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實現路徑探究

摘 要：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指的是將馬克思主義法學和中國法治建設聯系起來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發展進程中，黨依次形成以人為本，民主法治的理論觀點，側重于依法行政的治國觀念，在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實現路途上不斷探究。本文首先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內涵作出闡述，其后論述不同時期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發展歷程，再指出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實現路徑的探索。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路徑

一、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內涵

所謂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是指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過程當中，積極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相關思想、理念和觀點，并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改進和創新的過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過程，注重的是實踐性，是一種與我國法治社會建設相適應的實踐，并在實踐過程中檢驗、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和我國法制建設的實效[1];此外，它還需要將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與將馬克思主義法學相融合，并以文化性體現出這種融合性，這種文化性必須體現出其應有的民族性，體現出我國的民族特色。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來看，它不僅是與我國革命與建設相結合的過程，也是與我國法制建設、民族文化相結合的過程，體現出民族化的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必然體現出其強烈的民族性，只有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中，深刻體現出鮮明的民族特性才能使馬克思主義法學更具生命活力，才能真正指導并促進我國的法制化建設。在這個過程中，我國法制建設既可以以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作為根據和指導，而馬克思主義法學則可以充分吸收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而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協調并進、共同發展，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民族特色，這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化的根本路徑。

二、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一）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傳播階段一一19 世紀末到20世紀初

上世紀初期，我國出現了“西學東漸”思潮，西方各種思想傳入我國，包括政治、法律等思想。馬克思主義此時也出現20世紀初，西方的各種學說包括西方的法律、法治思想逐漸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也傳入我國，并得到眾多有識之士的認可、傳播和發展，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們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同時，馬克思主義法學相關的知識以及唯物史觀的法律思想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李大釗在其寫作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提出，社會經濟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的體現，并且影響甚至決定著人們的精神及上層建筑，如：哲學、法學、倫理、政治等[2]。而陳獨秀在其編撰的《馬克思學說》中提出，所有的政治、法律以及上層建筑都是以經濟及其各種關系為基礎，并隨著經濟及其組成部分之間關系的發展而發生變化。他們都對落后、腐朽的制度進行了抨擊，并積極宣傳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李達則在對法學進行深入研究的同時，進行了整合與創新，積極引進日本學者的法學著作，并翻譯為中文，同時，還以法哲學者進行了獨到的研究和解讀，這些研究、整理和創新，對我國法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引領和促進作用; 他還將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研究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研究心得，編寫了我國首部以馬克思主義法學為基礎的法理學專著《法理學大綱》。在該書中，他特別指出要以科學的世界觀和發展觀來指導法律觀，才能形成正確的法律思想和成果，只有將經濟基礎作為一切根本和關鍵，作為研究法學的基礎和前提，才能使它真正突破封建和玄學的束縛，得到發展和創新，才能成為科學的法律實踐活動，得到正確的理論和觀點[3]李達在研究中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并分析、解決法學問題，對法學的研究提供了極具參考性的經驗和價值，特別是他對法學內容、對象、范圍、本質、形式以及法學與國家、社會的關系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今后法律研究的基礎。

（二）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初步形成階段---20世紀30年代初至1956年

在這一階段，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進一步結合，真正促進中國革命和建設飛速發展的時期。由于我國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我國廣大革命者積極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發展中國革命和建設，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毛澤東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大飛躍，這里面也包含著重要的法律思想，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運用法律解決各種問題的集中體現，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取得了重大成果。

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充分學習、借鑒蘇聯的先進經驗和做法，包括他們的法律思想及其相關制度。自新中國建立后，我國便開始了社會主義法學建設的討論和探索，到1957年，這種討論非常熱烈和自由，主要是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中的基本問題進行了研究和討論，既包括法律的內涵、要求、功能等問題，還包含法律的繼承與發揚、法律的階段性、法律的人性化，此外，還討論了法律與各種政策、制度的關系，法律的消亡等問題。這些討論為我國開展法制建設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形成了濃厚的社會氛圍，使我國對將要建設什么樣的法制社會、怎樣建設法制社會以及建設的必要性等問題都有一個初步的認識。這是馬克思主義法學與我國建設實際相結合的充分體現，更是我國領導人充分發揚民主，促進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具體運用和實踐。董必武同志作為老一輩的革命家，對我國的法制化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法學的重要指導作用，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我國法制建設初期的四條基本經驗，那就是要排在舊有的法律體制和制度的約束，充分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要真正相信并依靠人民，吸取歷史中以及國內外先進的理念和經驗，尤其是蘇聯在法制建設過程中成熟的做法。以此為基礎，他又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概念和理念，并進行了理解和闡釋，這一個標志性的命題。該思想充分以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為基礎，并以唯物史觀為原則，充分與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實際相結合，審視并把握了我國法治化建設的法治原則、法治思想、法治精神、法治制度等，不但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更具有廣泛的實踐價值。

（三）當代馬克思主義法學

自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就法治的問題頻繁發表關鍵講話，他在全力推行依法治國的第四次集體學習會議上提出，要健全立法計劃，凸顯立法關鍵點，并要提升立法的合理性以及民主化水準，堅持立改廢并舉，提升法律的實時性、全面性以及具體性，要健全立法流程以及工作制度，提高群眾的參與度，聽取各方的建議，讓法律能夠更為精準地體現出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協調各方利益關系，讓立法的引導以及推行效果得以充分發揮，要強化法律以及憲法的執行。堅定不移地維護法治的權威以及規范，塑造人們不敢也不愿意違法的法治環境，做到違法必究、有法必依，執行法律規章的關鍵主體是行政機關，要以身作則，嚴格執法，維護人民以及公共利益。執法者務必要對法律忠實，各個部門的領導干部要提升應用法律的方式以及思維的能力，通過法制對發展行為進行統一化，促使沖突消除，達成改革一致共識，保證社會和諧穩定，要強化關于執法活動的監管。對于非法干預執法的行為要堅決排除，攻克以及防止部門保護和地方保護主義，在司法層面上，對于腐敗的現象要鹽城做到違法必究，有權必有責。習近平總書記由法制工作的層面上再三重申了健全立法工作的作用，清晰地提出要維持法律的權威，便要依法行政治國以及執政有理，在立法、執法以及司法層面上指導我國法治的建設，為達成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提供發展方向的可參考依據，讓中國法治構建實際跟全新的法制觀念相聯系，從而行之有效地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這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又一個不朽成就，是領導者關于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實現途徑的探究。

三、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存在的問題

（一）存在教條主義問題

在實現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歷程里，我國的法制建設由于封建文化以及教條主義問題而受到了很多不利影響。在思想方面，要堅定不移地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指導思想，通過大力宣傳法制來糾正錯誤觀念，在法制教育中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識和素養，令正確的思想傳播到人們心底，基于人民利益，促使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達成[4]。依法治國的基礎工作是法制宣傳工作，法制宣傳的意義是令公民能夠更好地接受法律觀念的影響，提升他們的法律意識。社會建設的主要力量是人民群眾，唯有提升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方可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法治建設隊伍中，方可令“以人為本”得以達成，進而更快更好的實現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

（二）存在封建文化影響的問題

在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伴隨著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不過，在推行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歷程里，我國法制建設依然有著部分問題，在此其中，封建文化的問題十分明顯。在法制上，封建文化的體現便是以權代法，這跟我國建立公正、和諧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南轅北轍的，唯有合理傳承優良的傳統文化，摒棄封建落后文化，堅持民主專政，反對獨裁，方可促使我國法制建設發展，方可確切地落實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沿襲多年的文化形態，必定有著它的不足之處，這是屬于時代的局限[5]。若要將其跟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聯系起來，那么便要去粗取精。

（三）立法、執法中存在的問題

立法工作，尤其是地方立法工作方面出現的問題集中在部門利益傾斜方面，主要體現在以下：第一，只想享受權力帶來的便利，但是不想承擔相應的職責，也拒絕接受監督和控制;立法中關于政府部門責任和義務的規定數量不多，更多是對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組織的責任和義務作出規定，這和以人為本的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相違，必定會對中國法治進程造成不利影響。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過程中的重要問題是立法工作的問題，所以，當務之急是解決立法工作中的問題。

行政執法中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執法不嚴，不依法行政。在國內，主要由行政部門執行全部的行政規章制度以及地方法律規章，行政執法活動和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經濟生活所有方面息息相關，因此，必須對行政執法中出現的問題予以重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關鍵問題。我們務必要將依法行政當作為依法治國的關鍵環節來抓。

四、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實現路徑的探討

（一）加強法制宣傳，樹立正確的法制觀

在實現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歷程里，我國的法制建設由于封建文化以及教條主義問題而受到了很多不利影響。對于思想方面的問題，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占據我國社會主義法法治建設的主導地位，通過強化法制宣傳力度來改正錯誤的觀念，通過法制教育來讓公民的法律素養和意識得以提升，令正確的思想傳播到人們心底，基于人民利益，促使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達成。依法治國的基礎工作是法制宣傳工作，法制宣傳的意義是令公民能夠更好地接受法律觀念的影響，提升他們的法律意識。社會建設的主要力量是人民群眾，只有讓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得到提高，才可以讓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共同參與建設中國法治，才可以達成以人為本，進而更迅速更好地實現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

（二）弘揚優秀民族文化，抵制封建糟粕文化

中國是文明古國，人類文明的進步離不開中華民族的璀璨文化。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文化著重于人的價值，注重以民為本。中國人在許多年前便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主張治理國家需要養育人民、惠及人民、有利于民，我們要將優秀的文化發揚光大并傳承下去，之所以堅持發展，是為了和人民共享最新發展成果。以民為本，關注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數，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最后讓人的全面發展得以達成。抵制封建主義糟粕思想，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鍵是深入發掘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其進行整理，在傳承中創新，在實踐中實現發展。

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路上，我們要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所選擇，要以批判的眼光去對待，不能被困在封建思想之中，要拋棄糟粕文化，弘揚精華之處，讓優良的傳統文化跟馬克思主義法學有機結合，體現出民族性，進而達成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為了體現民族地區法治文化的民族色彩，我們需要建設和民族實際情況相符的社會主義法治文化。

（三）加強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

由立法層面來說，憲法和組織法等法律制度得到確立之后，我們可以做的工作是完善法規和起草法案。起草工作決定了立法質量。目前，大部分法案以及地方法規都是由政府擬定以及頒布，而其他提案主體范圍較為狹窄，數量較少，人大代表以及常委會人員提出的法案少之又少，這是因為政府熟悉行政管理事務，也有足夠的精力和人力確定和提出法案，優勢明顯。但是，政府的真正職能是執行法規。對法案法規進行過多的起草以及提出，顯然容易分散精力，因此，部分法案可以交由有關的社會團體以及組織進行擬定，除此之外，另外的提案主體也可以起草法案，并且應當提早更多的法案，最終由權力機關做出決策。這可以讓行政權在合理范疇內得到統一化行使，可以行之有效地提升立法的權威性，強化人大常委會以及人以及人大在立法層面的主導地位。

五、結語

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里著重于以人為本以及民主的重要性，我國在建設法律的歷程中，向來以達成人民民主為目的，我國的根本政治體制是人大會議制度，著重于以人為本。在黨的法律實踐里，為了讓人民民主權利實現有所保證，通過頒發以及修訂有關的行政法規提供有力的后盾，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豐富的實踐里慢慢探索出了一條能夠體現人民民主的馬克思法學中國化之路。

參考文獻

[1] 王永杰.從普適性到地方性：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研究[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

[2] 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

[3] 強世功.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4] 朱學平.從哲學政治到商談政治——馬克思主義實踐概念與中國法制建設[M].成都：西南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

[5] 顧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制建設的開拓者[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劉乃忠（1967.06- ），男，遼寧大連人，大連外國語大學教授，法學博士，研究方向：國際法、民商法;唐鳳儀（1989.11- ），女，山東濰坊人，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