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仁英，中國圍產保健之母

1998年11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的小禮堂，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簇擁在一大叢鮮花中的嚴仁英半身銅像被徐徐揭開紅紗，一個慈祥的“中國圍產保健之母”立刻呈現在大家面前……

這是衛生部婦幼衛生司舉辦的“為嚴仁英教授賀獎暨銅像揭紗典禮”。這一年，為表彰嚴仁英對中國婦幼保健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衛生部婦幼衛生司特為嚴仁英鑄造了銅像，并在嚴仁英85歲壽辰的這一天舉辦了揭紗典禮。

自1949年結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業毅然返回祖國后，嚴仁英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為祖國的醫學事業辛勤耕耘、無私奉獻。

她第一個在中國扛起“圍產保健”大旗，進行圍產保健試點研究，大力推廣，為降低我國孕產婦和嬰兒死亡率作出了卓越貢獻。

嚴家的四妹

1913年11月26日，中國北方早已迎來了冬天的嚴寒。天津城西北角嚴翰林胡同嚴家的深宅大院里，嚴氏女學的學生們正在一片新式“西學”教育環境的籠罩下，認真傾聽老師的講課。剛剛走出封建帝制的中華大地雖然仍是風云四起、社會動蕩，卻阻擋不住西方文化教育的傳入。

嚴氏女學的前身就是曾被《大公報》譽為“女學振興之起點”的中國早期改革舊式教育、推進“西學”傳播的民間辦學典范之一的嚴氏女塾。自從1902年嚴氏家族的家長嚴修先生在嚴家大院創辦嚴氏女塾以來，十余年的時間里，嚴家私宅里的嚴氏女塾已逐漸發展成為一所正規的民辦女子小學——嚴氏女學。

與嚴氏女學同處嚴家大宅院的，是嚴氏大家庭的所有成員。嚴家是個大家族，嚴修先生的夫人一共生育了十一個子女，其中四個兒子長大成家后，全都居住在嚴家大宅院中四個獨立的小四合院中。

伴隨著冬天的嚴寒，伴隨著嚴氏女學的讀書聲，嚴氏家族深深的宅院里傳來了嬰兒的啼哭聲，嚴家孫輩的第十八個小生命來到了人間。女嬰的母親，也是嚴家的長媳鄭瑞壹則更是“寵辱不驚”，因為這已是她的第六個孩子，她做外交官的丈夫此時亦不在身邊。而且她的第三個兒子剛剛得了一種很可怕的疾病“肺結核”。這讓母親鄭瑞壹不僅為她患病的兒子擔憂，更要拿出大部精力悉心照料，這些都在無形中讓諸事繁多的母親對她剛剛出生的女兒少了許多關注。

因此，雖然出生在一個優裕的大家庭，這個成為母親第六個孩子的女孩，卻從不嬌生慣養，在崇尚新式教育家庭的環境中，天性聰慧的她更活潑開朗，健康成長。

這個時候，嚴氏家族的長子，也就是嚴修先生的大兒子、女嬰的父親嚴智崇正在英國，于是，按照嚴家這一代孫輩“仁”字的排序，祖父為他的孫女取名“仁英”。

循著同輩女孩的排列順序，仁英排在第四。因此，雖然在母親鄭瑞壹的口中時常稱呼她剛剛來到人間的女兒為“小英”，但在哥哥姐姐的眼中，新出生的“仁英”就是嚴家的四妹。

對這個出生在冬天的嚴家孫輩第十八個孩子，祖父嚴修先生送給孫女的最好禮物就是他一生致力的新式教育。這自然是嚴家思想開明，主張男女平等的一貫作風。

走進嚴氏女學

1918年，嚴修先生的長子嚴智崇不幸在日本去世。深受打擊的嚴修先生身體每況愈下。嚴智崇天性聰穎，刻苦好學，又最聽話守規矩，從小即深得父母疼愛。青年時代他被崇尚新式教育的父親送去日本求學，學成歸來的嚴智崇進入當時的外交部工作。因為和父親一樣思想開明，且學業優秀，嚴智崇曾多次被派往國外工作，他也不斷把國外先進的教育資料引進中國。作為嚴修先生的長子，他親自把日本幼兒園的教學教材翻譯成中文交給父親創辦的嚴氏蒙養園。

這一年，四妹剛剛6歲。一年后，四妹結束了在嚴氏蒙養園的早期幼兒教育。四妹開始走進嚴氏女學讀書，雖然祖父一直在關注這個在一年前失去父親的孫女，但四妹一直很懂事，不單聰明活潑、乖巧懂事，而且舉止端莊、穩重大方，更感到了祖父對嚴家后人教育的重視和關注。每天放學回到家中完成作業后，四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毛筆研上磨，開始練習寫字。這是祖父要求他的孫子孫女們必須做到的事。

祖父雖提出了要求，但從不強迫，他采取了用獎勵的方法來啟發孩子們寫字的積極性。為此，嚴修先生特地請了一位寫字先生來到嚴家大院，專門給孩子們的寫字以“最優、優、良、可、次”為等級進行評定。如果評到最優，可以得到三枚銅板；評到優，可以得到兩枚銅板；良，可以得到一枚銅板；可，無錢可得；次，則罰一枚銅板。這樣的評定累在一起，每月計算一次，由祖父親自發獎。

祖父還要求孩子們每天都要寫日記，每個星期寫一封信稿。對信稿的書寫，祖父則要求，不管給誰寫信，都要知道對不同輩分的人如何稱呼。而對于孫輩們的日記和信稿，嚴修先生則是親自過目并給予輔導。

夏天到了，嚴家大院孫輩的孩子們每個人手里都拿到了一支蒼蠅拍，那是祖父嚴修先生送給孩子們的禮物。孫輩們立刻領會了祖父的要求，在講究文明衛生的嚴氏大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孩子們早已知曉消滅蒼蠅的積極意義。

于是，伙房邊，庭院中，到處都是嚴家孩子們手舉蒼蠅拍追趕蒼蠅的身影。四妹自然也不甘落后，她也和哥哥姐姐一樣，一只手舉著蒼蠅拍，一只手拿著一個用來裝打死的蒼蠅的小玻璃瓶，滿院尋找著蒼蠅的蹤跡。

男孩兒和女孩兒都在認真而高興地打蒼蠅，不管是誰，每打死一只，都會小心地裝進手中的小玻璃瓶或是小盒子里。因為祖父會按照他們消滅蒼蠅的數量而獎勵不等的銅板。

接受嚴氏女學的正規教育，可以得到獎勵的每日書法習字，祖父親自講解、指導日記和信稿，快樂地打蒼蠅……這是嚴仁英童年時在嚴家大院接受的學習與教育，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下，嚴仁英練就了自覺、努力讀書的良好習慣，使她受益終身。而這一切，又無一不透露出祖父對嚴家后人精心培養教育的良苦用心。

懷念祖父

自從嚴家的大兒子嚴智崇去世后，長媳鄭瑞壹帶著幾個兒女生活在嚴家大院，雖然衣食無憂，但比起其他幾房，失去丈夫的長媳這一房，經濟上必然是相差許多。深知此情的嚴修先生也因此對長房孩子們在教育上更是多了許多關心。

讓嚴修先生深感欣慰的是，長房的孩子們不但一向生活簡樸，而且很少讓人操心。男孩子們學習都很努力，大孫女仁荷、三孫女仁清已經長大都在北京讀書。而四孫女仁英更是深得嚴修先生的疼愛，特別是這幾年，四孫女越來越聰明懂事，學習也是屢屢拔取頭籌。

在祖父的安排下，嚴仁英經過正式考試，先后進入天津中西女中、南開女中學習。

1929年3月15日，嚴修先生因病不幸離開人世，不滿16歲的嚴仁英親歷了祖父離世的悲傷與哀痛。那一段與家人和南開師生共同哀悼祖父的日子，也深深留在了嚴仁英的記憶中。

祖父永遠地走了，面對人生的又一次變故，16歲的嚴仁英似乎又長大了。她默默地在心中告誡自己，唯有努力學習，以優異的成績告慰遠在天國的祖父，才能報答多年來祖父對自己的培養養育之恩。

三年后，嚴仁英終于履行了自己對祖父的承諾，她以門門優秀的成績，結束了南開女中五年的學業，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與此同時，不滿19歲的嚴仁英也堅定了一生從醫的志向。

“很早的時候我就想當醫生了，我想最早應該是在我小時候，那一次的生病，我走出大門去了醫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治病的醫生，我想，當時我就對他們充滿了好奇，也特別佩服他們。后來看到家里有人生病，可是家里沒有一個人會看病，只能找醫生。特別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結核，不得不退學在家養病。為了照顧三哥，我的母親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當醫生的愿望，而我想當醫生的最初愿望就是能夠給家里人看病……”嚴仁英說。

1935年，嚴仁英終于如愿以償，以前三名的成績，從清華生物系考入著名的北平協和醫學院，追逐的理想終于向她打開了大門。與此同時，22歲的嚴仁英也以前三名的優異成績獲得了協和醫學院的獎學金。

為妓女查體治病

1940年，嚴仁英獲協和醫學院博士學位，并留在婦產科做了一名住院醫師。1948—1949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進修。1949年11月，嚴仁英回到祖國，她決心把所學的一切都獻給祖國的醫學事業。

不久，共和國政府又為古老的北京城辦了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這就是當年轟動北京城的“封閉妓院”行動。那一天是1949年11月21日下午5點，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的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一致通過了“立即封閉一切妓院”的決議案。緊接著，當時的北京市長聶榮臻鄭重宣布：立即執行此項決議案。

在聶榮臻市長的命令下，當天晚上8點，由當時的北京市公安局長羅瑞卿親自指揮的“封閉妓院”行動開始了。一宿的工夫，北京前門外有名的八大胡同兩百多家妓院在天亮前全部封閉，一千兩百多名妓女同時被收容。

嚴仁英在第二天早上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中聽到了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她沒有想到，這個盤踞在中國社會上千年的“社會毒瘤”竟這樣迅速地被新政府鏟除了。更沒有想到，幾天后，她和王光超（她的丈夫）成為北京市政府組建的專門為妓女治療性病的醫療隊一員，直接參與到政府解救妓女的工作中。

“封閉妓院”行動結束后，北京市政府就開始了對妓女講行思想改造和培養勞動技能的工作，而首先做的，就是為妓女治療性病。很快，一支由北京市六個醫療單位57名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隊來到了位于前門外八大胡同的妓女教養院。醫療隊的帶頭人之一是防治性病專家、北大醫院院長胡傳揆。剛剛從美國歸來的皮膚花柳科帶頭人王光超和婦產科精英嚴仁英“當仁不讓”地成為醫療隊隊員。

很快，醫療隊的工作開始了。隨著對妓女查體、治療及教育工作的展開，嚴仁英對妓女以往的看法也逐漸改變。對出身名門、受過高等學府教育并曾出國留學的嚴仁英來說，她印象中的妓女就是好吃懶做、自甘墮落，并不值得同情。為她們查體治病，只當是自己履行醫生為人治病的職責?？烧嬲搅思伺甜B院，她才了解到，很多妓女都是被生活所迫，不得已才走上這條路的。

有一個妓女，因為她的丈夫得了重病沒有錢醫治，為了給丈夫治病，無奈的她只好賣身為娼，把自己送進火坑。這不由讓嚴仁英對妓女的看法開始轉變。而從妓女的回憶和控訴中，她更了解到妓女經常遭受毒打、受盡凌辱的悲慘生活。

還有一個只有十五六歲的妓女，8歲就從山東被人拐賣到妓院，10歲被逼接客，只要不從，就會遭到老板的毒打。妓院里那些碗口粗的棍子、烙人的火筷子，還有吊人毒打的繩子和纏著鐵絲的鞭子，就是老板虐待妓女的鐵證。這些都讓嚴仁英了解到妓女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

為妓女查體后，嚴仁英又親歷了政府為妓女醫療治病的過程。經過檢查，一千兩百多名妓女只有四十多人沒有染上性病。當時治療性病最有效的是盤尼西林針劑，這種藥不但價格昂貴，而且全靠進口。如果用這種藥為妓女治病，剛剛誕生的新中國政府無疑將付出一筆不小的開支。

但是政府仍不惜花費巨資從國外進口了大批盤尼西林針劑為妓女治療性病。據資料記載，僅這一項，就花費當時舊幣一億多元。后來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國家還從軍隊調撥過來一批盤尼西林。此外政府還對妓女進行勞動觀念的教育和勞動技能的培養，以使她們自力更生，適應新生活。因此可以想見，在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財政比較困難的歷史環境下，政府對鏟除社會毒瘤，改造妓女，創建社會主義新面貌痛下的決心以及執行的有力措施。

革了臨床醫學的命

1979年，66歲的嚴仁英光榮地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是在這一年，嚴仁英在北大醫院進行民主評選院長中，以她的德高望重獲得了絕對優勢當選。能夠獲得同事們的信任，嚴仁英十分感動，也深感自己肩負的重大責任。只不過，當大家看到以極大熱情投入到醫院建設工作中的嚴仁英時，剛剛上任不久的嚴仁英竟作出了讓人意想不到的決定：要從臨床改行作“圍產保健”。

在當年的中國婦產科領域，“圍產保健”四個字是少為人知的，因為它是20世紀70年代才逐漸發展起來的一個新興學科，在國外當時稱為“母胎醫學”。這門科學將母親和胎兒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和服務，是融合了生理學、病理學和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具體講就是從婦女懷孕開始（也相關到婚前、孕前）就對母親、胎兒及新生兒進行的一系列保健措施。概括起來講，圍產保健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孕產婦和新生兒的死亡率，促進母兒健康。

嚴仁英在接受訪談時對“圍產”兩個字是這樣解釋的：“‘圍產’意思就是在分娩以前跟以后這一段時間。因為我們發現孕產婦死亡的問題其實有些是發生在孕期的時候，也許是早期，也許是中期，也許是晚期。她有點兒毛病，沒有注意，到分娩的時候就出問題了。也許在孩子生下來以后，新生兒在其出生后一周以內也可能出一些危險?！?/p>

而對于嚴仁英這個棄臨床、選保健的舉動，卻有許多人不理解。因為在醫學界歷來就存在大多數人愿意作臨床醫生而不愿去作保健醫生的現象，在那些醫務工作者的觀念里，保健既不用做手術也沒什么學問，保健醫生待遇也不高，確實沒有什么前途可言。而臨床醫生通過做手術既可以給病人治好病，又能提高業務和知名度，還有較高收入，因而長期以來一直少有醫生“心甘情愿”去從事保健工作。

嚴仁英卻堅定地選擇了做保健，她說：“臨床醫生固然可以給危險的重病人治好，可是你從整個群眾來考慮哪一個更重要呢？如果作預防工作讓這一群人都不得病不是比那個更好嗎？”這也是嚴仁英幾十年臨床實踐的深切感悟，就像她經常說的那句話，醫療只能救治一個人，而預防則可造福一大片。

她也會開玩笑說：“說保健工作最沒有前途絕不是謙虛，就是臨床醫學長出的一個‘怪胎’，或者說我是革了臨床醫學的命吧?！?/p>

選擇做保健也是嚴仁英的追求和發自內心的愿望。在從事婦產科工作數十載的歲月中，她曾以精湛的醫術為無數母親迎來新生命，也親歷過難產母子生命瀕危又愛莫能助的痛苦。醫療實踐中難忘的親身經歷，讓她深切體會到自己稱為“甜蜜事業”的婦產科工作內含的苦澀和艱辛，更讓她看到，面臨妊娠婦女的群體，婦產科只能作治療工作的局限。

因此，嚴仁英說：“我的正業從臨床轉入保健，這并非一時沖動，也非逼于無奈。早在20世紀50年代參加北京市婦女健康普查期間，我就開始意識到，在未感覺有病時早期發現婦科腫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那些到門診就醫的晚期子宮頸癌的患者，我們則一籌莫展，那副慘狀，真令人痛心……使我下決心轉行的原因是受老前輩楊崇瑞博士的感召。我沒有上過楊大夫辦的助產學校，但因她是我恩師林巧稚教授的好友，我通過林大夫了解到，她改造舊接生婆，培養助產人員，并把學生派往各地開展工作，使全國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率大大降低，對這一偉大創舉，我深深地佩服……”

也曾有采訪記者對嚴仁英提問說：“您當時已是將近七十歲的老人，做臨床這么多年，而且在醫學界大家都覺得收入也不錯，突然轉到一個不被重視的保健行業，為什么？”

嚴仁英說：“醫院里看到的病人當然也有很重的，也有生命危險的，但是她那個情況不像在農村里頭那么困難。我就覺得，太困難了，婦女生孩子時候能活下來真是不容易……我們能起的作用太小了，人家有病來找你，我們在醫院里給她看病，在城市里只能是一對一。你一個人對一個人，你看一天看30個病人也就是30個人完了?？墒俏覀兊交鶎泳褪且粋€人對一群人，你下去做工作一天可以幫助好幾百人，從整個群眾來考慮，哪一個更重要呢？如果做預防工作讓這一群人都不得病不是更好嗎？這不一樣，這個意義就比較大了?！?/p>

這一年，嚴仁英跟隨以黃甘英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訪問了美國，在美國訪問期間，她親自接觸到了國外日漸興起的圍產醫學。受到啟發的嚴仁英決心把“圍產保健”引入中國?；貒?，嚴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建北醫一院婦產科“優生保健組”。從此，她帶領婦產科“優生保健組”開始共同研究圍產醫學。

以往孕婦產前初診檢查要到妊娠七個月才開始，嚴仁英則認為，產前檢查應從妊娠初期開始，堅持定期檢查，才能做到早檢查、早確診、早保健，確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帶領婦產科優生保健組首先在北醫婦產科成立了早孕門診。這是在三十年前嚴仁英率先倡導成立的全國第一個早孕門診。

早孕門診開辦后，孕婦從懷孕四十天左右就開始做孕期檢查，一直到孕期五個月后再轉入產前門診。在早孕門診，醫生通過了解家族、母親病史和職業情況等，同時通過化驗檢查診斷胎兒是否正常，對不正常的胎兒及早進行處理。由于從早孕期開始監護，對孕婦本身不利妊娠的因素及孕婦內外因導致的胎兒異常就能及時發現及時處理，使產科質量得到了提高。

在嚴仁英的親自領導和組織下，早孕門診和孕婦學校每天都為近千名孕婦提供服務，大批孕婦前來門診聽課，學習保健常識。很多孕婦都是一家人來聽課。如今早孕門診和孕婦學校早已為人們熟知，而這正是嚴仁英為我國少生、優生的計劃生育工作的最早貢獻。

2011年11月26日，伴隨著冉冉升起的晨光，病房中的嚴仁英迎來了98歲華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