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市場是競爭的核心。沒有任何企業經營者敢忽視市場的價值。再好的產品找不到市場就沒有了價值。市場可以說是無處不在?,F代經濟中充滿了市場這個概念。任何企業都與市場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市場不僅是企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市場理論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市場理論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市場是競爭的核心。沒有任何企業經營者敢忽視市場的價值。再好的產品找不到市場就沒有了價值。
市場可以說是無處不在?,F代經濟中充滿了市場這個概念。任何企業都與市場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市場不僅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起點和終點,也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成功與失敗的評判者。認識市場,適應市場,駕馭市場,使企業活動與社會需要協調起來,是企業市場營銷活動的核心與關鍵。市場猶如大海,可以載舟,亦可覆舟,問題在于你如何看待市場。對于市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公司依據實際情況對市場也賦予不同的內涵。下列幾種含義對于市場營銷活動都是有意義的。
一、市場是商品交換的場所
市場是商品交換的場所,亦即買主和賣主發生作用的地點或區域。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習慣將市場看作是商品買賣的場所。如集市、商場、批發市場等。市場最早是指買主和賣主聚集在一起進行交換的場所。在這里,市場是一個時空市場概念,也是最為古老和樸素的市場,是“作為場所的市場”。很明顯,任何一個企業都要考慮本企業的產品或服務在何種場所銷售。
二、市場即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
由于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發展及貨幣的出現,每個獨立的生產者進行商品生產,為了滿足相互不同的需要,必須相互轉讓其勞動產品,形成商品的供應與需求,從而出現了實現商品交換的商品流通。如果站在社會大角度或社會再生產的角度而言,市場就是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是流通領域。
商品流通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過程,是商品交換過程連續進行的整體。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包含著兩個相互對立、互為補充的商品形態變化:商品-貨幣(賣)是第-形態變化,貨幣-商品(買)是第二形態變化。在商品流通中,一切商品都經歷著由這兩個相反的形態所組成的循環:首先是商品形式,然后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最后又復歸為商品形式。而一種商品的形態變化,又和別種商品形態變化交織在一起:每一種商品的第一形態或者第二形態變化,就是另一種商品相反方向的形態變化。這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表現,就是這個人的買(或賣)是和另一個人的賣(或買)聯系在一起的。這樣,許許多多商品的形態變化組成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連結在一起,就形成了許多并行發生和彼此連結的商品交換過程,形成了商品流通全局。因此,各種產品的市場也就不可分割地連結在一起,形成了有機的整體市場。
任何一個商品生產者、經營者的買賣活動必然會與其它商品生產者、經營者的買賣活動發生聯系,因此,市場成為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空間和環境。企業應在整體市場環境中找準自己的位置。
三、市場是指某一產品現實買主和潛在買主的總和
經濟學家用市場一詞來泛指交易某類產品的買方和賣方的集合,如汽車市場、鋼材市場、蔬菜市場等。但市場營銷者認為市場是某一產品的所有現實買主和潛在買主所組成的群體,即企業的目標市場,也就是消費者群。當人們說:“北京的水果市場很大”時,顯然不是指水果交易場所的大小,而是北京對水果的需求量很大,現實的、潛在的買主很多。
企業開展營銷活動首先應該明確自己的目標市場在哪里,由哪些消費者或用戶構成。所謂企業要“面向市場”,“以市場為導向”就是指要面向消費需求,亦即面向自己的顧客,以顧客為中心開展市場營銷活動。失去了顧客就失去了市場。
四、市場是由人口、購買力和購買動機(欲望)有機組成的總和
菲利普?科特勒指出“市場的大小,取決于那些有某種需要,并擁有使別人感興趣的資源,同時愿意以這種資源來換取起需要的東西的人數?!边@說明市場是多因素的集合體,用公式表示就是:
市場=人口+購買力+購買欲望
人口是組成市場的基本細胞,購買力是組成市場的物質基礎,購買意向是購買力得以實現的條件。市場的這三個要素相互制約、缺一不可的,只有三者結合起來才能構成現實的市場,才能決定市場的規模和容量。一般說來,只有人口既多,購買力又強,才能成為一個有潛力的大市場。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眾多,但收入很低,購買力有限,則不能構成容量很大的市場;
又如,購買力雖然很大,但人口很少,也不能成為很大的市場。只有人口既多,購買力又高,才能成為一個有潛力的大市場。但如果產品不適合需要,不能引起人們的購買欲望,對市場營銷者來說,仍然不是現實的市場。所以,市場是上述三個因素的統一。
五、市場是商品供求雙方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總和
從商品供求關系的角度看,市場是“作為供求強制的市場”?!百I方市場”、“賣方市場”這些名詞反映了供求力的相對強度,反映了交易雙方力量的不同狀況。在買方市場中,商品供給量大于需求量,需求力量占據有利地位,商品價格趨于下降、直至很低;
在賣方市場中,商品的需求量大于供給量,賣方也就成了支配交易關系的主導方面,商品價格往往高于正常水平。顯然,判斷市場供求力的相對強度和變化趨勢,對于企業進行營銷決策是十分重要的。
可見,一個企業要在市場上生存不僅要研究本企業每一種產品的銷售地區、目標顧客、供求態勢,而且必須面對整體市場,通觀流通全局,理清本企業的營銷活動與整體市場的內在聯系。只有這樣,才能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地開展好本企業的市場營銷活動。
參考文獻:
市場理論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道德倫理與經濟利益的關系是經濟倫理的核心。以往似乎存在理論偏差與實踐誤區,如中國傳統的“義利觀”是否真的“貴義賤利”?西方經濟學自古典學派始是否只講“利益”?是“倉廩實”而“知禮節”,還是“經濟發展”必“道德淪喪”?經濟學研究中應否包括倫理內涵?市場經濟中效益與公平的關系應當如何擺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應當如何建構?如此等等,都成為重要的課題。此項研究運用跨學科方法力圖通過資料發掘和實證考辨,梳理中國傳統“義利觀“以及近現代以來經濟倫理觀念的時代演化,考察西方經濟學中經濟倫理變遷的歷史軌跡,對中西方經濟觀進行比較分析,進而就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建構原則提出一些初步設想。
OnEthicsandEconomicGain----theevolutionof“Yi-Li”conceptionandtheethicalconstructionofmarketeconomyYETan(InstituteofEconomic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Beijing,100836)KeyWords:Yi-Li(ethicsandeconomicgain)conception;evolution;ethicsofmarketeconomy;construction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ethicsandeconomicgainisthecorepartofeconomicethics.Theremaybesomeproblemsinboththeoryandpracticeinthisfield,e.g.,doestraditionalChineseYi-Liconceptionreallyonlyvalueethicswhilethewesterneconomicstrulyfocusoneconomicgainalone?ThispaperinvestigatestheevolutionofthetraditionalChinese“Yi-Li”conceptionandidentifiestheethicalconceptionsintheWesterneconomics.ThenitdoesacomparativestudybetweentheChineseandthewesterneconomicethics.FinallyitgivesseveralsuggestionsabouttheethicalconstructionoftheChinesesocialistmarketeconomy.
一、中國傳統“義利觀”發端的多元性
人類社會最具普遍意義的基本利益是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取與分配涉及道德倫理。經濟利益與道德倫理的關系是經濟倫理的核心,古代社會如此,現代市場經濟下也是同樣。中國的“義利觀”和西方的“私利”與“公益”關系等都是集中體現。開始研究前首先應當注意一個容易誤解的前提:所謂“傳統”并非僅指“以往的”事物,而是以往延續至今、且在今天還有生命力的東西,并蘊含不斷補充又不斷淘汰的涵義。即傳統是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再者,中華文化的多元、多維、多層次性,決定了“傳統”的非單一性。例如中國既有重人文、重入世的儒家傳統;
也有重感應、重修煉的道家傳統;
有注重人倫關系的整體性倫理道德,也有重個人修養心性感悟的道德傳統;
有強調社會秩序否定個人利益的價值體系,也有注重個體存在為基點的“修、齊、治、平”傳統理念;
還有“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范行”的兼容并蓄??傊?,中華文化傳統是多層面、多元化交匯重合的復雜系統,各種要素對立統一、滲透汲取,這也正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綿延數千年的強勁生命力之所在,不宜簡單化、絕對化。研究傳統“義利觀”就是如此,有必要從其發端的多元性入手,這將具有基礎研究的方法論意義。
中國傳統經濟倫理觀念的核心是“義利觀”。一般認為“利”即物質利益,“義”就是倫理規范。其實“義”還有其他解釋或連用,“利”也復雜得多,搞清“利”的真切涵義與應用是準確認識中國傳統經濟倫理的關鍵所在。因此,從文獻考據學和語義解釋學的視角,結合歷史事實和思想文化特性對“利”進行深入的范疇研究,成為原創性科研工作的基礎。
“利”字早在甲骨文、金文等中就有,是會意字,以刀割禾,意為收獲。中國古代經濟以農業為主,禾為重要收獲物。收獲為利,引伸出獲利、利益、有利、順利等,還含有順和物性宜利功用等意,主要泛指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①“刃禾”又有鋒利、銳利的意思,《說文解字》主要持此說,至今還有利器、利刃等用例,此外還有其他延伸和發展的用法。泛指利益的字義隨著時代的發展并無大的變化,而具體用例則呈現出對“利”的內容、含義、范圍、相對性、著重點等等的差異,體現出對利益的獲取方式、分配原則、道德準則、倫理規范等等價值評判的區別。如“興利除弊”是褒利,而“興利”則往往是貶利(也不盡然,本文一下還有具體案例)。一般說來,“利”與“弊”、“害”等相對時受到肯定;
而與“義”、“德”等相對時則否定居多(注意:“相對”并非絕然對立,而是說明二者的并立關系或者聯系,這也是中國思想文化范疇的特征);
在特定的連用如“大利”“小利”、“公利”“私利”、“專利”“共利”等等之時,雖都是談“利”,卻寓有程度或性質不同的道德判斷,甚至可以說對“利”的認識本身就是經濟倫理觀念最本質的顯示標識?!傲x利觀”的差異,反映出經濟思想中不同的經濟倫理和道德傾向,其歷史演化則標示出經濟倫理觀念的時代變遷軌跡。
概括
地說,先秦時代是中國傳統“義利觀”的發端期,諸子百家的認識呈現多元性?!袄?,義之和也?!镒阋院土x?!保ā兑住での难浴罚┨瓶追f達注疏為“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庇终f:“‘利物足以和義’者,言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義,法天之利也?!边@里的“利”,是指順和物性,各得其宜,但更多的還是指利益、有利。如“以利天下”(《易·系辭下》),“天下之利”自然是“公利”,再細分,又有“利國”與“利民”之不同,如《左傳·文公十三年》記“邾文公卜遷于繹”,國君以利民為利,倍受儒家推崇。因而也出現了反對專利的思想,如“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保ā秶Z·周語上》)與此相反,也有主張專利的論點,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保ā豆騻鳌でf公十九年》)“茍利國家,不求富貴”(《禮記·儒行》)即只要顧了國家“公利”,可以不惜犧牲國民的利益。因為“公利”往往被認為就是“義”,而先秦“義利觀”大抵是以“義”為本的,“義,利之本也?!保ā蹲髠鳌ふ压辍罚傲x以生利”《國語·晉語一》)??傊?,“義”與“利”并不對立,但有主次。
儒家宗師孔子的“義利觀”對后世有重大影響(P79-88),“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體現了等級制的經濟倫理特征?!白雍毖岳?,與命、與仁”(《論語·子罕》)被作為孔子“不言利”的證據。其實,他是強調“以義取利”的,因為他認為“放于利而行,多怨?!保ā墩撜Z·里仁》)所以要以倫理道德來規范,主張“見利思義”(《論語·憲問》),“不義而富且貴,與我如浮云?!保ā墩撜Z·述而》)他也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保ā墩撜Z·子路》)即不要專利或因小而失大。
孟子的“何必曰利”被認為是將孔子的“義利觀”推向極致和輕視功利的典型證據。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也講過“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保ā睹献印るx婁下》)“故者,以利為本”這話似乎從不為人注意,是說依循事物的本性常則就有利,與《易》所言大抵相同。這里的“故”即規律、常則、性,朱熹集注此句:“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也。利,猶順也,其語自然之勢也?!保ā端臅ⅰっ献印罚╉樒涔?,則利之??梢娒献硬⒎遣徽劇袄?,而是從順宜物性的角度來談,非囿于“財利”本身。結合其“恒產恒心”說,他應是主張順應民眾置產的自然要求的。因而,對孔孟的“義利觀”都要具體分析。
此外,先秦諸子對“義利”各有主張,如儒家荀子認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保ā盾髯印ば詯骸罚┛捎终f“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保ā盾髯印ご舐浴罚┲鲝垺跋攘x而后利”(《荀子·王霸》)。墨家也是先秦“顯學”,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中》),還說“愛人利人,順天之意?!保ā赌印ぬ熘局小罚┌选袄迸c“天”聯系起來,予以“利”無上的合理性,這很值得注意。不過,他也貶斥“虧人自利”的損人利己行為,(《墨子·非攻上》)要求“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保ā赌印し菢飞稀罚┨岢芭d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保ā赌印し敲隆罚┐思础傲x”。到后期墨家則明確表述為“義,利也?!保ā赌浬稀罚傲x,利不義,害?!保ā赌印ご笕 罚┑兰页缟凶匀?,少談義利,其“義利觀”很有特色。老子說:“絕圣棄智,民利百倍?!保ā独献印返谑耪拢┑?993年10月湖北荊門郭店出土戰國楚文字竹簡,其中《老子·甲》記“絕知棄辯,民利百倍;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絕為棄作,民復孝慈?!雹偾f子則認為“眾人重利,廉士重名?!保ā肚f子·刻意》)主張“不拘一世之利”(《莊子·天地》),反對人為求利,而以崇尚自然為利。法家大抵肯定生民欲“利”,商鞅說:“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無擇也?!保ā渡叹龝ぞ肌罚┲鲝垺袄鲇诘亍保ā渡叹龝に愕亍罚?,即獲利主要靠農業。法家強調法制,“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保ā渡叹龝ら_塞》)其所謂“治”則是要求“利出一空(孔)”(《商君書·靳令》),即君主專利?!豆茏印芬舱J為“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管子·禁藏》),主張“得人之道,莫如利之?!保ā豆茏印の遢o》)但也不主張貪圖一時之利?!豆茏印吠瑯訌娬{“利出一孔”倡導國君專制,這對后世統制經濟結構的形成和經濟觀念和措施的制定很有影響。到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則提出人的天性是“好利惡害”(《韓非子·難二》),極端地認為自利是人際關系的基礎,“利之所在”(《韓非子·內儲說上》)才行義,“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保ā俄n非子·奸劫弒臣》)他力主“利君”,提出“欲利而身,先利而君?!保ā俄n非子·外儲說右下》)他的論點的確偏頗,卻是專制政體逐步趨于主導地位在經濟觀念上的直接反映。
總之,先秦各家并非都主張“重義輕利”或“貴義賤利”,即使儒家也要具體分析,還要看到其時代演化。更要注意的是,經濟利益與道德倫理的關系是不同歷史時期中政治體制、經濟結構與思想文化的時代反映。
二、傳統經濟倫理觀念的時代演化
秦漢至隋唐時代“義利觀”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變化,其辯證性與對立性并存逐漸成為這一時代的典型特征。前者如“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保n嬰:《韓詩外傳》卷一)在義利關系上具有辯證性的認識也更為明顯;
后者則表現為由多元性發展而為兩種主要論點的公然對立與辯詰論爭。漢儒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被視為此時儒家“義利觀”的范例。他認為:“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保ā洞呵锓甭丁び裼ⅰ罚┌选傲x”說成是人性之所在,這不同于前人所說人性好利所以要抑制,因此“不謀利”在他看來不僅是應當提倡的更是順乎人性的。但他也說過“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保ā洞呵锓甭丁ど碇B重于義》)這又表現為“義利觀”的辯證性特征;
而在《度制》篇中他提出反對“與民爭利業”,對后世反對“與民爭利”的思想有影響。具有“中國史學之父”之稱的漢代大史學家司馬遷,在著名的《史記·貨殖列傳》中有句名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惫豢隙ㄈ藗兊男袨槎际菄@“利”來進行的,從而提出要“利導之”反對“與之爭”,“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保ā妒酚洝の宓郾炯o》)他反對君主專利,卻也要求對于求利的行為要“以禮義防于利”(《史記·平準書》)。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專書《鹽鐵論》集中記錄了漢代儒家與法家對立的“義利觀”之辯爭。儒家賢良、文學倡“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同時反對“與民爭利”(《鹽鐵論·本議》);
法家桑弘羊等則認為“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主張“農商交易,以利本末”。(《鹽鐵論·通有》)“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保ā尔}鐵論·力耕》)主張君主應專利權使“天下之利,皆令入官”。在唐代,傳統的“義利觀”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如陸贄主張“以義為本,以利為末”(《陸宣公奏議》卷四),卻也提出“同利”與“專利”相異。白居易則指出人性好利,“茍利之所在,雖水火蹈焉,雖白刃冒焉?!保ā栋拙右准げ吡帧は⒂螇櫋罚┧磳@巴跽卟恢池浝??!ト朔遣缓美?,利在于利萬人?!彪m然是要“利萬人”,卻也主張“利出一孔”,要“貴本業而賤末利?!保ā栋拙右准げ吡帧げ粖Z人利》)與此同時,他又主張士農工商兼利,要使“四人(民)之利咸遂”(《白居易集·策林·平百貨之價》)核心是“因人所利而利之”。像這樣的觀點并不乏見,其矛盾性反映了傳統經濟倫理變遷的過渡時期特征,這是漢唐許多思想家的共性,也是“義利觀”的辯證性與對立性發展演化的時代軌跡。
宋元明清時代,隨著社會歷史的大變革經濟倫理也有較大發展,呈現鮮明的反傳統傾向,公開“言利”的論點不斷涌現。如李覯公然講:“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李覯集》卷二十九)這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是很重要的史料,是傳統“義利觀”新的發展演化的顯著標志。李覯同樣反對專利,要求政府“弛其禁,達其利?!保ā独钣M集》卷二十二))即反對政府強化官營禁榷制度,只有這樣才能使百姓得利。這樣的論點在宋人中逐漸多了起來,如歐陽修提出:“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要求“與商賈共利”(《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五)。蘇軾進一步指出:“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坡全集·后集》卷十)提倡“農末皆利”,這就把反對與民爭利的思想發展到明確反對與商賈爭利的階段,標志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經濟倫理的更新。(參見P185—191)不過,當時也有不同觀點,如王安石提出利權應“歸之公上”(《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他說:“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保ā痘食幠昃V目備要》卷十八)他強調“理財乃所謂義也”,“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保ā杜R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宋人另一傾向是對先儒學說予以新解或賦予新內容,如司馬光說:“為國者,當以義褒君子,利悅小人?!保ā稖貒恼抉R公文集》卷三十九)(參見P55—58)蘇洵則提出:“義利、利義相為用?!保ā都蔚v集》卷八)“義”與“利”在他看來已無褒貶且先后可以顛倒了。宋代連理學家程頤都講“人無利,直是成不得,安得無利?”(《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又說“夫利,和義者善也;
其害義者不善也?!保ㄍ?,卷十九)大儒朱熹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保ā吨煳墓募肪矶模┛赡芎苌儆腥俗⒁馑f的“圣人豈不言利?”(《朱子語類》卷三十六)他主張“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保ā吨熳诱Z類》卷三十七)“浙東之學”是被朱熹指斥為“專是功利”的,陳亮與朱熹進行了近三年之久的“王霸義利之辯”,他說“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陳亮集·四弊》)但也講“夫義者,立人之大節?!保ā蛾惲良ちx士傳序》)葉適則明確倡言功利“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爾?!保ā读晫W記言序目》卷二十三)浙東之學的“義利觀”與當地商品經濟發達、具有重實利功效的地域性傳統分不開。這對后世“經世致用”之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明清時代的“義利觀”在宋人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材料很多僅舉最具思想性意義的幾種論點如下。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思想家丘浚說:“利之為利,居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則為義,退一等則為害,這是將以往的認識二分法向三分法拓展,改變了自古以來“義利觀”認識的基本方式和邏輯。他接著還說“以人君而與商賈爭利,可丑之甚也?!保ā洞髮W衍義補·制國用》)強調了義利轉化關系并發展了反對與商賈爭利的思想。清官海瑞提出圣人也言利,“有天下而諱言利,不可能也?!彼^的“言利”包括利民與利國,其突出點是“利國之道于利民得之?!保ā逗H鸺に臅v義》)糾正了以往強調“利國”就要“專利”或者強調“利民”就要反對“富國”的思維邏輯。宰相張居正提出“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江陵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一),強調的是以心理動機而不是實際行為來判斷義利,這在思想史上是很有新意的論點。大思想家黃宗羲則主張“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保ā睹饕拇L錄·原君》)要求用經濟倫理來約束君王,按人性滿足民利。而王夫之則提出“義或有不利”,“義者,正以利所行者也?!保ā端臅柫x》卷八)他恐怕是第一個提出“義或有不利”者。顏元更是徹底,直接將董仲舒之言改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保ā端臅`》)總之,這一時期的“義利觀”不僅在論點內容上,而且在思維邏輯上都較前人有了新的突破,但還不能說傳統經濟倫理的價值體系已經解體。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明清時代的徽商有其頗具特色的義利觀念和價值系統,海內外學者作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學術研究,多認為其商人倫理精神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恕不贅述。
三、近現代社會的經濟倫理觀念發展
1840年始中國進入近代社會,隨著社會結構和經濟形態的變遷,經濟倫理觀念也有較大變化。發展工商業和兼顧富國利民抵御外侮的整體利益,成為當時步入近代之后經濟倫理的重要特征。魏源提出“使商獲利”(《籌鹺篇》下)和“利國、利民、利官、利商”(《道光丙戍海運記》上),使“利”的配置從此長彼消向合理分布協調共榮發展。王韜在《興利》中說:“諸利既興,而中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保ā稄|園文錄外編》卷二)“興利”以往有貶義,這時卻成為公然的富國主張。不過,也還有人如劉錫鴻堅持舊說“安可以為利?”(《劉光祿遺稿》卷一)大體說來,當時人們的“義利觀”已經有了基本命題層次上的演化,主要已不是討論應否求利或義利何者為先,以及是“專利”還是“共利”等等,而是深進到怎樣實現“利”、如何協調各種利益,并將獲利與富國聯系起來。馬建忠主張:“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謀其生,自求其利?!保ā稏|行續錄》)鄭觀應力倡“商戰”,要“使士農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保ā妒⑹牢Q匀帯ど虘鹣隆罚╆悷雱t認為:“夫財利之有無,實系斯人之生命?!薄拔釕]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藏于人也?!保ā独m富國策》卷三)把財利置于關系人之生命的高度,并說:“治國平天下之經,不諱言利”(同上,卷四)。張之洞提出“為政以利民為先,然必將農工商三事合為一氣貫通講求,始能阜民興利?!保ā稄埼南骞肪砣澹┲档米⒁獾氖?,他提出“商能分利,不能分權?!保ㄍ?,卷一百五十)以往論者往往“利權”一體,至此要求將經濟與政治分開,反映了洋務派官員發展經濟與維護封建統治的共同需要?!吧獭北幌抻凇袄倍坏蒙妗皺唷?,不能取得西方市民階級的地位。與此不同,何啟、胡禮垣在《勸學篇書后》中指出:“人人皆欲為利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須有利益于眾人,否則亦須無損害于眾人。茍如是,則人人之所悅而畀之以自主之權也?!庇辛恕白灾髦畽唷?,就會“俗清”、“國寧”、“天下和平”。(《新政真詮》五編)他們肯定私利,強調予人以求利自,應當說這在中國是并不多見的論點,與亞當·斯密主張個人利己以達公利的論點很相似。
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傳入,尤其是古典學派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倫理觀念受到很大沖擊,伴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步入近代化的中國在經濟倫理方面同樣發生著新的變化。據筆者考證西方經濟學的傳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國傳教士郭實臘(K.F.A.Gutzlaff)編譯的《貿易通志》,介紹西方商業制度和貿易情況。后主要有清同文館1880年以《富國策》為名出版H.Fawcett的[ManualofPoliticalEcomomy];
1886年海關總稅務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ofPoliticalEcomomy]名為《富國養民策》等等。此后西文及日文經濟類書的中譯以及中國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處不贅述。嚴復是最早翻譯西方古典學派著作的學者,他以斯密的理論結合中國傳統義利觀,提出“義利合,民樂從善,而治化之進不遠歟。嗚呼!此計學家最偉之功也?!保ā对弧范凑Z)他認為:“國之所急,在為民開利源?!保ā对弧肪虐凑Z)所謂“計學”即經濟學,“利源”就是利益獲取之所,經濟學的作用是為了更多獲利,國家的急務就是擴大民眾取利之源??涤袨樵凇稐l陳商務折》中論述“利源”說:“吾欲恢張利源,整頓商務?!睂嶋H上,發展商務以求富強的主張,在近代經濟思想中比較普遍。梁啟超則主張通過發展機器生產尤其是托拉斯來實現獲取“最大率之利益”(《飲冰室文集》卷二十三),這就是效益的思想,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很是珍貴。他作《新民說》設《論生利分利》一節,講生產與分配諸問題;
認為企業家“求利”會增加國民幸福,在經濟發展方面有許多高見。梁啟超也可以說是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創始的先驅。到孫中山先生發展工業化的《實業計劃》,則集前此發展工商業以“振興實業”思想之大成,不再駐足“義利之辯”而著力于發展經濟的具體行動計劃。
至此,中國傳統“義利觀”的基本價值體系已經肢解,實際內涵因時展和西學傳入而逐步換位于經濟倫理,這里的經濟倫理已經是西方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了。不過,“話語轉換”還需要特殊的文化過程,就語詞本身而言,從使用了幾千年的“義利”完全蛻換為西方意義的經濟倫理,還需要一個語義轉換和承接的歷史過程,這也構成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重要內容?!靶挛幕\動”批判封建道德綱常名教,提倡新道德;
倡導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尊重人權,促進了中國的文化創新和道德重建。與此同時,在經濟倫理方面將“重義輕利”作為封建糟粕予以批評,強調“義”之虛偽而主張務實利,強調個人利益的追求是人性本來,要振興實業發展經濟,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基礎。然而,在接受西學的過程中,中國卻沒有重視西方“利益最大化”的理念與公正公平的競爭原則。眾所周知,中國實業底子薄,又沒有經歷一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歷史階段,加上連年的戰爭等等原因,無論是生產力的發展程度,還是社會經濟結構都比較薄弱??梢哉f,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中,中國市場經濟秩序不能完善地建立健全,與之相應的經濟倫理建構以及關于經濟發展與道德建設的關系等問題,在建國前三十年都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也就成為新中國的建立需要解決的若干難題之一。
隨著1949年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中國的社會經濟有了空前的發展。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也存在各種缺陷,在經濟倫理方面的突出特征是重視整體忽視個體,基于“大河有水小河不干”的理念,在利益分配原則上,過于強調國家與集體的利益,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和集體利益是這種經濟體制下經濟倫理的基本要求。不容否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個人的生命”等等,確實鼓舞著人們艱苦奮斗。但是,這個“人民”是很抽象的,沒有具體的個人只有抽象的整體,尤其在形而上學猖獗的時期,“大公無私”、“克己奉公”、“無私奉獻”、“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等被片面地乃至歪曲地作為社會通行的道德倫理準則。經濟領域中批判“利潤掛帥”、“唯生產力論”、“發家致富”等等,“私”成為萬惡之首,要求“狠斗私字一閃念”,要人們滿足“安貧樂道”的“窮過渡”,以至于有“誰受窮誰光榮”之說,說是“窮則思變、富則要修”,甚至“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樣一些邏輯混亂的所謂“左傾”教條口號,其本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
這樣的經濟倫理一個重要的理論特征就是將馬列主義教條化,對經典作家的論點斷章取義。實際上,馬列主義并不否定個人利益,《德意志意識形態》主張“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绷袑幰苍岢鲞^應當有“個人利益的原則”;
說過“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彼瑫r也說“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钡?,“個人利益”總是被置于最次要的位置,“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
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雹圻@樣一些話,本身并沒有錯,年紀稍長的人都會記憶猶新。但是,拋開經濟發展水平,超越社會發展階段,忽視利益獲取的公正與信義——總之,在物質財富并不能極大豐富的基礎上,要求達到上述道德標準顯然不成,古人的“倉廩實而知禮節”還是有道理的。
市場理論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題】體育與經濟
【英文摘要】Fromthepoint……
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現象是,體育發達的國家,往往是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國家,體育的發展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步。產生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是體育規則與市場規則具有同一性。由此產生了體育文化與市場文化的雙向互動效應。發現這種同一性并主動地促進二者的良性互動,不僅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建構具有積極作用,而且對促進我國體育運動的發展具有積極的影響。
一、“制度”的本質和一般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進行著舉世矚目的深刻的制度變遷,而制度的變革與創新構成了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動力。因此,探索制度創新,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創新的文化動力,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體育是社會影響力最大、社會滲透力最強的文化形式,探索體育競技制度與市場經濟制度的相關性及其良性互動的可能性,顯然應當成為體育研究的重要課題。當然,這一切應當從“制度”的概念說起。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抑制人際交流中可能出現的任意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的人類交往規則?!爸贫取钡氖滓δ苁菂f調人的行為,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可靠合作,增進秩序。在無制度或制度失效的情況下,社會就會混亂無序,社會交往必然代價高昂,信任與合作必然趨于瓦解。[1]例如,沒有規則,無論有多么出色的運動員和體育運動設施都不可能組織起一場體育競賽。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認為,制度結構包括意識形態,包括人們的基本價值信念和倫理、道德習俗。[2]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制度包括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前者是由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包括習慣、倫理道德和習俗;
后者由設計而成,并有違規制裁機制保證其執行的法律、條例和成文規則。就體育而言,前者指運動員、裁判員的行業習俗和職業道德,后者指市場經濟的法律和規則。兩種規范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一種制度體系能夠達到兩者的高度統一,那么將最大限度地實現制度效能,節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增進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
有效制度的最本質特征是普適性,它包括三種含義:第一,它必須具有普適性(一般性),即不應在無確切理由的情況下,對個人和情境實行差別待遇。它必須“適用于未知的,數目無法確定的個人和情境”。反之,如果制度具體而非抽象,將人分為三六九等,親此疏彼,就無法很好地發揮節約知識搜尋成本的功能,導致行為的低效率。第二,它必須在兩種意義上具有確定性:一是可以認識性,公民應能清晰地讀懂制度信號,二是能就未來的環境提供可靠的指南。第三,它必須具有開放性,可以不斷改進,以便允許行為者通過創新活動對新環境作出反應。[1]
一般說來,普適性特征在禁令性規則中更易于得到保證。它意味著制度適用于一切未知的任何情境,在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無人高踞于規則之上。如果制度違背了普適性,那么就會削弱對規則的服從,削弱制度的協調性和規范性,例如,如果對高官和富人采取不同的道德評價標準,如果警察可以違反交通規則,不受任何懲罰,如果法律對政府官員比百姓寬松,如果球星犯規不能得到同其他球員相同的判罰,那么,對制度的自發遵守就會衰退,當然無疑會削弱制度的效能。
二、體育競技規則與市場經濟規則的同一性
毫無疑問,體育競技規則與市場經濟規則從規范對象、規范目標,到規范主體和規范結果都不相同。然而,從形式上來說,它們都屬于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行為、促進人們相互協作的“制度”,兩者之間不僅在正式制度上形式相同,而且在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價值信念上有著驚人的同一性。
1.體育規則和市場規則都反映了人類的基本價值
每個人都有自己特定的,不同于他人的目標,但是,這些各不相同的目標背后卻體現了人類共同追求的基本價值。它們是所有人自覺不自覺地信奉的價值信念。這就是自由、公正、安全和平和經濟福利。其中,除了經濟福利價值外,其他價值都共同體現在體育規則和市場規則之中。
追求自由是人類的天性。自由主要是指免于任意強制,在普適性法律約束下自我選擇、自我負責、自主追求幸福的自由。市場經濟規則和體育競技規則恰恰為自由設定了法治框架。正是在這種前提下,人們才能真正獲得自由。這種規則是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的,因此,它體現了規則面前人人平等,體現了公正原則。這種平等不僅包括了主體人格上的平等,而且體現了程序上的無歧視原則。這種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的實質就是公平或公正。
同時,體育規則與市場規則所設定的秩序反映人類對和平的追求。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進程中,人們解決利益紛爭的方式主要是暴力方式。盡管掠奪、戰爭等暴力行為貫穿人類的歷史,但不否認人類同時始終如一地追求著和平,因為和平才能保證人的生命價值和社會繁榮。而市場經濟則是一種排除暴力的和平的自由競爭,是一種最有效的“生財”方式,是惟一能由個人自利行為促進公利結果的制度方式。體育是人的原始攻擊本能的文化宣泄,是一種和平的平等競爭,人類暴力潛能的文化升華,是提升所有人生命質量和能力的游戲。競技主體是“對手”和“朋友”的雙重角色組合。體育與市場都使人的趨利傾向和暴力潛能得到了對社會和他人有益無害的文化實現,你死我活的暴力競爭變成了和平的競爭,所以,體育和市場集中體現了追求和平的人類的基本價值。
2.體育競技模式與市場經濟模式所奉行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
首先,體育競技模式與市場經濟模式都奉行主體性原則。賽場與市場一樣,運動員與廠商和顧客都是自主決定、分散決策的主體。在賽場上,運動員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實現制勝目標;
在市場上,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經營主體,消費者也自主選擇,擁有消費者,所以,都體現了人的主體性本質。
其次,都奉行自由競爭原則。商場與賽場一樣,都具有準軍事性質,都是沒有硝煙的戰場。沒有競爭就沒有體育,沒有競爭就沒有市場經濟。這種競爭是自由的,不應當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例如,奧運會接納所有國家和地區,沒有任何的種族、性別、經濟文化水平、國家大小、意識形態差異的限制。市場經濟以無壁壘限制的完全競爭為理想狀態,以經濟主體的平等競爭為先決條件。當代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和國際化。
再次,都奉行“規則至上”的法治原則。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決反對經濟特權和超經濟的政治強制;
市場經濟要求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體育競技也是如此。在比賽中,無論是什么國家和民族的運動員,無論是明星大腕還是無名小輩,都必須遵守競技規則,一旦犯規,就要受到相應的處罰。正是這種法治原則才推動了體育競技的迅速發展,推動了市場經濟的不斷躍進。
最后,都奉行追求卓越原則?!案?、更高、更強”的奧運精神,集中體現了人類自身不斷地自我超越的精神原則。市場經濟制度的原則之一是優勝劣汰。只有優勝劣汰,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和最佳使用效率。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如果不在創新中實現對自身的超越,就會被淘汰出局。從這個意義上說,賽場是市場的微觀模型。
三、體育競技模式對市場經濟模式建構的意義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但是,許多微觀制度還須創新性建構。已經建立的制度規則,急需非正式制度的文化支持,才能達到良性運行。由于市場經濟模式與體育競技模式具有同一性,因此,體育競技模式對市場經濟模式的建構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體育競技規則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變得非常嚴密和科學,形成了高度國際化的完善制度系統,可以成為當之無愧的示范模型。
僅從人所共知的球場模型來看,足球賽場是由運動員、裁判員、球迷(觀眾)、媒體、足協等5個要素組成的系統。其中競技主體是對陣的運動員,他們在正式、公開、透明的比賽規則的約束下進行競爭,裁判員根據規則時刻監督著運動員的活動,一旦發現越軌的機會主義行為,立即根據情節實行不同程度的懲罰。裁判公正是球員水平發揮和競賽順種進行及結果公正的關鍵性因素。一旦球員打假球,在裁判員無能為力的情況下,觀眾會實施監督并通過大眾傳媒進行非正式懲罰,并且敦促足協實施正式懲罰。如果出現裁判“尋租”現象,即裁判與球員合謀的“黑哨”現象,對方運動員可以向足協申訴,對之進行正式懲罰,觀眾自己也可以通過大眾傳媒對之實行廣泛的非正式懲罰。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運動員,政府是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和裁判員的統一。但是僅有這些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建立起保證政府官員不吹、不敢吹“黑哨”的機制,并且形成責任明確、循環制衡的監督機制,消費者大眾和企業也可以“告官”、控告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大眾及大眾傳媒有權利對企業和政府官員實行廣泛的監督,并具有制度保證,這樣才能真正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體育競技規則是重要的文化資源,主動地通過適當的教育和傳播方式,發揮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新中的示范作用,將對我國的經濟轉軌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市場理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勞資關系;工人階級;市場轉型;社會轉型
勞資關系是指勞動和資本的關系,表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就是勞方與資方之間的關系,它是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內容。經濟學意義上的勞資關系更多的是強調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相互關系,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周新軍,1999)。筆者認為,就社會學而言,勞資關系更多的是指勞方與資方之間的關系。因此,本文所說的勞資關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來,民工荒、民工討薪及其引起的集體行動、等反映勞資關系緊張、勞資雙方矛盾大等方面的報道時常見諸報端,給了理論研究以現實層面的壓力。而勞資關系研究是勞工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筆者認為要想對勞資關系有較為準確、深入的認識,就必須把它放在勞工關系、以及大的社會結構、變遷背景下來研究方可。
從本世紀初開始,社會學的市場轉型理論風靡了國內社會學界一段時間。國外學界對該理論的研究和展開主要是以對前蘇聯和東歐的研究為基礎的,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市場轉型和社會不平等的關系。國內研究者和學習者基本上是仿效國外學者,主要將該理論應用于資本轉換、精英轉換、社會分層之類問題的研究上。筆者認為,在中國這個社會變革的巨大試驗場里,市場轉型理論的適用領域不止于上述幾點,諸如勞工研究,以及本文論述的重點——勞資關系,都可以用市場轉型理論加以考察。以下對有關勞資關系研究的述評也是基于這個理論起點。
目前的中國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時期,整個社會的面貌、社會結構正發生巨大的變化。經濟體制方面,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但是,社會轉型還沒有完成。從市場轉型理論的角度看,社會的生產與階級的生產仍在進行之中(沈原,2007),這二者是一個同步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階級的生產促進了社會的生產。
綜觀現有的勞工研究、勞資關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從經濟學的角度闡釋了勞資關系的涵義(張慶偉,2007);有的闡述了現階段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較了勞動關系與勞資關系(周新軍,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國勞動關系的轉型及當前特征(喬健,2007),為我們研究勞資關系提供了另一個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實證研究,具體探討了珠三角以農民工為勞動者的勞資關系模式(楊正喜,2008),為相關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參考。下面列舉幾例,稍加述評,以引出筆者的幾點淺薄之見。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要從生產關系的幾個環節的研究轉到勞資關系研究上來”,“在研究內容上,重點放在社會主義資本積累、體制轉軌過程中勞資關系模式的變化,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關系模型以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個層面勞資配置方式、效率等問題的研究上。突出勞資關系的矛盾,并尋求解決的途徑”(周新軍,1999)。雖然該研究者的主要視野是經濟學,尤其是政治經濟學,但筆者認為他的這一表述表明,在市場轉型(該研究者用的術語是“體制轉軌”)的背景下來研究勞資關系這一課題,在其他學科(如經濟學)已被發現并引起注意。那么,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待市場轉型過程中階級、階層關系的變化,工人階級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礎上勞資關系的新特點就是個迫切且有依據的問題了。
有學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出發,對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兩種范式有關勞資關系的論述進行了批判,認為勞資關系應該“首先是在勞動過程中即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兩種生產要素的結合中所必然發生的分工協作關系,它體現著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就其本質而言,勞資關系更是一種反映特定生產關系的社會經濟關系,它體現并受制于一定的生產關系,尤其是所有制關系”(張慶偉,2007)。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探析到了勞資關系的本質,尤其在經歷市場轉型、社會轉型的當代中國,如果只是簡單地論說勞資關系的現狀、與改革前所謂的勞動關系的異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變化,無異于隔靴搔癢,放棄了社會學的學科訴求和社會功用。
有學者對珠三角地區的勞資關系模式進行過實證研究,認為中國勞資關系帶有強烈的統合色彩,雖然隨著改革的深入,勞資關系已開始由計劃走向市場,但仍難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單邊主義;資本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包括其勞資關系,起著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雙邊主義的勞資關系模式在國家層面從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單邊主義到市場經濟下的三方機制過渡的進程中占有主導性的地位;在外資等治理結構完善的企業中,勞資關系模式多表現為資方-政府雙邊主義或中國式集體談判制;在港臺企業和國內私營企業中,由于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勞資關系模式帶有強烈的資方單邊主義色彩(楊正喜,2008)。在這樣的勞資關系中,勞方的合法權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
其他一些針對性更強的實證研究,如探討企業性質、規模、政府作為、工人的素質、組織化程度、工會組織狀況與工人的工資、勞動時間、勞動環境等勞工權益之間的相關關系(劉林平、郭志堅,2004),對中國境內的外資企業勞資關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實證調查和數據支持基礎上的社會學研究的典型。
綜上所論,筆者認為,目前國內對勞資關系的研究雖然不少,但缺乏一個較為深刻的理論框架支撐,僅就勞資關系研究勞資關系,不能深入到社會結構、變遷等深層次里去。這就容易導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導致研究者在“價值中立”的旗幟下忽視現實的緊迫性和社會學的學科責任,甚至成為“社會巫術”(布迪厄語)的制造者和維護者。另一方面,雖然目前國內學界對諸如市場轉型、社會轉型等理論的發展和應用還主要是放在狹義上的勞工研究上,而沒有具體應用到作為勞工研究重要一個面向的勞資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鑒市場轉型等理論,特別是其中關于階級的生產與社會生產的觀點來審視當代中國的勞資關系,會使中國的勞資關系研究更進一步。
學者沈原在《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一文中強調,要“把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爾.波蘭尼(K.Polanyi)、麥克.布洛維(M.Burawoy)、安東尼.葛蘭西(A.Gramci)等人的理論成果,主張發展“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轉型期的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社會。
沈原指出,在勞工研究中,應當區分“抽象工人”與“具體工人”,返回到生產的中心性,對工人及其生產關系進行工廠民族志研究;分別用“馬克思模式”和“波蘭尼模式”對處于轉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漸由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的農民工和由原國有企業的工人轉變為市場社會工人階級的城市工人進行分析。雖然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由于轉型起點上種種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別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造成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兩個不同的片斷,并各自沿著不同的路徑展開,形成不同(下轉110頁)(上接109頁)的“工廠政體”,但這正為研究轉型期工人階級的具體形成狀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立足點(沈原,2007:163-191)。
雖然他的研究及理論旨趣是針對轉型期中國社會學這個宏觀視閾的,但筆者由此得到靈感,認為處于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勞資關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鑒這方面的理論資源和研究經驗。勞資關系說到底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在生產中的位置、地位決定了其全部社會關系。如果研究勞資關系而不看其所處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那么就會失去根本。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數量巨大的產業工人在社會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時期工人階級及其意識的再形成、強化,對社會生活、勞資關系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無論是“回到馬克思”、“把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等口號,還是布洛維的“工廠政體”概念,都是勞資關系研究的重要理論資源和邏輯生長點。特別是“工人階級再形成”的觀點及這方面的實證研究、理論探索,筆者認為,是解析轉型期中國勞資關系,特別是涉及到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這一逐漸形成的產業工人大軍與資方關系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唯有結合市場轉型、社會體制轉軌、階級、階層的變化等社會學分析范式,把勞資關系的變化放在生產方式、生產關系變化的基礎上來考慮,社會學在勞資關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條有自身學科代表性和特點、體現自身學術價值的路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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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理論論文范文第5篇
一、全球營銷大勢所趨
“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現實。衡量企業(業績)成功與否的標準只有一個:國際市場占有率。成功的企業通常依靠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場而獲勝?!蓖ㄓ秒姎夤镜那叭蜟EO杰克·韋爾奇(JackWelch)這樣說道。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不再是某一個國家的內部市場,顧客也不再是某一個國家的內部消費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沒有國界的。所以企業只有在世界市場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敦敻弧冯s志以營業收入為標準排序的2001年前500家最大的服務和制造公司中,日本電話電報公司(NTT)雖然具有最高的市場價值,但其營業收入卻排在第16位,利潤則排在第129位。一個國家的“外部市場”的潛量是如此的巨大!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市場吸納著全世界市場約為25%的產品和服務,由此可以考慮到,其余75%的市場存在于美國之外。對日本公司來說,盡管其本國市場的美元價值在西方國家排在第二,僅次于美國,但日本以外的市場要占世界市場潛量的85%。因此,走向全球,謀求更大的發展和發揮最大的潛能才是根本!“不能抓住全球機遇的公司可能最終會喪失其國內的市場,因為更強更具競爭力的全球競爭者會將他們擠出跑道?!?/p>
全球營銷是指為了實現公司整體目標而集中組織資源,選擇、開發國內與國外營銷機會的過程。全球營銷是一般國際營銷發展的高級階段。它淡化了國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國市場和外國市場,強調各主要職能的全球分工與整合,傾向于使用標準化的策略來服務于全球的目標顧客。
二、跨文化管理,全球營銷之必須
實行全球營銷,滿足全球消費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標顧客所處的環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溝通的第一要素的語言不同、所處國家的風俗習慣不同、各個國家的歷史不同導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導致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以及和家庭構成等不同,從而導致購買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且這些就是在同一個國家內部就是千差萬別的,何況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呢?而這一切主要緣于各國的文化環境不同。
實行全球營銷,跨國經營企業面臨的是一個諸多差異之間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經營環境,企業經營環境的跨文化差異是企業跨文化管理的現實背景。一般的說,跨國經營企業所面臨的經營環境包括經濟環境、政治環境、法律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等。其中文化因素對企業運行來說,其影響力是全方位的、全系統、全過程的。在跨國經營企業內部,東道國文化和所在國文化相互交叉結合,東道國和所在國之間以及來自不同國家的經理職員之間的文化傳統差距越大,所需求解決的問題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溝通和諧的具有東道國特色的經營哲學是至關重要的。
伴隨著全球營銷的發展,經濟學家將文化因素引入了消費者行為模型,強調了文化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主流的購買行為模型將文化定義為影響消費者行為的關鍵因素,科特勒認為文化因素將對消費者行為產生最廣泛最深刻的影響。主流的消費者行為模型,如恩格爾—考萊特模型對文化變量的重要性給予了證明。在EKD模型中,環境影響、個體差異和心理過程是塑造消費者行為的三個核心力量,對這三個力量影響下的因素分析表明,大多數因素是直接或間接的文化范圍的變量,如社會階層、家庭、動機、態度、價值、生活方式以及學習。因此,他們得出文化因素在分析消費者行為中起到關鍵的作用。華納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在某個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辦法在另一個文化里可能沒有效果?!币虼?,進行跨文化管理是實行全球營銷企業管理的核心任務。
三、沖突管理,跨文化管理的核心
跨文化管理又稱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國經營中,對不同種族、不同文化類型、不同文化發展階段的子公司所在國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條件下任何克服異質文化的沖突,并據此創造出公司獨特文化,從而形成卓越有效的管理過程。,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態的文化氛圍中設計出切實可行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機制,在管理過程中尋找超越文化沖突的公司目標,以維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共同的行為準則,從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業的潛力與價值。
(一)跨文化沖突的特征
在進行全球營銷時,跨國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種文化的觀念,勢必會造成文化沖突(Cultureshock)??鐕究缥幕瘺_突的特征有:1、非線性不同質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幾片或多片水域的沖突與交融,常常表現出錯綜復雜的狀態,因而具有非線性特征。2、間接性文化沖突一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觀念等精神領域中進行,其結果是人們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但是這種變化需要通過較長的時間才表現出來。3、內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觀念為核心的,因此,文化的沖突往往表現在思想觀念的沖突上。比如,對于美國人而言,任何超過50年的建筑物都可以作為國家歷史圣地,因此,許多美國人并不為拆掉這樣的建筑而代之以現代化的辦公大樓而感到絲毫遺憾。而在歐洲,人們為擁有數千年歷史的圣地而感到自豪。這樣沖突就發生了。1990年6月,麥當勞想在巴黎一家有180年歷史而且畢加索和其他一些著名藝術家曾經駐足過的建筑物中設立一個餐館,盡管他擁有位于香格里拉大街的建筑物某些特許權,但巴黎市民宣稱城市的歷史紀念地不容侵犯,麥當勞最后屈服了。4、交融性。文化沖突與文化交融始終相伴而行??缥幕芾淼娜蝿赵谟趶牟煌奈幕袑で蠊餐哪荏w現各種文化精髓的東西,這樣才能在各種文化環境中生存。
(二)跨文化沖突的表現
跨文化沖突表現在國際企業管理的各個方面,其中某些特定的管理職能對文化更加敏感些,主要表現在員工激勵、協調組織、領導職權和人力資源決策等方面。
在激勵方面,工資是調動員工積極性的關鍵因素,但各個國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導致對工資的態度和政策不同。當美國的海外經理給東道國墨西哥的工人長工資時,卻適得其反,墨西哥的工人減少了工作時間而去享受閑暇。這是因為美國人和墨西哥人對諸如工作這樣的基本概念所持的態度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美國文化中人們對工作的態度是積極熱情,而墨西哥人對工作的態度則是,工作僅是為了維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方法,是一種謀生的手段。
在協調組織方面,跨文化沖突從日本企業進軍馬來西亞的企業的苦衷可見一斑。在馬來西亞時常發生工人“集體歇斯底里”的情況。因為區區小事,一個工人大喊大叫便會引發整個車間的騷動,造成停工。由于多數工人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還不習慣城市工廠的現代化勞動管理。這種心理壓力增多就會發生歇斯底里現象。當遇到這種情況時,只能請當地的巫師來驅邪加以解決。
在領導職權方面,中意合資企業迪瑪公司陷入困境也是由于跨文化的沖突。這家擁有絲綢處理高新技術的企業市場前景是相當廣闊的。但企業的中方董事長耐不住“大家長”脾氣,對企業的產供銷直接干預,甚至將企業從銀行的貸款放在老廠的帳戶上,終于將外方總經理氣回國,企業陷入困境。
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微軟公司的原則是,需要人力時立即到市場上去找現成的,最短時間就能擔當某個最具體的工作;
培訓5%的人員,另外的95%靠自學和在職“實習”;
公司業務成長而員工沒能“跟著成長”,就會被淘汰。其前任總經理吳士宏則主張幫助員工“跟著企業成長”,在中國市場實施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策略。由于不能克服這種跨文化的沖突吳士宏辭職了。
四、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一)樹立正確的跨文化管理的觀念
首先承認并理解差異的客觀存在,克服狹隘主義的思想,重視他國語言、文化、經濟、法律等的學習和了解。當跨國公司的管理人員到具有不同文化的東道國工作時,往往會遇到很多困難。反映了特有文化的語言、價值觀念、思維形式等因素在跨文化管理中會形成障礙,產生矛盾,從而影響跨國經營戰略的實施。理解文化差異是發展跨國文化管理能力的必要條件。理解文化差異有兩層含義:一是理解東道國文化如何影響當地員工的行為;
二是理解母國文化如何影響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員的行為。不同類型的文化差異可以采用不同的克服措施。因管理風格、方法或技能的不同而產生的沖突可以通過互相傳授和學習來克服則比較容易改變;
因生活習慣和方式不同而產生的沖突可以通過文化交流解決,但需較長的時間;
人們基本價值觀念的差異往往較難改變。只有把握不同類型的文化差異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文化沖突的辦法。
其次把文化的差異看成是一種優勢而不只是一種劣勢,恰當、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現的差異,為企業發展創造契機。西方有諺語: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文化也是一把"雙刃劍"。文化給企業開展國際運營帶來了機遇,但更多的卻是巨大的挑戰。廣州本田汽車公司總經理門脅轟二先生曾說:“我們企業內部的矛盾頗多,但這也正是本田好的一面。我們在中國選擇合作伙伴時,總是喜歡挑選一些與我們想法不同的合作者,這使我們經常發生意見的碰撞,這樣不同思想的碰撞就會產生新的想法,從而創造出本田新的企業文化?!痹趶V州本田看來,矛盾和沖突的正確對待,不僅不會形成障礙,反而會是企業發展的動力,企業創新的源泉。
第三,要充分認識到跨文化管理的關鍵是人的管理,實行全員跨文化管理。這是因為:1、跨文化管理的客體是人,即企業的所有人員??缥幕芾淼哪康木褪且共煌奈幕M行融合,形成一種新型的文化,而這種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業所有成員之中,通過企業成員的思想、價值觀、行為才能體現出來,才能真正實現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則跨文化管理則流于形式。2、實施跨文化管理的主體也是人,即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在跨國公司中,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可通過企業的產品、經營模式等轉移到國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過熟悉企業文化的經營管理人員轉移到國外分公司,在跨國公司的資源轉移中,除資本外就是經營管理人員的流動性最強。由于跨文化管理的主體和客體都涉及到人,因此跨國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強調對人的管理,既要讓經營管理人員深刻理解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又要選擇具有文化整合能力的經營管理人員到國外分公司擔任跨文化管理的重要職責,同時要加強對公司所有成員的文化管理,讓新型文化真正在管理中發揮其重要作用,促進跨國公司在與國外企業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三)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1、本土化策略。要本著“思維全球化和行動當地化”的原則來進行跨文化的管理。通??鐕髽I在海外進行投資,就必須雇用相當一部分的當地職員。這主要是因為當地雇員熟悉當地的風俗習慣、市場動態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項法規,而且和當地的消費者容易達成共識,雇用當地雇員無疑方便了跨國企業在當地拓展市場、站穩腳跟?!氨就粱庇欣诳鐕窘档秃M馀汕踩藛T和跨國經營的高昂費用、與當地社會文化融合、減少當地社會對外來資本的危機情緒;
有利于東道國在任用管理人員方面,主要考慮的是該雇員的工作能力及與崗位的匹配度,選用最適合該崗位的職員。但其缺點也是致命的。由于公司的各個成員都只重視自我的發展,無法形成一個集體價值的企業文化,使得企業對個體來說缺少長久的凝集力。全球營銷種產品的快速創新和多樣化,以及人類種族之間的空前交往和融合,“多向交叉文化”策略己經成為許多跨國公司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具體運用中,可采用以下的方法,來避免由于個體之間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異而造成的“文化沖突”:(1)盡量選用擁有當地國籍的母國入;
(2)選用具有母國國籍的外國入;
(3)選用到母國留學、工作的當地外國入;
(4)選用到當地留學、工作的母國入等。
2、文化相容策略。根據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細分為以下兩個不同層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習慣上稱之為“文化互補”。就是在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國的文化或是開發國的文化作為子公司的主體文化。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之間雖然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但卻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為補充,同時運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發揮跨文化的優勢。一種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彌補另外一種文化的許多不足及其比較單調的單一性。美國肯德基公司在中國經營的巨大成功可謂是運用跨文化優勢,實現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隱去兩者的主體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雖然跨國公司中的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而兩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運作中產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經營活動中卻刻意模糊這種文化差異,隱去兩者文化中最容易導致沖突的主體文化,保存兩者文化中比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失去了主體文化那種對不同國籍的人所具有的強烈影響力,使得不問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公司中和睦共處,即使發生意見分歧,也很容易通過雙方的努力得到妥協和協調。
3、文化創新策略。文化創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業文化與國外分公司當地的文化進行有效的整合,通過各種渠道促進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適應、融合,從而在母公司和當地文化基礎之上構建一種新型的國外分公司企業文化,以這種新型文化作為國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礎。這種新型文化既保留著強烈的母公司企業文化特點,又與當地的文化環境相適應,既不同于母公司企業文化,又不同于當地企業文化,是兩種文化的有機整合。因為要從全世界角度來衡量一國或一地區文化的優劣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中間存在一個價值標準的問題,只有將兩種文化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內涵,又能適應國外文化環境,從而體現跨國企業競爭優勢。
4、文化規避策略。這是當母國的文化與東道國的文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同,母國的文化雖然在整個于公司的運作中占了主體,可又無法忽視或冷落東道國文化存在的時候,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員,就必須特別注意在雙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處進行規避,不要在這些“敏感地帶”造成彼此文化的沖突。特別在宗教勢力強大的國家更要特別注意尊重當地的信仰。
5、文化滲透策略。文化滲透是個需要長時間觀察和培育的過程??鐕九赏鶘|道國工作的管理人員,基于其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的巨大不同,井不試圖在短時間內迫使當地員工服從母國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而是憑借母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所形成的文化優勢,對于公司的當地員工進行逐步的文化滲透,使母國文化在不知不覺中深入人心,東道國員工逐漸適應了這種母國文化并慢慢地成為該文化的執行者和維護者。
6、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鐕驹谄渌膰液偷貐^進行全球營銷時,由于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同,而跨國公司又無法在短時間內完全適應由這種巨大的“文化差異”而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母國的東道國的經營環境。這時跨國公司所采用的人事管理策略通常是借助比較中性的,與母國的文化己達成一定程度共識的第三方文化對設在東道國的子公司進行控制管理。用這種策略可以避免母國文化與東道國文化發生直接的沖突。如歐洲的跨國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區設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總部設在思想和管理比較國際化的美國,然后通過在美國的總部對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實行統一的管理。而美國的跨國公司想在南美洲設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總部設在與國際思想和經濟模式較為接近的巴西,然后通過巴西的子公司總部對南美洲其他的子公司實行統一的管理。這種借助第三國文化對母國管理人員所不了解的東道國子公司進行管理可以避免資金和時間的無謂浪費,使子公司在東道國的經營活動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7、占領式策略。占領式策略是一種比較偏激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是全球營銷企業在進行國外直接投資時,直接將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強行注入國外的分公司,對國外分公司的當地文化進行消滅,國外分公司只保留母公司的企業文化。這種方式一般適用于強弱文化對比懸殊,并且當地消費者能對母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況下采用,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種模式采用得非常少。
總之,全球營銷企業在進行跨文化管理時,應在充分了解本企業文化和國外文化的基礎上,選擇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從而使不同的文化達到最佳的結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五、跨文化培訓,一個有效的途徑
在進行全球營銷時很多公司都偏重于員工的純技術培訓,卻忽視了對員工尤其是管理人員的跨文化培訓。而跨文化培訓恰恰是解決文化差異,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來講,跨文化培訓的主要方法就是對全體員工,尤其是非本地員,進行文化敏感性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