但沒有給他辯護，反更把殺死岳侯的謀主指明了，這真是前人所未發的至論；至于博徵推斷之詳細正確尚是余事?！币悦庾x者誤解。

另外，金毓黻在述及宋代降金者張邦昌、劉豫，降元者留夢炎時，亦評論道：“古來降敵偷生之人，未嘗無故國之思，終致一往而不返者亦自有故。張邦昌、劉豫北于北宋之末為金人利用，以立偽楚、偽齊。邦昌猶有羞惡之心，即金兵退去即遷政于宋孟太后，爾時，王時雍語邦昌：‘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畈粦?，后李綱為相，建議誅張，因而賜死。劉豫既為帝，宋宰相呂頤浩以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豫之不能反金為宋，以邦昌前事為鑒故也。南京之亡，文丞相天祥被擄至燕，宋降臣留夢炎說其降元，天祥罵之。王積翁欲合降臣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夢炎之意謂天祥被釋，竄回江南，號召遺民，宋可復興，元亦未能久保中原，屆時必治夢炎等叛國之罪，而不得保其首領。其意猶劉豫之意也。雖然豫如反金為宋，終不免蹈邦昌之覆轍?！?/p>

此論頗有深意在。金毓黻此文對“降人”、“佞臣”、“武人”之態度，能有如此透徹之分析，實與作者當時的經歷與心境有莫大關系。東北淪亡后，金氏迫于壓力，曾任東北偽政府職，而后沖破阻隔，轉至國統區任教。然此段經歷亦為時人所譏，認為有失操守。

先生對名節視之甚重，而終不得解；又因曾經歷東北淪陷區的愁苦時段，故對淪陷屈節之人，實能報以“了解之同情”，而非僅僅在愛國情緒之下的一味斥責。故而，金氏在論述歷史人物時，不時暗喻當下被忽略的偽東北官員、學人。認為他們亦多有愛國之心，與覿顏于日本人的賣國者，實有迥然之別。而抗戰勝利后，國人民族主義情緒激漲，對此多不加以辨別；先生為之郁郁，故有上述之論。觀此，較之于狂熱愛國的傅斯年，兩人對“降人”之理解和認知實為迥異。

三、幾點思考

總而言之，抗日戰爭時期的史家，與其他知識分子相較，不免背負了更多的愛國壓力：他們既是歷史的親歷者，又是歷史事件的撰述者，更為洞悉華夷之辨、恪守節操的重要性。然而，戰時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話語，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史家本身所面臨的生存壓力、門戶之見等諸多問題，使得對戰時史學的探討難以全面深入和有效展開。

首先，抗戰軍興之際，民族至上觀念的盛行，歷史學與民族學學科話語的分歧等等，皆使得“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討論人言人殊。胡適曾言：“我不認中國學術與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系。若以民族主義或任何主義來研究學術，則必有夸大或忌諱的弊病?！倍?，民族主義與學術之間的糾葛，成為難以逾越的內容。此次“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爭，已經逾越了純粹學術性探討的范疇，綜括了學科之間的隔閡、

民族情緒與純粹學術性探討的潛在矛盾、愛國主義背后的利益沖突等諸多問題。

其次，僅以地域本身而論，身處淪陷區的史家；與身處“愛國之地”的西南、西北地區的史家相比，不免面臨著更多的“節操”壓力；史家身處淪陷區本身，即潛在地暗含著愛國不力、操守不謹，甚至是有失操守的嫌疑。而許多學人在生存壓力、日偽誘逼等諸多因素下，任教于偽北大等校，則更被視為失節之舉了。而當時的親歷者則更多認為“這種事情往往是曖昧的，不是黑白之間的選擇，而是灰色的深淺?！?/p>

最后，淪陷區學人的抉擇，變得更為多元化。有人選擇了堅忍的歸隱，有人選擇了消極的抵抗，有人則是傾向犬儒主義的屈節事偽，還有一部分人則因不經意的喪失節操而飲恨終生。故而，對于戰時史家的民族觀、節操觀問題探討，更應該“重新放人那段布滿約束與選擇的歷史中去，擺脫過去過于簡單極端的兩種觀點”，并對這一復雜的現象條分縷析。惟有如此，方可對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抉擇問題，有一個更為接近本真的理解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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