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也談〈中圖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類目設置》一文的再探討（一）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刊載了陳標《也談〈中圖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類目設置》一文（下稱“陳文”），指出了施振宏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中圖法）“中國當代史”類目設置問題探討》一文中：“只提出要注意到‘中國當代史’與‘D65政治運動、政治事件’類目設置的聯系和區別，沒有提出應當根據‘合并同類’的原則，取消‘D65政治運動、政治事件’并入‘K27’”和“‘將建國后的歷史以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劃分為兩大歷史時期，設立兩個同位類’過于簡單，不符合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圖書的實際情況”的缺憾，“根據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分期，并按照‘合并同類’和‘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提出一個具體的修訂方案”，筆者認真拜讀后受益頗多。但同時也對其中：改革時期（新時期）的上限；取消“D65政治運動、政治事件”（下稱“D65”）并入“K27”和相關實例歸類的處理持有不同的看法，認為似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這里，冒昧提出一孔之見，權作是拋磚引玉。

1關于新時期（改革開放時期）起點的上限問題

在“陳文”的修訂方案中，將“以改革與開放為特點”的時期，作為“K27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史）（1949年～）”（下稱“K27”）類目下的一個具體歷史階段，編列為“K274改革時期”，是符合建國后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分期劃分實際的。對此，筆者深表贊同。但同時亦對“陳文”把“改革時期”的起點確定為：“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開始”，持有異議。因為從粉碎“四人幫”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兩年“徘徊時期”，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并未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上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特點的新時期還沒有真正揭開序幕。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以此為標志，中國開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新時期（改革開放時期）起點的歷史時期劃分方法，目前已被廣泛認同，并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普遍采用和遵從，這也是不爭的事實。為什么要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而不是以粉碎“四人幫”作為劃分新時期（改革開放時期）的坐標，下面這些精辟論述無疑為我們作出了直接而明確的解答。謝蔭明、陳靜認為：“粉碎‘四人幫’雖然是很重大的事件，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但黨的中心工作和大政方針均無明顯變化，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黨的主要精力還是搞政治運動。雖然和以前有所區別，總的任務是向安定團結和現代化建設轉變，但指導思想沒有變，這也是出現‘兩年徘徊’的根本原因。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才使黨站到了歷史新起點，真正開始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題的時期?！盵1]郭德宏認為：“嚴格地講起來，新時期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才開始的。從粉碎‘四人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兩年，只能看作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延續，或者后來新時期的醞釀，而不能看作新時期的真正開始?！盵2]高繼民認為：“新時期是相對‘文革’時期而言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黨從根本上沖破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使廣大干部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全面恢復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結束了1976年10月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將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健康發展的道路。這些正是新時期區別‘文革’時期的根本標志。毫無疑問，新時期開始的標志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腔矔r期’之所以不是‘新時期’的開始，不僅是因為上述‘新時期’標志性的內容還沒有或在孕育之中，更是因為在事關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一些重大原則問題的判斷處理上與新時期的要求背道而馳，特別是在它的前半期?！盵3]胡繩則進一步認為：“既然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限，那么兩年徘徊應當放在前一時期?！盵4]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2年審查通過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必修）《中國近代現代史》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完成了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是改革開放的開端，從此，中國歷史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盵5]丁關根則用了三個“偉大起點”：“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的偉大起點?！粚萌腥珪?，是實行改革開放，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起點?！粚萌腥珪?，是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以鄧小平理論指導全黨工作的偉大起點”[6]，高度概括和闡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性界碑意義。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2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更是進一步強調和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是從這次全會開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由這次全會揭開序幕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辟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是在這次全會前后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光輝的標志，它表明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盵7]“隔的時間越久，就越能看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盵8]值得指出的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盵9]提法也是與上述觀點相互呼應的。由此觀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應是改革開放上限名副其實的界碑。

2 “D65”不宜與“K27”合并，而應各司其職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第四版（下稱《中圖法》）分別在“D6中國政治”和“K2中國史”類目下設置了：

D65政治運動、政治事件[10]

D6511949年10月～1966年5月

D651.1土地改革

有關土改的方針、政策、文獻、組織領導

等著作入此。

D651.2鎮壓反革命

〈平定西藏叛亂，4版改入D651.9〉

D651.3抗美援朝

D651.4三反、五反運動

D651.5肅反

D651.6整風、反右派斗爭

黨內整風入D264。

D651.7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

D651.9其他

平定西藏叛亂入此。

D652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林彪反黨集團、“四人

幫”及論述“四.五”事件的著作入此。

D653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D6541979年1月～

{D659}其他

〈停用；4版改入D653與D654〉

K27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年～）[11]總論中國現代史的著作入此。

以容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相關“政治運動、政治事件”著作和相關“歷史”著作。從類目劃分和各自定位來看，兩者既有內在的聯系，又存在著明顯區別。凡對政治事件、政治運動進行具體的研究、評論的著作，入“D65”類下的相關類目；凡系統、全面地研究或敘述某一政治事件、政治運動的發生、發展過程及結果，或作歷史回顧的著作入“K27”。前者的著述角度立足于現狀，后者的側重點則著眼于歷史。既然如此，在分類標引相關文獻時，兩者應各司其職，也就自不待言了。顯而易見，“陳文”“根據‘合并同類’的原則，取消‘D65政治運動、政治事件’并入‘K27’”的做法，是讓人難以認同的。

其一：作為政治大類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D65”與“D6中國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若取消“D65”，則勢必會破壞“D6中國政治”類目設置在整體上的完整、統一，混淆“政治”屬性與“歷史”屬性類目的界限。

其二：與“D65”相對應，《中圖法》還分別在“D73/77各國政治”（下稱“D73/77”）、“D676.58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下稱“D676.58”）、“D676.59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下稱“D676.59”）[12]類目下的“專類復分表”中設置了“5政治運動與事件”。若將“D65”合并到“K27”，則割裂了同樣情形的“D73/77”、“D676.58”、“D676.59澳門”與“D65”在類目設置上的共性統一，失去了其應有的的助記性和固有規律，也給分類標引帶來了不必要的人為混亂。

其三：“政治運動、政治事件”文獻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和現實性，將其集中歸入“D65”或“D73/77”中的“5政治運動與事件”，彼此也更互為匹配。比如：《土地改革重要文獻匯集》入D651.1，《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入D651.3，《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入D651.5，《徹底平定西藏叛亂》入D651.9，《天安門事件真相》入D652，《北京風波的前前后后：一個知識分子的觀察思考》、《握手在春天：連戰、宋楚瑜應邀訪問大陸》入D654，《八月政變》入D751.25，《伊朗門內幕大曝光》、《帝國噩夢：“9·11”美國驚世恐怖事件紀實》入D771.25等，就非常符合這類著作的內容主旨。否則，會造成著作內容與所屬類目關系上的名不副實。

其四：“D65”由“K27”越俎代庖，有悖保持類目相對穩定的立類原則，將會人為導致大量文獻的改動變化，不僅徒增了不必要的勞動，而且給《中圖法》大量用戶的檢索、利用和管理帶來了諸多不便。

有鑒于此，“D65”不僅不應當被取消合并，反而應對其存在的薄弱環節（如D651、D652等的缺少類目名稱）予以進一步的修訂和完善。

3相關實例歸類不夠準確到位

“陳文”的一大特色就是在修訂后的具體類目下，列舉了大量實例以示說明。這一舉措無論是增強用戶對類目涵義的理解，還是指引用戶在歸類時能對號入座，皆起到了事半功倍之效。但令人遺憾的是，其所列相當數量的實例，在歸類上還存在著不盡如人意之處?，F擇要陳述己見如下：

3.1下列實例歸類不夠妥當

3.1.1廖蓋隆、莊浦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入K270.44

因為K270.44為采用紀事本末體編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著作，如：魏宏運主編《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為編年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著作，故該書理應對號入座歸入K270.43。

3.1.2戴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99》（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新華月報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2004》（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進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89～1994》（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入K270.44

因為所謂大事記，就是記大事，是“按年、月、日順序排列重大事件，以便查考的材料?！盵13]大事記雖然源于中國古代編年體史書，但近現代以來出現的大事記，在內容上已不像編年體史書那樣，記事、描述、追述、評說融為一體，而是僅限于記事，只提供事實本身。記述的內容，一般只包括事件涉及的時間、地點、人物、經過等基本要素。[14]況且大事記的編纂體例，除編年體外，還包括紀事本末體和分類編年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81－1984》、《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85－1988》，記錄了建國以來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具有全國意義的比較重大的事件。其體例便采用了分類與編年相結合的編排方法。全書依據社會生活和實際工作性質區分為政治、財政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中外關系五大類別，同一類別內的事件再依時間順序排列）的大事記?；诖?，根據被仿分的“K20（中國）通史”類下子目設置的實際情況，“大事記”只宜按內容歸入“5歷史事件”，而不應按形式歸入“43編年”或“44紀事本末”。故，《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99》、《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2004》、《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89～1994》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等“大事記”性質的著作都應歸入K270.5。

3.1.3俞卓立、張益琿著《目擊二十年中國事件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入K270.6

該書的時間跨度僅涉及改革開放一個時期，即：“74改革時期（1976年10月～）”。按照“陳文”自己對總論類應涵蓋時間范圍的界定和總論類下各時期類目的劃分，由于該書既不屬于總論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著作，也不屬于跨兩個以上多時期史著作，因而，該書只能歸入K274.05方可自圓其說。退一步講，該書即使按總論性質對待，也只能歸入“K270.5歷史事件”，而不能歸入“K270.6史料（檔案、筆記、舊聞、回憶錄等入此）”。

3.2 按照《中圖法》的類目設置和分類規定，不應歸入“D65”或“K27”相關類目的實例

3.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入K271.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該書收入了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綱領、決議、報告等文獻92篇，分為8個專題，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建新國家的偉大理論和實踐。其內容屬于中國政治的方針、政策范疇。按規定，中國政策文獻匯編、國家領導人的講話及其闡述入“D601方針、政策”。[15]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選》應歸入D601。

3.2.2白希編著《大鎮壓：反革命歸案伏法紀實》（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入K271.3鎮壓反革命（取消“D651．2鎮壓反革命”并入該類）

該書雖然以“鎮壓反革命”這一真實事件為表現對象，但該書卻是用文學筆法創作而成的紀實文學作品，按規定，紀實文學應歸入“報告文學”類目[16]。故，該書確切號碼應歸入“I25（中國）報告文學”類下“I253通訊、特寫、專題報道”中的“I253.1政治、法律”類目。[17]

3.2.3譚旌樵主編《抗美援朝戰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徐焰著《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柴成文、趙勇田編《抗美援朝紀實》（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入K271.4抗美援朝（取消“D651．3抗美援朝”并入該類）

軍事史與戰爭史雖然都是以戰爭為研究對象，但兩者的區別在于：軍事史側重于戰役過程中戰略、戰術的研究。凡是從軍事角度論述歷次戰爭中戰略、戰役、戰術的歷史，包括戰斗中英雄事跡、軍隊建設成長歷史的文獻應歸入E1/7中的“軍事史”；戰爭史則側重于對戰爭的歷史記述。凡是從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角度探討和闡明戰爭起因和經過，以及評述戰爭所反映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歷史史實的文獻應歸入K1/7有關各類。[18]從內容上看，上述3書皆為從軍事角度論述的抗美援朝戰爭方面的著作，屬“軍事史”范疇。依據《中圖法》“E29（中國）軍事史（戰史、建軍史）”下的“E297.5 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49年以后）”類目注釋：“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印邊境、中蘇邊境、中越邊境抗擊侵略者的戰史入此?！盵19]和《中國分類主題詞表（第二版）第一卷：分類號－主題詞對照表（一）》（下稱《詞表》）“E297.5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49年以后）”下對應的“抗美援朝戰爭”[20]，上述3書可明確歸入E2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