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經濟學論文【五篇】

國際經濟學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而興起，“這次更多的是關心作為整體的世界經濟的，而不完全是亞當·斯密當年的某個國家的經濟進步?！眹H政治經濟學的這次興起，克服了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論文【五篇】,供大家參考。

國際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第1篇

【正文】

一、帝國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觀點嗎?

國際經濟學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而興起，“這次更多的是關心作為整體的世界經濟的，而不完全是亞當·斯密當年的某個國家的經濟進步?！眹H政治經濟學的這次興起，克服了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的分離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局限于一國之內的模式。這些研究見于理查德·庫柏的《相互依存的經濟學》(1968)、金德爾伯格的《權力與政治：國際政治的經濟學和國際經濟的政治學》(1970)、蘇珊·斯特蘭奇的《相互忽視的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關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這些研究中，羅伯特·吉爾平是將國際經濟學和國際政治學結合起來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者，都不能忽視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的普遍觀點。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這樣的。他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存在重商主義(或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種觀點。他對其中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闡述，主要見于《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1975)和《美國權力和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政治經濟學》(1981)中。

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吉爾平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觀點做了綜合評述。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被三條不可抗拒的所支配，“第一個規律，即不平衡規律，是對薩伊定律的一個否定。第二條是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一條規律?！@是一條資本集中(或積累)規律?！薄百Y本主義的第三條規律是利潤率下降規律?！瘪R克思的資本主義只限于西歐，是一種封閉經濟。然而1870-1914年，“資本主義已逐漸變成一種活躍的技術性的向全球擴展的開放系統?！痹谀帷げ脊值摹妒澜缃洕偷蹏髁x》啟發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作家列寧認為，“資本主義通過海外帝國主義擴張，已逃避了其三條基本運動規律的制約?！Y本主義國際經濟的確在使世界向前發展，但這種發展是不穩定的。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也不一樣，各個國家的實力發展不均衡最終將導致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國際政治動亂?！弊髡咛岢隽笋R克思在這個問題上與列寧的分歧，“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資本主義衰落的原因是經濟性的；
資本主義將由于經濟因素而導致滅亡，因為無產階級會不甘貧困而起來反抗。馬克思進而還指出了這出戲的主角是各階級。但是，列寧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換成了一種政治的批判，實際上的主角已經變成了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的競爭性的重商主義民族國家?！奔獱柶秸J為，“由于布爾什維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理論盡管受到馬克思主義其他繼承人的不斷挑戰，終于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理論?！睋?，吉爾平把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般觀點。

在《美國權力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中，吉爾平認為，“動力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變革理論。它強調了關于生產方式變化以及其對既定階級沖突的朝向不平衡發展的趨勢。當這些趨勢不能被容納時，社會政治體制便通過巨變而打破。戰爭與革命被作為經濟過程的一個構成部分?！薄暗诙N觀點——馬克思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共同持有的——認為每一個相互依賴的國際經濟在本質上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或等級制的體系。這種帝國或壟斷的權力組織商業、貨幣和投資關系以促進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p>

吉爾平對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觀點的評述可以概括為：國際關系過程中，經濟因素是國際關系的動力源泉，它決定政治發展；
這種理論在馬克思那里體現為，經濟生活中的各個階級推動了社會變革的實現；
這種理論在列寧那里體現為，國際關系中的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的斗爭導致國際戰爭，這種戰爭又成為國內社會變革的導火索和推動力。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把國際關系看作一種“帝國主義的或者等級制的體系”。

顯然，吉爾平側重強調“戰爭與革命”在經濟過程中的作用，這與其對國際經濟活動的政治框架的強調是一致的。他是把馬克思主義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大發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側重分析短期內國際關系的演變及其決定因素，從而把帝國主義理論這一特殊觀點作為馬克思主義一貫的和主要的觀點。吉爾平認為，“隨著資本主義性質的演變及其他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也一直在發展著?！辈恍业氖?，吉爾平背離了自己的這句話。實際上，這種理解廣泛存在于西文學者甚至馬克思主義學者中。我們不禁要問，帝國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觀點嗎?

二、帝國主義理論的特殊性和馬克思觀點的普遍性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認為，國際經濟活動是國內利潤率下降的結果，它具體表現為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殖民地的斗爭，這種斗爭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內階級斗爭的導火索，從而導致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也造成了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然而，帝國主義理論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釋成為世界主流的和平與發展趨勢。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對二十世紀初國際壟斷資本及其代表發達國家政府國際行為進行分析的結果。這個時期的資本及其政治表現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必須指出，在任何生產方式下都存在這個規律，而不僅僅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引起了國際秩序的混亂，伴隨著發達國家政府的世界擴張，資本開始進行全球掠奪，這樣就產生了列寧提到的帝國主義現象。當然，這并非排除了資本對帝國主義行為的責任，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不會改變，但是卻會受到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制約和促進。在國際秩序相對穩定的時期，列寧所指出的帝國主義現象相對隱蔽和微弱，而且各發達國家政府會在斗爭中學會如何保護共同利益，這就是不要在帝國主義行為中共同滅亡。因此就很難普遍發生列寧所謂的無產階級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進行革命的現象。而且，戰后的福利國家實踐更是破壞了列寧的假設。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觀點?，F在所謂的“不要頑固不化”，所謂的“進行不受原始理論束縛的創新”，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過時了”等等觀點，都是在否認回到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與此相應，這些觀點的鼓吹者們根本不屑于去尋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
根據這種忽視理論根源的作法，我們稱這些鼓吹者為者?？杀幷谟诖?，這些者們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原始思想為何物，另一方面卻在極力否認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爾斯·巴羅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并沒有充分接觸馬克思的著作?！睙o論是否馬克思主義者，對于自己根本沒有理解的東西極力否認對其進行理解的必要性，這種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意義的追尋迫使我們必須從馬克思那里尋求起點。

吉爾平在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論述國際經濟問題時，列舉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觀點。顯然，吉爾平沒有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寫成的《共產黨宣言》，或者讀過但忽略了其中與此相關的，所以才導致他僅僅把恩格斯對德國統一市場形成原因的分析作為他們對國際經濟問題的看法。即便吉爾平后來提到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并將其與馬克思的理論相比較時，也僅僅是指出馬克思觀點中階級力量被列寧觀點家力量代替的事實，并沒有提到《共產黨宣言》所表達的國際經濟發展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從西歐發展到西歐以外世界的過渡階段。歷史時代這種過渡性質并沒有阻礙馬克思對未來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預測，然而馬克思興趣的焦點限制了其對這個方面的深入探討?！豆伯a黨宣言》的內容明顯體現了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該書中只是在論述資產階級問題的時候略帶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趨勢。這是馬克思對國際經濟問題的最早和較為詳細的論述，雖然他在《資本論》寫作計劃中提到了“國際經濟”問題，但是由于他的興趣焦點在工人階級的地位以及為改變這種地位而進行的斗爭方面，加之由于身體健康原因，他對于國際經濟問題的論述就只能成為一個未實現的計劃。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薄百Y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
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贝送?，馬克思還在《資本論》中寫道，“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边@些觀點與其《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體現的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的唯物主義觀點是一致的，前者只不過是后者一般觀點在國際范圍內的體現。所以，我認為這里的觀點代表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經濟問題的原始觀點，這里的觀點應該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經濟問題觀點。

今天看來，雖然不大可能出現考茨基所謂的超帝國主義，然而隨著發達國家以及家政府之間協調意識的增強和協調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寧提到的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利用帝國主義戰爭進行的國內革命是可能的。歐洲聯盟(EU)、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等國際經濟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的興起證明了這一點。雖然這些組織內部也會出現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也許今后仍會出現由于貿易保護主義而發生的國際經濟爭端以及由此而來的國際政治爭端，但國際經濟自由化的趨勢卻是走著一條相反的路。

三、經濟全球化中馬克思觀點的啟發

經濟全球化作為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已經得到大量關注和認可。經濟全球化是當代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現象，對此同樣存在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三種觀點，顯然經濟自由主義占上風。這不僅體現在學術領域，而且體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政府制定政策過程中?！斑M入90年代以后，國際投資領域中的政策自由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從1991—1994年，在全球所發生的373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國家與規定變化中，有368個即占98.7%的變化朝著更加自由化的方向發展?！盵9]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當今的國際經濟秩序是由發達國家主宰的，國際經濟在貿易、投資和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發達國家經濟利益的。發達國家的學者為本國政策辯護，這些經濟通過發展中國家學者的和傳播在發展中國家扎根成長。

這里一個頗為嚴肅的是，發展中國家學者和政府對崇尚經濟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經濟學及其相應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機中已有前車之鑒。所以，根據本國利益研究國際經濟運行的一般而不盲從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

馬克思關于國際經濟問題的觀點包括：價值的創造、分配和轉移；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了價值的創造過程以及價值在工人、家、資本家、地主等之間的分配過程；
這種價值創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種封閉經濟中進行的。至于國際范圍的價值創造和轉移，馬克思沒有來得及研究，二十世紀的A.伊曼紐爾、安德烈·岡德·弗蘭克、保羅·斯威齊和保羅·巴蘭等深入研究了這個問題，結論認為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確存在著價值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的情況，但這些研究并沒有否認發展中國家也從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得一定利益。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問題，馬克思的觀點不再贅述。二十世紀出現了一種“進化論馬克思主義”，以拉克勞(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為代表，力圖回復經典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進化論為依據，認為“任何社會的發展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應該說，這種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認為，“馬克思是最勇敢的預言家，他所預見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證實，但是他肯定沒有料到，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25年以后，資本主義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繁榮，他也不曾料到社會主義革命會在最不發達的國家獲得成功?！盵10]事實上，這些情況在今天看來正好印證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預言。尤其是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帶給人們的思考，在生產力沒有充分發展以前，必須在一定范圍內借助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力發展生產力，為新社會的出現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尤其是通過加入WTO而進一步加入國際經濟循環的舉措，都體現了借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生產力的思想。實際上，馬克思對國際經濟問題的這種觀點并沒有否認經濟自由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的觀點，而是根據技術決定論肯定了這種觀點。問題在于，馬克思不認為這種狀況是人類最完美的經濟形式，而僅僅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階段；
但是經濟自由主義卻認為這種經濟狀況是人類的最完美的經濟形式。

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歷史背景下，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馬克思的國際經濟問題的觀點：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促進了資源優化配置。第二，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發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價值轉移。第三，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市場等途徑可以接受并改造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為己所用，從而推進本國化進程。

馬克思繼承了亞當·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論，只是側重于國內一般分析。在國際經濟理論方面，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要素稟賦理論，把分工理論推廣到國際經濟活動中。二戰以來，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推動作用證明了這些論斷的正確性。

然而，經濟全球化對國際經濟總量增加的促進作用，不能掩蓋其對商品價值在國家之間轉移的推動作用。根據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理論，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生產的原因。這些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以更高的價格出售，其銷售收入除了補償勞動力價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價值。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力圖壓低發展中國家農副產品和礦產品等初級產品的價格，而極力抬高本國制成品的價格，以此盤剝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借以在國際市場上實現價值的重新分配和轉移。

如果說上述兩點都是發達國家從國際經濟活動中獲利最大的話，那么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推動則使得發展中國家從中獲得了長遠利益，雖然也伴隨著某種社會痛苦。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新的技術和需求，同時也帶來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但是，由于發達國家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主導地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有時非常困難。盡管如此，發達國家的學者和政府還是對此抱有一定擔心，他們擔心跨國公司把本國的先進擴散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失運河相對于這些國家的技術優勢。(RobertGilpin，1975)同時，在這些發展中國家內部，如何分配由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創造的更多的價值，也成為一個問題。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原有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權力結構的存在，價值分配有利于強者和富者，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特權消費社會和廣大貧困階層并存，或者是政權當局不能有效推進現代化，或者是出現嚴重的社會動亂。

瓊·羅賓遜(J.Robinson)說：“世界情況在開始好轉以前肯定還要惡化下去?！盵11]我們也可以說，世界情況在惡化下去的時候，就在醞釀著好轉的動力。所以，在當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馬克思對國際經濟問題的觀點，必須抱著發展的眼光，與時俱進。

【】

劉同舜：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前言”，經濟出版社1989年第1版，P2.

[美]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46，P47，P48，P49，P51，P52.

U.S.powerand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RobertGilpin.[monograph],NewYork:BasicBooks,[1975]，P32，P33.

[美]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楊宇光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52.

尹保云：《什么是現代化——概念與范式的探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P208.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P31，P31-3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頁.

國際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　經濟學　制度

[中圖分類號]F09；
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10)02―0074―07

一、西方政治經濟學及其相關形態

西方政治經濟學發端于歐洲啟蒙運動以后的現代社會。16世紀初葉的歐洲諸國，尤其是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孕育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早期形態。17-18世紀，重商主義、自由貿易和重農主義等三個典型的早期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態日漸成熟，其中以亞當?斯密等人為代表的蘇格蘭政治經濟學為佼佼者。從某種意義上講，亞當，斯密可謂早期現代(early 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他真正地塑造出一門現代意義的政治經濟學。此后，政治經濟學經過李嘉圖、馬克思以及諸多19和20世紀經濟學大家的發展，而進入一個思想更為廣闊和多元的理論場域。

關于政治經濟學的演變、發展甚至在20世紀以來的衰落，這不是本文所探討的主題。本文著重予以說明的是兩點。第一，早期現代的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國家構建和市民社會的形成之雙向互動過程中的一種有關國民財富的性質與產生機制的理論探討，它是與現代國家、現代社會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包括勞動分工、貨幣流通、信托資本以及自由貿易乃至商業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等)相關聯的，因此探討政治經濟學必然要與上述的諸多因素貫穿起來綜合加以探討，也就是說，一個脫離了現代政治和現代社會的完全抽象的政治經濟學是不存在的。盡管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原理體系，但這個體系是與早期現代尤其是與英國18世紀的政治構建和市民社會密切相關的，第二，我們看到這樣一個趨勢，那就是政治經濟學在19世紀達到了一個高度繁榮之后很快就開始趨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經濟學的領域，新古典經濟學諸如貨幣理論、增長理論、企業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勞動力市場理論等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近年來在經濟學界，一種去政治經濟學或反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大行其道，這其中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這樣一個過程恰恰從另外一個側面揭示了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在西方業已完成，也就是說，西方社會或現代社會隨著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制度化構建之完成，早期現代的政治經濟學所訴求的有關國民財富發生機制的政治與社會的制度前提已經確立，因此政治經濟學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結了?，F代經濟學則是在這樣一個前提和預設之下展開有關國民財富發生機制內源探討的，在這里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問題不再作為一種變量直接納入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之中。

如上所述，本文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概括，那就是早期現代的政治經濟學包含兩個基本層面的內容，一是構建一個國民財富發生機制的政治與社會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國家的框架)，另一個層面，則是探討在這個框架之下個人財富與公共財富之間的關系以及圍繞著國民財富而發生的有關勞動、生產、交換和分配等經濟領域的諸多經濟、政治關系。上述兩個層面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尤其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F代經濟學則是把古典政治經濟學做了較為系統性的層次分離，把原先第一個層面的問題作為外生變量置于經濟學范疇之外，將政治的歸政治、不放在經濟學語境中加以探討；
而集中探討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并由此分化出諸多理論流派。所以，現代經濟學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第二個層面問題的專屬性學科制的分化與擴展，但是，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現代經濟學不再處理第一個層面的問題，并不等于這個問題不存在，而是把第一個層面的問題，即經濟學的政治性(國家、層面的，非政府政策層面的)，作為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預設而設立了。只不過由于現代經濟學的濫觴，原先自明的前提設立反而在它們的局部擴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致于沒有誰再提及，就像政治學的利維坦，大家都把它忘記了，或者說它主動藏匿起來了(有人說它在沉睡)，但是，藏匿(沉睡)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會蘇醒、現身，那時將是非?？謶值?。所以，我們如果不理解這個現代經濟學和古典政治經濟學之間微妙而嚴峻的關系，將會鑄成大錯。

在主流的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現代新古典經濟學之外，本文還要扼要說一下另外幾種變異的政治經濟學。

第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政治經濟學。從學術譜系來看，馬克思本人的政治經濟學屬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奇特而偉大的產物，馬克思接續英國李嘉圖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并把19世紀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與德國的黑格爾哲學結合在一起，構建了一種新型的通往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按照馬克思的設想，未來的共產主義是一個按需分配的社會，所以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有關財富(榨取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性也就毫無意義了，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最終導致的是一種絕對政治的去經濟學。從這個視角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性或對于資本主義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義，這與西方現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經濟學(完全的經濟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而它們的實質是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層次的問題，即政治性與經濟性，各自發揮到極致。至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尤其是列寧、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過是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教義實證主義化了，搞出了一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這個模式把馬克思政治浪漫主義(不可實證性)硬性地予以經濟化，最終只能導致哈耶克所謂的“奴役之路”。此外，需要補充的是，馬克思主義在現代學術框架內也產生了許多新的變形。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誕生出“分析馬克思主義”，有羅默、普沃斯基、艾爾斯特、鮑爾斯等代表人物。這些學者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工具，重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剩余價值、階級斗爭、剝削等概念，也取得了與新古典經濟學類似的技術性結論。然而這種分析馬克思主義，割裂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核心觀念與歷史哲學之間的關聯，實際上也是將馬克思的思想工具化了。雖然他們也有很多重要的研究結論，甚至也能為新古典經濟學者所接受，但仍然是將馬克思主義去政治化了。

第二個是吉爾平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及現代左派的中心一依附和“現代世界體系”理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從總的特性來說屬于一種“內政的”政治經濟學，雖然它主張市場經濟、自由貿易、資本無國 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內政，構建的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制度。當然，這種政治經濟學也不乏具有那個時代的準帝國性和全球性，但它的政治經濟學之政治的中心還是內政的，也就是說，構建一個政治的與法律的國家制度為其治理下的國民財富或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提供保護機制是其政治性的內涵，至于國家間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則是其外部延伸?，F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顛倒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上述主次關系，它把國民財富的基礎歸結為國家間的基于國際政治的經濟結果，因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內政方面被它們淡化或遮蔽，而放大或突出了政治經濟學中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政治性，并凸顯出國際政治的叢林原則。

如果說吉爾平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還注重國際法、國際機制等一些法律化的制度建構對于全球經濟財富的正面意義，那么到了現代左派尤其是一些激進主義的新左派那里，全球秩序就遭到了徹底的顛覆，諸如現代世界體系、白銀時代以及中心一依附等一些批判性的社會政治一經濟理論，它們從絕對政治的高度，結合后發國家融入現代化的失敗教訓，對于現代資本主義及其經濟帝國主義(通過科技、軍事、金融等手段對于全球資源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的血腥掠奪)展開了滿腔義憤的批判和控訴。在它們看來，現代社會是一個絕對不平等的社會，西方國家的國民財富根本不是傳統經濟學家們所說的是通過勞動、交換等方式創造出來的，而是從后發國家那里榨取和掠奪來的。因此，新自由主義等現代經濟學完全是一派胡言。從上述意義上說，它們也屬于一種形態的政治經濟學，即國際的批判性的政治經濟學，這一本質特性倒是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同構，只是時代背景有所不同，而與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相去甚遠，與古典正統政治經濟學則大相隔膜。因為它們極其忽視內政的制度建設，對于西方國家的內政意義上的法治建設于經濟的積極作用視而不見，對于導致后發國家經濟失敗主因的法治的嚴重缺失只字不提，把責任推卸給西方霸權與不平等的世界秩序。這種解釋倒也輕松，只是如何建設。就難免陷入道德主義的烏托邦。

第三個我把它稱之為一種現代、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嚴格地講，也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分類形態。

其一，是布坎南等人一再論述的立憲經濟學，在我看來，這種立憲的政治經濟學只屬于一種公共政策層面的政治經濟學，或政府論意義下的政治經濟學。這派經濟學敏感地發現了現代主流的經濟學那一套沉迷于關于邊際效用、貨幣供應、消費偏好等純粹的經濟性，搞得越來越像代數學，忽視了現代經濟的公共性，忽視了政府、憲法以及政策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們關注政府失靈、公共性缺失、搭便車、權力尋租等問題，試圖重新開辟出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性維度。此時，它們更強調論述，一個政府或者說國家在一般日常政治條件下的公共財政問題，從某種角度上講，這是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家構建理論細化為財政手段，而給予精致的理性分析。諸如政府財政、稅收、福利、教育、環保、醫療等重大的公共政策的政治一經濟問題。應該看到，上述問題確實是困擾著西方現代社會的一些主要政治一經濟問題，所以這一派經濟學的凸顯有著現實的社會背景。

其二，是阿羅開創的社會選擇理論，以及盧卡斯、薩金特等人的從新古典經濟學內部衍生出來的新政治經濟學。前者主要探究社會偏好加總、集體一致的邏輯基礎、功利主義的基礎以及投票問題，其理論核心是幾個不可能定理。如阿羅不可能定理、吉巴德不可能定理、森不可能定理等，證明了現代政治理論根本邏輯前提上的困境，以及解決這些困境所要放松的前提假設。這些理論與正義理論、權利理論、契約理論等現代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論題有許多重疊的部分，然而畢竟過于抽象和理想化，缺乏歷史維度和實證方法，不能對復雜的現實政治問題提供直接幫助。后者的理論基礎是一般均衡理論，其要點是把政治“內生化”、“經濟化”，即將政治博弈、政治策略、政治周期等看作經濟增長和波動過程中的產物，以技術進步、知識創新和結構調整等外在沖擊作為經濟一政治變動的根本動力。

其三，是從新制度經濟學、交易費用理論、路徑依賴理論等衍生出來的新政治經濟學，最典型的如經濟學界新星阿西莫格魯的《獨裁與民主的經濟根源》所表現出的研究路徑。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蘭德斯的國家起源理論和格雷夫的以博弈論重述市場發生歷史的研究，為現代經濟學以交易費用理論和博弈論等分析工具進入經濟史、政治史提供了可能。阿西莫格魯、迪克西特、巴澤爾等人，以更精致的數學工具綜合了上述這些思想，從國際政治、經濟歷史中抽象出可供分析的制度類型，加以分析。這套分析在探討局部制度方面非常有力，也能獲得實證的有力支持，然而它卻無法推廣到對一般政治的討論，故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我所謂的第三種現代的政治經濟學還有阿克塞爾羅德的通過復雜理論、計算機仿真技術來研究的新政治經濟學，以及美國麻省大學的“桑塔菲學派”等。但是幾乎所有上述的現代新政治經濟學，它們的研究都忽視了對國家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反思，具有某種去政治化的傾向。

二、新中國兩個30年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之轉換

現在我們回到中國的問題上來。從大的方面來說，中國的現代社會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關于中國現代社會與西方現代社會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的同構關系，我在自己的多篇論文中曾有過專門論述，基本觀點是：從政治邏輯的層面來看，中國現代社會還處在一個早期現代的發展過程之中?，F代政治(國家一自由政體)和現代經濟(市民社會－市場經濟)都還遠沒有發育成熟，因此，我們類似于16-19世紀的西方社會。而且，中國現代社會的發生機制從一開始又是處在費正清所言的刺激一回應的模式之中，與西方那種(相對而言的)自生演進秩序具有發生學的差異。盡管我們在19世紀下半葉以來的150年的時間里走過了西方500年的歷程，但其中很多關鍵的結構性制度并沒有建立起來，而這個邏輯是超越不了的。當然，我也一再指出，這個邏輯有中國自身的特殊性，我們不能也無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經走過的那一套，但我們也不可能完全忽視或跨過這個歷史的峽谷，一步就與西方現時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謂后現代社會。在上述這個邏輯的大趨勢之下，我們再來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本文并不準備處理鴉片戰爭以來的政治經濟學問題，而是簡單談一下新中國成立之后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學問題。這個過程大致經歷了60年，可分為兩個時段，前30年與后30年。前30年是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的發軔、推進乃至破潰的時代；
后30年中國進入了一個現代社會的轉型階段，這個時代是一個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發軔與發展并且面臨巨大危機的時代。

下面我著重從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兩個層面審視一下中國這兩個30年的演變。我前文曾經論述了現代西方的政治經濟學所展開的兩個基本的層面以及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的轉變，指出政治經濟學的退卻與現代經濟學的凸顯。從形式上來看，中國的這兩個30年，也似乎經歷了一個從政治經濟學到經濟學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所具有的意義相比西方來說，卻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徑庭 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是以雙重的失敗而告終的。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在前30年是一個變異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最后與之伴隨的是國民經濟即將崩潰，而后30年的經濟學，則又是一個水土不服的現代經濟學，以至于到目前，為世人痛斥，難以為繼。其實，在我看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的現代經濟學之雙重失敗，從一開始就隱含在其內在邏輯之中了。

我們知道，西方現代社會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面臨的兩個任務都是建設性的，一個是構建一個現代的國家，一個內政的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關的政治的公共性；
另外一個則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場經濟，從而催生出一個蓬勃發展的國民財富的動力機制，由此構建出一個基于以國民財富的發展為目標的市民社會。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提供的關于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構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說，一個現代政治只有把財富的動力機制交付給作為個人的公民個體，由他們自主地追求他們的合法利益和滿足他們的需要體系，并通過法律機制限制政府權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權行為，維護一個有序的秩序與市場秩序，那么，這樣才能夠培育出一個繁榮的市民社會。在這個意義上，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一派，如亞當?斯密，他們強調勞動分工、看不見的手、自由的交換機制，通過最大化的釋放個人的能動性，調動起每個個人追求財富的創造能力。這一點與重商主義不同，把財富放到自由市場的生產與流通之中，放到個人手中，由他們去創造，而不是通過國家，這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基礎。這派經濟學因此強調法治、產權保護、自由秩序，這些到了現代經濟學那里已經作為一個基本的前提，為所有的現代經濟理論所接受。

但是，我們看到新中國前30年的政治經濟學是一種前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政治經濟學說到底是一種公有制前提下的計劃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并不是沒有計劃。個人在自己的經濟行為中按照自己的理性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當然是有計劃的。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計劃往往會被社會的偶合市場秩序所破壞，而這恰恰構成了自由的市場經濟之動力機制。就整個社會來說，它是一個自生秩序、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放任的、個人為主的市場經濟，是政治經濟學所訴求的國民財富的癥結點，但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卻與此完全相反，它是一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央計劃主導的、低效率的、沒有給市場經濟留下任何空間的政治經濟學，對此，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奧地利經濟學派都有過系統的批判。

后30年可以說是隨著中國社會轉型而開啟的一個中國特色的現代經濟學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經濟學的某種重大的偏差，擺脫了政治經濟學的路徑依賴，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問題恰恰也出現在這里。因為中國后30年的現代經濟學，它引進的只是西方的現代經濟學，可是這種現代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前提在中國卻是闕如的，也就是說，在中國還沒有一個作為共設和前提的現代國家與法治秩序。因此，在這樣一個空白點上，將西方的現代經濟學直接吸收過來，企圖催生中國的市場經濟，促進中國的國民財富的健康發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現代經濟學或者說所謂的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在中國所導致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里的后30年是一個籠統的說法，更準確地說，是后30年中的后15年。正是在這一段時期里，中國的經濟學徹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獨立的、由現實的經濟增長賦予合理性的姿態，在中國極為廣泛地傳播開來。在這個過程中，有兩股力量起到了極大作用。其一是大學對西方經濟學的引進和教育。中國大學的經濟系以“與國際主流經濟學接軌”為主要目標，以學習和寫作規范的新古典經濟學論文為手段，大規模地引進西方教材，突出數學工具，而相對忽視理論對現實的描繪與闡釋。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系學生出國和學成歸來，隨著一些著名高校相繼建立專門培養與國際主流經濟學接軌的研究中心和培訓班，使得經濟學完全被西方經濟學所挾持，變成一件無可改變的事情。其二是現代新興媒體在本世紀初迅速崛起。以《財經》為代表的現代財經媒體的崛起，大量研究者通過閱讀和了解張五常的論文、隨筆來學習經濟學，他們的工作使得經濟學門檻極大降低，許多普通讀者藉此獲得了豐富的經濟學常識，同時也忽略了真實經濟必須要與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要素相結合的復雜性。這方面的影響也使得經濟學逐漸變成“黑板經濟學”，而不再思考它與其他因素的互動，變得越來越教條。

由此可見，現代經濟學只是西方的現代經濟學，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原理，其有效的半徑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能涵蓋下的領域為前提的，在現代的國家制度沒有有效建立起來的地域，這種現代經濟學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會導致相反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前蘇聯解體之后，在相關國家進行的所謂“休克療法”，即企圖通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塑造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其失敗是必然的。因為現代經濟學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經濟學那種雙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個完備的體制內塑造出一個發達的市場經濟，如果沒有前一個基礎。結果將是不可預期的。同樣，對于后發國家而言，由于后發國家大多并沒有經歷過古典政治經濟學之雙重的構建過程，現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于那里的市場秩序的建立、擴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們看到這樣一種獨特情況，即一些威權國家或地區通過推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產生了某個時段內較為積極的成果，如曾經顯赫一時的亞洲“四小龍”等。這些相對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說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這些威權國家，至少在形式上與國家有某些相同之處，大致具備了一些作為現代經濟學所必須的政治要素，例如穩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新中國的后30年是一個經濟改革、社會轉型的30年。我們既不像前蘇聯那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全盤解體，也不像后發國家那樣陷入中心與依附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不能自拔，而是提出了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的這一模式，固然成績卓著，但問題也不小，在政治體制不改革的情況下，經濟改革難以單腿獨進。從這個層面來說，中國的現代經濟學乃至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一個關口，或者其擴展空間已經用盡。經濟的問題經濟解決，政治的問題政治解決，這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平衡的結構，我們現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了。

三、我們需要怎樣的政治經濟學

隨著中國社會轉型到了舉步維艱的現時代，關于經濟改革的反思，關于對新自由主義的聲討，乃至對于整個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已經變成了公共話語，對此，我們應該審慎地對待。我反對那種情緒化的道德批判。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現代經濟學在中國哪些是它們能夠做的，哪些是它們做不到的。我覺得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30年在它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第一，它們有效地破除了蘇聯式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那一套計劃經濟，把一個西方社會的完備的主流經濟學植入到中國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改革之中，沒有這一派現代經濟學的持久努力，我們很難走 出政治經濟學前30年之窠臼。第二，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是在一個獨特的政治條件下進行的，在有限的空間下，新自由主義努力推進個人產權以及市場經濟，力主國退民進、市場秩序等等，致使一個相對的市場經濟建立與發展起來，30年的成就，不容抹殺。

問題在于，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盲目回避問題，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理論的限度與實踐的邊界，企圖用經濟化約政治，用現代經濟學取代古典政治經濟學。當然，現代經濟學家只是一種專業化的經濟學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們擔當政治經濟學家、憲法學家、政治學家所應承擔的學科責任。而且，中國社會的一系列問題，諸如貧富不均、權力尋租、黑社會化問題、國企壟斷等等，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無力解答的。為了應對上述問題，現代經濟學有必要重提政治經濟學，我這里提出的問題是：我們需要的是何種政治經濟學?本文在前面曾經歸納了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形態，總的說來，大致有三種：一種是英國的洛克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種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一種是以華勒斯坦、安德森等人為代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三種政治經濟學對于我們來說都有重大的相關性，而且它們又都是各自獨立的，有些甚至是相互對峙的。如何把握這三種政治經濟學的各自本性，結合中國60年尤其是后30年經濟變革的狀況，選擇一條中國未來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道路，不但在理論上是有意義的，而且更具有現實的迫切性。

我們先來看第三種。這套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并沒有一個自成一體的系統、嚴密的理論形態。它們是多種各自獨立的社會與經濟理論的通稱，如佩里，安德森的馬克思主義新左派思想，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弗蘭克、卡多索、阿明的中心一依附理論，等等?？偟膩碚f，這一套繁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大致有如下幾個特征。第一，他們的一些核心理論觀念來自馬克思與列寧，尤其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階級斗爭理論，列寧的被壓迫民族理論、帝國主義理論，等等，馬克思主義是他們極其重要的思想資源。第二，他們又都是一些后發國家的、反西方中心主義、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反全球化的理論。他們對于人類歷史，尤其是世界經濟史，有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中心一依附的歷史敘事，他們認為西方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憑借政治、經濟、軍事與科技霸權，不公正地掠奪了全球的各種資源，造成了人類財富的巨大不平等，因此全面對抗西方帝國主義才是經濟學的本質所在。第三，這派經濟學是一種單純的國際或全球政治經濟學，他們很少或根本不去處理后發國家的建設問題，一股腦兒地迷戀于對抗全球一體化的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全球壟斷和資源掠奪，他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絕對化了，嚴重忽視了作為內政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并不關注后發國家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政治性和經濟性及國家和市場經濟之平行的內政制度構建。我們看到，這樣一種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中國的某些理論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國的新左派就完全接受了這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范式，他們認為中國已經全面進入到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的鐵幕之中，中國的問題是如何打破全球資本主義壟斷對于中國人民在物質與精神上的奴役。從而獲得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徹底解放。

我們再來看第二種，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當前的經濟體制還遠沒有擺脫這個政治經濟學的約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這種政治經濟學又以某種新面目出現，例如，政治國家對于國民經濟命脈的全面掌控，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憲法確立，國有企業的強勢壟斷，這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并沒有變化。當然，這樣說并不等于沒有任何變化，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周邊地帶還是讓渡出了一個市場經濟的空間，單向度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已經瓦解，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在法制建設并不完善的前提下，政治權力與市場經濟勾結的黑洞出現了，并成為中國社會許多問題的原因所在。對此，如果全面回復到前30年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那里去，全面清除市場經濟，或許從理論上說可以解決上述黑洞問題，但改革時至今日，這個政治經濟學的復辟如何可能呢?

國際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國際政治期刊 編輯方針 欄目設置

中圖分類號：D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4－0110－09

改革開放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伴隨經濟和社會的巨大發展和深刻變化，中國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大幅提升。與之相應，中國的對外交往日漸增多，對國際政治的了解、觀察和研究也更加廣泛、全面而深入。就學術研究層面而言，這些年來中國的國際政治研究取得了顯著進步，學術水準逐漸提高，政策和社會影響日益擴大，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和對話能力也有所增強。作為衡量的一個重要尺度，“一國國際關系學術共同體存在所需要的基本條件中國或多或少地已經具備，中國國際關系學術共同體已經基本上形成”。［1］在諸多條件中，“專業國際關系期刊的存在”是其中的重要一項。［2］也就是說，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的進步離不開方方面面的支持，而國際政治類期刊的進步則肯定是一個重要因素。

以上述判斷和共識為前提，本文擬以編輯學為主要知識背景，從國際政治類學術期刊的編輯和出版出發，通過考察和分析刊物的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來討論中國國際政治類期刊的進步及不足?？梢韵胍?，同樣是上述那些因素的促動，自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中國的國際政治類期刊也在經歷一個發展和積累的過程，專業刊物漸次增多，辦刊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不同刊物也在互補和競爭中，努力形成各自鮮明的個性和風格。除了開本大小、版面設計、裝幀印刷等形式的因素，編輯方針的確定和調整，欄目的設置和替換，乃至于刊名的變更，與刊物的思想內容直接相關，更是辦好刊物的重要因素。在這兩個方面，各家刊物的編輯部一般都是自我謀劃，相機而動，未必每每都經過認真的考量和比較，因此仔細推敲起來，也能夠總結若干規律，發現一些問題，以資完善和改進的。而從編輯學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對國際政治類期刊的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進行梳理和分析，迄今尚未見到。［3］

本文選取在北京出版的三種國際政治類期刊為分析對象，它們是《世界經濟與政治》、《現代國際關系》和《外交評論》，考察的時間跨度為2001―2007年。這三種期刊創刊的時間比較接近，《世界經濟與政治》創刊于1979年，《現代國際關系》1981年，《外交評論》稍晚，是1984年。二三十年來，它們的刊名和刊期大都有變，如《世界經濟與政治》1982―1986年為《世界經濟與政治內參》，1987年改用現名，《外交評論》2005年第3期由《外交學院學報》更為現名，刊期也由季刊改為雙月刊。但自創刊以來，它們的編輯和出版一直延續至今。這三種刊物在國際政治研究界都享有較高的學術聲譽和影響，先后被列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還曾獲得各種獎項和榮譽，如《世界經濟與政治》連續幾屆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期刊”獎，《現代國際關系》2002年還曾榮獲“第二屆國家期刊提名獎”。這三種期刊的主辦機構也比較有代表性，《世界經濟與政治》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主辦，《現代國際關系》由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主辦，而《外交評論》則由我國唯一的外交學院主辦，2005年改版后，同時成為中國國際關系學會的會刊。這三種刊物都是專業學術性期刊，所謂“高級性刊物”，而不是通俗性期刊和一般性期刊。［4］而在同類專業刊物中，它們又都以綜合、包容見長。［5］總之，這三種期刊具備一定的代表性和可比性，以它們為考察對象，能夠說明一些問題。

以下本文先從編輯學的角度，簡要交代一下有關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的背景知識，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著重說明以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為分析途徑的邏輯和依據。然后，本文以上述三種刊物為案例，逐次考察2001―2007年它們的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的存續和變化，最后試圖進行一些比較分析，提出筆者本人的若干見解和思考。

舉凡專論編輯或編輯出版的著作，都會論及編輯方針。在筆者主要參閱的《當代報刊編輯藝

術》一書中，兩位資深編輯在“編輯部及其戰略規劃”一章中以專節對編輯方針進行了討論?！熬庉嫹结樖怯嘘P報刊編輯工作總的指南，它明確了報刊的讀者對象、傳播內容、報紙(刊)水準和風格特色，是報刊編輯工作必須遵循的準則?！保?］4根據此番定義，作者試圖展示報刊編輯方針的內涵和特征，“不同的報刊都在編輯方針中闡明了自己的性質、定位和宗旨”，“編輯方針常?？梢杂米罹珶挼恼Z言進行概括，提綱挈領地反映這家報刊的舉辦宗旨，成為辦報辦刊的‘口號’，同時也是報刊進入市場的推介詞”，此外，編輯方針“實際上包含了對主管方、主辦方以及投資方、出品人及其關系的說明”。［6］48編輯方針主要涉及“目標讀者”、“傳播內容”、“風格特色”、“報道質量”等幾個方面?？梢?，編輯方針規定并制約著期刊從內容到形式的主要方面，而尤重刊物的目標定位、思想內容和特色。另一位資深編輯在其論著中則把編輯方針提到“宏觀編輯選擇”的高度，指出“編輯方針任務選擇”是“編輯出版者對其所從事的編輯出版活動定下的方向、目標及其活動范圍”，是“編輯選擇中根本的選擇”，“體現并規定整個編輯出版活動的思想傾向和文化取向、價值取向”。［7］157-161

對刊物的欄目設置，一般的編輯學論著著墨不多。在《編輯學概論》中，作者這樣定義期刊的欄目：

期刊的欄目，又稱專欄，是由同類內容的稿件組成的版面，一般有固定的名稱和位置。它是期刊編輯依據一定的出版意圖組織編排的，體現著編輯的主導思想和風格。就其性質而言，欄目屬于期刊的內容范疇，是期刊內容的一個組成部分。［8］206

欄目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規劃期刊內容，將編輯方針具體化；
體現期刊個性；
對稿件進行分類，展示期刊的內容。［8］206-208為了實現欄目的這些功能，欄目的設計應遵循以下原則：①全面體現辦刊宗旨，“對于任何一種期刊，只有其欄目設置真正體現了辦刊宗旨，并建立了良好的欄目體系，才能更好地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②富有創新性，“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變，變中出新”；
③精心設計欄目的名稱，使其準確、鮮明、生動；
④“既要注意相對穩定，又要注意動態平衡，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反過來，期刊在設計欄目時，要注意避免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欄目劃分不宜過細；
內容不宜過于簡??；
不宜重復設置；
欄目標題不宜浮泛。［8］208214徐柏容則認為，欄目是“期刊系統結構的基礎”，“既具有組成要素的性質，又具有結構手段的作用”，而選擇欄目則應該堅持同一性、唯一性、系統性、參差性和層次性等五項基本原則。［7］268277

從上面的論述也可以看出，欄目與編輯方針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邏輯關系。有如論者所述，欄目的創設屬于期刊的“中觀編輯選擇”，“欄目選擇的基礎是雜志期刊的方針任務、總體編輯構思。一方面，它要受方針任務、總體編輯構思的制約，即不應超越方針任務、總體編輯構思，否則就可能失去自我；
另一方面，它又要盡可能地充分、并有創造性地去體現方針任務、總體編輯構思?！保?］267-268從宏觀到中觀，從編輯方針的確定到欄目的設置，期刊的宗旨、定位和導向逐漸定形而具體起來，其特色和風格通過稿件的采編、刊物的編排印刷脫穎而出。也就是說，通過考察和分析期刊的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可以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評斷刊物的思想內容、特色、風格及其變化，也為評價刊物的優劣高下提供了一個較為客觀、可行的角度。對于國際政治類期刊，當然也是如此。

《世界經濟與政治》

在2001―2007年間，《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編輯方針首先見于該刊2001年第1期刊登的“稿約”，其中開門見山就說：“本刊致力于弘揚學術創新精神，提倡學術自由和平等，積極報道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促進學術交流?！北究爸饕前咽澜缃洕c國際政治結合起來研究的成果，特別是對全球整體的變化與特點的分析，專題性問題的深度透視，宏觀的、戰略的掃描，多學科、跨學科的研討，國際關系一般理論和方法的探討，書評和學術信息等?！保?］同年第4期有一份“征訂啟事”，其中自我介紹說，《世界經濟與政治》是“社科院乃至中國唯一研究世界經濟、國際政治的綜合性國際問題學術月刊”，“該刊以‘理論性、戰略性、綜合性和現實性’為辦刊方針，發表反映國內一流研究水平，具有創新性和重大學術價值的論文?！眴⑹逻€對所辟欄目逐一做了簡要介紹。［10］

在2002年第11期的“征訂啟事”中，《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編輯方針已經定型化：“自1979年創刊以來，始終貫徹“‘理論性、戰略性、綜合性和現實性’的辦刊方針，弘揚學術創新精神，提倡學術自由與平等，促進學術交流?！薄氨究⒅貒H政治與世界經濟的結合，在世界經濟政治化和國際政治經濟化方面進行了‘合成’的嘗試；
注重理論和實踐的結合；
注重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的結合；
注重選題的綜合性、前瞻性和創新性，緊扣時代熱點和學科前沿問題?！保?1］通過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官方網頁，可以查到《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的“雜志簡介”，其中把刊物定性為“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綜合性學術月刊”，其他表述與上述“征訂啟事”基本相同。［12］

關于《世界經濟與政治》的欄目設置情況，筆者對該刊2001―2007年的所有欄目進行了統計匯總（見表1）。從2001年到2007年，《世界經濟與政治》共開設了53個欄目。各年份出現的欄目數量分別為：2001年22個，2002年27個，2003年20個，2004年19個，2005年16個，2006年11個，2007年13個。各年份啟用的欄目分別是：2001年22個，2002年12個，2003年5個，2004年3個，2005年4個，2006年2個，2007年5個?？梢?，從總體上看，無論是每年的欄目總數，還是各年份啟用的新欄目，都呈減少趨勢，說明隨著該刊編輯方針的調整和明確，編輯部近年對欄目進行了較大的縮減，使欄目的設置趨于合理、穩定，而無須做大的變動。從2001年到2007年7年間，出現6次以上的欄目為：國際關系理論、海外專稿、中國與國際組織、學術動態，其他出現頻度較多的欄目還有環境政治與國際關系、學術爭鳴、焦點透析、戰略研究、世界經濟、非傳統安全與中國等。最近兩年設置的新欄目如世界政治、國際關系與國際法、國際政治經濟學、危機管理、新安全觀與中國，則反映了該刊編輯重心的某些調整和變化。

概括而言，《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重視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理論評介和探討?？铩霸谝M國外理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也成為了本刊的特色之一”。［13］相關研究也表明，刊物在1999年改版后，“逐漸變成了一份以國際關系研究尤其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為主，兼有世界經濟理論、國際政治與世界經濟相結合的國際關系學術期刊”。［14］近年來，除了繼續關注國外理論的最新進展，加強分析和批評，也注意發掘和創新中國本土的思想理論資源。

第二，注重跨學科的綜合研究?？锏难芯恐匦脑谟凇笆澜缃洕褪澜缯蝺纱髩K，但以世界政治為主”，即便是世界經濟類的文章，也要“以思想見長，不強調數理模型和數學公式的運用，偏重于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相結合”。［13］近年來一些主要欄目的設置如世界政治、環境政治與國際關系、戰略研究、國際關系與國際法、國際政治經濟學、危機管理也突出反映了這一點。

第三，突出時代感和現實性?？锩芮嘘P注國際關系學科的前沿，敏銳把握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國際關系研究視角和方法的轉換。在這方面，刊物最近三年每年年初新設置的欄目如世界政治、國際關系與國際法、國際政治經濟學、危機管理等頗可印證。

第四，強調本土性［15］，強化中國問題、中國視角和中國維度的探討和研究。誠如該刊主編倡言：“在全球化、相互依存和人類進步的大前提下，從中國出發且透過中國的視角，挖掘中國的資源和敘說中國的‘故事’”，［16］思索中國所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國際問題，為中國外交服務。且不論絕大多數欄目的內容都與中國有關，多年來刊物設置的欄目直接聯系中國的就包括中國與國際組織、中國外交、非傳統安全與中國、新安全觀與中國等。

第五，推動刊物的國際化。海外專稿一直是刊物的主打欄目，近年又先后開辟思想對話、學者訪談等，都在試圖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和互動。

《現代國際關系》

從所見的表述來看，這些年來《現代國際關系》的編輯方針比較穩定，但也有一些微妙的變化。2001年第5期的訂閱啟事把刊物定性為“中央級綜合性學術期刊”，是“當今國內外影響較大的國際時事政治類雜志之一”。其辦刊宗旨是“為廣大讀者了解認識世界、增長國際知識服務，為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交流研究成果服務，為黨政軍領導了解國際環境、為涉外工作單位掌握時局和國際信息服務，為我國建設事業服務?！保?7］

比較重要的變化出現在2001年第7期的《改版證言（編者的話）》之中。這篇文字曾在該刊連續刊登多期，足見它的重要性。其中表示，為提升刊物的內容和質量，要“繼續發揮政策性、時效性、學術性‘三位一體’辦刊優勢”，“實現理論研究與動向研究有機結合，基礎性與時效性兼顧的辦刊目標，最大限度地體現出本刊的特色”。［18］該文也對新開設的主要欄目如特約評論、專題研討、熱點對談等作了簡要介紹。而到了2007年，一份征訂啟事是這樣來表述刊物的編輯方針的：

本刊充分展現國內外專家學者對國際戰略問題、國際關系理論、世界政治、外交、經濟、軍事及重大熱點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集政策性、戰略性、學術性“三位一體”，欄目包括政策報告、特約評論、國際政治與安全、專題研討、外論選登、會議信息、書評等。［19］

在“三位一體”中，“時效性”換成了“戰略性”，刊物的欄目也有了新的變化。這種措辭的變化意味著什么？據筆者所知，2005年間該刊的確換了上級主管領導和主編，因此對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

2001―2007年間，《現代國際關系》共開設45個欄目（見表2）。各年份出現的欄目總數分別為：2001年17個，2002年12個，2003年13個，2004年12個，2005年14個，2006年16個，2007年24個。各年份啟用的欄目分別為：2001年17個，2002年3個，2003年3個，2004年0個，2005年4個，2006年7個，2007年11個。從這兩組數據來看，2004年都在最低值，說明經過2001年的改版，該刊的欄目設置基本穩定下來。然而，隨著2005年編輯部的人事調整，欄目又迅速替換和增生，2007年更達到了峰值。從2001年到2007年7年間，出現6次以上的欄目有：專題研討、理論探索、世界經濟、書評、國際政治與安全。其他較為重要的欄目還有特約評論、熱點對談、政策報告、國際關系等。

可以看出，不管哪一個“三位一體”，注意跟蹤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變化，及時反映國際時事的動態，試圖結合理論研究與動向研究，兼顧基礎性與時效性，強調提供國際知識和信息服務，確實是該刊編輯方針的主要內容和特色。這種特色和風格通過其主要欄目也直觀地反映出來。

《外交評論》

作為外交學院的學報，《外交評論》的編輯方針自始至終都是強調其“外交特色”的。但其間也出現了很有意味的變化。在2003年的一份訂閱啟事中，編輯部表示要“努力辦出‘外交’特色”。［20］2004年的一份征稿啟事則明確“本刊將繼續以‘外交和國際關系’為特色”，“為推進‘外交和國際關系’的研究而共同努力”。［21］更為標志性的變化出現在2005年第3期。該期啟用了新的刊名――《外交評論》。在當期的“特訊”中，編輯部特別指出，“刊名的變化不僅是刊物名稱的變化，而且是辦刊指導思想的變化”，今后正刊版面“全部用于刊登外交、國際關系、國際經濟與法律方面的優秀論文，以突出本刊的‘外交特色’”，“努力使本刊成為中國外交學建設的一個學術平臺”。同時，由于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參與協辦，刊物刊發國際關系類的研究成果就更加名副其實了。編輯部表示：“我們特別歡迎有關國際政治走向、地區熱點問題、外交政策分析等方面的前瞻性研究，有關國際關系和外交學的學理性研究，有關重大外交事件的案例性研究?！保?2］可見，《外交評論》的編輯方針很明確，那就是努力辦出“外交和國際關系”的特色。

在2001―2007年間，《外交評論》（2005年第3期前為《外交學院學報》）共開設欄目38個（見表3）。各年份出現的欄目數量分別為：2001年18個，2002年12個，2003年13個，2004年12個，2005年12個，2006年11個，2007年10個。各年份啟用的欄目分別為：2001年18個，2002年2個，2003年4個，2004年5個，2005年6個，2006年2個，2007年1個。粗粗看來，除了2001年，上述數據的變化不大。其實，如上所述，2005年的改版，使編輯方針出現了重大變化，試圖使刊物從一份普通的、照顧到各個學科、方方面面的學報，轉型為一份比較純粹、特色鮮明的國際政治類學術期刊。欄目的調整也在其中。7年間，唯一延續至今的欄目是國際關系，前5年間比較重要的欄目還包括外交工作與回憶、國際法、世界經濟、語言與文化，到2006年，這幾個欄目要么消失，要么合并為新的欄目。而后5年基本存續的欄目則有中國外交、外交學院論壇、國際經濟與法律等。這種欄目的變化應該說是比較顯著的，但除了個別的情況，最近兩年欄目重新趨于穩定而少變化。

比較分析：同一性與多樣性

如前所述，大凡名報名刊，其編輯方針往往可以提煉成一句話，一句“口號”，對報刊的性質、定位和宗旨既深中肯綮、畫龍點睛，又形象生動、通俗易懂、易于傳播。如《新京報》的“負責報道一切”，《南方周末》的“深入成就深度”，《三聯生活周刊》的“一本雜志和它倡導的生活”，都是這方面成功的實例。但國際政治類學術期刊不是一般的財經社會類商業性報刊，可以涉及和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把理論和問題的研究時事化，變成公共議題，吸引普通大眾的關注，它們其實是精英雜志、窄眾雜志。而且，就目前國內同類期刊而言，大多數都是綜合性的學術刊物，這就決定了它們關注的問題和研究領域相對比較單一、集中，彼此間的差異不大。從《世界經濟與政治》、《現代國際關系》和《外交評論》三種期刊的編輯方針來看，彼此交叉、重疊的成分的確較多，其主要思想內容不外乎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和外交，都注意現實感和時效性，至于學術性和規范性，更是所有學術刊物的共同追求。如果我們以研究的領域和對象為標準，選取三家刊物2001―2007年間各自5個主要的欄目加以比較，就可以發現相似性和同一性是比較明顯的（見表4）。

實際上，各家刊物對特色和風格都是孜孜以求的。各自的編輯方針雖然不夠鮮明、響亮，但也絕非相似或者雷同。從欄目設置來看，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差異性，或者說“存同求異”，也客觀反映在各家刊物欄目的變化趨勢之中，尤其是最近兩年，各家刊物新設置的欄目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是非常顯著的。如前所述，《世界經濟與政治》近兩三年新推出的世界政治、國際關系與國際法、國際政治經濟學、危機管理、新安全觀與中國等欄目，進一步明確并強化了刊物的目標和重心，而且緊跟國際問題和國際關系學科前沿，引領潮流和風氣之先。另一個重要的途徑是根據各自的學術和稿件資源，不時開展不同主題和文體的專題討論，來強化刊物在思想內容乃至文本方面的特色和豐富性。在這方面，《現代國際關系》近些年所做的工作比較突出。2001―2007年間，該刊以“專家論壇系列學術研討會”的方式先后推出了“中美關系縱橫談”等21期“專題研討”。而從2001年第7期到2005年第8期，該刊主要約請本所的專家學者，暢所欲言，連續推出了“朝鮮半島最新形勢評析”等50期“熱點對談”，欄目名重一時。

正如傳統的歐洲文明是同一性和多樣性的辯證統一，多樣性之中蘊含著同一性，同一性通過多樣性表現出來，國際政治類期刊在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這個宏觀和中觀層次，完全可以存同求異，在共同的學科、知識和問題背景下辦出各自的個性和特色。

要達致這一境界，就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而言，應注意以下幾個比較細微、技術性的問題。

其一，怎樣提煉刊物的編輯方針，而不是令其“淹沒”在讀者很少留意的“征訂啟事”、“稿約”或編輯規范之中，藏匿在面孔呆板、缺乏文采的字里行間？如何設計并經營刊物的版權頁乃至四封？

其二，對欄目的創設乃至取消，我們是不是有了一種學理和辦刊經驗上的自覺？通過欄目增加編輯部、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了解和互動，加強了刊物和欄目的學術導向功能。

在這方面，《世界經濟與政治》 的一些做法可資借鑒。顯而易見，該刊每每推出的新欄目都經過認真、仔細的考慮和討論，推出的時機也反映出這一點。近兩三年該刊都在年初第1期推出了有分量的新欄目。對新欄目，也常常通過“主編的話”或者“編者按”把它們適時介紹給讀者和作者。在刊物的“簡介”或征訂啟事中，會對主要欄目加以簡要介紹和說明。這樣，其三，如何避免設置欄目方面的一些誤區和差錯？比較平庸、短命乃至凌亂的欄目設置，往往在于受到非學術、非內容因素的干擾，但也可能出于我們編輯的隨意和遷就，缺乏對欄目系統結構的整體把握，不遵從欄目選擇的標準和原則，因而可能導致欄目設計的一些差錯和缺陷，如新設立的欄目大量增生，使欄目有過細、碎化之嫌，反而模糊了刊物的特色和風格，或者重復設置欄目或者欄目遷就即時的某個事由，過時即予廢止，或者欄目標題過于宏大而減損了欄目的特性和意義，等等。因此，我們不妨盡量排解因時因事因人的影響，從宏觀編輯的高度，對欄目設計加以系統把握，多加推敲、細細琢磨，提高欄目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增加欄目存續的時長或者說生命周期。

總之，要辦出名刊，首先要經營好其中的各個欄目，使它們形成一個個品牌，形成品牌的集合和刊物或厚實或精致或兼而有之的整體。

“優秀的期刊從始至終貫穿著一種精神內涵，凸顯著一種理想信念”，［6］277這種內涵和信念的積聚和涵養需要期刊上下每個環節的共同努力，而編輯方針的明確和欄目設置的優化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前提和途徑。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國際政治類期刊要想取得更大的進步，更需要從這些方面多做努力。

注釋：

［1］何忠義.從國際關系期刊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基于近年來《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11)：70

［2］同上.在本文中，國際關系類期刊與國際政治類期刊其實沒有多少區別。但國際政治的內涵和外延都比國際關系要更豐富，包容性更強，也更合乎我國學科分類的表述，因此本文將這類期刊統稱為國際政治類（學術）期刊。

［3］國內以國際政治類期刊為研究和分析對象的文獻屈指可數，其中何忠義《從國際關系期刊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基于近年來〈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的分析》以及程?、劉宏松《〈世界經濟與政治〉改版后作者、引文與文章類型的統計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1期）是比較規范、學術含量較高的兩篇文章。但幾位年輕作者也主要是以刊物（《世界經濟與政治》）為分析載體和工具，考察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現狀和發展。至于對編輯方針和欄目設置的考慮和說明，主要散見于各刊物的“卷首語”、“主編的話”、“訂閱啟事”、“稿約”等之中，這些平常不大為讀者和作者所關注的內容，將成為本文的主要資料來源。

［4］關于期刊的分類，可以有不同的標準，在此取內容層次分類。參見：方毅華，郝麗麗編著.編輯學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203-06

［5］國內的國際政治類期刊大多數是綜合性的，即刊發的文章包含國際問題研究的各個方面，如世界政治、國際關系理論、外交、國別和地區研究等。但一些以國別和地區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同類刊物則不同，它們關注的領域和地域都要固定、狹窄得多，如《西亞非洲》、《拉丁美洲研究》。

［6］韓松，黃燕.當代報刊編輯藝術.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7］徐柏容.編輯選擇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8］方毅華，郝麗麗編著.編輯學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

［9］《世界經濟與政治》稿約.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1)：封四

［10］歡迎訂閱《世界經濟與政治》.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4)：封三

［11］歡迎訂閱《世界經濟與政治》.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11)：封三

［12］《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簡介.省略.cn/Corporation/infoDetail6.asp?cInfoId=181&dInfoId=162，2008年6月22日查閱

［13］本刊編輯部.新的設想 新的期待.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2)

［14］何忠義.從國際關系期刊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基于近年來《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的分析：67；
根據何的統計分析，1998―2004年，《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刊發的“國際關系理論類文章”幾乎呈逐年上升態勢，所占比例從4.6%升至58.2%。

［15］本土性和原創性、規范性被列為刊物稿件取舍的三大標準。同［13］。

［16］王逸舟.探索中國思想的“動態”.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1)：1

［17］歡迎訂閱.現代國際關系，2001(5)：封四

［18］改版證言（編者的話）.現代國際關系，2001(7)：1

［19］歡迎訂閱《現代國際關系》月刊.現代國際關系，2007(12)：插頁

［20］歡迎訂閱《外交學院學報》.外交學院學報，2003(4)：112

國際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
批判學派；
傳播與權力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8-0015-03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
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
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
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
“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
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
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
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
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
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
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
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仍停留于初級階段。在理論本體方面局限于國外尤其是北美理論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和社會權力結構的理論框架體系。在產業研究方面，雖然提出了有別于主流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的新范式，顯示出該學派理論的獨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圍的廣度和研究問題的深度仍有待加強，且由于本土化理論框架體系的缺失，套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理論往往不能準確的分析出我國傳播領域存在的問題。在社會發展研究方面，學者們對于階級結構、公民權利等問題的關注顯示出該學派開闊的學術視野和高遠的價值追求，但傳播政治經濟學強調社會實踐性，相較于國外學者，中國學者較少參與媒體改革等抗爭和替代性傳播實踐，且學術成果對傳播實踐的影響力有限。

上述問題的存在主要緣于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我國大陸起步較晚，發展較慢，一直處于學術地帶的邊緣，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不足。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的政治、社會環境等條件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廣泛的知識積累之上，需要對問題進行跨學科、多視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國學者在這方面準備不足。但是隨著中國大陸社會開放程度和多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傳播學自身的蓬勃發展，我們相信上述限制條件將會逐漸消減。

參考文獻：

[1] 李琨.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及其現實意義[J].國際新聞界，1999（3）.

[2] 郭鎮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之我見[J].現代傳播，2002（1）.

[3] 劉曉紅.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J].當代傳播，2004（1）.

[4] 曹晉，趙月枝.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脈絡與人文關懷[J].南開學報，2008（5）.

[5] 陳世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思想淵源探析[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5）.

[6] 陳世華.“我們不自由的傳播”：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精髓[J].國際新聞界，2012（1）.

[7] 郭鎮之.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泰斗達拉斯?斯麥茲[J].國際新聞界，2001（3）.

[8] 郭鎮之.席勒――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領袖[J].國際新聞界，2002（1）.

[9] 陳世華.媒介帝國主義和思想管理：重讀赫伯特?席勒[J].國際新聞界，2013（2）.

[10] 楊茵娟.從沖突到對話――評傳播研究典范：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J].國際新聞界，2004（6）.

[11] 劉曉紅.共處?對抗?借鑒――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1）.

[12] 黃典林.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分歧與整合[J].國際新聞界，2009（8）.

[13] 陳衛星.從“文化工業”到“文化產業”――關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種概念轉型[J].國際新聞界，2009（8）.

[14] 高亢.關于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作用機理的思考[J].現代傳播，2013（5）.

[15] 謝進川.媒體改革運動：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考察[J].國際新聞界，2010（6）.

[16] 黃源清.微博控制的維系與消解――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微博研究[J].前沿，2012（22）.

[17] 蔡騏，謝瑩.受眾視域中的網絡惡搞文化[J].新聞與傳播轉研究，2008（3）.

[18] 劉燕南，文衛華.論“三次售賣”――兼談電視互動節目中的受眾權益問題[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5（9）.

[19] 羅鋒.論版權貿易逆差：基于傳播政治經濟學視域[J].國際新聞界，2010（5）.

[20] 胡冀青，汪睿.新聞專業主義批判：一種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J].現代傳播，2013（10）.

[21] 曹晉，楊琪.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中的版權文化[J].編輯學報，2009（3）.

[22] 黃典林.“限娛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J].視聽縱橫，2012（3）.

[23] 宋晶.全球化語境下中印媒體對社會沖突的再現之比較――一個傳播政治經濟學角度的分析[J].國際新聞界，2009（8）.

[24] 趙月枝.公眾利益、民主與歐美廣播電視的市場化[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2）.

[25] 馮建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另類媒體――以韓國和委內瑞拉為例[J].國際新聞界，2009（8）.

[26] 吳曉迪.美國廣播電視業的所有權集中化――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2）.

[27] 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分析[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11）.

[28] 王殿英.傳播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公民權[J].當代傳播，2013（3）.

[29] 劉曉紅.大眾媒介與公共領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及啟示[J].新聞界，2005（3）.

國際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第5篇

國外學術著作對我國政治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本文借助《中文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2000―2007)的數據,利用引文分析法,對政治學學科論文引用的圖書進行了統計 處理,推出了我國政治學領域最具學術影響的50種國外學術著作,并對其做了細致的分析, 論證了它們在該學科領域的影響作用。

[關鍵詞] 圖書 政治學 CSSCI 引文分析法 學術影響力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10)1-0147-13

引言

政治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學科,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我國的政治 學科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歷了恢復與發展兩大歷史階段,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相對歐美各國 而言,尚未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成熟、體系完備的獨立學科,因此,挖掘、研讀、 學習西方優秀學術著作,汲取其優秀學術研究成果并與中國政治現實相結合,對于繁榮我國 政治學領域、提升政治學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文試圖挖掘政治學領域內最具學術影響力的國外學術著作,并分析其對我國政治學研究的 重要影響。筆者利用引文分析法,借助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對其中200 0―2007年政治學論文引用的圖書進行了統計、處理和分析,并依照如下標準:2000―2007 年 間,CSSCI中政治學論文引用80次及以上的圖書,或以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8次及以上者,遴 選出了我國政治學領域最具學術影響的50種國外學術著作,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引用論文的 主題的查詢與分析,具體介紹了每本著作的影響領域。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所定義的國外學術著作,主要是指在國外出版的外文圖書和國外出 版的在國內翻譯出版的圖書;不包括馬列著作、國外歷史與政治文獻、國外工具書;不包括 國外學者在國內出版的圖書,但是包含國內學人在國外出版的圖書。另外,本文在統計與處 理CSSCI提供的數據時遵循如下標準:①若書名、作者、出版社都相同,出版年不一致, 在確認是同一本書的情況下,將其合并;②CSSCI中的譯著,有的著錄的作者是翻譯者, 有的是原作者,在確定是同一本書的情況下,合并這兩本書并累計被引次數,并把原作者和 譯者同作為作者項著錄。

國外學術著作對政治學研究的影響概況

本文共遴選出50種國外學術著作,總被引篇次為6373次,篇均被引127-46次。其 中,國際政 治與國際關系類著作共28種,占入選的總數的56%,總計被引篇次3086次,約占總量的48-4 2%;政治學理論類著作共16種,占總數的32%;政治制度類著作共4種,占總數的8%。此外, 圖書主題還涉及到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在50種圖書中,外文原著共4種,都是國際政治 類著作,合計被引320次。具體入選圖書見表1。

為了便于深入了解這些著作的影響領域,下文將對這些著作進行分類討論并予以簡介。筆者 主要依據圖書的主要內容、影響的主要領域并參考中圖法相關信息對其進行分類。

政治學理論類著作對我國政治學研究的影響

政治學理論建設,尤其是政治學基礎理論的建設是政治學發展的基礎和原動力。入選的政治 學理論類著作大多是政治學領域內眾人皆知的經典之作。這些經典著作對政治學研究的影響 十分廣泛、深刻,每個領域的研究與發展都離不開這些基礎理論。該類圖書共入選16種,總 計被引2304次,涉及的具體主題包括政治哲學、比較政治學、政治社會學、民主理 論、國家理論及其他政治理論問題等。

《政治學》(被引259次)是亞里士多德關于其政治學理論的一部經典著作,也是古希臘第 一部全面、系統的論述政治問題的著作。它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為前提,分析了城邦 的形成及基礎,探討了各種城邦理論、制度,研究了各種政體的種類和變革,并討論了關于 最好的政體、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城邦的設想。該書被公認為西方傳統政治學的開山之作 ,被廣泛引用于政治哲學、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等各個領域。

《正義論》(被引218次)一書共分“理論”、“制度”和“目的”三編,分別對有關正義 的理論、原則、正義原則怎樣應用于社會制度以及正義理論的穩定性和正義的善等問題進行 了詳細的解剖與論述。作者羅爾斯繼承了西方契約論的傳統,進一步提出了“公平的正義” 的理論。該書邏輯嚴密,思想深奧,對于政治哲學、中外政治制度、行政倫理等研究領域影 響十分深刻。

《社會契約論》(被引215次)一書詳細論述了人的自由與社會公約、社會公約與公意、立 法、政府的形式以及鞏固國家體制的方法等,探討了如何在社會狀態下實現社會平等的問題 ,提出民主共和國的社會理想,試圖創立一種真正合法的社會契約。該書被廣泛引用于政治 哲學領域、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學的研究論文中。

《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被引198次)對東西方和第三世界24個國家的政治體 制、政治文化和政治決策的特點進行了分析和比較,試圖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國家中找出具有 共同意義的可資比較的概念和標準,進而通過這些概念和標準,運用結構-功能主義體系 方法去分析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的實際運行過程。該書是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典范之作, 被許多政治哲學、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論文所引用。

《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被引189次)以1974―1990年期間發生在世界范圍內 的民主化運動為研究對象,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描述,并進一步探討了這波民主化運動的原因 、方式以及后果。該書橫跨理論和歷史兩個領域,可以使讀者對發生在這一特定時期的繁雜 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一個條理性認識,對諸國家民主化運動有深刻的了解。該書對研究各國 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方面的論文有深刻影響。

《論法的精神》(被引179次)是孟德斯鳩最重要的、影響最大的著作。作者在三卷中分別 探討了法與政體、法與政治權力、法與地理環境和民族風俗的關系,提出了政治自由與三權 分 立的重要思想,對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政治實踐和政治思想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該書 被政治哲學、當代中國政治制度、行政管理與行政法學方面的論文廣泛引用。

《政府論》(被引145次)共上下兩篇,洛克在上篇中批駁了羅伯特•菲爾麥的君權神授和 王位繼承學說,在下篇中講述了君主立憲制下的議會理論。洛克用自然法學說和社會契 約論闡述國家的起源和本質,論證了生命、自由和私有財產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權利, 最早提出了分權的思想?！墩摗窞樵谟①Y產階級君主立憲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對 今天的政治理論與政治制度的研究仍具有非凡的意義。

《民主新論》(被引138次)是一部具有相當學術深度的、完整的民主論著。該書的基本線 索是主流民主理論,它整理了民主理論研究的使用語言和學術規范,梳理了各種概念間的關 系,理順了當代各種關于民主的爭論。該書被較多地引用于民主理論、中外政治制度以及行 政學的研究論文中。

《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被引105次)共分“社會主義之后”、“五種兩難 困境”、“國家與公民社會”、“社會投資型國家”、“邁向全球化的時代”五章。作者闡 明了開拓第三條道路在當代政治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引起了廣泛爭論。引用該著作的論 文主題主要集中于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的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被引100次)是自由主義思潮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全書共分三部分:自 由的價值、自由和法律、福利國家的自由,并包含一個“為什么我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的 著名后記。作者陳述了自由哲學、法律及政治的基本原則,并揭示古典原則怎樣才能被運用 到福利國家的特殊情境。[注:俞可平主編-西方政治學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 000:360]該書在政治哲學領域以及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被廣泛引用。

《利維坦》(被引100次)是霍布斯的一本有關國家理論的專著。該書共分“論人類”、“ 論國家”、“論基督教體系的國家”、“論黑暗的國家”四大部分,其國家學說充分體現了 “恐懼”和“自由”的意義。引用該書的論文主題主要集中于國家理論研究以及其他政治哲 學與政治制度相關領域。

《法哲學原理》(被引96次)的全稱為《法哲學原理或自然法和國家學綱要》。該書以國家 學為主要內容,把國家作為一種理性的東西來理解和敘述。此外,還涉及法、權利、道德、 倫理和社會等內容,系統地反映了黑格爾的國家觀、法律觀、道德觀和倫理觀。該書對政治 哲學研究有重要意義,被大量引用于公民社會的研究論文中。

科恩的《論民主》(被引94次)是一部以哲學語言分析民主規范的精深之著。該書主要采用 規范的分析方法,來論證民主價值的合理性、重要性與普遍性。作者把民主定義為高度參與 的社會管理和公民決策的體制,強調民主過程實質不僅在于選擇,而在于公民自身的參與和 經歷,并臻于全體民主。該書主要從公民的角度來分析民主的含義,在民主理論、政治制度 以及行政學的研究中都被廣泛引用。

《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被引94次)是一部以論析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為主旨的政治 社會學著作。書中論述了民主秩序的條件、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美國社會的政治行為、民 間社團的政治等內容。作者李普塞特開創了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引用該書的政治學論文 主題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學領域以及中國政黨制度研究。

《政治科學》(被引89次)一書分為政治基礎、政治態度、政治互動、政治制度、政治行為 五編。全書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以科學、客觀的態度分析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系,在 認可美國民主體制的同時,也批判了美國現實政治的弊端。引用該書的論文主要集中于政治 哲學、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等方面。

《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被引85次)一書運用現代系統論的觀點和方法,深入地探討了政 治體制建構中的結構特征、文化內涵、交往渠道等機制,并研究了支持這些機制運行的諸環 節以及當其出現阻隔時的調節文案。引用該書的政治學論文主題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政黨制 度、政治學方法論研究等。

國際政治類著作對我國政治學研究的影響

國際政治學(含國際關系和外交學)作為政治學一級學科下屬的二級學科,是政治學研究的 一個重要領域和方向。在中國,國際政治學還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大量參考與借鑒國外優秀 研究成果是國內國際政治研究發展的必經之路。此次遴選出的國際政治類著作(含外文原著 和譯著)在所有國外著作中占56%的比重,其涉及的主題十分豐富,包括國際政治與國際關 系理論、外交學、美洲政治、歐洲政治、亞洲政治、全球化問題等。

《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被引277次)是一本論述美國當前和長遠歐亞 戰略的重要著作。作者布熱津斯基在綜合分析歐亞大陸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和存在的問題的同 時,著重分析了美國的霸權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圍和深度,歐亞各大國的現狀和發展 前景,美國如何周旋于各大國之間而處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國在美國對歐亞的戰略中所 處的關鍵性地位等。[注:宋以敏-評布熱津斯基新著“大棋局”-國際問題研究,199 8(1):46-49]該書對于學者研究美國對外戰略以及世界戰略格局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

《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譯本被引276次)論述了國際政治的四種社會理論、科學實在 論與社會類別、權利與利益的建構、結構施動和文化、國家與團體施動問題、三種無政府文 化等。作者亞歷山大•溫特借鑒哲學和社會學的理論,以社會學的視角來審視國際關系。該 書是一本全面闡述溫特社會建構理論的著作,也是深入研究文化和觀念在國際關系中重要意 義的力作。

《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被引251次)以對西方國際關系學說的本源性思考為邏輯出發 點,引出國際關系這一學科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流派及其哲學的和政治思想的根源,并客觀地 介紹了各自的理論范式和研究方法,分析各種理論流派的內在相互關系,展示了該領域非線 性的理論發展圖景。

張靜-探索西方國際關系“精神的歷史”的經典之作――評《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 第五版)-學術論壇,2005(6):5961 該書被譽為探索西方國際關系“精神的歷史”的經典教 材,被國際關系研究方面的論文廣泛引用。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被引245次)是亨廷頓的一部重要著作,該書對冷戰后全球政治的演變作出了解釋。亨廷頓認為,在冷戰后的 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而非意識形態的分歧將導致世界幾大文明之間的競爭和沖突。

該 書是冷戰后世界影響最大同時引起爭議最多的著作之一,主要被引用于“文明沖突論”、文 化視角的國際關系、全球化問題研究中。

《大外交》(被引154次) 敘述了從17世紀歐洲的30年戰爭,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幾 百年間紛紜變幻的國際風云。作者以其獨到的見解分析了世界各國外交風格的差異,重點提 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思想實質。該書對于國際關系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中譯本被引147次)借助多方面的理論材料 ,對后霸權時代的合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分析了世界政治經濟中合作得以發生的國際 機制的作用以及隨著美國霸權的衰落而發生的變化,回答了霸權衰落后如何通過國際體制的 運轉使世界政治經濟得以繼續合作的問題。該書是迄今為止對國家間合作問題進行研究得最 為全面、最有影響的一部著作,被頻繁引用于國際關系理論、美國霸權和對外政策研究論文 中。

《國際政治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被引144次),主要討論了 “理論”的定義及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過程,闡明了政治結構的產生、無政府狀態的特性以 及國家在系統中預期的可能變化,并對國際政治的結構理論進行了檢驗。該書建構了國際政 治的系統-結構研究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是當代國際政治領域影 響最大的著作之一,被廣泛引用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論文中。

《大國政治的悲劇》(中譯本被引125次)以大量的事實、縝密的邏輯闡述了“進攻性現實 主義”理論。作者以其清晰易懂的文筆,解釋了為什么安全競爭與國際體系緊密相關,區分 了大國權力競爭的不同模式。該書堪稱“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權威之作,主要被引用于國際 關系的現實主義理論研究中。

《國際縱橫策論:爭強權,求和平》(被引121次)主要圍繞“國際政治即爭強權”這一主 題進行論證。漢斯•摩根索提出了現實主義六原則作為論證的根基,透辟地分析了權力均衡 、世界輿論、國際法等因素對權力沖動的制約作用,并結合二戰以來的國際政治現實,對新 的權力均衡、世界一體化等重大問題進行了細致考察。該書又名《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 和平的斗爭》(被引119次),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奠基之作,被廣泛引用于國際關系理論 研究中。

《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被引111次)所探討的核心問題是國際政治的穩定與變革。

作者羅伯特•吉爾平力圖構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綜合運用歷史、社會學和經濟學方面的理 論來分析世界秩序變革的動力與根源,討論國際體系的穩定與各個行為主體不平衡的實力增 長之間的關系。該書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中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被廣泛引用于國際關系 理論、各國外交戰略、全球化問題研究。

《權力與相互依賴》(被引84次)一書論述了相互依賴的概念、復合相互依賴的理想模式、 權力與相互依賴的關系以及國際制度在相互依賴的國際社會中是如何運作的 。該書既有理論上的深度建構,也有實踐上的指導價值,兩位作者將全球化、國際機制與相互 依賴概念相整合,對21世紀初的世界政治進行了嚴肅的理論分析,使得該書成為新自由制度主 義發展的顛峰之作, [注:門洪華-建構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綱領――關于《權力與相互依賴》的一種解讀-美國 研究,2002(4):111-122] 被廣泛引用于國際關系理論、區域一體化、中美日俄外 交關系與外交戰略研究。

《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被引81次)運用傳統的現實主義方法,以伯羅奔尼撒戰爭 為引子,用簡潔的語言和歷史事例來闡述復雜的國際政治現實,利用對國際體系的層次分析 來對重大的歷史事件進行剖析,對冷戰后的相互依存現象進行思考,并提出新的世界秩序的 構想。引用該書的政治學論文主題主要有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日、中美關系,美國對外政 策,區域合作,中國崛起問題等。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被引75次,2001年出版)反映的是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 初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爭,該書涉及的主要是兩種流派的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和理論效用等,對于具體的國際政治層面,涉及不多。該書被較多引用于國際關 系理論研究領域的論文中。

《全球化與政治》(被引73次,2000年出版)選錄了烏爾里希•貝克主編的學術論文集《全 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98年德文版)和《世界政治的前景》(美因河畔法蘭克 福1998年德文版)中的部分論文。其主題主要包括全球化時代的民主、工業關系、國際合作 、環境政策、超越民族國家、跨國社會空間、種族歸屬等問題,對于研究全球化政治具有重 要參考價值。

《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被引70次,2001年出版)對全球化進程 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移民等問題進行了歷史描述和比較分析,在總結了三種全球 化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并用這個模式對六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不同全球 化維度中的表現進行了分析。該書是研究全球化問題的重要著作,主要被引用于國際關系理 論,全球化視野下的國家、安全、文化、治理、合作問題以及中國對外政略研究論文中。

《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引67次,2003年出版)從國家組成國際社會這一基 本觀點出發,分析了國際秩序如何得以維持的重大理論問題。作者認為,均勢、國際法、外 交、戰爭和大國等國際社會的制度同國際秩序的維持有著密切的關系。該書是西方國際關系 理論流派中的“英國學派”最負盛名的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國際關系理論特別是“英國學 派”國際政治思想研究、中國對外關系研究等。

《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被引58次,2002年出版)輯錄了國際關系理論史上“第三次論戰 ”期間,肯尼思•沃爾茲、羅伯特•基歐漢、約翰•魯杰、羅伯特•考克斯等著名理論家最 重要的文本,展現了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社會建構主義、后現代主義、西方馬克思主 義等理論流派的學術精粹,集中探討了當代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該書是迄今為止國際 關系理論批評史上最有影晌的作品之一,主要被引用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論文中。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Power can"t go it Alone(被引 57次 ,2002年出版)分析了美國霸權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對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單邊主義、傲慢 自大和鼠目寸光提出了批評意見,回答了美國在21世紀面臨什么樣的挑戰,如何重新界定美 國利益等一系列重要問題。[注:楊牧之主編-中國圖書年鑒(2003)-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4:162]該書被認為是“9•11”事件后美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反思的 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美國國家利益與對外戰略研究、中國對外政策研究、軟實力研究的論 文中。

《新安全論》(被引55次,2003年出版)展示了哥本哈根學派對安全問題的獨到思考。該書 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頗具爭議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作者對“古典復合安全理論”做 出了重要的修改和超越,從寬泛的“領域研究”和明確的“建構主義觀點”兩大方面對其重 新定義,提出了“超越古典復合安全理論”。[注:高峻-哥本哈根學派復合安全理論 的修正和演進-教學與研究,2005(10):89-96]該書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社會建構主 義的重 要理論文獻,主要被引用于國際安全理論、非傳統安全問題、區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論文中 。

《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被引43次,2003年出版)從國際政治最微觀的分析層次 入手,使用大量國際關系史實,從認知心理學角度分析國際社會中沖突和戰爭的原因。作者 認為,追尋戰爭和沖突的原因,不僅要分析國際體系和國家體制,而且要研究決策者個人的 認知心理,探尋決策者知覺形成的原因,分析錯誤知覺可能產生的后果。引用該書的論文主 題主要有國家安全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國際關系中的心理分析等。

《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構建》(被引34次,2004年出版)以國際體系 為主線,闡釋了在過去6萬年時間里,人類如何從分散的采獵群演進成今天高度一體化的全 球性國際政治經濟體。作者將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與世界歷史研究相結合,對當今以《威斯特 伐利亞條約》簽訂以來歐洲史的闡釋為基礎的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提出了質疑和挑戰。引 用該 書的論文主題主要有國際體系、國際合作、國家等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以及“英國學派” 的國際政治思想研究等。

《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被引27次,2005年出版)將“文明的沖突”的 視角由國際轉向美國國內,論述了美國國家特性所受到的種種挑戰。全書從美國的國家利益 出發,闡述了美國在21世紀初所處的國際形勢以及在世界上應起的作用。該書被較多的引用 于美國政治與文化、美國對外政策研究的論文中。

《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被引21次,2006年出版)共收錄13篇代表性論文。全書圍 繞國際政治經濟學、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的關系、國際制度的運行及變化方式等進 行了討論,梳理了國際政治理論30年的發展歷程,并指明了未來的發展方向。該書反映了國 際政治學科前沿性研究的整體面貌和發展現狀,主要被引用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論文中。

政治制度及其他類著作對我國政治學研究的影響

1-政治制度類

政治制度的研究始終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在入選的國外學術著作中,政治制度類 圖書共4種,占總數的8%,被引篇次705次,占入選國外學術著作被引總量的11-06%。但是 ,入選的該類圖書基本都是政治制度理論類著作,較少涉及對具體政治制度的討論與分析。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被引295次)研究了第三世界國家在實 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問題,審視了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提出了政治秩序論 ,為戰后西方興起的現代化理論增添了新內容。該書是20世紀后期政治學研究的經典著作之 一,被研究政治制度、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等方面的論文頻繁引用。

《論美國的民主》(被引168次)分為上下兩卷。上卷講述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并對美國的民 主進行了社會學的分析;下卷講述了民主對美國社會智力活動、精神、民情以及政治社會的 影響。該書是研究美國民主最經典的著作,在今天的政治哲學與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論文中 被頻繁引用。

《聯邦黨人文集》(被引111次)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和約翰•杰伊三 人在美國的制憲會議時期,為爭取批準新憲法而以共同筆名在紐約報刊上發表的一系列的論 文文集。它詳盡全面地論證了憲法的合理性,并對與人民自治政府有關的最為重要的政治課 題加以探討。該文集在中外政治制度、民主的研究中被引用頻率很高。

2-其他類

《經濟與社會》(被引178次)分上下兩卷,以現代西方社會為立足點,通過對古今東西方 文明的比較,突出以理論化為方向的現代西方文明的本質和特征。書中對經濟、政治、法律 和宗教的社會行動和社會制度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分析,試圖對社會行動的結構進行闡釋。引 用該書的論文主題十分豐富,主要有政府行政與公共行政、公共性與公民社會、官僚制、政 治合法性研究等。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被引100次)是諾思以西方產權理論、制度變遷理論對經濟史 進行解釋的一部代表作。諾思在方法論上恢復了理論與歷史相結合的經濟學優良傳統,在該 書中形成了一個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其理論一反 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該書被頻繁引用于制度變 遷理論及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研究論文中。