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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3年人環境關系論文【五篇】

      發布時間:2025-06-15 13:56:04   來源:心得體會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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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人類歷史,人類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社會形態。每一個社會形態,都存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思想上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即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人環境關系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人環境關系論文【五篇】

      人環境關系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和諧社會思想關系育人環境

      縱觀人類歷史,人類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社會形態。每一個社會形態,都存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思想上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即思想關系;
      每一個社會形態,都存在著占統治地位的集團或階級,以自己的意識形態去教育各集團、各階級及社會全體成員,使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識形態的活動,即思想政治教育活動。這一活動的職能就是建設思想關系,使之成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堅實保障。由于生產力水平與生產關系的不同,不同社會形態的統治集團或階級建設思想關系所想追求的境界是不同的。原始社會追求的是“同一境界”,要求社會成員有一致的思想觀念,以維護氏族和部落的共同利益、公共財產,保存和發展集體力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追求受動者思想絕對臣服于施動者思想,體現思想的專制性,這種思想關系追求的是“統一境界”。資本主義社會追求人與人的平等,維護個人利益和民利,體現出對人的思想和人性的解放,其思想關系的發展也呈現出自由散漫的特點,它追求的是“自由境界”。社會主義社會則不光追求個人的思想解放,人與人的平等和民利,而且講究群體的和諧發展,促使群體共同進步,在思想關系上追求的是“和諧境界”。雖然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思想關系的追求境界不止這四種,但這四種境界最典型、最有代表性,可以說,這四種境界跨越了歷史的時空,涵蓋了人類社會的多元而全面的追求境界內容?!巴痪辰纭弊非蟮氖且环N絕對的集體主義思想,向后人展示了一個“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但這種追求境界是建立在物質極其貧乏、人類十分愚昧這一基礎上的,因此,這時的思想關系表現出自發性、野蠻性、狹隘性、仇殺性等特點?!敖y一境界”在目標上追求思想的一律性,避免差異性,有一種法家的一掃千軍、百川歸海的感覺。由于“統”有利于思想力量的聚合,便于各項政令的暢通,從而統一受動者行動,使受動者不在有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權利。這時的思想關系表現出枷鎖性、專橫性、壟斷性等特點?!白杂删辰纭痹谀繕松献非笏枷氲陌l散性、多元性?!白杂伞彪m并不忌諱趨同,但不刻意求同,更在意由性而生、率性而為、自然發展、隨遇而安,講求施動者與受動者之間地位平等,權利平等,但實質上是“以個人為中心、以個人的利益作為衡量人們行為價值的唯一標準”的利己主義?!昂椭C境界”在目標上追求思想的“同中異”和“異中同”的完美融合,有一種儒家的寬弘大氣、其樂融融的感覺。它講究思想的差異共處,寬容差異轉化,調和對立矛盾,倡導中庸適度而不偏執極端,是包容多元的合一。從“和”的歷史淵源來看,可以追溯到中國先秦時期儒家思想??酌弦浴叭省?、“禮”治天下,倡導“和”,反對“極”,以中庸之道“和”天下。相比于“同”和“自由”這兩種境界來說,“和”的境界顯然要高明一些,它綜合了前兩種境界的優點而趨之,避免了前兩種的不足,有一種厚德載物,海納百川的豪氣;
      它更符合人性,是人類苦苦追尋的理想家園。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和”的思想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并不斷得到發展和傳承。追求和諧的境界不僅是思想關系所向往的,也是社會各方面事業發展的必然結果。為什么當前我黨把“和諧”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讓我們先來從理論上考察一下“和”的豐富的內涵。關于“和”,有多層內涵?!昂汀?,首先是一個哲學概念。有人僅僅把“和”看成是一個重要的道德規范,只注意到了孔子所說的“禮之用,和為貴”,這是很膚淺的。實際上,“和”不僅是儒家德育思想的哲學依據,也是治國致道的思維方法,更是中國人文精神的精髓?!吨杏埂分姓f,“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崩献釉f“知和曰?!边@就是說,“和”即常道,常即常性、中性、穩定性、規律性。在我國傳統思維習俗中,“和”有著極其豐富的意蘊。首先,“和”體現出德育思維中的整體意識。就是說,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要和諧、和睦相處,人僅僅是這個和諧的統一體中的一部分,人不能脫離這個和諧的統一體而獨自存在。其次,“和”體現出德育思維目標上的定位準確性??鬃诱J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睂ⅰ昂汀迸c“同”區分開來,有利于人們準確地制定所應追求的正確的德育目標。第三,“和”體現出德育思維內容和見解上的真理性和適宜性?!昂汀钡膬热輵遣町惞蔡?,就是說,人要承認世界是多元并存的矛盾體,并承認差別存在的合理性。世界需要多樣化的存在,才能保證世界的豐富性,這是“和”的意義所在。此外,“和”的內容還包括“差異轉化”。和是差異、矛盾和對立的轉化的努力與追求。第四,“和”體現出所崇尚的德育思維方法?!昂汀眲t中,即無偏、無執,追求的是適度。在對人的道德問題態度上,既不能“過”,也不能“不及”,而應符合法度、符合常理,講求適中、適度,這才是認識事物的正確方法。在認識方法上善于“叩其兩端”,從不同視角全方位的觀察和分析客體,摒棄兩極化價值觀與思維方法。在操作實施方法上,要“執兩用中”,以中去軟化兩極,調和矛盾,化解對立。即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第五,“和”體現出儒家思想對事物發展條件的基本共識?!昂汀奔词巧鷻C。和則生,和則化,和是一切事物的新生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叭f物得和以生”、“陰陽和則萬物得”,因此,萬事萬物只有“和”,才能天地各守其位,萬物因此繁衍??梢?,“和”是儒家德育思想的哲學依據,也是儒家道德意識的本質,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主旨。古人關于“和”的這些豐富內涵說明,“和”的思想關系境界高遠深邃,博大精深,超過了“同”和“自由”境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的、明智的選擇。

      我們黨在思想關系的追求境界方面,立足于育人工作體系和諧發展,以和諧發展思想理念來發動思想,形成和諧、良性互動。和諧思想關系體系的構建不僅仰仗于思想關系理論研究、思想互動效果研究、思想關系理論與思想政治工作的適應性研究,而且依賴于和諧育人環境的構建工作。

      關于育人環境,馬克思曾說:“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環境造成的,那就必須使環境成為合乎人性的環境?!睂嶋H上,馬克思所說的“合乎人性的環境”,也就是我們老祖宗所講的“和”的環境。那么,這種和諧的育人環境如何構建和維護呢?首先,要樹立“天下為公”的德育目標理想。儒家崇奉的“天下為公”、“社會大同”、“人際親如”、“生活富足”的大同世界,實際上與我們共產黨人追求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其次,在人們心理品質上注重“誠”的培養。一方面,誠是道德本原,誠才能使主客體和諧、才能使人參天地而立。誠則無擾,使人固守善道,排除外擾。另一方面,誠能溝通物我關系,強化人的認識能力,增強化物、化人的能力。我們今天所推崇的“誠信”教育實際上就是要培養社會成員的“誠”的心理品質。只有“誠其意”,才能“正其心”,才能維護好和諧的育人環境。第三,在德育方法上注重疏導,輔以約束。在疏導對象方面,要尊重人的現實性、層次性、動變性,尊重受的過程性。在導的方式上,針對不同的教育內容和教育目的,可以采用理性疏導、典范示導、情感引導、審美化導等多種方式。在以正面引導為主的前提下,適當發揮律法約束的作用,恩威并濟、德法結合,共同維護育和諧的人環境。第四,在社會治理方法上,“法德結合”。和諧的育人環境光靠德治是不行的,還要注意用法來約束不良行為,要“法德結合”,法、德不可偏廢。第五,在社會道德環境上倡“禮”尚“義”?!岸Y”是社會道德規范的制度化、程式化規程,其目的在于調節人際關系,其本質是“和”。以“禮”為行為次序和倫常,以“仁義”為行為導向,共同構建和維護“和諧”的育人環境。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余仰濤.思想關系學[M].武漢: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

      人環境關系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文學;
      傳播;
      媒介環境學

      尼克•史蒂文森在《認識媒介文化》一書中概括了西方媒介研究的三種主要范式:批判范式、象征與文化研究范式、媒介形態范式。批判范式探究媒介的內容與意識形態、權力控制等因素的關系;
      象征與文化研究范式探究媒介的符號意義以及受眾對符號的解讀;
      媒介形態范式考察媒介本身對我們共同視野的影響[1](P3)。從他對這三種媒介研究范式的分析中能看出,西方的媒介理論研究長期以來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媒介所承載的內容方面,正像英國傳播學者大衛•霍爾莫斯所說的那樣:“除了少數幾個理論家,比如麥克盧漢、德博爾,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鮑德里亞,媒介研究的主流領域很少關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種具體的媒介,看起來圖像的具體內容以及圍繞圖像進行的表述具有一種魔力,這種魔力掩蓋了促使內容得以實現循環的特定傳播模式。傳播學研究,尤其是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的傳播學研究已經對人際傳播中實際存在的互動過程以及信源、信宿和信息之間的雙重傳播模式進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即使考慮到上面提到的那幾個理論家,傳播媒介的實際結構特性所產生的社會意義相對來說很少受到重視?!保?](P5)然而隨著信息媒介的技術革新,這種狀況發生了變化,“從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互聯網大肆擴張,對傳播媒介的社會意義進行理論研究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帶來了一種轉機,使我們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綜合維度,而不僅僅是作為附屬于語言學的衍生品。媒介研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個歷史性的研究對象,那就是互聯網,互聯網為媒介理論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視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來理解傳播?!保?](P5)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迫使我們把目光聚焦到媒介形式本身對人、社會、文化的影響,考察媒介形態特點所構建的媒介環境對人類社會的總體影響。這種研究范式逐漸形成一個比較緊密的學術集群———媒介環境學,成為與批判學派和經驗學派并行的第三種傳播學研究范式。

      一、媒介環境學概述

      媒介環境學雖然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就出現了,但是正如霍爾莫斯所言,真正形成一種流派是以互聯網的興起為契機。媒介環境學的主要源流是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多倫多學派的代表是哈羅德•伊尼斯和馬歇爾•麥克盧漢,二人號稱“多倫多雙星”。紐約學派以尼爾•波斯曼為旗手,他最早把“MediaEcology”這個詞語學術化和體制化,在紐約大學設立了媒介環境學的博士學位點,稱得上是媒介環境學的學科奠基人。媒介環境學的理論立足點是“人”,認為相對于人來說,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構成社會傳播環境,媒介技術所提供的傳播傾向對人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會進一步影響人類的思想和社會文化的樣態。伊尼斯、麥克盧漢、波斯曼、尼斯特洛姆、翁、萊文森、梅洛維茨、林文剛等媒介環境學代表人物從媒介與環境互動的“人文———技術”視角考察各種媒介形態本身對人的心理、思維、感知等產生的影響,以及媒介對人類社會文化的重大影響,力求為人類傳播活動的發展提供一種反制力量,提醒人們對媒介的偏向和影響做好預先準備和防范,以維護媒介環境的平衡。最能代表媒介環境學思想精華的是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即訊息”,媒介就是訊息本身,而不只是其物質載體。媒介是社會發展和社會形態變化的重要因素,從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是這個時代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媒介構成我們的傳播環境,人與媒介環境的關系就像魚和水的關系,人是魚,而媒介就像人生存于其中的水,媒介創造了一種完全把我們包裹住的感知環境,“結果就是我們看不到這個環境,就像魚兒看不到水一樣,這個過程建構了我們的感覺,我們與它親密無間。自動的感知導致一種休克的狀態,就像水仙花神那樣麻木地沉醉于自己的倒影,我們也被自己創造的技術所控制”[3]。

      國內對媒介環境學的關注始自新世紀以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傳播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的社會現實中,張詠華、李明偉、何道寬等傳播學者把目光投向新興的媒介形態研究。張詠華著《媒介分析:傳播技術神話的解讀》綜合分析了伊尼斯、麥克盧漢、威廉斯、梅洛維茨等人的媒介理論,著重梳理他們關于媒介技術及其影響的觀點,并且對國內媒介研究進行述評,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觀點。李明偉的博士論文《媒介形態理論研究》(2005)把伊尼斯、麥克盧漢、梅洛維茨、萊文森等人的思想作為傳播學研究的一種范式來加以界定和闡釋,系統分析了他稱之為“媒介形態理論”流派的整體情況,認為“媒介形態理論是從研究不同媒介形態的特性出發,關注媒介形態(尤其是社會主導媒介)及其變化可能產生的深遠社會影響這樣一種研究范式”[4](P11)。何道寬翻譯了大量媒介環境學派的理論著作,連續發表多篇關于媒介環境學派及其主要理論家的評述,闡釋這個新興傳播學派的源流、理論命題等;
      并與李明偉、美國傳播學者林文剛①等人對“MediaEcology”這個學派的名稱翻譯問題進行了重新思考,認為其與國內本土的“媒介生態學”研究存在范式、內涵、旨趣、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直譯為“媒介生態學”會產生混淆。為了與國內媒介生態學相區別,也為了更恰當反映這個學派的內涵和主旨,最終決定依據這個學派的根本性質和研究主旨,而不是采取字面直譯的方法,將其定名為“媒介環境學”。媒介環境學被中國學者視作第三種傳播學研究范式,這種認識不是人為的拔高,而是基于現實傳播環境所做出的客觀思考。當下網絡和移動終端媒介已經成為主流,多元而且發展迅速的媒介形態帶來全新的傳播實踐和體驗,全媒體、融媒體、復媒介等新概念迭出,傳播學也要跟隨這種變化而更新,在媒介化生存的社會中,世界和中國都需要尋求能夠解釋當下復雜傳播現象的理論,以期獲得理性的思索?!懊浇榄h境學所關注的媒介技術及其對人和社會的影響,更貼近傳播學本來應有的母題。研究面向公眾和處于媒介環境中的個體與社會,有助于改變行政、市場導向主導的傳播學研究格局,回應公眾的需求”[5]。

      二、引入媒介環境學視閾拓展文學傳播學研究

      媒介環境學派主導了20世紀后半期傳播學的媒介轉向,并將歷史意識和宏觀模式分析引入傳播學研究,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角和新領域。從目前情況來看,媒介環境學的引進譯介工作在何道寬等學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經取得很大進展,我們面臨的是在與國外媒介理論研究互動的基礎上,如何把這個理論的研究導向本土化,結合我們的具體理論現實和社會現實,對其進行更具有現實指導性的解讀和深化。媒介環境學理論走向本土化和深化的途徑之一就是與其他學科進行融合交叉。研究文學與媒介環境的關系既是對文學現實處境的回應,也體現了當下學術融合和學科交叉發展的趨勢,可以為文學和文藝學研究拓展新的增長領域,同時也是傳播學研究本土化的體現。文學首先是一種基于媒介的藝術,文學活動與傳播活動產生交叉互動的平臺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態特征必然會影響到文學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和整體面貌。當文學傳播研究開始關注媒介問題時,傳統的世界—作者—文本—讀者的框架開始顯露出它的局限性,而作為文學發生的社會環境和物質條件的媒介,越來越顯示出它對文學傳播活動的重大影響力。無論是作者與媒介,文本與媒介,還是讀者與媒介的關系,都對文學傳播的具體形態和效果產生著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作為文學傳播的第五維,媒介與文學的關系成為文學傳播學的重要理論焦點和學科增長點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懊浇榄h境學主張泛技術論、泛媒介論、泛環境論、泛文化論。換言之,一切技術都是媒介、環境和文化”,這是媒介環境學有別于其他傳播學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一般認為,媒介是個靜態的、消極的、中性的概念,僅僅是承載信息的容器罷了,而麥克盧漢這樣闡釋他那句名言“媒介即訊息”:“任何媒介,無論廣播還是輪子,都有一個趨勢,那就是創造一個全新的環境,這樣的人的環境往往帶有一種難以看見的屬性。我們對環境習而不察,但得到一個補償機制,那就是注意環境的內容?!?/p>

      正是在內容的誘惑之下,經驗學派不遺余力地追尋著變化莫測的傳播過程,試圖用有限的實證主義的策略來對付無限的多變的傳播現實;
      批判學派用尋求正義和公平的價值標桿衡量媒介傳播的權力,力求媒介內容的客觀公正,而沒有充分注意到媒介本身的傾向性。麥克盧漢用他那警鐘一樣的格言提醒我們,媒介并不僅僅是告訴我們世界發生的變化,實際上它們自己才是這些變化的真正的內容和原因。所以積極地接觸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研究理論,借鑒其理論觀點和視角,對文學活動進行新的開掘和嘗試,是目前文學傳播學充實學科內涵的需要,也是擴展學科發展前途的重要途徑之一。將媒介環境學引入文學研究,對我國文學傳播學研究的推動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有助于拓展文學研究的視野。媒介曾經被認為是外在的物質載體,似乎是中立的,毫無價值傾向的,以至于長期被文學研究所忽視,我們的文學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學作品、文學流派、文學理論等研究對象。文學傳播學是在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下以及傳播學的促進下發展起來的新興交叉研究領域,這個領域最初仍然傾向于關注文學傳播媒介所承載的內容的傳播,對文學傳播媒介自身的考察不足。媒介環境學的主要學者尼斯特洛姆認為媒介環境學的核心思想是由物理學的相對論引申而來,“觀察者使用的探索工具不同,對世界認識的結果不同。所以,人類要研究這個并不獨立于人類存在的,隨著觀察者和探索工具變化的世界,就需要研究探索工具本身,因為探索工具本身影響人類對世界的認知,而媒介技術就是探索工具之一,不同的媒介技術可以影響并導致人們對世界的不同認識”[8]。

      對文學而言,這些探索工具不僅僅是文學所依附的書籍、報刊、影視、網絡等各種媒介物質形態,還包括語言,語言在組織構建現實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學傳播學要研究各種探索工具包括語言如何通過文學活動構建和重構我們棲息其中的現實世界。引入媒介環境學的研究視野能夠激發我們從媒介形態特性的角度思考問題,換一個角度,也許一些看似毫無關聯的文學理論和文學現象背后隱含的文化動因和發展軌跡可以顯現出來。二是為文學研究提供更高的追求。媒介環境學研究的目的是把媒介作為環境,從中透視社會文化歷史變遷的整體軌跡和規律,宏觀理解社會現象和歷史變革。媒介環境學是思想批評傳統的一部分,這種研究目標帶著深厚的人文關懷,它促使我們把目光從具體個案上移開,上升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性分析,認識到人類能夠了解的現實是觀察條件綜合作用之后的現實,觀察條件限制、改變了我們所能了解和認知的現實;
      認識到媒介的局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基于這種對局限性的洞察,媒介環境學從著眼于人類文明發展未來的出發點考察媒介與社會的互動歷史,力求為主流思想提供反制力量,確保社會環境的平衡。這就給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更高的目標參照,借助對媒介形態及其形成的媒介環境的研究,考察文學傳播活動這個社會傳播子系統與媒介的互動關系;
      分析在網絡技術和移動通訊技術重新界定人類傳播活動的情況下,如何認識文學在數字傳播環境中的現實價值和存在意義;
      在關注文學發展命運和軌跡的同時,探索文學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制衡和推動作用,以及維持人類精神情感世界平衡的意義。三是豐富文學研究的方法。

      在方法論層面上,媒介環境學以直覺洞察和宏觀模式識別為主,將哲學思辨、直觀體驗、歷史對比、模式識別等研究方法綜合起來,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拓展新方法的可能性。麥克盧漢等媒介環境學者把模式識別作為理解文化和技術的手段,不是采用線性的、三段論式的論述,而是采用類似于立體主義畫派的那種多維視角共存的論述方式。所以他的解釋提供觀點,卻不提供論證,轉向形而上的因果關系,從形式上直接把握某種事物之所以成為這種事物的原因。麥克盧漢的目的是超越線性視覺原理,吁求恢復多元感知的模式識別方式,重新認識關系模式,并用這種多維關系模式理解媒介。長期的文字傳統把文學研究范式局限在線性邏輯推延的范圍內,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其他的研究范式。因此引入媒介環境學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文學研究嘗試開放的多維度的研究方法和評價體系,從新的視角和標準重新審視社會、文化、歷史中文學的角色、作用和價值。目前無論是在文學傳播研究中借鑒媒介環境學的理論和方法,還是以媒介環境學的視閾考察文學現象和文學活動,這兩方面的相關研究都需要繼續加強。截止2017年1月,以“媒介”為主題詞并含“文學”在中國學術文獻網絡出版總庫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文獻,其中以論述新興的網絡媒介、視覺媒介等對文學的影響居多。從這些文章的參考文獻能夠看出,初期他們所參考的理論和方法大多來自文學理論、文化研究、美學、哲學等,即使借助傳播學理論也大多是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的理論。隨著媒介環境學逐漸被中國學者熟悉并接受,麥克盧漢、伊尼斯、波斯曼、萊文森等人的理論和觀點正在逐漸成為分析文學傳播問題的重要理論工具之一。

      總體來看,目前關于文學與媒介的關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尤其是關于網絡等新媒介對文學及文藝理論的影響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從宏觀媒介環境的視角分析文學現象和文學發展的研究還亟需拓展,我們在研究文學傳播問題時尚需開拓視野和方法,對媒介形態塑造的媒介環境與文學生產、文學接受、文學批評等的相互關系予以更多的重視。因此,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文學傳播學的研究亟需從傳播學的新范式中吸取富有啟發性的新觀點和新視角來擴展理論視野,開掘理論研究的新領域。尤其需要改變目前媒介環境意識淡薄的現象,重視媒介在文學傳播活動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從宏觀規律和微觀現象兩個方面對文學與媒介環境的關系進行系統梳理和研究,為數字化媒介環境中的文學藝術提供理性啟示和方法支持。媒介環境學也需要通過與其他學科的對接融合拓展自己的適用性,將理論觸角探入學科交叉領域,培育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麥克盧漢對藝術家寄予厚望:“(媒介)環境純粹是一套基本規則,一種總體上囊括一切的力量,這種形式幾乎辨認不出來,唯一的例外是藝術家,他們一般用激情向人們解釋新環境的性質,提出對付新環境需要的文化策略?!保?](P46)文學藝術身處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雖然媒介環境經歷著巨變,但是作為人類精神家園的文學仍然散發著它無可代替的魅力。只有參與到媒介環境的變化中去,放棄情緒化的表述,從文學與媒介的互動關系中探查其中的規律和秘密,對文學的價值和界限做出比較清醒客觀的認識,才是文學以及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術氣度和風范的體現。

      三、借助媒介環境學研究文學傳播需注意的問題

      “媒介即訊息”的本意絕不是讓人們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只關注媒介而不關注其內容,借鑒媒介環境學來分析文學傳播活動也并非意味著文學的內容不重要。文學的藝術審美價值主要還是由文學作品的具體內涵來實現的。當我們引入媒介環境學的視野之后,會發現文學的內容與媒介形式,不論是與文學的符號媒介形式還是物質媒介形式之間都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學的內容并不是獨立于媒介的,相反,一定時期的媒介形態與文學內容以及文學傳播的方式和效果都存在交互關系。而且從文學發生的歷史來看,文學傳播經歷了不止一次重大媒介變革,這些變革也相應影響到文學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和因素,影響到文學的內容,可以說我們今天的文學是經歷多次媒介演變的累積結果。文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提醒我們在借鑒媒介環境學的理論和方法時要充分考慮與文學研究的相互適應性,尤其要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一)關注文學主體的能動性

      就像許多學者在分析媒介環境學的局限性時所說的那樣,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單獨對社會和文化發揮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響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構建多元化理解和闡釋的關系模式時,仍然要全面考慮各種因素,避免將某個因素的影響夸大,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做出誤導性的結論。尤其要注意的是關注作為文學主體的人的作用,關注人的主觀能動性。人面對媒介時不是被動的,媒介是人創造的產物,也是人選擇的產物,所以人的意識、情感、思維、立場等是影響媒介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媒介如何與社會互動的重要因素,畢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對社會的影響也好,都要借助人以及人的社會化活動為中介才能實現,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又是媒介的“媒介”。媒介環境學更多地關注媒介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在某些問題和方面忽視了人的能動性,這些局限性是我們考察文學傳播研究活動時應該予以糾正的。

      (二)注重間性分析

      無論是線性的邏輯思維也好,還是麥克盧漢所采用的“四元因果關系”模式也好,任何處于關系性存在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的狀態和行動軌跡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是關系性的存在。所以我們要采用主體間性的方法去分析媒介環境對文學傳播的影響,既要考慮媒介技術和媒介形態對文學創作、出版、發行、閱讀、反饋等環節的影響,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內容割裂開,還要考慮媒介對文學內容的影響;
      同時我們也要考慮到文學活動的各個環節和因素對媒介的影響和反作用,從多個方面,綜合多種因素考察文學與媒介的相互關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響,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個空殼,要結合內容進行分析;
      既要看到文學活動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環境中的文學,兩者互為背景,互為主體,形成主體間性的關系。這樣我們才能全面地認識文學傳播活動的內涵、屬性及其相關關系。

      綜上所述,將媒介環境學視閾引入文學傳播學研究是對社會現實的呼應,是文學以及文學理論學科發展和理論生長的自然選擇,文學自身需要尋求能夠解釋當下復雜的多元的傳播活動的理論和方法。從媒介環境的角度看待文學活動,可以重新認識和理解文學活動運行的內在社會機制和藝術生產機制,重新闡釋文學的文化價值和藝術規則,實現從傳播學的視角拓展文學研究的視野,從文學的視角豐富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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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環境關系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中國國內的環境倫理學界在移植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同時,對其進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種新的生態倫理學——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它既涵蓋了整體主義的和諧發展論,又包括完整的環境正義觀。

      西方的環境倫理學創立于2O世紀7O年代,在8O年代傳人我國,對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然的價值、自然的權利等西方環境倫理的重要范疇也相應地成為我國環境倫理中的主流話語,以至于有學者認為,我國學界“對激進的自然中心主義比較重視,幾乎是全面接受,相反對美國的環境正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理論討論和介紹的卻很少”。但是,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國內的環境倫理學界在移植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同時,對其進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種新的生態倫理學——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它既涵蓋了整體主義的和諧發展論,又包括完整的環境正義觀。

      西方環境倫理學誕生之初就出現了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兩大對立的派別,它們都具有關注自然的傾向。2O世紀7O年代以來,隨著正義運動的興起,對環境正義的研究也變得日益顯著,西方環境倫理學逐漸從對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的研究,轉向了對受人與自然關系影響的社會倫理(主要以正義為主題)的關注。

      1、自然中心主義

      圍繞著自然是否具有內在價值、人類是否對自然負有直接的道德義務等問題,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tL,主義(非人類中tL,主義)爭論不休,但自然中心主義借助民眾覺醒的環保意識而占據了優勢地位,成為直至7O年代為止的主流環境倫理主張。

      自然中心主義認為,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把人視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排除在人的倫理視野之外,從而導致了對自然的掠奪,并引發了生態危機。所以,必須承認非人類存在物的內在價值和權利,承擔起對自然萬物的道德責任。然而,由于依據的核心概念不同,自然中心主義內部也出現了眾多派別。辛格的動物解放論、雷根的動物權利論以及史懷澤和泰勒的“生命中心論”都以傳統的西方道德理論(如功利主義、目的論等)作為原點,將傳統人際倫理中的“內在價值”、“權利”等范疇直接移植、延伸到動物和所有的生命身上,得出了關愛動物乃至所有生命個體的結論,因而屬于個體主義陣營。與此相對,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和納斯的“深生態學”則力圖擺脫傳統的束縛,以生態學為基礎賦予整個生態系統以內在價值,強調關愛物種和整個生態系統,以生態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作為道德評價的標準,甚至要求人類為了自然放棄發展,所以,屬于整體主義陣營。雖然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理論起點不同,但它們共同致力于顛覆傳統的價值觀,力圖拓展人類道德關懷的范圍,因而帶有鮮明的激進主義色彩。

      不可否認,西方的自然中心主義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反思,體現了人類為走出生態危機、生存困境的積極努力,在全球都有廣泛的價值意義。但必須看到,自然中心主義并非是一種普適的倫理,它是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針對西方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代表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此,自然中心主義對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抽象論證遮蔽了現實世界中不同國家、不同群體、不同地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地區在環境利益上的差別,“對‘反增長哲學’的欣賞表明他們根本無視處于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以至使環境倫理可能陷入‘倫理的不倫理性’困境”。所以,環境問題的解決僅僅局限于人與自然的框架是無法給出答案的,而需要在人類社會關系內部探求合理的解答。

      2、環境正義

      事實上,隨著由環境因素引發的社會不公正問題逐漸凸顯,自然中心主義因缺乏對現實的細致關注而無力回應,環境正義論開始取而代之。環境正義論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的抽象論爭,認為生態破壞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學和世界觀方面的問題,而是源于存在著特權等級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會結構模式。正是社會關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義性,才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才塑成了一種試圖主宰自然的價值觀念。所以,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通過重建社會正義秩序來實現環境權利與環境責任在人類之間的公正分配。

      從歷時態的角度看,社會正義秩序首先要解決代內正義的問題。這意味著現實生存著的當代人必須謹慎考慮正義的擴展性,當代人之間應當在環境利益和責任上公平分配。具體而言,代內正義表現為國內環境正義和國際環境正義兩個層面。國內環境正義關注同一國家內部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區域間在環境利益、責任分配上的公正性。因發達國家較早地遭遇了生態危機,國內環境正義問題首先在發達國家表現出來:富人的居住區和工作環境通常都是很環保的,而重污染工業企業一般都坐落或毗鄰窮人和少數民族的生活區,窮人和少數民族承受著不合理的環境負擔。但后來弱勢群體的抗議以及西方一些學者們的披露,迫使西方國家在法律的制定和環保機制的建立方面作出改善和調整,因而國內環境正義問題并未引發持續的理論紛爭。然而,在國際層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問題的成因及責任劃分上爭執不休。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的過度消費和浪費造成了全球性生態危機,要求發達國家為生態危機承擔主要責任并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侵害做出補償。但是,發達國家不僅利用有毒廢物輸出、不平等貿易等手段將垃圾運往發展中國家從而轉嫁生態危機,而且還指責發展中國家過多的人口導致了生態危機,他們才是受害者。翻例如,美國學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論就是無視公平的利己主義方案,“嚴重地侵害了分配正義的原則,完全忽視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人權”網。實際上,環境正義絕不僅僅是發達國家內部的正義,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全人類的正義。如果不能突破民族和國家的域限,人類只能因戰爭而毀滅,沒有“共同的未來”。

      代際正義也是環境正義關注的重點,它強調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在環境利益和責任上的公正分配。雖然一些學者因未來人的不在場和不確定性否認對后代的責任和義務,但主流觀點認為,我們的理性能夠超越現在把握未來,能夠預知未來人的利益。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和消費主義的盛行將使人類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為了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代人必須為后代人承擔責任和義務。羅爾斯的“正義的儲存原則”為解決代際正義問題提供了一個理論視角。他主張在人類的各代之間確定一個合理的儲存率,每一世代都按其進行財富的傳遞。雖然這只是單向的恩惠,當代人不可能從遙遠的后代人那里得到回報,但是,如果每一代都能貫徹正義儲存原則,從歷史過程來看,就實現了人類整體在代際間的公正。羅爾斯的正義儲存原則涉及的是經濟財富的代際傳遞,但可以把資源與環境的代際傳遞加入進來,這樣就可以作為代際環境正義的原則,指導人類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

      環境正義不僅僅涉及代內正義和代際正義,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理論還從性別和社會制度的視角揭示了環境正義的內涵。生態女性主義將環境退化與對女人的壓迫聯系起來,將環境正義歸結為男女正義,認為解放自然必須解放女性。生態社會主義則將批判的矛頭對準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認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引發的整個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要求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以社會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社會變革,建立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在資源占有和利用上保持公正的生態社會。

      環境正義諸理論看到了人類社會內部不同主體在環境問題上的差異性,表達了不同主體維護自身環境權利的要求。但是,環境正義論關注的焦點僅僅是人類的社會倫理,卻忽視了自然對人類社會環境正義問題所具有的先在性和決定性意義。實際上,環境正義不僅僅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公正,同時更應是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公正。因為,人與自然血肉相連,自然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中國的環境倫理學是在譯介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者們批判地采納了西方自然中心主義派別中的整體主義陣營之整體主義價值觀以及環境正義思想,將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與受人與自然關系影響的社會倫理關系聯系起來考察,建構了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

      中國學界的主流聲音強調,“我們不贊成以人為中心的人道主義,也不贊成以自然為中心的自然主義。如果硬要說以什么為中心,或者,人類行為以什么為尺度,那么,要在它的更高層次,即‘人一自然’系統這一層次,也就是說,以‘人一自然’系統為中心。這一系統的完整性和健全,它的和諧發展共同進化(‘雙贏’)是人類行為的最終尺度”。因為,生態學為我們揭示了一個由人、生物群落和自然環境所組成的有機統一體,有機體以及有機體中的所有存在物(包括人)都有內在目的,因而,不僅僅人,自然萬物都有內在價值和權利。所以,生態倫理學要求人類必須正確處理以下利益關系:“①一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關系;
      ②現代人與子孫后代的利益關系;
      ③人類與自然界的利益關系。它的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表示人類行為中對全人類公共利益的關心,以及對人與自然共同利益的關心。因而這是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它把世界看作有機統一整體,當代世界是‘經濟一社會一自然復合生態系統?!?/p>

      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中國有學者認為西方自然中心主義主張放棄發展的觀點是錯誤的。西方自然中心主義預設了一個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極地適應,這不僅僅忽視了人與自然相互沖突的一面,而且把人降低為生物,一筆勾銷了人的社會性本質。實際上,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是對立統一的,當二者發生沖突時,作為地球上最智慧和唯一具有道德能力的物種,作為主體的人,有責任也有能力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調節和控制,我們將“在確立正確的自然價值觀的基礎上,轉變人對自然的對策,調節人對自然的作用機制,加強人對自然作用的科學管理,實施對自然價值和文化價值的科學的多價值管理……既不是以損害根本自然價值的方式實現文化價值,也不是以減少文化價值的方式保護自然價值”,而是“既滿足人類的生存需要,又維護生物圈的健全、穩定和整體性,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和共同進化”。所以,與西方自然中心主義不同,中國的生態倫理學不是僅從自然環境的角度來尋找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而是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層次去思考問題,相信人類能夠贊天地之化育,能夠成己成物。這是整體主義的和諧發展論。

      人不僅與自然之間存在矛盾,人與他人、社會的利益關系也存在矛盾?!疤幚磉@兩類矛盾的關鍵是承認自然價值,因為它的根本問題是‘公平’,即公平地分配自然價值的問題”同3170也就是說,“在自然價值的分配上,要求既兼顧當代人之間的利益、當代人和后代的利益,又兼顧人與自然的利益,既保障社會安全,又保障生態安全。在此,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西方學者強調的社會領域內的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iustice),我們還關注人與非人類存在物之間的生態正義(ecologicaliustice)。因為,“環境正義的主張過分強調了人與人的環境關系中的經濟政治維度,而忽視了生命共同體中非人類生命對生存環境的客觀需要,看不到生態正義的實現對環境正義的實現是同一過程不可忽視的兩個方面,因此它對非人類生命物種的健康生存的生態正義沒有足夠的重視和關心。是故其環境正義觀也是一種片面的環境正義觀,而不是一種完整的環境正義觀。完整的環境正義觀不僅包括對人的環境正義,同時也包括對非人類生命的生態正義”。

      在環境正義的原則上,中國學界對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比較重視,并對其進行了修正。中國學者要求發達國家、強勢群體承認和維護發展中國家、弱勢群體平等的環境權利,要求發達國家承認發展,尤其是反貧困對發展中國家的優先性。同時,還要求在環境保護領域實行污染者付費原則和環境受益者付費原則,在資源開發利用領域實行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付費原則和受益于資源消費付費原則,以使作為受益方的發達國家、強勢群體對作為受害方的發展中國家、弱勢群體作出補償。在解決生態正義問題上,佘正榮先生提出了“作為共生的正義”的原則:“作為共生的生態正義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存利益的調解,首先應該是種際層次的,而不是人類個體對非人類個體層次上的……共生的正義就是要允許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存?!盵噠就要求我們做自然的道德人,有意識地約束自己的行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學者從中國國情出發,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對西方的環境倫理進行了揚棄。采納了自然中心主義、環境正義的一些主要范疇以及將環境倫理建立在生態學基礎上的致思理路等,但得出了與西方環境倫理完全不同的結論。這意味著西方環境倫理在中國發生了轉型。為什么誕生于西方文化傳統中的環境倫理能夠在中國轉型?

      人環境關系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環境科學的哲學;
      環境倫理;
      環境人文社會科學;
      環境

      中圖分類號:B82-0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165(2013)01-0067-17

      環境科學特殊對象是指城市、鄉村和荒野地環境,關于這些特殊對象的哲學與倫理學研究是環境科學整體研究的組成部分,其研究內容、基本觀點和切入點、研究的方法依據以及路徑選擇是本文的研究圖譜,也是研究的基本綱領。

      一、研究內容

      環境科學基本理念是環境科學工作者的工作哲學,也是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從理論觀念走向實踐觀念的一個值得研究的領域,其研究內容主要有環境和生態的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重大環境實踐中的理論問題研究。

      (一)環境和生態的科學哲學問題研究

      當前我國環境科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環境(水、氣、路和建筑物)的規劃和設計,人造廢棄物、污染物的分類、化合與分解規律,污染標準、污染物技術處理工藝標準以及環境質量、環境容量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如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循環和再用以及資源無害化和節能減排等,也創造了一些新的核算方法,如生態足跡、綠色GDP、低碳經濟、生態文明等核算和排序方法。特別是在城市景觀設計、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生態城市、生態示范省、綠色教育、綠色大學等實踐探索方面,需要環境哲學和環境倫理學的基礎建構。生態科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植物、動物、人類等層面的生存狀態及其相互依存和作用規律的研究,提出了生物圈的性質、本質、評價標準等生態理論問題,開始觸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環境哲學和生態倫理學層面的基本問題。關于環境理論的研究集中在大氣環流規律、生物地球化學規律、生物物理元素的遷移規律,以及城市物理環境變化機理和改善方法、污染物的理化和生化理論等;
      關于生態理論研究重點是從非人類的個體、物種、生態系統、景觀角度研究動物、植物、微生物生態規律。這兩方面的理論研究,都提出了生態進化與文化進化、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人類的生態限度與生物的“生活方式”和“底線福利”等理論問題,開始關注以往被忽視的人與自然生態關系的哲學理論研究,關注人所在的地理環境生態、保護區相鄰的經濟發展區位、人口的量和質、文化生態基底、生態意識和主導社會輿論傾向以及培養生態文明公民等問題,涉及人的環境觀念、生態信念、生態價值和行為規范方面的定位和本質等問題,這些問題也與環境的立法基礎或環境法理學有密切聯系,這也是開展恢復自然、保持自然、保存自然和明智地利用自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的基本問題。因此,跟蹤環境科學和生態科學研究前沿提出來的具有哲學和倫理學意義的新概念、新問題,開展環境的生態哲學或生態的環境哲學問題研究,可以為環境或生態實踐決策提供理論基礎。

      (二)重大環境實踐中的理論問題研究

      圍繞著黃河斷流提出來的“維持河流健康生命問題”,展開“河流倫理學研究”;
      針對國家天然林保護工程實踐提出來的“本土生態文化建設問題”,開展“林業職業生態倫理和森林多價值管理研究”;
      針對原始濕地恢復和保存提出來的“有償供水問題”,開展“水權的價值定位和倫理評價根據問題的研究”以及“濕地倫理和多價值濕地管理研究”;
      特別是積極吸收西方環境保護的積極成果,開展荒野環境及其保護、生物多樣性及其保護的哲學和倫理學問題研究。

      針對我國普及環境意識和提高全民環境素質的需要,配合、教育部和國家環境保護部開展創建“綠色大學”活動,開展綠色教育理論、綠色大學指標體系和管理模式的研究。這些研究緊密聯系我國現代化建設實際,使環境哲學和生態倫理學研究充滿生機和活力。

      開展環境或生態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有助于完善環境科學和生態科學理論,能夠為我國環境規劃、決策和立法奠定環境哲學和倫理學基礎;
      批判地吸取西方環境哲學的成果,挖掘古代民族優秀文化智慧,建構中國環境哲學和生態倫理學,有助于豐富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
      協調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關系,面向實踐作出理論應答,能夠加速促進科技的生態轉向、民族環境素質的不斷提高,從而有助于加快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步伐。

      二、立論的基點和基本觀點

      我們開展上述問題的研究,堅持學術共同體的研究范式,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立論的基點

      1 “一個地球,兩個世界”的生態環境世界觀

      地球是一切生命存在的環境,這個生態環境生育和繁衍千百萬物種――人類和非人類。他們共同處于地球生態環境中卻是“兩個世界”的存在方式:人類是在經濟世界中,以經濟為特征不斷地發展壯大的;
      其他物種是在生態世界中或在荒野世界中,以它們在荒野中趨向自身善的方式即以實現它們自身內在價值的方式不斷地繁衍。今天我們認識到,地球是按生態配置的,不是按照經濟配置的。因此,我們人類必須自己創造自然沒有的東西使之進入人類的經濟過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人類的繁榮。這是今天我們造成生態環境問題的客觀原因。要解決這種生態環境問題,就需從根本上改變生態環境觀念,確立“一個地球,兩個世界”的世界觀:一是人類世界與非人類世界相互依存,人類是自在和利他在的統一,人與其他非人類作為種的存在不可分割;
      二是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相互作用,關注作用的限度和彼此承受能力,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2 地球環境不僅是“資源”更是“根源”的價值觀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依賴于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環境系統的相互作用。自然環境系統有兩方面功能:一是為社會經濟系統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資源,是自然資源的提供者;
      二是接納社會經濟系統的垃圾和廢棄物,成為垃圾和廢棄物的堆放場所。然而當今全球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資源面臨耗竭以及生態環境的污染。這兩類問題使社會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處于緊張局勢:資源耗竭問題將使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生態環境污染問題將使自然環境失去維持生命(包括人類)生生不息的機能。這兩類問題歸根結底是“要錢還是要命”的問題。由此我們發現生態環境系統折射出地球環境不僅是我們的資源,更是根源。我國古代把天(乾)地(坤)稱為父母,古希臘人也有“大地母親”之說。她不僅具有工具價值――生養萬物,也具有內在價值――為了她自身的生存和健康呈現的內在自組織功能,她具有系統價值和固有價值。

      3 從社會契約到“自然契約”的生態權利觀

      社會契約論是17―18世紀最有名的政治理論,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士、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社會契約論有兩個基本功用:解釋國家起源,規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相互間的權利和義務?!白匀黄跫s”是一種新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約定。認識這種契約有兩個步驟:第一,從自然規律到自然法則,體現在“農民按節氣種地、收割”,“漁民觀天象出海捕魚”,否則將一事無成;
      第二,從自然法則到“自然契約”,一條大河把上游植被與下游居民的生存有機地聯系起來,“上游砍樹下游遭殃”,所以“禁止砍伐上游的森林”,不僅是生態學規律的描述,也是環境倫理學規定的“應當”,即“應當放棄砍伐上游的森林”,“應當”意味著“該做”,不做不僅是違背生態學的“事實”,更是違背倫理學張揚“價值”。反過來,“能做不一定應當做”,因為以“人是生態共同體中的一部分”的信仰為特征的“自然契約”,它的一個前提和公理,即生態學潛在著倫理學。如兩個角斗士在沼澤地中的廝殺,他們沒有贏家,打斗得越激烈,沼澤地吞噬他們越迅速!沼澤地的“自然契約”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人類之間,今天的世界經濟角斗,如果忽視地球“自然契約”,其結果不外如此。

      首先,自然(界)是有名分的,有按照自然的方式生存下去的自組織機能,包括自我更新、自我調節和自我繁殖能力。這是一種不以人的意愿為轉移的自然秩序,是宇宙歷史在地球這個星球上積累的“能生育”的優秀成就。人類迄今為止還不能借助科學技術手段模擬或控制這種自然過程。1993―1996年美國“生物圈二號”試驗失敗,1億美元買來的教訓就是“地球生物圈白調節機制不可替代”。根據這個事實,如果人類世界還是瘋狂地掠奪自然資源,仍然奉行“以大欺小”、“以強欺弱”,而且拼命地“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無視“自然契約”的警告,那么地球生物圈的自調節機制就會發揮作用,即遭到所謂的“大自然的報復”。

      其次,地球產生自然萬物,也產生人類文化。當今時代已經進入人類自然階段,即所謂“人類世”。在“人類世”,人以前的自然一去不復返,人現在的地球自然正在危及人類和其他生命的生存,人類的未來和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未來取決于人類現在的抉擇。我們今天正在開展的環境革命就是在這樣危機的背景下發生發展的觀念革命,由此引發一系列傳統觀念、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革。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我們怎樣變革,都不可回避人類要生存就必須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資源的現實,這樣勢必造成人與自然的沖突。由此,有三種選擇:順從自然、征服自然、不顧自然,問題的本質在于自然是什么。筆者認為,今天人與其他生命物種在地球上形成的自然,符合非平衡生態學的解釋――一種遠離平衡態的動態穩態的自然,這種穩態的自然狀態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度。

      這種自然之度,從地球地質過程和生物進化過程的協同進化而言,一方面表現為地球環境具有“能生性”和“養育性”,使地球生命生生不息;
      另一方面體現在地球的地表形態和生物形態具有“協同性”和“進化性”,呈現由單一到多樣、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系列,這是一種所謂的地球環境的正向演替。如果人類未來的抉擇符合地球“生生不息”和“正向演替”,那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

      再次,我們要學習其他物種乃至生物圈的生態智慧,調整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任何其他物種都要進入食物鏈環,都要以捕食的方式利用和改造自然,以維持自身的繁衍,在結果上考察:一是捕食與被捕食者相生相克,形成互為需要、互為滿足的健康生活的關系;
      二是不同物種間具有斗爭性,種群或群落則具有穩態性,群落之間具有波動性,系統層次則具有穩態性,以此類推,符合“整體支配并決定部分”的規律。這些其他物種間、群落間、系統間不會出現資源耗竭,也不會出現環境污染,其根源在于物質的封閉循環、能量的梯級轉換和種群增長的自然閾限。

      (二)基本觀點

      根據上述生態環境世界觀、價值觀和權利觀,考察環境科學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其中涉及全局性的、共性的一般實踐觀念問題,主要呈現為以下十大方面,由此分析也體現出本文堅持的基本立場和觀點。

      1 新“公地悲劇”――中國環境問題的解決,不僅要教育民眾,更要教育干部

      “公地悲劇”是美國學者伽勒特?哈丁在1968年提出來的環境社會問題。他的主要觀點是:對于公共土地的私人利用,政府不能采取放任主義的態度,否則公地就必然遭到破壞。哈丁列舉了在公共土地(草原上)私人養牛放牧的例子:每個養牛戶都在市場經濟的拉動下,傾向于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增加牛的數量,最終超過草原的自然承載力,結果是草原環境被破壞,牛的頭數銳減,這個例子可以類推到我國土地沙化的原因探究,即公共草原的利用不能放任市場經濟的自由馳騁,政府應當制訂相應的干預政策。

      但是,在我國造成“公地悲劇”的重要原因與哈丁所指的主體對象不同。哈丁的“公地悲劇”主要是指由牧民的個人主義被市場經濟放大的機制而產生的,而在我國造成“公地悲劇”的主體不是老百姓,而主要是某些地方的領導干部。即不僅僅在于不少老百姓缺乏生態環境保護的知識,而且在于有些地方領導安于無知,或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聽之任之,或無知加膽大,或明知故犯。如某些地方的鄉鎮領導不懂得土地生態規律,不知道他們的草原是不能開墾的,不懂得“自然界原本是什么植被就應當保留什么植被的道理”,也不認真思考為什么這樣的土地在過去幾十年都被劃為草原而沒有被列入開墾的土地范圍,更沒有研究當把這樣的土地承包給當地農民時為什么農民提出堅決的抗議。然而,當地人不敢開墾的草原卻被當地的領導承包給外地人,外地人是為了錢財,那些領導是為了當地盡快致富。經過幾年的大豐收,隨之而來的是沙塵暴。不僅無法維持繼續耕作,就是其他鄰居的好土地也被快速撲來的泥沙所掩蓋。受害的農民不知道自己是被害者,更沒有想到為維護自己的環境權利而,往往以為這是天災,不得不忍氣吞聲,搬遷他處。實質上,這些現在是草原的地方,它們的形成是地質演化歷史上經歷千百萬年的河水沖擊篩選形成的泥沙基底,后經草類植物登陸固化沙面,逐漸構造成今天的草原。這些地方是不能亂動的,一旦植被遭到破壞,原本固定的泥沙隨風蝕而活化,特別是在我國的東北地區,春季干旱少雨,西北風又大,這就必然導致揚沙或沙塵暴天氣。由此看來,北京、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等地區出現不同程度的揚沙天氣甚至沙塵暴,就不足為怪了。

      2 要破除“企業科技不斷革命,經濟無往而不勝”的神話

      在世界上建立第一個工業企業是在17―18世紀的英國曼徹斯特市。當時工業企業運轉有兩個前提性的假設:提供給企業生產過程的自然資源是無限的;
      自然界自然而然地會消解企業排放的廢物。因此,傳統的企業發展理論只關心企業內部的經濟性問題。一方面,企業推向市場的產品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在產品生命周期內企業家根據市場拉力調動科技研發新產品,形成企業科技推力,即不斷地開發并推出新的替代產品上市,以此類推,形成“產品1-產品2……產品n”的產品更替系列;
      另一方面,企業新產品的不斷開發和批量生產,需要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只要科技不斷創新,新產品不斷上市,企業經濟就會不斷增長,社會也就會不斷發展。這就是所謂“企業科技不斷革命,經濟無往而不勝”的神話(圖1)。

      然而,當代全球環境問題,特別是環境污染和自然資源面臨浩劫問題出現以來,已經使這個神話徹底地破滅。其癥結就在于“企業外部生態環境的不經濟性”以及對自然資源價值的曲解(只有勞動價值)和誤用。實質上,企業既是連接人與自然關系的環節,也是接通人與社會關系的中介。在企業內部生產,必然受到企業外部資源、環境和社會需求變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決定企業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所以,企業科技與經濟的關系并非線性決定。企業利用的自然資源總是有限的,生態環境同化人類廢棄物的能力總是有限的,因此企業科技投入研究和發展新產品的能力,既受資源的類型、稀缺度的影響,也受環境同化廢棄物的能力和經濟承受能力的限制。對于為石油開采業提供開采工具的工業企業來說,盡管企業內部不斷研發出新的開采工具,推向市場,但是由于石油開采難度日益增大,效率下降,也就直接導致企業收益遞減。此外,用于電力傳輸的導線,已經歷過銅線――鋼鋁線的產品替代;
      用于制造門窗的原料經歷了木材――鐵材――塑鋼材的產品變化,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總的趨勢是資本投入逐漸增大,收益呈現遞減規律。

      3 要警惕“顧客是上帝”、“用戶第一主義”的陷阱

      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消費活動與生產活動被稱為最基本的人類日?;顒?。生產是為了消費,消費是為了促進生產。消費與生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正反饋關系。因此,作為生產單位的企業家和作為服務單位的銷售商,通常打出“顧客是上帝”、“用戶第一主義”的招牌,表達顧客需要什么就滿足什么的態度和企業行為規則。如果單純地從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的關系考察,企業的行為就是為了盈利,只要能盈利,顧客的需要就是“絕對命令”。但是,如果從“資源、生產、消費和環境”相互作用方面考察,作為社會需求行為的消費,在消費什么和怎樣消費方面受到資源和環境因素的限制和約束。因為顧客或用戶的需求不一定都是合理的。首先,顧客的基本生存和社會需求是合理的,而奢侈的需求則是不合理的。其次,擴展消費的概念,不僅僅對人工產品的耗費是消費,對自然產物的磨損也是消費。再次,顧客消費活動與企業生產活動不僅僅是在經濟場域中支撐社會發展的經濟結構過程,而且也是在社會場域中引導社會文明的社會建構過程。因此企業與顧客的關系、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不僅僅要有經濟尺度,還必須有生態環境尺度。凡是符合社會走向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過程的消費,就是正確的,反之就是錯誤的。

      4 “自然的社會構建”是有限的

      社會建構論是當下流行的重要的社會學理論,這種觀點認為“我們認為世界是什么,主要取決于我們如何看待它,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則又取決于我們是哪種社會關系的一部分”。由此,所謂“事實”、“自然界”和“知識”,以及“觀點”、“情感”和“欲望”都可以歸結為一種社會構建。由此得出:自然是通過我們的知識、語言和利益途徑自己創造的;
      自然界不僅僅是外在于我們,“在那存在”。因為我們總是不斷地改變我們所知道的“外在存在的”意義。這種觀點有兩方面的弊端:一是自然被人變成人類主義的真實,似乎自然本身不真實;
      二是受工業建造主義的影響,自然客體是主體在思想上的建造。事實上,自然存在先于我們人類,它能自我建造。所以,不能將“自然的社會構建論”無限擴大化。首先,1993年“生物圈二號”試驗失敗,表明我們現在對科學規律的認識和評價是很有限的,我們還不能把握地球生命支持系統極其復雜的關系,因而不可能用技術設備或技術方法無副作用地取代地球經過幾十億年演化過來的精致復雜的自調節機制。其次,我們的科學認識和工程建造伴隨風險,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事故。如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升空不到7秒鐘就突然發生爆炸;
      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突然發生泄露等。第三,荒野環境不能用社會建構?;囊霸谌酥爱a生,可以獨立于人存在,也不受人的控制。

      5 局部環境決策是正確的,相對整體環境變化不一定正確

      2004年5月,黑龍江流域局部江段出現斷流現象,引起了環境社會學者的關注。事實上,黑龍江的斷流不僅僅是環境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問題。既有其深刻的歷史、經濟和政治原因,也有對生態環境的屬性和特征無知的原因??疾旌邶埥囊暗氐拈_發歷史,近半個世紀以來,農業部和農墾總局為了解決國民的糧食問題,積極開發“北大荒”,形成了今天的“北大倉”;
      國家林業部(局)組建森林工業總局,在黑龍江開發大小興安嶺和張廣才嶺上的原始森林,目的是支援國內工農業和國防建設,以及支持國外抗美援朝的正義之戰;
      國家黃金局一直在黑龍江原始林區內開采黃金??梢哉f,各個部門對生態環境價值的挖掘和利用都符合局部主管部門的利益,由此從各個局部利益上評價和當時國家最主要的任務是發展經濟的情況來看,他們的局部開發行為都是必要的、迫切的、正確的。但是,從黑龍江流域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上看,則是有問題的――當時還不知什么是環境問題。決策者對環境性質和特征的無知是造成今天黑龍江流域出現“間歇式斷流”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地球生態環境是一個有機體。自從人類在地球上產生至今,地球環境就成為人的利益的組成部分,人們的利益也成為地球生態環境利益的組成部分。因此,人的利益與生態環境的利益具有關聯的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依存的穩定性和波動性、作用的有限性和時滯性特征。任何建立在局部利益基礎之上的環境決策備選方案,都必須經過生態環境整體利益的選擇和評價。實質上,近年來我國黃河流域局部出現的斷流現象,顯然是局部環境決策違背環境整體利益導致的一個結果。同理,環境無國界,各個國家的環境規劃也應當將局部人的利益與環境整體利益相權衡,尋找各種局部利益與環境整體利益的張力的平衡點,這是做好局部環境決策的重要方法。

      6 “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局部問題需要整體考慮才能解決

      當今世界任何環境問題都是復雜的社會問題,特別是環境的破壞具有長期的歷史積累性,解決環境問題也是“持久戰”,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局部環境破壞對環境整體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局部環境破壞的治理,需要各方面的鼎力協助,不可能自己能夠解決自己的環境破壞問題。如扎龍濕地自然保護區從2000年以來,每年春季都出現火災。多年來扎龍濕地保護局千方百計地開展濕地環境的治理,但是效果甚微。其原因有三個方面:(1)扎龍濕地風水系統遭到破壞。扎龍濕地水源烏裕爾河到達扎龍濕地之前已經干涸,主要是大氣環流和上游地區種水稻、建水庫所致。(2)居住在扎龍濕地中的人口劇增以及人為活動與濕地生態沖突嚴重。濕地是根據生態規律運行,而人是根據市場經濟規律運行,特別是當人們的生活處于生存線上下波動時,即使懂得濕地生態與人們生存的依存關系,也幾乎不可能有余力保護濕地景觀。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預,不需很長時間扎龍濕地景觀和生物多樣性就會遭到破壞,按此下去,不超過10年作為國際重要濕地的扎龍,就會在地球上消失。(3)扎龍濕地屢次著火,已經不是扎龍濕地一地的生態環境問題或當地人的生存方式問題,現在已經逐漸升級為黑龍江省和國家的問題,甚至成了國際性的問題。國家現在實施的“天然林保護工程”本質上是我國原始森林長期過度砍伐,局部地區的林業局進入森林資源危機和林區經濟圍困即所謂“兩?!辈荒軌蜃跃鹊慕Y果。也就是說,局部環境惡化的治理需要整體協調和運作。

      7 要關注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承載限度――短板原理

      這就是所謂人與環境關系的“木桶原理”。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幾乎所有的人類因素和環境因素都起作用,但是,對人與環境關系起決定性影響的限制因子往往局限于某一類因子而不是全部因子。就人與自身的身體環境而言,以往我們突出人們干工作的大無畏精神,認為“小車不倒只管推”,“犧牲在工作崗位上的同志是好同志”。實質上,人的精神和文化力量確實是表現人的本質特征的重要標志,“人活著總是精神活著”,這似乎是人生價值的根本意義。但是,如果我們懂得了一點環境理論,懂得環境倫理學,有了生活的環境科學意識,那么,在評價自身的能力限度,就會不僅僅停留在人們以決心和毅力為基礎的對社會貢獻的量,也會考慮到自己的生物身體是否健康和可持續,而且后者的狀態往往決定著前者。在知識分子中“英年早逝”的現象,就是忽視考慮自己生物身體健康和可持續這方面限制因子的典型事例。如果我們以此理論擴展到人與自然關系,那么,其道理也是如此。即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作用限度,不應當以人類的文化的和科學技術的能力為尺度,而應當以弱化的一方即其他生物維持生生不息的承受限度為尺度。當代生態環境問題嚴峻,主要表現為野生物種的加速滅絕,反映了地球生態系統惡化的程度,這是向人類敲響了警鐘。

      8 解決“越是‘綠’的地方越窮”的辦法是需要將生態環境效益折算到當地的全社區進行補償

      全球生態環境狀態與經濟發展程度有負相關性特點,即越是發達國家其原始荒野地越少,越是欠發達國家或貧窮國家其荒野地就越多。從全球范圍來看,大多數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在保護共同的地球家園的投入方面已經基本達成共識,即各個國家對地球環境的保護承擔與本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國際義務。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負責管理主動承擔本義務的國家上繳的費用,并通過非政府組織的行為,資助“越是‘綠’的地方越‘窮’的那些國家的環境、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如全球環境基金會、世界自然基金會等資助我國原始濕地保護的重大項目。

      在我國“天然林保護工程”是國家在“綠”和“窮”的地方展開的恢復生態環境功能的緊急救助工程。因為不開展這個工程森林就保不住,這個工程解決了部分國有森工企業職工的吃飯問題,緩解了林業職工的生存與森林生存的尖銳矛盾。但是,這個工程的出發點和目的不是補助當地社區的人,而是按照勞動價值論核定發放給林業職工保護天然林的工資。如按照“遠山管護”和“近山管護”原則行事,而當地的非林業居民――農民,付出的是機會成本――從森林得到效益的機會,則根本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此外,現在,林區原來的工人,由“砍樹人”轉變成了“護林人”,可是至今他們的身份卻沒有變化,仍然是產業工人,而不是“國家在林區的人”,“護林人”應當把保護森林作為一項國家事業,由此應當是事業單位的職工?!疤烊涣直Wo工程”已經過第一階段10年,第二個10年已經開始,這類問題不解決直接影響未來的保護結果。

      事實上,保護環境要付出代價。環境是一個整體,一地保護環境,其他地方受益,受益方應當出資對保護環境方作出補償,這是應盡的道德義務。否則,保護環境付出代價得不到道德支持和經濟補償,即使是環境好的地方,也很難保持得住?,F在,在一些發達國家核收環境稅,有一定的必然性,值得借鑒。

      9 社會與和諧自然相互依存

      人類世界與其他生物世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存在方式?!叭俗呷说?,獸走獸道?!钡?,他們在存在的生態價值、生態權利和生態利益方面具有同一性和統一性。從人與自然的決定性關系來看,只有可持續的生物圈,才有可持續的人類社會。和諧社會是一個學習社會,是不斷地培養新人、養成良好人性的過程。和諧自然,也是一個學習過程,不僅僅局限于人的學習,事實上,其他動物也是在學習和進化。正如人性的養成一樣,其他動物的野性也是后天養成的,那些非人類生命不僅需要清新的淡水、特定的光通量和氣候、溫度、濕度等環境條件,也需要適合他們生存和健康成長的生態條件,包括種群、群落和生態系統與我們人類社會的相互依存和適度作用。因為我們的社會決策和個人行為的結果,對他們可能有利或有害,因為他們“有其自身的善”。因此,我們在建構和諧社會的時候,不要忘了同時也要把對“自然王國”的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避免單純地一切都從人的需要出發,一切事情以人的利益為尺度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

      10 人類由“征服”自然走向與自然協調,需要持久戰

      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經歷了百萬年的時間:由采集一狩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現在的后工業社會或微電子社會,人類中的一部分真正可以體面地生活,盡情地消費和休閑。但是地球生態危機的脅迫和人類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形成明顯的反差,人們不得不向自己提出人類社會發展生態轉向的任務,即在21世紀人類由“征服”自然走向與自然的協調,走向可持續發展。我國在近年來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理想目標,黨的“十”又把生態文明融入到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中一體建設,形成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國家實施戰略,更加堅定了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并舉的國策。似乎理論已經走向實踐,人們征服自然的觀念已經或正在改變,事實上遠非如此,思想觀念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如果說人類學會“征服”自然用了二三百萬年,那么人類要真正走向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至少也需要一個紀元。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生態倫理現在僅有少部分先知先覺者認同,甚至有人干脆奮起反對的原因。實質上,生態倫理是未來的倫理,其道德優越性和普遍性認同需要幾十代有識志士的不懈努力。

      三、研究的方法論

      客觀地說,在我國有以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為對象的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有不少專門研究這方面的學者,也發表許多相關理論問題研究的論文和著作,它們代表了大多數我國不同門類的人文社會科學碩士點和博士點的研究成果,但是究其學科傳統和學術研究范式往往是純文科或純社會科學的概念和邏輯的研究,目的是創造理論觀念而非實踐觀念。主要表現為忽視或不顧環境科學的歷史和邏輯、科學理論和科學事實,以及在環境科學實踐中提出來的迫切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參與研究的問題信息,所以,盡管他們是以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為研究對象,但是他們問題的提煉、研究方式的選擇以及理論觀點的破和立,則來源于國內外相關人文社會科學經典作家的理論和邏輯,這也就是在人文社會科學界把這一類針對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稱為理論的文本研究或至多稱為理論的應用研究的緣由。

      還有另一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群體,他們對環境科學發展呈現出來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需求感興趣,針對環境自然科學關于特殊對象的研究,展開相配套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這種關于環境科學特殊對象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被稱為實踐的理論研究,其目的是創造實踐觀念和決策依據。實質上,環境科學特殊對象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既需要理論的應用研究,吸取理論觀念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實踐的理論研究,確立實踐觀念和決策依據。這種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理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是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重要方式,是在觀念上掌握世界的基本認識途徑。

      人們在觀念上把握外部世界即把握“世界1”(自然界)需要“世界2”(精神世界),有兩種最基本的方式:一種是理論觀念的方式,另一種是實踐觀念的方式(圖2)。所謂人把握外部世界的理論觀念方式,是指人在實踐基礎上認識、反映、再現外部世界過程,追求的是人的觀念對外部世界的符合程度,即對外部世界進行科學的認知。所謂實踐觀念方式,是介于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中間“環節”,是連接理論與實踐的“橋梁”。它是作為一種在本質上仍然屬于精神領域對世界的掌握方式,實踐的觀念以實踐概念、實踐方針、實踐政策、實踐路線和綱領以及戰略、策略,或計劃方案和設計藍圖等形式出現。它與改造和創造外部對象世界所沒有的物質客體為目標的各門科學相匹配,以社會建構(政策、體制和機制)的方式直接指導或支配人的實踐活動。

      事實上,上述指出的以應用理論為特征的人文社會科學共同體,開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是走進社會去觀察和分析現實生活中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而是回到“世界3”文本的世界,在書本中發現社會問題并在書本中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包括解決實踐觀念的問題。因此這一部分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又被稱為“文本研究學者”。這部分學者群是理論觀念的發現者和創造者,也是理論觀念的應用者和傳播者,是正統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因為這類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共同體有完整的社會建構,有人文社會科學正統的學術建制,也有國內外學術交流的舞臺和渠道,包括學會、學會會刊、研究生培養制度、定期的年會制度等。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有一部分非正統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即上述所謂的以實踐的理論研究為特征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他們往往具有自然科學知識背景的,對生產實踐、生活實踐和科學實驗呈現出來的問題感興趣,特別是對環境自然科學關于環境科學特殊對象的實踐研究折射出來的社會問題很敏感,但是他們卻很少有“專業名分”和“學科待遇”,因此他們研究的成果――環境實踐觀念很少被正統學術共同體接受。出現這種狀況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這類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沒有自己的“學術話語權”,社會也沒有給予他必要的承認,即缺乏必要的社會建制和學術建制,直接影響這一類學術共同體的發育和成長,主要表現為被邊緣化,即正統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共同體把這類實踐觀念研究者視為“另類”,而以實踐問題為對象的環境自然科學學術共同體也把他們視為“另類”,因此,這類連接理論和實踐、連接正統人文社會科學與環境自然科學橋梁的“另類”,被邊緣化的同時也直接阻礙了跨學科相關學術共同體的再組織、再整合,也就延緩或阻礙了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這在當今需要多學科交叉、多學科合作的時代,弊端是顯而易見的。這種情況在我國環境科學與工程學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發起和組織的每年召開的“大學環境類課程報告論壇”可見一斑。

      從“4個世界”的觀點考察,理論觀念和實踐觀念把握世界的總體認識框架,能夠為我們開展環境科學特殊對象的哲學和倫理學問題研究方式提供合理解釋。

      環境科學特殊對象的哲學與倫理學問題主要來源有四個方面:一是來源于“世界1”,這作為環境科學所指的環境,既是人類的認識和改造的對象,也是人類的家園和生存與發展的資源,同時也是其他物種的家園和資源,我們應當怎樣對待環境,如何把握好人與自然關系的度,顯然既有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也涉及價值觀和認識論的問題。二是來源于李伯聰教授所謂的“世界4”,人造物世界。從景觀層面上說,“世界4”包括城市、鄉村、道路和橋梁以及一切人工設施和建筑等人工自然環境;
      從局部區域上說,包括建筑物、產品和廢棄物等人造物。它們的共性問題在于要解決人工自然與天然自然的關系問題,這不僅需要環境自然科學的定量研究,制定相關的約束人類盲目發展的指標,還需要環境哲學和倫理學的輔助,以調整和解決好人口、資源和環境的關系。三是來源于實踐活動中環境科學與工程提出來的環境實踐觀念問題和環境社會行為的規范問題。四是來源于理論觀念應用到解決實踐問題時產生的理論分歧和爭論。這種爭論不僅是觀點的差異,更是學術傳統和研究范式的根本差異。

      四、研究的路徑依賴和優化選擇

      (一)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環境自然科學家與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家聯盟,這是從環境問題發生發展的歷史得出的經驗教訓

      美國科學史學家薩頓告誡我們,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洞察科學的起源和進化,我們就不能理解當代科學。同理,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認識環境科學的起源和發展過程,也就不能正確地認識和理解環境科學。事實上,環境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主要來源于環境問題以及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態度變化。在20世紀60年代,人們談論環境問題如同“談虎色變”,覺得危機重重。后來持續20年的環境悲觀論和樂觀論的爭論,以及環境社會政策、體制和調節機制的不斷建立和修正,使人們像關心國家大事那樣關心環境問題,并逐漸對環境問題進入理性的理解。到20世紀最后10年,我國環境污染處理工程開始在城市普遍建立,環境宣傳教育走進社區、走進學校并在全社會普及,“環?!背蔀樽龊檬碌拇~。今天有的人對環境問題的關心已經超出了環境保護的范圍,更關注環境與政治的關系問題。2012全球環境災難沒有如期到來,人們很少像以前那樣求真,刨根問底。關于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坎昆會議,無論會議把“低碳經濟模式”說得多么好,但是總是掩蓋不了潛在的“以大欺小、以強欺弱”的后法西斯主義的邏輯。也有人對環境問題開始忽視,似乎在環境方面該解決的問題正在解決,不能解決的問題也難解決,甚至有一些環境問題,如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化石燃料危機乃至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改善等問題已經超出了環境科學問題的范圍而成為社會難題。也有不少人有一種樂觀的估計,今天的環境問題是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造成的,科技和經濟發展必然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當然也有人持對環境問題漠不關心的態度,好像那種“天塌下來有大家頂著”的習慣思維和態度。事實上,環境問題需要科學技術的解決方式,也需要社會變革,尤其是社會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生活方式的變革。我們當務之急,不僅要關注公眾對環境問題的態度和行動,而且我們學者自身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和理論修養也要再提高,需要教育的不僅是公眾,也包括我們自己。由此需要發展的學科不僅是環境自然科學還包括環境人文社會科學。

      (二)解決環境問題需要環境自然科學與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相互依存、相互支持

      環境問題的解決,一方面需要環境自然科學,目的是發現自然規律并轉化為環境科學技術知識和環境工程技術標準、設備和設施。環境自然科學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各門自然科學學科在環境問題中的應用,認識自然界的內在本質聯系,為人類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科學解釋,進而在環境和資源利用方式以及環境污染治理方面提供科學方法、技術標準和工程措施。

      另一方面需要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目的是配合環境自然科學新成果的社會應用,搞好社會建構。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1)關注自然科學家在環境問題探索中遇到的科學技術前沿的理論問題,開展環境科學技術哲學的問題分析、基本概念的清理和新概念和新邏輯的創造工作;
      (2)利用環境自然科學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產生的科學解釋的信息,進行社會傳播和普及,以提高全民的環境科學意識和環境保護意識;
      (3)關注環境自然科學在環境保護、資源利用和污染治理方面研究的新進展,參與這些科技和工程成果的社會轉化活動,特別是對那些在社會應用中具有先導意義的環境科學技術成果的社會示范工程的應用,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大有用武之地。配合環境科學技術和工程專利的轉讓,中試工程結束后轉向社會示范工程建設的過程中,需要與之相配套的“社會創新工程”的輔助和支持,包括創造新的概念,規劃和設計適合新科技和工程可持續運行的新的社會政策、體制和機制。

      環境自然科學家和環境社會科學家都有他們各自工作的領域和活動的空間和時間。環境自然科學家大都在自己專業領域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可能偶爾也參加社會環境運動,甚至有的成為環境主義的倡導者,如美國生物學家卡遜就是環境悲觀主義的先驅。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家主要立足于各自的社會科學專業領域,關注和研究環境問題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層面,并通過把他們的研究成果轉變成新的社會建構的概念和理論的過程實現職業價值。因此,他們通常都是社會活動家,他們工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環境主義代表的身份進入環境運動過程并參與社會決策。

      (三)環境問題的解決,不僅要依靠環境自然科學知識,還要借助環境思潮和環境理論,統一人們的思想,形成有利的決策

      我們在開展環境保護的過程中,能夠清晰地區分環境自然科學和環境主義。環境自然科學是通過觀察和實驗以及數學方法解決環境問題,解釋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以及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并提出科學技術的解答。環境保護主義又稱環境保護論,是隨著環境運動產生的環境保護思潮。環境保護主義是在環境矛盾甚至是環境沖突的刺激下,利益相關者為解決問題而把環境科學知識和其他經濟、政治、歷史以及倫理道德的觀點結合起來的社會反映。面對全球問題,如熱帶雨林的破壞或者極地冰蓋的溶化,環境科學家通常能夠明確地告訴我們發生了什么,盡管他們對造成這一現象的結果還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環境保護主義者對此的反應,可能更加廣泛地涉及非常復雜的經濟的、政治的和一些其他的社會和文化因素。由此也可以認為,環境主義需要環境自然科學知識,可能更需要環境人文社會科學提供的理論支持。如宇航學者拉弗洛克(James Lovelock)既是大氣環境學者,也是環境主義者。他提出“蓋婭假說”,既是科學命題的假設,也是環境主義思潮的哲學根據。他不僅根據大氣科學提供的二氧化碳與氧氣之間的平衡關系,揭示地球作為生命星球的特色,而且還選擇古希臘大地女神的名字蓋婭(Gaia),作為他提出的“生命地球有機體”假說的名字。

      環境科學是一個發展中的“朝陽”科學群。它的發展潛在著各分支學科之間的內斂交叉和整合趨勢,呈現越來越整體化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性的環境理論創建需求,作為環境科學理論的《環境學》(佐玉輝,2007)的創立和發展,就是這種環境理論創建需求的現實表達。在西方,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一些自然主義科學家就開始對環境理論問題感興趣,發表了至今尚有意義的論文,具有代表性的有: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加勒特?哈丁的《公地的悲劇》,保羅?埃爾利希等人的《人口、資源和環境》以及《人炸》,巴里?康芒納的《封閉的循環》等。相比之下,我國環境自然科學家卻很少在一般環境問題方面有所建樹。

      (四)環境科學家與其他自然科學家不同,在從事環境科學問題開發和研究過程中需要環境哲學和倫理學思想和文化的補充

      環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環境”系統,環境科學家的專業工作與其他自然科學家的專業工作相比,既有聯系也有區別。聯系在于他們都是在“實驗室工作”,遵循各門自然科學的規律,包括機械的、物理的、化學的和生物學的規律,運用邏輯經驗主義、批判理性主義和科學歷史主義作為評判工作成效的理論基礎,不斷地引導他們的思路朝向真理、剔除謬誤的方向發展;
      區別在于他們的“實驗室工作”的哲學不同,環境科學家的工作者哲學是環境哲學,其他科學家的工作者哲學,或者是物理哲學,或者是化學哲學,或者是生物學哲學,或者是機械哲學等。但是,無論是環境科學家還是其他科學家,他們的“實驗室工作”都包含兩部分內容:一是自然科學的“操作”,包括知識和經驗、方法和技能;
      二是滲透在自然科學“操作”過程中的價值取向,包括科學信仰、科學態度和科學倫理學規范。在這些自然科學家中,越是專門研究那些大自然中的事物或“接近自然”的事物的科學家,就越容易接受敬畏自然的思想,久而久之就會形成自然保護文化;
      而那些越是專門研究數學、物理和化學的科學家,就越容易產生“征服”自然的思想,形成“征服”自然的文化。這樣一來,從環境科學及其分支學科形成的角度考察,至少是含有這兩種不同文化熏陶的科學家走進了環境科學家的隊伍,因此環境科學家的工作者哲學具有顯在和潛在的價值多元化傾向。

      在我國環境保護成為國策,任何涉及人與自然關系的項目都必須經過環境評價,重大的工程建設必須實行“三同時制度”,政府公務人員政績的考核也實行“環境一票否決制”。保護環境在我國家喻戶曉,已經形成社會風氣。環境科學承載著強大的個人和社會的信任。因此,環境科學家目前的價值多元化狀態應當改變,至少是由“征服”自然的文化轉向敬畏和保護自然的文化。這不僅僅是環境科學家作為普通學者的個人責任,也是作為環境科學共同體的社會榮譽和形象。

      環境科學家實現上述文化轉變,是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這個過程有自發的轉變和自覺的轉變兩種情況。所謂自發地轉變,是指轉變過程不自覺地隨著自己的主觀感性意愿,在職業活動中“隨波逐流”,下意識地完成價值觀的轉變并緩慢地形成新的思維習慣的過程。所謂自覺地轉變,則是指轉變過程主動選擇理性意愿從而實現有目的的價值轉換的過程。理性意愿有兩個要素:一是感性意愿,二是對感性意愿過濾的評價體系。這種對感性意愿的評價,有兩方面的倫理根據:(1)主動選擇生態世界觀或環境哲學觀念并創造一種相應的價值判例,以此作為價值轉變評價的基礎;
      (2)個人的經驗是建構新價值的基礎。因為理性意愿不僅認為感性意愿有價值,而且也認為用更合理的意向評價和取代感性意愿的價值轉變過程也有價值。理性意愿不僅具有主動性、目的性,還具有評價的選擇性,因而理性意愿是環境科學家自覺地實現價值觀轉變的內在心理根據。理性意愿是學習得到的,不僅學習本專業知識,還學習跨專業的環境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理性意愿是自覺的心理定向選擇的產物,感性意愿則是自發的下意識的心理過程。我們希望和期待環境科學工作者自覺地而不是自發地實現價值觀的轉變,而要盡快實現這一點,一個基礎性的工作就是開展環境自然科學家與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合作研究。

      人環境關系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環境哲學;
      生態;
      哲學;
      環境;
      環境倫理學

      [中圖分類號]B0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8—0018—06

      環境與哲學之相連,是環境之福音,哲學之幸遇。環境哲學不是孤懸于自然界之上的觀念之劍,也不是游離于哲學邊緣的理論之鏡。當代中國生態和諧社會結構與綠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已日益體現出一種重視環境哲學理論的社會影響與擴大環境哲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可能性。當然,隨著當代世界環境問題與生態危機的日漸突出,環境哲學面臨著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局面。

      一、環境哲學的內涵與外延及其當代境遇

      環境哲學是生態文明的觀念基礎。開啟振興環境哲學的契機,在于實踐環境哲學的功能與作用,以期在一個呼喚綠色發展的時代實現環境哲學繼往開來的歷史宗旨與未來使命。環境哲學是環境智慧之學,是對人與自然之關系的審慎反思與系統思考,是人類辯證認識自然的思維過程。環境哲學的功能是對人類的自然知識與環境經驗作形而上的思考與詮釋,宗旨在于用回歸自然的思維指導發現生態經驗的本質,使命則在于澄清人類與自然的辯證關系,反思人類在工業文明模式下受現代性思維所操控的短期行為。在近兩個世紀以來,環境哲學的內在含義與外在結構在時代的審視中不斷變換發展。

      環境哲學是人類思維對自然存在的思考,是人類對環境及環境問題的高度概括性與抽象性的思考,也是關于自然界與社會環境的最一般規律的學問。環境哲學是一種秉持生態良心的自然主義分析,是對人類所置身之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深入審視,是對人類社會生態危機這種時代之疾的關注與挽救?!碍h境倫理是環境哲學的一部分。環境倫理的證立要求從根本上突破現代思想的狹隘眼界,從而要求倫理學的根本改變。它之所以受到現代正統倫理學的堅決抵制,就在于它的問世具有顛覆性的作用?!杯h境哲學在質疑傳統倫理學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前提上不僅擁有對多樣式概念與理論的闡釋,也是在進一步發現環境科學的邏輯的基礎上概括總結環境哲學之體系。環境哲學從學科范圍與問題域上必然包含著環境倫理學。環境倫理學是“為當代的環境危機諸如空氣與水污染、生態系統的退化、物種的滅絕、土壤的侵蝕等所推動的一種倫理學……環境倫理學力圖把這些存在物和自然作為一個整體來確立人對它的責任”。無論何種環境哲學的方法,都力圖建立在整體主義與系統論的基礎上來建立人對自然環境的責任。

      環境哲學的適切性判斷依存于哲學這棵大樹。它所涵蓋的問題域極其寬廣,盡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環境哲學被理解為生態哲學,而這兩個概念確實有著類似的地方。只不過從其前綴中,我們能夠有效辨析其所包含的概念分殊?!吧鷳B”一詞,來源于生態學,它指的是自然界多種多樣的生物群落之間及其與非生物群落環境之間的所有關系。它包含了氣候因素、生物因素、土壤因素、地理因素與人為因素。它與生態系統的概念有重合之處,按不列顛簡明百科全書的解釋,生態系統是“具體空間單位內活生物體、其自然環境及其所有相互關系組成的綜合體。生態系統的非生物構成包括礦物、氣候、水、土壤、陽光和所有其他無生命成分;
      其生物構成包括一切生物種類”。生態系統更多的是從自然科學角度而言的一種整體主義觀念,是地球生物的一種系統寫照,是在能量流轉和營養循環之間所構成的綜合體。它作為環境哲學的一種研究視角,倡導并弘揚了生態中心主義,包含了生物個體與其生存環境、生物多樣性與其生態系統的問題。而把生態與環境的概念融合在一起考察的生態環境指的是:“影響人類與生物生存和發展的一切外界的總和。由許多生態因子綜合而成,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前者有植物、動物、微生物,后者有光、溫度、水分、大氣、土壤和無機鹽等。在自然界,各種因子不是孤立地對人類與生物起作用,往往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起綜合作用?!?/p>

      當然就環境哲學而言,它是源生于哲學的理論體系,是在中西哲學視域互見的語境中形成的。哲學是一種人類智慧的結晶,是關于世界最終的、最一般問題的思考。它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由社會存在所決定。任何哲學體系或學說,歸根到底都是對社會存在的正確或歪曲的反映。但環境哲學與哲學其他分支相比,與自然界的聯系最為緊密,離開經濟基礎相對較遠,更接近于思格斯所說的“更高的懸浮于空中的思想領域”。它通過對自然界最一般問題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回答,來重建一個具有最本源性的世界觀。

      但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是,環境哲學目前缺席于哲學現有的二級學科體系,諸多的哲學專業詞典缺乏對環境哲學這一重要詞目的具體詮釋。無論如何,環境哲學一直是哲學的一部分。但是環境哲學作為哲學的一個獨立部分,是在20世紀下半葉才出現的。環境哲學的這些思考,從自然直覺到生態觀念,使人對外部生活世界的認識和實踐活動成果有了反思、總結與概況的可能。作為人們對整個自然界的根本觀點的體系,環境哲學與人對自然界的理解與愛護不可或缺。如同哲學的起源在于驚異,當環境哲學的生態驚異達到普遍程度時,自然就在此中出現了?!白匀弧备拍罴皩ψ匀唤绲乃伎?,引領著當代環境哲學的研究進路。正如在人類與自然界相交往的過程中,有些問題只能由環境哲學來回答,而不能由環境科學來回答。環境哲學也正在為自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辯護。隸屬于環境哲學的問題,科學哲學或邏輯學也無從回答。

      二、重構環境哲學的未來圖景

      重構環境哲學的未來圖景,需要環境哲學所創造的恰當判斷與合理認識,以期有效避免流行哲學在自然理念上的盲區,并創造現代哲學在生態觀念上的新生。

      從屬于環境哲學的環境倫理學,更需注意生態危機的深層次根源在于人類倫理道德的危機。環境倫理表現為人類為了保護自然生態環境、自覺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而形成的道德意識、道德規范及其實踐的總和。而環境哲學的任務在于建立人與自然之理性關系與系統理論向前發展的框架,一方面確認人之存在的自然意義,另一方面肯定自然之存在的生態作用。

      要構建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環境哲學需在細化其研究領域的過程中,不斷探索環境哲學的發展規律并凝聚其觀念系統。研究中國環境哲學的未來趨勢,離不開中國哲學的傳統底蘊,也離不開世界哲學的優秀成果。東西方哲學能否融匯于環境哲學這個交會點上,需要我們慎思哲學的環境屬性,明辨環境的哲學思慮。

      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人類文明的活的靈魂,都是時代精神的精華。環境哲學能否走在哲學的前沿,取決于其思想風范是否有新格局,理論視野是否有新景觀,觀點內窬是否有新思路,方法結構是否有新展現。展望未來的環境哲學,它將不僅表現為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而且是在復蘇自然世界的道德地位的進程中所建立的一個新的理論架構。當下世界隱患叢生的氣候變化、環境災難與生態危機,既是對環境哲學所提出的巨大挑戰,又是推動環境哲學向前發展的歷史性契機。它促進我們進一步認識環境哲學的現實與理想,即環境哲學不僅應關心整個生態系統以及生態系統內各事物之間的關系,而且在一個更為廣泛的生命共同體中承擔對原生自然與人化自然的健全思考。

      本著尊重自然界的權利與內在價值的理念,環境哲學的使命也在于以地球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多樣性與穩定性作為判斷一種哲學理念的道德性與正當性的首要標準。無論是大地倫理學、動物權利論、深層生態學與生態女性主義,還是強弱互見的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都在提醒著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環境倫理學,以期為復興環境哲學的理念與價值而重構其方法論。歷久而彌新的概念、范疇、命題與一般方法論,也需要新的錘煉與發展。例如環境哲學的起源與基礎,環境哲學的發展與文明變遷,環境哲學家的社會地位和角色期望。環境哲學研究中的經濟現象和社會問題等。

      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傳統窠臼的環境哲學,在多學科的語境中面向多維度的重疊共識,與生態學、環境科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社會學、環境政治學等學科相碰撞并相融匯。它既是我們對地球生態系統的最一般概念與思想的表達,又是用最一般概念與思想來詮釋人與自然之關系的意識與規范,而且它也是對人類與自然界發生普遍實踐行為的道德反思。

      環境哲學及其構成的環境觀念要素對人類與其他生物的生存發展承擔著重要的職能與作用。環境哲學所關注的環境是整體主義的地球生態環境,我們應盡力繼承與發揚環境哲學的辯證反思與理性審視的功能,一方面積極從原則上塑造人類與其他生物生存棲息地的基本理論范式,另一方面全面厘清地球家園生命繁衍的依托與約束因素。

      環境哲學的未來,不僅在于逐步推廣人類在自然生活中道德關懷的范圍,而且在于把我們的理性視野放到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物種身上?;蛘哒f環境哲學的歷史趨勢是對地球整個生態系統的聚焦與思慮,人類所能踏足之處與未到之地皆應是環境哲學關注的對象。人類、自然界和地球生態系統,都應當是我們環境哲學所呈現的關鍵詞。而如何認識自然與自然物,如何理解世界的本源,如何說明生態系統的存在,如何闡釋我們所置身的地球家園,如何思考立足于天地之間的人類,如何解讀具有可持續性的生態文明,這些環境哲學的大問題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重新反思的環境哲學的核心理論挑戰。

      當代環境哲學的生態學轉向,是復興環境哲學的重大契機與趨向。它所立足的理論預設在于人工環境是地球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一切環境哲學的分析都可回歸于對自然界之生態系統的分析。當我們把環境哲學與生態哲學等同在一起的時候,實則側重于從狹義上去指稱一種自然生態的哲學思辨。而在廣義上,環境哲學包含了對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的哲學審視。我們對環境哲學的認識是隨著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發展而不斷深化的。

      三、當代環境哲學的理論模式與趨向

      伴隨著哲學的新轉向與生態文明的興起,將環境哲學呈現在不同的理論范式面前是重要的。而一個彰顯獨立而又保持著與哲學其他分支學科緊密關聯的環境哲學,在其內在價值不斷擴展的進程中不僅增添著新的學術視閾與學術話語,而且正日益展現出與綠色增長模式相匹配的理論勢頭。當代環境哲學正在塑造不同標準理論模式的思路,預示著可能的發展趨向。

      (一)價值思辨的環境哲學

      價值思辨的環境哲學,體現了環境哲學之價值論的語言分析。對于價值的一般性研究叫做價值論。價值分為不同類型,最通行的一種是把價值分為內在價值、內含價值和外在(或工具)價值。而價值思辨的環境哲學,其認同有賴于對環境價值的內涵認識的深化,其爭論來自于價值的主體屬于誰。它可能是源于尊重自然具體的內在價值而產生共識的。但在相當長的時間框架內,非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理論,無論是在本體論、價值觀和認識論上都在劇烈辯論其模式、內涵的孰優孰劣。這種爭論有可能加大制定環境政策過程的困難。

      從價值的來源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從自然物的價值是具有內在的價值還是外在的價值,從自然價值的經濟屬性、文化屬性與生態屬性,這些問題的探尋為環境哲學的價值論基礎探尋著觀念思辨的基礎。價值思辨的環境哲學,重新審視自然界與自然物的價值,重申并擴展了自然界存在物的內在價值,把它用作一個主要的關于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環境哲學爭論學說的一個基本特征。

      這種價值思辨的環境哲學,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善的理念論哲學中,在對事實與價值的區分、應然和實然的區分的承認上,使價值思辨在環境哲學的使用上變得越來越廣泛。不再基于膚色、性別與物種的理由。不再以一種偏頗的價值觀去對自然界的存在物行使偏見與歧視。因此,我們需要一種價值思辨的環境哲學去回應自然虛無論,去有效構建人類與其他生物的穩定價值關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否定其他生物的內在價值的觀點的終結,使得人類中心主義論者日漸式微。環境實用主義背后的激勵機制是考慮自然價值論與自然虛無論方面的爭論(特別是關于自然之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的爭論)。

      (二)生態觀念的環境哲學

      生態觀念的環境哲學聚焦于擴展自我,它不僅使人類從自我走向自然,而且在于從自然走向生態。我們對生態系統的認識有可能增添我們正在完善的環境哲學的價值。以生態學為基石,加強對生態觀念的環境哲學的研究,也正是建立環境哲學的統一性與確定性。

      生態觀念的環境哲學,并不是意味著我們所有的關于環境哲學的考慮都聚集在生態范式上,而是強調以生態思維來審視環境哲學中的重要問題。在我們完善自然生態的過程中,有沒有對自然生態的新的污染;
      在生態系統行動中有沒有任何非自然或者反自然的偏頗式錯誤;
      或者這就是我們在回歸自然的最好選擇的最不壞結果,或者我們進行的生態修復實踐是在有用與無用之間的行為。所有這些問題都清楚地與“生態觀念的環境哲學”相聯系。

      (三)中國氣派的環境哲學

      構建中國氣派的環境哲學,是時代賦予中國環境哲學研究者的使命。環境哲學的中國化進程,是在符合中國情境的基礎上,形成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環境哲學。這一方面是回歸中國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又是直面中國社會現實。

      中國社會共同體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化共同體,也是一個積淀著倫理關系的道德共同體。中國氣派的環境哲學,也意味著它是接地氣與有人氣的環境哲學。

      中國氣派的環境哲學允諾并樂見中國山川河流與土地情感的共通,它重在展開一個自然人的心靈,把敬畏自然的思想與保護國家生態安全的愿望融匯在一起,并在中國人集體同一的角度共享生態交往之風土民情的彌合。炎黃子孫的傳統交往和民眾聯合被呈現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可獲得榮耀的最高類型。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僅是到達生態文化自覺的目標途徑,而且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自信的目標途徑。通過民俗團體的凝聚及民族共同體的耕作和生活,中華民族共同體將自身血脈相連之存在最緊密地融入地球圈的整體生存,進而達到對宇宙精神的最高超越。通過新融合的生態共同體所進行著的民族心智與自然精神的交互滋養,中華民族共同體已能產生出自身的生態文化(內在優點)和生態文明(外在力量),并且能獲得文化自信的提升而與其他地域文明體系進行文化對話與哲學比較。因此,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道三家中去挖掘中國傳統思想的環境哲學因素,弘揚中國古代、近代與現代哲學的生態內涵,積極傳播環境哲學的中國傳統詮釋范式與表達方式,努力構建能與國外環境哲學流派(特別是西方環境哲學思潮)對話的中國氣派的環境哲學。

      (四)自然理念的環境哲學

      環境哲學的理論焦點始終在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一種變與不變相融合的哲學存在?!白匀唤缬袕V狹兩義。廣義指具有無限多樣性的宇宙中的一切存在,與‘物質世界’或‘宇宙’概念相當,包括社會。狹義指與社會相對立的自然,是自然科學研究的總體對象?!诠畔ED,Physis或Nature一詞的詞源含有‘生長’的意義。反映了對自然界的有機觀點:自然界是一個巨大的、生長著的有機整體。認為自然界不是人的對立物,神也并不超越于自然界,它們都是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包容其中,成為一個生機盎然的統一體?!睂W⒂诃h境哲學的理論框架,必須返身回顧前現代時期的自然哲學。自然界與自然物是環境哲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特別是在西方哲學創生時代的古希臘,就曾有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西曼德、色諾芬尼、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阿那克薩哥拉、恩培多克勒寫下同為《論自然》之名的著作?;仡欉@些著作,可稱其為環境哲學的經典性文獻,它們從源頭上奠定了環境哲學的本體論基礎??梢?,從本體論上挖掘世界的本源,是環境哲學一脈相承的研究視角,其對西方哲學史的影響也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我們具備何種自然觀,將決定我們擁有什么樣的環境哲學。自然理念的環境哲學,使人與自然、文化與自然的關系在環境哲學的契合點上擺脫了相對立的可能。自然與自然物,人造物與人造贗品的差別,已經衍生出大量自然理念的環境哲學的著作與論文。

      (五)道德規范的環境哲學

      道德規范的環境哲學即環境倫理學研究。當前環境倫理學研究不同方向中比較集中的一點就是經濟倫理價值與環境倫理價值的比較,環境與資源配置、貧窮、經濟體制之間的關系已經被詳細分析。它也激發了對經濟價值與傳統的環境價值之間聯系的興趣。

      針對環境倫理學中內在價值的諸種觀念所帶來的現實問題,道德規范的環境哲學理論為此創立了一個范式。只有在道德思辨上厘清環境哲學的倫理基礎,它才有可能為制定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而去除羈絆?!罢\乃天地之德,即自然之德。在人類所認識和體悟到的知識中,道德規范與自然規律統一起來,人才能順天地之德?!?a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環境哲學的道德規范提高生活之善,而破壞自然與污染環境之惡則是對生態和諧社會生活的一種損害,也是對社群成員環境道德感的一種降低,它使人束縛于單向度的物質維度中,但卻脫離了現實生存的自然屬性,與頭頂處閃耀著的道德光輝與人性饋贈相遠離,最終也將失去終極實在的聯系和統一。

      道德規范的環境哲學,也直接叩問著何為環境倫理及何為生態共同體的成員,并尋思著生態共同體的道德邊界與道德人的范圍。從動物權利論、深生態學、自然價值論、生態女性主義及環境實用主義,這些環境哲學的道德譜系呈現出一種在新趨勢中的共同認知,那就是重視自然價值的倫理觀念。

      (六)公民正義的環境哲學

      在日漸民主化的世界中,環境哲學的前景與價值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公民所關注。在環境政治學與日益成長的公民正義之間,有著清楚的交疊。正義是亞里士多德的善的概念在政治實踐中的重要標準,而公民其實是一個既能統治他人又能受人統治的城邦成員。正義也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正義包含兩個因素:事物和應該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認為相等的人就該配給相等的事物。正義的標準應該是個人對于構成城邦的各要素的貢獻的大小,實際上就是權利與義務的對等原則。共同體社會的正當性也在于其德性,正義就是共同生活中的德性。

      環境哲學語境中的地球公民正在生態全球化的語境中被養成,而隨之而來的生態公民概念已是一個被普遍認同的理論。當工業社會的環境矛盾愈演愈烈時,當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陷入重重反思的境地時,當我們深入追問自然萬物的本原問題時,生態公民作為現代公民身份向后現代公民身份過渡的新形式已成為歷史的必然。在后現代公民身份出現之前,公民對現代性的理解從一種期待的沖動到一種無奈的逃離。

      環境正義要求公民正義,因為公民正是社會環境的重要主體。而何種環境正義,也將決定何種公民正義,何種環境哲學?!八鼜娬{在生態社會生活中,每個公民都應過一種源于自然、回饋自然的有道德生活,善盡自己在生態社會中的職責與義務?!惫竦沫h境正義是環境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環境哲學與環境正義之間交叉領域的不斷增加,事實上也將給一些自古就有的環境哲學立場以強有力的支持,也將促成公民的環境哲學與正義的環境哲學的相互融合。

      (七)科技趨向的環境哲學

      科技趨向的環境哲學,是在科技生態學轉向的背景下闡釋環境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水嶺。當然在此之前,科技作為一把雙刃劍,已經是笛卡爾以來近代世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對近現代科技的深入了解與反思,成為每一個關注環境與科學的哲學家所必須面對的事實。

      環境哲學對現代科技的反思,是在反思現代性的理論框架下進行的。追求確定性的科技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而親近自然的科技則是人類尋求完善生活中更大的福音。從普遍的知識、理解的觀念,到控制的環境、制造的物品,現代社會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從經濟效益論的層面而言,科技在改善人類物質生活的意義上無往而不利,但從生態效益論的層面慎思明辨,科技對工具理性的張揚是否有可能危及人類的價值理性,或者說科技對人類工具價值的追求是否可能損壞人類的精神價值,這是一個與新文明發展方向緊密相關的問題。

      無論是自然環境盡量減少人工化科技的干擾,還是社會環境層面不斷改善科技的應用,科技趨向的環境哲學其實質是對環境哲學所要求的科技生態化做出盡可能精準的描述。正如人類的思維不能被機械化,生態科技也不能被虛無化。當我們力圖從科技的生產力導向轉變為科技的生態學轉向時,一個環境哲學所稱道的“發現的情境”產生了。而無法否認的是,科技的生態學轉向把環境哲學的討論推到一個新的高度,它以環境哲學的眼光來反思“科技是什么”這一核心問題,并進一步審視環境與科技的關系。

      (八)產業反思的環境哲學

      產業反思的環境哲學,著重于自然價值維護的生態社會經濟發展,在這種意義上它是環境哲學應用性的體現。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產業反思的環境哲學重視所出現的普遍問題的普遍性,也強調特殊問題的特殊性。它從經濟發展方式與產業結構的實質轉型上構想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生產路徑,力所能及地以合作的方式來找到解決問題的策略,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找到未來解決環境哲學問題的理論方向。

      產業反思的環境哲學,借助生態觀念的有效權衡,關注在綠色經濟轉型過程中環境哲學的思想指導作用。而綠色增長模式,是一種產業模式優化集成的體現。它使過往為經濟中心主義辯護的環境哲學,重新回歸到以自然為本的生態中心主義的路徑上來。它依據對自然環境的影響而判斷人類產業的道德價值,并且把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放到促進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相融合的生態效益上。經濟價值已不再被賦予解釋的優先性,而是把自然價值與環境效益放到產業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產業藍圖并不單純由經濟結構決定,而是由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所決定。產業反思的環境哲學,其意旨也在于實現生態自由的產業解放。

      (九)地球家園的環境哲學

      地球家園的環境哲學,是對環境哲學的普遍性問題的關注。從可持續發展到代際倫理,從人口、資源與環境的關系到對后代的責任以及人口增長壓力,從地球村的整體環境到地區生態演變,從全球氣候變暖到全球生態危機,在我們修復地球家園的過程中,有沒有對自然界的新的污染?從一種經驗主義的角度而言,地球家園的環境哲學是對傳統環境哲學視域的拓寬,是在多元包容的語境中所促成的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融合。

      地球家園的環境哲學,創造的也正是恩辨哲學的開放模式。它不僅是空間與時間的開放,也是生存觀念的多元包容。它強調地球家園的自然狀態,積極塑造物種共存的集體主義。它把地球當成一個共同體,當成由所有物理對象和狀態共同組成的世界,這不是人造的世界,而是完整和諧的地球家園。

      (十)城市構建的環境哲學

      以環境美學的觀念塑造城市的新樣態,這是對環境哲學的審美判斷力所提出的新挑戰。在環境哲學的發展歷程中,城市是一個重要的載體,也是人類現代生態文化的新興母體。無論是在前工業文明時期、商業文明時期,還是在后生態文明時期,環境哲學的艱難步履與城市的孕育發展相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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