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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偉 李全星
(畢節醫學高等?？茖W校公共教學系 貴州畢節 551700)
仵作是明代小說中的一類丑惡人物形象。有關仵作的研究絕大部分集中在法學領域，其中部分研究者注意到仵作在文學中的形象，如徐忠明在考察仵作歷史源流時，指出文學作品中仵作形象的不堪[1]。一些法學類學位論文也將仵作形象在文學中的反映作為研究的一部分，但多是述而不論，僅將其作為材料展示。關于文學作品中醫者的相關研究，仵作是研究對象之一。但多數研究者認為仵作形象單薄，沒有將其作為研究重點。
仵作，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實際中有兩類，一類從事與尸體檢驗有關事務，一類從事民間喪葬殮尸工作，“‘仵作’早先的名稱是‘行人’，因為他必須立刻趕往發現尸體的地方。不當班的時候，他很可能就是殯儀事務的承辦人，賣棺材的老板，也許是理發師或者屠夫，工資少，在社會上受鄙視，沒受過正規教育?！盵2]文學中呈現的多是前一類，故我們的論述也只聚焦從事尸體檢驗的仵作。
劉熙《釋名·釋天》：“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仵逆也”?！豆茏印ば男g上》曰：“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于物矣?！薄肚f子·天下》：“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苯砸庀嗟钟|，可見“仵”字強烈的貶義色彩。王君玉《雜纂續·惡行戶》：“暑月仵作家，世代劫墓，行法劊子，屈曲賃房?！备菍⒇踝髋c劊子手相提并論，是大眾對仵作低下社會評價的曲折表達。但需要指出的是，這里不是對其人格或品德的不滿，而是對該職業的厭惡，這或與仵作的來源關系密切。據徐忠明考證，仵作的來源或有二，一是“專為人家殮尸送葬的仵作行人”，一是“屠宰之家”。仵作身份的歷史演變，比較統一的看法是，其在宋代已經活躍在檢驗事務之中，“明代萬歷年間逐步獲得官方身份，以從事死傷檢驗，而仵作行人仍然從事殮尸送葬舊業；
清代已經成為官方法定的檢驗吏役?！盵3]
中國古代重視檢驗，《禮記·月令》：“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倍@樣做的目的是“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4]。宋慈將檢驗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新高度，他說：“獄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檢驗?！盵5]無論《唐律疏議》《宋刑統》，還是《大明律》《大清律例》，都對檢驗作了具體規定，顯示了各代對檢驗的重視。但與重視檢驗相矛盾的是，從事檢驗相關工作的仵作，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地位。清人姚德豫《洗冤錄解》云：“仵作，賤役也?！奔词关踝髟谇迥┤〉霉俜降匚恢?，情況依然沒有太大改觀[6]。仵作的“社會地位很低且沒受過什么教育”[7]。這里需要我們理清仵作“賤民”與“賤役”的邏輯關系，即檢驗的工作性質客觀規定了作為輔助檢驗工作的仵作的技能，而這樣的人屬于“賤民”，從而“賤民”為“賤役”。伴隨仵作在檢驗工作中職能的提高，仵作隊伍擴大，非“賤民”也因從事了“賤役”而賤化。而這種賤化影響非常之大——不僅于仵作本人，更延及子孫“概不準冒入仕”，也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其后代過繼給良民，也不得參加考試[8]。更甚者，從事仵作相似工作，也“以報官改業為始，下逮四代方準捐考”[9]。
自宋始，仵作的考察應該分成兩個階段，宋和元明清。因為在元代，仵作完成了從檢驗助手到檢驗人員的轉變。宋慈《洗冤集》作為檢驗之圭臬，提出了檢驗工作中的諸多不當：
諸尸應驗而不驗；
……或受差過兩時不發；
……或不親臨視；
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
或定而不當，謂以非理死為病死，因頭傷為脅傷之類。
諸被差驗復，非系經隔日久而輒稱尸壞不驗者，坐以應驗不驗之罪。
諸驗尸，報到過兩時不請官者；
請官違法或受請違法而不言；
或牒至應受而不受；
或初復檢官吏、行人相見及漏露所驗事狀者，各杖一百。
諸行人因驗尸受財，依公人法。[10]
這里，關于仵作的工作，宋慈指出兩點不當，“行人相見及漏露所驗事狀”和“驗尸受財”，前一類情形違反了職業準則中的保密制度，后一類情形屬于職業操守缺失。我們看到，檢驗工作需要過硬的技術，又需要良好的道德操守。應該注意的是，宋慈并沒有突出仵作的徇私舞弊，只提出如有受財之事，應依照“公人法”定罪。元代有所不同，“諸檢尸，有司故遷延及檢覆牒到不受，以致尸變者，……其不親臨或使人代之，以致增減不實，移易輕重，及初覆檢官相符同者，……受財者以枉法論?！盵11]此處指出仵作檢驗工作中所犯錯誤有兩種，一是“增減不實”，一是“受財”，而元律的處罰力度隨身份地位降低而加大，身份最低的仵作受到的處罰最重。明律基本沿襲元律，但懲罰加重?！洞竺髀杉飧嚼酚涊d，如果檢驗不實，“正官杖六十，首領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檢驗不實，符同尸狀者罪亦如之?！比f歷中期處罰加重，《明代律例匯編》：“萬歷十八年三月內奉欽依：凡人命當檢驗者，仵作受財增減傷痕，符同尸狀，以成冤獄，審出真情，贓至滿貫者，查照誆騙情重事例，問遣?！比f歷中期時，檢驗工作已完全由仵作完成。如果仵作收受賄賂滿貫就會被流放，從側面說明仵作人“賤”任重。宋、元、明三代的法律中，都羅列了仵作可能出現的錯誤，也寫了懲罰手段，其中明代法律列出了仵作收受財物而致檢驗不實的處置手段。
明代小說中的仵作，典型特征是徇私舞弊、收受財物?！缎褪姥浴返诙貫槲覀兞谐隽藱鄤萑宋餁⑷撕竺撟锏氖侄?，一是用力審判各環節：“或央求上司吩咐，或央同年故舊關說，劫制問官，又買不怕打、不怕夾的潑皮做硬證，上呼下應，厚賄那仵作，重傷報輕傷?！边@是敘事者干預，作為敘事的第一層次，它直接發表評論。二是施壓案件直接相關人：單邦勸告被害人撤訴：“告時他央了人情，爭是壓死，仵作處用了錢，報做壓死傷，你豈不坐誣？”言語中有勸又有嚇。魏拱對被害人直接威嚇：“不要不識俏，這些不夠打發仵作錢?！惫适轮胁煌拇我宋镏貜完U述仵作收受財物的情況，說明了仵作舞弊情況的普遍性，這是敘事的第二層次。從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作者對仵作持否定的態度?！督鹌棵贰返诹?，西門慶贈銀何九，希望他“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蓋則個”，何九爽快許諾“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得到銀子的何九，經歷了從“留著倒是個見證”，到“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攪纏，且落得用了，到其間再做理會便了”的轉變。這樣的書寫，將面對金錢的何九，從良心未泯到徹底異化為金錢奴隸的形象描摹得栩栩如生。又《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知縣是有了成心的，只要從重坐罪。先吩咐仵作報傷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將無作有，多報的是拳毆腳踢致命傷痕。巢氏幼時喜吃甜物，面前牙齒落了一個，也做硬物打落之傷?！边@里作者對仵作的舞弊行為不僅粗線條勾勒，更有漫畫式的細描，短短數語將仵作奸佞、枉法、趨利背義的小丑嘴臉，刻畫得淋漓盡致。同類的還有卷三十一：“仵作人曉得官府心里要報重的，敢不奉承？把紅的說紫，青的說黑，報了致命傷兩三處?！痹诒揪碇?，作者還列出了仵作收受財物的名目清單：“仵作人要開手錢，洗手錢。至于官面前桌上要燒香錢、朱墨錢、筆硯錢；
氈條坐蓐俱被告人所備。還有不肖佐貳要擺案酒，要折盤盞，各項名色甚多，不可盡述?！?/p>
明代小說中的仵作，不管是善于察言觀色的一類，還是收受財物的那一類，可以統說為趨利之徒。仵作在技能層面不存在問題，而道德缺失。但是，這樣的書寫可能與當時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因為“他們可能在處理尸體方面有很豐富的經驗，但卻沒有醫學方面的訓練或興趣”[12]。
縱覽中國古代社會，王朝興衰周而復始?；蚪y治者勵精圖治，吏治清廉，國家呈現出生活安定祥和、經濟繁榮的治世景象；
或統治者縱欲享樂，吏治腐敗，國家呈現出生活凋敝、經濟衰落的亂世圖景?！豆茏印吩唬骸胺蚶笥谥?，害莫大于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于后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盵13]治世是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之追求，是社會的一種良好狀態，社會安定，民眾安居樂業。治世與亂世以何標準劃分，張軍認為《管子·八觀》篇所做的八個方面的考察，皆可視為治與亂的劃分標準：“以田地是否耕耘、糧食多少來區分饑、飽之國；
以材木、桑麻、畜產等時材來區分貧、富之國；
以宮室、車馬、服飾是否度量來區分侈、儉之國；
以民有無積蓄來區分實、虛之國；
以習俗、民能否化其上、殘賊能否自勝、男女之別能否自正、齒長揖睦能否自生來區分治、亂之國；
以能否功多祿賞、治行爵列來區分強、弱之國；
以令行令不行來區分有令、無令之國；
以敵與、上意、國本、民產來區分存、亡之國。能做到飽、富、儉、實、治(主要指習俗、禮法狹義方面)、強、令、存八個方面，才是真正的‘現實之治’。涉及分工職守、經濟生產、禮法制度、風俗教化、國防外交、科學技術諸多方面，符合社會多元復雜的屬性，反應現實治理之真實?！盵14]以此而論治亂，雖然全面卻不免有擴大化的嫌疑，管子對“治亂”的直接概括，或更符合傳統中國“治亂”認識實際，他說：
州里不鬲，閭闬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墻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無會同，喪烝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貨財行于國，則法令毀于官；
請謁得于上，則黨與成于下；
鄉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15]
“州里不鬲，閭闬不設”“宮墻毀壞”“里毋士舍”屬于基礎設施缺失，“時無會同，喪烝不聚”和“昏禮不謹”是不遵禮法，“賢不鄉舉”“貨財行于國”“請謁得于上”則顯法制程序混亂，這樣的結果就是法制不行，以致“亡國弒君”?？梢?，貪污腐化與結黨營私相伴而生，兩者又合力侵蝕了法制。而當徇私枉法橫行之時，國家機器名存實亡，社會則全然無序。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家機器不能正常運轉，又為徇私枉法的滋長提供了土壤。在明代小說中，仵作形象化呈現了當時社會道德的敗壞，法制的名存實亡。
在傳統中國，仵作一直是一個矛盾的存在，“賤”民“賤”業卻任重。自他們登上檢驗的舞臺，這種矛盾就應該得到消解，但直到封建皇朝行將崩塌的清末，才引起政治家們的高度重視。沈葆楨《請免仵作馬快兩途禁錮疏》：“將仵作照刑科書吏一體出身，馬快照經制營兵一體出身，俾激發天良，深知自愛，養其廉恥，竭其心力，庶命案盜案來源易清。倘仍作奸犯科，自有加等懲辦之法?！盵16]請求將仵作與書吏一視同仁，但是沒有被批準。后提刑使吳燾類似的請求，得到了巡撫和朝廷的響應：“于畢業時由該管衙門造具籍貫名冊，注明畢業等第，報部備案，即以充役之日作著役日期，扣足五年，役滿勤慎無過，應請準其查照各省吏攢考職之例，一體考試，將錄取者分為二等，以從九品、未入流兩項送部注冊選用?！盵17]事實上，與仵作職位的重要性相比，這樣的待遇依然十分低微，朝廷可能也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隨之提升了仵作獎勵待遇：“遂在第二年，即宣統二年(1910)，法部認為‘獎勵過微，曷能使人皆盡職’?！盵18]具體舉措有三：一是縮短考核期限，將五年期縮短為三年期；
考核更細化為優等和中等，優秀的學生又按照有職者和無職者分別對待，前者分省補用，后者被授予從九品實職；
中等學生則是有職者分發，無職者亦被授以實職。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仵作不僅沒有社會地位，薪俸也不能保障基本生活。關于宋、元、明時期仵作薪俸的資料很少，我們可以通過清代的情況來觀照。清代絕大部分地方仵作的官方收入和衙役一樣，據《經世文編》載，衙役的年薪基本都是七兩二錢，平均下來每天僅有兩文或三文錢，如果只是兩口之家，這樣的收入僅可供每天吃一頓飯。也有例外，山東的仵作年薪是除馬快外衙役的兩倍，只是仵作學徒的年薪則很少，大概是衙役的二分之一，仵作、衙役與仵作學徒的年薪分別大概是十一兩、五點五兩、三兩。在這樣的狀況下，仵作的生活保障不是主要靠薪俸，因為雖然清王朝貌似對仵作的待遇十分重視，但落實到具體經濟待遇上的“工食銀”其實很微薄，仵作的“主要收入更在于陋規等”[19]。這里所說的陋規，主要是指“出場費”，仵作隨長官出差，食宿公費之外，每天有一串錢的額外收入：“仵作日給制錢一串?！盵20]清代時，不同州縣之間皆有近者百里，遠著遙至千里的距離，加之古代落后的交通因素，仵作出差一次至少需要四天時間，以此而論，外出一次大概“有三兩銀子左右”，依照當時的物價，“三兩約合米零點九五石?！盵21]在此之外，又不乏索?。骸邦櫡e久弊生，訛索百出，命案一起，破產者動數十家，例雖森嚴，率不能守?！惫俑畬β幍膽B度是“斟酌變通”，人情和限制都需要考慮，“一以順人情，一以定限制也?！盵22]可見，政府因為無力承擔對仵作的正常經濟責任，通過對仵作陋規無視的態度，實現了經濟責任從政府到百姓的轉嫁。
這樣的情況在明代小說中有著具體反映?！缎褪姥浴返诙?，“厚賄那仵作，重傷報輕傷?！薄柏踝魈幱昧隋X?！薄斑@些不夠打發仵作錢?！比湓挸尸F了仵作工作中獲取錢財的兩種方式，一是收受賄賂，另一則是直接索取。至于索取的名目，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指出：“仵作人要開手錢，洗手錢?！辈粌H仵作，“至于官面前桌上要燒香錢、朱墨錢、筆硯錢；
氈條坐蓐俱被告人所備。還有不肖佐貳要擺案酒，要折盤盞，各項名色甚多，不可盡述?！庇纱?，我們可以知道，在命案事件中，盤剝百姓的不止仵作，他們或許是因為方式更加簡單粗暴，而成為了百姓眼中惡的代表。他們的惡廣為人知，而且明目張膽。如我們在前面所舉出的例子，兩個不同的人先后半哄半嚇的要求被害人撤訴，而且他們都把仵作看錢辦事作為了一個理由。顯然，仵作看錢辦事已是社會共識，人所皆知?！督鹌棵贰分泻尉诺谋憩F更是將其詮釋得豐富而深刻。
“《金瓶梅》作為世情小說，……從它所描繪的官場黑暗諸如編制官吏關系網、受賄斂財、賣官鬻爵、貪贓枉法等現象來看，完全可以說是一幅生動而丑陋的吏治腐敗圖?！盵23]仵作非吏，但也是腐敗圖中的一個線條?！督鹌棵贰返诹?，面對西門慶的邀請，“何九心中疑忌”，并肯定“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雖只是簡單的心理描寫，但也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精明的何九。后文又連續寫到他的兩次“自忖”，更是強化了其精明的特點。酒席間，西門慶“摸出一錠雪花銀子”，這里我們注意到動詞“摸出”和名詞“雪花”，“摸”字寫出了銀子的分量輕，“雪花”則生動地寫出了何九看到銀子兩眼放光的丑陋神態。明白西門慶請他在驗尸武大之事上提供幫助之事后，何九沒有猶豫便爽快答應。這樣的情節，讓我們看到何九視普通人生命為草芥的態度。
何九看到武大妻子模樣，認為“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著了”，顯然完全知曉了西門慶殺人的原因?？吹轿浯蟮氖w，立即就明白了是“中惡”，也就是中毒，但是面對兩個“火家”對武大尸體異狀的疑問，直接呵斥打斷，并找借口掩蓋實情，可謂眾目睽睽之下弄虛作假，這不僅說明了何九的膽大妄為——因為他是按照西門慶的旨意行事，更是說明了法制的敗壞，唯權勢是法。這里我們可以回頭看一下《金瓶梅》第五回，王婆怕仵作看出武大死因，并提到何九是個“精細的人”，西門慶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先是“笑”，而后說：“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吩咐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彼Φ牟皇鞘滦?，而是由仵作負責，而仵作何九會聽他的話。張竹坡在第六回前評說到：“寫何九受賄金，為西門拿身分?！币舱f明了仵作唯權勢不唯法。而《金瓶梅》對明代末期荒淫放縱、腐敗黑暗的社會面貌、朱門酒肉臭的官紳階級和路有凍死骨的貧苦階級的生活形態“作了深刻的揭露”[24]。出生于隆慶元年，活動軌跡主要在萬歷年間的謝肇淛，曾這樣描述其所生活的社會：“殺人者死，法也，而有不盡然者?！崂魵⑷瞬凰酪?，猛將殺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獎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則法有時而窮也?！盵25]《金瓶梅》第三十回也自陳“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盜起，天下騷然?！?/p>
仵作的胡作非為、徇私枉法，顯示了當時社會的混亂，而且亂由上起。首先，表現在制度混亂?！睹魇贰ば谭ǘ芬幎ǎ骸皺z驗尸傷，照磨司取部印尸圖一幅，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毋得委下僚?！盵26]明確要求州縣級別的檢驗需要長官親自操作，但實際情形并非如此，《明代律例匯編》所記萬歷十八年關于檢驗的規定就說：“凡人命當檢驗者，仵作受財增減傷痕，符同尸狀，以成冤獄，審出真情，贓至滿貫者，查照誆騙情重事例，問遣?！眲t表明檢驗的操作者是仵作。其次，對制度不合理之處的忽視。終明一代，從未出現關于仵作任重身“賤”制度合理性的討論，“無法進取”的制度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仵作只能重財的事實。仵作工作的重要性，在官僚集團是有共識的。陳重方指出明代“多訟獄繁”，而《洗冤錄》的大量翻刻和廣泛流行[27]，從側面印證了刑事案件紛繁的事實。同時，也可看作是官員嘗試提高仵作技能以及法律約束的一種手段。最后，對仵作生活狀況的漠視。清末云貴總督沈秉堃奏《改仵作為檢驗吏片》指出：仵作一役，向被“視為卑賤，工食亦極微薄”，清代師爺王有孚則指出仵作薪俸低的弊端：“其額設工食，每名每年僅支銀六兩，口食不敷，勢將另謀生計，視充役為掛名，安能望其能悉心供役?！边@些說明了一個狀況，仵作的待遇一直不佳。從制度上重視仵作，則到了清末。清末檢驗學習所制度的確立，一方面當然是提高檢驗技能，另一方面也有職業道德的培植。這是物質生活之外特別重要的精神生活層面，對社會關系重大，如《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砂惨?、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盵28]
綜上，仵作亂象是明末社會的真實寫照，仵作唯權勢為準的行事，是明末社會混亂的表現，是法制敗壞的典型，也是國家機器失靈的生動顯現，就像劉曉林認為元代庸醫形象真實反映了元代社會道德淪喪的現實生活，“道德淪喪，代代有之，但不及元明兩季具有普遍性?！盵29]羅宗強對明季社會也有相似的認識：“明自嘉隆以來，思想與社會生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皇權的高度集中與政府之癱瘓；
……整個一幅末世景象?！盵30]日本史學家宮崎市定這樣認識明代的社會狀況：“到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時，鼎盛時期已經過去，世間人情不由得嘈雜起來?！睂τ谧兓?，“明代人已經基于切身體驗而看得很明白了?！盵31]而這種明白，或許就是仵作形象被反復書寫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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