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文學論文【五篇】

《簡愛》作為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經典之作，一直深受世界各國讀者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青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簡愛》譯介到我國，距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在我國，《簡愛》不但被多次復譯,而且還登上了銀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國外文學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國外文學論文范文第1篇

異國情調與本土意識形態--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與中國的對話 張躍軍

好人何以變成壞人?--評布萊希特的《四川好人》 謝芳

《鄉村醫生》--"內宇宙"幻化的現代神話 葉廷芳

"在流沙中行走":論《植物園》的"敘述" 仵從巨

在夢的闡釋中展示權力關系--論《人鼠之間》的文化寓意和社會效用 方杰

海明威:"有女人的男人" 戴桂玉

美國文學對地域之情的關注 孫宏

喬叟對英國文學的貢獻 肖明翰

論勃朗寧詩歌的藝術風格 劉新民

《堂吉訶德》的多重諷刺視角與人文意蘊重構 蔣承勇

比較文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及其意識形態功能 周小儀，童慶生

關于表現主義的定義問題 張黎

拉康與分裂的主體 嚴澤勝

《竊信案》:文本與批評的對話 何寧

全球化語境中東方文化與文學的研究現狀與前瞻 麥永雄

我們時代的歐洲文學史 王守仁

新歷史主義還有沖勁嗎? 寧

厄普代克的平庸之作受到批評 寧

西蒙發表新作《有軌電車》 吳岳添

從大江健三郎眼中的村上春樹說開去 許金龍

"新世紀東方文學研究與教學學術研討會"側記 王燕

審美現代性的三個矛盾命題 周憲

關于殖民和后殖民模仿 石海峻

普魯斯特論波德萊爾 劉波

《四個四重奏》的時間拯救主題 劉立輝

探討T.S.艾略特的"秩序"理論 江玉嬌

霍爾頓與臟話的政治學 程巍

自卑情結:?？思{小說創作的重要動因 朱振武

二元對立形式與?？思{的《我彌留之際》 馮季慶

拜厄特小說《占有》之原型解讀 程倩

《欲望號街車》的不確定性與矛盾性 徐靜

詩化的缺失體驗--川端康成《古都》論考 孟慶樞

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時間主題 吳笛

評理查遜的書信體小說藝術 李維屏

狄更生的死亡比喻與基督 董愛國

馮至與德國浪漫文學 殷麗玉

解構主義在美國--評J.希利斯·米勒的"線條意象" 申丹

身/心二元對立的詩意超越--埃萊娜·西蘇"女性書寫"論辨析 林樹明

被忽略的R.L.斯蒂文森--斯蒂文森小說理論初探 王麗亞

比較中見特色--村上春樹作品探析 林少華

虛像與反差--夏目漱石精神世界探微 高寧

重讀《麥琪的禮物》 朱剛

從《"水仙"號船上的黑水手》及其《序言》看康拉德的藝術主張與實踐 高繼海

論馬卡寧小說創作的藝術風格 侯瑋紅

《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的敘事策略 程錫麟

J.希利斯·米勒談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 空草

普羅米修斯的hubris--重讀《被綁的普羅米修斯》 陳中梅

英美文學中的哥特傳統 肖明翰

很多的印度,很多的印度文學 空草

一場辛苦而糊涂的意識形態之戰--談瑪麗琳·芭特拉的奧斯丁研究 王海穎

布洛克斯和他的自然詩--兼與謝靈運比較 劉潤芳

試論諾瓦利斯小說的宗教特征 谷裕

烏托邦文學與《圣經》 趙寧

日本"大岡故事"《審問生母與繼母之事》與元曲《灰闌記》 中田妙葉

《黑暗的心臟》解讀中的四個誤區 殷企平

利哈喬夫:20世紀俄羅斯最后的沉思 吳曉都

全球化語境中的惠特曼研究 劉樹森

互文性理論的緣起與流變 秦海鷹

《懺悔錄》的真實性與語言的物質性--論保爾·德曼對盧梭的修辭閱讀 昂智慧

論默多克的小說《逃離巫師》中的權力和權力人物主題 何偉文

俄羅斯后現代主義文學與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 吳澤霖

現實·夢幻·夢幻戲劇--斯特林堡的《父親》和蒙克的《病室中的死亡》 耿幼壯

奈保爾筆下"哈奴曼大宅"的社會文化分析 梅曉云

感受荒誕人生見證反戲劇手法--《等待戈多》劇中的人及其處境 藍仁哲

"歷史的噩夢"與"創傷的藝術"--解讀喬伊斯的小說藝術 郭軍

《所羅門之歌》:歌聲的分裂 劉炅

《千畝農莊》的生態女權主義思想 左金梅

用童話構建歷史真實--君特·格拉斯的《比目魚》與德國浪漫童話傳統 馮亞琳

神性的幻滅和人性的沖突--《沃斯》的悲劇意義初探 吳寶康

《四川好人》與中國文化傳統 張黎

理查遜與菲爾丁之爭--《帕梅拉》和《約瑟夫·安德魯斯》的對比分析 劉戈

論海達·高布樂是一個頹廢者 何成洲

能樂《芭蕉》:芭蕉精形象的形成與日本佛典的關系 張哲俊

又一個馬克·吐溫? 寧

今日重讀吉卜林 蕭莎

屋里屋外:關于當代英國詩歌的一個話題 空草

《源氏物語》中夕霧讀大學寮情節的真實性 張而弛

自由之書:《芬尼根的守靈夜》形式研究 戴從容

轉喻與隱喻--吳爾夫的敘述語言和兩性共存意識 李娟

美國黑人作家與猶太作家的生死對話--析伯納德·馬拉默德的《房客》 喬國強

新東方主義中的"真實"聲音--論哈金的作品 應雁

與"兩種文化"的對話--談戴維·奇的小說《想》 童燕萍

"從搖籃里抱走了別人的孩子"--論卡夫卡創作中的語言問題 曾艷兵

弗·索洛維約夫與俄國象征主義 汪介之

從圓到圓:論博爾赫斯的時空觀念 唐蓉

從先知預言的角度釋《荒原》 郭春英

對《解讀敘事》的另一種解讀--兼與申丹教授商榷 申屠云峰

論泰戈爾的韻律詩學 侯傳文

敘事文本與意識形態--對凱特·肖邦《一小時的故事》的重新評價 申丹

尋求另外一種真實--評德國浪漫藝術童話超現實的美學旨趣 馮亞琳

審美與政治:關于濟慈詩歌批評的思考 章燕

互文和"鬼魂":多蘿西婭的選擇--再訪《米德爾馬契》 殷企平

海涅作品中的死亡主題 趙蕾蓮

對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再認識 吳元邁，Wu Yuanmai

別林斯基與果戈理的書信論戰 劉文飛，Liu Wenfei

俄羅斯文藝學的歷史主義傳統與創新 程正民，Cheng Zhengmin

泰戈爾"人格論"探析 侯傳文，Hou Chuanwen

18世紀英國文化風習考--約瑟夫和范妮的菲爾丁 呂大年，Lü Danian

《希臘古甕頌》中的"美"與"真" 袁憲軍，Yuan Xianjun

《采堅果》的版本考辨與批評譜系 張旭春，Zhang Xuchun

金錢+享樂=模范町人--《日本永代藏》的町人道德文明觀建構 李均洋，Li Junyang

與時間游戲,和死亡對話--評馬丁·艾米斯的《倫敦場地》 王衛新，Wang Weixin

艾麗斯·沃克的詩性書寫--艾麗斯·沃克詩歌主題研究 王卓，Wang Zhuo

試析《老婦還鄉》中的正義主題 廖峻，Liao Jun

在生與死之間:解讀《英語教師》 王春景，Wang Chunjing

行走在麥比烏斯環上--論安部公房的《砂女》 王蔚，Wang Wei

論默多克小說《黑王子》中的形式與偶合無序問題 何偉文，He Weiwen

《寒凍》--貝恩哈德"笑藝術"的開端 韓瑞祥，Han Ruixiang

貝克特英語批評的建構與發展 劉愛英，Liu Aiying

德爾班科:麥爾維爾研究新論問世

國外文學論文范文第2篇

《簡•愛》作為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經典之作，一直深受世界各國讀者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青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簡•愛》譯介到我國，距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在我國，《簡•愛》不但被多次復譯,而且還登上了銀幕與舞臺。無論是哪一種藝術形式，都被奉為“經典”。然而,縱觀《簡•愛》譯介到我國文化場域的漫長歷程,由于受到不同歷史時期歷史、政治、文化語境的影響,其經典地位的確立并非一帆風順。1927年，武光建把《簡•愛》節譯成中文，取名為《孤女飄零記》，但直到1935年12月，才與中國讀者見面。第一部完整版的《簡•愛》是1933年7月李霽野完成的，1936年9月生活書店印行，書名《簡愛自傳》。黃源深先生翻譯《簡•愛》是在1992年，當時中國剛剛走出八十年代末的經濟蕭條，迎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時期。黃源深先生重譯《簡•愛》，一方面是由于長期以來對這部小說的喜愛，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
另一方面，在他看來，一部外國文學巨著好比一處儲量豐富的礦藏，每個譯本代表著對它的一次挖掘，只有多次詮釋和傳達，才能慢慢地接近對這一作品的確切認識和理解。而不同譯者的審美觀點、價值取向、翻譯風格、語言特點因人而異，且隨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所以無論是同一年代還是不同年代，都需要通過對這一作品不斷重譯和復譯來體現這種差別和變化。

二、意識形態與譯者對文本的理解

意識形態操縱外國文學經典的建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僅表現在對文本的選擇上，還影響并制約著譯者對文本的理解。譯者在解讀原文本的跨文化交流中，總是不可避免地受所處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的支配，同時將個人的觀念、觀點、階級立場、思維模式等因素滲入其中。尤其當源語與譯入語文化背景差異很大、或者出現文化沖突時，譯入語文化語境中主流社會意識形態會無形地制約譯者對原作的理解與闡釋，甚至會使譯者歪曲原作信息、曲解原作人物形象。由此，《簡•愛》這一外國文學經典在中國建構的過程，絕不單純是文字的轉換活動,就本質而言,它是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操縱譯者，進而為本土政治、文化服務的社會實踐活動。也正是因為如此,李霽野先生的《簡•愛》譯本出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社會背景下，簡以敢于斗爭、勇于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出現在國人面前，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歷史潮流?？傊?，外國文學譯作就像是一面鏡子，折射出的不僅是原文本的文化與信息，更能反映譯入語文化場域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強有力的操縱。

三、意識形態重構外國文學經典的文化功能

既然翻譯是一種“文化改寫”，也是一種“文化操縱”，外國文學經典建構就是譯入語文化場域中“主流意識形態”出于某種目的而解構并重建該文學作品文化功能的過程。具體而言，譯入語文化場域既具有掩蓋和消解外國文學經典原有文化功能的力量，又能為這些作品賦予（或者強行施加）新的文化功能與社會意義。尤其在諸如民族存亡、政治動蕩、制度更迭等特殊時期，在意識形態的操縱下，譯者特意選擇那些能為某一階級或團體服務、具有政治利用價值的文學作品，并對其進行本土化傳譯，就是希望這些作品能發揮其典范作用,從而“強化意識形態話語,鞏固其在文化多元系統中的主導性地位”。李霽野翻譯的《簡•愛》譯本中體現的革命精神，以及近乎歸化成中國革命女性的“簡”的形象正符合“五四”新文化運動社會環境的需要，但是客觀地說，當時譯入語場域中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強加給譯者太多的內容，譯作在很多方面已經脫離了原文本。

四、結語

國外文學論文范文第3篇

我國老一輩作家、翻譯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譯家,不僅給我們留下寶貴的文學遺產,而已在外國文學翻譯評論方面,也為我們樹立了永遠值得學習的光輝榜樣。首先讓我們來看一著鄭振鐸是怎樣實事求是客觀公允地評論中國第一個外國文學翻譯大師林紓(琴南)的功過:

我們看了這個統計(指林紓所譯外國文學作品的統計),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謝林琴南憑外,由于他先容了這很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給我們,但一方面卻不免可惜他的勞力之大半回于虛耗,由于在他所譯的一百五十六種作品中,僅有這六七十種是著名的(其中尚雜有哈葛德及科南道爾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說二十匕種,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種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書卻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譯的,這大概不能十分回咎于林先生,由于他是個懂得任何外國文字的,選擇原本之權全操了和他合作的口譯者之身上。

還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為他的口譯者所誤的:小說和戲劇,性質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卻把很多極好的劇本、譯成了小說--添進了很多敘事,刪減了很多對話,簡直變成和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書了。如莎士比亞的劇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紀》、《亨利第六》、《凱撒遺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譯得變成了另外一部書了--原文的美和風格及重要的對話完全消滅不見,這簡直是在步武卻爾斯·蘭在做莎士樂府本事,又何必寫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亞"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譯,還有一點不見得好,便是任意刪節原文。如法國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譯之為《雙雄義死錄》,拿原文來一對不知減少了多少。我們很驚異,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譯成了中文卻變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統計林先生的翻譯,其可以稱得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種。在中國,恐怕譯了四十余種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現在還不曾有過一個人呀。所以我們對于林先生這種勞苦的工作是應該十二分的感謝的。

在那些可以稱得較完善的四十余種翻譯中,如西萬提司的《魔俠傳》,狄更司的《賊史》,《孝女耐兒傳》等,史各德之《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譯本。沈雁冰先生曾對我說,《撒克遜劫后英雄略》,除了幾個小錯處外,頗能保存原文的情調,譯文中的人物也描寫得和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樣,并無什么變更。

離開他的翻譯的本身的價值不談,林先生的翻譯工作在當時也有很大的影響和功績,其最大的是:

中國近二十年譯作小說者之多,差未幾可以說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和影響的。即創作小說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響。小說的舊文體,由林先生而打破,歐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華盛頓·歐文、大仲馬、小仲馬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為中國人所熟悉。①

其次,再讓我們來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細致地分析、比較、評論《簡愛》的兩種譯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譯的《孤女飄零記》,一本是李霽野譯的《簡愛》。茅盾一開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頭兩段來評選: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wasoutofthequestion。

(伍譯)那一天是不能出門散步的了。當天的早上,我們在那已經落葉的小叢樹堆里溜過有一點鐘了;不料飯后(李特太太,沒得客人來,吃飯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冷風,滿天都是烏云。又落雨,是盡不能出門運動的了。

(李譯)那一大是沒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錯,早晨我們已經在無葉的叢林中周游過一點鐘了,但是午飯之后--在沒有客人的時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飯的--嚴冷的北風刮來這樣陰沉的云,和這樣侵人的雨,再做戶外運動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這兩段譯文都是直譯,但有一同中之異,即李譯是盡可能地移譯了原文的句法的。假如細較量起來,我們應當說李譯更為"字對字";第二句中間的"indeed"一字,兩個助詞"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譯是省過了。然而這是小節。假如我們將這兩段譯文讀著讀著,回過往再讀原文,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李澤更近于原文那種美麗的情調。伍譯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冷風,滿天都是烏云,又落雨,是盡不能出門運動了,"誠然明快,可是我們總覺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和否有關。又原文中之"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譯亦比伍譯更為"字對字",而且更為妥貼。除了"這樣陰沉的云,和這樣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滿天都是烏云,又落雨"更為切合原文而外,"嚴冷的北風刮來……"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冷風"更合原文的意思;而這,也足由于伍譯要避往歐化句法,所以這半句就不能"組織"的恰好。否則,這半句并不怎樣難,以伍先生的譯才一定能譯得很妥貼的。②

再來比較原書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譯)這我卻很歡喜:我不愿意走遠路,尤其是遇著跟冷的下午,薄暮冷光中,散步回來,手腳的冰冷,奶奶貝西的臭罵,已經夠我害怕,而我的身體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納,約翰他們三個,更使我自慚形穢了。

(李譯)這是我興奮的:我從來不喜歡長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凍壞,懷著被保姆畢西罵得憂傷的心,覺得身體不如以利沙,約翰,和喬治安那里德而受著委曲,在濕冷的黃昏回家,在我看來是可怕的。

這一段一長句,由于原文的句法的關系,頗難譯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貫句尾,李譯移裝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覺累贅。伍譯移在句中("已經夠我害怕"),我以為比較明快。自然,倘使我們逐字對照起來,伍譯是省往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遠路"中間略往了"從來"(never),"手指和足趾"簡略為"手腳","被保姆畢西罵得憂傷的心"簡略為"奶媽貝西的臭罵",--這都是。

但是通讀全句,我還是喜歡伍譯。我以為伍譯此句的神韻很好。"薄暮冷光中散步回來"似乎比"在濕冷的黃昏回家"多些韻味,而"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譯的比較自由的成語(把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譯為“自慚形穢”,我亦覺得比李譯的"覺得身體不如……而受著委曲"似乎更見熨貼。

比較這一段的兩種譯文,頗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譯實在比第一段更為切近直譯,這證實了直譯方法的不容懷疑;第二,這又證實了直譯方法假如太拘泥于"字對字",便輕易流為死板,使譯文缺少了神韻;太拘泥于"字對字",往往會變成死譯,--這跟直譯有相當的間隔。久歷譯此句加添了些意義。"已經夠我害怕"的一個"夠"字,和"更使我自慚形穢"的"更"字,--這兩字在譯文中是互相呼應的,然而把原文的語氣太加重了;我以為"更"字可以換為"也"字。

看,茅盾對兩種譯本的評論是多么公正.毫無成見,是則是之,非則非之,動機是和人為善,措詞是委婉中肯,盡 無嘩眾取寵之意,更無損人利己之心。評論的目的,乃是總結翻譯的寶貴經驗,從而促進我國翻譯事業的個斷發展。

前輩在外國文學評論方面,早已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接受批評,毫無疑問,是更加困難的一個方面,前輩中也不難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偉人旗手魯迅,他虛心接受批評意見的事實,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有關翻譯新題目的通訊中。例如魯秋白先生對于地重譯的法捷耶夫《毀滅》,根據俄文提出九點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說:"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對于讀者和譯者,都有很大的益處"。③

在外國文學翻譯評論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評方面,都有前輩樹立了卓越的榜樣和楷模。但統觀半個世紀以上的外國文學翻譯評論,似乎還同外國文學翻譯的發展不相適應,沒有做到相輔相成,同步前進。不僅沒有形成一個健康發展的為文學翻譯事業服務的方面軍,而且還出現或"左"或右的現象。所謂"左",典型的表現見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譯通報》。北京《翻譯通報》編輯委員會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譯通報》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為特大號);1952.1.15出版了一月號;仲春號因故休刊。直到此刻為止,《翻譯通報噸翻譯理論探究和外國文學翻譯先容和評論方面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經過1952年2月的作刊整頓,三月號便以配合三反運動的嚴重面目出現,例如三月號首篇文章,便是題為《展開翻譯界的三反運動》的動員報告.緊接著就是檢舉和斗爭,并在批評欄中開始點名批判已經相當有名氣的一些翻譯家。到了四月號,旗幟就更加鮮明了,大字通欄標題則三反運動中翻譯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特輯》,接著分《自我批評之部》和《批評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繼被點名批判和作檢查。五、六兩月號仍為特輯,檢討和批判仍在繼續進行,不過其炸藥味已開始有所減弱,好端真個《通報》他就隨著三反運動的結束而?？?。

不容諱言,當時翻譯界少數人確實存在著搶譯、濫譯、剽竊,甚至作"中間把頭"等等惡劣現象,嚴重的可作三反對象清查處理。但盡大多數翻譯家,固然翻譯工作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仍然見有所不為的,在專輯中所發表的"批判"和"檢討",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學術意義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自己信服也讓人信服,恐怕需做進一步的研討和商榷,很難蓋棺論定。

所謂"右",表現在前幾年對于黃色或接近黃色的書刊的放之任之,無人過問、那幾年,學術著作和嚴厲的文學市場,已被蠶食殆盡,但外國文學翻譯批評界則然若冷蟬,無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黃色泛濫,臭氣熏天。

如何健康地開展正常的外國文學翻譯的評論工作呢?

我以為,第一,評論有兩個任務:一是獎善,一是罰惡,而前者應為其主要任務。所謂獎善,是向讀者先容推薦善譯佳譯,使他們有所欣賞和鑒戒。所謂罰惡,是分析批判那些誨***誨盜或錯誤百出的譯品,使讀者知所警惕,免得繼續受害。

第二,評論方法應當是宏觀和微觀的結合。如是善譯佳譯,首先應從宏觀的即文學的觀點評論~下譯者是否重現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風格,其次應從微觀即語言學的觀點,探究譯文是怎樣利用語言特征來體現原文的風格的。為了使讀者輕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舉些實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譯、壞譯,亦應宏微結合,首先評論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學價值如何,社會效益如何,其次應盡不留情地指出譯者的粗制濫造錯誤百出的實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開展評論工作,還必須有個調節機構。建議由《中國翻譯》編輯部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為"外國文學翻譯評論聯合調節部",一則兩部都有強大的編輯氣力,二是***反應出版信息比較通達,除掉本身有氣力及時撰寫發表有分量的評論,還可組約和自己有聯系的譯者動筆撰寫。此外,文學出版社還有能力肩負以優代劣的任務,那就是,一發現一部值得翻譯的作品被譯得不堪進目,除及時撰文予以嚴厲批評外,文學社有義務也有能力馬上組織勝任者重譯出版。只有采取這種左右開弓的補求辦法,才能使壞譯劣譯逐步退出市場。

第四、批評者應有象鄭振鐸、茅盾前輩等那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切忌意氣用事,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而受批評者應有魯迅那樣的虛懷若谷的精神,對的就應該接受,不斷地進步自己。假如自以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結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參著鄭振鐸《林琴南先生》,《中國文學探究》下冊,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國外文學論文范文第4篇

我國老一輩作家、翻譯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譯家，不僅給我們留下寶貴的文學遺產，而已在外國文學翻譯評論方面，也為我們樹立了永遠值得學習的光輝榜樣。首先讓我們來看一著鄭振鐸是怎樣實事求是客觀公允地評論中國第一個外國文學翻譯大師林紓(琴南)的功過:

我們看了這個統計(指林紓所譯外國文學作品的統計)，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謝林琴南憑外，因為他介紹了這許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給我們，但一方面卻不免可惜他的勞力之大半歸于虛耗，因為在他所譯的一百五十六種作品中，僅有這六七十種是著名的(其中尚雜有哈葛德及科南道爾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說二十匕種，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種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書卻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譯的，這大概不能十分歸咎于林先生，因為他是個懂得任何外國文字的，選擇原本之權全操了與他合作的口譯者之身上。

還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為他的口譯者所誤的:小說與戲劇，性質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卻把許多極好的劇本、譯成了小說--添進了許多敘事，刪減了許多對話，簡直變成與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書了。如莎士比亞的劇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紀》、《亨利第六》、《凱撒遺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譯得變成了另外一部書了--原文的美與風格及重要的對話完全消滅不見，這簡直是在步武卻爾斯·蘭在做莎士樂府本事，又何必寫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亞"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譯，還有一點不見得好，便是任意刪節原文。如法 國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譯之為《雙雄義死錄》，拿原文來一對不知減少了多少。我們很驚異，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譯成了中文卻變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統計林先生的翻譯，其可以稱得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種。在中國，恐怕譯了四十余種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現在還不曾有過一個人呀。所以我們對于林先生這種勞苦的工作是應該十二分的感謝的。

在那些可以稱得較完善的四十余種翻譯中，如西萬提司的《魔俠傳》，狄更司的《賊史》，《孝女耐兒傳》等，史各德之《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譯本。沈雁冰先生曾對我說，《撒克遜劫后英雄略》，除了幾個小錯處外，頗能保存原文的情調，譯文中的人物也描寫得與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樣，并無什么變更。

離開他的翻譯的本身的價值不談，林先生的翻譯工作在當時也有很大的影響與功績，其最大的是:

中國近二十年譯作小說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說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與影響的。即創作小說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響。小說的舊體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歐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華盛頓·歐文、大仲馬、小仲馬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為中國人所認識。①

其次，再讓我們來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細致地分析、比較、評論《簡愛》的兩種譯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譯的《孤女飄零記》，一本是李霽野譯的《簡愛》。茅盾一開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頭兩段來評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 ( Mrs. Reed ，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 and rain so penetrating ，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

(伍譯)那一天是不能出門散步的了。當天的早上，我們在那已經落葉的小叢樹堆里溜過有一點鐘了;不料飯后(李特太太，沒得客人來，吃飯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風，滿天都是烏云。又落雨，是絕不能出門運動的了。

(李譯)那一大是沒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錯，早晨我們已經在無葉的叢林中漫游過一點鐘了，但是午飯之后--在沒有客人的時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飯的--寒冷的冬風刮來這樣陰沉的云，和這樣侵人的雨，再做戶外運動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這兩段譯文都是直譯，但有一同中之異，即李譯是盡可能地移譯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細較量起來，我們應當說李譯更為"字對字";第二句中間的"indeed"一字，兩個助詞"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譯是省過了。然而這是小節。如果我們將這兩段譯文讀著讀著，回過去再讀原文，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李澤更近于原文那種柔美的情調。伍譯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風，滿天都是烏云，又落雨，是絕不能出門運動了，"誠然明快，可是我們總覺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與否有關。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譯亦比伍譯更為"字對字"，而且更為妥貼。除了"這樣陰沉的云，和這樣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滿天都是烏云，又落雨"更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風刮來……"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風"更合原文的意思;而這，也足因為伍譯要避去歐化句法，所以這半句就不能"組織"的恰好。否則，這半句并不怎樣難，以伍先生的譯才一定能譯得很妥貼的。②

再來比較原書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 ， 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 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 ， 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譯)這我卻很歡喜:我不愿意走遠路，尤其是遇著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歸來，手腳的冰冷，奶奶貝西的臭罵，已經夠我害怕，而我的身體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納，約翰他們三個，更使我自慚形穢了。

(李譯)這是我高興的:我從來不喜歡長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凍壞，懷著被保姆畢西罵得憂傷的心，覺得身體不如以利沙，約翰，和喬治安那里德而受著委曲，在濕冷的黃昏回家，在我看來是可怕的。

這一段一長句，因為原文的句法的關系，頗難譯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貫句尾，李譯移裝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覺累贅。伍譯移在句中("已經夠我害怕")，我以為比較明快。自然，倘使我們逐字對照起來，伍譯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遠路"中間略去了"從來"(never)，"手指和足趾"簡略為"手腳"，"被保姆畢西罵得憂傷的心"簡略為"奶媽貝西的臭罵"，--這都是。

但是通讀全句，我還是喜歡伍譯。我以為伍譯此句的神韻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歸來"似乎比"在濕冷的黃昏回家"多些韻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譯的比較自由的成語(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譯為“自慚形穢”，我亦覺得比李譯的"覺得身體不如……而受著委曲"似乎更見熨貼。

比較這一段的兩種譯文，頗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譯實在比第一段更為切近直譯，這證明了直譯方法的不容懷疑;第二，這又證明了直譯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對字"，便容易流為死板，使譯文缺少了神韻;太拘泥于"字對字"，往往會變成死譯，--這跟直譯有相當的距離。久歷譯此句加添了些意義。"已經夠我害怕"的一個"夠"字，和"更使我自慚形穢"的"更"字，--這兩字在譯文中是互相呼應的，然而把原文的語氣太加重了;我以為"更"字可以換為"也"字。

看，茅盾對兩種譯本的評論是多么公正.毫無成見，是則是之，非則非之，動機是與人為善，措詞是委婉中肯，絕無嘩眾取寵之意，更無損人利己之心。評論的目的，乃是總結翻譯的寶貴經驗，從而促進我國翻譯事業的個斷發展。

前輩在外國文學評論方面，早已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接受批評，毫無疑問，是更加困難的一個方面，前輩中也不難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偉人旗手魯迅，他虛心接受批評意見的事實，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關于翻譯問題的通訊中。例如魯秋白先生對于地重譯的法捷耶夫《毀滅》，根據俄文提出九點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說:"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對于讀者和譯者，都有很大的益處"。③

在外國文學翻譯評論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評方面，都有前輩樹立了卓越的榜樣和楷模。但統觀半個世紀以上的外國文學翻譯評論，似乎還同外國文學翻譯的發展不相適應，沒有做到相輔相成，同步前進。不僅沒有形成一個健康發展的為文學翻譯事業服務的方面軍，而且還出現或"左"或右的現象。所謂"左"，典型的表現見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譯通報》。北京《翻譯通報》編輯委員會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譯通報》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為特大號);1952.1.15出版了一月號;二月號因故休刊。直到此刻為止，《翻譯通報噸翻譯理論研究和外國文學翻譯介紹與評論方面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經過1952年2月的作刊整頓，三月號便以配合三反運動的嚴峻面目出現，例如三月號首篇文章，便是題為《展開翻譯界的三反運動》的動員報告.緊接著就是檢舉和斗爭，并在批評欄中開始點名批判已經相當有名氣的一些翻譯家。到了四月號，旗幟就更加鮮明了，大字通欄標題則三反運動中翻譯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特輯》，接著分《自我批評之部》和《批評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繼被點名批判和作檢查。五、六兩月號仍為特輯，檢討和批判仍在繼續進行，不過其火藥味已開始有所減弱，好端端的《通報》他就跟著三反運動的結束而?？?。

不容諱言，當時翻譯界少數人確實存在著搶譯、濫譯、剽竊，甚至作"中間把頭"等等惡劣現象，嚴重的可作三反對象清查處理。但絕大多數翻譯家，雖然翻譯工作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仍然見有所不為的，在專輯中所發表的"批判"和"檢討"，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學術意義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自己信服也讓人信服，恐怕需做進一步的研討和商榷，很難蓋棺論定。

所謂"右"，表現在前幾年對于黃色或接近黃色的書刊的放之任之，無人過問、那幾年，學術著作和嚴肅的文學市場，已被蠶食殆盡，但外國文學翻譯批評界則然若寒蟬，無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黃色泛濫，臭氣熏天。

如何健康地開展正常的外國文學翻譯的評論工作呢?

我認為，第一，評論有兩個任務:一是獎善，一是罰惡，而前者應為其主要任務。所謂獎善，是向讀者介紹推薦善譯佳譯，使他們有所欣賞和借鑒。所謂罰惡，是分析批判那些誨淫誨盜或錯誤百出的譯品，使讀者知所警惕，免得繼續受害。

第二，評論方法應當是宏觀和微觀的結合。如是善譯佳譯，首先應從宏觀的即文學的觀點評論~下譯者是否重現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風格，其次應從微觀即語言學的觀點，研究譯文是怎樣利用語言特點來體現原文的風格的。為了使讀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舉些實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譯、壞譯，亦應宏微結合，首先評論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學價值如何，社會效益如何，其次應毫不留情地指出譯者的粗制濫造錯誤百出的實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開展評論工作，還必須有個調節機構。建議由《中國翻譯》編輯部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為"外國文學翻譯評論聯合調節部"，一則兩部都有強大的編輯力量，二是輿論反應出版信息比較靈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時撰寫發表有分量的評論，還可組約與自己有聯系的譯者動筆撰寫。此外，文學出版社還有能力肩負以優代劣的任務，那就是，一發現一部值得翻譯的作品被譯得不堪入目，除及時撰文予以嚴厲批評外，文學社有義務也有能力馬上組織勝任者重譯出版。只有采取這種雙管齊下的補求辦法，才能使壞譯劣譯逐步退出市場。

轉貼于

第四、批評者應有象鄭振鐸、茅盾前輩等那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切忌意氣用事，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而受批評者應有魯迅那樣的虛懷若谷的精神，對的就應該接受，不斷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結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參著鄭振鐸《林琴南先生》，《中國文學研究》下冊，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②參看茅盾《簡愛的兩個譯本》，《譯文》1937年新2卷第5期。

國外文學論文范文第5篇

高中語文教材中選取的外國小說作品或是出自文學流派的宗師之手，或是選自世界級大師的精品力作，涉及范圍之廣，包容思想之豐，是以往教材編寫中所沒有的。面對不同地域色彩的文本，該如何真正走進它們，筆者認為首先應持有“尊重”原則。1“.尊重”是對不同文化的尊重。教師首先要明白這一點。從教材所選的文本來看，學生閱讀所需的文化背景應該是非常重要的，教師應帶領學生在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中去指導學生學習外國文學。比如學習海因里希•伯爾的作品時，我們應充分了解他的經歷及其在德國文壇上的地位，他曾負過傷，當過俘虜，對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深惡痛絕，他是二戰后德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稱為“德國的良心”，他擅長寫戰爭題材以及戰后國人迷惘的心境。了解了，尊重了，我們才能更深入地走進伯爾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和《在橋邊》。2“.尊重”是對閱讀個性的尊重。學生的閱讀習慣與閱讀思維都是不同的，面對有一定文化差異的小說文本，他們的疑惑與體驗自然也是五花八門。面對這種現象，教師應以一種海納百川的心態來面對并進行理性分析，真正讓學生的本土意識與世界意識進行碰撞與交融。比如《丹柯》中，有學生認為族人的反應是極其正常的，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丹柯的行為倒是有些令人費解。仔細想想也不無道理，然而我們也不難發現，這些學生是站在實用主義的角度去看待的，然而高爾基是站在西式悲劇美學的角度來審視的，因此故事的浪漫主義特色也就水到渠成了，作者要表達的不是故事本身的真實度，而是要向世人傳遞一種不屈的精神。這也是作品的偉大之處。在不同意識的碰撞與交流中，文本與讀者之間展開對話，最終達到求同存異，這不是我們所期待的嗎？

二、在課堂教學活動中注重“對比”

在外國文學的教學過程中，筆者認為“對比”法可以更快地促使學生尋找到閱讀的突破口，走進作品的內涵。那么教師應從哪些角度去實踐外國文學作品教學中的“對比”原則呢？我認為其一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生活實際，通過“移情”來把握作品中的主題、情感和人物形象。比如在評價“娜塔莎”這一形象時，可以這樣設計：作為擁有相同年紀的你們，你們喜歡娜塔莎嗎？說出自己的理由。這樣的設計其實是在調動學生自身的實際，相仿的年紀，不同的文化心理，學生思考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對比的過程。不少學生都說不喜歡，原因是娜塔莎太過直接，不夠含蓄，這是東方文化心理的典型。教師在學生的反應中順勢點撥，這種直接實際是一種率性，一種這個年紀里應有的可人之處。經過這樣的對比交流，大大加深了學生對“娜塔莎”這一人物形象的認識。其二，還應充分重視鑒賞形式的不同。我們學生在閱讀小說作品方面是有一定基礎的，傳統的小說基本情節、小說三要素都是經典的鑒賞方法。然而面對外國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并非傳統的鑒賞方法所能詮釋的。我國的傳統小說是以情節安排、人物塑造取勝，而外國小說有大段的場景與人物心理描寫。這在教學中就需要學生認識到這些不同點，有的放矢地去關照外國小說作品。

三、在課堂教學活動中凸現“吸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