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學旅行活動總結【五篇】（全文完整）

旅游地理學重要研究領域之一就是研究旅游者活動、旅游者行為模式與物質環境之間的關系，目前的研究側重于解釋不同尺度上的空間行為模式，包括全球尺度、國家尺度、區域尺度和地區尺度等。但是對于目的地內部空間尺度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研學旅行活動總結【五篇】（全文完整）,供大家參考。

研學旅行活動總結范文第1篇

[關鍵詞]時間地理學；
旅游者行為；
時空行為模式；
頤和園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9)06－0082－06

1　景區旅游者時空行為研究進展

1.1 目的地內部旅游者行為研究進展

旅游地理學重要研究領域之一就是研究旅游者活動、旅游者行為模式與物質環境之間的關系，目前的研究側重于解釋不同尺度上的空間行為模式，包括全球尺度、國家尺度、區域尺度和地區尺度等。但是對于目的地內部空間尺度中旅游者行為的研究卻還不夠。更好地理解目的地內部旅游者行為模式，能夠為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產品更新和景區市場營銷等產業實踐提供科學的理論支持。20世紀90年代已有研究者開始探討空間對于旅游者的意義在目的地游覽過程中的變化，但是目的地內部旅游者空間行為的研究和模型構建依然是旅游地理學研究中有待發展的領域，試圖對實際旅游者的空間移動模式進行建模的研究仍然很少。

近年來麥克切爾在目的地內部旅游者空間行為研究中做出了較重要的貢獻。他和盧在城市交通模型和目的地外部旅游者空間行為等相關文獻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對前人研究過的要素進行識別，尋找影響目的地內部旅游者空間行為模式的重要因素；
將可能的目的地內部旅游者行為模型分為領域模型和線路模型兩類，將影響目的地內部旅游者行為的重要要素概括為目的地特征(旅行起點，住宿所在地、旅行目的地，景點所在地、交通可達性等)和旅游者特征(時間預算，動機、興趣及人口統計特征，目的地知識和情感價值傾向等)兩個維度。隨后，麥克切爾又與劉合作，以香港為案例地就目的地內部旅游者空間行為模式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將影響目的地內部旅游者移動的影響要素劃分為“推力要素”(旅游者角色、旅游同伴、個人動機、到訪經驗等)、“拉力要素”(目的地地貌和結構特征)以及“時間要素”(在目的地停留時間、旅游全程時間)3個方面。

綜上所述，目的地內部旅游者行為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但是旅游研究者已經越來越重視時間要素對旅游者行為的影響。定性的文獻研究和綜述中仍然將時間預算作為旅游者特征的組成要素之一，而實證研究中已經明確時間要素是需要與推拉要素并行考量的重要影響因素。

1.2　景區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研究進展

在人本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人文地理學研究越來越注重從微觀個體行為的視角來解釋人文地理現象，研究目的逐漸轉向重視人類的生活質量等社會目標。雖然目的地尺度上的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研究仍有待進一步發展，本研究已經將研究尺度框定到旅游景區內部這樣更加微觀的空間中。目前見到的景區內部空間尺度上的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研究，多是由時間地理學和信息工程領域的學者在以旅游景區為案例地時完成的相關研究。

基于位置的服務系統LBS于1998年在日本大阪實現世界首例商業化運作。1999年朝倉康夫等就以其為時空數據獲取手段，以日本大阪城堡會議中心為案例地，對前來觀看相撲表演的100名被訪者游憩行為特征進行了分析。隨后朝倉康夫等以神戶北野旅游街區為案例地，再次嘗試移動通訊工具作為采集被訪者時空行為數據的手段，采用聚類分析將旅游路徑分為兩大類。奧康諾等則嘗試用賽跑計時設備作為獲取時空數據的手段，以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坎貝爾港國家公園中的“十二使徒巖”景區為案例地進行了實證研究。以上研究在追蹤被訪者時空信息數據設備手段技術層面上做了重要的探索，以滿足人工智能模擬軟件開發的參數要求為目標，追求時空數據本身的精確度；
但在景區內部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的研究方向上并沒有做深入探尋。與之相比，紹瓦勒和伊薩森采用GPS作為時空數據獲取手段，對以色列阿克古城旅游者的案例研究更具理論意義。他們嘗試借鑒生物化學DNA序列研究中的序列比對方法對景區內旅游者的行為模式進行聚類，并嘗試采用ClustalG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和處理。

2　研究目的

2.1　微觀空間尺度的實證研究

如上綜述，目前國內外研究專門研究景區內部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的實證研究仍比較少見。因此，本研究直接的研究目的就是完成一例以中國旅游景區為案例地的微觀空間尺度的時空行為模式實證研究。另外，上述實證研究基本以時空行為數據獲取手段和處理方法為探討重點，因而研究者通常選用結構簡單的景區為案例地，

以便節約數據獲取的成本，同時避免數據處理上的復雜性。本研究以景區內部旅游者行為模式為研究目的，因此在景區案例選擇上考慮了空間結構的復雜性，力求在實證定量分析中獲得定性判斷較難得出的結論。

2.2 時空路徑匯總的方法探討

在此基礎之上，本文作者嘗試將時間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引入旅游地理學旅游者行為研究中，秉著以人為核心的思想，嘗試在旅游者時空路徑匯總方法上面進行探索。

目前實證研究在時空數據的分析處理上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時空信息分離的問題，二是采用先入為主的旅游者群體劃分。雖然研究者在采集數據時力求獲取盡量精確和全面的時空行為信息，但在分析處理時往往陷入匯總的困境，實際操作中或者分為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分別進行分析，或者將時間信息等同于時間順序；
或者采用先入為主的旅游者群體類型劃分，然后針對不同類型的旅游者總結其時間利用和空間分布上的行為規律。本研究采用前人研究較常使用的聚類分析，嘗試將時空數據結合起來，并加入旅游者活動信息，力圖真正實現根據時空行為模式對旅游者群體進行分類的目的。

3　研究方法

3.1 時間地理學的時空路徑

時間地理學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瑞典著名地理學家哈格斯特朗倡導，并由以他為核心的隆德學派發展而成的。如何把各種相關要素有機、直觀地表示在空間和時間軸上，成為哈格斯特朗提出時間地理學框架的起始。時空路徑是時間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它概括了施加在活動上的空間、時間以及以時間換取空間位移等約束因素。應用時空路徑概念，能夠將旅游者行為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的信息進行捕獲和分析，對于理解旅游者行為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研究旨在以實例驗證時間地理學研究方法在旅游者行為研究中的可行性。

3.2 SPSS聚類要素的探索

在具體數據統計分析方法上，采用SPSS軟件包中的K-means Cluster快速聚類方法。本研究的創新點在于對聚類要素的探索。定性分析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時間要素、空間要素、路徑要素和活動要素是景區內部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聚類分析的4個重要方面；
并且在具體定量因素的選擇上，嘗試用差異度(F值)和顯著性水平(Sig.)作為標準，將差異度和顯著性水平低的因素剔除。

4　案例概況

4.1　案例地：頤和園概況

頤和園占地290.13公頃，水面約占3／4，是一座在自然山水環境基礎上經人工精心改造而成的大型皇家園林。萬壽山和昆明湖構成了園林的主體框架(見圖1)，全園100余處景觀，分為臨朝理政、生活居住和山水風景三大區域。由于山水風景區占到頤和園9／10的空間，不利于表述旅游者實際所在的空間位置；
因此借鑒前人實證研究中的經驗，綜合考慮了景點自身邊界、游覽主題和空間位置等要素，將頤和園劃分為14個分區(圖2)。A區包括臨朝理政和生活居住兩個區；
H區為昆明湖；
B、C、D、E、F和G沿昆明湖岸發散，每個區都有一個代表性的小景點。c區有石舫(清晏舫)，D區為耕織圖景區，E區為西堤，G區為南湖島附近區域；
I、J和K區為萬壽山后山區域，I區為澹寧堂及周邊區域、J區是以四大部洲為核心和K區為石橋及附近區域；
L區是以蘇州街為核心的后湖區域。

4.2　樣本：頤和園旅游者樣本描述

4.2.1　數據獲取

2008年5月25日(周日)和26日(周一)兩天，我們在頤和園東宮門、新建宮門和北宮門外發放調查問卷，采用現場回收的辦法。包括前期預研究20份在內共發放調查問卷301份，回收301份，回收率100％；
其中有效問卷269份，有效率89.4％。

4.2.2　樣本基本特征

女性樣本152個，占57％；
男性樣本117個，占43％。國內樣本199個，占74％；
外國游客70個，占26％。年齡在20歲以下的17個，占6％；
21－30歲的136個，占5l％；
31―40歲的44個，占16％；
41－50歲的25個，占9％；
51―60歲的27個，占10％；
61―70歲的13個，占5％；
71歲以上的7個，占3％。第一次到訪的樣本140個，占52％；
第二次到訪的樣本43個，占16％；
第三次到訪的樣本27個，占10％；
第四次到訪的樣本8個，占3％；
到訪6次以上的樣本50個，占19％。

5　時空行為模式聚類分析

5.1　聚類要素選擇與剔除

已有文獻和實證研究中，時空行為模式的聚類要素沒有定論，因此本研究在進行時空結合的聚類分析中，首先進行了聚類要素定性分析和數據分析的多次嘗試及剔除。

首先，在定性考量景區內部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時，將時間信息、空間信息、活動信息和路徑信息納入研究范圍。何時、何地以及參與了何種活動，是景區內部旅游者行為的核心內容；
而路徑信息，則表達了前三者的組合關系。

然后，將時間、空間、活動和路徑4個方面的信息進行量化。時間信息包括時間段和時間點兩類信息；
空間信息則包括空間點和空間區域兩類信息，其中到訪景點和出入口為空間點信息，而分區則為區域信息；
路徑信息包括時空路徑節點個數、路徑長度和覆蓋區域面積；
活動信息，則包括根據研究者在頤和園實地考察得出的可能的活動機會。

采用定性分析得出的全部信息要素對樣本進行聚類，結果或者出現樣本量的懸殊差距，或者出現無法解釋的矛盾現象，說明有些聚類要素在對分析過程產生了干擾作用。經過多次數據分析，最終采用差異度和顯著性水平作為標準，將差異度，值得分小于2和顯著度sig.得分大于0.05的要素剔除(表1)。剔除部分干擾因素后，聚類結果明顯改善。以到訪景點要素為例，根據差異度和顯著度標準剔除的要素既包括石舫、仁壽殿等到訪率較高的景點，也包括藻鑒堂等到訪率極低的景點?？梢岳斫鉃?，由于所有樣本在這類景點上的得分傾向于一致，都得“1”(到訪)或者都得“0”(未到訪)，因此這類景點的到訪情況在時空行為模式聚類中貢獻很小。

5.2　聚類結果分析與探討

最終保留了時間、空間、路徑和活動信息4個方面，剔除了部分量化要素，頤和園景區內部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聚類結果如表2。除了類型4樣本量最多(87)，類型2只有2個樣本之外，其他4類樣本量相對均衡；
而且，根據聚類結果，能夠實現對每個類型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的合理解釋和形象刻畫(圖3－圖8)。

類型1:11:44從東宮門進入頤和園，沿長廊一線到達石舫，原路返回；
其間在長廊和石舫分別停留約14分鐘，14:02從東宮門離開頤和園。

類型2:8:15從南如意門進入頤和園，沿東堤到達南湖島，乘船經昆明湖到石舫，翻過萬壽山到達蘇州街，再到諧趣園，然后到達德和園、仁壽殿、宜蕓館一帶，沿長廊返回石舫，再次乘船返回南湖島；
其間多處停留，每次約21分鐘，16:15從新建宮門離開頤和園。

類型3:14:10從東宮門進入頤和園，沿長廊到達石舫，然后原路返回，最后經由仁壽殿沿昆明湖南行，達到南湖島附近；
期間，在長廊和石舫分別停留約18分鐘，16:24從新建宮門離開頤和園。

類型4:8:26從東宮門進入頤和園，沿長廊到達佛香閣，翻過萬壽山經四大部洲，到達蘇州街；
其間在長廊、佛香閣和蘇州街分別停留約23分鐘，11:05從北宮門離開頤和園。

類型5:8:55從新建宮門進入頤和園，從南湖島乘船經由昆明湖達到石舫，沿長廊東行達到仁壽殿一帶；
其間在南湖島和石舫分別停留約22分鐘，13：30從東宮門離開頤和園。

類型6:11:13從北官門進入頤和園，從蘇州街南行四大部洲，翻過萬壽山達到佛香閣，西行至石舫后沿長廊向東折回，達到仁壽殿后向南沿昆明湖到達南湖島附近；
其間在蘇州街、佛香閣和石舫分別停留約29分鐘，16:16從新建宮門離開頤和園。

如果對頤和園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6類聚類結果分析，可以發現總游覽時間、入園時間和離園時間是3個貢獻最大的聚類要素。因此，可以按照這3個時間要素進一步對6類時空行為模式進行匯總，將有助于研究者對頤和園旅游者的時空行為模式進行理解和把握。

類型1、類型3和類型4的總游覽時間為2－3小時，其入園時間和離園時間信息表明，3類游覽的具體時間分別對應中午、下午和上午。類型5和類型6的總游覽時間為4－5小時，具體游覽時間分別對應上午和下午。類型2總游覽時間達到8小時，全天游覽。

結合路徑信息停留點和空間信息可以發現，類型1、類型3和類型4雖然與類型5及類型6在總游覽時間上存在差別，但是在空間路徑上卻沒有本質差異。其主要區別在于時間的分配上，2－3小時游覽節奏更加緊湊，而4－5小時的游覽則更加舒適和放松。類型2與其他類型相比，8小時的總游覽時間帶來時空行為模式上的巨大差別，其時空路徑更加復雜。

6　結論與思考

本文以景區內部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作為研究對象，從微觀空間層面上嘗試將時間地理學研究方法引入旅游者行為研究中，并在時空路徑匯總上嘗試通過實證研究進行探索和創新，研究主要結論：①時間信息、空間信息、路徑信息和活動信息作為景區內部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聚類要素是可行的；
②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差異度和顯著度可以作為對聚類要素選擇具有參考意義的定量指標；
③綜合時間、空間、路徑和活動信息，經過差異度和顯著度對干擾要素進行剔除后，頤和園景區內部旅游者時空行為模式聚類為6個類型。

研學旅行活動總結范文第2篇

1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數據說明及來源

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是城市居民體驗農事休閑、了解農業文化、感受鄉村民俗的重要物質載體和吸引旅游者前來進行休閑、體驗、觀光等農業旅游活動的核心農業旅游資源，其發展與結構狀況是衡量地區農業旅游發展的重要尺度。以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為研究變量，來分析和反映江蘇省農業旅游演化過程具有較強的代表性、科學性和客觀性。研究涉及的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數據來源于江蘇省旅游局和13個轄市旅游局官方網站截至2013年12月公布的439個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和《江蘇休閑農業發展報告2013》中統計的102件農事節慶活動。借助Googleearth和ArcGIS10.0軟件對所有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進行了地理空間可視化表達，以便進一步分析。

1.2研究方法

偏離份額法(SSM)是在經濟、能源、旅游、貿易等領域中被廣泛用來動態分析和比較區域發展演化的方法，其原理是將區域研究變量在一定時期和范圍內的變化看作一個動態過程，以該區域所處上一級區域研究變量為參照系，通過將區域研究變量的總量變化在時間維度上分解為增長份額分量、結構偏離分量和競爭力偏離分量，來尋找影響區域研究變量發展的因素并進行解釋，科學認識對象在區域的發展現狀，為進一步制訂區域發展規劃、優化資源配置和產業布局提供決策依據。動態偏離份額法是指在研究變量發展的若干個連續研究時段a1、a2、a3…an，通過分別計算研究變量在不同時段的偏離份額分量，并進行比較，以期能夠更好地反映研究變量在研究期內變化狀況的方法?；诮K省農業旅游發展演化研究需要，本研究選擇以2006年為節點，將研究期劃分為2000—2006和2006—2012年兩個時段，通過對第j類農業旅游資源在不同時期的偏離份額分量進行比較，來動態認識2000—2012年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演化狀況。

2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偏離份額分量動態分析

2.1增長份額分量動態分析

對2000—2012年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增長份額分量數據進行梳理得到圖2，比較發現：從區域整體來看，2000—2006和2006—2012年兩個時段，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增長份額分量均為正值，表明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在各地農業旅游發展過程中均為貢獻要素，均對當地農業旅游發展和吸引力的提升起到促進作用；
同時兩個時段中農業旅游發展增長份額分量與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增長份額分量變化基本一致，且數值均高于農業旅游節慶活動，表明農業旅游景點對農業旅游發展貢獻率普遍高于農業旅游節慶活動，且在2000—2012年間呈現增長趨勢。從區域內部來看，兩個時段中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增長率和增長量在13個轄市間存在較大差異。2000—2006年南京、蘇州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和增長率在全省的優勢地位明顯，其中，蘇州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高出宿遷近8倍，無錫、淮安和徐州以較高增長量和增長率位于全省農業旅游發展的前列，而其他地區星級農業旅游景點開發建設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打造提升相對較滯后；
2006—2012年各地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均有所上升，南京、蘇州仍保持農業旅游發展在全省的優勢地位，其中，蘇州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已高出宿遷9倍，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常州、鹽城、連云港在這一時期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較為突出，但同南京、蘇州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

2.2結構偏離分量動態分析

結構偏離分量是反映江蘇省農業旅游資源結構狀況對其發展貢獻程度，其中結構偏離分量值越大表示農業旅游資源結構對農業旅游發展貢獻越大，反之亦然。對2000—2012年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結構偏離分量數據進行梳理得到圖3，分析發現：江蘇省農業旅游資源結構偏離分量差距較大，區域間農業旅游發展的結構優勢差異顯著，已從2000—2006年的3.857擴大至2006—2012年的9.007，表明隨著城市居民體驗需求多樣性增強、農業旅游休閑活動豐富性拓展，農業旅游資源結構優勢對農業旅游發展的促進作用逐步突顯出來。值得注意的是：2006—2012年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具有結構優勢的地區由7個降至4個，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具有結構優勢地區由6個增長至9個，表明農業旅游節慶活動對優化農業旅游資源結構，促進農業旅游發展的貢獻作用不斷增強。此外，2006—2012年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具有結構優勢的地區，除鹽城外均位于蘇南地區①，表明蘇南地區在農業旅游發展中通過星級農業旅游景點開發建設來保持區域良好的結構優勢，取得較顯著效果；
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結構優勢增長地區均位于蘇北和蘇中地區，表明2006—2012年蘇北和蘇中地區充分發揮當地資源和環境優勢，通過積極開發當地特色節慶活動來促進農業旅游資源結構改善，帶動農業旅游卓有成效發展。

2.3競爭力偏離分量動態分析

競爭力偏離分量是反映除結構因素外，所有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業旅游產品價格、交通可達性等）對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貢獻程度，其中競爭力偏離分量值越大表示農業旅游競爭力對農業旅游發展貢獻越大，反之亦然。對2000—2012年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結構偏離分量數據進行梳理得到圖4，分析發現：2000—2012年13個轄市星級農業旅游景點競爭力偏離分量與農業旅游競爭力偏離分量變化存在較高的一致性，表明星級農業旅游景點在13個轄市農業旅游發展競爭力差異中起到主導作用；
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競爭力偏離分量變化呈現普遍上升趨勢，表明隨著農業旅游活動的深入，居民對展現特色民俗和歷史文化的農事節慶活動需求更加強烈，以節慶為主的農業旅游活動越來越成為農業旅游的重要吸引物。同時，2006—2012年星級農業旅游景點競爭力偏離分量為正值的地區由2000—2006年6個增長至9個，除南京外，均位于蘇北和蘇中地區，表明在此期間蘇北蘇中兩地通過加大農業旅游資源開發投入，改善農業旅游資源結構，發揮結構優勢來提升地區農業旅游競爭力水平，呈現后來居上的勢頭；
2006—2012年農業旅游節慶活動競爭力偏離分量為正值的地區由2000—2006年6個增長至8個，除鎮江外，均位于蘇北和蘇中地區，表明在此期間蘇北蘇中兩地進一步發揮資源優勢，拓寬宣傳渠道，注重農事節慶文化品牌打造，將農事節慶活動做大做強，使之成為當地農業旅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和實現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及農村發展的有利手段。

3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偏離份額總體動態分析

3.1農業旅游發展總體動態分析

對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動態數據梳理得到表1，分析發現：2006—2012年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資源增長量相比2000—2006年平均上升10.367，結構優勢平均上升2.733，競爭優勢平均上升6.419，全省農業旅游呈現良好發展勢頭；
結構偏離分量為正值的地區由南京、常州等7地下降至無錫、常州等4地，競爭力偏離分量為正值的地區由蘇州、無錫等7地增加至泰州、宿遷等8地，且競爭力提升地區達到9地，表明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呈現整體由結構優勢向競爭力優勢轉變的趨勢，同時隨著農業旅游市場成熟，資金、技術等要素在區域內市場化水平提升，蘇北和蘇中農業旅游資源富礦區通過充分發揮當地資源和環境優勢，大力開發農業旅游資源，促進農業旅游資源增長率較快增長，地區農業旅游競爭力普遍提高。同時注意到，13個轄市農業旅游資源發展不平衡現象比較突出，各地間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的極值差變化僅為6%，由2000—2006年的35.001下降至2006—2012年的32.715。2000—2006年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高于全省份額分量，增長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區有7個，增長率最高的無錫增長量達到26.001，總偏離份額為14.134，增長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區有6個，增長率最低的淮安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僅為4.000，總偏離份額為7.866；
2006—2012年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高于全省份額分量，增長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區有8個，增長率最高的南通增長量達到33.804，總偏離份額為19.571，增長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區有5個，增長率最低的蘇州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為27.198，總偏離份額為42.743。

3.2農業旅游發展類型動態變化

為更清晰梳理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狀況及區域差異，基于以上13個轄市農業旅游發展資源結構和競爭力偏離分量的優劣勢分析，將各地農業旅游發展劃分為農業旅游優勢發展型、農業旅游滯后發展型、農業旅游結構突破型、農業旅游競爭突破型4類。農業旅游優勢發展型是指農業旅游資源結構分量和競爭力分量均為正值的地區，該地區通過較合理的資源結構和競爭力優勢形成其在全省農業旅游發展中的優勢地位。農業旅游滯后發展型是指農業旅游資源結構和競爭力分量均為負值的地區，該地區在農業旅游發展過程中受資金、技術、政策、土地等因素限制既無法形成自身資源的結構優勢，也無法形成地區競爭力優勢，導致該地區農業旅游發展滯后于全省平均水平，處于競爭劣勢。農業旅游結構突破型是指農業旅游資源結構分量為正值，競爭力分量為負值的地區，該地區農業旅游資源的結構優勢明顯，對地區農業旅游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幫助當地農業旅游發展在全省贏得比較結構優勢，彌補競爭劣勢不足。農業旅游競爭突破型是指農業旅游資源結構分量為負值，競爭力分量為正值的地區，該地區農業旅游發展中農業旅游資源競爭力優勢明顯，成為地區農業旅游發展與其他地區相競爭的重要砝碼，幫助該地區在全省農業旅游發展過程中贏得比較競爭優勢，彌補了結構劣勢不足。對2000—2012年13個轄市農業旅游發展類型進行可視化表達得到圖5，分析得到：經過不斷發展，2000—2012年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類型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業旅游優勢發展型由2000—2006年常州、鹽城和南通3地下降至鎮江1地，2006—2012年鎮江在保持自身農業旅游資源結構優勢的基礎上，通過有效手段（如加強農業旅游景點開發建設，重大農業節慶活動宣傳營銷，積極運用區位優勢吸引南京地區農業旅游發展所需的資金、人才、市場等要素）來提升鎮江農業旅游在全省的競爭優勢，從而在總體上提升鎮江農業旅游發展水平，實現鎮江農業旅游由結構突破型向優勢發展型轉變。農業旅游滯后發展型由2000—2006年徐州、宿遷變為南京、蘇州，表明隨著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和居民農業旅游需求意愿增強，徐州、宿遷通過加大農業旅游景點開發建設投入，完善農業旅游發展扶持政策，積極打造當地農業旅游節慶活動（如宿遷西楚文化節、中國彭祖伏羊節、中國豐縣梨花節等），使兩地農業旅游發展有了較好的改善，農業旅游競爭力水平在全省得到提升，進入農業旅游競爭突破型行列。農業旅游結構突破型由2000—2006年南京、淮安、鎮江和泰州4地變為無錫、常州和鹽城3地，表明2006—2012年無錫不斷通過建設農業旅游景點，調整農業旅游資源結構，豐富農業旅游景點類型等方式，滿足農業旅游市場需求，促進當地農業旅游發展，常州和鹽城在保持當地農業旅游良好發展基礎上，加強農業旅游資源結構調整，優化旅游景點結構，提升農業旅游資源結構優勢。農業旅游競爭突破型由2000—2006年蘇州、無錫、揚州、連云港4地上升至徐州、宿遷、淮安、泰州、南通、揚州和連云港7地，且均位于蘇北和蘇中地區；
其中，徐州、宿遷變化最為明顯，在2000—2006年間兩地受資源、經濟等因素制約，農業旅游發展明顯滯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年來，兩地充分利用資源環境優勢和政策支持加大對區內農業旅游景點建設和農事節慶活動的開發，完善區內基礎設施來提升自身在全省農業旅游發展中的競爭優勢；
淮安和泰州兩地在早期結構優勢基礎上，2006—2012年更加注重農業旅游競爭優勢建設，尤其在提升農業旅游景點競爭力建設上工作突出，使淮安和泰州的競爭力優勢彌補了結構劣勢造成的損失；
2006—2012年南通農業旅游資源相比2000—2006年總量上增長4倍多，競爭優勢提升近34倍，從農業旅游優勢發展型轉變為競爭突破型；
揚州和連云港兩地繼續保持其農業旅游發展在全省的競爭優勢，不斷實現農業旅游發展新突破。綜合看來，2000—2012年全省農業旅游呈現不同程度發展，盡管南京、蘇州發展速度有所下降，但兩地仍是農業旅游資源增長總量較多的地區，南京為43.634，位列第一，蘇州為27.198，位列第四。從全省三大區域來看，蘇北和蘇中地區后發優勢明顯，兩地充分利用資源、市場、政策優勢，發展速度較快，除鹽城外農業旅游發展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
蘇南地區在2006—2012年間與蘇北蘇中快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除鎮江外，其余地區發展均滯后于全省平均水平，農業旅游優勢地位開始下降。其中蘇州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與全省平均水平相比滯后42.743，無錫、常州、南京則分別滯后10.482、9.442和4.496。同時，盡管蘇南農業旅游發展速度減緩，由于其較好的農業旅游基礎，發達的工業經濟和廣闊的需求市場，蘇南仍保持全省農業旅游發展重心地位，2006—2012年蘇南地區農業旅游資源增長總量占全省農業旅游資源增長量的62.7%。

4結論與建議

江蘇省農業文化歷史悠久，農業旅游資源豐富，社會經濟基礎雄厚，是我國東部農業旅游發展較早和較成熟地區，同時也是長三角地區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通過運用偏離份額法來動態分析江蘇省2000—2006和2006—2012年農業旅游發展，并對各地農業旅游發展進行分類對比，認識到：

①2000—2012年全省農業旅游均有所發展，其中，蘇北和蘇中地區基于資源、環境和政策優勢資源開發力度較大，發展速度較快，后發優勢明顯，同時通過農業旅游品牌建設，重大農事節慶活動打造，資金、技術、人才引進和農業旅游市場營銷與推廣，促使兩地農業旅游發展競爭力在省內普遍提升；
蘇南地區受自然資源與環境條件限制，呈現發展滯后現象，但蘇南地區由于農業旅游資金、科技、人才、市場等優勢，仍是江蘇省農業旅游景點增長最多地區，是農業旅游發展重心，其在農業旅游市場地位仍然不容小覷。

②農業旅游資源內部差異明顯，星級農業旅游景點相較于農業旅游節慶活動對農業旅游發展貢獻率更高，對發揮農業旅游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促進農業產業升級、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和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等效益的作用更加突出。但從農業旅游資源結構偏離分量和競爭力偏離分量分析認識到農業旅游節慶活動作為展示鄉村資源特色、表現地方歷史文化的有效手段，對吸引大眾旅游者，推動農業旅游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因此，農業旅游節慶活動作為星級農業旅游景點的補充是進一步優化地方農業旅游資源結構的重要內容和農業旅游吸引力提升的重要吸引物?；趧討B偏離份額分析，江蘇省各地在今后農業旅游發展過程中應：

①積極發揮自身優勢，加大農業旅游資源開發投入，整合區內資源，尋求自身突破，大力發展農業旅游，發揮以旅游促發展、以發展惠民生的優勢，幫助農村地區加快發展，縮小城鄉差異和地區差異。其中，蘇南地區應更加注重農業旅游質量提升和品牌打造，通過重點農業旅游景點和農業旅游節慶活動建設，對現有農業旅游資源進行優化整合，突出農業旅游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蘇北和蘇中地區則應抓住機遇，積極利用蘇南資金、市場、科技和人才資源，加快農村地區生態環境治理、人員培訓、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當地農業旅游對外宣傳與營銷工作，結合外部條件，發揮內部優勢，注重對重要農業旅游景點和重大農事節慶活動培育，以節事活動為窗口，加強對外宣傳推廣。

②統籌發展是解決江蘇省農業旅游發展空間差異和提升地區農業旅游發展水平的有效途徑，通過區域間合作與交流，突破地區農業旅游發展的資源、科技、交通、資金、政策等瓶頸，創造有利條件實現農業旅游資金、技術、人才、科技等要素在蘇南、蘇北和蘇中三個地區間的相互流動，集中優勢資源幫助落后地區將資源、環境優勢轉化為經濟、品牌優勢，促進地方旅游產業發展，農村生態環境改善，形成農業旅游發展與社會、經濟、生態改善之間的良性互動。

研學旅行活動總結范文第3篇

旅游管理學學科研究的主要關鍵問題研究淺談

旅游業是在19世紀40年代后開始走上規模經營、產業化發展道路的。從那時開始，旅游經營者一直都在積極地尋求如何借鑒、吸取管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工商企業管理的一些好的做法來改進旅游服務質量，提高旅游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但在學術界中，旅游管理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沒能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70年代以來，這種現象有了比較大的改變，旅游管理研究領域公開發表的論文、刊物、專著已日漸增多。旅游管理學學科建設問題也引起了許多學者的興趣。有些學者還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設想與建議。但人們對學科建設的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如對學科研究對象，學科原理命題，學科的性質與理論框架，學科的前沿問題，學科的研究方向與研究方法的確定等問題的認識，至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一、旅游管理的概念

旅游管理是指為發展旅游事業而進行的計劃、組織、指揮、調節和監督的活動。旅游管理活動，具有多層次、多結構、多方面的內容，它貫徹于旅行游覽管理事業的全過程之中，從旅游管理的過程看，旅游管理活動包括：確立旅游管理目標的活動，建立旅游事業信息系統的活動，進行旅游事業開展預測和決策的活動，制定旅行游覽事業發展計劃的活動，以及對旅游事業發展的監督活動，等等。

從旅游管理的內容看，旅游管理活動包括：旅游人力資源管理活動，旅游物質資源管理活動，旅游財力資源管理活動，旅游科學技術管理活動，等等。

從旅游管理的業務經營看，旅游管理活動包括：旅游資源管理活動，旅游設施管理活動，旅游服務管理活動等。旅游資源管理，又可以分為旅游風景名勝管理，旅游文物管理，旅游建設成就管理活動，旅游設施管理又可以分為旅游交通包括民航、鐵路、公路、水路管理，旅游賓館、飯店、餐廳、游樂場所管理活動旅游服務管理，又可以分為旅游客房服務、餐飲服務、導游服務、司機服務、引導購物服務管理活動，等等。

從旅游管理的方法手段看，旅游管理活動包括用行政辦法管理旅游事業的活動，用經濟辦法管理旅游事業的活動，用法律辦法管理旅游事業的活動，用思想政治辦法管理旅游事業的活動，用科學技術辦法管理旅游事業的活動，等等。

二、旅游管理學的研究對象

旅游是由那些出于和平目的、不是為了定居與就業的人，離開其常住地外出旅行與逗留而引起的各種現象和關系的總和。旅游資源、旅游者與旅游業是旅游活動產生與發展的三個基本組成要素。所以，廣義上的旅游管理學研究對象應包括對這三者的管理。由于旅游者的旅游動機激勵、活動導向及其在旅途中的組織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旅游企事業單位的影響與制約，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工作主要也由當地的旅游企事業單位負責。因此，狹義上的旅游管理學研究對象主要指的是對旅游業的管理。

三、旅游管理學的學科性質

旅游管理學究竟是一門科學，還是一種學科？或者只不過是管理學底下的一個研究領域？學術界曾為此爭論不休。一門科學，它必須要有明顯不同于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一整套從實踐、大量的研究成果中總結出來、并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科學原理。旅游管理學的研究對象盡管與其他科學或學科的研究對象有明顯的不同，但考察國內外大量的研究成果，人們所沿用的研究方法絕大多數是其他一些科學或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管理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其完整、獨立、清晰的理論體系架構也尚未建立起來。如果把它定位為管理學或是其屬下某個分支的一個研究領域，又明顯地讓人感到忽視了它的特殊性，低估了它在現代管理科學中的地位與重要性。事實上，如果人們認真思考一下它的學科原理基本命題，回顧旅游管理研究所走過的漫長歷程，就容易明白，旅游管理學的根基在管理科學中，管理學的理論與基本原理對旅游管理實踐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旅游管理學是管理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應用學科。

與其他部門、行業的研究或者說管理對象相比，旅游管理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一）旅游活動的異地性：旅游活動的產生與發展總與旅游者的外出旅行與逗留分不開；
接待同一對象通常必須由不同地方的旅游企業、旅游從業人員共同協作來完成。（二）旅游產品的文化性：旅游產品表現為直接的或間接的、物化在旅游消費品上、有針對性的旅游服務。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旅游產品它都必須蘊涵著較強的文化性，這是因為旅游者在要求旅途中的物質需要得到滿足的同時，他們的精神需要也需要得到滿足。（三）旅游消費的綜合性：旅游者的消費需求通常是綜合性的，雖然他們絕大多數都有比較單一的旅游動機，但在旅途中的食、住、行、游、娛、購六個方面的消費一般都會有。而且，近年來旅游消費需求還在向其他服務領域內延伸。（四）旅游服務的社會性：旅游服務離不開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直接接觸，供需雙方的溝通與情感、思想交流，不僅有可能影響到彼此原有的意識傾向與價值觀念，而且還可能從中締造出一種新的公共或人際關系。（五）旅游經濟活動的普遍性：在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發展旅游業，首先是為了創匯、創收。旅游業在許多國家里已成為當地國民經濟的重點產業甚至支柱產業。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以就業人數比例、所創造的利稅等社會經濟指標來衡量，旅游業已超過汽車、石油和化工等行業，成為全球第一大產業。（六）旅游資源的二重性：凡是能造就對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任何因素，都可構成旅游資源。旅游資源既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文的；
既可以是歷史的，也可以是現代的；
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
有些在空間上是不可以移動的，而且一旦遭到破壞就難以修復，如名勝古跡；
另有一些則是可以移動的，而且是可以不斷地充實與更新的，如體育賽事、文娛節目表演、節日喜慶活動等等。

四、旅游管理學的研究方向與研究方法

研學旅行活動總結范文第4篇

關鍵詞：旅游審美；
游客受雇拍攝法；
游客自愿拍攝法；
景觀偏好

旅游是一項集自然美、藝術美和社會生活美之大成的綜合性審美實踐活動(王柯平，2000)，旅游體驗無時無刻不存在于美的背景之中(曹詩圖，2007)。但究竟是什么影響了旅游者的旅游審美偏好，現有研究并沒有給出明確答案。雖然以景觀照片評價為基礎的景觀偏好(1andscape preference)研究在旅游資源評價與旅游開發規劃曾經一度被廣泛應用，但由于靜態的照片評價和動態的實景欣賞與體驗仍有較大差別，其研究結論仍難以較準確地反映旅游活動中的審美問題，其結論也因此仍有爭議。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游客受雇拍攝法”(Visitor EmployedPhotography，VEP)曾用于旅游形象測量與審美感知方面的研究，但由于租用相機成本太高等原因難以在旅游研究領域廣泛使用。近年來數碼相機的普及讓旅游攝影不再是專業藝術審美的專利，也為窺視大眾旅游者的旅游審美創造機會。本研究擬通過了解大眾旅游者旅游攝影選點等現象試圖來分析了解旅游審美的影響因素，并將研究測量方法稱之為“游客自愿拍攝法”(Visitor Self-employedPhotography，VSEP)，并將本研究結論與傳統照片研究法中相關結論進行比較與檢驗。

1　西方學界以景觀偏好(landscape preference)為主的旅游審美研究

中文語意中的“審美”與西方詞匯中的“aesthetic”表意并不完全相同。從詞源來看，aesthetic由希臘文aisthesis轉化而來，本意是感覺、感性認識，中文將其翻譯為“美學”或“審美”，往往使人將aesthetic理解為“關于美的學問”，或以為審美活動僅限于美，然而審美活動的目標和內容卻不只是“美”，而是包括美在內的一切能引起人們精神上各種愉悅、滿足、激動甚至某些痛苦和哀愁的方面。顯然，將西方文獻中的aesthetic譯為“審美”使其感性意義狹窄化了，且由于字面的關聯而極易與“美”相混淆(曹俊峰，1983)。中文語意中的“旅游審美”強調對旅游景觀之美的辨別和領會，因而與西方研究中的景觀偏好(landseape preference)更為接近。

是什么影響旅游者的旅游審美偏好，國外學者并未直接回答，他們大多通過研究人們的景觀偏好(landscape preference)，探索適當的旅游審美評估指標，如社會經濟特征(包括年齡、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特定組織身份或農民身份等)(Dearden，1984；
Yu，1995；
Van den Berg，Koole，2006)、居住環境(Yu，1995；
Van den Berg，Koole，2006)、過往認知或對景觀的熟悉程度(De~den，1984；
Yu，1995；
Hanley，Ready，et al.，2009)、個人性格(AbeBo，Bemaldez，1986；
Zuckerman，Ulrich et al.，1993)、環境態度(Kaltenbom，Bjerke，2002；
Ribe，2002)、休閑動機(Van den Berg，Koole，2006)、文化背景(Yu，1995)、景觀自身的特征(Dramstad，Tveit，et al.，2006；
Ode，Fry，et al.，2009；
Sevenant，Antrop，2009)等。也有部分學者對其中個別指標持懷疑或否定態度，如Dearden(1984)發現在對荒野景觀的評價方面，有無規劃方面的專業訓練對景觀偏好并沒有影響(Dearden，1984)；
Yu(1995)也認為對景觀偏好有影響的是綜合教育水平而非景觀方面的專業技能，同時驗證了性別與大文化背景的影響力也并不明顯(Yu，1995)?？梢娢鞣綄τ诰坝^偏好的研究總體上仍可分為審美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以主體研究為主。景觀偏好主要受審美主體的個人特征影響，只有少數學者將主客體結合，提出景觀偏好指標不能一概而論，在具體的景觀類型下指標可能有所不同(Yu，1995；
Dramstad，Tveit，et al.，2006；
Sevenant，Antrop，2010)。

然而，對于以景觀評價為基礎的量化研究，正如Dramstad和Tveit所指出的，盡管大量的景觀評估指標已經在使用中，真正關于景觀美學的研究卻一直被忽略了(Dramstad，Tveit，et al.，2006)。景觀偏好與旅游審美的聯系非常緊密，但兩者并不能完全等同。景觀偏好是一種靜態的視覺評價，旅游審美則是一種動態的綜合體驗評價，旅游審美以景觀偏好為基礎，但可能還有更復雜的影響因素，景觀偏好的評價指標對于旅游審美研究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但在此基礎上如何研究旅游審美的影響因素，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2　中國學界以美學研究為主的旅游審美研究

在國內，旅游審美被定義為“通過旅游來進行美的欣賞和創造”(黃藝農，1998)，旅游學術界前些年對之付出了極大的熱情并將視為一門新興學科：旅游美學。美學本身是一門有著悠久歷史的學科，它作為奠基于現代形而上學之上的一門科學，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看來是“行至真理的半途”“意味著對藝術和美的沉思”“是對與美相關的人的感受狀態的思考；
是在美與人的感受狀態之關系這一范圍內對美的思考”(范玉剛，2007)。旅游美學是將通俗化的美學與旅游相結合而產生的學科，被稱為一門“以主體在旅游過程中美感如何發生為核心并旁涉與此有關的方面，來研究人類在旅游生活中審美活動的特點與規律的科學”(牧心，1996)；
一門“以美學的基本原理為指導，研究旅游審美對象的審美關系，以及旅游審美方法和技巧的科學”(高曾偉，易向陽，2008)，“帶有高度的實踐指導意義的科學”(莊志民，1999)。然而，“旅游審美學”又與“旅游美學”有所區別。盡管兩者都從美學角度來認識和把握旅游的規律與特征，但“旅游美學”立足于旅游業，著眼點是構成旅

游資源、服務和設施三大要素中的客體，側重研究的是旅游審美資源中美的創造；
而“旅游審美學”則是從旅游主體出發的，從美學角度立論的旅游理論思維視角，更側重對美的欣賞(田連波，1997)。因此可以看到，現有的旅游美學教材大致有這樣兩類：一類著眼于審美客體，側重描述和分析山水、園林、建筑、雕塑、 書畫、旅游紀念品等旅游資源和產品的審美價值(喬修業，2000；
仇學琴，2001)；
另一類將旅游審美的主體和客體均等對待，既考查資源的審美價值，又研究游客審美的心理過程、觀賞技法、個體差異等(牧心，1996；
王柯平，1997；
陳鳴，2004)。

旅游審美的個體差異明顯。旅游美學教材通常將旅游審美的個體差異籠統地概括為陽剛型、陰柔型、中間型(王柯平，1997；
喬修業，2000)等類型，或者時代性、民族性、階級性等總體特征(喬修業，2000)，審美個體差異的影響因素也被普遍概括為先天(生理素質、神經類型、氣質稟賦等)和后天(社會實踐、生活閱歷、教育背景、文化氛圍、審美意識、思維方式以及職業、愛好、情趣乃至經濟條件等)因素(喬修業，2000；
仇學琴，2001)，但這些結論基本上都屬于經驗性的總結，缺乏深入的考證。前人研究中較常見的是通過古代文學作品研究古人的旅游審美，如通過剖析古代山水詩中表現出來的詩人旅游審美活動論述旅游審美心理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周敏慧，陳榮富，2001)，從古代文學中探索旅游地理與審美心理的關系(陳雁谷，1990)，從古代旅游文學的表現題材中發現古人對自然的幾種主要的審美傾向(夏太生，1998)等，都是從古代文學這一實體中提取旅游審美抽象概念。而對于現代人的旅游審美，研究的載體還很缺乏，旅游審美的影響因素更鮮有提及。

和古代文學相似的是，現代人的攝影作品同樣是人們心理的直觀體現，兩者的創作和完成過程都是作者內心世界的展示。攝影本身就是一種瞬間藝術，攝影者能否用鏡頭捕捉到別人沒有注意到的瞬間，重點在于其是否具備獨特的審美意識(隆，2004)。旅游攝影的過程也是一種審美過程(孫永亮，1995)，因此通過旅游攝影研究旅游審美的影響因素成為一個可能的途徑。

3　研究方法

中國電子商會日前的《2009-2010年中國城市數碼相機消費需求與市場競爭力報告》顯示，2009年，中國制造的數碼相機已占全球市場的八成左右，數碼相機國內銷售970萬臺，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數碼相機生產與消費大國①。數碼相機的普及以及互聯網的便利，使針對攝影者的照片研究更加便利，游客從旅游攝影中“窺視”世界，研究者們也常常透過照片來“窺視”拍攝者的內心世界，研究他們的心理行為，這樣的研究近年來國內也開始出現(戴光全，陳欣，2009)。實際上，在景觀審美研究領域，照片、視頻等攝影資料在國外已經成為學者用于評價人們景觀偏好的重要工具(Oku，Fukamachi，2006)。

通過攝影進行景觀與審美研究方法的演進。早期利用攝影進行研究主要是通過展示攝影資料，使用預先制作好的評估量表或測量模型，讓被調查者根據自身喜好對照片等資料評分，進而從分值高低來評估調查對象心中景觀的美感度，也即其景觀審美偏好(章海榮，2002)。該方法雖被廣泛使用，但是其弊端也很明顯，如調查脫離現實場景(Oku，Fukamachi，2006)、回答受限于已有材料因此只能做被動選擇(Garrod，2009)，等等。在此基礎上，有人提出了“游客受雇拍攝”(Visitor-employed photography，簡稱VEP)方法，VEP是一種用于衡量人們對自然環境感知狀況的經驗記錄技術(Experience-recording technique)(Boulder，1995)，最先由Cherem和Traweek于上個世紀70年代提出，并在Cherem和Driver(1983)，Chenoweth(1984)等研究中得到發展(Garrod，2009)；
最初只用于提取目的地形象的屬性，后來廣泛應用于景觀審美、戶外娛樂體驗和社區規劃中。VEP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包括向調查對象發放相機請他們拍攝與調查目的有關的內容等。使用這種方法獲得的結果是由游客幫助拍攝的照片，在將照片的含義概括為目的地形象時需要輔以焦點小組(Focus groups)的手段進行分析(李宏，2007)。該方法的優點在于研究過程中被調查者被賦予了自主選擇拍攝對象、角度等權利，不會受到研究者思維的過多限制，并且進行的是實地拍攝，因而能更好地表達游客的真實意愿(Garrod，2009)；
缺點是相機由研究者提供、成本高且相機遺失風險大，使其在推廣使用中受到限制(Boulder，1995)。所以，盡管旅游體驗與攝影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VEP還比較少被應用到旅游研究中(Garrod，2009)。

“游客自愿拍攝法”(Visitor Self-employed Photography，VSEP)。數碼相機的普及使現代旅游與攝影如同雙胞胎，不帶相機外出游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Haldrup，Larsen，2003)，這樣也使研究者不提供相機給被研究者成為可能。本研究嘗試以游客受雇拍攝方法為基礎，將VEP中的受雇拍攝調整為游客自愿拍攝(即自己帶有相機的游客)，由規定游客拍攝內容改為游客自由拍攝，并稱之為VSEP(VisitorSelf-employed Photography)研究方法，試圖以此方法探索旅游審美的影響因素，并比較VSEP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與以往研究中關于景觀偏好影響因素結論的異同，以測量本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問卷內容均為封閉式問題，共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研究：(1)旅游攝影的普遍性；
(2)旅游攝影的動機；
(3)旅游攝影對象選擇偏好；
(4)攝影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如年齡、性別、常住地等；
(5)攝影者的專業程度。

研究過程。研究人員于2008年7月在網上進行問卷預調查，回收有效問卷61份，根據初步分析結果對問卷做了適當修改和調整，并于2009年8月中旬由3隊調研人員分別在四川九寨溝、湖南張家界和河南嵩山3個景區內正式向游客發放問卷。調查對象為隨機挑選的游客。問卷當場發放，當場回收，人均填寫時間約3分鐘。3個調研地總計發放問卷678份，回收有效問卷632份，有效率93.2％。

問卷情況。本次研究有效問卷具體構成為：九寨溝356份，張家界100份，嵩山176份。其中男性占55.9％，女性占44.1％，性別比例比較均衡。19～40歲的中青年人群占調查對象主體，為總數的65.5％。學歷在?？坪捅究品秶鷥染佣?，占62.3％。有76.7％的被調查者年均出游1～3次。在出游形式的偏好上，相比完全自助游和跟團旅游各占25％上下，半自助旅游比較受被調查者青睞，占總數的44.2％。采用KruskM-Wallis H檢驗3個調研地的樣本，調查對象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均無顯著差異，達到匹配樣本要求，本研究將三地數據匯總進行分析。問卷數據的處理使用統計軟件SPSS16.0完成，主要使用了相關分析作為數據統計方法，最后對統計得出的數據再進行定性分析進而得出本文結論。

4　研究發現

4.1游客自愿拍攝法(VSEP)具備旅游審美研究基礎

旅游攝影的普遍性與大眾性。調查數據顯示，93.6％的游客在旅游時必帶相 機，63.2％的游客認為自己每次出游拍的照片數量比較多，但他們中87.8％的人不具備專業的攝影知識與技能，只是普通的大眾游客，可見攝影已經成為大眾游客中的一項普及性活動，通過了解游客自愿拍攝的情況來測量游客的審美偏好具備基礎條件。

旅游攝影者動機。攝影是現代旅游者最常見的、最重要的消費方式之一，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旅游者攝影的動機主要包括滿足窺視欲、影像記憶與證明、完成“自我敘述”(serf narrative)與“自我認同”(serfidentity)(保繼剛，劉丹萍，2006)，依據這一理論，本研究問卷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1表示“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測量游客的攝影動機，包括影像記憶(帶走美景)、證明、自我敘述與自我認同(與親友分享)、個人興趣(藝術創作)和功能作用(資料收集)5項，分析結果表明，游客對上述5項攝影動機都有較高認同度，其中“帶走美景”動機的認同度最高，說明對美的記憶是游客最重要的旅游攝影動機，體現了游客對美的追求，因而游客的攝影偏好可以反映其審美偏好(見表1)。

4.2基于游客自愿拍攝法(VSEP)的旅游者審美偏好與影響因素

旅游者的旅游審美偏好。審美包括多個方面，本研究以游客“偏愛自然，還是更偏愛人文旅游地”為例進行測量，問卷中圍繞審美偏好這一主題設定了“哪些類型景區更能激發您攝影的興趣”、“對不同拍攝對象的喜歡程度”、“對開發程度不同的拍攝對象的偏好程度”3個相關問題(見表2)，為了讓SPSS的統計結果更具有可比性，分析中對原始數據進行技術處理后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結果表明，游客對上述3個問題的回答都傾向于選擇自然風光或者較少人工化的選項，這表明受訪者們似乎更愛自然美。橫向比較3個問題的統計結果發現，游客偏愛自然，最重要的是在自然環境中進行拍攝，最后才是拍攝對象的自然性(見表2、表3)。

旅游者審美的影響因素。根據問卷統計中的游客個人信息，包括性別、年齡、常住地、受教育程度、出游頻率、出游方式、對攝影的愛好程度和專業程度等潛在的旅游審美影響因素。分析游客審美的影響因素分兩步進行：(1)創建新變量。創建一個新變量“旅游審美偏好”，取值為各樣本中題1、題2、題3經如表2進行數據處理后的數值總和，表示游客“更偏愛自然，還是更偏愛人文”。從表2的說明可推算，新變量取值仍然滿足數值越大表示對自然的審美偏好越強烈。(2)通過相關分析識別影響因素。將問卷第4、第5兩部分得到的個人信息(包括如年齡、性別、常住地、攝影愛好程度與專業程度等等)與新變量“旅游審美偏好”進行相關分析，尋找與其顯著相關的變量，即本問卷測量的旅游審美影響因素。表4顯示，性別、常住地、年齡、攝影愛好程度等都是影響游客旅游審美的因素。在0.05的顯著水平下，性別、常住地、年齡、攝影愛好程度等項都與旅游審美偏好顯著相關，其中性別與旅游審美呈負相關關系，其余為正相關；
受教育程度與審美的相關關系值得注意，但在0.05的顯著水平下并不顯著；
而出游頻率、出游方式和攝影方面的專業程度對游客的審美偏好則基本不造成影響(見表4)。

4.3VSEP方法的研究結果與以往研究結果的比較及解釋

對于景觀偏好的研究，西方學者通過以圖片評價為主的方法得出了社會經濟特征(包括年齡、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特定組織身份或農民身份等)、居住環境、過往認知或對景觀的熟悉程度、個人性格、環境態度、休閑動機、文化背景、景觀自身的特征等影響景觀偏好的因素。而國內的旅游美學研究也將審美個體差異的影響因素經驗性地概括為先天(生理素質、神經類型、氣質稟賦等)和后天(社會實踐、生活閱歷、教育背景、文化氛圍、審美意識、思維方式以及職業、愛好、情趣乃至經濟條件等)因素。與本研究結論相比較，影響游客景觀偏好的因素如性別、年齡、居住環境等與影響旅游審美偏好的因素一致，而受教育程度與旅游經歷的影響作用卻并不明顯。一方面，這表明，VSEP研究方法有關旅游審美影響因素的結論得到了以往有關景觀偏好的結論支持，表明了該方法的可行性。另一方面，由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完成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的變遷可能會影響部分結論變化?？偨Y研究結論的差異可能有以下幾種原因(見表5)。

(1)時代觀念變化可能影響審美觀變化。在迅速變化的社會環境下，人們的審美受到如大眾文化(傅守祥，2009)、消費文化(向懷林，2009)、傳媒技術(歐陽友權，2009)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在新時代背景下顯示出新的特征。因此，研究旅游審美需要以變化的、動態的思維考查不同時代背景下旅游審美影響因素的差異。

(2)信息技術變化可能影響審美觀變化。在以往的研究中，旅游經歷是影響旅游審美的重要因素，因為旅游經歷的不同會造成游客對景觀的預期和評價的不同(Hanley，Ready et al.，2009)。但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到，作為旅游經歷直觀體現的出游頻率與出游方式都不對游客的審美偏好產生影響。在普及的互聯網傳播下，“全世界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組織成為電子空間中的信息資料庫，而所有網民都可以直接面對廣泛而豐富的信息資源，方便快捷地獲得自己需要的任何知識”(田俐，2009)，游客可以輕易獲得旅游相關信息和知識，以及虛擬的旅游經驗，降低了人們獲取知識和信息的難度，縮小了個人知識和信息總量與其年齡的差距，因而減小了旅游經歷對人們進行旅游審美的影響力度。

(3)研究測量方法可能導致研究結論變化。盡管景觀評價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對于旅游審美研究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兩者還是存在本質的區別。傳統的圖片評價法往往使人們應用知識與經驗的積累進行冷靜的思考，對圖片中靜態的景觀做出被動的評價，而忽略了旅游體驗的影響。這也是傳統的旅游資源美學評價的一個弊端，即只重視旅游資源的形式美學價值，忽視景觀的體驗美學價值(王玉，2006)。從攝影視角研究旅游審美的進步之處在于，對審美的審察是在游客的旅游體驗中進行的，游客攝影時的審美偏好與其身臨其境的感知緊密相連，因而結論與現實情況更為相似。

另外，研究發現，盡管游客的攝影能力并不對其旅游審美造成明顯影響，攝影愛好程度的影響卻不可忽視。這是以攝影視角下出現的新的影響因素，可以從攝影愛好者對畫面美感的刻意追求中得到解釋。

5　結論與討論

研學旅行活動總結范文第5篇

[摘要]后悔是全面解釋消費者滿意度和后續行為意圖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梳理了消費者后悔心理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旅游者后悔心理的基本定義和成因。在此基礎上，對實證調查資料使用因子分析法總結出旅游后悔心理的后續行為表現為5類：采取相對激烈的對抗行為、通過網絡負面宣傳、向旅游管理機關投訴、斷絕該地旅游并影響親友和借鑒經歷調整心態。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男性較女性更容易“采取相對激烈的對抗行為”、“通過網絡負面宣傳”及“向旅游管理機關投訴”方式表達自己的旅游后悔心理；
個體所學科別的差異對采取這5種行為方式來表達旅游后悔心理沒有明顯的差異。本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旅游后悔心理實證研究的不足，為旅游目的地經營者有效疏導旅游后悔心理提供了戰略層面的參考。

[關鍵詞]旅游后悔心理；
后續行為特征；
因子分析；
方差分析；
認知

1引言

消費者行為研究結果是市場拓展策略制定的基礎。消費者行為研究中所強調的消費者動機、感知、期望、滿意度、感知價值等行為變量最終是為了更好地預測消費者未來的行為意圖。消費者后悔心理是消費者對所使用或體驗產品不滿的直接反應，此種心理及其后續行為被認為是全面理解消費者對產品／服務的滿意度和解釋多種售后行為(例如在購買意愿、品牌轉換、投訴及口碑傳播)的重要因素。對消費者而言，后悔情緒可引發不滿和消費轉移，事實上，簡單的一個后悔期望就足以改變消費者的后續購買行為。

旅游者行為作為消費者行為研究的重要分支方向之一，其研究方法和范式上和消費者行為研究有著密切的聯系。旅游活動的特殊性導致旅游者后續行為表現的多樣化。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有相關旅游體驗后，其后悔心理所導致的后續行為表現對旅游目的地穩定和發展客源意義重大。從學科研究角度看，國內外從后悔心理角度對旅游者后續行為表現的研究尚顯缺乏。

2理論基礎評述

后悔被定義為產生于認知的消極情緒。當代關于后悔的研究取向主要有3種：哲學取向(PhilosophicalApproaches)、經濟學取向(EconomicApproaches)與心理學取向(PsychologyApproaches)。鑒于個體消費的特點，消費者行為研究多借鑒心理學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內容，這也決定了心理學取向對消費者后悔心理研究的主導地位。

國外心理學取向對消費者后悔心理的研究結論是不一而同的。澤蘭伯格等(Zeelenbergetal.)把后悔歸納為與觀念、感受相關，是一種深切的感受，也就是消費者認為做錯某件事，或失去了某次機會，對自己不滿并想糾正自己，但實際上并沒有這么做而寄希望于第二次機會的一種理想?？崧兔桌?Kahneman&Miller)指出可能是消費選擇引發了消費者的一種逆反想法而導致了后悔的出現。因此，當購買者仔細考慮放棄的選擇時，他們認為放棄了可能更好地選擇，犯了選擇性錯誤，并后悔沒有選擇應選而未選的。從后悔情緒研究的理解來看，消費個體越是認真地考慮其他選項，越有可能體會到后悔。米勒等(Milleretal.)的研究證明：可供消費者選擇的可能性數量，影響其對自身消費行為和結果的常規認定(慣性認定)，即購買前選擇的可能性越多，購買行為越不常規化(越不符合習慣)，購買后悔情緒越高。

當消費者購買后，后悔和滿意可能同時出現。因購買者對選擇的產品既感到滿意，也感到對其他產品沒有被選而產生后悔和不安。盡管后悔和不滿意都來自不愉快的經歷，但是它們的參照不同。當產品的性能達不到顧客對產品的期望時，不滿意就產生了；
但產品的性能比不上顧客應選而未選的產品功能時，就會產生后悔情緒。后悔與購買者對產品的選擇有關，而不滿意與期望的比較結果有關。當購買者完成了產品特質之間的比較評估之后，他可能感到總體滿意，但同時，如果產品的一些特質比不上未選的產品時，也會感到后悔。因此，后悔情緒是由“作為”和“不作為”之間的比較引起的。

大多數研究都認為態度有情感(Affect)、行為(Behavior)和認知(Cognition)，即所謂的ABC態度模型(ABCmodalofattitudes)。從國外后悔心理研究結果看，后悔是基于認知信息加工而生成的個體態度(態度的標準學習層級)，其結果指向必然是“認知個情感于行為”。因此，以消費者認知為主導的后悔心理必然能更好地預測消費者后續的行為意圖和行為表現方式。

基于上述的分析并結合旅游者行為活動的特點，筆者認為可以這樣解釋旅游后悔心理，它是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體驗活動基礎上做出的以認知因素為主導的個體態度，這種后悔心理可能是實際旅游體驗質量和旅游期望的比較結果，也可能是旅游者將本次旅游目的地和未選擇旅游目的地之間的比較結果，或二者皆有的結果。因后悔心理和行為的直接相關，研究旅游者后悔心理比研究旅游者抱怨能更好地預測和分析旅游者行為意圖。

3旅游后悔的行為表現實證分析

3．1研究設計及數據說明

本研究采取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原始資料與信息，采用統計分析軟件Matlab7.01對所得的數據進行各項統計分析并得出結論。筆者于2007年9月進行2次預調查，預調查主要是訪談形式，選擇20位大學2～3年級有過旅游經歷的學生進行深度訪談，選擇和確定旅游后悔心理的行為表現特征，為正式調查做準備。問卷的設計包括兩部分：①旅游后悔心理所導致的后續行為特征19類(具體內容見表2)，采取李克特5點量表尺度(LikertScale)，依序由1分到5分代表此類行為特征表現的程度(非常小、小、一般、大、非常大)；
②樣本的個人情況，包括被調查者的性別和學科差別。

正式抽樣調查于2007年10月，調查主體以大學2-3年級有過旅游經歷的學生為主。調查問卷共發放260份，回收244份，回收率為93％，排除回答不完全及真實性較低的樣本后，最終使用有效樣本共計224份，有效問卷率86％。調查樣本中理科生為105人，占總量的46.88％；
文科生為119人，占總量的53.12％。男性為93人，占總量的41.52％；
女性為131人，占總量的58.48％。

對所收集調查數據進行信度及KMO值分析，結果如下：數據信度標準值克朗巴哈α值(Cronbachα)為0.768，標準化克朗巴哈α值(Cronbach’sαBasedonStandardizedItems)為00771，共分析項目19個。根據納恩諾里和伯恩汀(Nunnally&Bemtein)的研究，測量工具的克朗巴哈。值(Cronbacho)最好高于0.7，但是，如果量表中的測量項目數個數小于6個，克朗巴哈α值(Cronbachα)大于0.6也表明數據質量可靠。此處問卷信度值都在0.75以上，說明了本文所使用數據具有較高的置信度。問卷的KMO值為0.766，巴特勒球體檢驗的顯著性水平為0.000。說明數據存在良好的結構效度，適合于下文所使用的因子分析法(見表1)。

3．2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是用少數幾個因子去描述許多指標或因素之間的聯系，即將相關比較密切的幾個變量歸在同一類中，新因子的提取標準一般為特征值大于1。和主成分分析相比，因子分析可以使用旋轉技術幫助解釋因子。因子旋轉最常用的方法是最大方差正交旋轉法(Varimax)。因子旋轉的目的就是要使因子載荷矩陣中因子載荷的平方值向0和1兩個方向分化，使大的載荷更大，小的載荷更小。本研究數據的因子分析使用該技術線路。

數據因子分析正交旋轉后結果如表2所示。19個問卷項目通過因子分析及正交旋轉后新萃取因子5個，分別是“采取相對激烈的對抗行為”、“通過網絡負面宣傳”、“向旅游管理機關投訴”、“斷絕該地旅游并影響親友”及“借鑒經歷調整心態”。

3．3單因素方差分析

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用來研究一個控制變量的不同水平是否對觀測變量產生了顯著影響。本研究數據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受調查者學科門類的差異對旅游后悔心理驅使下導致的后續行為特征沒有必然的聯系，即不論是學習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的學生旅游后悔心理的后續行為特征不存在差異性(見表3)。

旅游后悔心理導致的3種后續行為特征和受調查者性別存在明顯的差異，即男性和女性在“采取相對激烈的對抗行為”、“通過網絡負面宣傳”、“向旅游管理機關投訴”的行為方式上存在明顯的不同?！皵嘟^該地旅游并影響親友”和“借鑒經歷調整心態”兩類行為表現方式在性別上沒有明顯的差異(見表4)。

3．4總體分析

為了更清晰地揭示旅游后悔心理對個體后續行為特征的影響，筆者對收集數據進行了加權平均，其權重由主成分分析法確定，結果如表5所示。

數據結果顯示：當旅游后悔心理產生后，旅游者選擇采取“斷絕該地旅游并影響親友”的傾向較強(3.1794)。另外，因本研究調查樣本為在校大學生，該年齡層次對網絡使用率較高，因此，“通過網絡負面宣傳”(3.1719)成為該旅游群體產生旅游后悔心理后行為意圖表達的另一類重要選擇。相關研究表明：處世態度能直接反映中國人人格結構中的個體動機水平。大學生在旅游后悔心理產生后表現出“借鑒經歷調整心態”傾向較強(2.9790)，這說明了當代大學生能更多地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上不斷完善自我的處世態度，充分理解社會現狀，以積極的心態適應社會現實。在旅游管理機制不斷完善的背景下，旅游者會更加理性的尋找一定的渠道和途徑來保障自身的合法權益，這也是“采取相對激烈的對抗行為”賦值較低(2.0761)，而“向旅游管理機關投訴”賦值較高(2.8567)的原因?，F實生活中，男性一般處于主導地位，其行為外顯性表現總是略強于女性。本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在旅游后悔心理產生后所采取的各類后續行為表現賦值均高于女性。該結果符合男女性別差異在行為表現上的社會認識。

相關實證研究顯示：文科生多接觸社會人文科學，社會人文科學缺乏精確的定量和實證性，這使文科生在行為表現上更多的具有感性色彩，易沖動；
而理工科生多接觸自然科學，而自然科學具有較高的穩定性、精確性、嚴密性和規則性，這就使得理工科學生的人格趨向理智、精細、守則。本研究結果從學科賦值差異上看：自然學科背景的個體在“通過網絡負面宣傳”(3.2664)、“借鑒經歷調整心態”(2.9406)來表現旅游后悔心理上的賦值較高；
社會學科背景的個體在以“斷絕該地旅游并影響親友”(3.0699)、“向旅游管理機關投訴”(2.9808)來表達旅游后悔情緒上賦值較高。該賦值評價基本符合以往對自然學科背景和社會學科背景學生行為表現方式差異的研究結果。

結合上文單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可以給出如下結論：男性較女性更容易“采取相對激烈的對抗行為”、“通過網絡負面宣傳”及“向旅游管理機關投訴”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旅游后悔心理。

4結論、管理借鑒及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在后悔心理研究總結評價的基礎上，結合旅游者行為活動的特點提出了旅游后悔是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體驗活動基礎上做出的以認知因素為主導的個體態度，這種后悔心理可能是實際旅游體驗質量和旅游期望的比較結果，也可能是旅游者將本次旅游目的地和未選擇旅游目的地之間的比較結果，或二者皆有的結果。使用因子分析法萃取了旅游后悔心理導致的后續行為表現主要為：采取相對激烈的對抗行為、通過網絡負面宣傳、向旅游管理機關投訴、斷絕該地旅游并影響親友和借鑒經歷調整心態等5種表現方式。單因素方差分析進一步說明了男性較女性更容易“采取相對激烈的對抗行為”、“通過網絡負面宣傳”及“向旅游管理機關投訴”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旅游后悔心理。從學科差異來看，個體所學科別的差異，對采取這5種行為方式來表達旅游后悔心理沒有明顯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