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生物防御：“兩用性”安全敘事與美國生物技術政策的演進*

丁 迪

【內容提要】 生物技術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既有巨大推動作用，也有巨大的潛在風險，這種現象被稱為生物技術的“兩用性”。自九一一事件后，美國政府開始對生物技術“兩用性”概念進行話語操弄，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安全敘事，也推動了美國生物技術政策的演變。從小布什政府到拜登政府，在“兩用性”安全敘事下的生物技術具有了多重的安全效應，并逐漸形成了生物技術政策領域防御性與競爭性的兩種目標。從理論邏輯上看，此種防御性目標與競爭性目標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這揭示了在當前大國競爭的背景下，美國霸權邏輯已經開始侵蝕正常的決策理性。從實踐上看，為了維護霸權，美國的生物技術政策已經逐步超越其生物防御戰略，企圖采取科研“脫鉤”和加強軍事化投資的方式來打壓競爭對手，以此維持美國的生物技術領導地位。新興生物技術的發展功在全球化、利在全人類。美國霸權邏輯下的政策行為是違背科研發展規律的，必將遭到客觀現實的嚴厲“回擊”，這對美國自身的生物技術發展和全球的生物安全都將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21 世紀以來，以基因編輯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術不斷獲得重大突破，“現代生物技術將對國家安全產生全方位的影響”已經成為美國政府的共識。①Alexander J.Titus, Edward Van Opstal and Michelle Rozo, “Biotechnology in Defense of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Health Security, Vol.18, No.4, 2020, pp.310-312.在這一背景下，“兩用性”成為將生物技術與國家安全聯系起來的一個重要概念，通過不斷強調生物技術具有“兩用性”，美國將行政權力滲透到科學研究領域。從美國生物技術政策實踐來看，安全敘事是自小布什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生物技術政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因素。②本文認為，美國的生物技術政策主要可以分為“發展”與“監管”兩個維度。在“發展”維度，美國政府使用公共資金投資基礎研究推動生物技術發展；
在“監管”維度，美國制定限制性政策對生命科學研究的主題、知識流動、技術轉移、外部投資與合作等諸多方面進行控制。這兩個維度上政策的合力共同構成了美國生物技術政策的總體特征。詳細論述參見Adam D.Sheingate, “Promotion Versus Precaution: The Evolution of Biotechnology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6, No, 2, 2006, pp.243-268; Sharmistha Bagchi-Sen, Helen Lawton Smith and Linda Hall, “The US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dustry Dynamics and Polic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Vol.22, No.2, 2004, pp.199-216。安全敘事如何進入美國生物技術政策的決策和實施過程，如何影響美國相關政策目標的選擇，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特別是在當前中美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需要進一步從理論上明晰生物技術的安全效應及其形成機制，從而對美國未來生物技術政策的發展形成一個合理預期，以便形成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

科學技術在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也能構成安全威脅，學術界將科學技術的這種特性稱為“兩用性”（dual-use）?！皟捎眯约夹g”（dual-use technology）概念最初特指那些同時具有現實或潛在的軍事和民用用途的技術。③Jordi Molas-Gallart, “Which Way to Go? Defense Technology and the Diversity of ‘Dual-Use’Technology Transfer,” Research Policy, Vol.26, No.3, 1997, pp.367-385.美國國會在《國防工業技術轉軌、再投資和過渡法》中第一次對“兩用性技術”明確定義：“兩用性技術”是與產品、服務、標準、加工或采購相關的，能夠分別滿足軍事應用和非軍事應用的產品、服務、標準、加工和采購。④“Journal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ouse,December 31, 1997, https://www.govinfo.gov/app/details/HJOURNAL-1997.2004年，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RC）再次明確：“在軍備控制和裁軍的用語中，所謂‘兩用性’技術，是指既可用于民用，也可用于軍事目的的技術”。①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 an Age of Terrorism, 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Press, 2004, p.18.西方學界也將那些“具有民用和軍用共同用途的”研究或科學定義為“軍民兩用性”技術。冷戰結束后，軍事項目促進了民事應用，軍事科學和民用科學之間的交流備受正面鼓勵，最初的“兩用性”概念在國家安全層面并不是一個負面的詞匯。②Seumas Miller, Michael J.Selgelid and Koos van der Bruggen, “Report on Biosecurity and Dual Use Research: A Report for the Dutch Research Council,” Academia, January 2011,https://www.academia.edu/41708575/Report_on_Biosecurity_and_Dual_Use_Research_A_Report_for_the_Dutch_Research_Council.

在生物技術領域，1972年簽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就已經認識到 “兩用性”概念的重要地位，在公約文本以及20 世紀80年代進行的六次審查會議記錄中，都已經含蓄地使用了“兩用性”概念。③Alex Dubov,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in Dual-Use Research,” 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 Vol.17, No.3, 2014, pp.447-457.2001年美國九一一事件后，伴隨著公眾對生物恐怖襲擊的擔憂，生物技術“兩用性”問題迅速成為美國重要的國家安全議題。④Caitríona McLeish and Paul Nightingale, “Biosecurity, Bioterrorism and the Governance of Science: The Increasing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Security Policy,” Research Policy, Vol.36, No.10,2007, pp.1635-1654.2005年美國成立了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負責監管具有威脅的“兩用性”生物技術，并對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生物研究進行界定。該委員會率先提出了“受關注兩用性研究”（DURC）的概念，即“基于目前（知識）的理解可合理預期某種生命科學技術所提供的知識、信息、產品或技術可能會被直接誤用，從而對公共衛生、安全、農作物及其他植物、動物、環境、物資，甚至國家安全造成廣泛的潛在風險”。在這一概念框架下，15 種有毒物質和7 種類型的實驗被列為“受關注兩用性研究”管轄，相關研究在獲得政府資助與成果發表時需要進行嚴格的安全審查。⑤NSABB,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olicy for Oversight of Life Science Dual Use Research of Concern,”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rch 29, 2012, https://www.phe.gov/s3/dualuse/documents/uspolicy-durc-032812.pdf.

在生物技術風險研究領域，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討論如何界定與識別生物技術“兩用性”，以及如何評估這些技術的潛在安全風險。①參見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 an Age of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Press, 2004, p.18; John Forge, “A Note on the Definition of ‘Dual Us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Vol.16, No.1, 2010, pp.111-118; Amber Dance, “Core Concept:CRISPR Gene Edit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2, No.20, 2015, pp.6245-6246;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et al., Biodefense in the Age of Synthetic Biology,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8, pp.1-22；
董時軍、刁天喜：《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 病毒基因改造引發爭議案例剖析》，《軍事醫學》2014年第8 期，第635 頁。國外學者更關注生物研究的科學倫理，重點關注如何在保證科學研究自由的條件下控制生物技術的潛在風險，并努力證明現代生物技術的風險是可控的。②Seumas Miller and Michael J.Selgelid,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Dual-Use Dilemma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Vol.13, No.4, 2007, pp.523-580; Gabrielle N.Samuel, Michael J.Selgelid and Ian Kerridge, “Managing the Unimaginable:Regulatory Responses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Synthetic Biology and Synthetic Genomics,” EMBO Reports, Vol.10, No.1, 2009, pp.7-11; Daniel Patrone, David Resnik and Lisa Chin, “Biosecurity and the Review and Publication of Dual-Use Research of Concern,” Biosecur Bioterror, Vol.10, No.3, 2012,p.290; Bryn Williams-Jones, Catherine Olivier and Elise Smith, “Governing ‘Dual-Use’ Research in Canada: A Policy Review,”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41, No.1, 2014, pp.76-93; Pamela Sankar and Mildred K.Cho, “Engineering Values into Genetic Engineering: A Proposed Analytic Framework for Scientif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Vol.15, No.12, 2015, pp.18-24.國內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闡釋合成生物學和基因改造等前沿生物技術因潛在的濫用或泄漏而導致的生物安全威脅，③參見陳云偉等：《基因編輯技術研究進展與挑戰》，《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2021年第1 期；
薛楊、俞晗之：《前沿生物技術發展的安全威脅：應對與展望》，《國際安全研究》2020年第4 期；
張雪等：《合成生物學領域的基礎研究與技術創新關聯分析》，《情報學報》2020年第3 期。以及由此對全球生物安全和國家安全治理帶來的挑戰。④王小理：《生物安全時代：新生物科技變革與國家安全治理》，《國際安全研究》2020年第4 期。在此基礎上，國內學者開始進一步針對“兩用生物技術”政策展開研究，部分學者傾向于采取更為狹義的生物技術“兩用性”，即“軍民兩用性”，在國際軍控與防擴散理論的框架內對生物技術的監管理論與政策實踐進行研究。⑤參見王小理、薛楊、楊霄：《國際生物軍控現狀與展望》，《學習時報》2019年6月14日，第2 版。另一部分國內學者更專注于研究國外生物技術監管政策，⑥董時軍、刁天喜：《美國生命科學兩用性研究監管政策分析》，《生物技術通訊》2014年第5 期；
張琰、鐘燦濤：《美國生命科學雙途研究審查協調機制及其啟示》，《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3年第10 期。并為中國的“兩用性”生物技術政策出謀劃策。當前學術界圍繞生物技術“兩用性”議題，在生物技術的風險特征、治理措施、生物安全影響以及對中國生物安全治理的啟示等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進展，但較少通過這些研究揭示“兩用性”議題本身的安全和政治效應。這些研究難以揭示為何在諸多潛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中，被冷落很久的生物技術突然受到異乎尋常的重視，又為何在諸多技術“兩用性”問題中，唯有生物技術“兩用性”及其相關政策引起廣泛爭議。本文認為“兩用性”本質上是一種安全敘事，部分研究直接將生物技術與生物安全等同起來，忽視安全敘事這一重要建構過程，使得難以在把握“兩用性”問題本質的基礎上解讀生物技術政策并分析其未來走向。

首先，美國生物技術“兩用性”概念的提出及其內涵的演變是一個政治過程。美國政府有不干涉基礎科學研究的傳統，2009年美國發布的第13526 號行政命令規定，與國家安全沒有明顯關系的基礎科研信息不予保密，如果要對基礎研究信息展開監管則必須對所有的研究進行分類。①“Executive Order 13526-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9,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executive-order-classifiednational-security-information.因此美國政府如果想要監管生物技術，就必須先定義一個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科學研究類型，而“受關注兩用性研究”概念的提出正是為解美國政府的燃眉之急，為合法獲得科學研究的治理授權所作出的政治行為。

中國學者對此研究更多側重于生物技術的自身因素分析，相對忽視對生物技術“兩用性”議題的本質及其背后政治動因的探索，很多研究只是對前沿生物科技的特征進行細致分析，并列舉其潛在的安全風險。例如，劉沖和鄧門佳從新興生物技術發展對全球安全治理的影響出發，詳細闡述了新興生物技術對國際格局和全球安全環境的顛覆性影響。②劉沖、鄧門佳：《新興生物技術發展對大國競爭與全球治理的影響》，《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6 期。薛楊和俞晗之則進一步地列舉了大量前沿生物技術可能潛藏的安全威脅，分析了世界各國在生物技術監管中存在的疏漏。③薛楊、俞晗之：《前沿生物技術發展的安全威脅：應對與展望》，《國際安全研究》2020年第4 期。這些研究對生物技術的安全風險進行了詳盡梳理，但圍繞技術本身推演的客觀風險的分析多，而解釋客觀風險是如何轉變為“主觀”安全問題的分析少。生物技術的潛在風險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生物安全則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忽略兩者的差異無法揭示出生物技術“兩用性”問題的本質。

其次，現有國外研究雖涉及安全化理論，但無法解釋政府是如何將安全化的成果轉化為具體政策實踐的。這些研究大多圍繞著科學倫理展開，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對“兩用性”的治理可能會妨礙知識的合理流動。西方學者們將“兩用性”視為一種科學倫理問題而非國家安全議題，①Gabrielle N.Samuel, Michael J.Selgelid and Ian Kerridge, “Managing the Unimaginable:Regulatory Responses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Synthetic Biology and Synthetic Genomics,” EMBO Reports, Vol.10, No.1, 2009, pp.7-11.他們對嚴厲的政府監管普遍采取謹慎態度，大量研究試圖利用“成本—效益”分析證明，過分嚴格的政府監管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效。②Stephen M.Maurer and Sebastian Von Engelhardt, “Industry Self-Governance: A New Way to Manage Dangerous Technologie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69, No.3, 2013, pp.53-62.這些研究忽視了生物技術“兩用性”議題形成的社會過程。如果單純地將美國生物技術政策視為技術或倫理問題進行研究，則既不能解答生物技術的安全效應是如何產生的，更不能厘清生物科技發展與生物安全兩者之間內在的關系。

最后，既有研究對美國生物技術政策與國家安全戰略關系的分析有限。國外學者對生物技術安全的研究普遍集中探討新興生物技術的濫用與謬用問題，他們認為生物技術“兩用性”問題的出路在于廣泛利益相關者共同承擔治理責任。③Brian Rappert and Chandré Gould, Biosecurity: Origins, Transformations and Practices, Berlin:Springer, 2009, p.912.國內學者則更傾向于將生物技術“兩用性”問題視為生物武器擴散的衍生問題。④王小理、薛楊、楊霄：《國際生物軍控現狀與展望》，《學習時報》2019年6月14日，第2 版。部分研究認為，生物技術的“兩用性”使生物武器軍控體系難以準確定義生物技術研究的性質，更難以監管生物武器的研究及危險生物技術的擴散，因此生物技術政策應側重于改革現有的監管機制。⑤晉繼勇：《〈生物武器公約〉的問題、困境與對策思考》，《國際論壇》2010年第2 期。雖然生物技術“兩用性”概念起源于國際軍控，但是當前美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安全關切早已超越了國際軍控范疇，新興生物技術在更為廣闊的范圍內影響著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針對生物技術“兩用性”問題的研究，應該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需求的變化納入其中，理解 “兩用性”安全敘事演化的本質。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生物技術“兩用性”議題在美國已經由一個客觀技術風險問題轉化為國家安全議題，這種安全化過程使得這一問題的主觀性大大增加，美國政府為了在生物技術政策上獲得更大的靈活性，不斷利用這一概念賦予生物技術不同的安全效應。值得強調的是，針對安全化的研究不應被簡化為單純的言語行為，生物技術“兩用性”的具體文本意義和構成話語才是建構其安全圖景的核心。①Balzacq Thierry, Sarah Léonard and Jan Ruzicka, “Securitization’ Revisited: Theory and Cas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0, No.4, 2016, pp.494-531.安全化是建立在日常實踐中的，它不是通過某些特殊言論、行為和事件來創造的。②Ken Booth, “Beyon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in Ken Booth, e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 pp.259-278; Bigo Didier, “Globalized in Security: The Field and the Ban-Opticon,” in Bigo Didier and Tsoukala Anastassia, eds., “Terror,Insecurity and Liberty,” Illiberal Practices of Liberal Regimes After 9/11, Abingdon: Routledge, 2008,pp.10-48; McDonald Matt, “Securit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4, No.4, 2008, pp.563-587; Mark B.Salt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A Dramaturgical Analysis of the Canadian Air Transport Security Author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11, No.4, 2008, pp.321-349.因此，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是我們理解美國生物技術政策的核心，我們要通過對敘事內容及其發展脈絡的研究，才能理解美國生物技術政策演進邏輯，解讀當前政策形成的動因，并一窺大國競爭背景下美國未來生物技術政策的走向及對全球安全造成的沖擊。

理論上，安全化現象是一個“指涉對象”（客體，Referent Object）不斷地被“主體”或施動者（Securitizing Actor or Agent）建構存在性威脅（Existential Threats）的過程；
同時又是一個主體通過安全化動議（Securitizing Move），不斷地說服“聽眾”（Audience）接受并形成共識的過程。③儲昭根：《競合：超越傳統安全化理論的新分析框架》，《人民論壇》2020年第11 期。通過這種認知轉化，“安全化”主體將威脅描述成無法用常規方式應對的緊急情況，④余瀟楓等：《非傳統安全概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 頁。以此來獲得超越常規的權力，按照國家安全的邏輯推行相關政策。⑤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14.

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客觀安全”逐漸轉向“主觀安全”，新興技術發展所構成的風險經常會被納入安全敘事。依托這種安全敘事，政府將非安全概念框定到安全結構中，⑥Peer C.Fiss and Paul M.Hirsch,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Framing and Sensemaking of an Emerging Concep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0, No.1, 2005, p.30.建構出“存在性威脅”。早在20 世紀70年代，“阿希洛馬會議”的召開和《重組DNA 研究準則》的發布，標志著現代生物技術謬用風險已經引起了科學界的高度重視。①王小理：《生物技術謬用風險與治理路徑探析》，《中國科技人才》2021年第2 期，第17-18 頁。鑒于現代生物技術蘊含的潛在風險，美國政府也采取了相應的監管措施。②“阿希洛馬會議”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從1976年開始不斷發布《涉及重組 DNA分子的研究指南》，對重組DNA 研究實施監管。1986年，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發布了《生物技術監管協調框架》，其中概述了確保生物技術產品安全的綜合性聯邦監管政策。這段時間，生物技術風險很大程度上屬于一個被不斷評估的科學議題，生物技術尚未被建構成一種明確的“存在性威脅”，③Krimsky Sheldon, “From Asilomar to Industrial Biotechnology: Risks, Reductionism and Regulation,” Science as Culture, Vol.14, No.4, 2005, pp.309-323.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技術敘事”。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一系列生物恐怖襲擊事件，使得生物研究被納入國家安全視野中，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安全議題。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兩用性”安全敘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推動美國生物技術政策發展的重要因素。此后，隨著基因編輯等新興生物技術的不斷成熟，在客觀技術環境與主觀安全認知合力下，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的外延與內涵不斷拓展，伴隨著大國技術競爭的日趨激烈，逐漸由現實安全向戰略安全延伸。

（一）生物恐怖襲擊敘事下生物技術“兩用性”議題的正式提出

2001年美國九一一事件后不久，七個裝有干粉狀炭疽孢子的信封被送達幾個媒體機構及美國參議員湯姆·達施勒（Tom Daschle）和帕特里克·萊希（Patrick Leahy）的辦公室。這些信件導致了22 例炭疽病例，其中5 例為致命的吸入性感染，美國五個主要的郵局因受病菌污染而關閉。④“Amerithrax Investigative Summar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bruary 19,2010,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amerithrax/docs/amx-investigative-summary.pdf.炭疽郵件襲擊事件引起了美國公眾的廣泛關注，推動了生物技術被用于恐怖襲擊安全敘事的產生。

炭疽事件發生后不久，美國科學家聯盟（FAS）前主席亨利·凱利（Henry Kelly）于2003年7月在《紐約時報》的評論中指出，任何生物研究或生產場所都有可能被用于邪惡目的，某種程度上，生產挽救生命的疫苗研究室和生產毒素的實驗室之間的區別非常小。⑤“Terrorism and the Biology Lab,” New York Times, July 2,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7/02/opinion/terrorism-and-the-biology-lab.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小布什政府也多次表示，新興生物技術很可能落入“不穩定國家”或者恐怖分子的手中，用以制造傳統方法無法識別與應對的新型生物武器。生物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兩用性”使得美國難以判斷這些技術和設施的真正用途。①Edward M.Spiers, A History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London: Reaktion Books,2010, p.156.2004年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RC）發布《恐怖主義時代的生物技術研究》，這成為美國將生物技術納入國家安全視野的開創性文件。該報告指出，生物技術在為社會帶來利好的同時，其本身也構成了潛在風險，這些技術可能被用于制造下一代的生物武器或實施恐怖主義。②The National Academics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 an Age of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4, pp.1-4.21 世紀初，恰逢合成生物學和基因編輯技術蓬勃發展，伴隨著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化的風潮，來自美國的生物武器專家和研究機構圍繞著這些新興生物技術撰寫了大量的研究報告，一眾前沿生物技術被描繪為恐怖分子開發新型武器系統的重要手段。③Richard Danzig, Innovation, Dual Use and Security: Managing the Risks of Emerging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Technologi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12, pp.17-19.

在這一敘事背景下，2005年美國聯邦政府成立了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NSABB），負責協助政府評估生命科學研究的潛在風險并提出政策建議。這一舉措將“兩用性”問題的建構納入制度化軌道。2012年，該委員會頒布了《美國政府對生命科學需關注“兩用性”研究監管政策》，代表著美國正式將“兩用性”作為生物技術的重要屬性進行監管。④NSABB,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olicy for Oversight of Life Science Dual Use Research of Concern,”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rch 29, 2012, https://www.phe.gov/s3/dualuse/documents/uspolicy-durc-032812.pdf.隨后，美國政府又頒布了《美國政府對生命科學需關注“兩用性”研究機構監管政策》和《實現生物技術產品監管體系現代化》這兩份政府文件，通過對具有潛在風險生物研究及相關產品進行明確界定，將生物技術“兩用性”議題進一步概念化與實體化。⑤“Increasing the Transparency, Coordination,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Biotechnology Regulatory System,”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4, 2017,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 2017/01/04/increasing-transparency-coordination-and-predictability-biotechnology-regulatory.在美國政府的推動下，生物技術被迅速地貼上了“兩用性”標簽，⑥宋馨宇等：《對兩用生物技術發展現狀與生物安全的思考》，《微生物與感染》2018年第6 期，第324 頁。并作為一種“存在性威脅”被廣泛地接受。由于生物武器與生物恐怖襲擊是一種幾乎沒有爭議且被公眾高度關注的現實安全威脅，因此這種安全敘事很容易被公眾接受，構建出異常牢固的安全認知。即便在媒體披露了當年伊拉克擁有生物武器的情報存在明顯的錯誤后，美國的很多高級官員仍然堅信當前生物武器的威脅與日俱增，例如轉基因技術使“制造更糟糕的生物武器成為可能”。①Charles S.Robb et al., “Unclassified Vers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ommission on th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March 31,2005, https://www.govinfo.gov/app/details/GPO-WMD.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2014年）中堅持認為，生物技術的突破為開發生物武器提供了便利，這可能使危險分子更易獲取生物制劑，②“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4, 2014,https://archive.defense.gov/ pubs/2014_Quadrenial_Defense_Review.pdf.這樣一來，就通過貼上“兩用性”標簽的行為對生物技術進行了“污名化”，從而為美國政府此后進一步拓展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奠定了基礎。

（二）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向公共安全領域的延伸

新興生物技術的蓬勃發展，進一步拓展了“兩用性”安全敘事的外延。2005年，應用反向遺傳學技術獲得了流感病毒編碼序列，并重構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研究，這引起了美國社會對新興生物技術濫用風險的擔憂。③Tumpey M.Terrence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econstructed 1918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Virus,” Science, Vol.310, No.5745, 2005, pp.77-80.美國政府將這種通過遺傳來改變生物體特性從而增強基因產物的生物學功能研究，定義為“功能獲得”型研究（GOF），對此予以高度關注。④“Doing Diligence to Assess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Life Sciences Gain-of-Function Research,”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7, 201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4/10/17/doingdiligence-assess-risks-and-benefits-life-sciences-gain-function-research.當時大部分學者認為，當人類把一項并不真正了解的技術匆忙投入使用時，給整體生物安全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往往是難以預料和挽回的。⑤David M.Maslove et al., “Barriers to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malaria in Africa:A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litative studies,” BMC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Vol.9, No.1,2009.此外，在實驗室試驗、中間試驗、環境釋放和生產性試驗等環節中，向環境釋放各類轉基因生物體（GMO）也有可能造成一系列的生物安全事故。⑥James V.Lavery et al.,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Global Health Research,” Trends in Parasitology, Vol.26, No.6, 2010, pp.279-283.2014年夏天，美國聯邦政府管轄的生物實驗室發生了嚴重的安全失誤，加上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的相繼暴發，迫使美國政府暫停了對部分該類研究的聯邦資助。①“U.S.Government Gain-of-Function Deliberative Process and Research Funding Pause on Selected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Involving Influenza, MERS, and SARS Viruses,” 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October 17, 2014, http://www.phe.gov/s3/dualuse/Documents/gain-offunction.pdf.在這一背景下，各種對“功能獲得”型生物研究的擔憂和質疑相繼大量涌現。

雖然，最初針對這種“功能獲得”型研究問題的安全討論依然集中于“兩用性”技術是否會被應用于生物武器方面，但隨著社會討論的深入發展，這一問題的安全敘事被引向了實驗室事故及技術失控所可能導致的全球大規模公共衛生危機上。②Michael J.Selgelid,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Ethical Analysi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Vol.22, No.4, 2016.這一時期，美國對“功能獲得”型研究的安全敘事主要集中在兩個維度上：其一，科學與政府機構極力渲染此類研究產物的嚴重危害性。在針對雪貂H5N1 病毒株的研究時，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保羅·凱姆（Paul Keim）將其稱為比炭疽更為可怕的病毒。③Martin Enserink, “Scientists Brace for Media Storm around Controversial Flu Studies,” Science Insider, November 23, 2011,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scientists-brace-media-stormaround-controversial-flu-studies.很多學者也發文極力渲染生物技術失控的可怕后果，聲稱基因合成技術可以復活那些已經滅絕的病毒，或者制造更高毒性和更強抗藥性的病原體，甚至還可能伴隨出現某些前所未有的生物特性。④Kevin Smith, “Synthetic Biology: A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Bioethics, Vol.27, No.1, 2013, pp.12-14.其二，這種安全敘事強調生物風險的非主觀性，即生物研究存在嚴重的實驗室泄漏等意外事故風險。媒體和學者不斷質疑“功能獲得”型研究過程的安全性，他們認為類似的研究一旦在次優條件下進行時，安全就不可控，特別是在基礎設施或研究監督系統較弱的國家和機構中開展研究時，實驗室的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⑤Nicholas G.Evans, Marc Lipsitch and Meira Levinson, “The Ethics of Biosafety Considerations in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Resulting in the Creation of Potential Pandemic Pathogens,”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Vol.41, No.11, 2015; Anthony S.Fauci, “Research on Highly Pathogenic H5N1 Influenza Virus: The Way Forward,” MBIO, Vol.3, No.5, 2012; Gigi K.Gronvall, “National-Level Biosafety Norms Needed for Dual-Use Research,”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14,https://doi.org/10.3389/fpubh.2014.00084; Marc Lipsitch and Alison P.Galvani, “Ethical Alternatives to Experiments with Novel Potential Pandemic Pathogens,” PLoS Medicine, Vol.11, No.5, 2014,e.1001646; Simon Wain-Hobson, “The Irrationality of GOF Avian Influenza Virus Research,”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14,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14.00077.

這一時期的很多研究試圖證明，“功能獲得”型研究將創造非常危險的病原體，這種病原體可能會帶來難以預料的生物安全風險，這些風險獨立于惡意使用的風險，但更具有現實性。①Michael J.Selgelid,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Ethical Analysi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Vol.22, No.4, 2016.在這種安全敘事渲染下，“功能獲得”型生物技術被納入國家安全視野中，成為一種“存在性威脅”。美國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將“功能獲得”型研究作為“潛在大流行病原體”的重要誘發因素，與“受關注兩用性研究”一起納入美國生物安全重點監管研究。為此，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兩次公開呼吁“暫?！辟Y助該類型生物技術研究。②U.S.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Doing Diligence to Assess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Life Sciences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7, 2014,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2014/10/17/doing-diligence-assess-risks-and-benefits-life-sciencesgain-function-research.

隨著“兩用性”安全敘事的外溢，其他類型的生物技術、甚至與這些技術相關的人員與機構都被視為一種安全威脅。美國生物安全政策的關注重點從恐怖分子獲得先進生物技術，轉變為防范科學家變成“恐怖分子”。③U.S.Commiss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roliferation and Terrorism, World at Risk: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roliferation and Terror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8, p.2.奧巴馬政府進一步強調，生命科學研究存在“可能會導致故意或無意釋放生物材料，使得動物或植物生病，或使得關鍵資源無法被使用”的風險。④“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Biological Threat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23,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National_Strategy_for_Countering_BioThreats.pdf.由此，生物技術“兩用性”從一種工具性風險演變為系統性社會風險，這大大拓展了此類安全敘事的邊界。

（三）技術霸權思維下“兩用性”安全敘事的惡性膨脹

大國競爭背景下，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進一步延伸。新興技術的成熟曲線從“觸發期”過渡到“期望膨脹期”，新興技術蘊含的技術紅利和技術后坐力（風險）也逐漸顯現，國家間技術創新能力的差距被視為國際政治格局的核心變量。⑤“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2019: A First Look at What Will Drive Impact and Disruption This Year,” Gartner, October 15, 2018,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10-strategic-technology-trends-for-2019/.美國對高新技術的研發歷來強調獨占性和排他性，表現出強烈的“技術民族主義”傾向。

在生物技術競爭領域，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領先意識和控制意識。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生物領域已被美國學術界和戰略界視為關系到美國未來霸權的重要支點。①王萍：《美國生物防御戰略分析》，《國際展望》2020年第5 期。正因如此，中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高速發展引起了美國戰略界的高度關注，也引發了美國對中國戰略安全風險的討論。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在2020年發布的研究報告中稱，過去10年間，中國對生物技術領域的投資高達1 000 億美元。②Scott Moore, “China’s Role in the Global Biotechnology Sector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Brookings Institute, April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role-in-the-globalbiotechnology-sector-and-implications-for-us-policy/.更有較為激進的學者指出：“中國的生命科學公司仍在創新……憑借積極的政府支持、10 億患者的超級市場和奮發進取的當地勞動力，它們可能會挑戰美國生物技術行業的霸權”。③Brady Huggett, “Innovation Nation,” Nature Biotechnology, October 29, 2019,https://www.nature.com/ articles/s41587-019-0306-9?proof=t%252Btarget%253D.基于此，生物技術“兩用性”被賦予了更具戰略意義的安全敘事。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在2015年的報告中認為，合成生物學的發展對未來安全環境的塑造及防務決策者的預判都將造成深遠影響。④David T.Miller, Defense 2045: Assessing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Defense Policymaker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5, pp.23-25.美國前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在《美國情報界年度全球威脅評估報告》（2016年）中將基因編輯技術列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⑤James R.Clapper,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ebruary 9, 2016,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 SASC_Unclassified_2016_ATA_SFR_FINAL.pdf.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學院（NASEM）發布的《合成生物學時代的生物防御》（2018年）報告中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密切關注合成生物學這一高速發展領域，就像冷戰時期對化學和物理學的密切關注一樣”。⑥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Bio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Synthetic Biology,” Biodefense in the Age of Synthetic Biolog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8, p.18.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發布的《新興技術及管理向中國技術轉移風險》（2019年）的研究報告中特別指出：包括生物技術在內的“新興（顛覆性）技術可能會使進口國獲得巨大的對美軍事及情報優勢”。⑦James A.Lewis,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Managing the Risk of Tech Transfer to China,”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ember 2019, http://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90904_Lewis_ChinaTechTransfer_WEB_v2_1.pdf.在這些報告中，美國政府極力渲染新興生物技術擁有重要軍事應用前景以及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顛覆性影響，并將其他國家——主要是中國——正常的生物技術研究行為及取得的生物技術成果建構為一種“存在性威脅”。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國防部在《2021年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和安全發展》報告中指稱，在中國軍事醫療機構正在進行的研究中，識別、測試到多種表征具有“兩用性”的強效毒素家族。①“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November 2, 2021, https://media.defense.gov/2021/ Nov/03/2002885874/-1/-1/0/2021-CMPR-FINAL.pdf.2020年，美國空軍大學下屬的“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發布的研究報告中，也將中國的軍民融合戰略視為中國積極將現代生物技術應用于軍事領域的重要證據。②Alex Stone and Peter Wood, “China’s 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 Air Force’s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of Air University, June 15, 2020, https://www.airuniversity.af.edu/Portals/10/CASI/documents/Research/ Other-Topics/CASI_China_Military_Civil_ Fusion_Strategy.pdf.同一時期，美國大眾媒體在針對中國生物技術現代化的報道中，頻繁指稱中國開展的生物技術研究具有軍事與民用“兩用性”。

除了軍事用途的“兩用性”外，美國情報部門還不斷炒作中國利用生物技術研究獲取包括美國人口基因數據在內的大量生物數據，以從事基因識別、社會監控和壟斷藥品供應鏈等諸多“惡意”用途。③Ellen Nakashima, “U.S.Officials Caution Companies about Risks of Working with Chinese Entities in AI and Biotech,”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2,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us-officials-caution-companies-about-risks-of-working-with-chinese-entities-inai-and-biotech/2021/10/ 21/d8e8e300-32c1-11ec-9241-aad8e48f01ff_story.html.其中，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向供應鏈安全外溢的趨勢最為明顯。2019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下屬的國家安全風險投資公司珀琉斯智庫（Peleus，后改名為In-Q-Tel）的高級研究員兼執行副總裁塔拉·奧圖爾（Tara J.O’Toole）在美國眾議院武裝部隊新興威脅和能力小組委員會上作證說，中國生物技術的發展使得中國公司在全球藥品的供應鏈市場上占有優勢，這將沖擊美國國家安全。④Claudia Adrien, “Chinese Biotechnology Dominates U.S.Senate Hearing on Biological Threats,”Home Land Preparedness News, November 21, 2019, https://homelandprepnews.com/ countermeasures/40093-chinese-biotechnology-dominates-u-s-senate-hearing-on-biological-threats/.

就這樣，美國政府與智庫創造出一套包羅萬象的“兩用性”安全敘事組合拳，以虛假論據將中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進步全數打上了“兩用性”的標簽，并以此將中國生物技術領域獲得的所有成就塑造成了“存在性威脅”。

（四）美國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的特征

建構一套合理的安全敘事，是美國行政部門將生物技術研究納入其管轄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把控政策走向的核心工具。通過將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化，美國政府將生物技術建構為維系其霸權地位的基礎工具?？v觀其發展歷程，美國對生物技術“兩用性”的安全敘事呈現出以下三個重要特征。

1.生物技術“兩用性”風險被肆意夸大

炭疽恐怖襲擊后，恐怖分子掌握生物技術發動襲擊的可能性被不斷夸大。雖然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對現代生物技術的認知較為模糊，美國軍隊對生物武器特性的認識也并不完備，①Frank L.Smith III, American Biodefense: How Dangerous Ideas about Biological Weapons Shape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8.但美國政府卻能言之鑿鑿地斷定新興生物技術可以被用來研發更難以被探測的生物武器，或被用來開發新型擴散生物毒劑。然而，此后反恐行動中獲得的大量證據表明，恐怖分子并不掌握制造生物武器所需的技術，②Rosenau and William, “Aum Shinrikyo’s Biological Weapons Program: Why Did It Fail?”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24, No.4, 2001, pp.289-301.恐怖組織在互聯網上傳播的生物武器“配方”也相當粗糙，不可能造成大規模傷亡。③Gregory D.Koblentz, Living Weapons: Biological Warfar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23-224.由此可見，小布什政府建構的“生物恐怖襲擊”安全敘事中，生物技術“兩用性”風險其實被“系統性地蓄意夸大”了。④Milton Leitenberg, Assessing the Biological Weapons and Bioterrorism Threat, Indiana: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5, p.88.同樣，利用基因編輯等新興生物技術開展“功能獲得”型研究的安全風險也被夸大了。美國前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在向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提交的《情報界年度全球威脅評估報告》（2016年）中斷言：基因組編輯已成為全球性危險，這給國家安全和生物技術界帶來了沖擊。⑤James R.Clapper,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Intelligence Community,”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September 2, 2016,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SASC_Unclassified_2016_ATA_SFR_FINAL.pdf基因編輯“兩用性”被學界描述為已在業余生物學、生物黑客、社區實驗室中大規模擴散，并可能在未知全部結果的情況下，永久且不可逆轉地改變人類基因組，干擾生物體信號通路，變異免疫應激反應，甚至威脅物種本身。⑥Jozef Keulartz and Henk van den Belt, “DIY-Bio-Economic, Epistemologic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and Ambivalences,” Life Sciences, Society and Policy, Vol.12, No.1, 2016.奧巴馬在2017年離任前，取消了“功能獲得”型研究禁令，可見此類風險更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操弄工具。但這種安全敘事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難以磨滅。在科學界早已證明新型冠狀病毒來自自然界后，美國部分政客和民眾依然堅持它是人工制造并從實驗室泄漏，導致出現各種病毒起源陰謀論，嚴重干擾國際抗疫合作。①Mark Terry,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Conclude COVID-19 is Not Man-Made,” Biospace,March 18, 2020, https://www.biospace.com/article/stop-the-conspiracy-theories-novel-coronavirus-hasnatural-origin/.這種對生物技術“兩用性”威脅的夸大在技術競爭敘事中愈發嚴重，《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報道，一些美國媒體如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公共事務辦公室關系甚密，這些美國媒體記者被發現在文章發表前會先發給中央情報局進行審查，并承諾對其進行正面報道，有時還會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要求修改文章。②Tom Secker, “MSNBC’s Report on ‘Chinese Super-Soldiers’ Proves the Shad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Media and the CIA is Alive and Well,” Russia Today, December 12, 2020,https://www.rt.com/op-ed/509181-us-media-cia-relationship/.該報記者肯·迪拉尼安（Ken Dilarian）炒作中國政府“利用生物技術制造視距是普通人兩倍的超級狙擊手”，③Ken Dilanian, “China Has Done Human Testing to Create Biologically Enhanced Super Soldiers,Says Top US Official,” NBC News, December 4, 2020,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nationalsecurity/china-has-done-human-testing-create-biologically-enhanced-super-soldiers-n1249914.盡管很多生物專家公開表示這種“威脅”已經遠超目前科學可行性。④Thom Poole,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the Super Soldier,” BBC News, February 8, 2021,https://www.bbc.com/news/world-55905354.

2.生物技術“兩用性”風險泛在化

生物技術“兩用性”基本成了普遍性安全問題。起初，美國政府將生物技術惡意使用的范圍聚焦在制造生物毒劑如炭疽病毒類傳統生物制劑上，對“兩用性”問題敘事集中于恐怖襲擊領域。隨著生物技術的不斷發展，美國政府開始關注基因編輯技術等生物學研究的負面效應，又一次大幅拓展“兩用性”安全敘事的外延，⑤“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Biological Threat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23,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National_Strategy_for_Countering_BioThreats.pdf.將其風險延伸到公共衛生、生態環境和糧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美國在發布的《國土生物防御領域科技能力評估》（2016年）中直言不諱地表示，美國必須通過促進生物技術發展來增強美國生物防御能力，以防范各類生物風險。⑥“Home and Bio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pability Review,” Biological De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bcommittee, December 19,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NSTC/biodefense_st_report_final.pdf.隨著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風險開始向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延伸，變得“無所不在，隨處可見”。在2018年的一次國會聽證中，美國聯邦調查局生物對策部的特工愛德華·尤（Edward You）聲稱：“當你在談論生物安全時，大部分政策都集中在病原體、細菌、病毒和毒素上，因為我們狹隘地定義了是什么構成了生物威脅，這使得我們有些脆弱……我們還沒有注意到生物技術正在把我們帶到哪里去”。①“Hearing on China’s Pursuit of Next Frontier Tech: Computing, Robotics and Biotechnology,”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March 16, 2017,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transcripts/March%20Transcript.pdf.在他看來，除公共衛生領域外，生物技術可以在其他更多的領域構成威脅。此外，美國媒體也不斷將生物技術與供應鏈、能源、新材料等諸多重要戰略領域聯系起來，渲染失去生物技術領導地位后的美國可能遭遇巨大困境。②Robert Carlson, Chad Sbragia and Katherine Sixt, “Beyond Biological Defense: Biotech in U.S.National Security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 August, 2021,https://www.ida.org/-/media/feature/publications/b/be/beyond-biological-defense-biotech-in-usnational-security-and-great-power-competition/p-22700.ashx.由此可見，在不少美國官員和媒體眼中，生物技術“兩用性”的范圍早已超出生物安全范疇，演變為全方位戰略安全問題。這一趨勢是美國在生物技術領域霸權焦慮的真實反映。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下屬國家反情報中心（NCSC）代理主任邁克·奧蘭多（Mike Orlando）認為：“如果我們在這些領域（新興生物技術）失去了霸權，那么作為一個國際超級大國，我們可能會黯然失色”。③Ellen Nakashima, “U.S.Officials Caution Companies about Risks of Working with Chinese Entities in AI and Biotech,”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2,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us-officials-caution-companies-about-risks-of-working-with-chinese-entities-inai-and-biotech/2021/10/ 21/d8e8e300-32c1-11ec-9241-aad8e48f01ff_story.html.在這種霸權焦慮驅動下，美國將生物技術“兩用性”概念不斷“外推”，最終導致生物技術風險泛在化，任何領域只要牽扯到新興生物技術，都會被貼上“兩用性”標簽，并轉化為一個安全議題。

3.“兩用性”安全敘事片面化

美國政府在刻意強化生物技術帶來風險的同時，也在努力回避生物技術中所蘊含的積極因素，特別是生物研究的合作屬性。2010年，奧巴馬政府發布了第二代生物國防計劃“布薩特計劃”（BSAT），較為客觀地承認通過生物工程制造出的特定生物制劑和毒素既是美國維持其強大生物安全戰略的技術基礎，又是需要政府嚴密監督和管理的防御對象。①傅聰：《生物安全議題的演變與美歐國家治理比較》，《德國研究》2020年第4 期；
“Executive Order 13546-Optimizing the Security of 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July 2, 2010,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executive-order-optimizing-security-biological-select-agents-and-toxins-united-stat。奧巴馬政府認為，由于生物技術是解決生物安全（主要是公共衛生）的重要手段，因此生物技術“兩用性”中的負面用途應被視為一種必要的安全成本。②“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Biological Threat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23,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National_Strategy_for_Countering_BioThreats.pdf.如今，這種對生物技術“兩用性”的理性認知已經難以再在美國政府的表述中找到，生物技術“兩用性”已然成為一個片面強調風險的概念。近年來，美國政府將中國在生物技術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視為一種“存在性威脅”，無端采用各種限制性政策工具來應對所謂的“中國技術崛起”風險，對正常的中美技術合作設置障礙壁壘，③Raquel Leslie and Brian Liu, “U.S.Justice Department Puts an End to Controversial China Initiative,” Lawfare, March 4, 2022, https://www.lawfareblog.com/us-justice-department-puts-endcontroversial-china-initiative.策劃“中國行動計劃”嚴格審查中國在美科研人員，④Ellen Barry and Gina Kolata, “China’s Lavish Funds Lured U.S.Scientists: What Did It Get in Retur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6/us/chinaslavish-funds-lured-us-scientists-what-did-it-get-in-return.html.拒絕中國對美生物公司投資等。⑤John Cumbers, “China’s Plan to Beat the U.S.in the Trillion-Dollar Global Bio Economy,”Forbes, February 3,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hncumbers/2020/02/03/china-now-outinvests-america-in-the-global-bioeconomy-by-30/?sh=255abb477440.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美國政客將中國生物技術研究統一貼上“威脅美國安全”的標簽，以此否認中國生物科研的正當性。西方媒體炒作華大基因與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開展的聽力損失、乳腺癌、狼瘡和卵巢癌等無爭議醫學研究的項目，并無端質疑這些項目的研究目的。⑥Kirsty Needham and Clare Baldwin, “China’s Gene Giant Harvests Data from Millions of Women,” Reuters, July 7, 2021,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health-china-bgidna/.只要中國軍方資助的生物科學項目，即便是包括疫苗開發在內的正常醫學研究，也會被視為“造成安全威脅”的“兩用性”研究。⑦Chen Gui-Ling et al., “Safety and Immunogenicity of the SARS-CoV-2 ARCoV mRNA Vaccine in Chinese Adults: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1 Trial,” The Lancet Microbe, January 24, 2022,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mic/article/PIIS2666-5247(21)00280-9/fulltext.美國政客對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變得愈發極端化，往往只關注生物技術牽涉的“安全威脅”，刻意回避生物技術是應對諸多公共衛生問題與社會經濟矛盾的重要工具，否認其他國家生物技術發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兩用性”安全敘事逐漸片面化。

綜上所述，美國從小布什政府開始，不斷賦予生物技術“兩用性”新的安全關切，從生物恐怖主義到生物技術競爭，從涉及傳統生物武器毒劑到軍事、政治與經濟等多領域的“存在性威脅”，歷經三個階段的安全敘事發展，將生物技術“兩用性”概念附加到各種安全問題上，使得生物技術“兩用性”概念不斷扭曲成為一個自我論證、自我強化的安全化過程。

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將美國生物技術發展與國家安全環境緊密結合，構建出多層次安全效應。生物技術與生物恐怖襲擊、大規模流行疾病乃至國家霸權地位捆綁，成為熱點安全議題，為各種管制和引導政策的介入創造了條件。作為霸權國家，美國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不斷外溢，安全關切向更宏觀戰略目標拓展，相關政策回應發生戰略性調整，美國生物技術政策逐漸由生物防御優先向戰略利益優先轉變。

（一）“兩用性”安全敘事下的生物技術多重安全效應

在“兩用性”安全敘事下，生物技術與多種安全威脅產生緊密關聯。在生物軍事及生物安全領域的敘事結構中，生物技術“兩用性”主要以輸入性傳染病疫情、傳統生物制劑以及人為改造或制造的生物武器面目出現。①高一涵、樓鐵柱、劉術：《當前國際生物安全態勢綜述》，《人民軍醫》2017年第6 期。目前，新興生物科技除在制造或強化危險病原體方面發揮直接殺傷效用外，在其他領域也被視為具有強大的軍事應用潛力。美國與歐洲科學家指出，基因驅動技術可被用于制造昆蟲武器，進行登革熱、寨卡等疾病的跨國傳播。②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et al., Gene Drives on the Horizon:Advancing Science, Navigating Uncertainty, and Aligning Research with Public Values, Washington D.C.: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6, p.112.改造微生物生產的“材料損毀因子”可被用來加速腐蝕武器橡膠或金屬零件，從而對軍用燃料、軍需補給和軍事儀器設備實施破壞。在軍事領域，新興生物科技被認為以促進新戰斗力生成為根本目的，催生新型作戰空間、作戰理論、作戰樣式、作戰力量和武器裝備等衍生發展。③郭子?。骸渡锛夹g重塑未來戰爭》，《科技創新與生產力》2017年第10 期。

在生物研究事故與失控敘事結構下，生物技術高速發展構成的不確定性風險成為主要安全關切。以合成生物學為代表的新興生物技術是生物技術領域“高技術核”，在目前技術水平下，其應用結果具有較強不確定性，容易造成難以預料的負面結果，即所謂“人類在利用技術時，因違背技術自身規律以及技術發展初衷而產生的社會風險”。①薛楊、俞晗之：《前沿生物技術發展的安全威脅：應對與展望》，《國際安全研究》2020年第4 期。由于人類對新興生物技術的研發尚處于起步階段，對該類技術應用所導致的后果尚無完備的評估手段，此類生物技術引發的生物安全威脅往往破壞性更強、殺傷力更大、蔓延范圍更廣。②Pamela L.Sankar and Mildred K.Cho, “Engineering Values into Genetic Engineering: A Proposed Analytic Framework for Scientif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Vol.15, No.12, 2015, pp.18-24.

在生物技術競爭敘事結構下，不斷成熟的生物技術將對物質和經濟安全作出重要貢獻。2020年5月，在麥肯錫咨詢公司發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在接下來的10—20年內，生物制造可能會為全球經濟提供高達60%的實物投入，而生物技術可能會產生“每年高達4 萬億美元直接經濟影響”。③“The Bio Revolution: Innovations Transforming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Our Lives,”McKingsey Global Institute, May 13, 2020,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life-sciences/ourinsights/the-bio-revolution-innovations-transforming-economies-societies-and-our-lives.當前世界秩序一定程度上以技術為中心，世界秩序以科學技術為核心來重新組合的趨勢日益凸顯。④蔡翠紅：《大變局時代的技術霸權與“超級權力”悖論》，《人民論壇》2019年第14 期。在這一邏輯下，一個國家對生物技術的控制能力將決定該國在未來生物經濟秩序中的地位，生物技術作為美國技術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國家安全意義。

美國對維護其在全球技術等級秩序中霸權地位的追求，使得生物技術必然成為戰略安全風險的關切對象。從國際關系角度來看，技術霸權指具有技術領先地位的國家或地區憑借其技術力量的比較優勢，在國際關系中所處的一種支配“地位”或非均衡“狀態”。⑤劉楊鉞：《美國世紀的終結？——技術優勢與美國霸權合法性》，《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0年第2 期。長期以來，鼓勵持續技術創新策略是美國壟斷戰略技術的重要策略之一，該策略通過不斷進行改進型或替代型創新，保持技術領先和產業競爭優勢。⑥石林芬、唐力文：《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的技術壟斷策略》，《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3年第2 期，第65-67 頁。美國通過這種技術等級體系獲得更多政治與經濟利益，為美國整體性霸權力量提供支撐。但全球化中的技術擴散、新技術革命、新興大國科技創新戰略等因素，都可能會沖擊美國所偏好的國際技術等級，①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1, No.1, 2014, p.18; 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Development, and Emerging Economies,”in Peter Lund-Thomsen, Michael W.Hansen and Adam Lindgreen, eds.,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3-14.從而改變現存的有利于美國的技術等級秩序。這對美國而言不可接受，技術霸權內化為美國的一種政治文化習慣、一種政治正確規范與一種戰略政策指引。②蔡翠紅：《大變局時代的技術霸權與“超級權力”悖論》，《人民論壇》2019年第14期，第17-27 頁。涉及競爭對手的“兩用性”安全敘事勢必引起強烈的安全效應，并推動美國動用戰略性手段予以回擊。

綜上，我們可以將生物技術“兩用性”議題的安全效應分為兩大類——現實安全風險與戰略安全風險。其中，現實安全風險指生物技術自身屬性在其具體應用中直接導致的風險，包括生物技術軍事化應用、生物恐怖襲擊構成的安全威脅以及生物技術在研究與使用中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所導致的安全風險。這些風險雖未真實發生，但人們可根據以往的經驗，通過話語操弄建構成一種具有明確指向的安全威脅。戰略安全風險指部分國家通過掌握生物技術形成技術優勢間接導致的系統性風險。這種風險無明確指向，主要影響國家間權力關系結構，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威脅特定國家安全環境，損害長期國家利益。戰略安全風險相比現實安全風險更抽象，看似難以明確界定，但又無處不在。

（二）美國對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效應的政策回應

面對生物技術“兩用性”的兩種不同類型安全效應，美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予以回應。這些政策總體可分為生物防御與技術競爭兩個主要維度。

在生物防御維度上，自九一一事件以來，美國各界對建立有效生物防御體系達成高度共識，在反生物恐怖襲擊和全球衛生安全領域的政策制定上已超越黨派之爭，成為美國歷屆政府不容回避的主要政策議題。③Christopher Coons, “Why Investments in Global Health Still Command Bipartisan Support,”Aspen Institute, June 23, 2017, http://www.aspeninstitute.orb/blob-posts/investments-global-health-stillcommand-bipartisan-support/.美國在《國家生物防御戰略》（2018年）中強調：“（美國將會）使用一切適當的手段來評估、理解、預防、準備、應對和恢復生物事件（無論其來源為何）對國家政治或經濟安全所造成的威脅”。①“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8, 2018, https://www.phe.gov/Preparedness/legal/boards/nbsb/meetings/Documents/National-Biodefense-Strategy-508.pdf.促進生物技術健康有序發展是美國生物防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生物技術導致的現實威脅，美國政府不僅要防止高新生物技術落入敵手成為美國安全威脅，還要在此基礎上保障本國生物技術研究的活力和創新力。

首先，美國明確“兩用性”技術監管范圍，防范高危生物研究被恐怖分子或敵對國家掌握。美國聯邦政府在“炭疽恐怖襲擊”后，頒布法規要求對“管制生物劑和毒素”的研究增加額外監督。2001年，美國通過的《愛國者法案》（PL107-56）部分定義了哪些是可以利用重組DNA 技術從事研究的人員，哪些是不允許擁有或運輸特定生物制劑或毒素的“受限人員”。②Susan Price-Livingston, “DNA Testing Provisions in Patriot Act II,” Connecticut General Assembly, June 5, 2003, https://www.cga.ct.gov/2003/olrdata/jud/rpt/2003-R-0411.htm.2002年，美國頒布《公共衛生安全和生物恐怖主義防范和應對法》（PL107-188），增加對使用生物制劑和毒素的個人注冊要求，加強對研究人員的背景調查并制定“管制生物劑項目”（Select Agent Program），此計劃旨在通過定義“管制生物劑”來嚴格監管已注冊生物實驗室在處理相關病原體和毒素時的具體行為。美國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成立后立即定義“受關注兩用性研究”，為政府監管生物研究提供政策建議。美國還成立了兩個科學期刊審查政策工作組，用以專職監督審查“受關注兩用性研究”類學術成果發表情況。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在2013年2月后開始對“功能獲得”型研究資助申請展開特別審查，規定“資助機構需要保持與研究者的必要溝通并進行適當的日常監督”。③Amy P.Patterson et al., “A Framework for Decisions about Research with HPAI H5N1 Viruses,”Science, Vol.339, Issue.6123, 2013, pp.1036-1037.

其次，面對現實性威脅時，美國注意保護生物研究的正常開展，強調生物防御“技術治理”。奧巴馬政府在加強生物技術研發監管的同時，提出了生物安保（Biosafety）概念，以“降低生命科學研究中的濫用風險”。奧巴馬政府將生命科學研究者置于預防生物技術風險的中心，④Gregory D.Koblentz, “From Biodefence to Biosecurit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Biological Threa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No.1, 2012.強調政府對生物研究的監管政策旨在增加“政府發現非法活動的概率，加大此類活動成本和代價，不干預合法生命科學活動的步伐和進展”。①“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Biological Threat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23,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National_Strategy_for_Countering_BioThreats.pdf.承諾所有限制或控制兩用生物知識或材料的舉措都將得到“仔細地定義并更具有針對性地實施”，在執行過程中及時向利益相關者公布限制措施整改建議。以技術創新實現生物防御的思想在特朗普政府中顯得更為明顯。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2017年）報告中大力支持生物醫學創新，將其列入三個優先事項。②“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8,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隨后在頒布的《國家生物防御戰略》（2018年）報告中明確指出，美國的繁榮越來越依賴蓬勃發展的生命科學和生物科技創新，政府將確保一個具有活力和創新力的國家科技基礎，支持生物防御戰略。③“National Biodefence Strategy 2018,”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8/09/National-Biodefense-Strategy.pdf.特朗普政府在《提升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報告中明確表示，生物技術在支持經濟增長、國家安全、醫療保健、制造業和農業方面具有無限應用可能，為營造這一新興領域的增長環境，需要減少不必要監管，提高全球競爭力。④“Advancing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ump Administration Highlights 2017-2020,”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6,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 10/Trump-Administration-ST-Highlights-2017-2020.pdf.

最后，在生物防御思想指導下，美國政府強調科學界積極參與。美國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在2007年制定可能對生物安全構成重大風險的“令人擔憂的實驗”清單時，對此采取較為開放態度，即委員會不僅規定清單應由政府內部評估委員會、科學界或一個獨立權威機構制定，而且補充規定：在必要時可通過擴大現有委員會，如機構性生物安全委員會（IBCs）的方式來擴充清單。⑤National Science Advisory Board for Biosecurity, “Proposed Framework for the Oversight of Dual Use Life Sciences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Minimizing the Potential Misuse of Research Information,” National Institution of Health, June 2007, https://osp.od.nih.gov/wp-content/uploads/Proposed-Oversight-Framework-for-Dual-Use-Research.pdf.通過引入更多利益相關者，將生物技術應用中的不確定性風險問題技術化，這既維護生物科學研究開放性，又減少官方機構強制性監管。拜登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提出“緊跟科學”（Follow the Science）口號，他選擇基因和遺傳學專家埃里克·蘭德（Eric Lander）博士擔任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主任，將該職位提升至內閣級，強化科學界對政府技術政策的影響力。①John J.Cohrssen and Henry I.Miller, “Wil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ollow the Science’ on Regulatory Reform?” Nature Biotechnology, Vol.39, No.11, 2021, pp.1334-1335.

在技術競爭維度上，先進生物技術是美國維護霸權地位的重要執政工具。2018年，美國國防部發布《加強美國軍隊的競爭優勢》報告，將生物技術開發作為增強軍事實力的優先事項。②“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19, 2018,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2020年10月，特朗普政府發布《關鍵與新興技術戰略》，將生物技術納入美國20 項關鍵與新興技術中，將之視為美國技術霸權重要組成部分。③“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5,2020, https:// 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10/National-Strategy-for-CET.pdf.拜登政府時期，以谷歌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Emerson Schmidt）為首的智庫“中國戰略組”（CSG）在其2021年2月發布的《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報告中建議，將基因編輯技術列為未來與中國開展競爭的重點技術領域，呼吁美國繼續執行嚴格限制政策，保持美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④China Strategy Group, “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and Technology,”Industrial Policy, July 2020, http://industrialpolicy.us/resources/SpecificIndustries/IT/final-memo-chinastrategy-group-axios-1.pdf.拜登政府接受了這種認知，將生物技術等領域內來自中國的正常競爭視為對美國全球領導力的挑戰。美國將這種挑戰視為“戰略安全威脅”，并以此為由制定出兩種極具對抗色彩的政策回應。

其一，美國政府嚴格限制中國對美國的生物技術投資，對中國生物技術產業展開全面遏制。2019年，美國政府以擔心健康數據泄露為由，迫使中國的“字節跳動”公司出售其在美國社交網絡的大部分股權。⑤Rebecca Robbins, Matthew Herper and Damian Garde, “U.S.Forces Health Company to Ditch Chinese Investor, in Sign of Heightened Concern over Foreign Influence,” Stat News, April 4, 2019,https://www.statnews.com/2019/04/04/u-s-forces-health-company-to-ditch-chinese-investor-in-sign-ofheightened-concern-over-foreign-influence/.美國對華展開大量額外審查，迫使中國利益相關方對美國生物技術部門的投資急劇下降。拜登政府在國會推動下，對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痛下狠手，大規模制裁中國生物技術公司。2021年5月，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爾科·安東尼奧·魯比奧（Marco A.Rubio）向參議院提交了《基因數據安全法》草案，提出禁止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與中國有關聯的實體部門。①11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Genomics Data Security Act,” GovInfo, May 20, 2021,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BILLS-117s1744is/pdf/BILLS-117s1744is.pdf.同年9月，阿肯色州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和威斯康星州眾議員邁克爾·加拉格爾（Michael Gallagher）呼吁將中國生物技術公司“列入黑名單”，因為“它們可能會出于邪惡目的收集美國公民的生物醫學信息”。②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Addition of Certain Entities to the Entity List and Revision of an Entry on the Entity List,” U.S.Federal Register, December 17, 2021, https://publicinspection.federalregister.gov/2021-27406.pdf.數月后，拜登政府以安全為由再次制裁12 家中國生命科學研究機構和22 家私營企業。

其二，美國政府增加對本國生物技術行業扶植力度，特別是國防部主導的直接投資項目。由于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帶動美國生物技術政策安全化傾向，政府層面對生物技術投資開始逐漸向國防和軍事領域傾斜。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于2014年設立生物技術辦公室（BTO），該部門每年預算約占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總預算的11%（2020 財年針對該生物技術辦公室的撥款額度為3.74億美元，2021 財年申請預算上升到3.93 億美元）。從對外公布的在研項目規?？?，美國生物技術辦公室在成立伊始涉及三大領域共計23 個項目，截至2021 財年已發展到5 個領域共計48 個項目，這些研究項目主要涉及生物威脅探測溯源、大規?？焖偕锓烙皩勾胧?、發現威脅并時刻準備保護部隊（Detect Novel Threats and Protect Force Readiness）、提高士兵訓練及作戰能力和人機接口平臺等重要軍事領域。③數據來源于筆者對美國生物技術辦公室（Biological Technologies Office）網站內公布相關項目數量及各項目公布投資數據的統計，詳情參見：https://www.darpa.mil/about-us/offices/bto?ppl=viewall#programs。

伴隨大規模的投資，美國國防部成為美國國內生物技術發展的重要領導者。國防部自2019年開始啟動一系列新舉措，包括將生物數據轉化為戰略資源、與私營部門和學術機構合作以及提升美國生物技術勞動力水平等，④Alexander J.Titus, Edward Van Opstal and Michelle Rozo, “Biotechnology in Defense of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Health Security, Vol.18, No.4, 2020, pp.310-312.通過其他交易權限（OTA）方式給美國生物企業提供直接資助。⑤“其他交易權限”（Other Transaction Authority）是在《美國法典》授權下，不受《聯邦采購條例》（FAR）約束的國防采購模式，其擁有靈活的合同、知識產權以及成本和審計標準，允許通過合作伙伴或聯盟等多種方式構建采辦關系，從而吸引傳統和非傳統國防承包商、學術界、非營利組織和其他小型企業參與廣泛的研究和原型制作活動。參見Rhys McCormick and Greg Sanders, “Trends in Department of Defense Other Transaction Authority (OTA) Usage,”Acquisition Research Program, September 24, 2021, https://dair.nps.edu/bitstream/123456789/4509/1/CSIS-CM-21-245.pdf。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為加快新冠疫苗研發速度，美國發起“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其中約80%的資金通過其他交易權限的方式提供給生物技術公司。①Eric Du, “Keeping Chinese Funding out of U.S.Biotech,” National Defense Magazine,November 17, 2021, https://www.nationaldefensemagazine.org/articles/2021/11/17/keeping-chinesefunding-out-of--us-biotech.雖然有關生物技術的采購項目并不是傳統的國防工業項目，但近年來美國國防部已成為生物技術領域相關項目的重要投資方。

美國政府通過增加在生物技術領域的投資來強化本國的生物技術水平，采取“限制”與“制裁”手段削弱競爭對手實力，護持其生物技術霸權，獨占生物技術發展紅利。但是，對生物技術“兩用性”議題的過度安全化使得美國生物技術政策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無法實現其預定目標。

（三）多重安全效應下美國生物技術政策的內在矛盾

“兩用性”安全敘事是美國政府將生物技術安全化、全面介入甚至完全掌控生物技術研發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美國利用生物技術發展促進生物防御能力，引導生物技術安全可控發展；
另一方面，美國極度重視生物技術對國家實力的促進作用，通過保持生物技術優勢維護霸權地位。但美國生物技術政策是與生物技術和生物安全的客觀規律相悖的，這種自我矛盾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生物研究的開放性與技術霸權的壟斷性之間存在矛盾，使防御性政策與競爭性政策互相掣肘?，F代生物技術研發模式已淡化科學與商業、市場與國家、全球與國家以及個人隱私與集體利益之間的界限，與其他高科技行業相比，生物技術進步更依賴知識網絡和跨國合作，②Jason O.Smith and Walter W.Powell, “Knowledge Networks as Channels and Conduits: The Effects of Spillovers in the Boston Biotechnology Community,”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15, No.1,2004, pp.5-21.因此美國和中國在生物技術領域既無法各自形成行業壁壘，也無法完全實現技術“脫鉤”。在生物技術學術研究領域，各國研究人員形成的知識網絡成功地將基礎生物技術研究轉化為商業和醫療應用。例如輝瑞公司和莫德納公司開發信使核糖核酸疫苗（mRNA）的關鍵創新——穩定的冠狀病毒刺突蛋白，來自于中國清華大學王念雙博士的研究成果。③Scott Moore and Abigail Coplin, “Closing the U.S.to Chinese Biotech Would Do Far More Harm than Good,” China File, April 2022, 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closing-us-chinese-biotech-would-do-far-more-harm-good.在生物技術商業應用領域，美國生物技術公司普遍依賴跨國商業模式運作，靈活利用不同國家間生物技術生態系統優勢。美國大部分生物科技公司都是“生于全球”的國際公司。①Anastasila Carrier, “Biotech’s Borders,” The Wire China, October 10, 2021, https://www.thewirechina.com/2021/10/10/biotechs-borders/.中國生物制藥公司擁有龐大患者群體的臨床試驗數據，有助于加快美國監管部門批準新藥。中國公司開發的抗癌藥物價格低廉、供應充沛，能夠為美國和其他地方患者提供更多治療選擇。概言之，由于現代生物研究不僅依賴全球生物數據與各國研究人員的通力合作，而且倚仗跨國企業等高度專業化的組織形態，因此如果切斷其國際合作的通道，也就切斷了這個行業的命脈。

出于對基礎數據與跨國知識網絡的高度依賴，生物技術不會是零和行業，一項創新無法使任何公司或國家長期處于領先地位。要保持生物技術創新優勢，需要與國際科學網絡聯系，乃至與競爭對手接觸。②Kjersten B.Whittington, Jason Owen-Smith and Walter W.Powell, “Networks, Propinquity, and Innovation in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4, No.1, 2009,pp.90-122.由于美國無法完全限制跨國生物技術交流，僅僅依靠切斷中美生物技術合作難以將中國隔離于全球生物技術網絡之外，因此美國無法輕易實現與中國的技術“脫鉤”，也難以利用技術壟斷獲得超額利潤，維持美國的技術霸權。在生物技術領域，美國在打壓競爭對手的同時也會拖累自身技術能力的發展，反而損害自身生物防御能力。因此，在高度依賴技術交流與信息開放的生物研究領域，美國難以通過限制性政策工具保住其技術霸權地位。

第二，由于生物防御的互利合作性與生物技術的競爭排他性之間的矛盾，削弱他國的生物技術政策會增加自身生物防御壓力。生物威脅不單是國內安全問題，更是全球治理問題，新興生物技術帶來的風險和威脅不分國界。③Scott Moore, “China’s Role in the Global Biotechnology Sector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Brookings Institute, April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role-in-the-globalbiotechnology-sector-and-implications-for-us-policy/.當恐怖分子和非國家行為體使用價廉易得的CRISPR 基因編輯工具制造新型生物武器時，中美都會面臨安全威脅，因此兩國在生物技術監管政策上應協調同步，任何一方的疏漏可能使雙方都成為受害者。④Scott Moore, “China’s Biotech Boom Could Transform Lives or Destroy Them,” Foreign Policy,November 8,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1/08/cloning-crispr-he-jiankui-china-biotechboom-could-transform-lives-destroy-them/.

排他性生物技術政策會降低全球生物防御的整體能力。生物醫學數據的獲取和管控，對各國生物技術部門的經濟競爭力都會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類似將人工智能用于生物醫學應用的生物前沿領域，極其依賴對大量個體患者的數據訪問，中國人口規模龐大，使得中國生物技術公司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據統計，中國國家醫療保健系統現有患者生物醫學數據庫已涵蓋約6 億名患者數據，①Luxia Zhang et al., “Big Data and Medical Research in China,”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60,February 5, 2018, https://doi.org/10.1136/bmj.j5910.若為了切斷與中國合作而將這部分數據排除在外，對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研究是一大損失。美國可能會保持自身領先，但通過損害整體技術水平實現的低層次領先與美國促進生物技術發展，提升生物防御能力的政策目標是相悖的。

第三，生物防御要求的加強技術監管與技術競爭尋求的放松技術監管之間的矛盾，使生物防御政策與生物技術競爭政策之間的裂痕難以彌合。美國政府習慣在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下，強調對濫用生物技術行為監管的必要性，特別是針對嚴重違反科研倫理的行為進行約束。通過不斷放大生物技術“兩用性”風險，逐步增強政府對生物研究的監管能力，預防不確定性風險。

但從生物技術競爭角度看，美國則將技術監管視為束縛本國生物技術發展的障礙，政策制定者一直試圖突破原有技術監管制度。2016年，時任國家情報局局長的詹姆斯·克拉珀告誡國會：“與我們西方國家不同，在某些監管或道德標準不同的國家中所進行的基因組編輯研究，很可能會增加產生潛在有害生物制劑或產品的風險”。②James R.Clapper,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ebruary 9, 2016,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SASC_ Unclassified_2016_ATA_SFR_FINAL.pdf.四年后，他的繼任者約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發出了更為離譜的言論，其將中國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頭號威脅”，指責 “中國政府正在解放軍中進行人體試驗，希望培育出具有生物增強能力的特種士兵”。③John Ratcliffe, “China i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No.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national-security-threat-no-1-11607019599.美國通過捏造中國生物監管技術不透明，④David Kushner, “Synthetic Biology Could Bring a Pox on Us All,” Wired, March 25, 2019,https://www.wired.com/story/synthetic-biology-vaccines-viruses-horsepox/.為其突破生物科技倫理尋找依據。美國政府一直堅持在戰略競爭日益加劇的當代，必須采取措施在科技創新領域領先中國，而非僅僅限制中國的科技發展。⑤Michèle Flournoy and Gabrielle Chefitz, “Here’s How the United States Can Keep Its Technological Edge,”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5,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2/25/hereshow-the-united-states-can-keep-its-technological-edge- trump/.生物防御政策框架內對生物技術的監管政策，在技術競爭背景下成為一種扼殺創新的舉動。①John Cumbers, “China’s Plan to Beat the U.S.in the Trillion-Dollar Global Bioeconomy,”Forbes, February 3,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hncumbers/2020/02/03/china-now-out-investsamerica-in-the-global- bioeconomy-by-30/?sh=255abb477440.

為回應這種呼聲，近年來，美國政府已放松國內生物研究監管，特別是在風險較高的“功能獲得”型研究領域，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其他美國監管機構削弱大量關鍵監管措施，包括剝奪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委員會的否決權及審查權，使其無法駁回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擬議項目，也不能審查上述擬議項目的具體實施情況。②David Willman and Madison Mulle, “A Science in the Shadows,”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6,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interactive/2021/a-science-in-the-shadows/.然而監管“松綁”行為又為高危生物研究大開方便之門，在對全球生物安全造成負面影響之余，也將影響美國自身生物安全環境。這種矛盾的政策取向揭示出美國的霸權焦慮已經超越了其對生物技術“兩用性”風險的擔憂，生物防御已經不再是美國生物技術政策的核心目標了。

霸權思維下，美國慣于通過限制與打壓手段獲取競爭優勢，但生物技術研究的全球化使得上述手段也會削弱其自身研發效率，因此美國一直試圖突破這種困境。特朗普政府曾在“美國優先”的旗號下，不斷打壓中國生物技術行業。拜登政府一再強調“科技民主”和“科技專制”國家之分，③David Ignatius, “Biden’s Ambitious Plan to Push Back against Techno-autocracie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bidens-ambitious-plan-topush-back-against-techno-autocracies/2021/02/11/2f2a358e-6cb6-11eb-9ead673168d5b874_story.html.以反對“科技獨裁”和“保護人權”為由，制裁中國生物技術公司。④拜登政府在2021年12月對幾家中國生物技術公司實施新制裁，聲稱它們利用生物技術來監控民眾并壓制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這些生物技術公司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美國政府禁止美國公司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向這些公司出售零部件。與此同時，美國情報部門也聲稱，“中國政府在西部邊疆地區建立了一個高科技監控系統，該系統使用面部生物識別技術，并收集了當地所有12—65 歲居民的 DNA 樣本，以便系統性壓制民眾”，并以此為美國政府對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的制裁背書。參見Amanda Macias, “U.S.Blacklists 34 Chinese Entities,Citing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Brain-Control Weaponry’,” CNBC, December 17, 2021,https://www.cnbc.com/2021/12/16/us-blacklists-34-chinese-entities-over-human-rights-abuses-braincontrol-weapons.html;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Commerce Acts to Deter Misuse of Biotechnology, Other U.S.Technologie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Support Surveillance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that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December 16,2021,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1/12/commerce-acts-deter-misuse-biotechno logy-other-us-technologies-peoples。這二者本質上都是在戰略利益驅動下，將生物技術競爭賦予更多價值取向，使其成為維護技術霸權的幌子。隨著霸權地位逐漸成為美國政府安全關切的核心，美國生物技術政策的發展將超越生物防御，全面倒向大國競爭。

隨著新興大國崛起，美國關于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的主題由生物安全轉向大國競爭，生物技術霸權成為防止對手強大的工具。但全球生物技術發展的網絡化與分散化特點使僅僅局限于生物技術行業內的技術封鎖與市場打壓措施難以奏效。面對這種困境，美國政府需突破現有政策框架，促成生物技術政策的全面轉變，將生物技術安全效應向經濟、社會乃至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延伸，在更廣闊領域內動員更多的資源與新興大國開展競爭，維護美國生物技術霸權。

（一）價值敘事超越生物防御安全敘事

傳統生物技術“兩用性”敘事主要聚焦于以國家現實利益為基礎的安全議題?！皟捎眯浴卑踩珨⑹略诿绹浂嗄臧l展，生物技術對生物安全構成挑戰已成社會共識。無論政府如何描繪戰略安全重要性，都無法回避現實安全威脅。各種安全利益在敘事中需保持平衡與邏輯統一，技術政策也需回應安全效應才能推行。如美國在科技領域推行的“中國行動計劃”打壓政策，因遭科技界強烈抗議而被迫中止。①Raquel Leslie and Brian Liu, “U.S.Justice Department Puts an End to Controversial China Initiative,” Lawfare, March 4, 2022, https://www.lawfareblog.com/us-justice-department-puts-endcontroversial-china-initiative.生物防御為生物技術政策設置了一條“硬”邊界，僅依靠不斷安全化建構戰略風險已無法為生物技術競爭提供更多動員能力。美國需要構建更具說服力的理由，讓生物技術政策突破生物防御束縛，這種建構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將生物技術研發打上意識形態標簽

拜登政府上臺伊始就試圖以價值與立場為“錨”，構建新的生物技術政策底層邏輯，為生物技術政策轉向全力支持大國競爭鋪平道路。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科林·卡爾（Colin Kahl）指出：“我們的優勢就是我們的價值觀，因為與中國的競爭是……系統的競爭”。②Jim Garamone, “Official Talks DOD Policy Role in Chinese Pacing Threat, Integrated Deterrence,” Defense News, June 2, 2021,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2641068/official-talks-dod-policy-role-in-chinese-pacing-threat-integrated-deterrence/.通過將生物技術與價值觀念捆綁，美國將生物技術打上“民主”與“非民主”標簽，將美國生物技術優勢與美國民主體制關聯，將中國生物技術視為有危險的“非民主”生物技術。生物技術“兩用性”敘事被賦予新政治意義，“兩用性”不僅體現在使用意圖、造成后果等“存在性威脅”中，更體現在使用者身份及秉持的價值觀念中?！皟捎眯浴卑踩珨⑹碌钠占盎姑绹槐乜嘈慕嫛按嬖谛酝{”，利用價值“審判”超越生物安全議題，否定競爭對手在生物技術領域活動的正當性，賦予美國各種打壓政策更大空間。

2.評判生物技術“兩用性”風險采取雙重標準

拜登政府對生物技術風險的判斷逐漸拋棄了客觀性，針對中國與美國公司的生物研究行為采取了非常明顯的“雙重標準”，并演繹出一輪新“安全敘事”。拜登政府于2022年的一份國會報告中聲稱，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基因信息庫，其中包括大量美國基因數據，這些信息既可用于制定個性化疾病治療方案，也可用于打造精準生物武器。①Kelley M.Sayler, “Emerging Military Technologie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April 6, 2022, https://sgp.fas.org/crs/natsec/R46458.pdf.美國媒體揚言，中國生物技術研發目的是通過基因技術掌握個體信息，這是侵犯人權的行為。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中抹黑稱，中國制度體制導致對新興生物技術監管不透明，使“流氓生物技術”（Rogue Biotechnology）泛濫，嚴重破壞生物技術科學倫理。②Sevan Araz, “China Adopts Biotechnology Regulation: Amid Authoritarianism Concern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31, 2020, https://www.csis.org/ blogs/technologypolicy-blog/china-adopts-biotechnology-regulation-amid-authoritarianism-concerns.為了進一步打壓中國生物技術產業，拜登政府直接將中國生物技術發展與人權問題掛鉤。2021年12月，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公開指責中國利用生物技術實施基因監控。美國商務部以此為據發布了《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濫用生物技術和其他美國技術以支持威脅國家安全的監視和軍事現代化的商業法案》，宣稱“美國將繼續堅決反對中國和伊朗將原本有助于人類繁榮的工具（生物技術），轉變為威脅全球安全與穩定的工具的行為”。③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Commerce Acts to Deter Misuse of Biotechnology: Other U.S.Technologie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Support Surveillance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that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December 16, 2021,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1/12/commerce-acts-deter-misuse-biotechnologyother-us-technologies-peoples.然而，進行大量類似研究的美國公司比比皆是，其項目透明度遠不如“華大基因”等中國公司，④Scott Moore and Abigail Coplin, “Closing the U.S.to Chinese Biotech Would Do Far More Harm than Good,” China File, April 2022, 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closing-us-chinese-biotech-would-do-far-more-harm-good.但美國政府從未質疑本國公司的行為。

3.把生物技術與政治立場掛鉤

在美國政府的價值敘事中，中國生物技術“兩用性”已從一個安全議題上升為政治倫理問題。美國將對中國生物技術的打壓政策裹上一層意識形態“包裝”，使其超越了正常的科研與商業競爭邏輯，把是否與中國合作變成“非黑即白”的價值立場選擇和政治站隊問題。當正常的理性選擇轉變為價值考量后，生物技術附帶的倫理意義將超越其他的一切利益權衡，成為美國科研機構、生物企業及盟友必須遵循的共同價值與道義義務，并為美國政府激進的生物技術政策建構合法性與正當性基礎。如前文所述，生物技術的安全化過程始終存在生物防御與技術競爭兩個層面的沖突，生物防御的需求極大地限制了美國政府的政策空間，而意識形態敘事則可以另起爐灶，超越原先安全敘事下生物防御戰略構成的障礙，為政府爭取最大限度的政策自由。價值標準比安全標準更為抽象、更易操作，是未來打壓競爭對手，迫使生物技術研究領域其他利益相關者屈服的重要工具。

生物技術意識形態化更便于美國協調盟友行動，重構國際生物研究網絡，建立有利于美國的生物技術發展環境，避免技術“脫鉤”造成的負面效應。2021年，約瑟夫·奈（Joseph S.Nye Jr.）在拜登執政期間撰文指出，盡管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不斷增強，但與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才能提升自由規范在貿易和技術領域的普及，西方只有與日本、韓國和其他亞洲經濟體合作，才能塑造技術標準。①Joseph S.Nye, “In US-China Competition, Technology Matters, but Alliances Matter More,”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Strategist, December 7, 2021,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inus-china-competition-technology-matters-but-alliances-matter-more/.美國正逐漸意識到新興技術研發的全球網絡化特征，因此希望通過意識形態話題，將中美技術“脫鉤”轉為中國與美國同盟技術的集體“脫鉤”，以最小代價壓制中國生物技術發展，突破傳統安全敘事結構下生物技術政策的內在矛盾。

（二）生物技術軍工化顛覆生物防御安全框架

美國政府歷來將生物技術視為一種民用和商業經濟追求，除軍事醫學和生物武器外，美國國防部很少討論生物學議題。②Robert Carlson, Chad Sbragia and Katherine Sixt, “Beyond Biological Defense: Biotech in U.S.National Security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 August 2021,https://www.ida.org/-/media/feature/publications/b/be/beyond-biological-defense-biotech-in-us-nationalsecurity-and-great-power-competition/p-22700.ashx.在生物技術“兩用性”敘事中，軍事用途是主要“惡意”用途。生物防御政策安全框架內，生物技術的軍事應用是一種禁忌。①王小理、薛楊、楊霄：《國際生物軍控現狀與展望》，《學習時報》2019年6月14日，第2 版。但隨著生物技術對經濟與工業生產能力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生物技術正突破生物防御設定的“非軍事”框架。

美國國防部負責生物技術的主管斯蒂芬妮·羅杰斯（Stephanie Rogers）在社交媒體上稱：“在生物技術領域引領世界的國家，將獲得持久的經濟、社會和國防收益”， 為生物技術“軍工化”背書。2019年，美國國防部設立生物工業制造創新研究所（BioInd MII），旨在圍繞新興生物技術構建國家安全創新基地，維持端到端的生物制造“生態系統”，推動生物產業高速發展。②“Synthetic Biology (SynBio)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 (MII),” The System for Award Management, December 2, 2019, https://beta.sam.gov/opp/f87127393cb84157b8da1957ec686d16/view.

這種突破生物防御框架將生物技術納入軍工體系的行為，主要表現在美國生物技術發展的兩個趨勢上：

1.美國國防部逐漸成為生物技術研發主要投資者

國防部已經成為美國生物技術最重要的投資者之一，生物技術對增強美國軍事實力的重要性被不斷強化。2019年世界生物防御大會（Biodefense World Summit 2019）上，美國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即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OSTP）開爾文·德羅格梅爾（Kelvin Droegemeier）表示：“美國不是基于防御贏得競爭，而是必須要具備強大的進攻能力”。③“Biodefense World Summit Transcript,”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June 21, 2019,https://www.phe.gov/Preparedness/biodefense-strategy/Pages/biodefense-summit-transcripts.aspx.這種進攻能力不僅體現在生物武器領域，而是利用生物技術全方位地提升美國的軍事實力。拜登政府在2022年頒布的美國《國防授權法》（NDAA）中要求美國國會兩院下設“國家新興生物技術安全委員會”，用于“推動美國對生物技術、生物制造和相關技術發展，確保發展所需的方法、手段和投資保障，滿足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需求”。相關報告將在2023年1月26日被正式提交。④“Armed Services Committees Leadership Announces Selections for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Emerging Biotechnology,”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s, March 17, 2022,https://armedservices.house.gov/press-releases?ID=5806E52B-95BB-4921-9F92-D1A5BC2DA8C4.這種政策轉向除了增強美國軍事實力，保障美國軍工體系供應鏈安全外，⑤“Engineering Our Way to a Sustainable Bioeconomy,” Sub 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of House, March 12, 2019, https://science.house.gov/hearings/engineering-our-way-to-asustainable-bioeconomy.對生物技術發展本身也具有重要意義。美國通過推動生物技術軍事化應用，改變現有生物技術研發模式和產業生態，以軍事驅動超越行政驅動，突破生物防御戰略框架下政府部門主導的局限性。①“DOD Approves $87 Million for Newest Bio-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U.S.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0, 2020，https://www.defense.gov/ 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388087/ dod-approves-87-million-for-newest-bioindustrial-manufacturing- innovation-insti/.

2.生物技術發展呈現軍事化導向

生物技術發展軍事化導向逐漸清晰，美國將生物技術與軍事能力提升緊密結合，將發展生物技術視為增強美軍未來作戰能力和引導新軍事革命的重要手段。生物技術被塑造為具有巨大潛力的工業技術門類，成為增強常規作戰手段的合法軍事資源，這種敘事已完全突破生物防御戰略，把生物技術戰略意義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層面。這種模式是對2018年美國《國家生物防御戰略》中通過國家生物防御計劃促進技術創新方案的突破。在軍工體系中，生物技術發展范圍更廣、效率更高，通過軍事化驅動為生物技術提供更多國家投資，以支撐美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技術競爭?；趪彝顿Y的生物技術不但能夠改變當前生物技術發展的全球網絡模式，超越市場邏輯的投資限制也能夠將競爭對手排除出美國生物技術研發體系，②Sean O’Connor, “How Chinese Companies Facilitate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May 6, 2019,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How%20Chinese%20Companies%20Facilitate%20Tech%20Transfer%20fr om%20the%20US.pdf.鞏固美國生物技術霸權。生物技術“軍工化”帶來的巨額國家投資，將徹底改變現有的生物技術研發生態。生物技術成為一門重要的軍工技術后，技術轉移方向與方式將發生根本性轉變，顛覆現有生物技術“兩用性”敘事，美國生物技術政策將完全超越生物防御安全框架。

（三）過度追求生物技術霸權沖擊全球安全穩定

美國利用意識形態捆綁與推動軍事化投資的方式，在生物技術政策上超越生物防御戰略，擺脫束縛，全力保障生物技術競爭優勢。這種政策轉向可視為“冷戰”政策的回歸。冷戰時期，美國通過強化意識形態分野、構建東西方對立的方式切斷與蘇聯科學交流，通過出口管制、技術封鎖的方式成功限制了蘇聯科技發展。軍事優先也是一種極具冷戰特色的政策，冷戰時期的科技領域投資秉持軍事優先政策，通過大量軍事投資實現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在冷戰結束后通過軍民融合的方式快速帶動社會科技進步。

當再次面臨強大競爭風險時，美國在政策選擇上表現出明顯的“路徑依賴”，依靠冷戰勝利經驗，再一次擁抱冷戰時期政策。美國生物技術政策對生物防御戰略的超越，本質上是美國政府對傳統安全問題的關切壓倒了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關切。在新的國際環境下，這些手段能否真正提升美國生物技術競爭力尚有待證明，但其對全球生物安全構成沖擊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沖擊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削弱美國自身生物防御能力

美國對生物技術領域主導地位的追求，已超越對生物防御戰略的關注。在特朗普時期“美國優先”的原則下，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生物防御戰略，“美國政府通過與國際合作伙伴、工業界、學術界、非政府行為體和私營部門等的通力合作，更有效地管理生物技術的研究活動，以便評估、預防、檢測、準備、應對和從生物威脅中恢復”。①“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 2018,”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8/09/National-Biodefense-Strategy.pdf.美國國內分析指出，在這份戰略中并未附帶資源豐富的行動計劃，因此“基本上沒有得到實施”的可能。②“Synthetic Bi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Part 1 of 2),”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14,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ynthetic-biology-andnational-security-risks-and-opportunities-part-1-2.美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時的措手不及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論斷。技術霸權在很多情況下的確能帶來超額收益，但在需要全球合作的生物安全領域，技術霸權并不具有現實意義。

2.破壞全球公共衛生合作

生物技術（特別是醫療領域的研究成果）是一種公共產品，推動生物科技發展是人類共同應對各類疾病的根本手段。在大規模疾病流行時期，任何能夠應對疾病的技術突破都是對公共安全的突出貢獻。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傳染病的檢測預防與流行病學調查已成為生物安全研究中產出最多的領域。③趙超等：《打通科技治理與生物安全治理的邊界——中國生物安全治理體系建設的制度邏輯與反思》，《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年第9 期。僅依靠傳統防疫技術研發路徑，即從發現病原體，到開發、研制、大規模生產疫苗及藥物，再到安全有效地應用需要數年時間，遠不能滿足快速遏制疫情傳播的需求；
盡快研制出有效防治手段，才是疫情控制的關鍵。④陳婷等：《從科技角度落實〈生物安全法〉提升應對公共衛生安全能力探討》，《中國公共衛生》2021年第9 期。防疫具有普遍性，治理技術與藥品的共享是保證自身安全的最佳途徑，技術霸權或技術壟斷造成醫療資源全球分配不均的現象，會增加疫情蔓延范圍和存續時間。通過技術霸權獲得的超額經濟利潤可能遠低于生物安全事件導致的經濟損失，一味強調競爭而拋棄生物技術公共性，將導致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嚴峻的生物安全風險。

3.增加生物技術濫用與謬用風險

美國將生物技術研究與價值立場捆綁，要求盟友共同對抗中國，實現技術“脫鉤”。但現代生物技術普及速度遠超預期，“脫鉤”并不現實。拜登上臺之前，只在最先進大學、政府及行業實驗室中才能實現的生物合成實驗，如今已能被業余科學家、發明家等“生物技術愛好者”們在家中完成。①Bennett Gaymon et al., “From Synthetic Biology to Biohacking: Are We Prepared?” Nature Biotechnology, Vol.27, No.12, 2009, pp.1109-1111.對一個大國實現技術封鎖更難以實現。在最前沿的生物技術領域（如基因編輯和合成生物學），意外事故與技術濫用構成的“兩用性”風險才是更為緊迫的威脅。那些能夠用于治愈慢性病、開發抗旱作物的生物技術，也可能被用來制造危險的新型病毒，惡意改造人類基因，甚至被用于發動恐怖襲擊。②Rachel M.West and Gigi K.Gronvall, “CRISPR Cautions: Bio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Gene Editing,”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Vol.63, No.1, 2020, pp.73-92.這些新興生物技術帶來的風險和威脅是跨境存在的，所有國家需要制定和執行統一標準與規則，聯合防止意外或人為導致的生物災難。技術“脫鉤”的外溢效應導致技術監管體系“脫鉤”，釀成高風險生物研究監管失控。這種方式的技術“脫鉤”不但不能促進美國技術霸權穩固，反而削弱美國生物科技發展活力，加速生物技術霸權瓦解。

4.阻礙生物技術健康有序發展

以“軍工化”帶動生物技術發展策略是美國一貫的單邊主義思維的寫照。生物制造作為未來高新制造業的重要發展方向，在純粹市場環境下，將為人類社會提供更環保的燃料與工業產品。但若將生物技術應用于軍事目的，則會破壞國家間的互信機制。一旦生物技術被貼上敏感的“軍用”標簽，就將顛覆原有的健康科研環境，降低生物技術的透明度，形成生物技術領域的“修昔底德陷阱”，從而破壞現有生物技術的全球科技網絡。由于生物技術的高速發展主要依賴強大的全球科技網絡與開放的科研合作，美國的技術優勢也正源于這種開放的科研環境，因此霸權思維模式只會不斷瓦解生物技術發展所需的業態環境，使得中美兩國陷入零和博弈，阻礙了生物技術的健康發展。

綜上，霸權護持思維讓美國生物技術政策全面超越生物防御目標，安全邏輯從安全共贏重回大國對抗。生物技術安全敘事的轉變，從側面反映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回到冷戰式全球爭霸模式，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轉化為傳統安全問題，生物技術政策以本國戰略利益為導向。上述只是一個典型案例，若美國不改變大國爭霸思維，未來在其他領域也將發生同樣的情況。以約瑟夫·奈為代表的美國學者設計了一套在氣候變暖、糧食危機等全球治理領域合作，在政治、經濟領域競爭的中美關系二元模式，①Joseph S.Nye, “In US-China Competition, Technology Matters, but Alliances Matter More,”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Strategist, December 7, 2021,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inus-china-competition-technology-matters-but-alliances-matter-more/.但這基本沒有實現的空間。美國生物安全政策的演化歷程證明，大國競爭下的傳統安全議題將會不斷地擠壓和排斥非傳統安全議題，使得全球安全治理的目標難以實現。

為對美國生物技術政策有更深刻理解，本文選擇技術政策安全化的理論視角，闡述美國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的演變及構成的現實威脅與戰略威脅兩種安全效應，分析兩種安全效應下美國生物技術政策目標的設定，形成分析框架以揭示技術霸權邏輯下美國生物技術政策演化的過程及未來走向。

依托這些理論工具，本文回顧了自九一一事件以來，美國對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的變化過程及相關政策的回應情況，并以此為參照解讀了當前美國生物技術政策。在全球新興生物技術高速發展與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等綜合因素影響下，美國逐漸將生物技術作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驅動力量，生物技術附帶的安全效應超越生物防御戰略動因，成為重要戰略安全因素。

在保持美國生物技術領導地位的技術霸權邏輯下，美國的生物技術政策發生了兩個轉變：其一，美國為了增強自身生物科技競爭力將有選擇性地放松生物研究的安全監管，并不斷強化生物技術轉移監管，通過將生物技術“意識形態化”，實現與競爭對手“脫鉤”，保持自身優勢；
其二，美國對生物技術投資轉向軍事應用領域，以軍事投資替代市場投資，帶動本國生物技術發展。這兩個轉變預示著美國生物技術政策已超越生物防御戰略，不惜以損害生物安全為代價，追求自身技術霸權地位。這種超越將損害國際生物科研網絡，破壞全球生物安全環境，剝奪他國享受生物技術發展的紅利。這種技術競爭策略本質上是冷戰思維的延續，它通過無端打壓、軍事對抗，獲得壟斷性權力的霸權主義邏輯。

對中國而言，生物技術的蓬勃發展是維護自身生物安全、促進社會繁榮的剛性需求。面對美國技術霸權主義挑戰時，中國需要依托國際科研網絡，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重建理性的生物技術“兩用性”安全敘事。

首先，在理念層面，中國應該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推動公共衛生、糧食安全等重要領域內的生物研究成果轉變為“國際公共產品”，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防止生物技術演變為美國謀取全球霸權的“私產”。

其次，在治理機制層面，中國需要延續“阿希洛馬會議”精神，構建開放的生物技術“兩用性”風險討論平臺，同時通過廣泛的社會參與和多學科評估的方式，科學論證生物技術“兩用性”風險及潛在危害，防止美國操縱“兩用性”安全敘事，將生物技術過度安全化、意識形態化，并以此打壓正常的科研合作，對其他國家進行技術霸凌。

最后，在全球戰略穩定層面，中國應該堅持生物技術遵循安全、有序、透明的發展原則，進一步豐富與完善國際生物軍控體系，防止美國無視風險，濫用新興生物技術，從而導致高風險生物技術擴散或者誘發國際生物軍備競賽，破壞全球戰略穩定?？傊?，中國必須充分認識生物技術“兩用性”問題的本質，堅決抵制美國對該議題的安全化操弄，團結全球科研網絡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促進現代生物技術健康有序發展，承擔起促進人類社會共同繁榮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