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中山公園兒童康樂部創辦始末

謝金勇

（濰坊學院 文史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

1947年4月4日，在當時的兒童節這天，北平市中山公園兒童康樂部正式成立，該機構旨在通過兒童保健、母職訓練等助力民族復興，透過其創辦與發展脈絡，可以窺見時人之兒童理念與時局狀況。目前，關于兒童康樂部的研究尚為薄弱，主要以檔案整理、文獻匯編等形式出現，如田尚秀對北京市檔案館藏相關檔案進行選編而作《1947年設立北平市中山公園兒童康樂部史料》，《鄭芳文集》中收錄之《北平中山公園的兒童康樂部》等。此外，在時人年譜、中山公園史料等文獻中亦散見相關信息。上述文獻多就兒童康樂部某一發展階段或某一相關人物作出梳理，尚未作出整體研究。本文擬在諸此成果的基礎上，對北平中山公園兒童康樂部的創辦始末進行分析，不當之處請方家指正。

近代以來，外國列強憑船堅炮利攫取中國利權，原本的“天朝上國”逐漸淪為宰割之對象。無數中華仁人志士為追求民族獨立而奮不顧身，探求救國救民之道。隨著近代國民理念的傳入及國人認識水平的提升，兒童問題逐漸成為一批有識之士的關注點，誠如時人所言“欲求健全之社會，必先求健全之人民，欲求健全之人民，必先求健全之兒童?！盵1]

抗戰勝利后，一方面，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力量，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民眾的民族自信得到增強。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仍處貧弱狀態，關于民族未來之探索還在路上。

在此背景下，能夠創造無限可能的兒童被視作國家的希望，“今后建國的重任，民族的復興，都要今日的兒童去繼承和創造。將來民族的盛衰，國家的強弱，全要今日兒童的教養來作基礎。今日有健全的兒童，將來才有興旺和有為的民族?！辫b于此，北平市中山公園委員會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北平市社會、衛生局，北平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北平兒童醫院等機構協助下籌設北平市兒童康樂部，“以重衛生而興民族”。[2]

1947年3月，北平市中山公園委員會完成兒童康樂部籌備事宜，遂向北平市政府呈函，提議于兒童節之際正式設立兒童康樂部，并得允準。[2]為擴大影響力，兒童康樂部籌辦方還曾計劃“柬請北平行轅李主任，十一戰區孫長官，北京市政府何市長及各有關機構團體，屆時出席指導”。[3]1947年4月4日下午三點，兒童康樂部舉行揭幕禮，時任北平市長何思源，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及各機關代表、社會人士蒞臨觀禮，何思源致辭，胡適作演講，對兒童養、教、愛、敬四點作詳細分析闡述。舉行開幕典禮的同時，兒童康樂部還展覽了衛生設備及諸機關團體捐贈之幼兒臥具等物品。[4]

兒童康樂部位于中山公園社稷壇西南隅，所占區域為球社舊址。該舊址東西長十丈，約33.33米，南北長五丈，約16.65米，西臨碧紗舫，東接丁香林，風景甚佳，是設立兒童康樂機構的絕好位置，球社舊址經重新改造后即投入使用。[2]之后，隨著兒童康樂部發展，房屋修葺工作不時進行，康樂部亦設施得到進一步改善。例如，1948年7月，兒童康樂部在中華救濟團的協助下，對房屋進行修繕，并安裝暖氣，9月，工作告竣，兒童檢查等工作遂可在裝飾一新的環境中進行。[5]

兒童康樂部雖然是在1947年正式成立，但在此之前，中山公園委員會已進行大量的籌備工作。早在1946年2月，衛生署特派員便推舉婦嬰衛生專家赴中山公園籌劃兒童康樂事宜。1946年10月兒童康樂專門委員會籌組完成，負責諸項工作之開展。[6]

專門委員人數最初設定為15～19人，其中5人為中山公園董事，相關協助機關團體代表亦定為委員。在此基礎上，由專門委員互推5人常川駐會，辦理日常事務，執行決議事項，對所屬員工進行監督，同時，如有需要可召集專門委員會會議。按照專門委員會章程，1946年10月23日，中山公園委員會聘請朱章庚等18人為兒童康樂專門委員。10月25日，兒童康樂專門委員會成立，劉一峰、楊崇瑞、諸福棠、張陶玲、李榮真被推選為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在兒童康樂部籌備時期推舉劉一峰為主席，兒童康樂部正式成立后，推舉楊崇瑞為主席。此后，吳憲等11人增添為兒童康樂專門委員，至此，兒童康樂專門委員會共29名委員，均為名譽職。為處理具體工作事項，專門委員會另置總干事、干事、醫士、護士各一人，辦理日常會務。其中，總干事一職由方石珊代理，常川駐會，不領薪資，義務工作。干事一職，1947年4月聘俞錫衍充任，8月份，俞辭職，不再遴補。醫士由中央衛生實驗院派員前往兼任，義務工作；
護士由中央衛生實驗院北平分院派員專任，亦為義務工作。[2]

1948年，中山公園理事會對兒童康樂專門委員會章程進行完善，規定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任期兩年，可連選連任，常務委員推選一人為主任委員。專門委員會每年開會兩次，以主任委員作為會議主席，會議主要籌劃諸項工作，如遇必要事件可開臨時會議。[2]

在處理日常事務的同時，專門委員會對兒童康樂部款項、物資使用有核稽之責。兒童康樂部經費主要依靠中山公園撥款及社會捐助等途徑獲得，兒童康樂部籌辦時，社會部、衛生部中央衛生實驗室、北平市社會局等政府機構及北平市銀行同業工會等社會團體紛紛捐助款項，兒童康樂專門委員會委員、醫務人員、志愿人員、社會人員亦進行資金捐助，開辦經費收入合計2418萬余元，該款項支出主要涉及游樂場維修、室內裝修等。兒童康樂部成立之后的日常經費收入亦是主要依靠中山公園撥款，北平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等機構團體及個人捐助，資金支出主要包括薪金、耗材等。[2]

為保障資金使用的合理性，專門委員會章程修正草案中還規定兒童康樂部賬簿單據每三個月由專門委員會匯送中山公園理事會審核。每屆年終，專門委員會匯編業務報告及經費決算表印送有關方面以資征信。[2]

兒童康樂部開展工作的場所分室內、室外兩部分。室內開設有報名處，用作報名登記；
兒童衛生展覽室，展覽兒童健康事項；
兒童保健診查室，內有度量室一間，預防接種室一間，診室9間，用于診治；
育嬰實驗室，陳列育嬰物品供人實驗；
講堂，可容納150人，供演講之用，并有戲臺一座，還可兼做候診室。此外，另有辦公室、醫師室、護士室、盥洗室、儲藏室等辦公、醫護、衛生場所。室外場所主要是兒童游戲場。[2]

就室內工作而言，一則進行兒童衛生教育，以集體講話、個別談話、親職訓練、模型展覽、電影話劇等形式展開；
一則從事兒童保健事務，以健康檢查、預防接種、健康比賽等形式進行；
一則開展兒童營養滋補事宜，如營養示教，營養補充等。[2]

其中，兒童保健作為康樂部的重要工作在籌備期就已經著手準備。由諸福棠大夫負責的兒童免費健康檢查在1947年3月便可進行報名登記，按規定未滿一周歲者，每月可檢查一次；
一至三歲者，每三個月檢查一次；
三至五歲者，每六個月檢查一次。檢查日期均為星期天。截止到1947年12月底，報名健康檢查的兒童數為1748人。負責健康檢查工作人員主要是義務醫師，先后有42人采取輪流臨診方式進行工作，每周日有坐診者11人左右。兒童健康檢查流程為先到預診處檢查，體溫超過38度或檢查有傳染病者需隔離，不得入候診室。檢查合格者，方可候診、檢查。自1947年4月13日至12月28日，期間38個星期日里參加初診者1313人，其中男童826人，女童487人；
參加復診者1437人次，其中男童893人次，女童544人次。通過檢查，醫務工作者對兒童的健康狀況、疾病、營養狀況作出判斷，并告知兒童家長如何應對。[2]

隨著工作經驗的增長，兒童康樂部適時調整檢查限額，按計劃，到1948年，每次可增加至120人。[2]根據當時報刊的統計，1948年1月至6月份，兒童康樂部檢查人數為1743人次。[5]平均每周檢查數大致與1947年持平。

在進行常規健康檢查的同時，兒童康樂部還將反應實驗、大便檢查等作為免費項目服務于兒童保健，自1947年4月至12月，累計接受結核菌素反應試驗者99人，接受大便檢查者273人。此外，預防接種也被作為兒童保健的代辦事項免費開展，進行天花、白喉、傷寒等疫苗接種（見表1）。這些疫苗除百日咳疫苗為所用者自購外，均由北平兒童醫院捐贈。[2]在進行疫苗接種工作時，兒童康樂部會根據季節變化、兒童流行病發病率變化等適時調整疫苗接種服務，例如，1947年9月份，北平兒童中白喉患者不斷增加，兒童康樂部便定于每周日上午為兒童免費注射白喉預防針，以增強兒童抵抗力。[7]

表1 1947年4-12月兒童康樂部預防接種統計表[2]

從事上述兒童保健工作的醫務人員主要來自北平兒童醫院、北平市第一衛生所、國立北京大學醫院、市立北平醫院、中央衛生實驗院北平分院等。此外，北平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會員、中山公園女職工、母職訓練班同學等每逢星期日亦前往幫忙。在諸合作機構的協助下，兒童保健工作得以開展。[2]

兒童的健康成長除需對其身體進行保健外，亦離不開親屬關懷。母親是兒童最為親近的人，對兒童健康成長影響重大，因之，兒童康樂部將母職訓練作為一項重要工作，由楊崇瑞大夫負責。按照最初設想，康樂部開設母職訓練班實施親職教育，通過以點帶面的形式逐漸推廣，使得家家都可以變成“兒童的樂園”。母職訓練班教育對象設定為通文識字之女性，實施免費教育，訓練期限為兩個月，每周一、三、五上午9至11點為授課時間，訓練期滿考試合格者給予證書，但聽講不滿二十小時者不給。按規劃，該項訓練班每年培訓三期，報名時間為三、五、七月，開課時間為四、六、八月初。具體培訓分作兩段，第一個月進行家政、衛生培訓，其中，家政教育包括母親責任問題，家庭組織、家庭預算支配、衣食住管理等家庭生活事務問題，家庭與社會問題、人口問題；
衛生教育則包括個人衛生，家庭環境衛生，胎兒成長與母體關系，產前、產后、產期階段衛生等事宜。第二個月主要進行育嬰技術及兒童疾病常識教育，如嬰幼兒健康標準評定，體格檢查與缺點矯正，嬰幼兒防病與護病，嬰兒日常生活及習慣養成，疾病預防及護理等。值得注意的是，康樂部有醫務水平較高的工作人員，他們擁有豐富的傳染病、急救法等經驗知識，因此，這些醫療知識也納入母職教育中，以期能正確處理緊急情況。母職訓練班有講師30名，全為義務工作。除去上述理論教育外，母職教育另有參觀托兒所、育嬰堂、醫院、助產學院、防疫實驗處等場所的實踐教育，觀看衛生電影、實習、表演等觀摩教育。根據統計，第一期母職訓練班參加者81人，領得證書者42人；
第二期母職訓練班參加者42人，領得證書者12人。[2]

通過前后兩期母職訓練班參加者及領取證書者人數的統計，可以看到培訓合格者比例不高，第一期尚為52%，第二期僅約為29%，而且，前后兩期參與人數出現大幅下降。出現此種現象的原因，與培訓時間與培訓內容的安排有關。訓練班培訓時限相對較長，為兩月期限，且培訓時間安排在周一、三、五上午，這種時間安排對于年輕母親照顧兒童或求職謀生，都有影響，因此，她們或因培訓時長不夠，或因精力難濟，未能考核達標。而第一期訓練班的成效，對后來者參與意愿亦有影響。加之，訓練班講授之部分內容與參與訓練者的實際需求、接受能力或有出入，這在之后訓練班內容的調整上有所體現。再者，按照時間安排，第二期訓練班正值暑季、雨季，天氣原因亦對參與者意愿有所影響。[8]126

鑒于訓練班出現參與人數下降趨勢，加之參與者文化程度不同，講師口授有諸多不便，兒童康樂專門委員會逐漸調整培訓方式。從1947年8月25日起，兒童康樂部邀請北平市女界名流在兒童康樂部禮堂演講，“講題重實際且有興趣”，例如，9月3日所講主題為兒童心理，9月5日所講主題為兒童衣服裁縫法。[9]1948年2月，中山公園委員會又改變母職教育方式，“分請專家編訂講義，指定讀本，已改函授，俾便自修”，如學員有不明之處，則由中山公園委員會聘請義務講師，按時進行講解，并用實物展示。訓練班教授內容較之前更為豐富，增加了母乳喂養、牛乳喂養，兒童體格、精神、社會關系培養，父親責任，遺傳與優生等實用性內容。[2]

母職訓練班采用函授自修方式應當是為解決因培訓時間過長或時間沖突導致的參與人數下降、考核合格率低的問題，讓參訓者可以相對自由地進行學習，同時，一些重要問題還能得到專家的解讀。該年6月，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家蘇汝江先生為母職自修班作《人口問題》講稿，對人口問題作出詳致解析，認為人口是立國的一個要素，人口問題是一個基本的社會問題，“民族的興衰，國家的強弱，社會的秩序是否安定，生活是否滿足，文化是否進步”均與人口的數量、質量息息相關。在講述中，蘇汝江先是提到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世界人口概況及問題。繼而重點分析中國人口概況及問題，蘇汝江對當時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高的原因作出剖析，并對這一“雙高”現象的影響作出分析。同時，蘇汝江認為人口品質雖受先天影響，但也與后天環境息息相關，受時局影響，當時中國人體魄薄弱，文化水平較低，差別生育率大。最后，蘇汝江對如何解決中國人口問題作出解析，如移民墾荒、節制生育等，同時，要求家庭承擔起人口問題的重擔。[10]在講述人口問題的過程中，蘇汝江既講到人口問題之于民族國家的意義，又涉及后天環境與民眾體質的關系，兼具國民意識教育與個人素養提高雙重作用。

為更形象地向民眾呈現兒童發育情況，兒童康樂部還開辦兒童衛生展覽，展覽室內陳列胎兒發育模型、兒童身高體重標準、姿勢標準等孩童生長展品，并有嬰兒及幼童食品模型、各種食譜與食物、營養圖說等兒童養育展品以及衛生圖說。兒童衛生展覽自1947年4月4日開放，截止當年12月底，已有15萬人左右參觀。[2]

除上述工作外，兒童康樂部還積極參與到與兒童康養相關的各種社會事務中。

考慮到物價日增，平常人家因生病會陷入經濟窘況，兒童康樂部便發揮補助精神，設問病處，兒童父母對孩子的營養或疾病有疑慮時，無論是否已報名，在周一、三、五上午10點至11點均可前來詢問。善后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北平市兒童福利委員會還以兒童康樂部作為其第24福利站，提供牛奶，救助窮困家庭營養不良的兒童，并贈送魚肝油、棉衣等物品給予需要之兒童。此外，兒童康樂部還應藝文學校委托臨時替該校檢查幼稚園學生體格。[2]

鑒于兒童康樂部在社會救濟方面發揮的作用，1948年，北平兒童急救工作審議委員會倡議各衛生所將負責之兒童體格檢查、衛生咨詢等業務與兒童康樂部合作，并決議在該部設甲種供應站一處，設定救濟名額在100-150人之間。凡在該站接受救濟之兒童、孕婦可由該站介紹至距離住所較近之供應站領取救濟。10月，方石珊又在北平兒童急救工作審議委員會會議提出在兒童康樂部設兒童急救膳食供應站一處，并認為中山公園處于“地點沖要”，區位優異，可直接辦理奶粉及膳食供應，為便于實施，可“在南長街另辟旁門，受救濟人可不經過公園正門，在辦理供應上自無不便?！盵11]

為服務職業女性，使其免受工作與育兒難以兼顧之苦，兒童康樂部還籌設托兒所，“清晨上班時（母親）將兒童送至托兒所，日間由所方照顧飲食、睡眠、教育、游戲，晚間領回”。[12]按其計劃，托兒所收費甚微，“旨在便利職業婦女、無力繳納讀費之人家”，所收兒童年齡在兩歲到五歲之間，第一批招生數計劃在50人。[13]

為募集托兒所開辦經費，兒童康樂部于1948年11月在孝順胡同亞斯禮堂請清華大學交響樂團開演奏會，并于各處銷售門票。[14]托兒所除食物與應用之煤火按時價收費外，沒有其他費用，如家長無力繳納伙食費，托兒所甚至可以代為申請北平兒童急救工作審議委員會之膳食補助，或者給予免費。[15]最后，兒童康樂部成立中山公園職工子女托兒所，由鄒韜奮夫人沈粹縝女士擔任所長。[16]針對兒童、家庭等諸方面問題，兒童康樂部還延請相關研究專家向社會大眾作專業問題的演講，例如，1947年9月6日，兒童康樂部請到對幼兒保教有深入研究的關瑞梧教授前往作“家庭與社會”的演講。[17]

此外，出于增強兒童體魄的考慮，康樂部還組織兒童游戲運動事項，擴充游戲場，進行游戲指導等。兒童康樂部游戲場在中山公園知樂簃以北，占地22000余方尺，內有滑梯、單杠、搖椅、秋千、木馬、浪木、沙池等娛樂設施，其東、北兩面另有草地，其面積較游樂場大三倍。[2]

總之，兒童康樂部建立之后，“該會經費不算充足，但是組織可稱健全，尤以主持者與襄助者，都以悲天憫人的精神，分工合作，實干苦干”。[18]該機構以其務實性的工作逐漸形成一定的社會影響力，鑒于其取得的成就，許多兒童健康事宜以之作為推廣平臺，例如，兒童康樂部在1948年成為推廣卡介苗（b c g）的平臺。[19]同時，兒童康樂部也成為當時國民政府對外展示兒童健康事業的窗口，1948年5月，美國前任衛生署長裴倫在國民政府衛生署人員陪同下前來參觀兒童康樂部。[20]兒童康樂部還曾接受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北平協和護士學校等學校學生前往見習，并作為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實習地，由諸福棠等對實習學生講授兒童發育程序、營養實施方法、預防接種工作等內容，提升學生實踐能力。[2]

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建成的兒童康樂部，以其開創性意義曾給予國人以希望，國家的希望在兒童身上，“枯草萎黃了，但在枯草中會長出新的嫩芽來，這些嫩芽是國家的至寶?！眱和禈凡坎活櫸镔|經濟的困難，醫生們不辭日曬雨淋，義務為兒童服務，“他們默默地工作著，為了中國，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除了對他們表示敬意外還能說什么！”[8]125-126

不過，應該看到的是，兒童康樂部的工作雖取得一定成效，但隨著時局的動蕩，距離其創建初衷卻愈發遙遠。兒童康樂部的創建者們曾設想通過母職訓練班“訓練主婦五百人，成一個干部，再由干部以身作則的人員，每人每日出去勸導二三家……一年之內，家家都可以變成‘兒童的樂園’”，現實卻是參與訓練班人數的大幅下降。精心籌建的問病處“也不見多大效力，只有三十多人去問病……因為窮和忙是原因之一”。[8]126

1948年冬季，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國民黨軍強占中山公園作為軍營，兒童康樂部未能幸免，醫療器械、家具等損失嚴重。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山公園委員會及職工將公園管理事務移交人民政府，獲得新的發展機遇。[21]兒童康樂部也交由人民政府接管，并得到政府與社會的扶助。1949年4月25日，沈鈞儒到中山公園參觀兒童康樂部，鼓勵該機構擴大范圍，為更多的兒童服務，并答應協助代募基金。[22]1950年，兒童康樂部由婦聯接管為第二托兒所。[23]1954年，北京市民政局將收托3歲以上幼兒的托兒所移交市教育局管理，兒童康樂部最終以北京市第三幼兒園的身份進入新的歷史階段。[24]

通過對北平中山公園兒童康樂部創辦始末的分析可以看到，抗日戰爭勝利后，部分探求民族復興途徑的國人將希望投射到兒童身上，希冀通過兒童教養促進其身心康樂，并以之作為“復興民族的基本工作”。在此觀念下，他們籌備并創辦兒童康樂部，在兒童保健、母職教育等方面付出諸多努力。但是，當時的社會環境卻不能提供完成這一愿望的條件，兒童康樂部的發展面臨諸多困境。最終，在時代變革后，才邁向新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