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故事的規訓策略：革命青年如何成長——方紀《山城紀事》《意識以外》的批判反思

袁洪權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當代中國文學史最大程度記住方紀，是因《揮手之間》。作為一九六〇年代以來中學語文重要的課文，《揮手之間》曾對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和八〇后的人文精神塑形產生過影響?！稉]手之間》發表于《人民文學》1961年10月號，因它寫的是特定歷史中領袖的生活細節與中國命運之走向追敘，不管在政治還是文學上都是重大的社會主題。1963年9月作家出版社推出散文集《揮手之間》時，這篇經典散文作為書名廣泛流傳。不過，《揮手之間》遮蔽了方紀豐富的經歷，以及他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發展脈絡中的烙印，“他畢生都被視為邊緣人物”[1]。在當下的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教學中，方紀顯得并不重要，很多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材不會提他。

但據王樹人透露，從1936年以風季在《今日文學》上發表《游擊戰》算起[2]，至1998年4月29日去世，方紀的文學生涯有六十二年。這樣的作家，其文學生涯、甚至某些文學細節值得研究與關注。更何況方紀在北平文化圈生活過，與京派文學有關聯，而他之后的解放區（延安解放區、晉察冀解放區）作家身份，又涉及他的變異過程，這本身是個有趣的學術話題，牽扯京派文學在解放區文學的流變①方紀在個人自述中，講到他當年怎么受《益世報》《平報》影響，進而對寫作產生興趣?！兑媸缊蟆贰镀綀蟆樊斈晔蔷┡晌膶W的重要陣地。。具有傳奇色彩的經歷、原本豐富的方紀被冷遇，本身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與教學的過失。那么，方紀是怎么被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冷落的？

此前的方紀介紹文字有編造痕跡，可信度不高，2003年出版的《晉察冀革命文化藝術人物志》對方紀的生平介紹相對平實：

方紀（1919-1998），原名馮驥，河北束鹿人。中學畢業后到北平求學，對文學發生濃烈的興趣，并參加“左聯”。1935年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參加共青團，同年轉為中共黨員。受組織委派回束鹿縣發動群眾抗日。1937年抗戰爆發后，曾組織一支游擊隊隨軍南下，后到武漢，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1939年離開重慶到延安，先后在陜甘寧邊區文藝工作者協會、文藝界抗敵會和《解放日報》社從事編輯工作和寫作，曾寫過一些散文、小說、詩歌和評論文章?？箲饎倮?，離開延安，到承德任熱河省文聯主席，創辦了文化藝術業余學校和文藝刊物《熱潮》，發表了《山城紀事》、《張老太太》等短篇小說。解放戰爭中，先在前線當隨軍記者，后在冀中黨委宣傳部、冀中文聯、《冀中導報》社工作。在參加土改中寫了長篇小說《老桑樹底下的故事》、中篇小說《不連續的故事》。1949年到天津，先后任《天津日報》文藝部主任、市中蘇友協總干事、市文化局局長、市文聯黨組書記、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天津分會主席等職。曾為培養工人業余作者和組織工廠史的寫作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到西南寫下散文特寫集《長江行》。1958年6月由周恩來總理提名，參加了長江水文勘察隊，體驗生活，寫成了長詩《不盡長江滾滾來》和《大江東去》。同年還發表了短篇小說《來訪者》和描述毛澤東同志1945年赴重慶談判的散文特寫集《揮手之間》?！拔幕蟾锩敝惺芷群υ斐蓢乐夭?。1979年全國四次文代會上被選為中國文聯委員、作協理事。1985年出版《方紀文集》五卷。[3]

要指出的是，這種介紹只是給研究者提供線索，真正要加以研究，得花費功夫查找與整理原始文獻。這則生平文字，對研究共和國初期的方紀還是很模糊。他這時到底寫過什么作品、遇到怎樣的挫折，是無人知曉的，包括下面要討論的《阿洛夫醫生》，在介紹中根本不予提及。

方紀屬于延安邊區和晉察冀邊區成長起來的作家。1952年7月10日，《文藝報》批判“十月文藝叢書”，他被點名，這牽涉到共和國初期文藝界的內部清理。方紀的短篇舊作《山城紀事》被重點提到，它收錄在《阿洛夫醫生》內?！栋⒙宸蜥t生》初版于1950年9月，印數兩千冊，1951年3月再版，印數三千冊，定價三千三百元，收短篇三篇、報告文學一篇：《魏媽媽》（短篇小說，1944年12月）、《阿洛夫醫生》（報告文學，1944年12月）、《張老太太》（短篇小說，1946年5月21日）、《山城紀事》（短篇小說，1938年8月末創作于重慶，1946年5月改寫于承德）。盡管方紀把《山城紀事》置于集子的最后，它還是被批評家發現。從創作時間上說，《山城紀事》確實特殊，它是1942年5月延安文藝整風運動前的作品，屬于文藝界劃定的舊作范圍?！段乃噲蟆返呐腥缦耓4]：“方紀同志的《山城紀事》，也是一篇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的舊作，收在《阿洛夫醫生》短篇小說集內。這篇小說沒有表現出青年知識分子在反動統治下走向革命的真實過程。也沒有表現出革命工作者在蔣管區所進行的艱苦的斗爭。反映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革命事業與愛情看成互相對立的思想，把個人愛情的破滅看成是走向革命的動力。無疑的，這樣的作品是不能教育我們青年正確地認識革命的?！焙苊黠@，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時間成為衡量作家文藝創作的重要分界線①這一點，也可看當時建構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和“新文學選集”在作品選輯的時間上，有著嚴格分工。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凡例》，1951年3月。。周揚在1949年7月文代會上就說到，“毛主席的‘文藝座談會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盵5]這就是說，《山城紀事》屬于典型的舊作，它與延安文藝整風運動之后的文藝實踐有著本質差別。受《文藝報》批評后，1980年1月出版《方紀小說集》②此書和1979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方紀散文選》，標志方紀在文學界平反。時，《山城紀事》仍不收錄。這說明在七十年代末編選小說集時，作家內心深處仍有顧慮。1985年出版《方紀文集》時，《山城紀事》才重新與讀者見面，它在共和國文學出版史消失了三十四年。小說到底觸犯了什么樣的規范？

要真正了解《山城紀事》受批評的原因，還得回到文本上?！渡匠羌o事》的結尾落款寫作時間，“一九三九年八月末寫于重慶，一九四六年五月改于承德”，最初發表于《熱潮》第1卷第2期（1946年6月16日出版[2]?？上У氖?，研究者無法看到1938年八月末的“手稿本”，無從了解方紀的修改程度，但據小說結尾的落款仍能讓人肯定：《山城紀事》有修改。經歷延安整風運動，方紀的文學創作思想發生變化，他說到，“我明確了文學創作的方向和指導思想，增添了創作的力量，要深入到實際生活中去，要加速改造世界觀的步伐”[6]，這使他必然按照“文藝講話”精神的要求，對小說情節進行“修改”。初刊本與文集版（1985年）進行校讀，可看到小說有一處明顯修改：

初刊本：我默默的在床邊坐下，帽子仍舊拿在手里，表示我不預備坐得太久，會妨礙了他們的什么事情。但H遞過一支煙來，我燃著吸了。煙霧使室內的空氣變得活潑起來，我也感到我當時的處境，是應該為他們來做一點什么的，于是便提議說：//“這樣的天氣，做點什么玩玩不好嗎？”我說著，看了看他們。L正低著頭玩弄她藍毛衣上垂在胸前的兩個小絨球?！叭タ措娪鞍?，L小姐？”

文集本：我默默的在床邊坐下，帽子仍舊拿在手里，表示我不預備坐得太久，會妨礙了他們的什么事情。但H遞過一支煙來，我燃著吸了。//L正低著頭玩弄她藍毛衣上垂在胸前的兩個小絨球?！叭タ措娪鞍?，L小姐？”

若不認真校讀，可能這一修改永遠埋沒在歷史中。①至于手稿和初刊本之間的修改力度，因目前沒看到原初的手稿，學界并不清楚。盡管方紀有修改，但它并沒有達到所謂的傷筋動骨②“不連續的故事”系列之五《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罷》，初刊《人民文學》第3期（1950年1月1日），受到《人民日報》批評后，方紀在小說集出版前進行了大量的“修改”。，這應看作是小說文飾方面的修改（畢竟新時期文學語境發生變化）。這種修改把人物復雜的心理變化過程簡單化，真正清理了人物心理的復雜。

讀《山城紀事》可發現，方紀寫的是女青年L成長為革命者的故事，其梗概為：曾經為重慶大學學生的男青年H，因從事革命活動被學校以思想罪開除學籍，他轉而在重慶一家書店編輯，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他同學的妹妹L正和他談戀愛，但此時L的哥哥（也是H的同學）卻成為三青團要人，L經常打聽H友人的情況，導致H內心很痛苦。H很愛戀L，但在革命理想信念和浪漫愛情面前，他不得不痛苦地憂郁?！拔摇眲偤迷陟F季下雨的一天去看H，碰巧遇見L，看到兩個年青人在痛苦中相互煎熬。H告訴了“我”關于L的純潔與革命追求，但他仍舊害怕L的哥哥對她的政治影響力。在觀看電影后陪送H回寓所的路上，“我”在他的寓所門口看到了一個晃動的黑影（指暗探）。一周后，L來找“我”談了她的哥哥將抓捕H的消息，她冒險來救H，但這行為并沒有救起H，最終H被捕。一個月后L給“我”來了一封信，告知H已經犧牲，她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前往“陽光普照的西北高原”（暗指延安）。小說刻畫的真正立足點，顯然在女主人公L的身上，故事的結局是還算光明：女主人公L最終成長為堅定的革命者，被組織認可后，派往革命圣地（延安）繼續從事革命工作。按照中國當代小說類型來說，《山城紀事》屬于革命歷史小說的范疇，但它不是新政權建構起來的意識形態質素的革命歷史小說。

盡管小說寫的是革命發展過程中的故事，方紀在文集版中還有修改，它并沒有真正切合新革命歷史小說的寫作要求，因為小說創作時間受限。它是1942年5月之前的作品，被批評家判定為舊作，并不是共和國以來革命歷史小說的內涵，“在既定的意識形態的歸限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7]2。新的革命歷史小說，必然以“文藝講話”為指導，特別講求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這個標準上來衡量，《山城紀事》至少還停留在舊作水平上，某種程度上是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服務的。

《山城紀事》描寫的是抗戰期間陪都重慶革命青年如何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女青年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這里面，必然包含愛情和革命，它又屬于“革命+戀愛”小說?！案锩?戀愛”小說的始作俑者是蔣光慈曾創作過大量的小說，風靡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期，那時的作家們更注重于革命與愛情的糾葛，但最終主人公們都走上了革命道路（特別是男主人公的成長）。方紀的《山城紀事》中革命與戀愛，卻是以犧牲男主人公H為基礎的。他的寫作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相比有很大差異，但也有其潛在影子。盡管有“革命+戀愛”小說的基本模式，方紀并沒嚴格按照三十年代的小說理念進行建構。比如，決裂作為革命者成長的必然環節，其革命過程的描寫是作家們著筆最為豐富之處①我曾留意到這類小說寫作，決裂場景對小說的建構有著重要影響。袁洪權，袁高遠：《“決裂”：知識分子革命者成長的悲壯場景》，《西昌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在《山城紀事》中是看不到的，包括對女青年L的成長的悲壯場景描寫，都顯得非常平淡，并沒有三十年代之前的悲壯場景，更沒有那種讓人震撼的決裂場面。其次是共產黨的領導者形象，《山城紀事》是缺失的，至少我們看到女青年L的成長，并沒有依托于共產黨領導，更大程度上還是因為她對愛情的忠貞?；蛟S，方紀根本就沒考慮那么多，而是簡單地傳達出革命者的成長經歷。但這樣的敘述方式，很容易導致它被批評家反駁，因為它遮蔽了革命的悲壯與神圣，和共產黨對革命青年成長的領導作用，對教育當代中國的青年會產生負面影響?！段乃噲蟆返倪@種點名批評背后，可以看出顯然有著不同的看法存在（這更呈現出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度）。

《山城紀事》小說的結尾，女主人公L最后去了戰時的紅色革命搖籃——延安。那么，她接下來的命運是如何安排的呢？方紀有沒有自己的文學構思，甚至是后續的文學創作？讀方紀的回憶文章《新的起點——回顧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我的〈意識以外〉》《長江自有浪花在》，可驚異地發現：他當年確實是想建構系列小說，與《山城紀事》形成某種對應。這篇小說就是《意識以外》，初刊于《文藝月報》第14期（1942年4月15日）。也就是說，《意識以外》才是真正的舊作，而且深藏在作家內心深處，他一直守口如瓶。1985年6月《方紀文集》出版時沒有收錄，說法是“這篇小說現在我手頭沒有存稿，有關資料恐怕已經很難再查到了”[6]，顯然這是托辭。

《意識以外》的故事梗概曾被王昌定概括為：“一個熱愛文藝，希望從事文藝工作的青年女共產黨員，被組織上分配到當時極為需要的護士崗位上，她服從組織分配，積極工作，但思想上卻有痛苦、有矛盾，因而對整個醫院的環境（‘黑石門’上的‘白字’，‘禿了頂的老柳樹’在院中映出的‘黑影’等）以及周圍的人，產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情緒?！盵8]其實，小說主人公不僅僅是產生了“不愉快的情緒”，而是“生病”了，她患上了歇斯底里癥。同時還要注意的是，小說的主人公K并不是共產黨員，而是革命青年。在《意識以外》中，只出現過革命組織（或革命政黨），但沒有出現真正的共產黨員，更不是周良沛在《近思方紀》中描述的“早在延安，方紀為他的短篇《意識以外》的‘轟動效應’還是風光了一番的作家。小說寫到一位黨員女醫生為自己的政治條件而擇偶的苦惱，也是坐著寫自己和夫人的初戀，卻被批判為‘宣揚人性’、‘誣黨性束縛人性’?！盵9]

值得注意的是，《意識以外》一直埋藏在方紀內心深處，始終沒有在共和國初期歲月中被他主動提及。從故事梗概來看，《意識以外》接續的是《山城紀事》中女主人公L的后續故事，不過主人公變成了K。L成為故事的隱形主人公，去延安后因其有美術特長進入了延安魯藝美術系。而K也是具有藝術特長（愛拉小提琴）的革命青年，本想從事文藝工作，卻被革命組織安排到“××療養院”做護理。不管是L還是K，在延安這個地方曾患過精神病。這前后兩個女青年的成長故事顯得特別有意義，至少表達了方紀某種關聯性的文學思考：《山城紀事》和《意識以外》作為姊妹篇小說的文學價值。

這里就產生疑問：為什么方紀一直隱藏《意識以外》這篇小說呢？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他才回顧《意識以外》的創作情況，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為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四十周年（1982年），他寫作了《新的起點——回顧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對小說的內容有所交待，“我的小說《意識以外》，寫于一九四一年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小說寫的是一個剛剛從大后方來到延安參加革命不久的女青年，她對革命抱有不切合實際的幻想，因為她會拉小提琴，所以一心想搞文藝工作。但組織上卻分配她到醫院當護士。于是就產生了個人利益與革命需要的矛盾，在她的內心形成了強烈的苦悶，盡管如此，她每天還是積極的工作，努力完成自己的本質任務，以最大的毅力壓抑自己內心的苦悶。但由于長期憂郁，最后患了精神分裂癥?！盵6]為了迎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紀念，方紀的發言中規中矩。第二次，是為《書訊報》寫專題文章“我的第一本書”（1985年），專門談及他的《意識以外》：“我的創作道路是不平坦的，經歷過多次的坎坷和挫折，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我想談談自己四十年代初在延安寫《意識以外》這篇短篇小說的創作思想，以供一些愛好文學者之鑒戒。這是我青年時代一篇不成熟的作品，現在已經找不到原稿了”[10]。若真要查閱原稿，還是能夠找到，只是他不愿意再提及，這才是方紀的真正想法。第三次是方紀最后一次回顧自己的人生歷程文章《長江自有浪花在》（1995年），他提到小說《意識以外》，“《意識之外》，是我創作并發表的第一篇小說，作品在《文藝月報》上剛一發表，有些同志向我道賀，也有些同志提出了批評，說我主張個性解放，宣傳小資產階級情調”。[11]11-12顯然，《意識以外》在方紀的文學創作生涯中有重要地位，他把它看作是創作史上的坎坷和挫折。這讓人不禁要問，經歷四十多年，為什么越到晚年歲月，方紀對《意識以外》的牽掛越重？他對小說內容的記憶又是那樣清晰，是不是因為這是他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的緣故？

其實不然?！兑庾R以外》發表后，很快受到批評。1942年6月15日，署名劉荒的批評者在《解放日報》發表《“意識以外”——評方紀〈意識以外〉》，對小說的主題、思想進行否定性評價。劉荒認為，小說的主題“很模糊”，缺乏“積極性”，對醫院的描寫盡管真實，不過作為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是否僅僅客觀地形象地反映了這個事實就夠了呢？”他認為，“《意識以外》所顯示的那位看護同志的苦痛是黨給予她而被方紀同志同情著呢？抑或是由于這苦痛是這看護同志的脆弱所招致，使方紀同志的同情變成袒護？讀者——我，很不容易看得清楚?！边M而對小說進行了否定性的判斷，“《意識之外》的主題的積極性應該是贊揚在艱辛里克服自己的‘意識以外’的或者意念的人，或者否定這個在克服自己的‘意識以外’的意念時顯得脆弱以致歇斯底里的人?！盵12]

劉荒的這篇文章，和五天前（6月10日）燎熒批評丁玲的《在醫院中時》時的語氣、思路有著驚人的一致。燎熒文章的題目為《“人……在艱苦中生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時〉》，他對丁玲的現實主義文學寫作提出了嚴厲批評，“這篇小說的主要缺點是在于主題的不明確上，是在于對主人公的周圍環境的靜止描寫上，是在于對于主人公的性格的無批判上，而這結果，是在思想上不自覺的宣傳了個人主義，在實際上使同志間隔膜”[13]。文藝整風運動期間，丁玲為這篇小說寫過檢討①此檢討書文稿有丁玲秘書王增如整理，冠名為《關于〈在醫院中〉（草稿）》。丁玲：《關于〈在醫院中〉（草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6期。，可以想見當年的批判文字對她心靈的傷害。1950年，開明書店擬出版《丁玲選集》，但丁玲在對延安的文學作品進行選輯時，卻把《在醫院中時》進行遮蔽，原因在于當年延安文藝界對小說的批判。細讀丁玲《在醫院中時》可發現：它涉及了對共產黨和共產黨組織的描寫，甚至還涉及對共產黨員形象的描述。這些都是敏感問題，最容易遭人批評，而當年的批評文字中確實有這樣的批評指向。[14]像丁玲都對延安被批評的作品都有內心的恐懼與擔憂，方紀不提《意識以外》也是在可理解范圍內。更何況，方紀當年熟悉延安文藝整風運動中的內幕，甚至還知道丁玲為《在醫院中時》寫過檢討，以及當年丁玲在整風與審干運動期間的人生處境。黎辛在回憶延安歲月時提及《意識以外》發表后方紀的舉動作為印證：“祖春說方紀膽小，可能與他的《意識以外》受到批評有關系。祖春看的作品多，他還記得幾個月以前方紀的小說《意識以外》受到批評，在報上作了自我批評與說明?！盵15]可惜，這份自我批評與說明至今仍沒找到，內容到底如何亦很難猜測，但既然是和丁玲《關于〈在醫院中〉（草稿）》類似，我們也可猜出大致的內容。

因小說《來訪者》在《收獲》的發表，1959年底，天津文藝界展開對方紀的批判（主要陣地在《新港》），《意識以外》成了陪綁作品，康濯有這樣的批判：“在抗日戰爭的艱苦的年代，作者的《意識以外》據說就把革命工作描寫得陰森森的，把一個女干部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矛盾當中的生活，描寫得痛苦而又可怕。倘若情況果然如此，那末，很明顯，作者當時思想上跟黨和人民的距離，自應看作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性的分歧?！盵16]他把《意識以外》看成是方紀“從事短篇小說寫作的各個時期，在政治思想方面幾乎跟黨和人民的要求有著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還有著敵對性的分歧”的代表作品。盡管《意識以外》對共和國的普通讀者而言是不常見的，甚至在1960年批判方紀時很多人（包括方紀）都無法看到，但他們卻對它有約定俗成的看法：“有著嚴重錯誤的短篇《意識以外》”[16]。著意于批判思路建構的批判者認為，《意識以外》把革命工作描寫得“冷酷可怕”：“革命竟逼得女主人翁的人格分裂，不得不偽裝積極，應付革命工作，而內心受著個人理想和革命工作相矛盾的痛苦的煎熬，竟到了絕望的地步，從而作者把革命和個人的理想對立起來，把黨性和人性對立起來，認為革命工作必然要‘摧殘’或‘扼殺’個人的理想和幸福，而女主人公只能懷著理想和幸福將要破滅的痛苦，用‘倔強的笑影掩蓋著深深的悒郁’，不敢表露內心的矛盾。只有女主人翁周圍那些被‘扼殺’了理想和人性的‘呆滯、平板’得‘像是用一個模型翻印出來的塑像’似的人們，才感覺不到革命和個人理想、黨性和人性的矛盾的痛苦，而機械地工作著?！盵17]《意識以外》不僅在延安文藝整風運動前期被當作人性論的代表作，而且被認為是方紀“從創作實踐上，有力地配合了修正主義者向黨和革命的進攻”[17]，甚至在1959年仍是批判者可抓的辮子。這使方紀的內心深處對它的觸碰顯然要刻意回避，對《意識以外》的緘口不語是有深層原因的。

《文藝報》以《山城紀事》不僅“沒有表現出青年知識分子在反動統治下走向革命的真實過程”、而且“也沒有表現出革命工作者在蔣管區所進行的艱苦的斗爭”為理由，對它徹底否定，進而對小說中側重的“把個人愛情的破滅看成是走向革命的動力”的觀點做出批評[4]。在批判者看來，這種小說不可能具有教育新中國青年的作用。那要反問的是，知識分子在反動統治環境下走向革命的真實過程到底如何刻寫？依據周揚1949年7月的文代會報告，我們看到描述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革命歷程，原來有規定：“‘五四’以來，描寫覺醒的知識分子，描寫他們對光明的追求、渴望，以至當先驅者的理想與廣大群眾的行動還沒有結合時孤獨的寂寞的心境的作品，無疑地是曾經起過一定的啟蒙作用的。但現在，當中國人民已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奮斗了二十多年，他們在政治上已有了高度的覺悟性、組織性，正在從事于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行動的時候，如果我們不盡一切努力去接近他們，描寫他們，而仍停留在知識分子所習慣的比較狹小的圈子，那么，我們就將不但嚴重地脫離群眾，而且也將嚴重地違背歷史的真實，違背現實主義的原則?！盵5]“新”的東西，周揚說得很清楚，不能停留在知識分子所習慣的“比較狹小的圈子”。

《文藝報》對《山城紀事》批判，理由在于它是舊作。舊作在共和國初期的出版是很正常的，但舊作出版過程中，確實有不謹慎的書籍出現：“有些作品是不夠令人滿意的，特別是有些為群眾較熟悉的作者們在近年出版的舊作和‘少作’。這些作品有的單獨成冊，有的和其他作品集合成書”。[18]《文藝報》公開點名的舊作，包括冀汸的詩集《有翅膀的》（泥土社，1951年1月）、王采的詩集《開花的土地》（文化工作社，1951年4月）、周而復的《夜行集》（群益出版社，1950年3月）。如果以《文藝報》1951年的批判來衡量，《山城紀事》確屬舊作，《阿洛夫醫生》帶有“作家自選集”的性質，是方紀對文學創作生涯的總結。在《山城紀事》出版前，盡管方紀出版過《阿洛夫醫生》①只收錄《阿洛夫醫生》，書前有李富春對阿洛夫醫生的題詞“阿洛夫同志在醫學上的功績，是我們八路軍新四軍醫務工作者的新方向”，書后有《附記》。（報告文學，冀中新華書店，1947年7月）、《人民的兒子》②收錄的作品有：《紡車的力量》《副排長謝永清》《人民的兒子》和《秋收時節》。（小說，天下圖書公司，1949年10月），但作為個人自選集的選本并沒有呈現過。此時出版一部個人自選集，進而奠定其共和國初期文藝界的地位，對作家來說也分內之事。選擇革命文學作品做展示，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革命”的故事到底要怎樣敘寫呢？筆者相信，《山城紀事》《意識以外》是有本事的。也就是說，這兩篇小說有真實的故事，因為方紀本身是一位革命作家。聯系方紀的生平情況可知，他曾經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過，也在山城重慶工作過，“1939年6月，我隨同八路軍辦事處轉移到重慶，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從事宣傳工作”，“1939年12月到達延安”。[11]8-9而《山城紀事》中透露的，正是陪都重慶的革命青年生活，與方紀的現實觀察是有著密切聯系和對應?！渡匠羌o事》與方紀的回憶錄形成互文，可進行對讀：“我們到達重慶時，蔣介石在日本誘降和英美勸降的背景下，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投降路線，頒布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措施，制造了冀中深縣、湖南平江等地的多次慘案，還將大批愛國青年送進集中營‘甄別受訓’。中國共產黨為了保存抗日力量，將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進步青年，一批批地送往抗日根據地和延安，我記得當年有許多青年是經重慶去的，看著一批批青年去了延安，我也提出申請要去延安?！盵11]8而《意識以外》直接來源于對現實故事的提煉，方紀說到：“這篇小說塑造的典型性格，是我親眼所見的一段往事的藝術再現，1940年春，有位名叫林蘭的16歲女學生告別雙親，背著一把小提琴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她對革命事業有著無比的熱情，可又對參加革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她酷愛提琴藝術，亦頗有天分，希望能在音樂方面發揮自己的才能?？山M織上卻安排她在醫院里當護士。她理智上認識到這是戰爭環境下的革命需要，可一時又難以改變自己的追求，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中，人變得憂郁苦惱，最終導致精神失常?！盵11]12兩個本事的處置方式，方紀采用現實主義的眼光，但批判者認為方紀用的是舊現實主義，而不是在共和國初期追求的革命的現實主義。茅盾曾專門回答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概念，認為它“是區別于舊現實主義而言的，高爾基把俄國革命前的舊現實主義稱為批判的現實主義，因為這些現實主義的作品雖然批判了世界的罪惡，卻沒有指示出前進的道路。十九世紀的西歐其他國家的現實主義作家也復如此。批判的現實主義在當時也有其進步的意義，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文學的現實主義稱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簡短說，‘表現蘇維埃人民底新的崇高的品質，不但表現我們人民底今天，而且還展望他底明天，用探照燈幫助照亮前進的道路’，就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盵19]說得直白一點，革命的現實主義就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有機結合。如果按這個內涵來看這兩篇舊作，它們肯定沒有達到那樣的藝術高度。

1949年方紀三十八歲，對于一個文藝工作者而言，這正是精力旺盛的時期，其文學創作的激情隨時可迸發出來。共和國初期歲月確實是方紀創作的豐產期，他的《老桑樹底下的故事》和《不連續的故事》就是此時創作的：《老桑樹底下的故事》，三聯書店1950年9月出版，列為“文藝建設叢書”，小說采用中國通俗小說的“模式”，對冀中民眾的抗戰生活有細致描寫，特別是他塑造了兩個典型人物：“趙大山”和“周小霞”；
《不連續的故事》，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6月出版，列為“文學叢書”，小說由五個短篇小說組成，每篇圍繞一兩個主人公寫作，包括《一個人怎樣會變得聰明起來》（郭東成）、《仇恨和解了》（趙雙印與何青臣）、《懶人不是生就的》（陳二莊）、《“人心是塊壞肉”嗎》（趙明云）和《讓生活變得更美好吧》（小環）。方紀的小說寫作，顯示出作家堅守的文學觀念與態度，但也會遭受批判者質疑?！蹲屔钭兊酶篮冒伞方洝度嗣裎膶W》發表后，就受到《人民日報》的批評：

這篇作品的作者，為什么把一個所謂年青美麗的姑娘在人們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所發生的力量，不正確地夸大到這樣的地步呢？就以參軍運動來說，難道我們翻身農民自動參軍的政治覺悟還比不上一個漂亮姑娘所發生的作用嗎？難道我們黨在農村中長期對農民所進行的教育和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作用，也還不如一個漂亮姑娘所起的作用嗎？作者這樣地描寫是合乎事實的嗎？我認為這篇作品的思想是錯誤的，應該加以批判與糾正。[20]

《人民日報》編輯部對“讀者意見”大加支持，指出《讓生活變得更美好》主題思想的“失敗”，暴露出作者“戀愛至上主義”或“或弗洛依德主義者對于人民政治生活和婦女社會作用的歪曲描寫”，呼吁新中國的文藝作家，“特別是共產黨員的作家們，用新的正確的態度來對待婦女，對待包括婦女在內的社會生活，并用以教育人民”。[20]方紀頂著巨大壓力以檢討收場，他在檢討中深刻檢討自己的問題，“除了由于馬列主義水平低，思想上還殘留著不健康的因素外，還因為題材和主題不一致”，“題材和主題，形式和內容，藝術和政治的必然統一和前者必須服從后者?！盵21]

進入共和國初期的政治語境，方紀的這兩個小說（《山城紀事》和《意識以外》）都成了革命歷史小說的系列。不過，關于革命歷史小說卻又有新的規范，黃子平曾指出，“‘革命歷史小說’的情節發展當然一律是反敗為勝、從水深火熱走向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作者和讀者都深深意識到自己置身于滾滾向前的歷史洪流之中，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盵7]26從此以后，《山城紀事》在方紀的選本中消失，而《意識以外》只能存留他的內心里?？梢钥闯?，這種粗暴批評對方紀自我審查功能這種心理閥門機制的建構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在翻閱檢錄舊材料時，筆者看到一本《鋤毒草批黑書資料匯編》的書，里面涉及到對《意識以外》的評價，這里不妨抄錄：“方紀何許人也？原來是一個被周揚一伙包庇下來的胡風分子，周揚安插在天津的死黨和心腹，一個十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早在一九四二年，他就炮制了反黨小說《意識以外》，和丁玲的《在醫院中》一吹一唱，污蔑我們偉大的黨，偉大的軍隊和革命的紅色政權，當時就被《解放日報》點名批判?！盵22]盡管批評文字帶有文革的語言特色，但從側面說明，當年方紀故意忽略《意識意外》還是有深層次原因的。

方紀曾說，催發他創作《意識以外》除了客觀原因，還有三個方面的主觀因素：“首先，在我寫這篇小說之前，剛剛看完了魯迅先生翻譯的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寫的《苦悶的象征》一書，對于魯迅先生，我是非常崇拜的。從在家鄉上中學時我就很喜歡讀他的作品，他的《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文章，對我走上革命道路和文學道路都有著重要的影響。那時我不僅讀魯迅先生的文章，而且也盡量去讀他所介紹、翻譯的作品，因此在我接受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以前，也接受了尼采、叔本華、康德等西方哲學家的思想，這些思想對我創作是有影響的。魯迅先生對《苦悶的象征》一書評價很高，他說：‘作者自己就很有獨創力’，并說藝術創作就得有天馬行空的大無畏精神才行。魯迅先生認為廚川白村的創作主旨就是：‘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這種創作思想當時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和影響，我把它與自己小說中的人物的苦悶和自己求學時的一些苦悶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些《意識以外》的動機。其次，在這以前我還讀了尼采的《察拉圖斯特的如是說》一書，這里所宣揚的‘超人’思想對我也有一些影響。雖然我當時也認為這種思想中包含了極端個人注意的因素，是唯心主義的，但還是欣賞他所講的超人意志。因此在小說中，我著力，描寫了個人與環境的對立，以突出女護士在苦悶中所表現出來的超人的意志，突出她強烈的個性。此外，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中思想活動受潛意識支配的觀點，對我寫這篇小說也有影響，小說中女護士在苦悶中得了精神分裂癥也是由此而來。小說的命名也是從這種‘潛意識’的概念中生發出來的。這些哲學思想的影響，構成了我寫《意識以外》的主觀原因?！盵10]99-101八十年代中期，盡管方紀仍舊以否定態度來對待《意識以外》，盡管五十年代初期共和國文學的“守護者”讀出了方紀小說《山城紀事》的問題，也公開批判他的新作《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罷》，但直到今天，我們才發現批判它（包括《山城紀事》、《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罷》）或者遮蔽它（《意識以外》）的重要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在于這幾篇小說明顯地有心理主義傾向，它們受到弗洛伊德心理主義觀念的影響頗深。而對京派文學熟稔的讀者應該清楚，這個文學圈正是受了西方心理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不僅周作人，還包括朱光潛、沈從文，都是共和國初期文壇的清算對象。

五十年代初期方紀的批判，是否有文藝界領導的這種考慮？八十年代方紀顧慮的背后，顯然與中國現代文學史對現代主義的評價有關。至少從周揚1949年7月文代會的報告可看出，進入人民共和國初期，文藝界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保持著高度警惕，在他們看來，“我們必須學習技術。但我們又必須反對與防止一切技術至上主義（例如技術與思想分開，盲目崇拜西洋技巧等等）、形式主義，必須確立人民文藝的新的美學的標準：凡是‘新鮮活潑的、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形式，就是美的，反之就是丑的?！盵5]茅盾在《夜讀偶記》對“現代派”的批判，都是一脈相承的文學史觀察思路。不過，盡管文藝界對方紀有批評（主要是點名），他在公開場合以檢討回應，但這并沒有影響其政治地位（黨員）和社會地位（干部），這正好呼應了我們對他境遇的判斷：對方紀的批判是清理，他的問題屬于文藝界的內部問題，而不是敵對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