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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3年科學理念論文【五篇】

      發布時間:2025-07-18 22:29:29   來源:心得體會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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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課程改革的推行下,要求教師更新科學的教育理念,使用科學的教學方法進行教學.尤在高中數學這一門科學性較強的學科中實行科學的教學模式是十分重要的,不僅影響著教師教學的嚴謹性,還影響著學生接受的知識的正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科學理念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科學理念論文【五篇】

      科學理念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科學教育;理念;高中數學;課堂教學

      在新課程改革的推行下,要求教師更新科學的教育理念,使用科學的教學方法進行教學.尤在高中數學這一門科學性較強的學科中實行科學的教學模式是十分重要的,不僅影響著教師教學的嚴謹性,還影響著學生接受的知識的正確性.高中數學應提倡科學的教育理念,加強教學的科學性,但如何做到科學教學,仍有待解決.本文意在探討如何在科學教育理念下,進行科學教學的策略.

      一、科學培養學生自主探究學習能力

      學習是一名學生提升自身能力的過程,需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學習時間和空間.這就要求教師摒棄以往一味照本宣科、學生麻木接受的教學模式,而是要不斷更新科學的教學理念,提倡讓學生自主探究、動手實踐、交流合作、閱讀學習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學會自主學習、積極探究學習.通過培養學生自主探究學習,可開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例如,在教“排列組合”這一節教學內容時,教師可提出一個探究性較強且可以讓學生動手實踐探索答案的問題:中,雙色球獲得一等獎的可能性有幾種?然后讓學生以小組的形式自行討論和探索,比賽看哪個小組可以又快又準確的探索出答案.學生通過自由討論、自主探索,可以自主探索出答案,加深對“排列組合”這一內容的了解.教師通過讓學生自主探究學習的教學模式,可以形成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二、科學培養學生數學思維能力

      數學是一門開創思維的學科,也是一門實用的基礎學科,對學生的基礎知識積累與實踐能力培養起著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提升學生的數學思維能力.因此,教師在進行數學教學的過程中,不僅要做好數學知識的傳授,還應加強學生數學思維能力的培養.通過培養學生觀察發現、演繹證明、抽象概括、運算求解、空間想象、數據處理、歸納類比等數學思維能力,使學生可以對客觀事物中蘊含的數學知識進行思考和判斷.例如,在教“空間幾何體”這一節內容時,教師可提問學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同學們可以發現多少種形狀的建筑物?這些建筑有什么幾何結構特征?引導學生回想所見過的建筑,讓學生以小組的形式進行討論、相互交流幾何體的特征,并請學生舉例回答.通過討論后學生均會對幾何體有所了解,此時教師應展示出臺、錐、柱、球等結構特征的空間物體,并順勢提問學生:同學們剛才所舉的建筑都是由這些幾何體組合成的,那么誰能通過觀察這些空間物體而將它們進行分類,并說出你是根據什么標準來進行分類的?學生通過將所見過的建筑物和教師展示的空間物體進行對比思考后,會對其中的規律有所了解,此時教師可順勢導入“空間幾何體”這節課的中心內容.通過引導對幾何體聯想的方式,不僅可以加深學生對幾何體知識的了解,還可以培養學生空間想象的數學思維能力.

      三、科學設計課堂教學方案

      數學是一門邏輯性較強的學科,學習時需要較強的抽象思維,因而使得抽象思維較差的學生學習時難以掌握和理解,致使其失去學習數學的興趣.同時,各種抽象的立體圖形、無線循環的數字、復雜的公式等均讓學生感覺索然無味,難以引起學生的興趣與積極性.因此,教師要不斷改變和更新陳舊的教學方法,科學設計能夠引起學生興趣,吸引學生注意力的教學方案,以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熱情.例如,在教“不等式運用”這一節內容時,教師可以利用多媒體進行教學,播放一些五顏六色的禮物盒子照片,然后提出一個富有趣味的問題:去過禮品店的同學肯定知道,禮品店內的禮品都是用五顏六色、精美的包裝紙包裝的,現在店長遇到一個問題,她要包裝一個特別的禮物,但是她只有一張長40cm、寬30cm的彩紙,她要用這張紙包裝禮物,那么她可以做多大的禮物盒子呢?學生們聯想到精美、漂亮的禮物盒子,而引起探究的興趣,從而對問題進行思考,學生在思考未果時教師可導入這節課的學習內容,并教會學生使用不等式對問題進行運算,很快學生便能解答出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答案.通過引起學生興趣的教學模式,不僅教會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解決生活中的問題,還可讓學生深刻領會課堂教學的知識內容.

      四、科學培養學生數學素養

      科學理念論文范文第2篇

      一、立足經濟抓稅收,實現經濟與稅收的協調增長。稅收經濟觀認為,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反作用于經濟,稅收與經濟互為作用,互為影響,稅收在來源于經濟的同時,也積極地影響經濟,稅收政策必須積極介入宏觀調控,稅務部門應當積極致力促進經濟的發展,建立穩定增長的收入機制,積極發揮靈活有效的宏觀調控職能,不斷完善維護效率與公平的分配調節手段。因此,立足經濟抓稅收,不是追求一時收入的高速增長,而是在謀求稅收增長上走規范之以科學發展的理念和方法推進稅收工作論文路,求效率之便,務質量之實,謀長遠之計,確保稅收收入質與量的統一,稅收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增長,這是科學發展觀在組織收入工作上的具體體現。立足經濟抓稅收,就必須從經濟增長著眼,自覺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加強稅源建設,努力培植新的稅源。同時,從加強征管入手,以稅源管理為基礎,認真實行科學化、精細化管理,強化稅收管理員責任,強化納稅評估,將潛在稅源轉化為現實稅收,既不寅吃卯糧,提前征收,也不寅吃卯糧,延緩征收,既注重稅收數量,又強調稅收質量,既服務經濟發展,又增加稅收收入。

      二、立足法治抓德治,實現依法治稅與以德治稅的和諧統一。依法治稅是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以科學發展的理念和方法推進稅收工作論文要求在稅收領域的具體體現,是稅收工作的基本原則和靈魂。實現依法治稅,就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堅持“依法征稅,應收盡收、堅決不收過頭稅,堅決防止和制止越權減免稅”的組織收入原則,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執行好各項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真正做到規范執法、公正執法。以德治稅是新形勢對稅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新以科學發展的理念和方法推進稅收工作論文時期稅收工作的重大創新,是以德治國方略在稅收工作中的具體體現。以德治稅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征納關系的要求,與依法治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辯證統一關系。在大力推進依法治稅的同時,要加大稅收宣傳力度,加強對公民的稅收意識教育,廣泛宣傳依法經營、誠信納稅的先進納稅人,以正確的導向引導納稅人,以嚴格的執法規范納稅人,以先進的典型鼓勵納稅人,不斷增強全民的納稅意識,保護納稅人權益不受侵害,實現稅收法治與德治的統一。

      三、立足務實抓管理,實現管理與創新的同步提高??茖W發展觀是唯物史觀以科學發展的理念和方法推進稅收工作論文與中國新的發展實踐有機結合的發展理念,它立足解決中國經濟社會在新的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稅務機關實踐科學發展觀,要緊緊結合稅收工作實際,立足查找稅收工作中的矛盾和問題,按照破解難題的思路,尋找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務實措施:一是要緊緊依托依法治稅的思想,全面加強稅收綜合治理工作,使稅收工作在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層面和諧推進;
      二是要借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理念,深挖問題致力破解,不斷推進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水平升級升位,使稅收征收成本不斷降低,社會滿意程度不斷提高;
      三是在工作中要樹立細節意識,善于從小問題入手,解決大問題;
      善于用哲學的眼光,從正反兩個方面思考工作;
      在解決問題過程中要多考慮結果的負面影響,力求做深做透,不留后遺癥;
      四是要加強稅源管理工作。稅源管理是稅收征管的核心,是組織收入的源泉。要緊緊圍繞稅源管理做文章,向稅源管理要思路、要成績、要效率。重點要加強戶籍管理,強化征管基礎;
      落實稅收管理員制度,強化內部責任;
      圍繞數據分析評估,利用經濟指標,分析宏觀稅負和微觀稅負的關系,創新管理模式和考評獎懲機制,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向管理要效益要收入,更好更快地服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

      四、立足工作抓隊伍,實現稅收工作與干部發展的相互促進??茖W發展觀充滿科學精神,其中“以人為本”包含了深厚的人文關懷,這就要求我們自覺遵循運用客觀規律,推進和諧社會有序向前。稅務工作的宗旨是“聚財為國,執法為民”?!熬圬敒閲?,執法為民”所依托的內部是稅務干部職工,外部是社會和納稅人主體。因此要落實好科學發展觀,前提是要使全體稅務干部認真理解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并自覺去實踐。措施是推進人文管理,強化“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諧工作氛圍。作為稅務部門,單位之間、地區之間、個人之 間存在差異是難免的,但恰恰是有差異,才是和諧的基礎。和諧是運動中的平衡,差異中的協調,紛繁中的有序,多樣性的統一。所以,我們要充分認識作為稅務機關推行人文管理的重要性,要以開展國稅文化、廉政文化為抓手,深層次地發掘個體優勢,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提高人,提煉具有地區特色的國稅精神,形成個人的、團隊的、集體的稅務文化精神。對外要倡導團隊服務意識,關心納稅人利益,用法律的武器構建公平有序的稅收環境;
      用服務的手段幫助納稅人在經營管理中創造最大的價值;
      在稅收環境中推行互動式服務,角色互換式思維,努力塑造協調平和的稅收環境。

      五、立足長遠抓培訓,實現稅收收入與隊伍素質的同步增長。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稅務干部隊伍是稅收工作的以科學發展的理念和方法推進稅收工作論文根本保證,也是科學發展觀對稅務干部隊伍建設的基本要求。隨著經濟形勢的不斷發展,知識經濟給稅收管理帶來諸多難題,這就要求有一大批政治合格、業務熟練、作風過硬、紀律嚴明的國稅人才隊伍。因此,在經濟活動紛繁復雜、瞬息萬變的條件下,要實現對經濟稅源的嚴密控管,確保稅收收入的有效增長,就必須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牢固樹立人才是第一資源的觀念,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觀念,大力實施科技興稅、人才興稅戰略,強調素質教育,推行終身學習,實現干部教育由注重學歷教育向綜合能力培訓轉變,不斷提高干部隊伍的業務能力和工作水平。一是要加大干部教育培訓力度。將干部教育培訓的重點從學歷教育轉向實際工作能力的培養上,一方面要結合各類征管軟件的運行、應用,大力開展技能培訓和崗位練兵,在提高干部軟件操作應用上下功夫、在提高干部對法律法規相關內容以及流程運行的了解上下功夫;
      另一方面加大對干部學習的指導與督促,通過激勵與壓力并舉的方式不斷提高干部學習的緊迫性,從思想上激發干部的學習自覺性。二是要加大人力資源的開發力度。通過崗位能力教育培訓、獎懲激勵措施等多管齊下,營造一個因人而異、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多層面、全方位、立體式人力資源開發格局,營造不拘一格開發人才、不拘一格選用人才的良好工作氛圍,做到“注重實績用干部,注重能力素質用干部,注重發展潛質用干部”,使努力工作者得到尊重和認可,催生組織內部良性的競爭機制,全面激發、調動干部自覺“充電”的熱情、投身工作的激情,煥發干部隊伍的生機和活力,為稅收事業可持續發展提供精神動力、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持。

      科學理念論文范文第3篇

      生活是一部生動的教科書。小學科學知識來源于生活,又服務與生活,要想學好科學知識,必須緊密聯系生活實際。在新課程理念的指導下,利用生活課程資源進行自主探究式學習,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科、學愛科學、用科學的情感,提高學生的自主探究技能,使學生形成良好的實驗探究習慣,樹立合作學習意識,學會在問題探究中實現自我提升,為將來的進一步學習和發展奠定基礎。比如,在進行“根和莖”的教學中,我結合教材內容和學校的實際情況,采用了利用生活課程資源進行探究性學習的教學方法。我們學校的種植園里有很多本節課的課程資源,我在上課時將學生帶到種植園,讓學生自己拔出某種植物,觀察其根的特點,并讓小組通過談論形成一致意見。在課堂上交流時拿著剛才自己拔出的植物的根,邊展示邊講解其特點,使學生輕松理解了根的分類。尤其是對香菜的直根,大蔥的須根等進行深層次的實驗,得知根具有吸收營養、防止水土流失等功能。為進一步拓展學生的知識視野,豐富知識面,教師還可以讓學生利用網絡進行查詢,對生活中植物的根進行全面、客觀的了解。尤其是對那些特殊的根,如氣生根、儲藏根、寄生根等,通過網絡查詢,弄清了它們的特點和功能。這樣教學,有效激發學生學科學愛科學的情感,提高了科學教學質量。

      二、利用多媒體技術突破教學難點,綜合提高科學實驗教學效率

      我們知道,很多科學現象和實驗過程不是短時間能看得見的,有的實驗內容需要幾天或者是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這樣,教師在組織課堂教學時,一課時的時間是遠遠不夠的。為使學生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看到實驗現象或者是實驗的全過程,教師可以利用多媒體技術制作課件輔助實驗教學。課前對全程實驗進行錄制,實驗過程可以是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也可以是學生自己操作。通過專用軟件進行編輯形成科學課件,輔助課堂教學,大大節省了課堂上實驗過程的等待時間,具有很強的實效性,能夠全面提高科學教學的效率。比如,在進行“小苗的誕生”的教學中,一般種子萌發的時間都需要幾天時間才能完成,如大豆、小麥、水稻等。還有一些多種子的萌發需要更長時間,如豬籠草、栗子等種子等等。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一節課要做完“小苗的誕生”全過程是不可能的。這樣,教師就可以利用家庭DV攝制每個環節的操作步驟,注意事項,小苗誕生的過程,每一天的情況都用視頻記錄下來,上課用多媒體給學生展示每一階段的情況。這樣教學大大優化了課堂時間,將課內外的知識進行了有機的融合,綜合提高了實驗教學效率。再如,在進行“動物的食物”的教學時,教師可根據學生喜歡看電影的特點,課上為學生出示動物世界的視頻畫面。學生通過對視頻的觀察,了解了很多身邊沒有的動物的進食特點。在豐富知識視野的同時,使學生掌握的知識更系統、更全面,能綜合提高科學教學效率。

      三、為學生搭建自主創新學習平臺,培養學生養成良好的科學素養

      科學素養是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評價青少年綜合素養的關鍵因素。這就說明科學素養的培養對學生的終身學習和發展十分重要。我們科學教師應從學生發展的大局出發,在新課程理念的指導下,大膽放手,為學生創設盡可能多的自主創新學習平臺。讓學生通過自主學習與探索,掌握相應的實驗操作技能,從中發現問題,學會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綜合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比如,在進行“傳熱比賽”的教學中,教師除了利用教材上的幾種方法進行實驗探究,還要動員學生在家進行實驗探索,在家長的幫助下進行探究性學習。很多學生在課上匯報時,說出了自己的創新做法。有的學生自制了“傳熱比賽”學具,利用身邊的金屬、豆子等材料進行實驗探究,收到很好的實驗效果。這樣教學,教師為學生搭建很好的自主創新學習平臺,將教材上的知識搬到生活中來,將課堂進行有效延伸,使學生親身體驗科學知識,創新實驗思維方式,從而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效率,豐富了學生的科學素養。

      四、結語

      科學理念論文范文第4篇

      我不知道現代的學科系統是否也像電腦的界面一樣,變幻無窮。有些評論家用“寓言的機器”描述寓言敘述的多向性,把玩著語義。不過,任何一個寓言的界面呈現,極易成為文本的想象游戲。當中世紀但丁的地獄之行進入現代電腦的編碼程序中,其途徑經過在線數據庫,得到的卻是一張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間圖像。

      美術理論,顧名思義,是對美術之理(或曰道)的思考與論述。道,既是規律又是途徑,涉及本質問題,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為題,必然進入哲學的發問與解答。故理論一詞,往往追究本質,探討美術的發生意義以及內容與形式的審美關系,探討造型藝術自身構成的諸種要素及組合規律。在人文社會學科中,美術理論與美學最易接近,甚至被認為是美學的分支,似乎等同藝術哲學(英文ART就是指視覺的造型藝術,即我們所謂的“美術”)。當人們企圖用“藝術哲學”這一學科概念代替“美術理論”時,是否表明他們就是站在哲學的立場研究造型藝術呢?

      美學,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認識的科學”,(注:此為德國鮑姆加登在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哲學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學科概念,詞源來自希臘文αíσCησíS(感覺、知覺);
      1750年,又著附圖一書。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學》,第二版)一書亦如是說("scientia sensitive cognoscendi"——感官鑒別的科學),至1757年第4版時,改稱“美的科學”。參見[日]竹內敏雄主編《美學百科辭典》,池學鎮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頁。)研究感性認識的規律?!懊缹W”成為一個學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種學術意向——將一個哲學的認識論問題提升到科學層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對這種做法,認為將人們的感性判斷納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討其所謂科學的規則是一種錯誤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驗感性論”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統覺之先驗統一”的原理,否認表象在經驗直觀中的必然聯系,而認為“表象之相互關系,實由于直觀綜合中統覺之必然的統一”。見[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藍公式譯,商務書館,1960年3月版,第105-106頁。)但在20世紀初,康德的意見在東方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時“科學主義”正風靡東亞,尤其是日本和中國。日人以漢名“美學”對譯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傳入中國。(注:1907年10月創刊的《震旦學報》第1期“美學”欄目,刊載侯毅譯的《近世美學》([日]高山林次郎著)。)時至1918年,北京美術學校創辦,即在高等部中國畫和西洋畫兩科設置“美學及美術史”公共課程,美術史分設中國繪畫史和西洋繪畫史,“美學”課程實為美術史學概論,近似美術理論。(注:《北京美術學校學則》(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總務廳文書科編《教育法規匯編》,1919年5月。參見章咸、張援編《中國近現代藝術教育法規匯編》(1840-1949),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頁。)

      若回溯中國美術理論的傳統,始終未曾進入哲學內部,與其建立系統的聯系(哲學或文學理論向美術理論滲透,是單向度的外部關系),更無“科學”一說。古代中國,具備理論形態的造型藝術,主要是畫論與書論(雕塑業和建筑業,其理論多在技術規范,盡管亦有審美的文化的諸種意識貫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論體系)。古代中國的畫論與書論自六朝后歷代不斷,前后相系,是專論,號稱“畫學”、“書學”,或“畫論”、“書論”。以“理論”的性質而言,是密切聯系創作實踐的一種闡釋體系,不是純粹形而上的思辨體系。因為是闡釋,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觀念,四講品位,史論評三者共為一個理論整體,且與創作實踐形成辯證的互動關系,這是中國古代美術理論的系統定位。

      美術學是20世紀初出現的一個新學科概念,意味著“美術”研究將成為一門獨立的知識系統。但國人最初使用“美術學”,著眼點卻在美術史學。1907年,國粹派的刊物《國粹學報》第26期“美術篇”欄目,發表劉師培的文章《古今畫學變遷論》;
      第30-31期連載劉師培《中國美術學變遷論》(未完稿);
      第31期還刊登劉師培《論美術援地區而論》一文。(注:參見《國粹學報》第26期(第2年第1號)、第30-31期(第3年第5-6號),上海國粹學報館,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這是由傳統“畫學”、“書學”概念轉向“美術學”概念之最早例證。劉師培所用“美術學”,就是美術史研究,或稱美術史學。這是當時的風氣,受西學影響,對各種對象的研究,均以“學”名冠之(含有科學的名義)。所以,劉師培的“美術學”概念,并不是將傳統的中國美術理論整體提升到學科層面上,而僅僅將中國美術史作為一門學科獨立出來。若認真考究,中國人“理論”的概念彈性很大,可指稱某種學問或學說,也可指稱某種學科或某一領域相對于實踐的知識部分。中國古代的美術理論多歸學理研究一類,與創作實踐相關。所謂相關,一及創作實踐,二級欣賞與批評實踐,故其技法原理、創作觀念及評判標準等,都在此列。究盡中國畫學,古時品評議論及理法文章,均屬“理論”。1937年,于安瀾將中國古代繪畫典籍分三,先后編輯出版《畫論叢刊》、《畫品叢刊》和《畫史叢刊》,其“論”、專指“畫法畫理”,而欣賞與接受理論,則以“品第鑒別”之類單列。1942年,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匯編》,將理法著作與品評著作一并收入。這是在現代學科意義上,對中國古代繪畫理論第一次系統的知識整理。

      不過,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作為一門獨立的現代學科建制的還是美術史學(在中央美術學院設立美術史系),它基本沿用歷史學的學科規范。美術理論因無學科建制,相關研究人員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學系、藝術系,或美術學院的理論教研室、美術研究所等單位,——作為純粹思辨形態的造型藝術理論,往往進入哲學或美學系統;
      而作為一般造型技藝理論或與本體形態相關的闡釋理論,往往以課程的方式出現在專門的美術院校。1978年后,在專業美術院校和藝術研究院設立了“美術歷史與理論”的學科名稱(簡稱“美術史論”),至此,美術理論才進入學科建設的門檻。

      “美術歷史與理論”正式改稱“美術學”是1990年的事(這里無意將兩者等同,但二者之間的關系尚待討論),而將“美術學”確定為“二級”或“三級”學科,則到了1992年(注:199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專業目錄調整會議決定,將“美術歷史與理論”改稱“美術學”,并向全國正式頒布。1992年11月,國家技術監督局《學科代碼表》,“美術學”以二級學科的名義出現,包括理論研究和創作研究等下屬三級學科,原“美術歷史與理論”亦以“美術學(三級學科)名之,但內涵有變。)。二級學科的“美術學”,基本上包含原先術科的“美術”系列,從術科到學科,意味著增強學術含量,全面提升學術品質。原先依附創作實踐的美術理論同樣提升到“學科”層面,而且和美術史學合并成為三級學科的“美術學”。在二級學科的大系統內,美術理論和創作實踐還是一個整體,只是更強調了美術的本體性研究和學科獨立性,強調理論和實踐的相互促進關系,促使技藝性學科在建制上不斷完善。同時,作為三級學科的“美術學”,在概念的內涵上,絕不等同于劉師培時代的“美術學”(注:參見鄧福星《關于美術學及其它》,《美術觀察》1998年第1期,第55頁。),在學術立場上,重新確立了中國美術理論“史論評”三位一體的傳統。由此,美術理論亦開始以學科的名義真正進入學術系統,但問題也接踵而來:其學科性質如何?學科規范何在?學術閾場如何界定?

      如果說,美術理論進入藝術理論系統或美學系統,還有既成的規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術學”的新建系統,所有的一切必須重新鏈接,重新規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專業教學課程的設置是學科最明顯的標識。在美術學院,除了美術史外,有關的理論課程為藝術概論、透視學、解剖學、色彩學等,均作為專業基礎理論的共同課,這種狀況幾十年不變。作為學科的基本理論,我們主要關注“概論”。早期的《美術概論》,有黃懺華的著述(1927年,參照日人及歐洲人的著作),20世紀50年代則搬用蘇聯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藝術概論》),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幾本國人編寫的《藝術概論》,特別是80年代初文化部組織編著的《藝術概論》,幾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理論教研室才編寫出一本《美術概論》。一門學科,如果連“概論”的課程都不完備,還能說些什么?

      概論者,一為基本原理的闡述,二是歷論的通詮,三是基本范疇的解說,藉此進入歷史文本研究。如果我們研究歷代的美術理論,關注的不會是概論,而是時論。無論中西,真正能體現彼時彼地他者理論觀和價值觀的,不在概論而在時論。概論是總結,時論是現狀研究,關注時下美術現象,以既定價值標準,審視與評判美術實踐之主體與客體及其相互關系。因此,時論既是批評文本,又是歷史文本,在歷史片斷中直接傳達創作觀念與審美意識。事實上,在美術理論的發展歷史中,概論之寂寂與時論之煌煌,對比極為鮮明。無怪乎,中國文學理論史,常冠名以“中國文學批評中”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注:參見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1927年版;
      郭紹虞《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為《中國文學批評史》。);
      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評,是西方的概念,與中國傳統的藝術理論(如文論、畫論、樂論等)并不相符。理論不等于批評。若論中國的美術批評,與其說它接近理論,毋寧說它接近品鑒。中國古代的品鑒就是一種時論,是理論最直接的應用與表述,其方式可點評可議論,可指正可判斷或褒貶、品第。

      二、學科概念

      常言,美術理論是一門研究與考察美術活動和美術現象,探求其規律的人文學科,是一個關于美術的知識系統。研究者必須將他對美術現象的感受與體察之經驗轉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將它整理成首尾一貫的合理體系,它才能成為一種知識。我國美術理論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貫的知識系統?

      我們可以對美術理論進行整體描述,但總是模糊的。一個成熟的學科,必須要有相對明確的研究對象,要有相對固定的學術規范,在高校還要有相應的教學實體,包括教材。中國的美術理論的學科建設問題,長期以來有教學和研究實體,卻無教材無規范(技法理論除外),且研究領域渙散,一直無法走上正常的學科建設軌道。如果檢測近20年來我國所有美術理論研究方向的碩士或博士論文,你會得出什么結論?你能看到一個學科的外輪廓么?不可能。眾多選題中,既有美學問題研究,也有形式本體問題研究、形態研究、批評研究、心理學研究等,還有一些跨學科的邊緣性的研究選題。我們什么時候能從邊緣地帶劃出一道清晰的學科界限?或在學科內部建立一道學術底線?解決這個問題,似乎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系統性處理,即將現有的各種知識系統化,尋找各個知識系統(小系統,模式塊)間的相互鏈接。鏈接的情況還得進一步處理,分析其知識導向與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學科圖表上顯示其內在的與外在的各種關系。

      不可否認,理論學科的研究對象比歷史學復雜,可是否研究對象自身的復雜性就造成美術理論研究的不確定性?科學研究的意義就是將復雜的問題有序化。一個系統的學科會建立自身的研究基點,確立基本范疇,建構一系列的學科概念。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一再提倡美術本體研究,可為什么還是一再徘徊在學科邊緣而無法進入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似乎學派還不是問題的關鍵,每一學科都存在不同學派不同學說,但都不會影響其學科的整體規范,不會淡化以至解構學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時期如此。每一學科也都會出現新興的交叉學科,都會模糊、淡化甚至重復學科的研究對象,同樣也不會改變本學科藝術質。美術理論為什么會存在這么一個學科概念,卻無明確的學科定位和學科規范呢?因為歷來中國美術理論就缺乏一個大的系統建構。

      當我對自己所接觸的知識進行整理時,發現中國歷史上所謂“美術理論”,都只是一個個“知識點”,缺乏系統性,沒有自己的學科歸宿,或者說缺乏一個系統網絡接納這些知識。追求系統知識,并非就是“唯科學主義”??茖W,包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也關系到人文學科(humanities)。顯然,美術理論屬于人文學科,研究重點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嚴及其自我實現的內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個體性和審美價值觀,是關于美術現象的整體價值評述。但是,美術理論也涉及到人與對象物,人或對象物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需要觀察、統計與邏輯推理,這就涉及到“科學”,涉及到觀察與理論的關系問題。中國歷代的美術理論,幾乎都是品評賞鑒,或者說都在某種價值預制的前提下進行的理論評判(即“你能觀察到什么,說明你擁有什么樣的理論”)。在許多情況下,理論先于觀察,有時則交替進行,先發現而后評價(不過是既定理論體系的補充、拓展與完善),一個總結性的評價將現象定性定位,構成知識點,隨后便發生轉移。以價值觀為基點的系統性理論建構,應有一個時間維度。但我們又無法辨別當一個系統理論出現時,是否標志著一個時期的開始抑或完結?譬如,我們該如何評價顧愷之的“形神論”與謝赫的“六法論”?顧愷之是歷史的決結,而謝赫是新時期的開端?我以為,無論何者,都只是一個“知識點”的問題,未成體系。理論體系與時期并無絕對的必然的對應關系。一種理論體系可以概括一個時期的實踐狀況,也可以跨越幾個時期,而一個時期也可能出現幾個不同的理論體系。我們只能根據理論表述自身的性質決定體系的存在。文化系統比較好確認,它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時間軸和區域空間的標定。美術也一樣,作為人類造型的活動和現象,也從屬于各個不同的文化系統,而研究這些活動和現象的美術理論,也必須成為一個自在的體系,并在不同體系之間建立對話和交流的關系。

      在“美術學”、“美術理論”等學科概念上,中國和日本的學術界有著比較接近的看法。

      可以對證以下兩個文本:

      (1)《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卷中的“美術理論”詞條,總定義是:“關于美術實踐的科學總結?!焙蠓謨煞N含義:一是廣義,泛指史、論、評三者:二是狹義,專指基礎理論。以學科的概念論,當屬狹義。美術理論學科的研究對象是:所有的美術現象自身(包括創作、欣賞、作品和作者)、美術與社會外部的關系、美術理論自身;
      其任務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學理論研究等。最后,串講了中外美術理論的發展源流,比較兩者間的形態和功用,結論:“由于美術實踐的多元性、多層次性和復雜性,并且總是在不斷地發展,所以,美術理論不應該也不可能是獨尊一說和凝固不變的?!保ㄗⅲ骸吨袊蟀倏迫珪?,美術》,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第524頁。)

      (2)日本學者竹內敏雄主編《美學百科辭典》,其“美術學”詞條言其概念相當于“藝術學”(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 of art,法文Sciencede art),表示很多含義。德文Kunst指造型藝術,日文無對應詞,故以“美術學”相譯?!懊佬g學泛稱造型藝術的學問研究”,這是廣義,其下屬“體系美術學”和“美術史”兩種。什么是“體系美術學”?“即研討一般造型藝術的本質和意義,闡明造型藝術各領域的特征、界限、相互關系等”,且“關于美術史的原理論和方法論及風格論跟體系研究頗有直接聯系”(注:[日]竹內敏雄,前引書,第197頁。),最后,又特別說明“狹義上則除了美術史,專指體系研究”。

      對學科性質,《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用語是“科學總結”,竹內敏雄的用語是“學問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開“科學”或“人文學”的概念。我國美術界在1990年以前沒有明確的“美術學”學科定位,日本學者在20世紀初就對應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確提出“美術學”的學科概念,這概念相等于我國當時的“美術理論”,或者說,作為學科概念,其廣義的“美術學”已等于我國現行的三級學科之“美術學”,而狹義的“美術學”,即“體系美術學”等于我國“美術學”下屬之“美術理論”學科。

      什么是體系美術學?竹內敏雄主編的《美學百科辭典》將其分為兩大基本問題:一是“美術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術?”前者是哲學的發問,涉及美術本質;
      后者是在形態學意義上發問,涉及美術本體的基本構成要素、種類劃分以及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形態風格。那么,美術理論的研究領域是否就是本質論和形態學?美術理論就是放大了的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知識系統?以邏輯推論至此,竹內敏雄的所謂體系美術學,狹義上就是美術基本理論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單個的美術作品,而是整體的美術現象,它的廣義,也等同于《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卷》中“美術理論”概念的廣義之解??磥?,“美術理論”的概念表明亞洲人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學術規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學規范)統攝東方的美術經驗,從而建立一種跨文化的理論研究體系。

      三、學科圖表

      美術理論的知識系統包括基本理論、應用理論與交叉學科三大板塊(見下圖:美術理論學科圖表)?;纠碚撗芯渴菍W科基點,以原理論為核心。所謂“原理論”,即質性研究,規定美術的本質特征及其相關概念,回答“美術是什么”及“什么是美術”這兩個最基本問題,由基本命題擴展出相關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疇——直接以哲學化的思考確立某種藝術觀。由原理論直接導向論方法論研究,其任務一是規定美術理論體系的總體建構方式,二是探討理論的思維法則、研究路向、系統結構法,三是研究美術理論方法自身的歷史現象與規律。此外,基本理論還向“學術閾”和“創作閾”延伸,一方面是實踐主體的理論,闡述美術活動過程中主體的性質與作用,在人(創作主體、接受主體或批評主體)和作品(理論文本)之間建立一個闡釋體系和評價體系;
      另一方面是歷史客體的理論,闡述人類歷史中美術作品的發生原理、形態流變及類型性質,在作品(理論文本)和社會(歷史語境)之間確認一個意義系統和文化類型。二者直接體現著理論的雙重性——以歷史性的眼光確認某種文化觀,呈現出某種自在的社會性;
      以主體性的研究確立某種批評觀,呈現出某種自為的實踐性。顯然,美術理論以原理論、實踐主體理論和歷史客體理論三者構成一個基本理論系統,其學科性質由原理論部分決定。傳統學科就在原理論部分建構一元化的結構體系,其內限性強,相對封閉——如果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會導致整個系統崩潰(如表現論對反映論的否定,價值賦予理論對本質論的否定等等);
      而現代學科建制依然保持這種大結構框架,但基本理論部分卻呈現開放的多向包容的態勢,尤其是在本體的質問達到十分激烈的時候,原理論基本模塊就會開裂,出現各種不同的學說與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組構的基礎模態——種非本質論的外化傾向。

      美術理論系統的開放性真正體現在外部邊緣的兩大學科系列:進入創作閾的右向系列為應用學科,進入學術閾的左向系列為交叉學科。二者的研究閾場可增可減,完全是動態的開放的,隨著對象的變化而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隨著區域的轉換而變化。按常理,進入學術閾的學科模塊其學術性較強,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進入創作閾的學科模塊其實踐性較強,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多受對象制約。應用理論的研究對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針對造型藝術自身的實踐,為實踐活動提供理論支持。說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規范成為應用理論的研究特點,對象成為純粹的研究客體,可使用科學的實驗的手段,以實證或否證的方法進行研究。交叉學科的范圍更為廣闊,可變性大,性質最活躍。第一,與傳統的人文學科或社會學交叉,如美術史學理論、美術社會學、美術心理學、美術人類學、藝術哲學或造型美學等;
      第二,與新興學科交叉,如比較美術學、闡釋美術學、發展美術學。另有一些兩棲類學科,如美術思潮史、美術理論史、美術批評史等,論學科性質應屬于史學系列,但研究對象的屬性則在美術理論范疇(未列入學科圖表)。交叉學科是學科分化的現象,處在學科外沿,也是學科的前沿,不斷對外交換,激勵學科發展,開拓學科視野,研究傳統學科邊界上的“遺漏問題”或傳統學科無法包容的“新增問題”。

      附圖

      美術理論學科圖表

      分析上列圖表,可見基本學科模塊亦可成為課程模塊。眾所周知,課程建設是學科建設的基礎,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應用理論和交叉學科兩部分的課程容易切入,易于規范,因為有章可循(參照西方既有的學科課程),且又相對獨立,有各自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纠碚摬糠值那樾螀s不相同,在西方也沒有權威的或比較完整的美術原理著作。所有關于“藝術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學范疇內,研究對象幾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藝術,極少涉及西亞或東亞地區。比較美術學的研究剛興起,遠未深入,未能闡釋人類造型活動最普遍的規律并提出相關的藝術法則(是否存在普遍規律和通行法則,此處暫不討論)。理論闡釋有著很強的針對性,即特定的對象、特定的語境和特定的概念術語所形成的一系列規限性的表達。中國現代的美術理論面對的不僅僅是中國傳統的書面創作體系(這是最低限度的說法),而是在中國本土由現代的中國人所進行的種種造型實踐活動,或曰,與視覺相關的美術活動(暫且使用“美術”概念,既是約定俗成,亦無更加恰當的詞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屬于西學體系,或中西結合的現代實驗。以怎樣的理論話闡釋這種美術現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評價?理論依據是什么?基本理論的問題最多最復雜,直接訴求個體的感性經驗,一時難以澄清,故也無人問津,或無法問津。

      四、學科話語

      學科建制是對話語的限制。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身的命題,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統,通過學術體制確立知識-理解模式。它強調在特殊的語境中討論理論問題,而不是先驗地假定問題的答案,推行非語境化的脫離實踐的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

      學科概念系統的話語重構,曾流行的兩種說法,一是實現中國古論話語的現代轉換,二是實現西方現論話語的中國化。在中國,現代美術理論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外來學科,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傳統學科,傳統中國或現代西方的學科概念和范疇都同時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質上均不對等,交流的勢態相差亦大?,F在理論學科的系統框架是在西方理論思維模式影響下產生的,話語符號是中國的,言說對象是現代的,文化意識層面還有傳統的觀念,概念系統的話語方式與系統之間不是絕對的文化對應關系,中國古代的理論話語依然進入。系統是被開發的,話語是靈變的,其準則只在于自身的理論立場和對象的特性表達。

      美術的概念與范疇是對美術樣式的藝術功能、社會作用及審美規律的一種抽象表達。有關樣式的分類、流變及藝術特征的理論,必然形成相應的范疇體系,樣式的歷史沿革又導致理論范疇的推移變化。在古代中國,就有三次大的變化:一從漢代的“君形”論到六朝的“暢神”論;
      二從六朝的“形神”論到宋代的“形意”論;
      三從宋代的“意象”論到明清的“逸興”論。其中,六朝和宋代是兩個轉折點,而形神論的核心概念是“暢神”,形意論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樣式的審美特征轉換與概念范疇的推移變化基本一致。問題是到了現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義思潮和狹隘的民族意識驅動下,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疇泛濫成災,失去了對象性;
      另一方面在文化激進主義思潮和開放的全球意識下,西方現代藝術中流行的概念范疇也泛濫成災,同樣失去了對象性?;蛟S我們不能單純地責怪現代中國美術理論的失范與混亂,因為創作實踐本身都處在探索實驗階段,無所適從。舊范式被批判,舊理論被質疑,舊概念被顛覆,傳統的語境喪失了,在“解構”和“多元”的現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時代,我們能否期待一個共通的美術樣式及其相應的概念系統?顯然不能。因此,中國古代的理論話語是否需要實現所謂的“現代轉換”?西方現論話語是否需要實現所謂的“本土化”?其實,這個問題可以簡化——對古論話語的重新詮釋,就是“現代轉換”;
      在自我意識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論話語,在漢字符碼上實現意義的重新組接,使之成為當下有效的理論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歷史文化的轉型或外來文化的輸入,都存在這種現象。若究深意,在“現代轉換”和“本土化”口號的背面,則隱藏著一個“新中心”論,或期待著一個新的話語霸權。本文提出的,“話語重構”,不是要建立威權話語模式,而是在清理(讓概念系統進入各自的話語模式)之后,以大系統的鏈接方式建立一個新秩序,即在社會公共的話語空間實現某種理論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進行對話。

      五、學科建設

      當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劃定學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學科的知識探索領域,打破傳統學科的封閉性及其狹隘的話語生產方式,促使研究者從“技術知識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關心總體性的、傳統的思想家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從而促使理論研究者能夠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會政治問題(注: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i Smith,James Sosnoski: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resisting intellectuai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參見Jessica Munns and Gita Rajan編: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1995,pp647.)。對中國而言,這種文化研究的知識傾向非常接近中國傳統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國政治的學術情結和廣泛的人文關懷。但在現代的中國和西方,學術方面的諸種現象都有著相悖逆的發展傾向。比如,人文化傾向與科學化傾向,本質論傾向和非本質論傾向,整體的辯證的與局部的分析的,系統的與非系統的。在造型藝術方面,則寫實的與抽象的(暫且使用這一對不甚確切的概念),具象的與意象的,視覺的與觀念的等等,幾乎都是逆向發展。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是否也存在著逆向現象?建立專門的知識領域,厘清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型,是現代中國學科建設的基本任務。對于自然科學和一般的社會科學而言,一向如此(現今,亦開始將目光投向邊緣地帶,注意跨學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學和藝術的邊界);
      而中國的人文學科,尤其是藝術學科,卻明顯規范不足(中國學術界“史論結合”的傳統就是一種文化研究的態度)。

      美術理論研究要不要提倡文化研究?或曰,是否消解學科邊界,進入跨學科的文化研究(注:S·霍爾指出,文化研究是由多種形構組成的系統,擁有多種話語(在??碌囊饬x上,文化研究是一種話語的建構),具備一系列不同的方法與理論立場,且所有立場都處在爭論中。參見Stuart Hai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bacies,見L.Grossberg等編: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1992.pp.278.)狀態?對照上述的學科圖表,“交叉學科”部分就是跨學科的研究。新時期以來,中國美術理論界著述最多的,在交叉學科不在基本理論。在論文撰著方面,活躍的也是“邊緣性研究”,這已成為現時存在的普遍狀態。

      科學理念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論;
      范疇;
      謂詞;
      術語;
      概念;
      三位一體

      范疇研究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一項基礎工作,一直為學界所重。1980年代中期以來,在大量具體范疇研究的基礎上,很多學者開始嘗試中國古代文論“范疇體系”的建構。[i]范疇體系研究乃是對古代文論范疇的一種整體把握,與范疇個案研究的一個明顯區別在于,它需要研究者對“何為范疇”、“何為古代文論范疇”、“如何確定古代文論范疇”等前提性問題有更為自覺的認識。在已有研究論著中,很多學者對“范疇”本身做了不同程度的辨析,問題涉及“范疇”一詞的涵義以及“范疇”與“概念”、“術語”之間的關系等。從其用心看,研究者顯然是希望將自己對古代文論范疇的研究建立在一個明晰、可靠的學理基礎之上;
      但是從實際效果看,與其說解決了一些問題,不如說暴露了更多問題。沿著這些問題追溯下去便會發現,其根源正在于未能對“范疇”以及“范疇”與“概念”、“術語”的關系獲得正確的理解。鑒于此,本文擬對“范疇”問題作一番追根溯源之論,以期能提示古代文論范疇研究走出無法確定其研究對象的困境。

      一、“范疇”何謂:欲辨還亂的古代文論“范疇”

      說到“范疇”一詞的涵義,研究者經常會引用列寧的話加以解釋,即范疇是“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是幫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網的網上紐結”;
      [ii]但是,一旦進入具體操作階段,面對古代文論中歷代累積起來的無數名詞術語的時候,人們又大多心生疑惑:難道這么多名詞都是古代文論范疇嗎?難道這么多名詞都需要我們聯結到古代文論的體系之網中去嗎?而人們的直覺反應往往是:這不太可能!于是由疑惑而生否定,人們便希望能夠分清這些名詞中哪些才是“真正”的文論范疇,哪些則不是。那么,應該根據什么標準來劃分呢?那些不能歸入文論范疇的詞語又該稱為什么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些研究者引入了“概念”和“術語”,試圖以“術語-概念-范疇”三分模式為框架,將“真正”的文論范疇甄別出來,而將剩下的文論詞語分別劃歸“術語”和“概念”之內。

      汪涌豪先生《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論》一書對“術語”、“概念”和“范疇”三者關系的辨析在有關論著中頗有代表性。對于“范疇”與“概念”的關系,他認為,“范疇是比概念更高級的形式”,[iii]“概念是對各類事物性質和規律關系的反映,是關于一個對象的單一名言,而范疇則是反映事物本質屬性和普遍聯系的基本名言,是關于一類對象的那種概念,它的外延比前者更寬,概括性更大,統攝一連串層次不同的概念,具有最普遍的認識意義?!盵iv]并舉例說明,“范疇指超越于具體機械層面或技術層面的專門名言,是人們對客觀事物本質特征的一些理性規定。譬如‘格律’之和諧、精整,‘結體’之遒勁、疏朗,這‘和諧’、‘精整’、‘遒勁’、‘疏朗’是概念、范疇,而‘格律’、‘結體’則不是?!盵v]對“概念”與“術語”的關系,他認為,“術語是指各門學科中的專門用語,上述‘格律’、‘章法’屬此,其情形正同‘色彩’之于繪畫,‘飛白’之于書法。概念和范疇則不同,概念指那些反映事物屬性的特殊稱名,與術語一旦形成必能穩定下來不同,它有不斷加強自己的沖動,它的規范現實的標準越精確,意味著思維對客體的理性抽象越精確?!盵vi]據此他批評“有人將古代文學理論批評范疇作泛化處理,在確認‘道’、‘氣’等本原性范疇,‘神思’、‘興會’等創作論范疇,‘靡麗’、‘豪放’等風格論范疇之外,還將‘格律’、‘結字’、‘章法’、‘流別’、‘文風’等也定性為范疇,從而使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的線索,因此顯得淆亂不清?!盵vii]但是看過論者對“術語”、“概念”和“范疇”三者關系不可謂不詳細的分析,卻很難讓人有明朗、清晰之感。其中的很多論斷乍看很像那么回事,倘若細究,則又顯得游移不定。例如,論者認為“概念”是“關于一個對象的單一名言”,而“范疇”是“反映事物本質屬性和普遍聯系的基本名言”。后一句也許沒有問題,但是說“概念”只與“一個對象”有關則明顯與事實不符?,F實中不僅有指稱一個對象的概念(如“長城”、“故宮”等),更有不少概括很多對象的概念(如“人”、“馬”等)。顯然,以反映對象的“單一”和“普遍”作為區分“概念”和“范疇”的標準是很不可靠的。那么,如若以所反映對象普遍性程度的高低來區分“概念”和“范疇”又是否可行呢?這樣做同樣會面臨諸如“究竟所反映對象的普遍性高到何種程度才是范疇,低到何種程度才是概念”之類的困惑。再如,論者認為“范疇”不應該是“具體機械層面或技術層面的專門名言”,而是“對客觀事物本質特征的一些理性規定”,認為“格律”、“結體”等表示文章構成和創作技巧的名詞僅僅是文論的“術語”,而只有那些表示“格律”、“結體”特征的詞語如“和諧”、“精整”、“遒勁”、“疏朗”才是概念和范疇。這種說法問題更多:難道一門學科的專門術語就僅僅是那些“具體機械層面或技術層面”的名言?難道“格律”、“結體”是古代文論的“術語”,而“和諧”、“精整”等就不能是古代文論的“術語”?難道一個詞語是“術語”的同時就不能是“概念”和“范疇”?反之,難道一個詞語是“概念”和“范疇”的同時就不能是“術語”?而最令人疑惑的是,論者在這里反對把“章法”列為范疇,但是在該書后面論述古代文論范疇系列時,“章法”又被明確視為創作論范疇,而且與之一起被列入創作論范疇的還有“字法”、“句法”、“構思”等眾多屬于“具體機械層面或技術層面的專門名言”,[viii]這豈不是明顯的自相矛盾?

      羅宗強先生對術語、概念和范疇關系的看法比較審慎。他認為解讀古代文論范疇是“是一個難度很大的研究領域,哪些屬于范疇,哪些只是一般的批評辭語?哪些是常用的、已經進入相對穩定的古文論系統,哪些只是用于一時,帶著隨意的性質?因了這些問題的不同認識,對于范疇的選擇標準也就不同。有的學者已就這些問題進行了理論的探討,提出了一些意見。但要取得普遍的認同似尚須一個較長的討論過程。例如,我們如果把‘奇’作為一個范疇,那么與之相類的‘正’(貞、雅)、‘逸’、‘悲’、‘怨’、‘靜’、‘遠’、‘輕’、‘俗’、‘寒’、‘瘦’、‘清’、‘濁’、‘飄逸’等等就應該歸入范疇之列;
      同理,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應該歸入范疇之列。那么它們是不是范疇呢?要知道這類用語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個,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帶著隨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經常被使用。它們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評論者在某一次的隨意的評論中用過。他們在使用它的時候,既未作認真的概念內涵的嚴格界定,事后也未曾有意義連貫的使用。我們是稱這一些為術語呢?還是稱它們為概念?還是稱它們為范疇呢?那么我們要在這些性質不易界定的術語、概念、范疇中挑選哪些作為范疇的研究對象呢?另外一些詞語如‘詩言志’、‘詩緣情’、‘文明道’等等,也有研究者把它們當成范疇。它們究竟是不是范疇?實在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蛘呶覀兛梢园阉鼈儺斪魑恼摱陶Z,當作一個完整的文學觀點?面對古文論上的這些復雜現象,我們有時可以從純粹理論上為‘范疇’一詞下定義,來決定我們的研究對象。但一到具體問題,立刻就會遇到麻煩。正是由于問題的復雜性,有的研究者在面對這類問題時常有不易駕馭之感。例如,同一部著作中對同一個詞前稱概念后稱范疇,或者理論闡述時把概念與范疇區別開來,而具體論述時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我們似乎可以說,百年來的范疇研究,似是在一種概念尚模糊、理論認識尚未十分明晰的狀態之下展開的?!盵ix]

      之所以將羅先生的這段原文照引,并非因為這段話提供了問題的答案,而是因為它指出了古代文論范疇研究中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即中國近百年來幾代人所做的古代文論范疇的現代研究,基本上“是在一種概念尚模糊、理論認識尚未十分明晰的狀態之下展開的”。盡管羅先生本人也沒有明確提出確定古代文論范疇的統一標準,但從他對學界有關古代文論范疇認識的模糊性的具體評述中,還是可以看出他的大致思路:第一,一個文論用語是否屬于范疇應該與這個用語使用的普遍性有關;
      第二,古代文論用語應該根據其使用情況分為術語、概念和范疇,作為范疇的文論用語應該與作為術語和概念的文論用語有所區別;
      第三,還應該在古代文論中的概念和范疇的外延之間做出明確區分,同一個古代文論用語不宜既稱為概念又稱為范疇。羅宗強先生的觀點與前述汪涌豪先生的看法大體相同,也反映了很多古代文論范疇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基本看法,其核心是試圖將古代文論用語明確劃分為“術語”、“概念”和“范疇”三類而不相“混淆”。但是,論者自身的矛盾已經表明,這一試圖消除古代文論范疇“混淆”的方法非但未能真正消除古代文論范疇的“混淆”,反而造成了更明顯的混亂。

      那么,走出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

      二、“范疇”探源:亞理士多德的“范疇論”

      問題的癥結恰在于研究者未能真正理清術語、概念和范疇三者之間的關系,在區別術語、概念和范疇的內涵的同時,也對其外延做出了過于機械的劃分。

      所謂術語(Term),誠如汪涌豪先生所說,是指“各門學科中的專門用語”,也可稱各門學科中的專門名詞(廣義的);
      而中國古代文論術語,當指中國古代文論這門學科中的專門用語或名詞。由此可知,古代文論術語是針對古代文論這門學科而言的,指的是具有古代文論學科特點的那些名詞;
      因此,確定有關論著中的某個用語是否屬古代文論術語,主要是看這一用語是否具有古代文論學科的特點,也即是看這個用語是否是對有關文章問題的描述和規定。古代文論術語的這一基本特征,決定了其范圍是非常廣泛的,理應包括古人有關文章的起源(如“道”、“氣”、“圣”等)、創作(“格律”、“結體”、“章法”)、文本(如“文質”、“意象”、“意境”、“神韻”、“和諧”、“精整”、等)、欣賞(如“知音”、“滋味”、“興”等)、發展(如“通變”、“源流”、“體用”等)等各種問題的論述中所使用的眾多詞語。而且,所謂術語的“學科特點”并不意味著不同學科術語之間的對立,同一個用語既可以是此一學科的術語,也可以是彼一學科的術語,如“道”、“氣”、“神”、“理”、“性”、“情”等,可以同時作為中國古代哲學和中國古代文論的術語。正因此,確定古代文論術語的關鍵是根據這個詞與古代文論學科的內在聯系,而不是根據這個詞與其他學科用語之間的外部關系。

      概念(Concept)是關于某種事物的觀念,表現為語言中的詞。概念與詞雖然有觀念與符號之別,但二者是一里一表的關系,當我們思及某個概念時總是要想到某個詞,而當我們說到某個詞時,也總是意味著在表達某個概念。古代文論的概念是古人關于文章的觀念,其具體表現即為古代文論中的描述、說明和規定文章的眾多詞語。這也就是說,并非古代文論著作中的所有詞語都是古代文論的概念,前提條件是這個詞必須表示有關文章的某種觀念和思想。據此不難想像,古代文論的概念同樣是非常豐富的,它應當包括古代文論中所有有關文章發生、發展、創作、構成、特征、接受等各個方面的觀念,無論這個觀念是主體的還是對象的,是整體的還是部分的,是宏觀的還是微觀的,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是動態的還是靜態的。

      范疇(Category)與術語、概念一樣都是西語譯詞,但較之術語和概念,范疇的涵義稍顯復雜。作為認識論和邏輯學用語的“范疇”一詞始于亞理士多德的《工具論·范疇篇》。在《范疇篇》中,亞理士多德把語言的表達形式分為“復合的”和“簡單的”兩種,復合的表達如“人跑”,“人得勝”,簡單的表達如“人”、“跑”、“得勝”等。按照現在的說法,“復合的”表達相當于或長或短的句子,“簡單的”表達則相當于詞。亞理士多德又將“一切非復合詞”(即“簡單的表達”,也即詞)分為“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和“遭受”10類,并舉例說明:“實體,如人和馬;
      數量,如‘兩肘長’、‘三肘長’;
      性質,如‘白色的’、‘有教養的’;
      關系,如‘一半’、‘二倍’、‘大于’;
      地點,如‘在呂克昂’、‘在市場’;
      時間,如‘昨天’、‘去年’;
      姿態,如‘躺著’、‘坐著’;
      狀況,如‘穿鞋的’、‘貫甲的’;
      活動,如‘分割’、‘點燃’;
      遭受,如‘被分割’、‘被點燃’?!?[x]亞理士多德把這10類“非復合詞”稱之為10類κατηγοριαs,漢語把這個詞翻譯為“范疇”,取《尚書·洪范》“洪范九疇”中的“范”“疇”二字組合而成?!昂榉毒女牎敝械摹胺丁币鉃榉绞?、方法,“疇”意為同類、類別,合為“范疇”有“方法的類型”之義。但是,作為“方法類型”的“范疇”一詞主要反映的是由古希臘語κατηγοριαs一詞衍生而來的category(英語)一詞的若干現代用義之一,嚴格地說,并不能準確傳達出亞理士多德所使用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詞的原初內涵。

      Κατηγοριαs是亞理士多德在著《范疇篇》時自撰的一個詞語,衍生自另一個非常普通的古希臘慣用語κατηγορειν。Κατηγορειν在古希臘語中意為“反對某人的言說”、“控訴”,其本身又由κατα與αγορενειν兩個部分構成。Κατα是古希臘語中一個普通的介詞,意為“使……向下”,αγορενειν意為證明或公開地說,合為κατηγορειν一詞,便可表示“控訴”、“反對之語”等義。一般說來,“控訴”(κατηγορειν)總是意味著要運用言語對一個事物或一件事情的本來面目進行描述和說明,而這也應該是亞理士多德依此創造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詞的基本用義。換言之,亞理士多德把表示“實體”、“性質”、“關系”、“數量”等10類詞稱為κατηγοριαs,即意在表明它們都是從某個方面描述、說明事物的詞。亞理士多德在除κατηγοριαs之外,還經常使用與此相近的含有“肯定”、“說明”之義的κατηγορεισθαι一詞,這也可以從側面說明他所造κατηγοριαs一詞的主要用義。綜合這些分析,亞理士多德在《范疇篇》使用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詞更適合譯作“謂詞”——“謂”意為說明,“謂詞”即用于說明之詞。[xi]

      根據κατηγοριαs一詞的基本內涵和亞理士多德對κατηγοριαs的具體論述,可以對其“范疇論”做出兩個最基本的說明。第一,亞理士多德“范疇論”的主要研究對象即是廣泛存在的所有的詞(“一切非復合詞”),這些詞是用來描述、說明各種事物的。第二,根據詞描述、說明事物的不同角度和層面,亞理士多德把所有的詞歸入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遭受等10類,并把這10類詞統一稱為“謂詞”(范疇)。因此第三,漢語學界所說的亞理士多德的“范疇論”實為“謂詞論”,所謂10類“范疇”即10類“謂詞”,也即10類說明事物之詞。

      分析至此,便接近了一個關鍵問題,即亞理士多德所說的“謂詞”(范疇)的具體所指(即外延)究竟是什么?有一種觀點認為,亞理士多德所說的“謂詞”(范疇)僅僅是指“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遭受”等10個概念(詞)。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么可稱為“謂詞”(范疇)的概念(詞)是十分有限的。但是,這種說法顯然與亞理士多德的本義不符。亞理士多德所說的“謂詞”(范疇)的具體所指可以分三個層次來理解:首先,從其最直接的用意看,“謂詞”(范疇)應是指包涵在這10類“謂詞”(范疇)中的所有具體的詞,也即用于描述、說明各種事物的“一切非復合詞”。亞理士多德的邏輯其實很清楚:所有的詞可以分為10類,這10類詞即是10類“謂詞”(范疇),因此其中的每個詞也自然都是“謂詞”(范疇)。詳言之,每個詞從其所在的“謂詞”(范疇)類別看,可稱為“某某謂詞”(某某范疇);
      而從其所在的類都是“謂詞”(范疇)的一類看,每個詞又可以直接統稱為“謂詞”(范疇)。例如,我們一旦確定“黑”、“白”、“好”、“壞”等詞屬于“性質謂詞”(性質范疇),那么它們也就毫無疑問地都是“謂詞”(范疇)?!爸^詞”(范疇)與每個具體的詞的關系乃是共名與個體的關系——共名總是適合于每一個個體,正如“人”這個共名可以用來泛稱每一個具體的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亞理士多德所說的“謂詞”(范疇)的直接所指是極其廣泛的,實際上包涵了所有用來描述、說明各種事物的詞。這一結論也許會讓一些研究者頗感意外,但這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因為亞理士多德所說的“謂詞”(范疇)本身即意為“用于說明之詞”,而事實上又有哪一個詞不是“用于說明(事物)”的?[xii]其次,既然“謂詞”(范疇)的本義是指所有用于說明事物之詞,那么據此可以認為那些表示各類“謂詞”(范疇)名稱的詞本身如“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遭受”等10個詞也同樣應該屬于“謂詞”(范疇)。具體地說,這10個詞所說明的是第一層意義上的10類眾多的具體“謂詞”(范疇),例如,“人”、“兩肘長”、“白”、“一倍”等詞是用來描述、說明各種事物的具體“謂詞”(范疇),而“實體”、“數量”、“性質”、“關系”等又是用來描述、說明“人”、“兩肘長”、“白”、“一倍”等具體“謂詞”(范疇)的“謂詞”(范疇)?!@可以視為亞理士多德所說“謂詞”(范疇)的第二層所指。沿著這一思路還可以追問:作為所有具體“謂詞”(范疇)總名的“謂詞”(范疇)本身是否也是一個“謂詞”(范疇)?答案自然也是肯定的,因為“謂詞”(范疇)這個詞其實是對“一切非復合詞”的一個總的描述和說明?!@可以視為亞理士多德所說“謂詞”(范疇)的第三層所指。

      如果說第一層次的具體所指是亞理士多德《范疇篇》“謂詞”(范疇)的“實謂”(即《范疇篇》“謂詞”(范疇)的實際所指),那么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具體所指則是亞理士多德《范疇篇》“謂詞”(范疇)的“當謂”(即根據《范疇篇》之理,其“謂詞”應當有的具體所指)。但無論是哪個層次的“謂詞”(范疇),就其都是說明事物的“謂詞”(范疇)而言,其間并沒有根本差異。由此可見,根據亞理士多德“謂詞論”(范疇論),語言中所有的詞在一定條件下都可以成為說明某種事物的“謂詞”(范疇)。

      三、“范疇”涵義辨析及“范疇”、“概念”、“術語”關系另解

      藉由對亞理士多德《范疇篇》的具體分析,我們可以對其“范疇論”形成以下幾點基本看法:第一,“范疇”實為“謂詞”,即用于說明事物之詞。這是“范疇”一詞的原初內涵,也是作為認識論和邏輯學術語的“范疇”一詞的基本涵義。認識到這一點可防止對“范疇”(category)一詞不同用義的混淆。我們知道,在現代西語中,“范疇”一詞經常用來表示某些基本的、明確區分的實體類別或概念類別。筆者暫未找到有關語言學資料,可以清楚地說明最初表示“說明事物之詞”的“范疇”究竟是如何在現代西語中衍生出了“事物類別”(包括“概念類別”)這一流傳甚廣的用義,但是下面的這個推理應該有一定的道理。根據前文分析,在亞理士多德的《范疇篇》中,“范疇”一詞是10類“非復合詞”的共名,10類“非復合詞”即10類“范疇”,或者說亞理士多德所說的“范疇”包涵了10類“非復合詞”;
      又因為詞是概念的表現形式,所以也可以認為亞理士多德所說的“范疇”包涵了10類概念。但是在后人的理解中,“范疇”由表示“10種類別的概念”逐漸變成了表示“10種概念的類別”,這樣“范疇”也就有了“概念的類別”之義。在“概念類別”這一用義的基礎上再稍作引申,“范疇”便有了“事物類別”這一更廣泛的用義。這一衍變過程可以示意如下:

      各類“非復合詞”——各類概念——概念類別——事物類別

      可以看出,在“范疇”一詞用義的整個衍變過程中,從表示“各類概念”到表示“概念類別”是非常關鍵的一步。有人可能認為,“范疇”表示“各類概念”與表示“概念類別”,其間沒什么本質的區別。但事實并非如此,二者表示的實際意義區別甚大:說“范疇”表示“各類概念”,表明這是用“概念”來說明、界定“范疇”,“范疇”與“概念”之間是種概念和屬概念的關系,表明“范疇”本身也是“概念”,最終要表現為具體的“概念”。這個意義上的“范疇”,其具體所指應該是各類概念中的所有具體的概念(詞),如《范疇篇》中的“范疇”即應該是指“人”、“兩肘長”、“白”、“一倍”等所有具體的詞。但如果說“范疇”表示“概念類別”,則是用“類別”來界定、說明“范疇”,視“范疇”為一種“類別”。這種意義上的“范疇”,其具體所指則是這些概念的“類別”,而不是所有具體的概念。照此理解,《范疇篇》中的“范疇”就只能是指“實體”、“數量”、“性質”、“關系”等詞所指稱的10類“非復合詞”的“類別”本身,而不是各類中所有具體的詞——“詞的類別”與“各類具體的詞”的區別正如“人類”與“各類具體的人”的區別,其實質是類別與個體的區別,二者雖極易混淆卻又絕不能混淆。

      上述分析也表明,當人們不再把亞理士多德的“范疇”理解為“各類概念”的共名而是理解為“概念類別”的共名時,其實已經背離了“范疇”一詞的原初用義。但是在西語中,“范疇”一詞的原初涵義與現代用義是并存的,學者一般也能夠意識到二者之間的區別和適用語境。問題是,當我們組合成“范疇”這個漢語詞把κατηγοριαs 以及其他語言中與之相應的category等詞翻譯為漢語時,卻只能表達出這個詞所表示的“概念類別”或“事物類別”這層用義,而將其對學科“范疇”研究而言極為重要的“謂詞”這一本義遺落了。這一表意并不完整的翻譯埋下了漢語學界學科范疇研究中亂象叢生的病根。正是在此基礎上,人們開始了對各種學科理論范疇的具體所指的普遍誤解,主要表現為僅僅把作為各類概念的名稱的詞當作“范疇”,同時把各類概念中的具體概念僅僅視為“概念”以便與其所理解的“范疇”區別開來。如認為亞理士多德《范疇篇》所說的“范疇”僅是指“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遭受”等10個作為10類詞名稱的詞,而不是指這10類詞中所包涵的“人”、“兩肘長”、“白”、“一倍”等眾多具體的詞。論者并沒有認識到,亞理士多德實際上是把“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遭受”這十類詞稱為“范疇”,而不是僅僅把“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遭受”這十個詞稱為“范疇”(當然,這十個詞對其所說明的這十類詞來說也是范疇,但這已經是另一個層面的范疇)。轉貼于

      第二,“范疇”作為說明事物之詞總是針對其所說明的事物或事物的某個方面而言的,當一個詞被用于說明某個事物或事物的某個方面時,這個詞也就成了說明某個事物或事物某個方面的某類“范疇”中一個。如當我們用“相同”這個詞說明兩個事物之間的關系時,“相同”也就成了說明這兩個事物關系的一個“關系范疇”。從原則上說,一切語言中的一切詞都可用于說明事物,因此一切語言中的一切詞在一定條件下都會成為“范疇”?!胺懂牎迸c詞的這層關系,為我們提供了確定某個學科或某個理論的“范疇”的明確標準:所謂某個學科或某個理論的“范疇”,也就是所有用以從某個方面描述、說明這門學科或這一理論研究對象的詞(概念)。這些詞就其所描述、說明的研究對象的某個方面而言,可稱為“某類范疇”;
      而就其所描述、說明的整個研究對象而言,又可統稱為“某學科范疇”或“某理論范疇”。

      第三,既然“范疇”即是用以從某個方面說明事物的詞(概念),那么根據所說明事物的范圍大小不同,作為“范疇”的詞的數量也會有多少之異。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有關“范疇論”可以根據其所說明的事物范圍的大小分為兩個基本層次,即“一般范疇論”和“學科范疇論”。所謂“一般范疇論”就是關于說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詞的理論。前述亞理士多德的《范疇篇》即屬于這一層次的范疇論?!斗懂犉凡⒉谎芯磕骋痪唧w學科、具體理論的范疇,而是從超越具體學科和具體理論的最一般的層面,把語言中所有用于說明各種事物的詞作為自己的考察對象,并在所有的詞與作為整體存在的世間各種事物之間建立起了一種說明與被說明的關系。這是一種關于范疇自身的“范疇論”,它雖然并不深入研究世界上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但一切事物卻都是其觀照的對象;
      雖然并不精心分析語言中的任何一個具體的詞,但所有的詞卻都是其關注的目標。作為“一般范疇論”,既然它所研究的是用于說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詞,因此在它這里所有的詞就是關于所有事物的范疇,詞與范疇實現了完全的統一。亞理士多德又把所有的范疇分為10個基本的大類,這是對“一般范疇”更深入的說明。

      所謂“學科范疇論”是指有關某一具體學科和某一具體理論的范疇的理論,諸如“哲學范疇論”、“社會學范疇論”、“詩學范疇論”等?!耙话惴懂犝摗迸c“學科范疇論”之間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一般范疇論”揭示的各種“學科范疇論”共同蘊涵的一般性規律,而各種“學科范疇論”則是一般性范疇規律的具體體現?!皩W科范疇論”與“一般范疇論”的主要區別在于:“一般范疇論”中的范疇說明的是語言所能反映的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而“學科范疇論”中的范疇說明的則是作為某一具體學科研究對象的某種或某類事物;
      前者的外延(在理論上)是泛指的、無限的,后者的外延則是特定的、有限的。

      至此,我們已經對術語、概念、范疇三者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比較。簡言之,術語是指一門學科的專用名詞,概念是指關于事物的觀念,范疇則是指(從不同方面)說明某個事物的詞(概念)。顯然,如果單從內涵上看,三者具有各自的獨特規定性;
      但是如果從某個特定學科的術語、概念、范疇三者的外延上看,就會出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這個特定學科的術語、概念和范疇在外延上是基本一致的。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奧:作為這個特定學科專用名詞的“術語”,實即是從各個方面說明、描述這一學科研究對象的各種詞語;
      而作為這一特定學科的“概念”,包涵了關于這一學科研究對象的各個方面的觀念,其表現形式也是那些從各個方面說明、描述這一學科研究對象的各種詞語;
      至于這一學科的“范疇”,同樣是從各個方面說明、描述這一學科研究對象的這些詞語。也即是說,同一個詞,從其作為說明這個學科研究對象的一個用語來說,可稱為這一學科的“術語”;
      從其所反映的有關這門學科研究對象的觀念來說,則可稱為這一學科的“概念”;
      而從其作為從某個方面說明這個學科研究對象的某類概念中的一個概念來說,又可稱為這一學科的“范疇”。即以“韻味”這個詞為例,它是中國古代文論學科的一個專用名詞,因此可稱為“古代文論術語”;
      它又反映了古人關于文學作品性質的一種觀念,因此又可稱為“古代文論概念”;
      它還是古代文論中用以說明文學作品性質的一類概念中的一個,因此還可稱為古代文論中關于“文學作品性質的范疇”??傊?,在同一學科中,術語、概念和范疇是三位一體的;
      術語、概念和范疇實際上是對這一學科理論所包涵的、具有這一學科理論特點的、用于描述規定這一學科研究對象的有關詞語的不同命名,表示的是同一個詞在不同關系中的三種不同的身份。

      當然,還有必要再強調一下同一個詞作為概念和作為范疇的區別。當我們稱一個詞為“概念”時,意在表明它反映的是某個事物或事物某個方面的觀念,強調的是這個詞與其反映的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
      而當我們稱這個詞為“范疇”時,則意在表明它表示有關某個事物的各類概念中的一個具體概念,強調的是這個詞(概念)在有關這個事物的所有概念所構成的概念系統中所處的層次和位置,也即是強調這個詞(概念)與其所處的概念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

      四、走出古代文論范疇研究的困境

      當我們理解了術語、概念和范疇之間的這層關系,重新回到中國古代文論范疇這個話題時,很多纏夾便能夠厘清,許多誤解便可以消除。首先,我們在確定古代文論范疇的具體所指時不會再陷入非此即彼的機械困境,而是遵循亦此亦彼的辨證思路。我們不必再為古代文論中的某個詞語究竟是“術語”還是“概念”抑或是“范疇”大費其神,因為它既可以是術語,也可以是概念或范疇。如前引汪涌豪先生所舉“章法”一詞,本是術語、概念、范疇三位一體,論者的錯誤并不在于既稱其為術語(前),又稱其為范疇(后),而在于一面堅持對術語、概念和范疇的外延作機械劃分,一面在具體研究中又無法嚴格遵循這一劃分。這一自相矛盾恰恰說明,在術語、概念和范疇的外延之間進行機械劃分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其次,我們也不必再因為誤解范疇的“普遍性”而陷于對“哪些古代文論用語是普遍使用的范疇,哪些古代文論用語僅僅是隨意性使用的概念”之類問題的困惑。確定某個概念是否屬于范疇,其標準并不是看這個概念的使用是普遍還是隨意,而是根據這個概念是否是從某個方面對有關研究對象(實體)的規定和說明。根據這個標準,無論是使用極廣的“賦”、“比”、“興”、“意境”、“意象”、“境”、“氣”、“風骨”等,還是使用范圍較小、時間較短的概念,甚至只是個別人使用的概念(如揚雄論文所用的“元”、“妙”、“包”、“要”、“文”,明唐順之論文所說的“丹頭”等[xiii]),從有關文章的某個類別的概念來看都可以稱為古代文論的范疇(如揚雄所說“元”、“妙”、“包”、“要”、“文”等是說明文章特征的范疇,唐順之所說的“丹頭”是說明文章構成的范疇)。學界因循的根據概念使用的普遍性確定何者為范疇的做法,不惟與概念和范疇的辯證關系不合,亦且帶有很強的經驗性,以至于反復陷入其本來要竭力避免的隨意性。第三,不至于再將不同范疇層次間的區分與概念和范疇的區分相互混淆。如薛富興先生曾在《關于中國古代美學范疇體系》一文稱:“范疇是反映一門學科研究對象和過程最重要環節,勾勒該學科基本輪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門學科的骨架。反映每一門學科體系的范疇的數量是十分有限的,但每一個范疇卻可以有不同的概念表達形式?!盵xiv]其實“反映一門學科研究對象和過程最重要環節,勾勒該學科基本輪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門學科的骨架”以及“數量是十分有限的”云云,說的并不是一門學科所有范疇的特征,而應該是這門學科的“基本范疇”或“重要范疇”的特征。而一門學科中除了這些基本范疇和重要范疇外,還有大量的“非基本范疇”和“次要范疇”,這些范疇卻并不一定要“反映一門學科研究對象和過程最重要環節”,也不必“是一門學科的骨架”,其數量也不是“十分有限”,而應該是“十分豐富”的。例如,在他所舉的“味”與“滋味”、“韻味”、“興味”等文論名詞中,并不能因為“味”是“滋味”、“韻味”、“興味”等概念的共名,就認為只有“味”是“范疇”,而“滋味”、“韻味”、“興味”等就只是“概念”。一個恰當的說法是:“味”是一個文章鑒賞范疇,而“滋味”、“韻味”、“興味”等則屬于文章鑒賞范疇中的“味”一類范疇。在古代文論范疇中,“味”所處的范疇層次可能稍高一點,而“滋味”、“韻味”、“興味”等所處的范疇層次可能稍低一點,但這卻并不等同于范疇與概念的區別。事實上,如果僅僅根據“味”與其所表示的某個文章鑒賞觀念的關系,那么“味”一樣可稱為“概念”;
      而如果著眼于“滋味”、“韻味”、“興味”等與有關文章鑒賞的這類概念的關系,那么它們同樣可以稱為“范疇”。[xv]

      理解了術語、概念和范疇之間的這層關系,前引羅宗強先生的一系列疑問也便可以得到解釋。如問:“我們如果把‘奇’作為一個范疇,那么與之相類的‘正’(貞、雅)、‘逸’、‘悲’、‘怨’、‘靜’、‘遠’、‘輕’、‘俗’、‘寒’、‘瘦’、‘清’、‘濁’、‘飄逸’等等就應該歸入范疇之列;
      同理,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應該歸入范疇之列。那么它們是不是范疇呢?要知道這類用語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個,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帶著隨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經常被使用。它們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評論者在某一次的隨意的評論中用過?!北疚牡幕卮鹗牵骸捌妗迸c“正”(貞、雅)、“逸”、“悲”、“怨”、“靜”、“遠”、“輕”、“俗”、“寒”、“瘦”、“清”、“濁”、“飄逸”等都毫無例外是中國古代文論的范疇,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所說的那些詞語也同樣應該歸入古代文論范疇之列;
      不論這類用語多到何種程度,也不論其使用帶著多大的隨意性和不普遍,按理都應該是古代文論的范疇。只要是古人從某個方面描述、規定文章的詞語,都屬于某種類型的古代文論范疇(羅宗強先生列舉的這些用語屬于“文章特征范疇”或“文章風格范疇”)。又問:“我們是稱這一些為術語呢?還是稱它們為概念?還是稱它們為范疇呢?那么我們要在這些性質不易界定的術語、概念、范疇中挑選哪些作為范疇的研究對象呢?”本文的回答是:我們既可以稱這些詞為“術語”,也可以稱這些詞為“概念”和“范疇”。由于這些詞都可以稱為范疇,所以也就不必在它們中挑選哪些作為范疇的研究對象,我們要做的是確定哪些范疇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哪些范疇作為次要研究對象。至于羅宗強先生所說的“同一部著作中對同一個詞前稱概念后稱范疇,或者理論闡述時把概念與范疇區別開來,而具體論述時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這種現象,恰恰是同一學科理論中概念與范疇的外延重合關系的真實反映。同一個文論詞語,當研究者為了強調它所反映的某個文章觀念時,往往會不自覺地稱之為“概念”,而當研究者為了強調它與關于文章的概念系統中的某一類概念的關系時,往往又會很自然地稱之為“范疇”。因此,說“任何范疇必須是概念”當然沒錯,但是說“并非所有的概念都是范疇”則要作具體分析:如果這是一些孤立的概念當然不是范疇,但如果這些概念都是某個學科理論中的概念,都是從不同方面對這一學科研究對象的規定和說明,那么則應該都屬于這一學科的某類范疇。

      羅宗強先生的另一個問題也很有意義,即“詩言志”、“詩緣情”、“文明道”等究竟是不是范疇的問題。他的懷疑是有道理的。根據亞理士多德的理解,范疇應該是“非復合詞”(即詞),而不應是“復合的”語言表達(即句子)?!霸娧灾尽?、“詩緣情”、“文明道”等顯然并不是詞語(羅宗強先生稱之為“詞語”是不準確的),而是短句(與亞理士多德所說的“人得勝”這一復合語屬于同一類表達形式),因此不能稱之為古代文論范疇——恰當的說法是“古代文論命題”。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對術語、概念和范疇三者之間關系的誤解,不僅存在于中國古代文論范疇研究中,也同樣存在于中國古代哲學范疇研究中;
      甚至可以說前者對術語、概念和范疇三者關系的誤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后者的影響。這里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古代哲學概念范疇要論》這部著作。在該書中,張岱年先生對名詞、概念、范疇做出了明確區分:“名詞、概念、范疇三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別性。表示普遍存在或表示事物類型的名詞可稱為概念,如物、馬等等。而表示一個人或某一物的名詞不能叫做概念,如一個人的姓名稱號或某一歷史事件的名稱等等都不是概念。在概念之中,有些可以稱為范疇,有些不是范疇。簡單說來,表示存在的統一性、普遍聯系和普遍準則的可以稱為范疇,而一些常識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馬等等,不能叫做范疇?!盵xvi]張岱年先生所理解的三者的關系是一種逐層包含的關系,即名詞包含概念,概念又包含范疇。從外延上來看,名詞的外延最大,概念的外延次之,范疇的外延最小。但是,張岱年先生的這種區分并沒有足夠的學理根據:如為什么只能稱表示一類事物的名詞為概念,而不能稱為表示某個特定事物的名詞為概念?事實上所有的名詞都應該表示概念(亞理士多德甚至把表示“第一實體”——即不可再分的單個事物——的詞歸為“實體范疇”)。又如:為什么說那些“常識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馬等不能叫做范疇?而在亞理士多德所劃分的10類范疇中,就有一類專指“人”、“?!?、“馬”、“動物”等概念(詞)。亞理士多德把這類范疇稱為“實體范疇”,而且是所有10類范疇中的核心范疇。

      張岱年先生又根據上述思路對中國古代哲學用語做出了更具體的劃分。他認為:“凡一家獨用的概念或名詞,不能算作有普遍意義的范疇。例如墨子所講的‘三表’,在墨家思想中是很重要的,但沒有被別的學派接受,墨家滅絕之后,‘三表’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了。公孫龍所謂‘指’是他一家的一個獨創的概念,也沒有成為一個普遍的承認的范疇。還有些概念,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頗為流行,但后來銷聲匿跡了,例如‘玄冥’、‘獨化’,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頗為流行,唐宋以后則無人采用,因而也不能算作有普遍意義的范疇。又有個別的思想家,喜歡自造生詞,如揚雄在《太玄》中仿照《周易》‘元亨利貞’而獨創的所謂“岡、直、蒙、酋”,只能算作個人的用語,不能列為范疇?!钡又终f:“但是,也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些獨創性的概念,雖然沒有普遍流行,卻是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實際的某一方面,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所以仍可稱為哲學范疇。例如張載所謂‘能’(《正蒙·乾稱》:‘屈申動靜終始之能’)、方以智所謂‘反因’(《東西均·反因》),似乎都可以列入古代哲學的范疇?!盵xvii]前后兩段對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根據所謂“普遍性”和“流行性”這一模糊的、經驗的標準來確定中國古代哲學范疇所帶來的隨機性和矛盾性。前面說“一家獨用的概念或名詞,不能算作有普遍意義的范疇”,后面又認為有些思想家獨創的、沒有普遍流行的概念“仍可稱為哲學范疇”;
      前面判斷范疇的標準是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流行性,后面判斷范疇的標準則又變成了“較高的理論價值”。再有,說“凡一家獨用的概念或名詞,不能算作有普遍意義的范疇”,又說“玄冥”、“獨化”“不能算作有普遍意義的范疇”,那么這些沒有“普遍意義”的范疇究竟是不是范疇?根據一般邏輯,沒有“普遍意義”的范疇當然還是范疇;
      但根據論者確定范疇的標準,似乎又不能算是真正的范疇。另外,如果因為“玄冥”、“獨化”在唐宋以后無人采用便不能算是范疇,那么古代很多哲學用語現在都已經不再被采用,這豈不是說它們都不能算是范疇嗎?種種矛盾說明,根據所謂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流行性來確定何者是范疇,實際上是走進了一個永遠無法自圓其說的怪圈,只能左支右絀,平添各種混亂。

      普遍性可以作為區分普遍范疇和非普遍范疇的標準,流行性可以作為區分流行范疇與非流行范疇的標準,理論價值可以作為區分理論價值較高的范疇和理論價值較低的范疇的標準,但是它們都不能作為區分范疇和非范疇的標準。確定某個理論的范疇的標準只能是概念(詞)與有關某個實體的概念系統中的某類概念的關系。具體地說,首先是看這個名詞(廣義的)是否是對這一理論所研究對象的描述和規定。這是確定范疇的最基本的標準,一個詞只要是對有關研究對象的描述和規定,即使暫時不知道它究竟屬于其中的哪個類別的概念,仍然可以肯定它是關于這個研究對象的理論的范疇。其次是看這個詞屬于有關研究對象的概念中的哪個類型。這一步是為了對這個范疇獲得更具體的認識。范疇分類的角度和形式是多樣的,可以根據研究需要分別做出不同的劃分。概言之,只要是符合上述條件的詞,都可以稱為有關某個研究對象(實體)的某類范疇;
      這與其使用人數的多少無關,與其使用時間的長短無關,也與其理論價值的高低無關。

      總之,術語、概念和范疇雖然內涵有別,但就某個特定的學科理論而言,其術語、概念和范疇的外延是完全相同的。一旦理清了這層關系,我們在古代文論范疇研究中便可以掙脫很多近似于“作繭自縛”的限制和拘束,并克服由此帶來的種種方法和視野上的缺陷,使得對古代文論范疇進行最為廣泛、最為完整的把握成為可能。理清了這層關系,我們便不必再猶疑、困惑于究竟哪些概念(詞)才是古代文論范疇之類的問題,而是把更多的心思用于區分古代文論范疇的類型與層級,辨析各類范疇之間的內在關聯,分析各種范疇的基本內涵,探析各種范疇的歷史源流等。當然,這已經是下一步的研究任務了。

      [i] 有關古代文論范疇體系研究的主要論文有:彭修銀的《關于中國古典美學范疇系統化的幾個問題》(《人文雜志》1992年第4期),黨圣元的《中國古代文論范疇研究方法論管見》(《文藝研究》1996年第2期)、《中國古代文論的范疇和體系》(《文學評論》1997年第1期)和《傳統文論范疇體系之現代闡釋及其方法論問題》(《文藝研究》1998年第3期),蒲震元的《從范疇研究到體系研究》(《文藝研究》1997年第2期),姜開成的《論“意象”可以成為文藝學的核心范疇》(《浙江學刊》1997年第4期),薛富興的《關于中國古典美學范疇體系》(《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李凱的《古代文論范疇研究方法論再探》(《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牛月明的《中國文論話語的元范疇臆探》(《文史哲》2001年第3期)等。研究專著有陳良運的《中國詩學體系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詹福瑞的《中古文學理論范疇》(河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蔡鐘翔主編的《中國古典美學范疇叢書》(先后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現已出版10余種),汪涌豪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

      [ii] 列寧:《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頁。

      [iii] 汪涌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篇》,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iv] 汪涌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篇》,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v] 汪涌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篇》,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vi] 汪涌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篇》,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vii] 汪涌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篇》,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viii] 汪涌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篇》,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54-570頁。

      [ix] 羅宗強:《二十世紀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之回顧》,見《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羅宗強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文為該書序言。

      [x] 參考《工具論·范疇篇》,秦典華譯,《亞理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頁。引用時略有改動。

      [xi] 鄧曉芒在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時,把德語中的pradikamente一詞譯為“云謂關系”,表明譯者注意到了該詞源自的古希臘語κατηγοριαs的原初用義。見《純粹理性批判》,康德著,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頁。

      [xii] 從《范疇篇》的具體表述也可明確看出亞理士多德所說的“范疇”的直接具體所指乃是各類“范疇”中的具體的詞。如稱:“‘相同’、‘不同’、‘相等’、‘不等’都可以使用‘更多’或‘更少’這樣的字眼。這些詞都屬于關系范疇?!保ā豆ぞ哒摗し懂犉?,秦典華譯,《亞理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頁。)這句話清楚地表明,亞理士多德是把“相同”、“不同”、“相等”、“不等”這些具體的詞稱為“關系范疇”的。依此類推,被稱為“實體范疇”、“數量范疇”等各種“范疇”的也應該是包涵其中的具體的詞。統言之,這些具體的詞即一個個“范疇”。

      [xiii] 揚雄語見《淵鑒類函·文章》引揚雄《法言》逸文。原文為“圣人之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庇盅裕骸坝纳钪^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碧祈樦Z見明萬士和《二妙集序》引。以上材料均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范疇篇》,汪涌豪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xiv] 薛富興:《關于中國古代美學范疇體系》,《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xv] 薛富興:《關于中國古代美學范疇體系》,《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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