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是寫作的靈魂

對話時間：2016年6月

對話人及對話整理：孔會俠

一、我總是碰到好人

孔會俠：李老師，您好。首先感謝您接受我這次采訪。據我所知，您是1953年出生在河南省許昌市的一個大雜院，是這樣嗎？

李佩甫：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早年生活在小城市里。城市雖小，但這里是歷史上曹操建都于此的“三國故地”，還是有些古風的。我家住在一個大雜院里，那是一個貧民區，五行八作的人都有。老輩人識字的不多，都是百姓。夜里睡著睡著就聽見罵聲四起，打斗聲不斷。第二天早上起來，又照常打招呼，這是一個粗暴又溫馨的地方。

孔會俠：記得您曾說過，九歲的時候開始讀書，讀的第一本書是《古麗雅的道路》，農村的表姐到處幫您借書。此后您下鄉當了知青，然后去技校學習，還到工廠開車床。早年的讀書經歷對您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李佩甫：我們家往上數，三代不識字。小時候家里沒有書，記得唯一有字的就是半本黃歷，我所有的書都是借的。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我就對文字這東西特別喜歡，我的閱讀是超常的。那時候我們班有個同學他爸是右派，清華畢業的大學生，他們家有書，記得我經常是用一塊糖或者一塊橡皮之類的跟他換書看。那時他從家里偷出書，限制時間，只允許我看三天。白天還要上課，看兩個晚上，幾十萬字的東西，根本看得不細。從同學那里讀的書，蘇俄文學居多。另外我一個表姐，鄉下的，后來她領著我到鄉下四處找書，給我找的書大多是古典通俗類的。像《七俠五義》《隋唐演義》《聊齋志異》……都是比較傳統的。這些兒時的讀物現在已經記不大清楚了，也不重要了，關鍵是它們給我帶來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給我一種感覺，世界上還有這樣的生活？！你在文字中會聽到一種聲音，聞到一種味道，看到一種你從未見識過的生活，這都是文字給予的。到了我的青年時期就不一樣了，我有四個借書證，許昌市圖書館、許昌縣圖書館、工人圖書館……閱讀量很大，閱讀的渴望非常強烈。凡是有字的東西我都喜歡，連新華字典都翻過好幾遍。我曾經說過，書本是現實生活的“沙盤”。它可以讓你看到你從未經歷過的各種各樣的人生，走近一個個你所不熟悉的生活領域，而后反觀自我，達到清洗自己、豐富自己的作用。我是運氣比較好，后來在工廠開車床，工廠的工會主席對我很好，他把辦公室鑰匙交給我，說晚上你上夜班休息的時候可以去看書，這是唯一的特權。

孔會俠：關于童年生活的回憶，您寫得最多、談得最多的是在蔣馬村姥姥家的那些。您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中篇，都是以這段生活為基礎的，一個是寫于1985年的《紅螞蚱 綠螞蚱》，一個是寫于1990年的《黑蜻蜓》。那段時期您生活在鄉村，在鄉村的感受和心情跟大雜院相比，有什么不一樣嗎？這對您后來的創作具有什么意義？

李佩甫：對于我來說，鄉村是一種記憶生活，也是一種補充。首先是饑餓造成的，20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八九歲時，總是很餓，那時候為了混三頓飽飯，每個星期六我都要獨自一人步行二三十里到姥姥的村莊里去，為的是填飽肚子。那時候，一個小孩子在姥姥的村莊里走來走去，不自覺地會有一種外來人的視覺，他打量著村子里的一個個“舅們”，打量著一個個太陽高懸的日子和無邊的田野，品味著光腳蹚在熱土里的感覺，那些就成了我后來的寫作儲備。

孔會俠：1971年您下鄉當知青，幾個月后就做了知青隊隊長。這段時期您對農民生活的了解、對農民們的認識，相比于童年時期在姥姥家的接觸，有什么變化？

李佩甫：我是中學畢業下鄉當知青，那時候已經大了，那是走向人生的開始。一個年輕人，那時候是響應號召，抱著為國“犧牲”和“獻身”的意念走向鄉村的。有幻想有意氣風發的意味，已經不是為了混飯吃了。那時候全國都在號召“革命”，下鄉也是一種“革命行動”，是“時刻準備著，不知道干什么”。當然，對未來是抱有美好愿望的。那時，勞動非常累，但晚上還是要堅持讀一些書，對未來有憧憬，對農村生活有了更多了解，但還未完全消化，沒有真正開悟。

孔會俠：1978年1月，您在《河南文藝》發表了平生第一個作品——短篇小說《青年建設者》。接著，您很快在5期和10期上發表了《在大干的年月里》《謝謝老師們》。很快地，1979年您就調到了當時的許昌市文化局。1983年，您調到了南丁老先生籌辦的《莽原》雜志社任編輯。有人說80年代是當代文學的“黃金時代”，您如何看？那個時代的文人們，是如何相處和交流的？另外，這段寫作之初的編輯生涯，對您的創作有什么影響？

李佩甫：我總是碰到好人，所以說我現在是能幫忙的都幫忙。1980年夏，南丁當上河南省作協副主席，他積極為河南的文學事業和新人的成長做長遠謀劃。1981年，他籌辦了《莽原》，又借為《莽原》組稿的名義，辦起了河南省文聯有史以來的第一期文學講習班。我參加了這個“講習班”，當時學員還有張一弓、劉思謙、楊東明、孫方友、趙富海、南豫見等人，班長是張斌。記得南丁在當時的開班演講中風趣幽默地說：“搭個窩，你們下蛋吧！”我們這個班是在經七路緯五路上的河南省教育學院，后來被稱為河南文壇的“黃埔一期”。1983年我寫過一個叫《蛐蛐》的小說，在《湖北文藝》上發的，后來被《新華文摘》轉載了。那時有一個老作家叫徐慎，說你去見見南?。〞r任作協副主席、負責籌辦《莽原》），說南丁比較喜歡你的文字，你去見見他。我一聽是讓我見一位我十分敬仰的前輩，也不熟悉，心里發怵，就沒好意思去。一次、兩次，如是者三。再后來他專門讓作家張斌領著我去了，我那時候比較喜歡現代派的文字，坐下來后由于緊張，胡說八道了一通，也不知道說了些什么。沒過多久，在文聯樓上開會時，南丁先生就遞給我一張表，上調表，讓我參與籌辦大型文學刊物《莽原》，說要把我調過來，到《莽原》雜志社當編輯。這對我來說是個難得的機會。那時候在省城我沒有任何關系，就是幾篇小說，改變了我的生活軌跡。就這樣，1983年我正式調入《莽原》，1987年我去做專業作家了。這四年編輯生涯對我太重要了，那時候，一本編輯手冊，成了我正規訓練的方式，都快翻爛了。我覺得當編輯對我有很大影響。一個是行文的規范，編輯要校對，每個字、標點符號，原來我的標點很不規范。二是看人家的稿子能增加對文字理解的寬度。做編輯很有必要，在作家之前還是當當編輯，有很大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