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我

抗戰八年是艱苦困難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學習新知識最快的一段日子。

我還記得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那天，我離家即將飛往印度轉去美國讀博士的細節：清早，父親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黃包車到東南郊拓東路，等候去巫家壩飛機場的公共汽車。離家的時候，四個弟妹都依依不舍，母親卻很鎮定，記得她沒有流淚。

到了拓東路父親講了些勉勵的話，兩人都很鎮定。話別后我坐進很擁擠的公共汽車，起先還能從車窗往外看見父親向我招手，幾分鐘后他即被擁擠的人群擠到遠處去了。車中同去美國的同學很多，談起話來，我的注意力即轉移到飛行路線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去。等了一個多鐘頭，車始終沒有發動。突然我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向窗外看，驟然間發現父親原來還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著長袍，額前頭發已顯斑白?？匆娝麧M面焦慮的樣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熱淚，一時迸發，不能自已。

１９４６年初，我注冊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選擇芝加哥大學倒不是因為它是父親的母校，而是因為我仰慕已久的費米教授去了芝大。當時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數學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頭兩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學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員。

１９４９年夏轉去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父親對我在芝大讀書成績極好，當然十分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將去有名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可是他當時最關懷的不是這些，而是我的結婚問題。

１９４９年秋，吳大猷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時候在北平曾見過一兩次，不知道隔了這么多年他為什么在紐約會想起我來。見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氣，說了一些稱贊我學業的話，然后說他在出國前曾看見我父親，父親托他關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還記得胡先生極風趣地接下去說：“你們這一輩比我們能干多了，哪里用得著我來幫忙！”

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杜致禮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我們相識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親的其他朋友所介紹，而是因為她是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４５年我在昆明聯大附中教書時中五班上的學生。當時我們并不熟識。后來在普林斯頓惟一的中國餐館中偶遇，這恐怕是前生的姻緣吧。１９５０年胡先生常來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曾多次來我家做客。第一次來時他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這樣漂亮能干的太太?！?/p>

父親對我１９４７年來美國后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與翌年我的博士論文特別感興趣，因為它們都與群論有密切關系。１９５７年１月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宇稱不守恒的理論以后，我打電話到上海給父親，告訴他此消息。宇稱不守恒與對稱有關，因而也與群論有關，父親當然十分興奮。那時他身體極不好（１９５５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種感染，不能吸收胰島素，醫生曾認為已無希望，后來幸能克服感染，但身體仍十分虛弱），得此消息對他精神安慰極大。

１９５７年，我和杜致禮和我們當時惟一的孩子光諾（那時６歲）去日內瓦。我寫信請父親也去日內瓦和我們見面。他得到統戰部的允許，以帶病之身，經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醫院，于七月初飛抵日內瓦，到達以后又立刻住入醫院。醫生檢查數日，認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檢查血糖與注射胰島素。每天清早光諾總是非常有興趣地看著祖父用酒精燈檢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會跑來說：“今天不好，棕色?！被颉敖裉旌芎?，藍色?！?/p>

過了幾個星期，父親身體逐漸恢復健康，能和小孩子去公園散步。他們非常高興在公園一邊的樹叢中找到了一個秘密通道。每次看他們一老一少準備出門：父親對著鏡子梳頭發，光諾雀躍地開門，我感到無限的滿足。

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后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戰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愿望?？墒撬质置埽阂环矫嫠写嗽竿?，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

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面，對我影響極大。那個年代在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情形知道很少。三次見面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

記得１９６２年，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制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制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制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么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后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一聲關上了門。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只是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

１９７１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２６年的祖國。當進入云南上空時，駕駛員說：“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

傍晚時分，到達上海。母親和弟妹們在機場接我。我們一同去華山醫院看望父親。父親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們見面是１９６４年底在香港，那時他６８歲，還很健康。６年半中間，受了一些隔離審查的苦，老了、瘦了許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見到我當然十分激動。

１９７２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國探親訪問。父親仍然住在醫院，身體更衰弱了。次年５月１２日清晨父親長辭人世，享年７７歲。

６歲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個大家庭里面。每年舊歷新年正廳門口都要換上新的春聯。上聯是“忠厚傳家”，下聯是“詩書繼世”。父親一生確實貫徹了“忠”與“厚”兩個字。另外他喜歡他的名字楊克純中的“純”字，也極喜歡朋友間的“信”與“義”。

父親去世以后，我的小學同班同學、摯友熊秉明寫信來安慰我，說父親雖已過去，我的身體里還循環著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體里循環著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文化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