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

內容提要 內藤湖南在中國近代史論域深具影響的“宋代近世說”，以貴族政治的式微、平民勢力的高漲為指歸，從廣義文化視域揭橥宋代開啟中國的近世。是說參考歐洲歷史分期，深入中國文化的內在理路，形成“多元近世”觀。分疏內藤湖南“宋代近世說”形成的內、外部契機，反思是說引出的種種問題意識，以期洞見中國現代思想曲折展開的歷程，進而重新省思中國現代性。

關鍵詞 內藤湖南 宋代近世說 多元的近世

〔中圖分類號〕K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2)04-0131-08

追溯中國現代性的時間起源，常常是個聚訟不已的問題。識者或者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依歸，將彼時中國與西方的相遇稱之為中國遭遇現代性的“初體驗”；或者以資本主義萌芽為話語軸線，將明中葉看作中國早期現代性（early modernity）的開端；或者視唐宋為明顯斷裂，揭橥宋朝開啟“東洋的近世”。但就世界范圍而言，從“效果歷史”①的角度來看，宋代近世說的影響殊為重大。其不但視中國宋代為世界進入近代（modern）的起點，而且在宋元明清的整體視域（perspective）中，探尋中國變化的種種面向。重視宋代近世說，不僅有利于正謬“中國停滯觀”的不見（disinsight），而且亦可洞見中國現代思想曲折展開的歷程，進而重新省思中國現代性。

唐與宋雖然合稱為“唐宋”，但唐宋歷史之間卻有著明顯的差異。識者也大都指認此種差異只是傳統內部的變遷（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②但內藤湖南卻一反陳說，指出唐宋歷史之變竟至為社會形態的轉型 ① 尼采曾提出“效果歷史”（effective history）之說，其意為過去對當下所產生的作用。伽達默爾從哲學詮釋學的視域指出效果歷史（Wirkungsgeschichte）意識是理解的必要因素，理解即是效果歷史的事件。參見［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真理與方法》（詮釋學Ⅰ），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408頁。所謂“效果歷史”在伽達默爾看來，即是承認歷史之理解并非是“斬斷前緣”式的革命之事，而是受制于前歷史的閥限。經驗的歷史傳承物并非為超脫于理解視域的客觀之物，而總是處于當下的一定理解視域之中。職是之故，所謂理解就是消弭個人性的視域融合，在理解過程中產生一種真正的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這種視域融合隨著歷史視域的籌劃而同時消除了這視域。我們把這種融合的被控制的過程稱之為效果歷史意識的任務。

② 自北宋以降承認“唐宋之變”的論者代不乏人，諸如邵雍、程頤、朱熹、陳亮、脫脫、陳邦瞻、顧炎武等人都有精彩論述?？v使近代，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也多有論述，但皆承認其為傳統內部的變遷。茲不一一贅述。本文僅儷舉錢穆、余英時之說，因其被引用較少。錢穆則從文化擔綱者士人身份變化的角度，揭舉唐宋歷史的差異以及中國歷史的發展變遷，錢氏指出：“晚唐門第衰落，五代長期黑暗，一迄宋代而有士階層之新覺醒。此下之士，皆由科舉發跡……下歷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四期?！袊鴼v史演進，亦隨之而有種種不同?！眳⒁婂X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下冊），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561頁。余英時踵武乃師之說，視唐宋之變為中國歷史上的四大變革之一，主要從士人政治地位與道學基本性質兩重面向考察此種變革。余氏認為，就前者而言，宋代科舉制度的成熟化和普遍化支撐著庶民成為士人的主體，宋代士人的國家認同感與責任感因此而高漲，“以天下為己任”成為彼時士人的共同信念；就后者而言，宋代儒學的復興主要在于治道層面，強調個體的道德修養非止為成全一己理論層面的“內圣”之學，而在于落實為實踐層面的重建政治秩序，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如是種種，其都指認唐宋歷史之間有別。唐代常以政治史見長，宋代則以文化史為勝，唐宋歷史此種相對意義上變化的閥限為傳統內部的變遷，而非為社會性質的裂變。參見［美］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聯書店，2011年。亦可參見氏著：《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中國文化史通釋》，三聯書店，2012年，第15-19頁。

（transformation）。 ［日］內藤湖南（Naitō Konan）：《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見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著選譯》（第一卷），黃約瑟譯，中華書局，1992年，第10-18頁。對于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說的闡釋，柳立言近來特別指出所謂“變革”是指重大變化，而非一般意義上的變化，“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用來界定‘變革’的最重要標準，就是‘中古’和‘近世’，不能從中古脫胎換骨變為近世的，就不算變革?！舾伞悍Q說’的著作對變革根本毫無標準可言，只要‘變’了，就冠上‘變革’二字?！眳⒁娏⒀裕骸逗沃^“唐宋變革”？》，《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22頁。Joshua A.Fogel認為唐宋之間各方面都發生重大的變化（transformation）。參見J.A.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ō Konan(1866-193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99.這自然引起中國史研究界的再三贊彈，誘發許多史家對其說進行修正與改進，批判與爭論，致使此說至今仍保持鮮活的理論生命。其實，“近世”作為歷史分期的術語，并非是一不經反思而直接使用的概念。雖然史學研究中關于歷史分期的論述漸已式微，但是正如岸本美緒所言，正是在此社會階段論解體之際，我們才能回到“近世”一詞的形成階段來探討其概念的靈活性、復雜性以及迷人之處，進而重新審視目前關于“近世”的種種論述。⑥ ［日］岸本美緒：《中國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黃東蘭譯，《新史學》第四卷，中華書局，2010年，第82、81頁。從詞源考古學的進路而言，日中兩國所謂“近世”均源于西語“modern”。漢語語境“近世”與“近代”含義庶幾相同，并無實質性差異。方秋梅的研究指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歷史學界使用“近世”一詞頻率遠大于使用“近代”一詞。 方秋梅：《“近代”?“近世”——歷史分期與史學概念》，《史學史研究》2004年第3期。但日語語境，“近世”與“近代”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一般而言，在日本學界近世有兩個意向：一則指近代以前的一個時期；一則指近代。日本辭書《廣辭苑》指出：“（1）近世（modern age）：歷史的時代劃分之一。承續于古代、中世以后的時期。在廣義上與近代同義，就狹義言則與近代有別，多指其以前的一個時期。一般在西洋史上指文藝復興以降，在日本史上特指相當于封建制后期的江戶時代（也有包括安上桃山時代的）”“（2）近代(modern age)：歷史的時代區劃之一。廣以上與近世同義，一般系就承續于封建社會以后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言，在日本史上通常指稱明治維新至太平洋戰爭結束的時期?！眳⒁姡廴眨荨稄V辭苑》，巖波書店，1979年第二版補訂版，第603、604頁相應條目。 內藤湖南曾在多處使用“近世”、“近代”等詞語，但因“近世”一詞在日語語境的靈活性，其即可指稱“早期近代”（early modern），也可以指稱“封建后期”（late feudal），1950-1960年代日本歷史學界“京都學派”與“歷研派”圍繞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曾發生激烈爭論。 ［日］宮澤知之：《唐宋社會變革論》，《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熬┒紝W派”從“早期近代”，即“中世”向“近世”轉折的意義來解釋“內藤假說”(Naitō Hypothesis)，而“歷研派”則從“封建后期”，即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意義來理解內藤之說。但因“歷研派”的中國近代觀是“鴉片戰爭視角”，故而其歷史分期并無“近世”這一概念。⑥在英語世界，“近世”今天一般被譯為“早期現代”（early modern），宮崎市定在1955年用英文著述的時候是用“近代”(modern )來指稱近世。 ［美］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三輯，劉寧譯，2000年，第66頁。而內藤湖南亦曾在《君主制還是共和制》一文中明確的指出作為歷史范疇的“近世”：“歷史學家通常劃分時代，并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名稱。這些名稱并非表示只是站在現代的時代之上，以較遠的時期為上古，其次為中古，以最近的時期為近世，等等簡單的意思?！?［日］內藤湖南研究會編：《內藤湖南的世界》，馬彪等譯，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37-138頁。其承認作為時代分期的“近世”的合法性，并基于中國文化的外部、內部視角提出宋代近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